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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为什么让人千年追崇
报纸
□韩立平2017年临近岁末,在我们向苏轼诞辰980周年挥手道别之际,一种莫名的困惑萦绕心头:40余年创作生涯,4800多篇文、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数量居北宋文学家之冠;“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些千古传诵的句子,是他唯一想留给这个世间的?辞世的前几月,苏轼给朋友写了封信,确信此生没有虚度,因为完成了传世著作,儒家事业有了交代。但赐予苏轼“文忠公”谥号的是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感叹苏轼未尽的王佐之才。在学生秦观眼中,政治才干和文艺创作不过是“与世周旋至粗者”,老师最大的成就是道德修养上的“性命自得”。而到了明代小说中,苏轼又俨然是一个“风流帅”。若徜徉于西子湖畔、漫步苏堤之上,或在孤山脚下的楼外楼小酌一番,则有文人雅士一边品尝“东坡肉”,一边欣赏子瞻先生(苏轼字子瞻,源于“登轼而望之”)的墨迹。其实,在苏轼身后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还散落着很多的生命与文化亮点,可谓琳琅满目、触手生春。开封府的历练提升处理政务的能力看京剧的时候,觉得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是何等的威风。但在北宋政治现实中,开封府判官其实是个劳碌命。司马光曾形容开封府狱讼繁多,“自旦至暮,耳不暇听,目不暇视”。苏轼于熙宁二年冬来到这里做代理判官,干了整整一年。之所以有此差遣,乃是拜王安石所赐。王安石在朝中主持变法,苏轼屡次表达异见,王安石遂“欲以吏事困”之,想让他忙得不可开交,更无暇开口。据说,苏轼在开封府“决断精微,声问益振”,锻炼了处理繁琐政务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日后的仕途中得到验证。从建安七子刘桢的“沉迷簿领书,回回自昏乱”开始,感慨沉沦下僚、俗务缠身成为中国古典诗文的一大主题。但面对类似的种种情形,苏轼似乎没有什么抱怨。他不仅把政务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完成得极为潇洒。《梁溪漫志》记载,苏轼在杭州为官期间,经常在西湖边上办公,早晨从涌金门泛舟而来,中午到普安院吃饭,于冷泉亭据案断决,处理公文时“落笔如风雨”,傍晚则乘马以归。据说,道路两旁灯火通明时,街上站满了人,等待一观太守风采。苏轼何以有此超能力?开封府的“魔鬼历练”可能是原因之一。《清波杂志》一书中还道出另外一些原因:盖坡为郡日,当直司日生,公事必着于历,当晚勾销,唯其事无停滞,故居多暇日,可从诗酒之适。原来,苏轼有工作日志,当天事务当天了结,并在日志上用笔勾画,从不拖延。到了南宋,这些工作日志成了书法墨宝而为人珍藏。如此关心民瘼、勤政为民,即便没有那些诗词,苏轼也应该留名史册。他在杭州赈灾浚湖,除夕夜竟野宿在城外;他在杭州设立公立医院,三年内治疗了1000个病人;他在密州斋戒吃素,为受到蝗灾的人民祈福;他把药方用“大字报”抄写在密州市镇,让看不起病的百姓得到帮助。晚年受到极大政治迫害被贬惠州、儋州后,苏轼仍然不颓唐。他一方面从精神上寻求安慰,把万里流放视为对自己的考验,“恐是诸佛知其难化,故以万里之行相调伏耳”;另一方面直面现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当时,广州人饮食用咸水,经常生病。苏轼就献策,建议用竹筒把20里外蒲涧山的淡水引过来。他还在惠州推广“碓磨”“秧马”等农具,以减缓当地农民的劳苦。黄庭坚感言,苏轼的个体生命虽渺小如“太仓一稊米”,但“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始终”。及时调整心态获得欣乐自足的平衡苏轼的爱民勤政,不仅缘于所接受的儒家教育,而且更有人生哲学作支撑。他善于根据人生际遇的变化调整心态,以使自己长期处于一种生气活泼、欣乐自足的境界。《庄子》主张“物化”,苏轼则喜欢讲“应物”——“平生为道,专以待外物之变”“天道何常之有,应物而已矣”。“应物”不是对现实的默认与妥协,更非让心灵拱手认输,而是相信现实本身也时刻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现实本身没有执着于当下,那心灵又何必于当下执着?“应物”可以减少现实处境对心灵的束缚,使生气活泼的状态重获平衡。在苏轼眼中,荒山大江的黄州与西湖美景“未见议优劣”,同样可以“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而“九死南荒”的海南生活,何尝不是冠绝平生的奇游?当北归无日的时候,苏轼就把自己看作一个累举不第的惠州秀才,“有何不可”?“应物”哲学是逼出来的。乌台诗案虽没有被处死,但苏轼的心灵已经死过了一次。狱中写给弟弟苏辙的诀别诗表明,他“自度不能堪”,是准备死在狱中的。经过这番锻打淬炼,他终可“谈笑于死生之际”了。“应物”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脚踏实地。