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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

报纸

□王涛仙6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三苏祠时指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这揭示了三苏家风对三苏父子的影响，也是对新时代共产党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提出的明确要求。“三苏家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其核心内容是“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三苏家风”不仅成就了中国的“三苏”，也积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应弘扬“三苏家风”，以“三苏家风”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做新时代家风建设的典范。一、以“读书正业”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学习上进之风在宋代，眉州十户人家九户藏书，家家户户、人人皆以读书为荣。苏洵在《上富丞相书》中写道“窃有志于今世”。苏轼的母亲程夫人，知书达礼，她不仅勉励丈夫苏洵发奋读书，还是苏轼、苏辙的启蒙老师，亲自教授他们诗书，经常给他们讲古今成败治乱的故事，培养他们的品德、情操和气节。苏轼在《眉州远景楼记》中写道：“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为非，虽薄刑小罪，终身有不敢犯者”。在母亲的教育下，苏轼10岁时就立志把汉代与贪官污吏作斗争而牺牲的范滂作为自己的榜样，发出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少年壮语，写下了“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的青春豪言。苏洵27岁发奋读书，十多年后名扬京师，晚年也凭荐举踏入仕途。苏轼苏辙兄弟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双双高中进士，故而入朝做官。为官后，三苏父子“以民为本”，主张德治仁政的施政理念，一心一意为国家谋安宁、为百姓谋福祉，尽管历经坎坷，仍初心不改。古人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要做到学以增智、学以立德、学以强能、学以致用。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过了光辉的100年，也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新时代共产党人须涵养学习上进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并付诸实践，把读书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日积月累，内化于心，逐渐积淀，提升能力，积累经验，形成智慧。在传承良好家风中，争做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和不断学习的表率。二、以“孝慈仁爱”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爱党爱民之风孝慈仁爱，是苏家最典型的家风。欧阳修在《苏洵墓志铭》中评价苏洵，“君善与人交，急人患难，死则恤养其孤，乡人多德之”“纯明笃实之君子也”。苏洵对族人进行孝悌教育，使苏轼苏辙亲身感悟善待他人之举；以身示范，以培养兄弟二人君子的浩然之气。苏轼在《异鹊并序》说苏洵“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嘉祐二年（1057），母亲病逝，刚刚进士及第的苏轼兄弟，即刻返回眉山，为母亲守孝；治平三年（1066），苏洵病逝于京师，苏轼苏辙又立即辞去官职，将其灵柩运送回眉山，为父亲守孝。苏轼一生几经大起大落，从官至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权重一时，到三次遭受贬谪困顿潦倒，一生仍豁达而通透，始终胸怀家国天下、坚守“立天下之大节”。在密州拿出库粮收养弃儿，在杭州整治西湖、捐钱设免费病坊，在扬州废除生事扰民的“万花会”，在定州惩治贪污吏胥和骄横军将。谪居惠州时生活已十分困难，他把皇帝赏赐的犀带捐出来修桥筑堤，还动员苏辙家史夫人把进宫朝见时所得赏赐的黄金也“助施”出来。在他晚年所作的诗中写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他被贬蛮荒之地的写照，更是自己一生政治生涯的精准概括。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在过去的一百年激荡的历史中，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形成了爱党爱民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爱党爱民之风，就是要在家风建设中，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积极传播中华传统美德，让“孝慈仁爱”的家风代代相传。三、以“非义不取”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坚守正道之风苏轼在《记先夫人不发宿藏》中回忆，说是在苏家故宅，两个丫鬟无意间从地里挖出一个瓮，瓮里可能装有金银珠宝，迫不及待想打开看看。而程夫人却命人用土重新埋好，并把土夯得严严实实，告诉大家那东西是前人埋下的，不属于苏家的东西，谁也不准去挖取。她用此事教育启发苏轼兄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凡非分之财，一分一文也不能妄取，这是做人的准则。后来，苏轼在《赤壁赋》中也说到：“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意思是只要不是属于我的东西，哪怕就是一丝一毫也不会去拿。苏轼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当年御史知杂事谢景温，曾诬奏苏轼在父病故后扶丧返川时，在舟中贩运私盐谋利，后经朝廷派人查无实据，还其清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这是人们难以回避的名利问题。新时代的共产党人从政不应为利所困，而是在施政中以人格力量凝聚民心、造福一方。在家风建设中弘扬真善美、抑制假恶丑，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传递给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引导他们培育做人的气节和骨气，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始终牢记一个“正”字，不断涵养正气，教育督促亲属子女坚守正道，让孩子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四、以“为政清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廉洁奉公之风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中认为：“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乃知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举其要兮，廉一贯之。”他的这番话告诉我们：为官从政，要以廉为先。为官之道以廉为首，廉洁不保，再大的功劳也毁于一旦。他在《东坡易传》中说：“君子之顺也，岂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苏轼因为清廉自持，在出任密州太守时，困顿到了想吃顿饱饭都拿不出钱来，只好吃菊花充饥。被贬黄州时，一度过着“向人乞米何曾得”的日子。在杭州任职时，发现当地老百姓看病困难，便自己拿出了五十两黄金，还筹集了一些资金，创办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所公立医院，取名为安乐坊，为杭州民众防病治病，至今被传为佳话。他从政为官40年，以民为本，始终坚守为政以廉为首的崇高人格魅力和人格文化精神，一直受到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推崇和普通百姓的爱戴。廉洁从政、秉公用权，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第八条明确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新时代的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忠诚、干净和担当、廉洁齐家，要求子女不得在其工作的领域从事经商活动，不允许任何人打其旗号谋私利。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在查处的案件中，反映出了在家庭家教家风方面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新时代共产党人应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弘扬三苏家风，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保持秉公用权、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担当起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历史重任，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王涛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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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别集《史记》人物评论研究

