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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悲剧艺术论

学术论文

《史记》既是一部气势磅礴，内容宏富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具有浓厚的悲剧情调，沉郁的悲剧意识的文学作品。在《史记》一百一十二篇人物传记中，以悲剧人物的名字标名的篇目就有五十七篇之多，此外还有二十多篇虽不以悲剧人物的名字命名，但却含有重要的悲剧人物。《史记》之所以聚焦于如此众多的遭遇悲剧的历史人物，一则因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制度本身的劣根性制造了大量的人间悲剧;二则因为它的作者司马迁本人就是一个有着惨痛人生经历的悲剧人物，因而这些历史人物的悲剧命运就格外震撼着司马迁的心怀。在这些悲剧人物的人生轨迹中，司马迁探寻历史规律，总结人生经验，抒发悲愤情怀，给中华民族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史记》的悲剧艺术作一些分析探讨：一、《史记》的悲剧人物及类型《史记》中的悲剧人物为数众多。由于社会背景、地位、身份、性格、思想意识等各不相同，他们的悲剧也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形态特征。据此，本文把它们划分为五个类型。第一类是以韩信为代表的功臣悲剧。残害功臣是宗法制社会的普遍规律，是专制独裁政治与人的劣根性相结合的必然结果。第二类是以屈原为代表的忠臣悲剧。这一类悲剧人物都具有高尚的品质，杰出的才智，崇高的政治理想和为实现理想无私奉献的精神。但是，在与那些品质恶劣、人格卑污的奸臣的政治斗争中，他们往往因为君主的昏庸愚蠢、良莠不辨而遭遇悲剧，让人痛心不已。第三类是以项羽为代表的陷于末路的英雄悲剧。这类悲剧人物都是有着过人的才气、曾经威震天下的英雄豪杰。但是因为自身存在着严重的性格缺陷，在激烈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最终陷于被动，直至以悲剧告终。第四类悲剧人物以伯夷和叔齐为代表。伯夷、叔齐品质高尚，信仰坚定。但他们恪守的君臣之道与历史前进的方向产生了剧烈的碰撞，在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中，悲剧终于酿成—周武王统一天下后，伯夷、叔齐耻为周民，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终至饿死，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道德之歌。最后一类是以荆轲为代表的义士悲剧，其他还有田光、侯嬴、豫让、聂政、高渐离等。这些人物的思想境界虽有高下、阔狭之分，但他们视道义高于生命、“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的优秀品质仍然值得永留史册。二‘、流荡于《史一记》悲剧间的生命激情《史记》能以史书的身份跻身于文学作品之林，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间特别是《史记》悲剧间流荡的激昂澎湃的生命激情。这部分又分为四个小节:（一、司马迁的悲剧人生.;（二）司马迁的思想传承和文化个性;价三）悲愤:《史记》悲剧激情的基本色调;（四）《史记》的悲剧精神。司马迁因李陵事件无辜催祸。在摧祸的过程中，他充分地感受到了汉武帝及其爪牙们的无情、刑法的严苛、人心的险恶、人情的淡薄。这一切使他的心中蕴蓄着悲、愤、怨、怒种种强烈的感情。而他选择宫刑，隐忍苟活以撰写史书的崇高志向又无人理解。因而，他胸中原本就非常强烈的感情就越聚越强，在写作《史记》时不由自主喷薄而出，遂赋予《史记》以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悲愤的感情基调。同时，他的哲学无戮早又对这种感情以深刻的影响，使之有着更为深厚的思想内涵。司马迁的哲学思想以濡家理性主义，思想为主、，「具有积极进取、参与社会的强烈意识和慎于生死、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同时，由于父亲的影响，他又接受了道家思想的优秀成份，汲取了弧烈的批判意识。再者，司马迁极为仰慕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浪漫主义的伟大诗人屈原高尚的人，品和杰出的才华，而屈原浪漫主义的文学风格和“发愤以抒情”的美学思想.更被司马迁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因而，司马迁融合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以及在屈原的人格和文品影响下所表现出的文化个性使《史记》所表达的悲愤之情积淀并进而演化成为一种直面人生苦难、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悲剧精神。这种精神戎为千百年来激励中华民族战胜邪恶、抵御外侮的力量源泉。三:、《史记》悲剧的艺术表现《史记》左艺术表现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以写人为主的艺术作品中达到了可’以和《红楼梦》相媲美的高度。它的最突出的艺术成就表现如一下:（一）历史悲剧事件的故事化和戏剧化叙述;(一二冲历史悲剧人物的性格化刻划:（三）典型化.的细节描写;（四）情绪化‘的悲剧场景及氛围渲染。司马迁虽然生活在文学自觉的前夜，但，他杰出的才华却使他的《史记》在文学表现的各个方面令人惊讶地成:熟起来。其中随处可见曲折生动、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和惊心动魄的戏剧化场面，格外引人入胜。更为可贵的是，司马迁借助于这种激烈的矛盾冲突，运用巧妙的剪裁，典型化的细节描写，强烈的正反对比等艺术手段使历史人物特别是悲剧人物的形象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另外，具有浪漫情怀的个性待征又使司马迁极善于描写悲剧性的场景，渲染悲剧氛围，借以烘托人物，增强故事的感染力。总，之，，《史一已》虽然写作于两千多年前，但是无论是它众多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还是它激昂澎湃的生命

