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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宋诗歌中的“桑麻”

期刊

有些诗歌中的“桑麻”指桑树、麻或泛指农作物,有些则指农事,其指涉多与典故相关,有些可具植物与相关典故双重意义。植物特性或种植习俗及诗人创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影响诗歌中“桑麻”的运用。相较两晋南北朝时期,唐宋诗对于“桑麻”的美感与文化意蕴有进一步开拓。有些诗写出了“桑麻”的生机,有些诗善于营造关于“桑麻”的视觉美,一些宋诗对于“桑麻”的书写则更细致。从唐至宋,诗歌中与“桑麻”相关的典故更加丰富。作为植物入诗,“桑麻”不仅是农作物,也可映衬不同环境,即得意趣。从用典角度而言,“桑麻”有横亘千载的文化意义。

方立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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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皇侃《论语义疏》哲学思想研究

学术论文

南朝学术.不仅延续了魏晋多作集解之风.还兴起了讲疏之风。汇集六朝《论语》注释之大成的《论语义疏》.就是这时期最为典型的讲疏著作。皇侃《论语义疏》成书于梁武帝年间,在南梁至北宋前期长期受到重视.但至南宋中期亡佚于国内,清代乾隆年间重新传入。目前学界在对皇侃《论语义疏》的研究方面,更多的是在版本、语言学等方面进行研究,而缺乏对其哲学思想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本文旨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皇侃《论语义疏》中的哲学思想进行细化研究,揭示其真正的学术价值。除绪论外,本文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研究《论语义疏》的成书问题。通过对皇侃的生平以及著述的介纠、梳理,进而从魏晋南北朝这一“继汉开唐”的特定历史转折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族融合等方面综合考察《论语义疏》的成书背景。第二部分是全文的重点和难点,主要是对《论语义疏》的主旨和思想特色进行研究,重点分析《论语义疏》的儒学主旨和玄学思潮,《论语义疏》皇侃的《论语义疏》中有很多论述都以《老》、《庄》及玄学思想阐释《论语》,难免使《论语》注疏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论语》文本本身,一些重要的玄学命题被附加到《论语注疏》中,儒家的圣人形象也染上了玄学色彩,以及当时流行的玄学术语多用在《论语义疏》中,从而表露出明显的玄学化思潮,但这些我们可以理解成是儒学的玄学化,而不能将《论语义疏》的主旨定性为玄学,儒学仍然是《论语义疏》鲜明的主旨。这部分也从《论语义疏.》的成书年代和背景出发,将其中蕴含的佛学、儒学、道家、玄学思想分别述之,得出皇侃《论语义疏》对先秦儒家思想有较好把握,向先秦儒学同归的思想特色。第三部分主要介绍《论语义疏》的特点、方法、成就及其影响。文章主要从编排体制和阐释方法上对《论语义疏》的特点和方法进行归纳。皇侃经注兼疏,敢于案断,详略随文,不拘一格,兼采群言,重视背景材料,注重情感体验,儒学主旨中夹杂玄佛思想等都是它区别于其他《论语》著作的鲜明特点和方法,在这一部分中,从经学史、学术传承、古典解释学、文字学等方面条分缕析,对《论语义疏》的成就和影响进行了合理的评价。第四部分对全文做了总结。

焦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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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宋画香炉释意

学术论文

宋代香炉文化璀璨耀目，一方面它作为器物渗透在宋人的社会生活中，另一方面它作为绘画创作题材融入到宋代文人的大量绘画作品中。从遗存于世的宋代绘画作品中，我们发现宋代的香炉造型不但丰富多样，其形制更是精巧简练、线条优美、古朴雅致，一改之前的华丽、绮靡。而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香炉，又凭借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成为中国传统生活美学不可或缺的器物，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本文结合笔者的专业所学，以宋画为媒介，采用读画、赏画、释画和复活实践的研究方法，试图对宋画画中香炉的形制、功用、审美进行分析与探微，了解宋代香炉的有形之“器”和无形之“道”。探索具有中国审美意趣的研究和复活传统的新路径。