学术论文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述史,人物活动形成若干历史事件。对《史记》中的历史人物进行评论,从汉代就开始了,到宋代成为一时风气。到了晚明,关于《史记》人物的评论蔚为壮观,呈江河汇海之势。再加上受到晚明复古思潮、心学运动和实学经世思潮的影响,晚明的《史记》人物评论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不管是在评论对象的选取上,还是在评论方法、评论标准的选择上,晚明的《史记》人物论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推动了历史人物评价理论的进步。本文主要以晚明时期作为研究时段,以沈乃文主编的《明别集丛刊》中有关《史记》人物论的篇目作为文本依据,对晚明别集中的《史记》人物评论进行整体梳理,联系社会背景,总结归纳晚明文人的评论对象、评论视角、评论标准和评论方法,探究晚明《史记》人物论的时代特征、对前人《史记》人物评论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进一步丰富《史记》学和历史人物评价理论的研究。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的缘由;其次梳理该课题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概述今人对明代及明代以前的《史记》人物评论的研究情况,在此基础上论述选题的目的和意义;最后陈述文章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第一章,总结归纳整个明代《史记》研究的特点。首先,明代的《史记》研究流派纷杂。明代文学社团林立,文学流派众多,不同文学流派间的思想论争纷繁复杂,如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复古派、唐宋派、竟陵派、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有对《史记》的评论,由于文学主张不同,《史记》评论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其次,明代的《史记》评点十分兴盛,出现了大量《史记》评点专著和辑评著作,着重从文学角度品评《史记》,涉及《史记》的章法、叙事、写人、语言、风格等多方面内容。然后,明代《史记》选本众多。由于科举习教的需求以及明代文学流派各家对《史记》的大力提倡,《史记》选本大量出现,着重篇章分析和创作技巧的总结。《史记》人物评论是明代《史记》研究中的一部分,梳理整个明代《史记》研究的特点及背景,有助于更立体、全面地认识明代《史记》人物评论,为后文做铺垫。第二章,对晚明别集中的《史记》人物评论进行整体梳理和概括,呈现晚明《史记》人物评论的整体状况和时代特点。晚明文人选取的评论对象包括帝王、大臣、将领、策士、诸子、高士、刺客、循吏、酷吏、游侠、妇女等,几乎涵盖了《史记》中的所有历史人物,集中评论的历史人物主要有四类:一是帝王,二是大臣和将领,三是底层小人物,四是女性人物。对底层小人物和女性人物给予特殊观照是晚明《史记》人物论的鲜明特点。评论家们主要从智谋才干、识人本领、历史功绩、性格品质、君臣相处之道等方面对历史人物进行评论,主要采用对比评论、辩证分析、因时度势、评论前人观点等评论方法。从评论标准上看,晚明文人继承了前代的《史记》人物评论,重视儒家伦理纲常,具有强烈的疑古精神。但晚明文人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使晚明《史记》人物论呈现出强调事功结果、追求黜虚征实、不以成败论人等时代特点。第三章,具体分析晚明文人对《史记》中历史人物的评论。以王世贞、李贽、钟惺的《史记》人物评论为代表,具体分析晚明的《史记》人物评论的内容,总结其评论《史记》人物的方法、历史标准和思想倾向,与第二章点面结合。王世贞是明代著名的史学家,具有嫉妄崇实和重“势”的史学思想。所以王世贞评论《史记》人物讲求实事求是,常依据历史事实,考察客观时势,采用逻辑推理等方法,对历史人物做出自己的评判,甚至敢于推翻“定论”。李贽是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心学思想的影响下,李贽评价《史记》人物,大胆突破封建伦理道德和传统价值判断的束缚,倡导功利价值,着重分析历史人物的事功结果,关注历史人物的真情侠义,并将是否顺民、利民、爱民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李贽评价历史人物追求“一切断以己意”,常采用对比评论、原情论势和一分为二的评论方法。在性灵思想的影响下,钟惺评论《史记》人物多直抒胸臆,注重表达真情实感和个人的独立见解,十分注重对历史人物精神品质的分析和评论,尤其欣赏《史记》中性格真率的人物。评论方法上,钟惺主要采用对比评论、总结归纳、辩证分析三种方法。第四章,探讨晚明《史记》人物评论对后世的影响。晚明的《史记》人物评论对明清及以后的学者研究、评论历史人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评论内容、评论方法、评论态度三个方面。晚明评论家的《史记》人物评论流布甚广,尤其是王世贞、钟惺的评语,被广为引录,在明清两代影响很大。评论方法方面,清代继承明代因时度势的评价方法并进一步发展,确立了历史评价中的知人论世原则,提出主客观结合、知人论世的评价方法。晚明文人常用的辩证分析方法也在清人的历史人物评论中得到延续和发展。评论态度方面,晚明评论家的疑古与批判精神对清代的《史记》人物评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胜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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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诗意的叛逆——从德里达的“延异”与庄子的“卮言”谈起