唐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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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与祥瑞画

期刊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适应性非常强,渗透到中华民族每个人的血液中。历代统治者利用它为'君权神授'寻找理论根据。百姓信奉它,为自己寻求精神寄托之所。知识分子研究它,为诸多社会现象寻找理论支持。在历代崇道活动中,宋代处于全面活跃时期,宋真宗、宋徽宗两朝,达到狂热程度,道教活动影响到宋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直接的也是道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道教美术,也格外活跃。查阅宋代美术史和其他文献,可以看出,从事道教美术创作的画家之多,道教作品流传之广,道教美术活动规模之大,宋代堪称历史之最。徽宗皇帝集帝王、道士、画家于一身,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流传至今的有徽宗题词画押的绘画作品约有20件,其思想内涵几乎都与道教思想有关,多寓意一种祥瑞思想,有的则直接宣扬祥瑞思想。

李福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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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与民间文学

期刊

对联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语言艺术．所以早在宋代就和说唱文学相结合了。现存最早的宋代话本集是《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一书，简称《东坡问答录》，其中讲苏轼和佛印互相嘲弄的小故事，就有几副诙谐性的对联。如《佛印讥谑》一条说：

程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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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与苏轼和陶诗的宋代注本

期刊

在宋人注宋诗中,宋人所作的苏轼和陶诗注本现存可见的多达四种,其中保存在韩国由南宋遗民蔡正孙所编的《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中就有三种。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和陶诗宋注是施顾注苏诗卷四十一、卷四十二两卷,施注采取了李善注《文选》的方式,注重典故的勾稽,但亦能结合当时的时事笺释坡诗。其最大的价值在于题下注,对和陶诗的背景及涉及的人物进行详细介绍。傅共著《东坡和陶诗解》是目前可知最早的苏轼和陶诗注本。傅注不但进行校勘,解释典故,而且还能结合注者本人亲自踏访东坡生前遗迹之经历来注诗。蔡梦弼的《东坡和陶诗集注》以解意见胜,其阐释受到了朱子学的影响。蔡正孙《和陶诗话》是现存最早的苏轼和陶诗研究专书,其注释主要集中在和陶诗创作背景的介绍、和陶诗典故的补注,以及和陶诗诗意的阐发上,具有较高的学术与文献价值。

卞东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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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咏襄阳