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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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元稹、白居易、韩愈等为何不受高棅重视

期刊

明初高棅编选的《唐诗品汇》"四唐"结合"九品",辅以各种体裁,审音辨体,倡导"格调",宗法盛唐,推尊李、杜。但因高棅不满于元稹、白居易的直露、通俗,及韩愈、孟郊、李商隐、杜牧、刘沧等的变化盛唐,而将诸家列入"正变"等品不加重视。

申东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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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宋代科举与理学——兼论理学对科场时文的影响

期刊

理学在南宋初开始介入科举考试,但后来备受秦桧的压制,到孝宗时才得到较大发展,而在“庆元党禁”中又遭到沉重的打击,一些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宁宗后期,特别是大倡理学的宋理宗时代,理学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曲折发展,终于登上了统治阶级官方学术的宝座,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全面影响到时文写作和文学创作,并下启元、明两代。宋代科举考试中理学地位和影响的起伏消长,说明科举与官僚政治及学术思想领域的斗争,关系十分密切,它们之间始终是连带互动的;而代表封建社会后期学术发展方向的理学,迟早要占领阵地。

祝尚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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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论苏轼的诗酒人生与醒醉心态

学术论文

苏轼的一生可以称得上是诗酒人生，不仅创作了大量的酒诗、酒词和酒文，而且在作品中呈现了与前代诗酒传统不同的饮酒心态。本文选择苏轼的文学创作与酒之密切关系为切入点，从苏轼诗酒人生的静态分析、苏轼诗酒人生的动态呈现和苏轼醒醉心态对诗酒传统的超越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是苏轼诗酒人生的静态分析。首先，根据中华书局出版的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和《苏轼文集》以及邹同庆、王宗堂所著的《苏轼词编年校注》，统计各集中“酒”字出现的次数，将其作为附录列为文章之后，以进行文献上的支撑。其次，依托文本和史料，从酒的称谓、盛酒容器和酿酒方法三个方面来分析苏轼文学作品中的酒事象：酒的称谓又细分为以原料或添加的配料作称谓、以产地作称谓、以色味形作称谓、以酿造或饮用时间作称谓、以隐喻义作称谓五种;盛酒容器的种类十分繁多，故划分了15类进行详细分析;酿酒方法这一部分，不仅梳理了散落在苏轼作品中的各酿酒方法，还对《东坡酒经》这一总结性的著作进行了分析。以上是一个静态的梳理，涉及到的酒事象都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第二部分是苏轼诗酒人生的动态呈现。主要结合宋朝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坛现象，尤其是作者的生平经历和各时期作品，详尽分析其在初入仕途及自请外放时期、黄州及流寓江淮时期、元祐及流放岭南时期三个人生阶段的酒文学创作，并探究各人生阶段的诗酒表象背后隐含的人生态度和思想情感的不同，这是一个动态的梳理。　　第三部分是苏轼的醒醉心态对诗酒传统的超越。首先，对宋前文人的诗酒传统进行梳理，总结出历代有代表性的饮者在传统的诗酒创作中的思想心态：建安饮者试图以酒为突破口找寻生命意义，但始终突围未遂;魏晋饮者将酒视为工具，以此来掩饰内心的焦虑;唐代饮者狂饮滥醉，以酒来麻醉自己。随后，重点阐述苏轼的醒醉心态较前人的独特之处，在对醒醉心态的内涵进行定义之后，具体分析其在作品中的表现，即其不因避世而狂饮、也不因掩饰焦虑而烂醉狂欢，更不以酒量大小论输赢，随性自由，只求品得“半酣”之味，并进一步总结其对酒文学创作产生的新的意义。

梅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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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苏轼题跋艺术思想研究

