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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史》中的若干问题

期刊

本文主要是对中华书局校点本《宋史》中的一些史实进行考辨,同时对《宋史》中的个别标点错误予以纠正。《宋史》是记录宋代史事的最权威资料,但由于其编纂仓促,流传时间亦久,难免有些失实之处。本文作者长期研究宋代文献,其作此文的目的,也是为使《宋史》中的某些讹误得以廓清。

李之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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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儋耳”沿革及其他

期刊

海南岛上最早出现的两个行政区域称为“珠崖”、“儋耳”郡。两郡的得名均由当地的物产、民俗而来。“珠崖”因古代海南是珍珠的产地,故名;“儋耳”因古代当地的人民“耳长及肩”,“绣面文身”而得名。“珠崖”之名久已不传,而“儋耳”则衍变成了“儋县”。

林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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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演示·探究·反思:三步进阶助力初中历史教学——以“宋代经济的发展”教学为例

期刊

基于问题情境构建的历史教学模式,践行了课程改革与《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具体要求,对提高历史教学效率,培养学科核心素养有重要的驱动作用。

程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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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章太炎解经方法述论——以《古文尚书拾遗》为例

期刊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元勋,亦是清代古文经学大家。其小学功底深厚,训释作品繁多。仅以其中的《古文尚书拾遗》为例,便可从证字法、释义法、旁说旁证法三个方面窥得先生训释手段之一斑。而对其解经方法进行分析,不仅有利于读者对小学知识的认知与把握,更有利于世人了解太炎先生伟大的人格魅力及其为经学所灌注的精力。因此,解经之法,可谓功不可没。

刘世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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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苏轼初仕凤翔的思想和政绩

期刊

苏轼从二十六岁到二十九岁,即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到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初入仕途,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这正是苏轼风华正茂,春风得意之时。三次科场角逐,连连夺魁;二十五篇《策问》,轰动朝庭;一篇《御试制科策》,洋洋六千言,在崇政殿对答如流。仁宗回宫后高兴地说:“吾今又为子孙得到太平宰相两人”。这两人就是苏轼苏辙兄弟。苏轼以相才出任凤翔签判,年轻有为。

任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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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

期刊

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在1930年代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提出,汉武帝晚年发布的"轮台诏",体现了其治国路线的转变,正是依赖这一转变,使得已经动荡的西汉王朝得以保全。其后,中国学者唐长孺述及相关问题,亦持有同样看法。至1980年代中期,田余庆发表《论轮台诏》一文,更系统地论述说,汉武帝刘彻在其去世前两年,大幅度转变政治取向,由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转向所谓"守文",从而"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这一重大论断,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产生了相当普遍的社会影响。其实上述论断不能成立:(1)见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所谓"轮台诏",只是一种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汉廷的政治路线;(2)市村瓒次郎、唐长孺和田余庆诸人认为汉武帝晚年的治国路线出现了重大转变,主要依据的史料是《资治通鉴》,而《通鉴》相关记载不见于《史记》、《汉书》等汉代基本史籍,而是出自南朝刘宋王俭著的小说《汉武故事》,完全不可信据;(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采录《汉武故事》,是刻意构建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汉武帝形象;(4)进一步追溯,可以看到,王俭在《汉武故事》所塑造的汉武帝形象,是基于他对宋文帝刘义隆与太子刘劭之间政治斗争的感情倾向,有意而为。(5)《汉武故事》中的汉武帝形象,虽属艺术创作,但在西汉的历史上自有原型可寻。

辛德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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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零落黄金蕊,虽枯不改香”——论梅尧臣诗赋中的思想与情怀

期刊

梅尧臣被尊为宋诗的开山祖师,他学识渊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对军事、政治均有独特见解,其诗作数量多且个性鲜明而备受学者关注。文章从不同视角揭示梅尧臣的政治情怀与处世态度,具体表现为在诗词中抒发自我、在赋作中畅谈治国、在注书中献策军事、在自然中寻觅净土,彰显了诗人梅尧臣的理想抱负及其在遭遇挫折、怀才不遇时的豁达态度。