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衣食堪忧,负债累累,怎么办?只有“痛自节俭”,限定每日开销,把钱串挂在屋梁上,并将挑钱的画叉藏起来;又躬耕于东坡,与泥土接触中体味“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应物”的过程中,另一方面是精神自信。苏轼在惠州时乘舟遇雨,河水暴涨,“天水相接,星河满天,起坐四顾太息”。苏轼不是怕死,却怕自己的心血结晶——《尚书》《周易》《论语》注释稿就此沉溺。于是,只能内心祷告:“天未欲使从是也,吾辈必济。”果然,最终有惊无险,而苏轼的幼子苏过一直在旁边鼾睡,百呼不应……委运任命不是悲观颓唐,而是不暇预虑过多,不暇杞人忧天。“水到渠成”是苏轼经常用来自我宽慰的词。他似乎对水情有独钟:“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流水为苏轼照鉴出天地自然的本真。水的“随地赋形”,最能契合苏轼的“应物”哲学。在平凡的事物中感受天地的生气活泼苏轼的生活实践、文艺实践十分丰富,他善于在平凡的事物中感受天地的生气活泼,连村里造桥乃至掩埋尸体这样的事,都能让苏轼感到“条理”,体味人生的慰藉。苏轼是文人,更是哲人。他留给世间的,既有一个丰富的文艺世界,更是一种具有温度、厚度、韵度的生命哲学。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区分了几种人生态度:“现实”减“梦想”等于“禽兽”,“现实”加“梦想”等于“心痛”,“现实”加“梦想”加“幽默”等于“智慧”。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苏轼比较接近第三种。这是一种不易达到的高境界。用秦观的话来说是“与世周旋”,用朱光潜的话来说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如果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宝绘堂记》《醉白堂记》《超然台记》这五篇名作中的话来说就是:人生如寄,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与无尽藏之造物者游,安往而不乐。
韩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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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饮食养生
期刊
文学家苏东坡也是位美食家,他写过大量的饮食诗文,著名的有《菜羹赋》、《猪肉颂》、《酒经》和《老饕赋》等。他宦游时到过不少地方,遍尝各地肴馔,对它们的风味作了恰当的评价,促进了我国各大菜系的经验交流。作为美食家,他不但善吃,也擅长做菜,例如他所做的鱼羹,吃过的人莫不为之叫好。苏东坡还善于养生。《养生说》便是他的养生经验的总结,其中有饮食方面的养生方法:“已饥方食。
徐俊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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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茶文化符号在空间设计中的实践研究
学术论文
中国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完美的形式、丰富的内涵,至今仍对我们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宋代是我国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南宋,经济发达、社会开放、文化多元、茶资源丰富等背景为南宋茶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得南宋茶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与广度。如今,它不仅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也为茶室、茶博物馆、茶文化主题公园等茶文化空间的设计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素材。 本论文以符号学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南宋茶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对南宋茶文化的表现形式、特征、意义及运用手法等方面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与总结,为快速城市化中的茶文化空间设计提供新的设计思路。