学术论文

对语言的兴趣,是上世纪西方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语言转向'被现当代西方大多数哲学家看作20世纪最有意义的哲学事件.哲学家们把哲学对主客体关系的研究转向了对主体间交流和传达以及对生活世界意义的研究.传统哲学的主题和方法都黯然失色;传统哲学的本体论不再那么至高无上;传统哲学思辨方法的缺陷暴露无遗.在这一重大的转折中,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最为激进地批判了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为了摧毁逻各斯中心主义与体现形而上学传统的声音中心主义,德里达提出了他的解构主义哲学,并创造了一系列新词:延异,播撒,踪迹,替补等等.但在西方哲学背景下,他在运用这些解构策略时,陷入了'逻辑'和'阅读'两个深刻的悖论当中.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东方,一种在他看来未受'逻各斯中心主义'污染的文化.德里达向东方文化寻求灵感,说到底是对其背后道家审美哲学的景仰,该文将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证明:其一为德里达的解构策略与庄子卮言言说方式的比较;其二为德里达对汉字文化的仰慕.卮言是一种体道性隐喻方式,直观象形的汉字则是华夏民族'意象'型思维的载体.因此中国哲学具有浓厚的隐喻特色,偏向'诗'的表现方式,与西方文化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东西方在语言文化上的差异,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万物与我齐一'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的理性思维有着根本区别.以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现代西方哲学家日益认识到'逻各斯'思维的不足.因此,'语言转向'带给西方哲学的绝不只是一种新的哲学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在哲学观上的革命性转变.我们通过德里达解构主义与道家审美哲学的比较,可以更加深入的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和各自的优缺点,并走向优势互补的道路.