报纸

世标“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这里的“父子”说的是北宋时期文坛上赫赫有名的三苏：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苏洵深沉，苏轼有趣，苏辙内敛。三苏除了文章外，还擅长诗词，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只是因为苏轼的光芒太过耀眼，苏洵、苏辙的诗作反而显得不那么突出。他们父子三人都到过襄阳，写下了不少关于襄阳的诗篇。苏洵是大器晚成的代表性励志人物，上了《三字经》：“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苏洵年少时不好读书，喜欢四处侠游，后来才发愤，终有所成。北宋嘉祐元年，47岁的苏洵带着苏轼、苏辙进京应试，他的文章受到欧阳修的赞赏和推荐，一时间名声大噪。第二年，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同榜应试及第，更是轰动京师。皇帝宋仁宗看了他俩的试卷后，也是大加赞赏。苏洵虽然有了名声，但并没有求得一官半职，心灰意冷，遂返回眉州，料理亡妻后事。三年后，苏洵带着两个儿子二次赴京，经过襄阳时，登上秀美岘山，俯瞰滔滔汉水，凭吊名胜古迹，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襄阳怀古》。我行襄阳野，山色向人明。何以洗怀抱，悠哉汉水清。辽辽岘山道，千载几人行。踏尽山上土，山腰为之平。道逢堕泪碣，不觉涕亦零。借问羊叔子，何异葛孔明。今人固已远，谁识前辈情。朅来万山下，潭水转相萦。水深不见底，中有杜预铭。潭水竟未涸，后世自知名。成功本无敌，好誉真儒生。自从三子亡，草中无豪英。聊登岘山首，泪与汉流倾。在苏洵眼中，襄阳的山色使人心明眼亮，清澈的汉水可以洗尽胸中的烦恼。诗中说到了襄阳的三个名人，羊祜、诸葛亮、杜预。他漫步岘山之中，看到了堕泪碑，想起了爱民如子的西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不觉流下了眼泪，心中暗暗向羊祜发问：你与在襄阳隐居的诸葛亮一样，都建立了盖世的功业，你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来到有“上岘”之称的万山，山脚下的江水萦绕，沉碑潭水深不见底，那下面应该有杜预沉下去的石碑，潭水没有干涸，后世已知杜预的大名。已成就了那么大的功业，还那么在乎名声，看来好誉真是儒生之为啊！自从羊祜、诸葛亮、杜预这三个英雄人物去世之后，朝野就少有豪杰产生了，登上岘山顶，想到自己年过半百，还没有建功立业，不禁伤感，泪水如江水一样流淌。苏洵触景生情的感受，是他远大的人生抱负难以实现的懊恼，更是二度赴京的殷切期望，在襄阳，在岘山上，在汉水边，苏洵得到了精神上的解脱。不久之后，苏洵得到朝廷的任用，担任秘书省试校书郎等职，苏轼和苏辙也分别得到任职，父子三人开启了从政为官的仕途生涯。苏轼除了写《隆中》这首诗，表达对诸葛亮的崇敬之外，还写了不少诗篇，对襄阳大加赞誉。苏轼与父亲、弟弟一起路过襄阳，在这“山水观形胜”之地，自然也是诗兴大发，写了三首《襄阳古乐府》，其中有一篇《襄阳乐》。使君未来襄阳愁，提戈入市裹毡裘。自从毡裘南渡沔，襄阳无事多春游。襄阳春游乐何许，岘山之阳汉江浦。使君朱旆来翻翻，人道使君似羊杜。道边逢人问洛阳，中原苦战春田荒。北人闻道襄阳乐，目送飞鸿应断肠。苏轼诗中提到的“使君”，指的是南朝宋的雍州刺史、襄阳太守刘道产。当时的雍州以襄阳为中心和治所。在刘道产的治理下，先后叛乱、不接受朝廷治理的人，一概顺从，都到汉水一带居住，百姓安居乐业。襄阳太平无事了，人们可以春游消闲了，春游最喜欢去的是岘山之南、汉水之滨。人们看到刘太守的旗帜，都说使君是像羊祜、杜预一样的好官。而那时的洛阳却是战乱不断，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听说襄阳这个地方安定祥和，北方的人望着大雁，伤心啊！那个时期的襄阳，跟刘表治下的襄阳有些类似，都是战火频仍的乱世中难得的一块净土，是人们羡慕的平安之地。此时的苏轼，年方23岁，正是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之时，目睹了襄阳之地的平安快乐，憧憬着大好前程，心中想着要做羊祜、杜预、刘道产这样的好官，可谁又能想到以后仕途艰辛，宦海浮沉，几遭贬谪，差点命丧乌台，好在他天性乐观，初心如磐，没有被磨难压倒，反而留下了“苏堤”这样的政绩，留下了数不清的诗词歌赋，为中华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在《襄阳乐》中赞扬刘道产的德政，借古喻今，表达自己造福一方的志向、心系天下苍生的本心，这种高贵的品质，无论何时，都有现实意义。苏辙也写了两首《襄阳古乐府》，其中有一首也叫《襄阳乐》。苏辙写诗以兄长为榜样，但风格朴实，文采稍逊。兄弟俩唱和诗很多，著名的“雪泥鸿爪”就由唱和而来。谁言襄阳苦，歌者乐襄阳。太守刘公子，千年未可忘。刘公一去岁时改，惟有州南汉水长。汉水南流岘山碧，种稻耕田泥没尺。里人种麦满高原，长使越人耕大泽。泽中多水原上乾，越人为种楚人食。火耕水耨古常然，汉水鱼多去满船。长有行人知此乐，来买槎头缩项鳊。苏辙的《襄阳乐》与兄长苏轼比起来，更加朴实无华，更具生活气息。诗中描写汉水边上百姓安居乐业、种田捕鱼的生活场景，从一个侧面赞扬了刘太守造福一方的政绩，也赞扬了襄阳的安定生活。苏辙诗中的太守刘公子，与兄长所说的是同一个人，正是刘道产，只是斯人已逝，过了近千年，人们还在缅怀他的功绩。岁月如梭，世道变迁，物是人非，只有襄阳城南的汉水依旧流淌不息，不说襄阳之苦，诗人还是以襄阳为乐。当地人在高处旱地上种植小麦，南方来的人种水田，人们种水田用古法，烧去杂草，灌水种稻谷，楚人以稻米为主食。汉水盛产鱼虾，人们知道汉水鱼的鲜美，都来买一种叫槎头缩项鳊的鱼。槎头缩项鳊是襄阳特产，产于汉水，味道鲜美，久负盛名。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记载：“岘山下汉水中出鳊鱼，味极肥而美，襄阳人采捕，遂以槎断水，因谓之槎头缩项鳊。”孟浩然住在汉江边，就特别爱吃这种鱼，曾有诗曰：“梅花残腊月，柳色半春天。鸟泊随阳雁，鱼藏缩项鳊。停杯问山简，何似习池边。”（《冬至后过吴张二子檀溪别业》）在襄阳隐居的皮日休，专门写诗给他弟弟，说他之所以要在襄阳隐居，就是因为喜欢吃这种鱼，“殷勤莫笑襄阳住，为爱南溪缩项鳊。”（《送从弟皮崇归复州》）号“醉翁”的欧阳修，也有诗赞曰：“磊落金盘烂璘璘，槎头缩项昔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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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与六经