学术论文

苏轼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多面手，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学和艺术大师之一。他的题跋作品和他的诗词、书法作品一样，同样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虽然题跋的源头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但是其被确立为一种文体却是在宋代。纵观题跋艺术整个发展过程，苏轼题跋无疑是题跋艺术发展的顶峰。通过整理苏轼题跋表现出的艺术思想，分析并总结出苏轼题跋的艺术思想特征，进而深入探究形成苏轼题跋一系列艺术思想特征的内部动因与外部动因。苏轼题跋的艺术成就离不开宋朝社会乃至宋前文化传统与文化思潮，同时与苏门家族的学养家学息息相关，苏轼题跋独具风格的艺术魅力更是苏轼个人艺术天赋的结晶。研究苏轼题跋可以一窥传统哲学思想与文化艺术之间的深层互动与多元链接。然而，目前学术界仅局限于对苏轼题跋文本的解读或者是对苏轼题跋艺术表达技巧某一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全方位的对苏轼题跋展开系统的研究，所以本文将从苏轼题跋的艺术思想特征、内部动因、外部动因、后世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地研究，以期对于苏轼题跋的艺术价值有着更全面的认识。　　本论文首先论述了苏轼题跋的概况。本文点校了《苏轼文集》中关于题跋这一文体的具体数据，并探究苏轼题跋对于题跋这种文体新的开拓方向以及梳理整个题跋发展史的重要意义与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从苏轼题跋的文本出发，总结出苏轼题跋的艺术思想特征，并将苏轼题跋艺术特征总结为四个方面，分别是：情真质美、形神兼备、法度自然和本色蕴藉。其次，佛教自从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本土儒、道二家相融合，先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五代时期的两次大规模融合。到了宋朝，由于统治者的追捧、百姓们的需求和三教人士的宣扬等因素，儒、释、道三家都得以快速地发展，所以宋朝很多文化大家身上都有儒、释、道三家思想，苏轼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苏轼题跋的艺术风格、创作动机和审美趣味更是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系统理论。此外，一位作家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自身阅历、知识水平、思想道德、文化素养等诸多方面。所以我们进一步探究北宋及宋前文化思潮、苏门家学、苏轼个人天赋与苏轼题跋生成的社会背景，思想基础以及艺术魅力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苏轼题跋对后世的影响，分别以苏门学士黄庭坚、张耒;南宋时期文人周必大和晚明时期小品文作家袁宏道等人为例，分析他们对于苏轼题跋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同时概括了苏轼题跋艺术思想特征带来的强烈艺术感染力以及苏轼题跋在题跋发展史上的影响与地位，它同时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并发展成体式灵活、自由活泼的新面貌，为后世艺术散文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典范，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的艺术世界。　　苏轼艺术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苏轼在中国传统艺术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苏轼题跋艺术思想特征研究是中国艺术学理论基础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期在传统文献梳理与多角度、多视域诠释研究方面为艺术学学科理论的完善与发展提供理论参照。

余家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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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宋代划分疆界是否算作近代意义上的变革

期刊

宋辽、宋夏、宋金通过盟约确定对等关系并划定疆界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事件,常让人猜测宋代对疆界的认知状况是否达到近代意义的理解水平。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就要深入细致地认识宋代疆域问题,辨析宋代的疆界形态和疆界意识,作一整体上的考察。研究发现,宋代的疆界形态可分为点状模糊疆界、片状模糊疆界和带状清晰疆界、线状清晰疆界,不同区域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疆界形态,这种多样性反映出宋朝没有统一的疆界形态和疆界原则,而划分疆界的主要目的就是现实安全应对,核心是分隔版籍与非版籍的民和地,保护赋役来源和直辖郡县的安全,显示了宋朝对待周边关系时构建华夷秩序之外的实用主义面向。

黄纯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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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熙丰文化背景下的临川三王诗歌研究