李星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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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联句诗考论

期刊

联句诗作为中国诗歌史上一种独特的诗体,是由两个以上的作者共同创作同一首作品,因而这种诗体具有众声喧哗的性质。对于唐代联句诗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宋代联句诗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本文首次对《全宋诗》进行统计,并对其所收录的近一百四十首联句诗进行研究。一方面分析了宋代联句诗在内容、形式、艺术方面不同于唐代联句诗的特色;另一方面,对《全宋诗》在收录联句诗方面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订正。

何新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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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孟浩然山水诗“诗中有画”

会议论文

＜正＞盛唐山水诗人孟浩然、王维并称。王维既擅作诗又长于绘画,熔诗画于一炉,自宋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以“诗中有画”许其山水诗不凡特色,即为世所瞩目,历来交相赞誉,史不绝书。而孟浩然山水诗所具有的类似特色,却较少为人注意,受到不应有的忽视。殊不知作为姊妹艺术,“诗画本一律”,其理暗相通。盛唐一代不仅山水诗风大盛,山水画风亦不

余传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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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校疏(六則)

会议论文

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的释文及注解早期收录于《马王堆汉墓帛书[壹]》,①后来重新整理修订版收录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4册.本文依《集成》释文为底本作校补,引用二书整理者的说法分别称作"原注"、"新注"。

蕭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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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有幸”指的是哪三生

期刊

宋人苏东坡写有《僧圆泽传》,讲的是唐朝的故事。圆泽是位得道的禅师,住持惠林寺,有俗家朋友姓李名源。二人知心知音,知交至深。一日,二人相约去参拜青城山、峨眉山,却在路线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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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介学视角下理雅各《诗经》译本中文化意象研究

学术论文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意味着文学翻译不只是一种语言间的转化，而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中研究文学翻译的分支学科，所强调的已不是传统的“信、达、雅”，而是去窥探文学翻译中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等问题。译介学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去研究文学翻译及翻译文学，进而思考异质文化交流的深层问题。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是中国文学的瑰宝，奠定了中国两千年来诗歌创作和发展的基础。《诗经》的英译本是西方研究中国文学的开端，对于传播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理雅各是第一个系统地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西方人，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十九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理雅各翻译的《诗经》一直是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标准译本。随着国外汉学研究的深入，各学界对理雅各及其《诗经》译本的关注和研究日益增多。国内外学者研究理雅各《诗经》英译本主要从语言层面出发，对单个或多个译本进行研究。相对而言，从跨文化视角对理雅各《诗经》译介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本文主要运用文本细读和文化研究的方法，从译介学的视角，分析了理雅各《诗经》英译本中文化意象的传递与失落，及译者的文化背景在文本中的呈现。通过研究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理雅各对文化意象的传递主要采取异化及加注的翻译策略;其次，理雅各对文化意象传递的失落是源于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与误释;最后，这种误读与误释源于东西方文化中对人文持有的不同态度。该论文是译介学应用于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研究的一次尝试，进而指出理雅各对文化典籍的翻译为中国古代诗歌翻译提供了一个典范;给中国学界提供一个与国际汉学界对话的重要平台。　　全文由以下五部分构成:　　第一章引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研究目的、意义及论文框架。第二章是本文的文献综述。主要简介理雅各及其《诗经》英译本，并简要概括理雅各《诗经》英译本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第三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重点介绍了译介学的基本概念及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及文化意象。第四章则从译介学的角度探讨理雅各《诗经》译本中的文化意象的传递与失落。本章首先对诗经的文化意象进行分类;其次，对理雅各《诗经》译本中有关婚恋、宗教及政治制度等文化意象的翻译进行对比研究，并探讨在翻译过程中文化意象的变形与失落;最后，通过对比中西文明对人文的不同态度剖析翻译中文化意象失落的原因。第五章对于以上研究做出总结，及简要说明本文的不足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面。

周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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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对人类语言沟通困境的反思与超越

会议论文

《庄子》中充溢着语言沟通的智慧。本文以剖析"轮扁斫轮"的故事为切入点，全面阐述庄子的语言观，以洞悉其对于语言传播的基本观点：一方面反对贵书贵言，追求"得意而忘言"之境；另一方面又巧妙地使用寓言、重言、忘言等语言传播方法，达到交流的目的。总之，庄子既强调语言沟通的困境，又提出了超越这种困境的方法。

