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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张居正理财之道的比较

期刊

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两位改革家王安石和张居正都通过改革暂时解决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但评判其改革得失的标准并不在此，而是应看其改革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本文通过对两人理财之道的比较，指出不管是理财的指导思想还是具体措施，两人都大相径庭。本文的结论是：张居正的改革有利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王安石变法则相反，因此，值得肯定的是张居正，而不是以往学术界一直评价很高的王安石。

吴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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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中的二月二

期刊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被称为＂龙抬头＂,俗称＂青龙节＂＂龙头节＂,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旧时庆祝＂龙头节＂,是为了敬龙祈雨,让老天保佑庄稼丰收。然而在唐宋时期,二月二却被称为＂挑菜节＂。

刘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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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闢之《渑水燕谈录》研究

学术论文

《渑水燕谈录》是王闢之根据自己登科从仕三十余年的所见所闻而撰写的。此书题材广泛，鉴于书中的同一条题材与史书及宋人笔记文献有着诸多关系，因此本文以《渑水燕谈录》作为研究对象，以王闢之的生平研究为切入点，重点考证清楚《渑水燕谈录》与宋代史书以及宋人笔记文献之间的关联性，以期揭示其独特价值。　　绪论部分简要梳理了《渑水燕谈录》的研究现状，并阐述了此书的研究意义。　　第一章考证了王闢之生平及《渑水燕谈录》版本的源流。通过大量收集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考证清楚王闢之的生平及仕宦经历，并梳理了该小说的版本流传及辑佚情况。　　第二章考析了《渑水燕谈录》与《宋史》等三部史书相似的史事。首先运用表格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宋史》、《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等史书与《渑水燕谈录》相似史事的之间的关联性，从中可见该小说中的内容，有的与史书所载颇有出入;有的与史书相呼应、印证、补充细节;还有的可证《渑水燕谈录》存在记载有误之处。通过如此考证辨析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辨析其真伪，研究其虚实，可作为史学研究新的切入点。　　第三章考辨了《渑水燕谈录》与《归田录》等宋人笔记文献之间的关系。此部分也先列出表格，将其他笔记小说与《渑》内容上相似的材料进行整理，直观地展示了内容上的关联性，有的小说内容成为《渑水燕谈录》题材的直接来源，有的则借鉴或引用了《渑水燕谈录》中的材料。基于上述关系，本文试图以发展的眼光，考辨清楚这些相似材料之间的源头和演变。　　通过如此比较，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渑水燕谈录》进行史料价值的考析，虽其内容不可全信，但大多与正史同，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从中亦可以看出此书的文学价值，作为笔记小说与其他小说的相关内容紧密联系。

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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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仪若水润三苏

