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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与欧阳修的文章之交及其对当时文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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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与欧阳修以文缔交,过去通常认为其目的与作用在于为苏轼兄弟应考作铺垫和在京城立足作宣传,本文通过对相关资料的考察,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其影响与意义要广泛深刻得多;欧、苏二人在北宋古文运动发展过程中,在"文""道"、"人""道"关系上有着不尽相同的观念,但这不仅没有影响到彼此的交往和友情,而且对古文运动的最终完成发挥了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杨胜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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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泥鸿爪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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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会玲一直以来，对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很是欣赏。这是苏轼七律中的名篇，整首诗自由舒展，意境恣逸，既表达了诗人对人生来去无定的怅惘，又抒发了对往事旧迹的深情眷念。这首诗写于嘉祐六年。六年前即嘉祐元年，苏轼、苏辙兄弟俩离蜀赴京应考，首次路过渑池，借宿于县中寺舍，兄弟俩一起在老僧奉闲的墙壁上题写了诗句。时隔六年，苏轼与苏辙又作别于郑州，苏辙难遣手足之情，写下了《怀渑池寄子瞻兄》寄赠给哥哥苏轼。其原诗如下——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遥想独游佳味少，无方骓马但鸣嘶。这是苏东坡第一次为官，到凤翔赴任。苏辙相送哥哥至郑州，分手回京。苏轼又一次途经渑池，便写了这首和诗。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不难看出，苏轼和诗中的四个韵脚，与苏辙的原作完全一致。在诗中，苏轼感慨自己一生漂泊，仕途不顺，境遇就像鸿雁偶然在雪泥留下爪印一样飘忽不定。这也是“雪泥鸿爪”这一成语的由来，后来人们常常借大雁在雪泥上踏过留下的爪印，来比喻往事遗留的痕迹，或人生际遇不定，踪迹无常。当我对苏轼命途多舛的一生有所了解之后，再来读这首诗，一种情感的共鸣，便如从高山倾泻而下的瀑流一般无法阻遏。是的，唯有经历过命运频繁磨难的苏轼，才能写出这么一气贯通、舒展灵动而又发人深省的诗句。在诗的开篇，诗人便发出了振聋发聩、引人入胜的感喟：“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很显然，鸿飞雪化，一切都不复存在了，而诗人正好以此诘问开启了下联的议论：“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一问，让人产生无限深沉的思考。接着，诗句由此跌宕开去：当飞鸿远去，还有谁在意它是往东还是往西呢？在这里，诗人以“雪泥”“鸿爪”为喻，将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慨以及飘忽不定的生活现状以十分委婉、形象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而在这看似偶然的“雪泥鸿爪”中，实质蕴涵着一种必然的结果——世事多变，人生无常。就像苏轼和苏辙兄弟俩曾到过渑池，并在那里的一所寺院里住宿。寺里的奉闲老和尚还招待过他们，兄弟俩也在寺内的墙壁上题过诗句。可当苏轼从苏辙的怀旧诗中回忆起这些往事时，奉闲和尚却已去世，题诗的墙壁也已坏损。想想自己漂流不定的行踪，苏轼不由感慨万千。诗句的颈联“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暗含着僧死壁毁，故友难觅，以及对旧题损坏后的极端无奈，寄予着人事无常之叹。尾联“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则在回忆当年旅途之艰辛：你还记得那年去往渑池的崎岖旅程吗？路远人又疲惫，驴子也累得直叫。很显然，后面这两句是对“雪泥”“鸿爪”的延伸和具象说明。在这里，诗人意在告诫，也在自勉。言外之意便是：人生如此艰难，我们更应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纵观全诗，诗人意在借“雪泥鸿爪”比喻人生离合无定，只有可供回忆的痕迹。诗中虽有对世事无常的惋叹，但可贵的是，在这看似消极的诗句中，诗人随遇而安、顺其自然的旷达乐观以及内心的强大和坦荡更让人钦佩称奇。这种亦庄亦禅的人生哲学，也许正是宽慰兄弟俩备受煎熬之心的灵丹妙药。诗人通过对终会消逝的“鸿雁爪印”“老僧坏壁”“兄弟赶考”等场景的描写，抒发了一种对人生世事无常的伤感之情，也表达了兄弟之间的温情。同时，劝勉苏辙珍惜当下——正因为人生无常，才更应该珍惜所拥有的。