学术论文

自北宋末年以来，关于宋代诗歌发展成就顶峰的确定，人们一般的观点倾向于“元祐”（最有名的论断是近人陈衍的“三元说”和沈曾植的“三关说”），但实际上，“元祐”是个复杂的概念，带有鲜明的政策蕲向性，是北宋中后期社会变革过程中一个政治阶段的代称。自哲宗朝肇端的“熙丰”与“元祐”的政治对峙，后来至徽宗朝崇宁年间“以诗赋为元祐学术”的禁令，以及连绵北宋后期半个多世纪的新旧党争，不仅导致了诗人群体的政治分化，同时，与新旧党争相对应的熙丰和元祐两个时代的概念，也渗透到诗歌批评中来，并且在话语层面上逐渐形成“熙丰—元祐”的对立。　　而且，一直以来革新除弊、崇儒复古的庆历诗坛与群星璀璨、声势夺人的元祐诗坛始终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对于熙丰诗坛似乎多关注于其轰轰烈烈、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而对其诗坛创作情况缺少兴趣，文学活动有意无意间被政治活动遮蔽。另一层原因则是，在王安石执政下的熙丰时期，追求文学的经术根柢，“务为有补于世”，并利用科举铨选之便，废诗赋而试经义策论，将文学纳入经术中，为其政治主张和实践张本。从而阻碍了文学的良性发展，因此多遭时人与后人指摘诟病。但如果具体考察一下熙丰年间诗坛创作的实际情况，不难发现以王、苏、黄为代表的诗坛巨匠正处于创作的旺盛阶段，同时，各地诗歌群体活动繁荣，所以这一时期应是北宋诗歌发展的关键时期，是“生长季”，是最富创造性和建设性的阶段（有学者认为宋调诸特质凸显并完成于此期），元祐则是这个高峰期的延续，是“收获季”。故而重新审视考察熙丰诗坛就极有必要。　　本论文选取临川三王（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作为研究支点，试图以个案研究带动综合研究。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在个案研究尚未深入时，面对丰富而复杂的文坛实际，我们的一些大判断仍然以印象式的方式出现，不仅流于肤浅，而且颇显片面，甚至陈陈相因，与实际情况相差较远。同时，熙丰时期史料分散而凌乱，文献考索与解读困难较多，要全面把握历史与文坛实况，尚需假以时日进行大量基础文献工作。这种研究现状，也直接决定了只有在加强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带动以至深化主体研究。　　其二，王安石是熙丰政坛乃至文坛当仁不让的首脑人物，以之为核心的临川王氏家族的子弟才俊，必然因其本人的辐射影响，于此一时期的诗坛凸显出来，获得在其他时期少有的鲜明的家族典型性，因而备受世人瞩目，故而以临川三王为代表的王氏家族，因其特殊的政治机遇和历史背景，也可称为熙丰诗坛风貌的重要塑造人，其本身具有“符号”、“桥梁”的性质。对其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有带动综合研究的较大可能。　　其三，以往的研究著作，在对熙丰诗坛的考察、论述中，多将关注的焦点聚集于以王安石等新党作家群为代表的汴京诗坛，以司马光、邵雍、程颐等旧党作家群为代表的洛阳诗坛，和以外贬的苏轼为中心旁涉周遭交游圈的黄州诗坛。这多是以党争为背景，作为考察的视角，理所应当。但王安石作为新党文人群领袖成为研究的着眼点，而较少从家族的角度进行审视。王氏家族素以能文享誉当世，安国、安礼亦为行辈中之翘楚，但由于党争等复杂的政治因素，王氏家族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流传至今的文献资料也阙失严重，安国、安礼诗文作品亦散佚较多，这多少模糊遮蔽了他们在当时文坛的实际情况。且又因王安石本人卓著的才能声望在王氏家族中独秀而出，也掩盖了他的两个弟弟在当时与后世的声名地位，也即胡应麟所说的“掩于兄者”。故本论文亦有“重组”临川三王“文学世界”的考量和预想，并以之为中心，带动涵摄其他政界文坛的重要人物，转换、更新角度，构建熙丰文化生态。　　所以本文第一章考虑到熙丰一代文学之生长成熟，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如政治背景、地域文化、个人经历和前代文学遗产之属。在这些因素当中，时代的大背景和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两端，与文学发展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而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总体文化环境，与作家个体文学创作，乃是影响其间文学风貌得以形成和演变的主要因素。