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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政治伦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兼论其在祖国和平统一中的作用

会议论文

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伦理思想以“仁”为基础,以“利民”为价值导向,以实现社会“大同”为理想目标,为此,他要求治国者不断加强道德修养,坚持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选贤任能,实行民主,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继承和发扬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黄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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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文苑传》的创立及意义

期刊

在我国史书编纂体例上,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首立"文苑"一传。自此往后,历代史家递相沿袭,影响既深且远。本文略述其得以创立的原因及创立的意义。

刘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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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正义》研究

学术论文

《春秋左传正义》是孔颖达主持编修的《五经正义》之一，在经学史与学术史上都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体现了唐代注疏兼收并蓄的特点。但是，学界对于这部经典的专题系统研究却比较匮乏，对其评价也意见不一。本文试图从文献学、阐释学的角度，通过列表统计、比较辨伪等多种方法全面总结《春秋左传正义》的特点，客观而准确地评价孔颖达及其《春秋左传正义》。论文首先对孔颖达的生平及其著述进行考述。从《新唐书·孔颖达传》、《旧唐书·孔颖达传》存在的抵牾之处入手，着重辨析了孔颖达的字号、“十八学士图赞”、孔颖达明服氏《春秋传》等五个问题，并由此现象总结出孔颖达及其《五经正义》的尴尬地位及其所处的治学环境。在此基础上，论文分析了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的个人“准备”：他的求学举第是编修《五经正义》的学术准备，他讲经、论难、编书的工作是编修《五经正义》的过程准备。他的著述成果除开《五经正义》，还有文学类、史学类、经学类的著述存世。接着，论文对《春秋左传正义》的成书进行了探究。儒学盛行与经学殊途为成书的社会条件，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为成书的文本条件。在此基础上，结合孔颖达所作的《五经正义序》和史料的记载，笔者对参与《春秋左传正义》的修撰者及修撰时间进行推断，并梳理《春秋左传正义》单疏本、合刻本的具体情况。在《春秋左传正义》中，“疏不破注”是基本原则。它既是《正义》最为突出的特点，有其合理性，又导致了很多前人有价值的注疏被误判甚或是散佚。《正义》对杜注的处理方式主要有对杜注的丰富化、对杜注的揭示和引申、对杜注之疑进行考察、对杜不注之义加以说明等七种情况，对前人注疏有肯定前人注释、批刘炫以尊杜注等情况，凡此种种贯彻了“疏不破注”的原则。在对这些基本问题辨清之后，论文从文学阐释、史学阐释、语言阐释三个方面分析《春秋左传正义》的特点。文学阐释从《正义》解喻结合的阐释方式、对文学手法的揭示和对文论思想的阐发、《正义》的“文章观”进行总结分析。阐释方式具体表现为以经喻解、以史喻解、以传文喻解、以《公羊传》《毅梁传》为喻、以前人注释喻解五种情况。文学手法部分着重说明《正义》对“比”之解析，认为这种解析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文论思想部分说明《正义》对文质问题、情志问题、文学体式问题的阐发也非常有启发性。《正义》的“文章观”则表现为对文章结构、语言表达、用韵的重视和关注上。《春秋左传正义》史学阐释产生的背景条件是唐代对《春秋》、《左传》史书性质的认识。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正义》频繁地指出《史记》记载之误，体现了对“史实”的推崇。《正义》“以史解经”的目的是实行教化，具体体现在申孝悌观念、明忠信德义观念、圣化与贤化、以古说今四个方面。“以史解经”的内容表现在用具体的历史记载解经、以事物的发展史解经、以历法考证史事。“以史解经”的方法主要有史源考证、参见互释、以意逆志三种。《春秋左传正义》的语言阐释主要总结《正义》在释词、释句方面的具体表现。释词方面，《正义》有语言和历史两个维度，这是对语境概念的延伸。以此为背景，论文从声训、形训、义训三个方面论述了《正义》的释词方法。从句子的修辞、句子的上下逻辑分析了《正义》的释句方法。这些方法的运用，保证了经传语言意义的疏解和内在结构的说明，构成了《正义》阐释体系的重要环节。《春秋左传正义》的引书情况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注疏者的思想。在详尽梳理《正义》引书情况的基础上，论文分析了《正义》的引书特点，提供了观照《正义》的一个重要角度。最后，论文简要总结了《春秋左传正义》的价值和缺陷，并从唐代的经学发展情况考察《春秋左传正义》的实际影响。