李明泽[1];董家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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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论辜氏《论语》英译本中文化意象的传递

学术论文

作为自然个体,译者享有与生俱来的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同时,阐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认为,翻译是视域二次融合的过程：译者与原作视域融合；读者与译作视域融合。为实现两次视域融合以达到最好的翻译效果,译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努力使译作接近读者视域,使其便于与之达到视域融合；另外,根据目的论的阐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实现其翻译目的会有意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这都为译者主体性的特性之一——能动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勒费弗尔等操纵学派学者认为,译者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原文本的读者,阐释者和译文作者,在翻译过程中难免受到潜在因素,如当时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的操纵。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也为其提供了佐证,因而译者主体性的另一特性——受动性也不容忽视,译者主体性正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体,二者缺一不可。文化意象作为翻译理论中的新兴概念,其重要性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目前也缺乏对其系统的阐述和探讨。文化意象是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蕴含了丰富而大量的文化信息以及意义深远的联想,是物质表象,概念意义与内涵意义的有机结合。拥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只要一提到它们,立刻心领神会,使用文化意象可以达到运用简洁文字传达复杂信息的含蓄性效果。然而,由于各文化意象所处的民族文化传统渊源不尽相同,文化意象的三要素在文化意象的传递过程中伴随产生的文化间的碰撞和融合,难免会在某一层面发生错位、扭曲、变形甚至失落。根据文化意象内涵的错位程度,可大致将文化意象错位分为在译入语文化中不存在对应意向、存在对应意向但不存在对等内涵、存在对应意向且对应内涵部分重合、存在对应意向但对应内涵冲突、不存在对应意向和对等内涵但各自存在语用功效的文化意象等五种情况。若无法尽可能完整、准确地传达原作特有的文化意象,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失去翻译的意义,使读者感到美中不足,甚至还会产生误解,因此,探讨如何在不同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传递原作中的文化意象对提高文学翻译的艺术审美质量具有较大参考价值。本研究将译者主体性的两种特性——能动性和受动性作为研究视角,探讨影响译者传递文化意象过程中策略选择的主客观因素,并探寻在特定因素的制约和反操纵力量的影响下,译者有效传递文化意象的方法。在传递文化意象的过程中,首要的是文化意向的内涵的传递过程,能否保证尽可能完整准确地传递文化意象的内涵是衡量和评价翻译策略优劣的首要准则。此外,文化意象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其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也是不同文化间文化信息的交流和传递过程,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是孤立静止的,文化间相互的沟通和借鉴是繁荣各文化体系的重要途径,故而在传递文化意象的过程中,是否能够贴切地译介文化信息,是否能够有效地进行文化传播也是衡量文化意象传递效果的标准。