会议论文

医源于易,而《内经》之六经除了把少阳与厥阴按照少阳为(一阳)与厥阳为(一阴)相对应外,却把太阳与少阴表里,把阳明与太阴相对立,即太阳为(三阳)与少阴为(二阴)相对立,阳明为(二阳)与太阴为(三阳)相合,阴阳并非平衡,也并非是相互对立的双方,其表里相合所组成的六个爻性也并非总是三个阳爻和三个阴爻;或是阴盛阳微,或是阳盛阴微.阴阳不平衡,就不能对立,就不能统一,也就不能构成表里相合的一对矛盾,它不是平衡的统一观,它不符合《周易》太极图阴阳表里相合的基本演变规则,可以否定之.本文予以介绍.

贾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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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昆体七律的审美转向与艺术新变

期刊

西昆体七律融合了白体七律的铺陈议论、晚唐体七律的属对精工及李商隐的比兴用典,形成“以赋为律”、以学问为诗、注重属对功夫的特征,为北宋七律奠定基本格局。其后北宋七律走向正是融白体的日常化交游、晚唐体的写景言怀、西昆体的学问化为一体,将文人雅趣引入琐细的日常生活,形成于日常生活中见学问的特征,造就宋诗平淡而高深的独特面目。西昆体的许多创作理念与技巧,是宋诗有别于唐诗的关键所在。自从西昆体七律出现后,北宋七律几乎都有了“西昆体的底子”。

张立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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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渊冲英译李白诗歌中意象再现手法研究