北宋熙宁以来的文学即是所谓特定时期的文学，临川三王（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的文学创作活动也主要集中于此一时期，并深受其间世风的濡染熏习，尤其是新旧党争的时代、政治背景，对当日文人的生活、心态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循此而行，将熙丰时期的文化生态作为本篇论文写作中的考察背景，来涵摄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与各类相关的文学现象，则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章则以江西在宋代时期文化的空前繁荣为地域背景，以临川王氏家族在特定的历史政治条件下的崛起、鼎盛，最终而至衰落的发展脉络为主线，试图以地域文化、家族文化带动对研究主体的考察，将“临川三王”作为一个研究整体，置于此一生态中，旁涉内在性情与外部交游，以简要考察“临川三王”的创作环境与生命形态。　　第三章力图因狭出新，希望能在前人对王安石诗歌海量的研究成果外，继续深入并多方挖掘王安石身上较为人忽略的文化与诗学内涵。比如王安石在诗学理论中鲜有提及的王维、柳宗元，但其实此三人的人生经历（皆历政治风波）、思想底蕴（儒释兼容，且有前后心态的转变）、创作题材（山水诗）、体裁（律绝）、风格特色（雅丽、精工、清峭）等方面，均有比较研究的价值，于此着眼对探寻唐宋诗风的嬗变轨辙也有所裨益。由于对王安石的学术研究，几乎已经遍及方方面面，完全出新的阐发论断难度较大，故本章只选取了为前人所论及的四个方面，从已有之论中尽可能挖掘出王安石鲜为人关注或论及的文学特质。当然，相较于王安石丰厚的学术研究蕴藏而言，此亦不过是酌蠡水于大海而已。　　第四章则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熙丰——元祐这一对在宋代文化语境下别有深意的“时代”内涵。自北宋末年以来，关于宋代诗歌发展成就顶峰的确定，人们一般的观点是倾向于“元祐”。但“元祐”是个复杂的概念，带有鲜明的政治蕲向性，是北宋中后期社会变革过程中一个政治阶段的代称。自哲宗朝肇端的“熙丰”与“元祐”的政治对峙，至徽宗朝崇宁年间“以诗赋为元祐学术”的禁令，以及连绵北宋后期半个多世纪的新旧党争，不仅导致了诗人群体的政治分化;同时，与新旧党争相对应的熙丰和元祐两个时代的概念，也渗透到诗歌批评中来，并且在话语层面上逐渐形成“熙丰——元祐”的对立。与此相应，在王安石执政下的熙丰时期，追求文学的经术根柢，“务为有补于世”，并利用科举铨选之便，废诗赋而试经义策论，将文学纳入经术中，为其政治主张和实践张本，从而阻碍了文学的良性发展，因此多遭人诟病。所以，立足于熙丰——元祐的诗学话语系统，重新对此进行寻绎辨析，细致考察并梳理元祐诗歌定于一尊的深层原委、此一过程中的来龙去脉，和在政治对立冲突与价值评判取舍下而形成的模糊概括与偏颇定论，对于客观把握与评定熙丰诗歌的创作成就，则显得极有必要。本论文试图以此为支点，论证熙丰时期在宋代诗歌发展流变链条上的重要作用于实质意义。　　第五章关注于在熙丰时期政治文化背景下，以临川三王为代表，及其带动下的新旧党群体作为考察立足点，爬梳剖析士心之变中的诗风嬗替。北宋文人“每感激论天下事”之士风复振于仁宗庆历之世;及熙丰新法和元祐更化，士人对此风气多所承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身处其间的宋代士人在奋发有为、积极参政的同时，也因政事之争、仕宦之忧而产生了避祸全身的思想行为。既存用世之心，又怀履冰之忧的矛盾心态，在北宋文人，尤其是熙宁、元丰、元祐文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熙丰、元祐之际，文人开始将关注的重心转向诗歌技巧法度的锤炼研磨来抚慰日渐失落的政治抱负。同时，诗歌的思想倾向、感情色彩也趋于静定、含蓄、温吞、优柔，诗人将视线移到士夫雅趣之上，故而诗中的书卷气、佛禅味、馆阁气日渐浓厚。而这些特征，在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三兄弟熙丰年间的创作中便已有所萌生。安石晚年寓悲壮于闲淡的诗风、安国对“馆阁气象”的标榜，安礼任词臣期间制诰文书的渊雅风度与日常生活中对名士风流的好尚态度，都能折射出熙丰向元祐过渡时，文坛创作风向转变的讯息，可视之为此一时代文人群体望风而动的缩影，对于进一步探求阐释熙丰诗坛下开元祐诗风的时代标志意义，具有启示性的价值。