总之，全诗悲凉中有豁达、低沉中有昂扬、迷惘中有深情、怀旧中有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憧憬。整首诗一气呵成，舒卷自如，不愧是一首意境深远的好诗。可以说，这首诗是苏轼平生第一首影响深远的诗作。苏轼中年仕途多舛，尤其1079年，他因“乌台诗案”下狱，被关押了130天获释放，却外贬黄州任团练副使，仕途一落千丈。“雪泥鸿爪”四个字成为苏东坡一生的写照。然而，苦难的生活不但没有摧毁他，反而打开了他旷达乐观的襟怀。在远离朝廷的偏远之地，他开荒种地，自力更生；他抗洪抢险，建筑堤坝；他深入百姓，与他们同吃同住……一句话，此后余生，三次遭贬，艰难苦恨一次更甚一次的苏轼，却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超然，不但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纵笔挥洒，创作出了许多名留青史的不朽诗篇。上千年来，人们对苏东坡的盛赞和推崇从未停歇，更敬佩他在苦难面前所表现出的随遇而安、超然世外和达观坦荡的胸襟。而这首《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就是苏轼众多诗文中很好地体现了诗人这一性格的佳作，值得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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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坤参演《盗墓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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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邪？瓶子？胖子？陈坤参演《盗墓笔记》本报讯6月2日晚，陈坤发微博称，在一个剧本创作会上，与小说《盗墓笔记》作者南派三叔会面。该微博引发数千网友围观转发，纷纷欢呼《盗墓笔记》终于要拍成电影。随后，陈坤又转发“会面”微博，写道：“天真无邪？瓶子？胖子？”似在问该演《盗墓笔记》里人物“吴邪”“闷油瓶”还是“胖子”。《盗墓笔记》是南派三叔所著的盗墓题材小说，一直以来受到众多读者追捧，销量累积高达1200万册。此前，就一直不断有消息称《盗墓笔记》将被好莱坞公司拍成电影，拥有电影改编权的南派三叔也曾现身辟谣。此次，南派三叔与陈坤在剧本创作会上会面，是否代表《盗墓笔记》终于要被拍成电影？陈坤是否参演？对此，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陈坤的宣传总监徐小姐求证。徐小姐称，现在暂时不方便回应，但的确有无数粉丝把陈坤PS成《盗墓笔记》里的人物，非常有趣。虽然还没有确凿的消息，但是微博的网友已经纷纷表示很激动，“嗷嗷嗷嗷嗷嗷！！坤哥终于跟三苏(南派三叔)GD(勾搭)上了！！！”，还有网友称，如果电影开拍，要“开始攒钱准备拉票房”。至于陈坤该演什么角色，多数网友表示应该演“吴邪”或者“闷油瓶”，“胖子”体型太胖不适合陈坤。(易东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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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生长：苏轼的“杭州词”，道尽了北宋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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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志飞“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在宋词走向鼎盛的过程中，以“杭州词”最为耀眼，这也是后世将杭州称为“中华诗词之乡”的缘由。描绘杭州的宋词，不说浩如烟海，也是多不胜数。这其中，少不了苏轼的贡献。苏轼是北宋著名的词人，也是一位敏锐的艺术鉴赏家，同时代的文人墨客，都希望得到他的称赞和题跋。他的朋友圈中既有书法家、画家、收藏家，也有官吏、商贾甚至僧人，其中有许多人是他在杭州结识的。两次仕杭，苏轼的“杭州词”却风格各异，这让人不禁想问：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他如此之大的转变？一个真实的宋代杭州，又是什么样子的？作家周文翰早年撰写《中国艺术收藏史》时，就对苏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孤星之旅：苏东坡传》一书中这样评价：苏轼的“基底”是士人、官员，其次才是诗人、词人、艺术家。如此看来，苏轼与北宋的政治、文化、艺术生态的关系复杂密切，我们从诗词“艺术”的侧面接近苏轼，却也能体会到他一生中种种“不艺术”的为难和苦痛。作为一位词人，他心中的美好与恐惧、无奈，或许正交叉描绘出了那个最真实的北宋。自隋炀帝开凿南北运河后，杭州成了东南数一数二的大都会。宋朝时，杭州不仅不抑商，还放宽宵禁。经过数百年的积累，杭州城在宋代走向了鼎盛。杭州下辖九县，当时的知府官署设于钱塘县的凤凰山脚下。登上凤凰山，就可以“东望海，西望湖”，杭州城的地理格局一览无遗。城西是著名的西湖和周围的山岭，城东则是钱塘江的入海口和连绵的滩涂。《宋史·卷八十八·志第四十一·地理四·两浙路》记载，北宋徽宗年间，杭州城郭已有五十万人，沿街店铺、饭馆、酒楼、旅社众多，大街上从早到晚人来人往。