另外,作为完整语篇,若由于过多介绍和解释文化意象而使其连贯性遭到影响和破坏,无疑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在传递文化意象的过程中,既要尽量完整地传递文化意象信息又要保证语篇的连贯性,这就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有,各民族读者由于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及意识形态等主客观因素,也会对外来文化产生陌生感甚至抵触情绪,如若通篇充斥着陌生怪异、晦涩难懂的异国文化信息,将极难使读者产生共鸣甚至难以使其继续阅读下去,故在选择文化意象的翻译策略时,要兼顾到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感受,在保证文化传播效果的同时还要尽量降低读者的陌生感。只有统筹兼顾、综合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尽量平衡各方面的功效,才能保证文化意象传递效果的最大最优化。据此,本研究首先将参照翻译界公认的分类方法对文学翻译中广泛运用的翻译策略进行分类,并将采取区别性特征分析法,以是否传递了文化意象内涵(标记为：+/-内涵)；是否有利于文化传播(标记为：+/-文化传播)；是否有利于保证话语连贯(标记为+/-话语连贯)；是否有利于降低或消除读者的陌生感和抵触情绪(+/-陌生感),为标准逐一分析评价其翻译效果,尤其是在文化意象传递方面的优缺点。通过对辜鸿铭翻译《论语》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等影响其翻译策略选择的主客观因素所进行的具体剖析,结合其翻译理想和翻译目的,尝试性提出在当时具体情况下,为实现其翻译目的,传递各类文化意象的较理想方式。如对于在译入语文化中缺少对应项,需要大量解释其内涵的文化意象,为不影响语篇连贯并降低读者陌生感,采用语篇中简要意译,注释中音译和详细意译相结合的策略以保证准确传达其内涵和文化信息；对于在译入语文化中存在近似对应项的文化意象,对有些读者而言理解其内涵难度较小,只需对其差别加以说明,但对于某些读者而言理解过程亦稍显困难,故在语篇中采用替换法及简要意译相结合,兼顾目标语读者对本民族文化意向的理解水平,并在注释中采用音译和对文化意象内涵错位部分的补充意译相结合的翻译策略,以保证文化交流效果及文化意象内涵传递的完整性。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描述性总结辜鸿铭所译《论语》中所采用的传递文化意象(以人名为例)的策略,量化统计各种传递方式出现的数量,最终发现在其翻译全书中出现的188个人名(重复出现者一并计入)的过程中,单独运用意译法的多达112例；单独运用省略法的多达38例；采用语篇中意译,注释中对其进行音译结合详细意译的仅占1例；采用语篇中替换加意译,注释中对其进行音译外加补充意译的也仅有1例。故而参照上文提出的较为理想的方式对其所采取的传递策略的效力给出评价——参照其翻译目的等影响和制约其翻译策略选择的主客观因素,辜鸿铭在翻译《论语》过程中所选择的传递文化意象的策略并非最佳。对其传递效果而言,辜鸿铭的《论语》翻译中对于人名文化意象的处理方法最大的功效是有效地降低或消除了读者的陌生感和抵触心理,这对当时西方人普遍对东方存在偏见的特定情形而言,功效卓著。由于其大量省略或简要意译人名文化意象,语篇连贯性得到了保证,但此举在文化内涵的传递和文化传播交流方面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斟酌。本研究旨在强化译者主体性的地位,突破传统的“语言学翻译观”中以“准确性”和“忠实性”作为衡量翻译优劣的标准,强调以历史的、动态的眼光发现不同译作在其特定创作背景下的文学和艺术价值,并强调文化意象的重要地位。翻译不仅是语言层面的语码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是文化意象的传递。探讨如何在特定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传递原作中的文化意象对提高文学翻译的艺术审美质量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另外,本研究还尝试通过评价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在文化意象传递方面的效果,为《论语》辜译本的文化艺术价值评估提供新的视角,同时也为有关文化意象及其传递方法的相关讨论贡献绵薄之力。由于《论语》中文化意象及其错位情况分类复杂,数目繁多,仅取其中人名这一文化意象为例进行研究,只能是管中窥豹,深入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展开。

