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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蝶恋花》词体、词情与词艺研究

学术论文

《蝶恋花》作为在唐五代时期最著名的词调之一，于宋朝达到了文人创作的高峰时期，金元、明清仍被广为传唱，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该词调也是众多名家争相演唱的词调，有不少佳作传世。　　本文系统的探究了《蝶恋花》的起源，并梳理了《蝶恋花》词调的声情、格律、章法、句法等体制特征，并采用图表统计、分析归纳的研究方法对《蝶恋花》词调的使用情况作了统计研究，通过对468首《蝶恋花》词作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叙述，以期清晰的呈现出宋代《蝶恋花》词的发展脉络，揭示出其独特的审美意蕴。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考察《蝶恋花》词的调名分析，本章对《蝶恋花》的词作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意义等方面进行考察。第二部分主要通过对《蝶恋花》调的词体、调名、声情等特征进行考察，描绘宋词《蝶恋花》的填制历程与发展轨迹。同时运用分类法与统计法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论述了词作的格律与声情。第三部分，从宋词《蝶恋花》的词艺研究出发，探讨了宋词《蝶恋花》艺术风格与审美意蕴。最后一部分主要以填制《蝶恋花》词为代表的词人苏轼、赵令畴、李清照为中心，分析《蝶恋花》词调的选择及个性化特征;结语部分则是对《蝶恋花》词作放在词史中的地位与价值，并总结全文。

代晓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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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四英译本中的视域融合现象

学术论文

视域融合是伽达默尔针对人类各种理解提出的一个哲学阐释学概念。他认为任何理解都是以理解者的“前见”为基础，前见是不可摆脱的，它构成了理解者的视域。原文作者的视域形成了原文的视域。处在不同时代的译者由于对同一个文本有不同的“前见”，因此各有自己的视域。“视域”的形成受译者教育、文化和所处时代等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原文的视域与译者的视域融合，形成了新的视域，直接影响翻译的质量。《庄子》是中国古代文学和哲学的瑰宝，如何翻译好《庄子》对传播中国古代哲学非常重要。本文根据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观点,对《庄子·内篇》的四个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从一般词汇、句法、文化负载词和修辞四个方面分析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视域融合现象，证明典籍重译的必要性，对《庄子》的再翻译提出建议。极具代表性的四位译者分别为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他曾于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教授外国学生《庄子》;享誉中外的双语作家林语堂，他的作品让众多西方读者了解了中国和中国文化;研究先秦思想的著名汉学家葛瑞汉和当代翻译家、翻译学者汪榕培。作者简要分析了《庄子》原文的视域、四位译者翻译前各自的“视域”，并通过实例对比分析了原文视域与译者视域的融合，发现受视域融合的影响，四个译本各具特色：冯友兰的译本语言简明，比较准确地传达出了庄子的哲学理念;林语堂非常重视《庄子》的文学价值，译本中处处闪耀着优雅地道的英语，原著文学色彩保留较好;葛瑞汉的译本既保证了文本的流畅性、文学性，也较为精确地传达了庄子的哲学思想;汪榕培在吸收国内外多年对庄子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比较完善地保留了原文的思想内容，较好地传达了原著的哲学思想。通过对四位译者翻译前的视域考察、视域融合对比分析，作者认为理解的历史性决定了不同时代作者视域的不同，不同视域融合产生各具特色的译本，所以典籍重译非常必要。同时作者还对《庄子》再翻译提出了建议，认为译者应具备深厚的古汉语功底和英语运用能力，并通过参考庄子权威注释本和研究成果，全面认识庄子哲学思想。

王云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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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昺与《论语注疏》