柳永在杭州游荡时写下《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形容了它的“闹”与“静”。杭州城之于宋代，正如掌上明珠，它不仅是水陆两路贸易频繁的港市，也是文人墨客青睐有加的地方。与遥远的边关和京城相比，这里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祥和。而苏轼与杭州的命运交织，似乎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彼时，宋朝正当内忧外患，外有藩镇割据，内有皇权不振。宋神宗与王安石为了“变风俗、立法度”，让朝廷大臣之间相互制衡，并且层层监控，使得京城里人人自危，流言蜚语盛行。作为官员，苏轼和许多人一样，同样好奇王安石要如何变法。后来，他主张保留诗赋考试，遭到了王安石的反对。两人政见不一，致使苏轼在官场中败下阵来，甚至不断受到排挤。此后，苏轼开始公开反对变法，进呈《再上皇帝书》，指出“新政”导致“四海骚动，行路怨咨”，“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这让他与主张“新政”的王安石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苏轼发现，他在朝中的朋友逐渐被肃清，连他向来敬仰的观文殿学士欧阳修请辞退休，也被恶意驳回。他深感郁闷，于是有了去外地当官的打算。后来宋神宗下旨将他外放为杭州通判的时候，他反而心中暗喜。他素来知晓“余杭风物之美冠天下”，对能去杭州一事甚至还有些期待。根据《苏轼年谱》，苏轼一共有两次仕杭经历。第一次是从宋熙宁四年（1071）至宋熙宁七年（1074）任杭州通判，不到三年；第二次是从宋元祐四年（1089）至宋元祐六年（1091）出任杭州知州，不到两年。在杭州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苏轼阅尽了湖山美景，也尝遍了民间冷暖。因为他的到来，宋词才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与唐诗并列的存在。宋词、杭州、苏轼，也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苏轼上任后第三天，便去拜访了欧阳修向他介绍过的僧人惠勤。惠勤和尚擅长作诗，对苏轼来说，与僧人交往是逃离官场和家庭生活的一种放松方式。此外，杭州的佛寺通常都位于山水之地，兼有游览之趣。闲游静坐之间，苏轼写下了“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的诗句，可以看出，他初来杭州时，心情甚是舒畅。苏轼从前并不喝茶，但是到了杭州，受僧人设茶待客的影响，也开始研究起茶、水及煮茶的方法。加上龙井等处又是茶叶的产地，苏轼对采茶、制茶、喝茶也有所了解，还作了一首《试院煎茶》：“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实际上，苏轼初来杭州时，吟诗作赋还以诗、文为主，直到广结善缘的他，认识了正好退居杭州的张先。张先是一位交游广泛且文采出众的词人，虽然年长苏轼46岁，但两人性格、志趣相投，相处起来毫无代沟，还经常一起泛舟西湖，寄情山水、共赋诗词。受张先的影响，苏轼那段时间的作词水平日渐精进。三月的杭州，各处花红柳绿，士人、民众纷纷出门游赏。有一次，初春时分，苏、张二人到东城门外，苏轼看到杏花含苞待放，写下一首《浪淘沙》：“昨日出东城，试探春情。墙头红杏暗如倾。槛内群芳芽未吐，早已回春。”这首词是苏轼现存最早的一首词。此后三年，苏轼陆续写了四十多首词，其才华尽显无遗。虽然仕途受挫，但他依然怀抱着积极用世的愿望和抱负，发出了“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沁园春·孤馆灯青》）的感叹。这段时间，也是苏轼诗词写作的爆发期。他写的词，奠定了他在词坛的地位。令苏轼想不到的是，远在杭州的他，还是被朝中之人盯着不放。苏轼因“杭州词”而声名远播，有心之人便说他在诗词中批评和讽刺“新政”，还将其上升为对宋神宗的不满与反对。1079年，改任至湖州的苏轼，写了一篇《湖州谢上表》，遭到多位御史台官员同时发起的弹劾。没过多久，苏轼便被带到了汴京御史台，官署外栽着许多柏树，几千只乌鸦栖宿其上。由此，苏轼的遭遇，便被世人称为“乌台诗案”。宋神宗殁后，旧党复起，苏轼被召回京城，官至翰林学士，司马光对其十分重视。然而朝中的党派之争始终没有放过苏轼。看似风光的朝中生活，在苏轼眼里，却是“以三年翰墨之林，屡遭飞语，再岁江湖之上，粗免烦言”。可见朝中的生活，令其厌烦不已。1089年，“不追求政治，反被政治追求”的苏轼，经过再三请求，终于获得了朝廷的恩准，以杭州知州的身份，又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杭州。关于苏轼“杭州词”的具体创作时间和地点，学界向来众说纷纭。词学名家龙榆生在《东坡乐府笺》一书中，对苏轼写于宋熙宁和元祐年间的“杭州词”进行了整理归类。从数量上看，苏轼两次仕杭的词作，多是写景、送别和抒情的主题，但是从情感上来看却大不一样。事实上，苏轼在仕杭前很少写词，因为受到欧阳修严格划分诗文与词界限的文学主张的影响，他将词称为“余技”。这一时期的“杭州词”，也多承袭婉约词风。直到苏轼到了杭州，为了避开“诗祸”而“有意为词”，加上他在文学上一贯求新，才把“诗词本一律”的观念，深深地扎根在创作之中。经历乌台诗案后的黄州贬谪，苏轼看淡了世事，可谓“也无风雨也无晴”。他的词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思想情感，不仅上升到哲理的高度，也初露豪放之气。1100年，北宋文学家黄庭坚在《与王观复书》中写道：“出牧余杭，湖山清绝处，盖将解其天弢，与斯人为得其所。士大夫以为国家事体，不当听其去。虽然，又有命矣。”这段话，道出了苏轼出任杭州地方官的利弊得失。第一句是说：山清水秀的杭州，懂得苏轼的天资与才能，苏轼出任杭州地方官，适得其所。第二句是说：从士大夫治理国家大事这点出发，苏轼理应在朝廷发挥更大作用，只是事与愿违。黄庭坚将这一切归结为“命”，而这个“命”，既是苏东坡的命运，也是宋代政治文化的命运。苏轼一生颠簸，是党争的结果，对于他个人来说是一种悲哀，对于北宋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悲哀。（本文首发新周刊644期《最忆是杭州》）