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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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研究

学术论文

《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极其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之一。《老子》一书诞生于先秦，而对《老子》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始于战国时《韩非子》中的《解老》、《喻老》二篇。然而真正对《老子》进行完整系统的注解却是始于汉代。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与有识之士的不断觉醒，当我们纵观魏晋时期的注老作品，便已然发现，魏晋时期的文人学者在《老子道德经》的注释方向上，走上了一条与儒家经典传统完全不同的道路。同时身处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学术转向时期的王弼，便因能纵观其所处时代全局，不再把眼光局限于解老释老的层面，而是竭尽自己所学，将调和化解围绕儒道异同之辩而展开的个人与社会、名教与自然的对立冲突作为己任，而颇具一代志士文人的风范。王弼也在自己短暂的人生中完成了一系列解老注老的经典著作，并通过自身的学术创作与贡献开创了魏晋玄学的时代新风，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经典文本，《老子道德经》言简意赅，辞约义丰，给予了当时学者及后世文人极大的发挥空间，历代学者对《老子道德经》的诠释成果亦是可圈可点。学者在给《老子道德经》作注及进一步释义的过程中，往往会结合自身所处的时代及社会现实，在对经典文本做出基本诠释的基础之上，阐述自己的学说，亦或建立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本文便是依据由王弼作注、楼宇烈先生校释的《老子道德经注校释》本，通过对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中具体文本内容的分析，结合《老子》原文来具体分析王弼在注老过程中所持的重要观点及独特思路的。同时也结合王弼基于对《老子》原文的理解所阐发的经典论述，来进一步了解《王弼》在注老方面的独特眼光与宏阔格局，同时揭示王弼注老之真正动机，挖掘其注本深远的历史影响与时代意义。　　文章可分六大块进行论述，分别为绪论部分、正文三章及结语部分。　　第一章对流传于历代的《老子》注的成书情况及版本内容进行简要梳理，同时对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本产生的原因、时代背景以及同时期有识之士展开的积极性探索进行概述。　　第二章以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本为论述核心，结合《老子》原文，展开对“道”、“有无本末”观的阐发，最后结合以上文本内容的分析，对王弼注本思想中所体现出的“本末”论进行一个总结性的论述，为下一章节“自然”与“名教”关系的论述埋下伏笔。　　第三章围绕王弼如何调和自然与名教二者间的关系为中心来进一步展开论证。以王弼注老真正动机为出发点，深入论述著作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并结合本章中心环节的论述，以“本末不离”、“体用不分”等观点深入论证“自然”与“名教”二者的真正关系。　　结语部分简述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本的历史影响。通过与不同时期的注老大家进行简要的对比分析，总述王弼注本的独特性与历史深远性，同时对整篇文章的整体思路及中心论点进行简要整理与归纳。

黄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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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雨中花慢》(嫩脸羞蛾)写的就是朝云

期刊

苏轼《雨中花慢》(嫩脸羞蛾)究竟为谁而作?作于何时?至今仍是一悬案。其实,此词写的就是苏轼侍妾王朝云。有何凭证?我们先看全词:嫩脸羞蛾,因甚化作行云,却返巫阳。但有寒灯孤枕,皓月空床。长记当初,乍谐云雨,便学鸾凰。又岂料,三春桃李,一夜风霜。丹青□画,无言无笑。

周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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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乐论研究