王婉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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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夏日如何赏荷

报纸

荷花，有莲花、芙蓉、君子花、六月春、水芝等众多名称，其中以“荷”的称谓最久。为何称“荷”？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解释：“莲茎上负荷叶，叶上负荷花，故名。”南宋诗人杨万里诗云：“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农历六月正是赏荷观莲的时节，荷是六月“花盟主”，故古人也称六月为“荷月”。“六月赏荷”曾是古人的一种习俗，但如何赏荷？明袁宏道在《瓶史·清赏》中将赏荷的境界分为上中下三等：“茗赏者，上也；谈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赏“池中荷”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荷花与梅花一样，是中国人最为欣赏的花卉之一。作为中国原产水生植物，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已提到荷花，《山有扶苏》诗中即称：“山有扶苏，隰有荷华。”由于荷花原本生长于水泽之地，赏荷颇为不便，也缺人文气息，古人遂想到了挖池种荷，筑亭赏荷，亦即“池赏”。最早的“池赏”是从先秦时的江南开始的。据《越绝书》，吴王夫差得到越国敬献的美女西施后，特在今苏州城西的灵岩山建筑了一座“馆娃宫”。传宫内置有琴台、响屐廊，还有玩花池，池内广种荷花。可见，构建园林挖池塘种荷，筑亭廊观赏，不仅是中国古典园林的特色，也是相当上档次的一种赏荷方式。古人赏花讲究“宜地宜时”，“暑花宜雨后，宜快风，宜佳木荫，宜竹下，宜水阁……”明袁宏道《瓶史·清赏》提出的这种赏花观，在荷花池赏方式中全部可以满足，所以池赏最受古人青睐。经过汉魏时的尝试和推广，到隋唐时，池赏已是很时尚的选择，在皇家贵族中间很流行。隋都长安城东南隅原是秦汉皇家“宜春苑”所在，园内有曲江池，隋皇对池进行改造，遍植荷花，并易名为“芙蓉园”。每当盛夏时节，便带着宫妃、王公乘舟于池中游赏。唐玄宗李隆基对赏荷也是情有独钟。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解语花”条称，唐玄宗当年特喜欢与宠妃杨玉环一起赏荷：“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古人赏花讲究境界，爱附庸风雅，或饮酒品茗，或抚琴吟唱，并美其名曰为“酒赏”、“茗赏”、“琴赏”、“曲赏”。明袁宏道《瓶史·清赏》将赏花的境界分为上中下三等：“茗赏者，上也；谈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唐朝时，富贵之家一般都会挖池养荷，既美化环境，更是夏日避暑和赏荷的追求。唐诗人刘禹锡在《刘驸马水亭避暑》一诗中便透露刘驸马家有荷花池，环境幽雅宜人，在水边亭台上纳凉赏荷的同时，还有冷饮、美食，乐得刘禹锡“尽日逍遥避烦暑”。即使一般文人雅士，也爱在庭院中凿塘植莲。如诗人白居易当年在今成都郊外兴建“草堂”，特地在堂前开挖池塘，养鱼种荷，兴奋地写下了《草堂前新开一池养鱼种荷日有幽趣》一诗：“红鲤二三雨，白莲八九枝。绕水欲成径，护堤方插篱。已被山中客，呼作白家池。”到明清时，在庭院开凿荷池已是高级大宅的“标配”。清陈淏子《花镜·敞室置具》称：“敞室宜近水，长夏所居，尽去窗槛，前梧后竹，荷池绕于外，水阁启其旁……”赏“盆中荷”王羲之《柬书堂帖》：“敝宇今岁植得千叶者数盆，亦便发花”到南北朝时，出现了一种新的赏荷形式“盆赏”。所谓“盆赏”，就是将荷花移植进水盆、水缸，乃至水碗之内，如花木盆景一般欣赏。中国最早的盆植荷花出现于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在《柬书堂帖》中称：“敝宇今岁植得千叶者数盆，亦便发花，相继不绝，今已开二十余枝矣，颇有可观，恨不与长者同赏。”荷花在佛界多称“莲花”，王羲之盆植的荷花是一种“千叶莲”。千叶莲又叫“千瓣莲华”，花有千瓣，是佛界最崇尚的荷花品种，又有“菩萨华”、“佛座莲”之称。“千叶莲”为多瓣白莲花，是珍奇的观赏植物，叶小、藕窳，又不结莲蓬，很适应盆栽。但在《花镜》中，千叶莲与佛座莲是不同的品种。