段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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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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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文同：相知相契意，亦友亦知音《草虫卷》（局部）。元代坚白子□袁丁国庆大假期间，正在故宫博物院展出的“苏轼书画特展”中，有一幅元代坚白子传世孤本《草虫卷》，分段绘有天牛、夏蝉等草虫，以淡墨勾染，细腻逼真，每种草虫旁录有苏轼题雍秀才画的五言诗，诗画均以物寓意，讥讽时事，是典型的文人墨戏之作。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北宋两位长于墨戏的人物：苏轼和文同。在众多艺术史家的描述里，苏轼和文同总是结伴出现：他们同为“湖州竹派”的领军人物，是以墨戏状态出现的文人画推手和实践者；他们爱竹，都在川西坝子的竹林中长大，是表兄弟、是朋友、更是知音。一对生活的挚友古代文人交友首重道德、学问，因此文同受到了当时士人推崇，连端方严肃的大儒司马光也很敬重他。文同，字与可，四川梓州永泰（今盐亭）人，年长苏轼19岁。嘉祐年间，文同与老苏共事密阁，关系密切。他与苏轼虽未相见，却因老苏和苏辙，二人心生向往。治平元年（1064年），苏轼在凤翔任签判，文同守孝后回京路过凤翔，二人终于相见，留下美好回忆。苏轼赞美文同“忠信而文”“志气方刚”；文同则感叹与苏轼“一见初动心。”此后二人诗文往来，一别六年。再会京城，他们欣喜不已，几乎日日相聚。此时王安石新法盛行，苏轼多次上书反对，又经常与周围的人谈论讥讽时事，文同对此十分忧虑，经常私下劝告。后来苏轼到地方做官，文同又写了很多诗劝慰，可谓用心良苦。苏轼与文同虽性格各异，却非常投契，两人的交往充满雅趣。文同的墨竹举世闻名，拥有很多粉丝，起初他并不在意，可当各地粉丝拿着绢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后，文同非常厌烦。有一天他把丝绢扔在地上骂道：“我要拿这些绢去做袜子！”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为话柄流传开来，连文同也拿来开玩笑，他写信给苏轼：“我近来告诉大家墨竹派搬到徐州了，让他们到你那里求画。这回袜子材料该集中到你那里了。”信尾附诗：“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苏轼哭笑不得，立即回信：“竹子长万尺，要用250匹绢，我知道你犯懒不想画，只想要绢而已！”文同无言以对，只好承认自己是瞎说的，世上哪里有万尺长的竹子呢？可苏轼却不饶他，继续跟他开玩笑：“世间有万尺竹，月光下院中的竹影就有那么长。”文同只好自嘲：“苏公真善辩啊！我如果有250匹绢，我就买田回乡养老了。”于是他把自己画的筼筜谷偃竹寄给苏轼，苏轼以诗相赠：“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文同收到信时正和妻子在筼筜谷中赏竹，烧笋当晚饭吃，看到诗，禁不住大笑，把嘴里的饭喷了满桌。两个艺术的知音文同是艺术全才，擅长诗文，长于绘画和篆隶行草各体书法；苏轼就更不用说，诗词歌赋、绘画书法样样精通，而且二人鉴赏水平一流。也许因为如此，二人曲高和寡，难觅知音；也因为如此，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苏轼说：“我生平最喜欢和与可畅谈大笑”。他赞叹文同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他曾作《石室先生画竹赞》赞美文同善于捕捉竹的生机妙理，心手为一，深得画道精髓和天然之趣。文同对此很感慨：“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引苏轼为知音。苏轼常常研习文同画作，与他探讨。文同告诉苏轼，画竹先要胸有成竹，只有抓住灵感才能做到神似，托物言情。苏轼得到很大启发，绘画水平一日千里，以文湖画派的真正传人自居并戏言：“我画竹虽然比不上与可，但是画石头是比得上的。”文同对苏轼也极为肯定和信任，他曾经为道师王执中画墨竹，嘱咐他千万不要让其他人题字，只等苏轼来题诗。苏轼和文同痴迷艺术常入无人之境，这大概是他们成为知音的重要因素。文同见不得好纸墨，一见就控制不住上前泼墨作画，旁人争相抢去，他也不觉得可惜。后来，大家看到他就故意摆上好笔好墨，文同常常徘徊很久才忍痛避开，粉丝们一年到头求不到画，忍不住问他原因，他说：“我学道不精，不适意时就喜欢画竹宣泄，这是一种病啊，我现在已经好了。”苏轼无论到哪里都会带上笔砚，他曾说：“我这一生没什么快意事，自认为只有做文章的时候乘兴挥毫，是天下第一乐事！”二人在京城期间，经常品评艺术、探讨绘画书法，常常到半夜三更。他们有时静静地对坐，有时把酒赋诗、挥毫泼墨、畅谈大笑，说到兴奋处更是旁若无人、狂态百出：脱衣解带拍手高歌，恣意掀倒书窗画壁，站在窗台下对月吹箫，动静之大常常让邻居惊奇不已。