学术论文

中国古典诗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而精心构筑的意象则是这颗明珠的光芒所在。李白作为唐朝浪漫主义最杰出的代表,其对于意象的选择和安排更是带有鲜明的个性。基于此点,本文以许渊冲诗歌翻译的“三美”和“三化”原则为分析框架,对比分析许渊冲和其他译者对李白诗歌中的意象翻译,研究意象如何更好地在译文中的得到体现。从而证明“三美”和“三化”原则对中国古诗英译的翻译实践活动具有实用价值和许渊冲对诗歌翻译的巨大贡献。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许的译作和翻译思想,而大多数研究者主要是从两方面关注许的作品和思想:微观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采用某种理论对比许和其他译者对于同一作品的译作,或者用某种理论阐释许的翻译作品;宏观方面的研究则主要从互文性,阐释学和跨文化角度关注许的翻译思想。很少有学者将目光集中在许渊冲英译李白诗歌中的意象再现,所以这篇论文在这方面着重做了系统的分析。　　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引言,主要介绍了李白及其诗歌运用比兴手法的特点,以及李白诗歌英译历史和学者们对李白诗歌的英译的研究,并在这一章明确了这篇论文的理论意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关注许渊冲在诗歌翻译上的见解,特别是他提出的三美和三化理论,并总结出其理论中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和读者的反应等特点;第三章从中西方对于意象理解的异同之处入手,转而详细分析李白诗歌中意象的特点并对其进行分类,从而总结出李白诗歌中意象翻译的的难处主要来自于语言差异和文化障碍;第四章以许渊冲的三美理论为依据,从意美、音美、形美三个方面通过实例对比分析对音译李白诗歌中的意象再现进行研究;第五章以许渊冲的三化理论为依据,通过实例分析对许渊冲英译李白诗歌中意象所采用的深化、浅化、等化三种手段进行研究;第六章则是对全文总结,在处理诗歌意象时三美原则既是指导原则,同时三美也是诗歌意象翻译的所追求的最终效果,而三化原则可以看作是具体的翻译策略。

周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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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遗迹研究

学术论文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伟大的诗人之一。他一生经历坎坷,既见证了有唐一代最为繁盛的开元、天宝时代,又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杜甫的诗歌既是唐王朝兴衰史的见证,也常常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内心喜怒哀乐的寄托。杜甫忠君爱国的高尚情操受到后人的推崇,其艰难的人生际遇也常引起后世文人的痛惜、感怀,杜甫也因此受到了后人广泛的祭祀与纪念。时至今日,在杜甫一生所经之处以及卒葬、籍贯之地,仍然存在着很多与杜甫相关的祠、墓、故居、亭台等遗迹,并有众多历代相关文献附着于其上。本论文就以这些杜甫遗迹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交叉学科研究等方式,对全国范围内十余处杜甫遗迹的创建源流、历史沿革、文化价值等问题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共分十二章。前八章以杜甫生前所经之地的先后顺序为线索,考辨、研究了杜甫曾到过或后人认为杜甫曾到过的长安、鄠县、鄜州、延州、秦州、成州、栗亭、成都八地杜甫遗迹的产生、沿革以及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祭祀形象。九至十二章考辨、研究了广为人知、传承有序且据实可考的偃师、巩县、耒阳、平江四处杜甫墓葬遗迹。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四处墓葬均有破绽,因此本文并不将各地杜甫墓葬的真伪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目的,而是以历史和文化的视角,着重关注偃师、巩县、耒阳、平江四地杜甫墓的产生时间、历史依据、相互间的争讼过程以及其中体现出的文化心态地域文化因素,从中提炼出这些杜甫墓葬遗迹表达出的对杜甫的崇祀和对杜甫精神、文化的弘扬。本论文主体的十二章内容各有创新。第一、五、六、七章分别研究西安、秦州、成州、栗亭四处故居、祠堂遗迹。不仅详细考辨了这四地遗迹的产生和沿革问题,更依据相关碑记、题诗、方志等文献展现了这些遗迹创建及历代重修中杜甫祭祀形象的多样性变化过程。这是此前杜甫接受研究没有关注的新问题,对丰富杜甫接受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章研究的是鄠县渼陂空翠堂。空翠堂最初是宋人在渼陂见到的一处残破亭台,由北宋张伋重修并以杜诗命名。明末局势动荡之际,本地官员为加强军事防御力量重修空翠堂,既蕴含了国运艰难之下缅怀杜甫的感情,又有军事堡垒的功能。直至清代,空翠堂才最终成为祭祀杜甫的祠堂。空翠堂的沿革史在杜甫遗迹中具有独特的价值。第三章以杜甫鄜州羌村故居为研究对象,考辨了自宋代以来杜甫寓居鄜州羌村的三种说法,分析了两处故居的文献线索,证实宋明两代主流观点中并非有两个羌村,而是同一地点的不同表述,由此得出杜甫寓居鄜州时并未再次移家的结论。此结论纠正了自清代以来,一大部分学者为调和两处羌村的矛盾,认为杜甫在鄜州寓居过两个羌村的错误认识。第四章以延安杜公祠为研究中心,以明清时期杜甫避乱延州传说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为基本线索,探讨了延安杜甫遗迹从无到有的历程,以及延安杜公祠从清代到现代历次重修背后的丰富文化内涵。学界一致认定安史之乱中杜甫未曾到达延州,因此延安杜公祠就有了如同耒阳杜甫墓一样的现象级研究意义。第八章以最负盛名的杜甫遗迹——成都草堂为研究对象。由于成都草堂历代修建文献众多、学术关注度高、研究成果丰富,笔者在考证草堂基本历史状况的基础上,着重对前人疏忽的历史细节问题详加考证,纠正了前人对明万历年间草堂重修人何宇度籍贯及官职的错误认识,探究了清人杜玉林官职升迁与屡次重修草堂的内在动因。此外,本章着重将地方官员的官职身份与重修草堂事迹相互关联,探讨地方官员在重修草堂过程中的突出作用。第九章与第十章围绕偃师和巩县两地对杜甫墓的真伪之争展开,笔者在充分考证文献,证明两地墓葬皆有破绽的前提下,跳出了真伪之辨,将重点着眼于两地杜甫遗迹的产生过程以及争讼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心态问题。两章分别对偃师和巩县杜甫墓的文献依据进行了细致考辨,着重阐释了偃师重现杜甫墓及巩县积极营造杜甫故里的行为过程,分析两地争讼中的“出招”和“对策”,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心态和崇祀杜甫的真挚情怀。第十一章介绍了唐宋时期两种杜甫身死耒阳传说的史源及流传,考证了从五代至近现代耒阳杜甫祠墓的兴衰。本章的研究创新主要有两点:首先是通过深入分析研究历代重修文献,发掘杜甫祭祀形象的多样性;第二,则是观照了中华民族抗战时期杜甫精神在民族危亡之际与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契合,这极大地提升了杜甫精神、杜甫文化的现实意义。第十二章以平江杜甫墓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杜甫旅殡岳阳说的演变及平江杜甫墓的依据和由来等问题。展现了平江杜甫墓从无到有,并最终与耒阳杜甫墓并举的过程。与第九、十两章相似,笔者认为,在杜甫未卒于耒阳以及平江杜甫墓出现极为晚近的前提下,讨论两地墓葬真伪问题并无创新价值。因此,本章的创新点主要在于探究平江当地学者、官员考证杜甫墓、确认杜甫墓、“创造”杜甫墓的过程。通过这一系列考辨分析,指出平江杜甫墓出现的必然性,以及其中体现出的当地文人的文化心态,主要体现在家乡之爱.和尊杜之诚上。总之,本文是对杜甫遗迹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研究,并具有创新点的论文。通过对各处具体遗迹历史、沿革以及文化内涵的研究,归纳了杜甫遗迹的产生规律,总结了杜甫遗迹的类型特征,展现了杜甫遗迹的时代特色,发掘了杜甫遗迹的文化意义,希望对杜甫遗迹研究及杜甫接受研究领域产生积极的作用。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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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变形艺术论