古人还发明了让盆植荷花变色的方法，苏轼《格物粗谈·花草》记载：“带壳老莲子，磨薄尖头，浸靛缸中，明年清明取种，开青莲花。”到明清时，古人已培育出不少供盆（缸）种植的荷花品种，最有名的是一种叫“碗莲”的微型荷花。据明高濂《遵生八笺》，明朝种植盆莲（碗莲）的技术很高：“老莲子装入鸡卵壳内，将纸糊好开孔，与母鸡混众子中同伏，候雏出取开，收起莲子，先以天门冬为末，和羊毛角屑拌泥，安盆底。种莲子在内，勿令水干，则生叶开花如钱大，可爱。”明清时，盆植荷花在民间已很普遍。《花镜·花草类考》“荷花”条记载：“寻常红，白者，凡有水泽处皆植之。每有奇种，人家多用缸植。”移植方法，除了用莲子种植外，还有移植法：“惊蛰后，先取地泥筑缸底，再将河泥平铺其上，候日晒开坼，如雨，则盖之。直至春分，将藕秧疎种，枝头向南，以猪毛少许安在节间，再用肥泥壅好勿露。仍如前候晒开坼，方贮河水平缸，则花自盛。”古人还发现了盆植荷花与时令和水的关系。《花镜》称：“春风前种一日，花在叶上；春分后种一日，叶在花上；春分日种，则花叶两平。”清沈复《浮生六记》记载：种盆莲时要用河水浇灌，并在太阳下晒，“花发大如酒杯，叶缩如碗口，亭亭可爱。”赏“瓶中荷”苏轼《格物粗谈》：瓶养荷花“将花削尖簪，则花开且久”赏“瓶中荷”古人称为“瓶赏”，又叫“瓶插”，或“插瓶”，还称为“瓶养”。因为在室内进行，古人美之曰“室庐观花”。古人怎么想起瓶赏的？有一种说法，是起源于“借花献佛”。在佛教界，一直有在佛前“供花”的风俗，这里所说的“花”就是荷花。《南史·齐武帝诸子传》记载：“有献莲华（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缶）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瓶插记载。“瓶赏”荷花最晚在唐宋时已颇为流行。从北宋文人苏轼所记来看，宋人瓶赏已有较为丰富的经验，比如，如何延长花期，让花开得更美丽，已有不少方法。苏轼《格物粗谈·花草》记载：“养荷花，以温水入瓶中，经纸蒙固，将花削尖簪，则花开且久。”让插在瓶里的荷花花期延长，还有一种方法：“荷花以乱发缠折处，泥封其窍，先入瓶底，后灌水，不令入窍，则多存数日。”苏轼在他的《物类相感志》中还提到古人让荷花早开的办法：“削去根少许，以蜡封之插瓶中，方入水则开，或以火烧，或以针于花蕊上扦数穴亦可，于中间切少许亦可。”苏轼所记的这些瓶赏荷花窍门，后来都被明徐光启收录于《农政全书》中，成为明清时瓶养荷花的指南。“瓶赏”在清朝风气尤浓，赏荷的经验之谈更多。《花镜·养花插瓶法》称，“养不得其法，不特花即失神，亦且色不耐久。”《浮生六记》的作者、苏州人沈复在其《闺房记乐》中曾写了这么一个细节：沈复与妻子陈芸及王二姑等游苏州戈园，王二姑“逢花必折”，陈芸呵斥王二姑：“既无瓶养：又不簪戴，多折何为？！”沈复也跟着讥笑了两句，惹得“王怒余以目，掷花于地，以莲钩拨入池中”。沈复酷爱荷花，有一年他来到浙江杭州西湖，时值长夏，坐在断桥边的石阑上，不禁为眼前湖景陶醉：“白莲香里，清风徐来，令人心骨皆清。”而且，沈复尤爱“瓶赏”，自称“喜摘插瓶，不爱盆玩。”沈复的妻子玩“瓶赏”也很独特。沈复记称：“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芸用小纱囊撮条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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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歌外文译著目录(英文部分)

会议论文

本李白诗歌外文译著目录分文种编排。各文种则分综合书及综合文、专书及专文两项,按发表和出版之时间先后排列。1.综合书及综合文(1)《好逑传》(’Hau kiou choaan’or the Pleasing History.).托马斯·珀西翻译(’Tomas Percy)。1761年初版,1774年伦敦再版。《好逑传》英译本,系托马斯·珀西据英人詹姆斯·威尔金森1720年所译手稿《好逑传》重新

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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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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