谢清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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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豪苏轼的“彭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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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历史文化有深厚底蕴，这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和大文豪苏轼有着很大联系。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调知湖州，写下《江城子·别徐州》：“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滴泪，流不到，楚江东。”此时此刻的苏轼，心潮澎湃，百感交集，欲寄千滴相思泪，以表万般离绪愁，留恋之情溢于言表。让他这样依依不舍的原因有哪些呢？在苏轼的心中，兄弟情、徐州情、山水情和田园情相互交织，形成了苏轼的“彭城梦”。兄弟情“彭城梦”最初由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严复通观苏轼一生感情轨迹，对兄弟俩在徐州逍遥堂“对床夜雨”所蕴藉的苦衷深有感悟，把这纠缠苏轼一生的梦想归纳为“彭城梦”。《和刘通叔瑞潞岁莫杂诗并序》其二东坡与子由，诗句每恻楚。终身彭城梦，未遂对床雨。老泉玉渊洄，弥感青松树。读君告哀文，舌挢不能语。兄弟俩交谈的内容是什么？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苏辙的说法或许有些片面，对此，苏轼有一个补充，在《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中讲，苏辙劝他“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苏轼也确实以此奉公正己。兄弟情是苏轼“彭城梦”形成的直接原因，苏轼虽豪情满怀却不被重用，杭州、密州、徐州，一连三番外任，理想与现实的困扰，再加上生活之苦，以致出现了强烈的归隐打算，想过一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这样可以和在商丘的弟弟随时来往，了却兄弟俩聚少离多的心事。《黄楼赋》石刻由苏辙撰文、苏轼书丹，足以证明兄弟俩的感情深厚，可谓珠联璧合。关于亲情、友情、爱情，苏轼给了一个参考答案，即便是兄弟感情再深，也不能超越对事业的感情，苏轼本想在徐州安家立业，却因一纸调令又去了湖州。品尝美酒的浓度，体验亲情的深度，成就事业的高度，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徐州情苏轼《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描写了离别场景，百姓依依不舍，含泪相送，一度出现截马鞭，割马镫的场面，百姓感恩戴德，感激苏轼捍水护城、为民请命的功劳。苏轼在作品中多次提到了和徐州百姓之间的浓厚感情，特别是在第五首中，以一心为民的朱邑自比。朱邑死后，他的儿子并没有把他葬在家乡，而是遵照他的遗嘱安葬在桐乡，桐乡百姓的确视他为父母官，为他起冢立祠，每年都举办重大的祭祀活动。苏轼深受百姓拥戴，如果落户徐州，他希望自己的最终归宿和朱邑的经历不一样，流露出苏轼把徐州当故乡的由衷“徐州情”。山水情苏轼对徐州山水的热爱，从诗文记载的名山大川可领略一番，东至荆山，南至雾猪泉，西至楚王山，北至圣女山，这广褒的大地处处都有他的影子。在苏轼心中，当河流遇上大山，当明月遇上美酒，便是世间最美的邂逅。徐州这座山水交融的城市实在太美了，春雨微波、泗水彭城、明月黄楼，这些美景都可以拿来写尽人生百味。苏轼《登云龙山》中说：“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清代文学家查慎行在《苏诗补注》中记载：“慎按，此首先生手书刋石，诗后题云：元丰元年九月十七日，张天骥、苏轼、顔复、王巩始登此山。”