一生难忘的情谊熙宁三年（1070年），文同以太常博士知陵州（今四川仁寿），离京前，他与苏轼同游京师静因院，与长老臻师告别，文同再画墨竹，苏轼作《净因院画记》。二人又同登延晖亭，当时正值寒冬，他们迎着霜风雾霭，漫步在草木萧瑟的密林，想到即将分别不知何年再见，二人怅惘不已，久久不愿离去。没曾想，这一次竟是永别。元丰二年（1079年）正月二十一日，文同突然离世。噩耗传来，苏轼悲痛不已，他终夜不能入眠，坐着叹息，偶然入睡又会在梦中惊醒，一想起好友离去就泪流急下淋湿衣襟。二月，他作祭文呼唤亡友：“呜呼哀哉，与可能复饮此酒也夫？能赋诗以自乐，鼓琴以自侑也夫？呜呼哀哉。”四月，苏轼移守湖州，他常常想起文同：“自闻与可亡，胸臆生堆阜。”“悬知临绝意，要我一执手。相望五百里，安得知其牗？”文同的死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苏轼喘不过气来，最让他难过的是文同临终前想见他一面却不得的痛苦。这样一个好人怎么就这样走了呢？他为官清廉，一生清贫，留下遗孀弱子该怎么生活呢？七月七日，苏轼在湖州晒书画，看到文同的墨竹失声痛哭不能自已。苏轼是一个豁达的人，惟对文同的离去久久不能放下。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受到了严酷的折磨，一下从天堂坠落地狱，可谓九死一生。尽管这样，他出狱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和家人团聚，而是赶到陈州，料理文同后事。文同的遗孤扶柩回乡路过黄州，苏轼再作祭文悼念文同，他深情地写道：“丧之西归，我窜江濆……我在茫茫，凡几合分。尽此一觞，归安于坟。”他让文同安息，又写信给文同的儿子文务光，劝他节哀，而自己却一直无法释怀，对文同的怀念几乎贯穿了他的余生。元祐八年（1093年），年近花甲的苏轼在朋友吕元钧处见到文同遗墨，悲从中来，作《文与可画赞》：“我怀斯人，呜呼，其可复觏也。”其哀痛之情令人唏嘘。面对如此真挚的情谊，一切语言都显得如此苍白。文同与苏轼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段历史佳话，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珍贵的人生启迪。（作者供职于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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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都有谁是文坛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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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中必不可少的有武林盟主，在文坛也是有盟主的。虽然同样不是官方认证的，但文坛盟主是那个时代文人最尊崇的偶像。怎么能成为那个时期的文坛盟主呢？辽宁大学教授毕宝魁说，“成为文坛盟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个人要有大量的传世文章，二是要有较高的官位。”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和苏轼是无可争论的文坛盟主，而韩愈和王安石是否坐过盟主的位置，则有了不同的声音。韩愈是不是盟主新旧唐书说法不同文坛盟主也称“文宗”，唐朝初期的文坛盟主基本都是宰相。“朝右文宗”的薛元超、“一代词宗”张说、“文坛宗匠”张九龄，都曾位居宰相高位。安史之乱后，十分赏识韩愈的权德舆，被称为“主文之盟，余二十年”，他也曾位极人臣。而且权德舆曾在九年间知制诰、又三次掌贡举。前者确立其掌朝廷文书，执文坛牛耳的基本形象，成为文人士大夫心目中文学之士的典范；后者使其成为诸多朝臣的座师，是其盟主身份的重要基础。权德舆通过改革科举选士标准，扩大了古文对当时士大夫的影响，实为古文运动承前启后之重要人物，为其后韩愈、柳宗元等开展古文运动打下了基础。韩愈的官位最高是吏部侍郎，也大概就是从韩愈起，文坛盟主之位无须宰相担任了。韩愈有个弟子为大唐宗室李翱。李翱肯定了韩愈盟主的地位，“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还说能相提并论的唯有柳宗元和刘禹锡。宋朝人对韩愈尤为推崇，尤其是编撰《新唐书》的欧阳修正是宋朝古文运动的发起者。而苏轼的四句话更是将韩愈推上了顶峰：“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不过编撰于五代时期的《旧唐书》则对韩愈评价不那么高了，只是说他“自成一家新语”。而关于韩愈时代的文坛盟主，《旧唐书》则认为是元稹和白居易，“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新唐书》称韩愈为一代文宗，是因为欧延修等视韩愈为古文运动先驱。而《旧唐书》成书的五代时期，正是骈文也就是韩愈着力打击的文体重新盛行的时代，当然不会对韩愈过多认可。近代史家陈寅恪肯定了元稹、白居易是当时文学盟主，但又将韩、柳、元、白统统归入古文运动的阵营之中。欧阳修是文化旅游的开拓者欧阳修被贬滁州之后，开发了许多风景秀美之地，并盖了不少凉亭，还写下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此文一出，不仅使洛阳纸贵，很多人慕名而来都跑去滁州一游，看看欧阳修醉的地方。游人如织，士子云集，比现在很多地方为搞文旅甚至连西门庆的故里都争抢，其名人效应大得多。当时《醉翁亭记》被刻在石碑之上放于一庙中，结果要求拓碑的人太多，连被单都被疯抢光了。