学术论文

变形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艺术法则.艺术变形的实质是主体意识对客观外物进行有目的的艺术加工从而使其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并体现出作家的创作个性.庄子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变形艺术大师,其变形艺术达到了很高成就.这突出表现在他所创造的众多的艺术形象,尤其是那些将抽象的哲理化为具体的生活情景的体现'道'的变形形象,被作者随意揉捏的某些庄严神圣的历史人物,以及寄托作者理想的一些超人形象.这些形象充分显示了变形艺术的最突出的特征,即形象的怪诞、离奇.《庄子》变形艺术的产生既与当时社会环境及文学发展状况紧密相关,更与作家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及文艺观密不可分.庄子的思维方式与先秦诸子迥异.它既脱胎于原始神话思维,又汲取了当时文明时代的理性智慧的丰富养料,把认识和审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熔铸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变形艺术产生的触媒.庄子的追求绝对精神自由的人生理想决定了他的'以文为戏'的创作态度,正是这种'游戏精神'促使他打破常规,力求新变,因而对变形艺术情有独钟.此外,作为一位天才的诗人,庄子所特有的丰富的艺术情感,非凡的想象力,敏锐的艺术感觉,及高超的语言技巧,都对其变形艺术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庄子的变形艺术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无比深远的.无论是在散文创作上,还是在小说和诗歌创作上,历代的许多作家、诗人都有意识地吸收和借鉴庄子的变形艺术,因而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张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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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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