清同治《徐州府志》把它列为宋代碑刻。今位于云龙山西坡可廊，东坡石床北侧。在徐州，苏轼真迹随时可参观，让你大饱眼福。1078年秋，苏轼写下与《前赤壁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百步洪二首》，第一首连用兔起鹰落、骏马注坡、利箭脱手等七个比喻来形容百步洪速度之快，以此引发快乐人生的话题探讨，“险中得乐虽一快，何意水伯夸秋河。”这两句是苏轼内心思想的真实写照，世间万物如百步洪一样跌宕起伏，人生也不例外。用现代的话说，人生，不必纠结于过去，也不必担心未来，所有的美好就在当下；绝不要像水神一样随波逐流，当百川灌河时洋洋得意，当百川归海时望洋兴叹，这样只会把苦恼留给自己。田园情苏轼知徐州时，徐州下辖彭城、丰、沛、萧、滕五县，作为一州之长理应吃穿不愁、衣食无忧。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苏轼常常为无菜难以下咽发愁。1078年初春，桌上就一道嫩姜炒木耳，吃着吃着，苏轼把筷子一放，跑到骆驼山采竹笋和蕨菜去了。《与参寥师行园中得黄耳蕈》：“老楮忽生黄耳菌，故人兼致白芽姜。萧然放箸东南去，又入春山笋蕨乡。”又如，《送笋芍药与公择二首》：“久客厌虏馔，枵然思南烹。”表达了对徐州饮食非常厌倦，食之无味，饥肠辘辘，不由想起美味的家乡饭。徐州生活的困顿在苏轼许多诗文中都有体现，《春菜》提到蔓菁（大头菜）、韭菜、荠菜、青蒿、蕨菜、茵陈、甘菊、波棱（菠菜）计8种，有几种是野菜。还说了2种鱼肴，一种是熟吃，荠菜清蒸鱼；一种是生吃，鱼鲙，现在叫鱼生。苏轼特好家乡菜鱼生，爱妻即便有病依然为他下厨房操刀制作，“病妻起斫银丝鲙，稚子欢寻尺素书。”提到的徐州麦饭，只是来客人时才偶尔做一回，《和子由送将官梁左藏仲通》：“城西忽报故人来,急扫风轩炊麦饭。”徐州的尔家川就是在这种生活困窘的状态下被发现的。苏轼渴望找到一处泉水横流的地方，有了清澈的水源，吃大米不用愁，吃鱼不用愁，酿酒更不用愁，可以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他以“佳处未易识，当有来者知。”赞美尔家川。尔家川具体位置在铜山区新区街道办事处台上村附近。这儿的灌沟河容纳了银坑泉、锅帽泉、女儿泉、青龙泉等众多泉水。笔者寻访时，一位老太太笑嘻嘻地说：“这大闺女泉啊，只能女人摸，男人不能动，男人动了，尽出羊屎蛋子。”言下之意，男女有别，刚柔有分，男人力气大，会把泉水搅浑。同时也是告诫男人，两性相处中，大闺女千万不要碰，不然早晚会出事，惹出祸端来。泗滨老兄弟情、徐州情、山水情、田园情促使苏轼想在徐州安家落户，做一名徐州老人。《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其五》：“归耕何时决，田舍我已卜。卜田向何许，石佛山南路。下有尔家川，千畦种粳稌。山泉宅龙蜃，平地走膏乳。异时亩一金，近欲为逃户。逝将解簪绂，卖剑买牛具。故山岂不怀，废宅生蒿稆。便恐桐乡人，长祠仲卿墓。”苏辙揭秘尔家川位于徐州，《和子瞻自徐移湖将过宋都途中见寄五首其四》：“欲买尔家田，归种三顷稻。因营山前宅，遂作泗滨老。”“泗滨老”指的是住在泗水旁边的老人，也就是徐州老人。实际上，苏轼卜田尔家川，并不是罢徐州后才打的主意。1078年黄楼建成不久，刘贡父来徐州，苏轼把买田的事和盘托出。《次韵和刘贡父登黄楼见寄并寄子由二首》：“腴田未可买，穷鬼却须呼。（本欲买田于泗上，近已不遂矣。）”“泗上”典出《吕氏春秋》：“泗上为徐州”。苏轼这段时间说的买田、卜田、归休、归耕等基本上都是指卜田徐州的尔家川。归耕，《国语辞典》：“去官从农。”回乡也好，不回乡也好，辞去官职务农的，都叫归耕。尔家川山环水抱，藏风聚气，是“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的世外桃源。苏轼选择这里隐居是兄弟情、徐州情、山水情、田园情相互交织形成的一个“彭城梦”，梦想虽然没有实现，却伴随了一生，同时也给徐州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于克南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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