学术论文

邢昺是北宋初年著名经学家、典型文人官员，其参与主持北宋初年的经书校定活动，其参与校定群经中于《论语注疏》、《尔雅义疏》与《孝经正义》用功最大，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后世对邢昺相关研究较少，有关成果也主要围绕三本书进行且语焉不详，对于邢昺本人的研究则更是少之又少，大都是在经学著作或者北宋初年历史研究作品中略有提及，这与邢昺的历史地位与贡献不相符。　　本文第一部分主要探讨邢昺之生平，分别从邢昺的籍贯出身，邢昺科举考试之路，邢昺仕途评价，邢昺的交游，邢昺的文学作品评价以及邢昺整体评价等几方面展开探讨。邢昺籍贯出身对以往关于邢昺的籍贯争议进行分析批判，综合比较分析神山说任丘说以及曹县说，从三种说法文献出处分析进一步确认邢昺籍贯为山东曹县;宋初科举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一方面为科举取士数量的的增加，另一方面为科举考试日益制度化与规范化，更加公平公正，这为庶族出身的邢昺通过读书科考走向仕途提供了可能;对刑昺仕途按照太宗与真宗两个时期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邢昺政绩缺乏却仕途顺畅的主要原因，如宋朝官员升迁考核机制、宋真宗的用人策略与邢昺为官交友之道等，从这些方面也可以侧视宋初文人官员群体之一斑，具有一定代表性。进而选取典型人物宋真宗、孙奭与王钦若分析其交游活动，进而全面辩证的评价邢昺的一生。　　文章第二部分则着重于《论语注疏》一书，分别从《论语注疏》成书背景，注疏特色与学术评价与影响几方面展开，《论语注疏》顺应了宋初加强社会教化与科举改革的需要，是“右文”政策的重要体现，其成书也是《论语》地位逐渐提高的表现。《论语注疏》注疏特点为主要部分，本书继承改进皇侃解题，既继承皇侃《论语义疏》解题串联全文的方法，又对皇侃解题不足进行修改，提高了解题的概括性。在注疏内容方面邢昺有选择的删除皇侃不合理的注疏，如过分涉及佛道玄学又难以理解的注释，荒诞无稽神学志怪之谈，过分引申无益于原文的注释以及注释错误的部分;邢昺在删除皇侃不合理成分时也注意保留其中合理的具有玄学色彩的成分。另外邢昺在皇侃《论语义疏》基础上进一步详考名物典章制度，大量征引史书与经书，注重以史解经与以经解经，特别注意对于具有争议的注释的保存，这为后世经学研究保留了重要资料。此外《论语注疏》已经具有宋学的某些痕迹，此书在义理方面已经有所涉及，特别是对于“天”这一观念的改造已经突破汉朝以来简单的天人感应学说，已经将“天”部分还原为自然的“天”，但由于经书校定过于仓促，统治者对于天命观的双重标准要求，《论语》本身“天”具有的多重含义等使得此书中“天”的概念改造不彻底，但是邢昺对“天”概念改造的阶段性成果为后世理学发展提供了借鉴价值。

冷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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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之际敦煌寺院的三园浅析

期刊

唐宋之际敦煌寺院有园圃种植基地,主要是南园、东园、北园,三园不仅担负着寺院的粮食蔬菜生产,而且还是敦煌诸寺劳动时人情往来、各种活动的重要地点以及筵设时的集会地。三园在敦煌寺院的生产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徐秀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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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抗洪雪堂遗韵