王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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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出川与望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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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永强/文孔胜/图嘉祐四年（1059年）秋凉时节，苏洵带着22岁的苏轼和19岁的苏辙，两位新科进士及妻子，从家乡眉州（今四川眉山），走水路出川，前往东京（今河南开封）办理注官手续。从嘉州到江陵，过三峡，直到荆州上岸，水路1680余里，舟行60日，过11个郡。一路上父子三人心情舒畅，遍览古迹，触景生情，互相唱和，共作100余篇诗赋，合为《南行集》。“江上同舟诗满箧”，这也许是父子三人在一起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嘉祐初年（1056年），父子三人第一次出川到东京，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他们的文章很快著名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三苏”的称号由此而来。1精妙冠世大慈寺苏洵大器晚成。年少应举失败后辍学。娶妻后，程夫人对其游荡不学“耿耿不乐”。在妻子的支持下，苏洵“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后来，他受到益州太守张方平的欣赏，但一生与功名无缘，悉心教导两个儿子读书。苏家家教很严，苏轼晚年被贬海南儋州，还梦见小时读书被父亲抽背，作诗《夜梦》。嘉祐初年，苏洵见苏轼、苏辙学业有成，文才初露，于是来到成都拜访张方平。在成都，苏轼拜访了同宗兄弟苏惟简，苏惟简是大慈寺的主持。兄弟情深，苏轼为大慈寺留下了不少墨宝。在欣赏了寺内唐代画家卢椤伽笔迹以及唐僖宗与从官文武75人画像后，苏轼赞赏有加，题名：“至和丙申季春二十八日，眉阳苏轼与弟苏辙来观卢椤伽笔迹”，并写了“精妙冠世”4个大字。“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宝月大师苏惟简还派亲信悟海前去探望，并希望苏轼为大慈寺“大宝藏”作记。1095年，宝月大师圆寂葬于成都城东塔子山，苏轼悲戚而作《宝月大师塔铭》。新津离眉山不远，是回眉山的必经之地。1059年，苏轼、苏辙奉父亲命到成都拜见益州路转运使赵抃，返回眉山途中，专程到新津的修觉山游览。修觉山有座六角飞翘、卓然独立的六角亭，又称纪胜亭。时值秋季，19岁的苏辙看江水连空，江风旷野，动静相宜，心情大畅，挥笔写下《绝胜亭》：“夜郎秋涨水连空，上有虚亭缥缈中。山满长天宜落日，江吹旷野作惊风。爨烟惨淡浮前浦，渔艇纵横逐钓筒。未省岳阳何似此，应须子细问南公。”如此景色，苏辙感觉只有岳阳楼能与之相提并论。张方平向欧阳修推荐了三苏父子。嘉祐初年（1056年），苏洵带着两个儿子出川，自阆中上终南山，走上古栈道，经大散关进入关中，再向东进入河洛平原，前去汴京参加科考。