报纸

□小程邵永义题记孟母三迁、岳母刺字……构成了连绵不尽的中华母亲文化。眉山苏母勉夫教子，辅佐了中国历史上三位著名文学家。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眉山考察，前往三苏祠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我们要进一步传承中华优秀家训家教家风，这也是“三苏”文化赋予时代丰富的价值和内涵。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出生于四川岷江之滨的眉山。他以出众的才华，不仅闪耀华夏，而且光照世界，成为中国文化与风骨的象征。苏东坡是可爱而伟大的文化英雄，具有持续的影响与崇高的地位。作家林语堂赞叹说：“我若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全才，更有“吞五湖三江”的气象。被竹子密密围合的巴蜀，三千多年来，蜀人的生活智慧与技艺积淀所演绎出来的丰富、绵密、无所不包的竹文化，可算是四川人对竹子养育之恩的报答。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遗址里，就发现了许多竹子的遗迹和文化符号。苏东坡是中国竹文化的杰出代表。在他身上，体现出巴山蜀水之间竹子的突出精神：坚韧、高直、虚怀、有节。他不但具有蜀地奇才的特点，而且还有既往蜀地的那些才子身上所不具备的学风、家风与习性。苏轼是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与艺术家，更是中华优秀道德的典范。面对复杂的环境，他体现出强大、坚韧、超然的人格力量。他积极出谋献策，为国家建设而献身。他一生坎坷不平，遭受许多不幸和打击，但从未被痛苦与悲伤所压倒，而是随遇而安，做到不为世俗的祸福苦乐所牵绊，不为得失所烦扰，光明磊落，公道正派。他以他独特的思想、文学艺术成就以及生活状态，塑造了高尚的道德与人格，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和生命智慧。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屈原）、渊明（陶渊明）、子美（杜甫）、子瞻（苏东坡）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苏东坡用独特的理念和实践，证明了自己是胸怀天下的理想主义者、积极向上的乐天派，更是人民大众最亲密的朋友——这样的亲民情怀，在历代文人里是比较罕见的。他将勤政爱国、关注民生的为官理念，改革求新、探索进取的执着精神，达观自我、超然物外的诗人气质，热爱自然、诙谐天真的生活情趣集于一身，成就了一个可信、可亲、可敬的苏东坡。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不可忘记苏家的好家风，尤其不可忘记那个全力辅佐三苏的女性——苏母。苏母是勉夫教子的伟大女性程仁霸、程文应、程之邵、程之元、程之才、程唐、程垓、程敦书等程家子孙一代一代传承和践行程家优良家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程夫人正是在这样的家庭出生、成长，其优良家风潜移默化深入程夫人骨子里。苏母（1010—1057年）出生于眉州青神县风光秀美的程家嘴。相传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蜀王蚕丛喜欢穿着青色的衣服，带领民众种桑养蚕，使蜀地经济兴旺，由此在成都平原建立了蜀地第一个国家政权——古蜀国。他死后，蜀人缅怀他的功劳，就把蚕丛拜为青衣神（蚕神），并将他的出生地命名为青神县。那里东临岷江，南面是从眉山流来的思蒙河，形成了一个如诗如画的半岛，再加上几条分岔的小河，滋润了这一片桑田连接天际的绿岛。青神县的地貌，很像是一片迎风微动的桑叶。耕读传家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一般家庭所努力追求的生活方式。程家也不例外，北宋时程文应的儿子程浚与苏轼的二叔苏涣一起进士及第，成为眉州两大名人，两家连姻，苏序与程文应都因儿子及第而受到朝廷加封而为官。程文应官至大理寺丞，名震家乡，程家也成了诗书之家。程夫人自幼在这桑蚕之乡长大，耳濡目染，经常劳动，对于丝绸纺织加工非常熟悉。她18岁嫁给苏洵，不但在苏洵中年发愤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培养苏轼、苏辙兄弟成才道路上，程夫人居功至伟。由于宋朝时很多女性都没有名字，我们就称她为苏母。苏母首先注意到岷江沿线盛行不衰的丝绸贸易。当时眉州城内绸缎生意兴隆，形成了“纱縠行”一条街。“纱縠行”的本义是缫丝之处和蚕桑集市。苏母于是变卖嫁妆在纱縠行上开设了一家铺面，做起了丝绸买卖。