报纸

徐州抗洪。雪堂遗韵。身临其境见证苏轼徐州抗洪天空中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雨猛烈地下着，风疯狂地吼着，山洪咆哮着，像一群受惊的野马，势不可挡。这是为了烘托“徐州抗洪”的雕像，而采用多媒体投影技术所营造的闪电雷鸣、滔天洪水袭来的环境效果。雕像本身由苏轼以及身旁的两位部下组成，只见苏轼浓眉微微皱起，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远方，似乎在思考抗洪方案……这让人仿佛亲眼见证苏轼率领军民疏浚河道，抵御洪水的感人事迹。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苏轼刚奉命调任徐州太守，就面临突发洪水的严峻考验。“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七月中旬，徐州暴雨成灾。黄河突然决堤，洪水滔滔，直逼徐州。城里富人纷纷收拾东西，准备出逃。苏轼见状，匆匆赶到城门口，挡住去路，劝阻逃离的富人，同时向百姓们保证：“我在城在，决不让徐州毁于洪水！”大家看到太守这样保证，惊慌的情绪才逐渐平静下来。作为太守的苏轼，指挥城内的军民连夜加固城墙，又在城墙里面再做一道土堤，把以前的船都系在城墙外面，防止水直接冲进城墙。苏轼日日夜夜都在城墙上面奔走，搭了一个草棚住在城墙上不回家，半个月以后，洪水仍没退，然而城内抗洪人力不够了。仓促之间，苏轼走到只有皇帝才能调动的禁军军营中对他们说：“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禁军首领被这个憔悴不堪却一直坚守在抗洪前线的太守所感动：“太守犹不避涂潦。”率领自己的士兵，拿上土筐铁锹，连日奋战抗洪。苏轼战斗在抗洪现场，亲自挑畚箕，百姓大受鼓舞。苏轼睡在大堤上40多天，过家门而不入，直到洪水退去。徐州城保住了，百姓欢声雷动，朝廷颁赐重奖。此后，苏轼上书朝廷，请求增调明年的夫役，在徐州老城增建木岸，以防洪水再来。朝廷听从了苏轼的意见。于是，第二年苏轼就在徐州城外修理抗洪工程，防止以后的洪水。为纪念此次抗水经历，苏东坡和徐州百姓在城东门建筑高楼，涂上黄土，名之曰“黄楼”。黄色代表五行中的土，土能吸水，水来无患，并题名“黄楼”以志纪念。这不仅是象征着苏东坡守徐州的政绩，也是一座历史的丰碑，给后世留下了历史的见证。“与三苏祠古朴厚重的传统展示风格不同，三苏纪念馆则力求突出展示内容和展示形式的创新。我们根据现有展示空间和展示资料进行合理规划，大胆突破传统的‘年谱式’展示方法，通过场景化的构建，将三苏人生中最有代表性的故事集中展示。‘徐州抗洪’就是我们构建的经典场景之一。”三苏纪念馆设计团队代表李林详细地介绍了三苏纪念馆的设计理念。见景生情品味东坡雪堂遗韵在“徐州抗洪”雕像的斜对面，还有一尊名为“雪堂遗韵”的雕像，这座雕像展现的是苏轼坐在书桌前认真看书的情景。而苏轼所坐的地方正是有名的“东坡雪堂”。此时的苏轼贬官黄州，便在这里开垦了一块地，并修建房子，并将房子命名为雪堂，还亲自写了“东坡雪堂”四字匾额。苏轼刚到黄州时，因“贬黄州任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家境非常困难。所幸苏轼结交了许多的朋友，而黄州太守徐君猷就是其中一个，他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和为人处世的风格。于是在苏轼的好友马正卿请求下，徐君猷把城东一块大约有50亩的废弃兵营坡地划拨给苏轼开垦。苏轼就率领全家开荒种地，除荆棘、捡瓦砾、挖水渠……通过辛勤的劳作和四邻的帮助，初春一片新绿，入夏满目金黄。苏轼将这片新垦荒地取名“东坡”，自号“东坡居士”。由于苏轼当时躬耕东坡时，居住在临皋亭，距离很远，劳动休息很不方便。再加上苏轼生性豁达好客，为了著书和接待友人，便在这里搭建了五间草棚。建草棚时正逢天下大雪，苏轼看到棚外大雪纷飞，画兴勃起，拿起画笔，在草棚里画满了雪景，还给草棚起名为“雪堂”。雪堂建成之后，朋友们纷纷提酒拎肉亲往祝贺。苏轼在一片“东坡居士”的称呼中，将朋友们送来的酒混装一个大容器之中，称之为“雪堂义樽”。苏东坡常用“雪堂义樽”招待朋友，来访者大多酩酊大醉。他们在酒意朦胧之际，常有佳作问世。苏轼把自己的东坡雪堂打扮成了人间仙境，将东坡雪堂演绎成了世外桃源。他也在此完成了在人生的低谷中的诗意安居，将人生与文学推到了辉煌的极致。专门来纪念馆感受三苏文化的王女士在欣赏“雪堂遗韵”雕像后感叹：“以前参观过很多名人纪念馆，但展陈大多是简单的图片和文字，没看头。三苏纪念馆的布置很特别，尤其是这个‘雪堂遗韵’雕像，甚至能让我体会到苏轼当年在雪堂度过愉悦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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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经典影响史的三个层次——柳宗元《江雪》影响研究