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苏辙兄弟俩同榜中进士，置于高等。正当兄弟俩春风得意，家乡传来了母亲程氏夫人不幸逝世的噩耗。他们闻讯悲痛惶恐，匆匆返程奔丧。2初发嘉州识郭纶嘉祐四年（1059年），苏轼兄弟服母丧期满，随父苏洵沿岷江，经嘉州、渝州、忠州、夔州，出三峡转陆路进京。自眉山至江陵，三苏父子共作诗文100篇，编为《南行前集》，由苏轼作《叙》；自江陵至京城，共作诗文73篇，编为《南行后集》，由苏辙作《引》。两书合称《南行集》，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到达嘉州（今四川乐山），父子三人一起游览龙岩山，苏洵有诗《游嘉州龙岩》：“佳境日已去，何时休远行。”流露前途未知的复杂心情。短暂的休整期间，苏轼、苏辙认识了一位英雄人物郭纶。郭纶出身河西（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是少数民族，为将门之后，勇猛善战。兄弟俩对英雄人物发自内心地崇敬，又为其不幸遭遇深深惋惜，两人都以《郭纶》为题，作诗同情、称赞这位英雄。苏辙的诗记载了郭纶的战斗经过，言其勇猛：“郭纶本蕃种，骑斗雄西戎。自言将家子，少小学弯弓。手挑丈八矛，所往如投空。平生事苦战，数与大寇逢。”苏轼的诗则云：“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路人但觉骢马瘦，不知铁槊大如椽。因言西方久不战，截发愿作万骑先。我当凭轼与寓目，看君飞矢集蛮毡。”几百年后，苏轼的这首诗引发了清代才子纪晓岚的共鸣：“写出英雄失路之感。”有学者研究，苏轼在眉山生活的21年里，所作诗词并未存世，这首《郭纶》是如今我们能读到的苏轼最早的一首诗。在嘉州登船，父子三人写有《初发嘉州》同题诗，写沿岷江水路南行所见的景物，诸如乌牛山、九顶峰、弥勒石佛、三江汇流的湍急水势等。苏洵先议后叙，叙中蕴含议论感触：“家托舟航千里速，心期京国十年还。乌牛山下水如箭。忽失峨眉枕席间。”通过描写舟行水上、峨眉、乌牛逝于身后的景物变换，含蓄凝练地表达了对人生前途的感慨。苏轼则夹叙夹议，叙中带情：“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野市有禅客，钓台寻暮烟。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与父亲的简练沉着相比，苏轼显得志得意满，充满旷荡浩然的人生遐想与欣悦情怀。苏辙则叙写为主，杂以议论：“放舟沫江滨，往意念荆楚。击鼓树两旗，势如远征戍。纷纷上船人，橹急不容语。余生虽江阳，未省至嘉树。巉巉九顶峰，可爱不可住。……谁能居深山，永与禽兽伍。此事谁是非，行行重回顾。”叙述描写详尽细致，远超父兄，也有少年得志、不甘沦落出世的心怀与理想。除了《初发嘉州》外，三苏父子同题诗还有《题仙都观》《神女庙》《题三游洞石壁》《荆门惠泉》《襄阳怀古》5首。3船上看山如走马行至戎州（今四川省宜宾市），父子三人收到眉山同乡、苏洵的旧交任遵圣要来同他们道别的消息，便在江安泊舟等候。直到傍晚暮色苍茫，双方在江边见面，兄弟二人都作诗答谢相送之意、表达惜别之情。三苏与任遵圣、任师中兄弟情谊深厚，留下了多首诗词。戎州古称“僰道”，苏轼、苏辙兄弟关注到这里居民贫苦的生活状况，有同题诗《夜泊牛口》。苏轼云：“日落红雾生，系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煮蔬为夜飧，安识肉与酒。