由于苏母的生意越做越好，积累了资金，才在老街买下了5亩宅院，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三苏祠”原址。宅院里建有数十间房子，以及花园、亭子和几口池塘。从大门进去，迎面是一个深绿色的青砖影壁。之后才是一栋别致的房子。院子里面有高大的梨树和荔枝树，其中还有苏洵亲手种植的槐树。在这个家庭花园之中，花卉和果树的种类繁多，墙外则是千百竿翠竹构成的竹林。苏母爱惜生灵，更不准孩子和婢仆捕捉花园里的鸟雀，孩子们一旦犯错，苏母就会予以严厉惩罚，绝不迁就……几年过去了，鸟雀都在低矮的灌木、草丛里做窝，雀蛋随处可见。每年春季桐子花开花的时节，岷江两岸特有的五彩桐花凤（学名叫蓝喉太阳鸟），也会经常来这里低飞回翔，一点也不怕人。在四川乡村，五彩鸟进门是一桩喜庆之事，所以街坊邻里都把桐花凤入家这一幕当作稀罕事。爱护生灵更不能肆意加害，从小就在苏轼、苏辙心中播下了种子。有一天，苏家丝绸作坊里两个婢女正在熨烫丝绸时，她们站立的地方，几块地砖忽然塌陷了，露出一个几尺宽的坑洞，坑里隐约露出了一只陶土坛，坛子发出“嗡嗡嗡”的声音……大家估计，坛子里肯定有古人埋藏的金银财宝！苏母闻讯赶来了。她立即叫人用土把坑洞填平，任何人不准动坛子里的东西！她说：“一个正直的人，绝对不能去贪图别人的财物！”这表明苏母不贪意外之财、不做非分之想的淳朴天性。后来，苏轼在陕西凤翔府当官时，就发生了一桩类似的故事：隆冬时节的一天，突然飘起了鹅毛大雪，看到居室边一棵古柳树下，有一尺见方的地面并不积雪。等到天晴了，地面反而凸起几寸高。苏轼读过很多书，估计是古人埋藏丹药的地方，因为地下有热力，所以那里才不积雪，于是他很想一探究竟。妻子王弗一见丈夫跃跃欲试，就劝阻说：“如果婆婆（苏母）还活着的话，她一定不容许你去发掘！”苏轼一听，暗叫惭愧，立即打消了念头。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抒发了这样的观点：“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天地之间，一切事物各有其主。事物的主人可能是阳光、是雨露，是河流江海。只要与自己无关的东西，“虽一毫而莫取”。自珍自爱的家风和操守，就是来自苏母反复讲到的“非己之物，勿动其心”的古训。我要做范滂那样的人苏轼说：“我长大了要做范滂那样的人！妈妈，会允许我那样做吗？”苏母流下了两行热泪：“如果你能当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当范滂的母亲吗？”苏母绝不容许苏轼、苏辙沾上富家弟子惯有的好逸恶劳的毛病。幼年的苏轼、苏辙就曾每日面临“三白餐”：一撮白盐、一碟白萝卜、一碗白饭。这是苏母有意安排，“三白餐”锻炼了苏轼，使他后来无论遭遇任何艰难困苦也能坦然面对。苏轼发蒙很早，领悟能力很强。到他正式读书时已经8岁了，虽说是虚岁，也算不得很早，这明显与苏家对孩子教育的独特看法有关。到8岁时，苏轼才被送进乡塾读书。乡塾设在眉山城郊的天庆观北极院，张易简任老师。在近百名学生中，经常受到老师称赞的学生有两位：苏轼和陈太初。有一天，一位眉州的读书人从京城汴京回乡，带来了一首著名文人石介所作的四言长诗《庆历圣德诗》给张易简浏览。苏轼从旁偷看了几眼，他竟然就可以背诵了。他有些大胆，询问老师：“这首诗里所歌颂的这些人物，都是些什么人啊？”老师不耐烦了：“小孩子哪用知道这些事！”没想到苏轼不依不饶，继续发问：“如果这些人都是天上的神仙，那我也不敢再问。但如果他们是真有其人，我为什么不能追问一下呢？”老师大感惊奇，便详尽回答了他：“诗歌里提到的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4位人物，都是天下的英杰！”苏轼虽不能完全理解这4位风流人物的卓著，却把张易简对他们的景仰之情牢记在心，成为激励自己上进的动力。到了庆历八年（1048年）春天，苏洵就让苏氏兄弟拜同乡的刘巨（字微之）为师。刘先生在位于眉山城西的寿昌院开班讲课，学生众多。有一天，刘先生心情好，写了一首歌咏鹭鸶的诗，结尾两句是：“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苏轼听到后，认真思考，大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老师的诗很好！但我觉得这样写，似乎没有表现鹭鸶的归宿。不如改为‘雪片落蒹葭’。”刘微之一听，如遭电击一般大受震动，感叹道：“了不起！了不起！看来我当不了你的老师了……”苏轼、苏辙少年早慧的名声在外，当时眉山城内已很难为他们寻到合适的老师了，苏洵只好亲自执教，父亲总爱将激动人心的历史人物讲给他们听。一次父亲诵读欧阳修的《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大为感慨，他从欧阳修受到皇帝宠遇再联想到自己半生的起伏与落寞，认为大丈夫人生天地间，就当顶天立地，不知儿子有无此大志，他讲解了文章的大概后，便说：“仲和，你试写一联。”