本文一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介绍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对象与内容、研究现状的综述等,为本文的研究提供方向指导和借鉴;第二部分为理论部分,首先以符号学理论为主,从符号的概念、形成、功能等方面对符号进行介绍并简明、系统地回顾了符号学体系的发展,探讨了符号学理论与茶文化的联系,之后引入意境营造与文化空间理论,分析其理论内容,以辅助符号学理论作为后文南宋茶文化符号解读与空间设计实践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为研究对象的符号解读,基于莫里斯符号学理论框架,通过符构学、符义学、符用学三个层面对南宋茶文化进行分析研究,从符构层面研究符号的构成要素;从符义学角度分析南宋茶文化语义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以及其语义的分析;从符用学角度分析南宋茶文化符号与主体的关系,为茶文化空间设计建立理论基础。第四部分在前文理论解析和研究对象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共性与个性相适、自然与人文并重、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三大设计原则以促进符号与茶文化空间的融合发展,着重通过符构、符义、符用三个方面的转译归纳出南宋茶文化空间设计的应用手法,同时以茶室设计实践为茶文化空间设计的范例,对前期的理论研究及设计方法进行运用与实施,构建“形式—意境—人文”为主的南宋茶文化空间形态,为当代茶文化空间设计提供理论依据,也为今后同类型的茶文化空间设计提供借鉴意义。
公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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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庄子学儒学化倾向研究
学术论文
庄子学在明代前期受程朱理学的钳制,发展近乎停滞。明中叶以后,政教专制放松,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繁荣,尤其是心学对程朱理学的突破,使庄子学得以复苏和兴盛。明代中后期的庄子学成果在数量上居历代之冠,在研究领域内亦呈现多元化、全面化的特色。虽不乏剿袭作伪之弊,但其价值亦不可否认,明代庄子学为继宋代的又一高峰。综考宋明庄子学的发展背景,三教合流之势每进,而三教合一之根基则是服膺儒学,体现在儒学的发展阶段上,一为程朱,二为陆王,故庄子学自然而然出现了明显的儒学化倾向,以儒解庄也是宋明庄子学的最大特色。明代的以儒解庄在承继宋代成果的同时,也产生了特具时代印记和个人色彩的成果。杨慎和王世贞倡导实学,对宋明理学的空谈之病持驳斥态度,以传统儒学立场辨析庄儒关系,继承王安石、苏轼以来的以儒解庄传统,又有所破立。杨慎以"愤世嫉邪"说回护庄子,且借之抨击理学末流,又以儒家经典会通庄子。王世贞则认为庄子曾受业于孔门,中途叛孔归老,并以孔为老之徒,缓解儒道的紧张关系。而朱得之、焦竑、沈一贯等人则受心学影响,站在三教合一立场上,每对庄与儒佛义之异同辨析,并以儒学佛理会通庄义,也展现了以心学解庄的时代特色。至明末,遗民的以儒解庄赋予了更多感性色彩,即通过以儒解庄托寓忠君爱国之心,此为历代解庄所独具。以觉浪道盛和方以智师徒为代表,其"托孤"说、"教外别传"说为唐宋以来三教融合之必然反映,也嬗承了前人的以儒解庄旧说,唯以注入"忠孝"之义来表达爱国淑世之感,而别具特质。总体来说,明代的以儒解庄在宋人开辟的以儒解庄道路上不断发展,唯在新旧儒学背景下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色而已,由于明代庄子学的发展集中于中晚期,所以时代变迁的痕迹并不明显。只有明亡后的遗民庄子学,表现出强烈的遗民的忠君爱国情怀,才具有了一定的流变意义。诸种以儒解庄虽有相异,但会通儒道的用世之意皆为一致。这种违背儒道对立事实的解庄方式,虽在一定程度上曲解庄义,也是无可厚非。
丁文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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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与《庄子》比喻对比研究
学术论文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观点的阐述都运用了大量的比喻。《孟子》作为儒家经典,列入《四书》,广为流传,和它大量使用修辞格是分不开的,而比喻又是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种辞格。《庄子》作为道家典范之作,与《周易》、《老子》并称为“三玄”,在先秦诸子中独具风格,语言魅力更是“汪洋辟阖,仪态万方”,其中比喻的运用尤为出色,构思新颖,妙喻横生。孟轲和庄周作为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都在各自的著作中大量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格,且各有千秋,值得我们去进行比较研究。本文试图从比喻分类、比喻中的本体、喻体以及喻词等几个方面,采用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孟子》和《庄子》二书中的比喻进行对比研究:第一,在比喻分类方面,采用陈望道的修辞理论将比喻划分为明喻、隐喻、借喻三类,在此基础上对《孟子》和《庄子》中的比喻进行分类梳理和比较分析,并寻求二者异同的原因。以成语中的比喻作为二者比喻中的特殊类型,比较成语中比喻的运用和效果,对比分析二者的异同。第二,在比喻中的本体方面,归纳总结《孟子》和《庄子》中的本体,比较分析并探究本体差异的原因。第三,在比喻中的喻体方面,归纳总结《孟子》和《庄子》中的喻体,进行比较分析。第四,在比喻中的喻词方面,统计《孟子》和《庄子》中喻词的数量,分析二者的异同。