滁州之名天下皆知，滁州出去做买卖的，只要拿着醉翁亭记的拓文送礼，很容易打通关节。为何《醉翁亭记》如此受追捧呢？文章好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欧阳修是文坛盟主，其一举一动一文一稿都为天下所瞩目。其实，早在欧阳修第一次贬去夷陵之时，就经常有士人拉帮结伙地去拜访他。所以有研究者认为，欧阳修早在庆历年间也就是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文坛盟主，而不是他在嘉佑二年当主考官前后。欧阳修四岁丧父，因为家贫，他的母亲用芦苇杆在沙地上写画教他认字，就是典故“画荻教子”。连续落第几次后，欧阳修23岁中进士，而且在国子监解试和礼部省试中都获第一，不过殿试名次是十四名，未能连中三元。当时的主考官晏殊后来回忆说，欧阳修未能夺魁，主要是锋芒过露，结果众考官好心想要欲挫其锐气，以便促其成才。不知道其后欧阳修以科举为突破口推广古文运动是否和此时的经历有关。欧阳修的第一个官职是西京（洛阳）留守推官，在洛阳的三年中，欧阳修声名鹊起，与梅尧臣、尹洙等青年才俊一起谈诗作文，尤其是文章以古风为之。当时范仲淹赞道，“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到后来，欧阳修在政治上也积极进取，身为台谏官员的他时时针砭时弊，敢于直言直谏，也因之文名更上一层楼。时人说，“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向慕。“宋朝时，文人特别喜好文会，有史可查的，欧阳修参与和发起的文会就有34次之多，可见他文坛盟主的号召力。“庆历后，欧阳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主天下文章之盟者三十年。”欧阳修选过三个盟主继承人欧阳修最喜提携后辈，甚至有千古伯乐之称。除了包拯、司马光、韩琦、文彦博这些后来位列宰执之人都被欧阳修举荐过外，“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其他五人都是在布衣之时，被欧阳修看中、提携而名扬天下。《宋史·欧阳修传》称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文坛盟主可不只是召集人开开文会搞搞团建，还有重要使命就是文脉的传承。所以欧阳修一直在寻找盟主继承人。当然，在那个群星璀璨的年代，唯一的困扰大概就是看谁都合适。欧阳修最先选定的继承人是曾巩。他曾说自己门下弟子千人，只有曾巩拜入门中时才是最高兴的。欧阳修就是喜欢曾巩的文章，甚至有时只要他觉得好的文章就认为是曾巩写的。曾巩和苏轼同年科举，因为是糊名，所以欧阳修看到苏轼的锦绣文章后，就认为是曾巩写的。不过因为曾巩是他弟子，所以为了避嫌，就把这篇文章列为了第二，闹出一个好大的乌龙来。曾巩也确实是得了欧阳修的文章真传。明朝人确立了“唐宋八大家”之后，学写文章首选“欧曾”也就是欧阳修和曾巩。不过，那个时代，还有比曾巩更耀眼的存在。而且曾巩一直在地方为官，没有成为盟主所需的名望。欧阳修接下来看中的另一位是王安石。王安石是同乡兼亲戚曾巩介绍给欧阳修的。欧阳修读了曾巩送来的王安石的文章后“爱其颂写，不胜其勤”，将其中许多篇章选入自己所编的《文林》一书中，说“此人文学可惊，世无所有”。王安石自此天下知名。两人见面后，欧阳修写诗赠给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诗中自有让王安石当文坛盟主之意。不过王安石委婉地回诗拒绝了：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隐晦地暗示，自己的理想抱负不在写文章上。但王安石仍被后人认为是出自欧阳修门下，而且因为他的门人子弟也众多，所以也还是被认为是欧阳修选定的苏轼之前的文坛盟主。诀别之时欧阳修让位于苏轼嘉佑二年（1057年），五十岁的欧阳修为主考官，二十岁的苏轼中进士。而后苏轼按照规矩给欧阳修这位座师写感谢信。欧阳修看后赞曰，“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可喜！可喜。”出人头地的成语就是从这来的。后来，欧阳修还对儿子说过，再过三十年，怕是没人记得我了。取代我的是苏轼。既然这么欣赏苏轼，欧阳修为何一开始不把他看成文坛盟主继承人呢？理由也简单，苏轼比欧阳修小三十岁，过于年轻了。而曾巩和王安石比欧阳修小十多岁，年纪上更适合接班。1071年，65岁的欧阳修告老还乡。同一年，苏轼自请外放为杭州通判。与弟弟苏辙一起去颍州看望恩师欧阳修。三人相聚了二十余日。这是欧阳修和两位弟子最后一次见面。苏轼说，就在这次见面时，欧阳修让他接过了盟主之位，“公（欧阳）为拊掌，欢笑改容。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第二年，欧阳修去世，谥号“文忠”。苏轼为盟主后也一样提携后进，门下弟子也是群英荟萃，有秦观、黄庭坚等，并“四学士”“六君子”“后四学士”之称。后人曾总结，宋朝庆历之后，文人多出自欧阳、王、苏三人门下。为了文脉传续，苏轼也一直在挑继承人，他对弟子们说，只有真名士当这盟主才能使得文道不坠。“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1100年，宋徽宗继位，苏轼终于被允许从海南岛回来了。他写了首诗怀念欧阳先生：我怀汝阴六一老，眉宇秀发如春峦。羽衣鹤氅古仙伯，岌发两柱扶霜纨。一年后，苏轼去世，谥号“文忠”。