期刊

《江雪》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与后人对其诗典和意象之借鉴和接受属于一体两面的关系,均表现于语典引用、意境重绘和意蕴转换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代表了唐诗经典影响史研究的三个层次,具有方法启示的意义。《江雪》语典的使用频度和语典形式的变化见其在后世的接受程度。对《江雪》意境的重写和再绘则能见出接受过程中一些丰富而细致的变化。寒江独钓意蕴在后世诗作中的接受变化,既丰富了意象内涵,又为探求《江雪》意旨提供了路径和线索。

殷学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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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诸城）东坡文化节在山东诸城举行

报纸

本报讯（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罗端）9月25日-27日，以“赓续中华文脉，弘扬东坡文化”为主题的第十三届（诸城）东坡文化节在山东省诸城市举行。来自儋州、惠州、黄冈、眉山、常州等东坡文化节联盟城市，浙江杭州、江苏宜兴等部分东坡足迹城市，古密州区域县市区的嘉宾、专家，以及诸城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劳动模范等各界代表参加活动。2010年，广东惠州、海南儋州、湖北黄冈三市签订友好合作框架协议，结为东坡文化节城市联盟，开始轮流举办东坡文化节。2012年四川眉山加入，2019年诸城加入，2022年江苏常州加入。2023年，在第十三届（诸城）东坡文化节期间正式公布平顶山市（郏县）加入东坡文化节联盟城市。目前，东坡文化节成为七市轮流举办、每年一届的大型文化节会活动。诸城古称密州。在密州为官的两年，是苏轼文学创作的转型期、成熟期和辉煌期，共创作诗词文赋200余篇，其中《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千古传诵。为打好东坡品牌，诸城市先后成立诸城市地方文化研究学会、诸城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和市文化艺术中心（苏东坡纪念馆），重修超然台，修缮了雩泉亭、黄茅冈等相关东坡遗迹，新建11处“东坡文化”主题口袋公园。本次节会期间举办“东坡文化”联盟城市推介访谈、签约发布东坡联盟城市文化旅游优惠政策、东坡文化节会旗发布及交接、东坡文化主旨演讲、东坡文化节联盟城市名胜古迹主题书画作品展、东坡遗迹考察、东坡文化节招商推介暨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等系列活动。同时，诸城市还将举行潍水非遗成果展示、“千古风流人物”——密州东坡采风活动、“苏轼杯”诸城诗词创作大赛、“苏轼诗词作品朗诵”大赛、“超然·赋”国风文艺大赛书画展、迷你马拉松全国邀请赛等系列配套活动，通过举办东坡文化节，进一步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本次节会期间，眉山作为“东坡文化节”联盟城市，和其他联盟城市共同签约发布东坡文化节联盟城市文化旅游优惠政策，并参加城市推介访谈等活动，携手共促东坡文化传承弘扬。

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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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兄弟的手足情深