梅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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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大雅》与礼乐文化研究
学术论文
《诗经·大雅》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代的礼乐文明和古典诗学都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先儒和时贤们都认为,大雅31篇中,前18篇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和召公教化成王的作品。王道衰败、政教不行,于是变雅出现。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出土的金石文献和现代文艺理论思想,从雅乐的来源入手,全面探讨《大雅》礼乐的产生、形成、体制、思想,礼乐功能、形成规律和价值意义。并对正雅和变雅进行了比较。 第一章绪论,为概述部分。首先说明选题的理由、根据、意义和研究方法等。其次,在全面回顾《大雅》与礼乐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分析出学界对《大雅》礼乐研究的成绩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二章考察《大雅》的由来与礼乐关系。三代以来,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形成了功成作乐的传统;正大雅,也就是周公制作的仪式之礼和召公的教化礼乐由此产生。“雅”最早出现在《诗经》中,是指雅诗,就像在文王、武王在文武旁边加上王字一样,是周人“其命维新”的产物。雅从牙从隹,牙是挂编钟的架案上的图案,像牙,就是《诗经》中“崇牙树羽”的牙;也因此,雅的命名本身含有音乐的成分。隹初为凤鸟图案,是东夷文化的象征,在甲骨文中常常在王的名字上面,只有文化意义,因此,被语言学界认为是虚词。 第三章考察《大雅》礼乐的形成。首先考察雅分大小和雅分正变的原因及其有关情况。其次,探讨《大雅》礼乐的形成。指出西周建立政权后,为了证明周人政权的合法性,天命在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威临天下,在洛邑告成,还政成王之前,周公制礼作乐,完成了正大雅仪式礼乐14篇。为了平息宗室的猜忌,配合周公东征,召公担任教导成王的任务,于是出现了《假乐》以下4篇教化礼乐作品,因此,正大雅计18篇。 第四章考察《大雅》三什的确立和礼乐体制。考定至少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大雅》的体制已经形成,在时间上比季札观乐又提前了25年左右,因此提出孔子没有删定过《诗经》,只是正乐。《大雅》三什的确立,有其丰富的礼乐涵义。 第五章正大雅礼乐的分类研究。正大雅礼乐由仪式之礼和教化之礼组成,仪式之礼主要是宗祀和郊祀两个部分,周代宗文崇武,祭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郊祀后稷以配天。而教化之礼乐的作者是召公,为教导成王而作。在正大雅的礼乐中,充分利用了天命学说和礼乐功能,提出道德范畴,将历史神话化,也借助梦境与传说作为证据,因此其中饱含着政治智慧。如《械朴》本为大姒的梦,在《大雅》中演化为其命维新的证据和“谶纬”。“械”,在《诗经》中共出现过四次,都在“文王之什”中,是为了强化说明武翦商是天意、天命在周的思想观念。正大雅的礼乐思想主要表现为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天下一统的政治思想、有德是辅的建国理念、制礼作乐的和谐思想、政教合一的教化思想等几个方面,后来成为儒家思想的基石。
孙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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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内篇》生死观探析
学术论文