学术论文

荀子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其思想观点深邃广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乐论在荀子的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荀子》一书中有独立的关于“乐”的篇章，即《乐论》。荀子在《乐论》篇章中对“乐”的内容和功能做了详细的阐述和论证，完整地论述了“乐”的思想理论。　　荀子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阐述乐论的哲学家。荀子所作的《乐论》有其理论渊源，作为早于《荀子》一书出现的郭店楚简，在一定程度上为荀子乐论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来源。荀子的乐论与先秦儒家孔子和孟子的乐论有所不同。孔子主张“以乐辅礼”，他从仁爱的角度在其礼乐主张中阐述了乐论思想。孟子以人性本善为基础，倡导“与民同乐”的思想，主张以“乐”来达到人格的完美和人性的完善。相比孔、孟的乐论思想，荀子的乐论体系和逻辑更为完善，自成一体。荀子的《乐论》以反对墨子的“非乐”为基调，比较了“雅乐”与“俗音”的利害关系，分析了礼乐文化中“乐”与“礼”的异同，论证了“中和思想”与“天下齐一”的治国之道。乐论中的“乐”从狭义到广义，从微观到宏观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荀子的乐论不仅探讨了狭义上的“乐”，还阐述了广义上的“乐”与伦理和治国的关系，这是荀子乐论中一个新的重要维度。从伦理方面来讲，“乐”可以引导人的情欲，改善社会习俗;从国家治理层面来讲，“乐”的施行为“成仁”“兴礼”“致和”等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可能性。“乐”可以教化百姓，促进社会安定。荀子认为通过对“乐”的推行和实施，可以使国家社会处于一种“天下皆宁，美善相乐”的状态，为此他做了详细的理论论证与总结。　　荀子的乐论对于人的性情的培养、陶冶，对于社会习俗、伦理纲常的约束和改变，对于礼乐政治的探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今我国处于一个全新的社会变革时期，从先贤哲人的思想中获得补给社会的养料，探讨其理论价值对于人伦教化以及国家治理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尹泽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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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诠释方法及其应用

会议论文

子“圣贤易地则皆然”的真知灼见中，我们可以透视出一种以直觉为依托的诠释方法，这种诠释方法鲜明地展现在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及“知人论世”说中。不仅如此，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的方法及“知言”说均可以被视之为诠释方法，而且其诸种诠释方法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可以被整合为一个有机的理论整体。在诠释《诗》《书》等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孟子普遍运用了其诠释方法。

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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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风格学研究的新开拓－－读《两宋文学史》

期刊

蒋淑贤;马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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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苏轼《宝绘堂记》

期刊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四十二岁的苏轼从密州太守移知河中府,一路先到青州,再到济南、郓州,快到汴京时,弟弟苏辙出京迎接他。走到陈桥驿时,苏轼得知改任徐州太守,且有旨不得进京,便一时借住在汴京郊外的范镇东园。三月一日,友人王诜约他在四照亭宴饮。王诜,字晋卿,太原人,其祖父王全斌曾在北宋初年任安国军节度、忠武军节度、西川行营前军都布署等职。率兵伐蜀功成而失于对军士的约束,被贬崇义军节度观察留后数年,后在武宁军节度任上病逝。

阮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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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禮志》研究

学术论文

《宋史·礼志》史源对于了解该志的编纂,认识其史料价值及存在的史实讹误等问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首先围绕《宋史·礼志》史源展开论述。第一章,主要对《宋史·礼志》史源进行了观察,并归纳出了《宋史·礼志》的几个较明显的史源,如官方礼书、官修《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攷》。另,对《宋史·礼志》采择其它官私著述的情况也有介绍。第二章,在《宋史·礼志》与它史史源一致或《宋史·礼志》采择它史的基础上,对史官修撰《宋史·礼志》所采用手法进行了尽可能祥尽地分析。共分两大方面：一是,各种删削,如基本照录、删削时间、原因、过程等。此外,还有一些删削,如删削籍贯、封号等,因暂不能断定其为主要手法,故仅略作叙述。二是,各种保持原意的手法,有全文照录、词句润色、简称等,而称名不称字、改别称为廟号等,因尚未探得其为主要手法,故只简要涉及。又,对於各种删削和保持文意手法之大部,本文均未仅就《宋史·礼志》来作探研,而是也极力推衍到了《宋史》其它诸志。第三章,首先,从记载的系统与丰富、保存了部分珍贵史料、订正它书讹误与不足,及为后世官私著述之史源四个方面论述了《宋史·礼志》的史料价值。其次,对《宋史·礼志》存在的问题,如时间、职官、地点等史实讹误,进行了订正,同时,攷察了这些讹误的类型及原因等。而封於《宋史·礼志》的编撰之失,如体例不一、前后矛盾、记载失序等,除了发现其问题所在,并指出其表现形式或原因外,还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新的阐发。第四章,对《宋史·礼志》进行了多角度透视。《宋史·礼志》的编纂攷述,攷察了《宋史·礼志》编纂的特点与创新之处。《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主要从内容、结构、特点及对后世的影响上将两者进行了对比。《宋史·礼志》中的礼仪实施情部则从礼仪实施的前提、依据及实际情况三方面做了梳理。《宋史·礼志》中的道教,围绕道教与礼制及国家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宋史·礼志》中的赏赐,则主要透过赏赐来看宋代的礼制与社會。

王志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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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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