报纸

兄弟、文友、诗人、官员，在苏东坡的朋友圈中，有一个人十分特别，他们既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又是情投意合的朋友，既是灿若星河的文人，又是政治上共进退的官员，这就是弟弟苏辙。在中国历史上，兄弟齐名的官员、文人有不少，但却少有诗书唱合，甚至有的兄弟反目、政见相左，能够像宋代苏轼、苏辙兄弟俩那样手足情深的，少之又少。因此有人这样说：古来兄弟相亲相爱相知相念之乐，未见有过“二苏”者。更有意思的，兄弟两人的性格，似乎发生了错位：哥哥苏轼个性鲜明、旷达洒脱、疾恶如仇又不拘小节，颇具浪漫情怀；而弟弟苏辙却性格内敛沉稳，为人随和练达。从行事的方式与为人的性格上看，苏轼更像是弟弟，而老练深沉的苏辙倒像是哥哥。在苏轼与苏辙一生的亲情友情中，角色定位十分有趣：一方面，苏辙自认才情才华输于兄长，对哥哥永远只有景仰的份，在一生的兄弟交往之中，他从来都是附属、是随从，或者说是听众、是观者、是学习者，哥哥是高山、是大海、是难以企及的榜样。另一方面，性格决定着命运，苏轼豪爽洒脱不羁的性格，常常让妒忌他才干的人欲置之死地而后顾，而沉稳拘谨、内敛淡定的弟弟就成了上天特意派来守护哥哥的使者，即使哥哥惹了祸，当弟弟的不但没有什么抱怨，反而搭命相救。青少年时期一起在老家眉山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光，在苏辙的眼中是这样的：“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苏轼不仅是兄长，还是老师。兄弟俩的第一次分离，始于刚入仕时的公元1061年，苏轼被任命为陕西凤翔府签判，苏辙被任命为商州军事通官，但苏辙为陪伴在京城为官的父亲而辞职不就。距离产生思念，思念诱发情思。苏氏两兄弟由此拉开了诗书唱和的帷幕，在这4年的信件往来中，苏东坡不经意间写出早年的千古名作：“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也就是在这次分别，让苏东坡想起了与子由“夜雨对床”的约定，但终其一生，却没有实现。早年，东坡和弟弟共读唐朝诗人韦应物的诗“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时，就相约博取功名报效朝廷时不能贪恋官位，应早日退官回乡，以求兄弟团聚闲居之乐。“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夜深魂梦先飞去，风雨对床闻晓钟。”……在兄弟俩后来的诗词唱和中，两人都不断提到这个年轻时的约定。最能体现兄弟俩坚如磐石的兄弟感情的，莫过于“乌台诗案”带来的严峻考验，弟弟子由从驸马王诜差人送来的情报得到消息后，派人快马加鞭赶到苏轼刚上任的湖州通风报信。与此同时，积极展开营救，他向朝廷请愿：只要能为兄长赎罪，愿免一身官职。在监狱中，自感来日不多的苏东坡心情十分低落，给子由写了两首诀别诗，把一家十口都托付给弟弟照顾，“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世未了因。”苏轼出狱以后，苏辙去接，特捂其嘴，以示三缄其口，不得作诗。但苏东坡前脚刚走出牢狱，就“好了伤疤忘了伤”，开始吟起诗来。在黄州与筠州的4年间，苏氏两兄弟诗文往来不断，也是佳作的高产期。苏辙在筠州因为喝酒过度犯了肺病，苏轼写诗相劝说，你小时肺部就不好，现在更要注重身体，好自保养。你看几十年过去，老朋友们还有几个活着的。并告诉了一个治喘的偏方，劝苏辙少饮酒。听说苏辙在筠州与官长不和，恐要被革官，苏轼写诗劝苏辙不必太委屈自己，哥们儿是有抱负的，实在不行，回黄州，兄弟俩一起在东坡耕地。哥哥劝弟弟，不是苦口婆心，而是直来直去。苏氏兄弟在艰难的时局中，就这样相互支持与勉励，渴望守得云开见天日。公元1076年，中秋之夜，东坡由于怀念弟弟，想起在弟弟家曾经度过的中秋节，发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喟叹。那年中秋之夜苏东坡因思念弟弟子由宿醉而成的诗，让后世感慨，关于写中秋的诗，“东坡词一出，余词尽废”。公元1097年，苏轼被贬谪于海南儋州，苏辙被贬谪于广东雷州。农历五月十一日，兄弟二人相遇于广西藤州，苏辙送苏轼出海，6月11日诀别于海滨。苏轼作诗云：“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己。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这是苏氏兄弟的最后一次面别。其后直至子瞻病卒于常州，他们再无缘相见。子瞻卒前亦以不见子由为大憾。依苏东坡的遗言，由子由给其撰写墓志铭，款款深情可见一斑：“扶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亦在写给好友李常的一首诗中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吾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还常常说他实不如苏辙，“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由。”苏轼、苏辙兄弟，经历了五代帝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生宦海沉浮，颠沛流离，好在二人甘苦与共，忧伤时相慰藉，患难时相扶持，彼此魂牵梦萦，写诗互赠以通音讯。《宋史·苏辙传》称赞苏轼兄弟的情谊说：“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生命是一段充满缺憾的旅程。人生天地之间，终有一些遗憾不可预料，对苏东坡和苏子由这对千古难遇的真性情兄弟而言，对床夜雨听萧瑟、终老于山水之间的朴素愿望，却因时代的洪流对命运的裹挟而身不由已，这不禁让人想起苏东坡曾经感怀的诗句：“此事古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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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散佚海外的牧牛图