辽沈晚报主任记者李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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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李白苏轼韩愈做朋友是什么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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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你可能不知道他们的故事，但你一定从学生时代起，就听过他们的名字。漫长的时间将很多人忘却了，许多三流二流甚至一流的历史人物都湮没在风沙中，但有些人的名字却一直如雷贯耳。和那些靠自己的本事在历史长河漂流千百年的古人不同，他们更像是搭乘在友人的巨舟上，顺流直下。俗称：会交朋友！而他们的朋友，估计也都是你的老朋友了。比如李白，比如苏轼，比如韩愈。对了，我想你的脑海里可能已经浮现出了他们的名字——汪伦：我给李白唱过歌《赠汪伦》这首诗大家都耳熟能详，写这首诗那年李白约50岁，已经被赐金放还好几年了。那一年他旅居南陵叔父李阳冰家时收到了一个邀请，邀请人是他的资深“粉丝”，曾任泾县县令的汪伦。汪伦是这么跟李白说的：“先生好游乎？此处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处有万家酒店。”李白一听有酒很高兴，觉得应该去喝一顿，顺便见见自己这位“粉丝”，于是他就出发了。尽管到了汪伦那里之后，李白发现“十里桃花”是方圆十里的桃花潭，“万家酒店”是一家主人姓万的酒店，但汪伦给他准备的待遇是真的高规格，美酒管够，美食管够。到了给李白送别的那天，汪伦更是表现出了超乎想象的追星力度，他先是表演起了“踏歌”，又送了良马八匹和官锦十缎。所谓“踏歌”是一种表演形式，唱的时候需要边跺脚边唱，“踏”在这里是名符其实的动词。可以想见李白见到汪伦满头大汗的卖力表演时得有多么感动。而在表演之外，汪伦还货真价实地送出了良马和官锦，良马自不必说，官锦可能很多人没概念。唐朝的丝绸产量很低，价值很高，很多时候朝廷发工资就是直接给丝绸当钱用。所以汪伦送出的东西价值真的很高，几乎相当于一个县令好几年的工资了。这一下子给李白感动坏了，到了这时，汪伦在李白心中已经从铁杆粉丝悄然升到了“榜一大哥”的位置。因此，感动得一塌糊涂的李白大大方方地送出了粉丝福利，一首后世小学生都会背的《赠汪伦》提笔而成：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张怀民：我陪苏轼遛过弯相比于汪伦追星成功，张怀民和苏轼就是货真价实的好友关系了。张怀民，字梦得，意为从梦中得到的。这是一个古代“爆款”名字，比如刘禹锡的字也是“梦得”。张怀民和苏轼是在黄州认识的，但他们的相识却并不是什么巧合。没办法，安排贬官的地方就那么几个。当时苏轼被贬成黄州团练副使，而张怀民被贬为黄州主簿一类的官职，同病相怜的两人认识得很自然。历史上关于张怀民的记录并不多，最出名的就是苏轼记录的自己和张怀民于月色中“遛弯”的故事，对，又是一篇必背课文：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苏轼《记承天寺夜游》张怀民是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人，他在住所附近建了个亭子，用来观览大江东去的壮阔景象。这座亭子，被苏轼命名为“快哉亭”。苏轼的弟弟苏辙认为，张怀民虽然暂时屈居于主簿之类的小官，但心胸坦然，绝不因为这件事自怨自艾，更不会耽误上班。在他公务之暇，还经常游山玩水陶冶情操，很有些过人之处。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苏辙《黄州快哉亭记》由此可见，虽然张怀民和苏轼的相遇不太美好，但他们骨子里都是那种在逆境中自得其乐的人。这样的两个人能成为朋友，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岑勋、元丹丘：我跟李白喝过酒这两位，是李白的两个非常给面子的酒友，他们是在同一首诗里出的名：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李白《将进酒》事实上，两人除了都是李白的好酒友之外。差别还是蛮大的，岑夫子近乎“隐”，丹丘生近乎“道”。岑夫子，名岑勋，家世可谓显赫。他曾祖辈的岑文本、祖辈的岑长倩、还有父辈的岑羲，都曾官至宰辅，一门三相，赫赫扬扬。但是到了岑勋这一代就什么都没有了。岑勋的伯父岑羲因与太平公主图谋叛乱被唐玄宗诛杀。岑勋也因此受到了牵连，而无法在朝中任职。李白在另一首《送岑征君归鸣皋山》中对此事也有所提及：岑公相门子，雅望归安石。奕世皆夔龙，中台竟三拆。至人达机兆，高揖九州伯。奈何天地间，而作隐沦客。注意一下李白对待岑勋的称呼，征君，是对不受朝庭征辟的士人的称呼，所以说当时岑夫子陪李白喝酒时的身份应该是一位隐士。说完岑夫子我们再来说说李白的另一位酒友丹丘生，或者也可以称呼他的本名元丹丘。元丹丘是李白最重要的朋友之一，也是和李白一起求仙隐居的道友。元丹丘和李白年轻时就认识了，他们曾一起在河南颖阳嵩山隐居。和岑勋相比，李白写给元丹丘的诗更多，共有14首。所以对于了解李白的人来说，哪怕没有《将进酒》，也会或多或少地知道元丹丘，据说李白能结识著名道人胡紫阳就是走的他的门路。李蟠：韩愈给我写过文“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这是韩愈著名作品《师说》中的句子，相信大家肯定不陌生。而李蟠何许人也？我也不清楚，关于他的记载实在是太少了。我们只知道他是韩愈的弟子，从韩愈的形容里我们还可以知道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更多的一手信息就很少了。《文献通考》里有一段文字：元和元年四月，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科，元稹、韦惇、独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韦庆复、崔绾、罗让、崔护、薛存庆、韦珩、李蟠、元修、萧俛、沈传师、柴宿及第。