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苏辙云：“行过石壁尽，夜泊牛口渚。野老三四家，寒灯照疏树。见我各无言，倚石但箕踞。水寒双胫长，坏裤不蔽股。日莫江上归，潜鱼远难捕。稻饭不满盂，饥卧冷彻曙。”岸边居民辛勤劳作却依然缺衣少食、房屋破败，只能忍饥受寒。这也是兄弟二人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边境贫民的生活。戎州地区边疆风情浓郁，这里的少数民族盘着高耸的头发，耳朵戴着金环，他们喜爱汉族的货币和各色丝织品，用精密的毛织品换取瘦高的马匹。苏轼、苏辙还有同题诗《戎州》，记录边贸市场的景象。进入长江流域上游，两岸景色为之一变，江水变得急流奔涌，高山与急流的组合给苏轼苏辙兄弟带来了全新体验，两人在舟中饱览新奇景色。苏轼在《江上看山》写道：“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以飞速前进的舟中视角描写两岸高山，展现出一幅运动中的画面。在苏轼眼中，不是舟在前进，两岸高山如同一群群向自己飞奔而来的骏马，舟速之快甚至让他来不及看清迎面而来的山的样子。他还以“缭绕”一词描写山上小路，以“缥缈”来形容山上的行人，更衬托出了山之高、人之小，整首诗充满了运动感，给人以新奇的感觉。而苏辙的同题诗则展现了另一番景象：“朝看江上枯崖山，憔悴荒榛赤如赭。莫行百里一回头，落日孤云霭新画。前山更远色更深，谁知可爱信如今。唯有巫山最穠秀，依然不负远来心。”山更富静态画面感，他观察到江岸高山早晚颜色的不同变化，以山的“色”来描写山。4江上同舟诗满箧沿途颇多历史古迹，一路上父子三人专程访游，登临咏怀。嘉州乌尤山西面的悬崖绝壁处有尔雅台，据《嘉定府志》载，相传东晋著名训诂学家郭璞曾在此筑台研读，注释《尔雅》。苏辙在《初发嘉州》中写道：“洗砚去残墨，遍水如黑雾。至今江上鱼，顶有遗墨处。”郭璞长年勤奋写作，传说乌尤山下的墨鱼就是喝了他的洗砚之水而变黑的。忠州（今重庆忠县）、夔州（今奉节）地区，三国蜀汉遗迹特别多。在忠州严颜碑所在地，苏轼、苏辙都作诗赞扬了“善折张飞豪”的巴郡太守严颜将军。苏轼写道：“刘璋固庸主，谁为死不二？严子独何贤，谈笑傲碪几。国亡君已执，嗟子死谁为？”歌颂严颜的忠义和勇敢。苏辙则云：“军中生死何足怪，乘胜使气可若何？斫头徐死子无怒，我岂畏死如儿曹！匹夫受戮或不避，所重壮气吞黄河。”赞美严颜临危不惧的勇敢品格。在游历刘备托孤和驾崩的永安宫旧址时，苏轼在《永安宫》中感叹旧日宫殿已经无存，“只应法正死，使公去遭燔”，说刘备不听群臣谏阻，执意要攻打吴国为关羽报仇，最终兵败身亡。在诸葛亮所布的八阵图遗址，苏轼、苏辙有同题诗《八阵碛》。锋芒太露的苏轼在诗中感叹诸葛亮用兵太过谨慎，少年意气似有不满之意：“崎岖事节制，隐忍久不决。志大遂成迂，岁月去如瞥。”而性格沉稳内敛的苏辙则更多地惋惜诸葛亮大志未遂：“中原竟不到，置阵狭无所。茫茫平沙中，积石排队伍。独使后世人，知我非莽卤。”“长江连楚蜀，万派泻东南。”长江三峡以雄伟壮美著称，苏轼沿途作《入峡》《出峡》等诗。长江浩荡千里，流过中原流向大海，承载着苏轼苏辙兄弟当时前往京城出仕的心愿，也预示着兄弟二人一生漂泊的宿命。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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