期刊

一、散失海外的《牧牛图》以牛为主题进行绘画创作,早在唐便已形成风气,与鞍马一起成为绘画表达的主题。画马有曹霸、韩干等名家,而牛则有戴嵩、戴峄、韩愰、李渐等,五代厉归真、北宋朱羲、朱莹、甄慧、王凝、祁序等亦均是画牛的高手。南宋时以画牛名世的画家很多,李唐、智融、李迪、阎次平等人,都留下了诸多精美的作品。

赵启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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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言焦虑和它对大学生二语学习的影响

学术论文

语言焦虑是外语学习中的重要情感因素之一，美国心理语言学家Horwitz把外语学习焦虑定义为“产生于外语学习过程中的自我意识、观点、情感和与课堂语言学习相关行为的复合体”。焦虑研究源于学习者主体的研究，即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过去近三十年中，对外语学习焦虑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研究者已经把它作为解释学习者之间个体差异的一个重要情感变量。相关研究表明焦虑普遍存在于语言学习者中，语言焦虑是外语学习者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有不同的表现，它与外语学习成绩呈负相关，甚至有研究提出学习者的外语学习焦虑可以很好地预测外语成绩。焦虑与很多因素相关，如学习者的自我知觉，课堂竞争，教师课堂提问等。尽管国外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国内对外语学习焦虑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对中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学习焦虑现状与外语水平、年龄、学习经验以及性别等因素进行研究，并对焦虑的形成原因进行尝试性的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减少焦虑的措施，以期对教学带来启示。本文实证研究以问卷形式进行，对东南大学四个年级的308位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进行调查。所用问卷依据是Horwitz等人1986年设计的外语学习焦虑量表。通过因子分析对量表的三个构体进行了划分，即交际焦虑，考试焦虑和负面评价焦虑。文章对这四个层面上的焦虑进行了研究。使用统计软件SPSS进行数据分析。本文主要取得以下研究结果：第一，对中国大学生的英语学习中的焦虑进行描述，说明焦虑的确是中国大学生当中客观存在的问题。第二，通过对89名一年级新生的高考英语成绩与焦虑的相关性分析，发现英语成绩与课堂英语学习和负面评价焦虑呈负相关。同时相关分析表明焦虑与学习者年龄没有关系。第三，研究焦虑是否受到年级，性别，以及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的影响。通过对308位同学的问卷结果分析，发现不同性别的学习者在交际焦虑和负面评价上有明显差异，男同学高于女同学。四个年级在四个焦虑层面上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交互作用只存在于一年级和四年级水平上的性别差异。一年级男同学在四个焦虑层面上都明显高于女同学。四年级男同学对负面评价的焦虑显著高于女同学。文章从英语教学的角度对降低焦虑进行了讨论，通过问卷分析，不难发现学生英语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可以给降低焦虑带来启示。降低焦虑需要师生的共同努力，作为语言教学者的教师应关注学习者的情感变化，并采取相应的教学手段，帮助学生;同时学习者应积极配合，树立正确的语言学习态度。同时，文章的实证分析部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林生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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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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