这是元和元年（806）的进士榜单，里边有元稹和白居易，还有那个写出“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崔护和著名书法家沈传师，李蟠的名字混在里边很不起眼。而且在《唐会要》的记载当中，李蟠的名字还被写作“李瑀”，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真的。《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当中，有位叫韩醇的注家写道：“蟠，正元十九年进士”。正元十九年，也就是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师说》大概写于贞元十七到十八年，也就是说，无论李蟠中进士的时间是元和元年还是贞元十九年，他那时都只有二十岁左右，真正的少年英才。虽然我们只能在诗文里记住这些名字，可到底，是记住了。其实，抛开“李白/苏轼/韩愈的朋友”这些标签，汪伦、李蟠他们，本来就是很优秀的人。有人说，他们是历史的幸运儿，不用做什么就能留名青史。但会交朋友，本身也是一种核心能力。也许，在被历史记住之前，我们必须先被自己、被身边的人记住。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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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之死的文化悲剧阐释——宋代文人政治的历史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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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之死乃是宋代政治的一大悲剧。一般认为是高宗、秦桧为与金媾和而杀岳飞,但从更深的政治文化角度来看,岳飞实为士大夫集团所共同谋害。它象征了士大夫从武将手中夺回兵权,重新恢复了宋代立国以来的文人政治的体制。岳飞之死乃是宋代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文人迫害武将传统的历史的继续,显示了宋代文人政治自陷于历史困境的循环。本文拟从士大夫的夺权与岳飞之死的内在关系,追溯岳飞冤案与宋代文人迫害武将的传统,重新阐释岳飞之死所隐喻的历史真相。

张劲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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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窈窕妩媚到愁思沸郁浅谈张渥《九歌图》中“山鬼”的形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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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画家热衷《九歌图》创作,流传下来的作品以完整表现屈原《九歌》十一篇诗意的白描无景本(也称作乙本)最多,宋代李公麟首创之后,元代赵孟頫、钱选、张渥,明代章复、杜堇、仇英、陈洪绶,清代周璕等人的作品都是此种类型。

李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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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三言”概念考论及其层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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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三言”概念是对《庄子》文本中“寓言”、“重言”、“卮言”概念的合称。我们发现“三言”概念是庄子后学在研读《庄子》文本时,总结出来的一套颇具特色的文章结构阐释技巧,其目的是为了阐释庄子的哲学思想的。要理解庄子哲学的主旨,《庄子》文章的结构以及艺术手法,从而打开庄学的大门,《庄子》中“三言”的概念是十分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本文从文献学文本整理、梳理结构的研究角度出发,通过《庄子》“三言”概念的辨析,从文章结构入手,有层次的考论了“寓言、重言、卮言”概念,最后整理出“三言”语序关系与《庄子》文本纵向解读的《庄子》研读方法,为文学研究者、爱好研究提出简洁进入《庄子》思想世界的路径。本论文分五个部分,分别讨论“三言”的概念辨析,“寓言、重言、卮言”概念考论,“三言”语序关系与《庄子》文本纵向解读。

张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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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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