生死问题作为人生问题的核心,从古至今一直都是人生哲学所讨论的热点。对生死问题的各种思考与探索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死观,在先秦诸子百家所阐述的生死观中,以战国时期庄周的思索最为深刻,成果也最为丰富。他以其独特的理解角度和深入的体察洞见,为后世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正确把握庄子生死观的真切涵义,对于世人缓解生死焦虑、正确面对生死、寻求生命本真,以及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庄子的生死观在《庄子·内篇》中有十分详尽的阐发与论述,它发端于战国时期的生存困境里,“逍遥”于以“道”观之的生死齐一中。庄子感怀时代带来的痛楚,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来审视社会和世人。以“道”论为起点,以“自然”为主旨,希望通过揭示生死的本质、还原生死的真相,纠正世人贪生怕死、乐生恶死的错误态度。庄子强调“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有其自然运作的规律,宇宙万物都按照“道”的内在要求自然生长、变化和消亡,人当然也不例外。世人皆因“气”而生,“气”散则去,这一切都遵循自然的法则,人力不能左右其中。因此人们无需因“生”而喜悦,也不必因“死”而痛苦。参透生死自然的规律,在“道”的观照之下,实现内心的空镜祥和,进入超越生死的至高境界。同时庄子认为个体的精神世界同样需要实现自由和逍遥,强调了精神人格的独立性,他将这种对个体精神人格的肯定理解为“崇独”,力求通过“心斋”和“坐忘”,将本真之我得以重现。本研究在《庄子·内篇》的理解基础之上,从先秦时期儒道两家生死观的联系与区别入手,通过对《庄子·内篇》生死观的形成基础,包括时代基础与理论基础;《庄子·内篇》生死观的内涵,包括生则重生、死则乐死、死生一条;《庄子·内篇》生死观的境界,包括超越生死的“逍遥”与实现超越的路径;《庄子·内篇》生死观的现代评析,包括对社会实践的淡化与对生死的达观豁然,这四个方面的详细论述,在庄子“道”论这个哲学之基的前提下,对世人的生死存亡问题进行探析,力求找寻庄子生死观的本然意义,并为现世的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
方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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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瞻不保其丘墓乎?——苏轼侄媳梁氏墓志铭的久佚与再现
会议论文
顺治二年,郏县主薄乔钵在苏轼坟院西南八十步一墓穴中发现苏轼侄媳、苏迟夫人梁氏墓志铭,发出"子瞻不保其丘墓,不以甚乎尔"的感叹。后又不知所踪。2018年4月,随着孤本康熙《郏县志》八卷本从日本内阁书库影印回国,梁氏墓志得以重现。
刘继增;于海峰;刘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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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在得于妇人’——论歌妓对唐宋词的作用
期刊
前人在论诗文时,通常把其成就归功于作家的才情和山川的钟秀。如刘勰论《离骚》,就盛赞过“楚人(指屈原)之多才”和它的得力于“江山之助”(《文心雕龙》中《辨骚》、《物色》篇)。但宋人王铚在论晏几道词时,却说了一句与众不同的话:“叔原(晏几道字)妙在得于妇人。”(《默记》卷下)此话虽属戏言,却又“歪打正着”地说中了一个道理:晏几道以及其他相当一些唐宋词人的歌词创作,就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赖和得益于妇人的,而这“妇人”,明眼人又一看即知是指歌妓。所以本文就想来探讨歌妓对词所产生的作用这一颇有兴味的问题。首先请让我们来看歌妓在词的生成和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杨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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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爱绵绵无绝期——从爱伦·坡《乌鸦》到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期刊
爱伦·坡素以凄婉的笔调与阴郁的死亡主题著称。而苏轼则以其宏大的英雄气势建树于中国古代诗词界。但在本文中,笔者着意把具有相同主题的两首经典悼词,坡的代表作《乌鸦》与苏轼的不同其一贯风格的《江城子》置于一文,探讨它们在主题,风格,创作表现手法等诸方面的异同,并通过这些异同,看出尽管在不同时代,文化背景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仍表现出相同的情感与爱。
陈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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