苏轼很快提交了答案，文中有“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之句，使父亲大感宽慰，他大声赞扬：“孩子，你将来应该能够获得这一种好运！要把握好自己的才华。”少年苏轼雄心万丈，文章写作已有相当的成就。就在这年，苏洵外出游历天下。苏母素有学养，于是便亲自指导儿子读书。苏轼尤其敬慕爱国诗人屈原、文学家司马相如，对屈原的品节尤其景仰。他成年后，去瞻仰屈原塔时表示：人生谁能不死，何必计较寿命长短。富贵是暂时的，名声是无穷无尽的，屈原最晓得这一道理，所以他死而有气节。他暗下决心，毕生学习屈原的高尚情操。一次母亲读到《后汉书》中《范滂传》时，不禁十分感慨，发出了长长叹息：范滂为真理而不惜以死相争，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名誉；但如果一个人历尽了坎坷，猛然回首，又会发现生命里仍是空无一物，那又该怎么办呢？范滂（137—169年），字孟博，汝南郡征羌县（今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青年镇砖桥村）人。东汉时期大臣名士，他生活在汉桓帝、灵帝统治的时期，因为他反对宦官专权，触怒了权贵，所以被人假公济私，予以追杀。灵帝建宁二年（169年），汝南督邮吴导奉命前往逮捕范滂，但到了范滂的家乡，他听到很多关于范滂的赞美之声，自己又不得不执行公务，前后为难的吴导竟在驿舍放声大哭……范滂不愿连累别人，自己到县令那里投案自首。县令郭揖解下自己的官印，拉着范滂要和他一起亡命天涯，并说：“天底下的地方大得很，您何必在这里等死呢？”范滂回答说：“我一死，祸害就随风消散。我哪敢因自己的罪过连累到您，同时又让年迈的母亲也四处流浪呢？”范滂母亲得知此事，从家里赶来与儿子话别。范滂对母亲说：“我的弟弟仲博很孝顺，足可供养母亲，我可以放心跟从死去的父亲归赴黄泉了。生死存亡，也算是各得其所。只是您老人家需要割断情丝，我死了你不要太伤心！”范母抚摸着儿子的肩膀，哭着说：“好儿子！你现在能够同李膺、杜密这样的大名士一道名扬天下了，一死了之有何遗憾！想想也是，一个人既可以名垂青史，又还想长寿，怎么可能兼得呢？”范滂跪着接受母亲的教诲，这是他最后一次叩拜母亲……苏母读到《范滂传》这一段时，心神激荡，念不下去了。苏轼听得格外神往，见母亲叹息，他明白了母亲的内心。他站起来，拍着胸膛大声说：“妈妈，我长大了要做范滂那样的人！妈妈，会允许我那样做吗？”苏母十分感动，流下了两行热泪：“如果你能当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当范滂的母亲吗？”母子的一问一答，内蕴着传统的道德情感。其中不仅含有对古代志士英雄的仰慕，更包孕着两辈人不惜以生命捍卫道德、正义的决心。三苏享誉京城中年之后，苏轼还在给内弟王箴的信里，饶有兴味地回忆起当年一起在夜色朦胧中踏过瑞草桥，两人对坐在村口一棵大树下吃瓜子、炒豆的情景……1046年的一天。苏洵、苏母站立在苏家厅堂中，指使随从爬上高凳，往墙壁上悬挂一幅装裱的书法作品。苏母的目光掠过舒朗俊秀的墨字，轻声吟诵:“长不满尺，剑钺之馀。文如连环，上下相缪……”这是一首富含简练、状写细腻的四言诗歌，勾勒出一把利刀的短小与刀身上的纹饰，令人过目难忘。父母称颂不已的这篇作品是苏轼所写的《却鼠刀铭》。“却”有“退却”的意思，这个富有深意的对刀的命名，来源于苏轼与一位刀客的相遇。少年苏轼一天在外遇到一位职业刀客，也许他厌倦了自己的职业。那天在乡道上，他被路过的苏轼英气所吸引，就说：“少年，我看你长相不凡，我把刀送给你。”苏轼接过刀来，佩刀而行。回到家，就藏于抽屉。他时时告诫自己不能惹事生非。一天家中闹起了鼠害，全家鸡犬不宁。苏轼忍无可忍，以刀焚香后置于室内茶几上。没想到，沉默的刀锋竟然让老鼠四散而去。这实际体现了苏东坡浪漫主义的一厢情愿。在《却鼠刀铭》的结尾，苏轼深有感触：“呜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喻，是亦何劳。”苏轼写此文大致在1046年，那时他才11岁。一个善于观察、敏于思考、天马行空一样神游文学世界的青春少年，跃然纸上。为激励儿子，父母让他把这文章誊写、裱糊之后，挂在墙上。一是为了提高其写作兴趣，增强信心；二来也不乏有父母的自鸣得意……1057年阳春三月，47岁的苏洵带着21岁的苏轼和18岁的苏辙，出剑门、越秦岭，穿过关中平原，进京赶考。在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提携下，苏轼、苏辙不仅高中进士，而且三苏每有新作就都引起轰动……就在人生坦途徐徐展开之际，一个来自家乡的噩耗让父子掉进了冰窟窿：48岁的苏母操劳过度，四月八日在家病故了。苏轼和苏辙随父回乡奔丧。可谓是：青年失慈母，中年失贤妻。父子进京赶考，只留下苏母和两个儿媳在家。当他们急急赶回眉山老宅，只见屋漏墙倒，不禁哀恸不已……十一月将苏母下葬于眉山安镇乡可龙里老翁泉旁边。山坡之下有一眼清莹的泉水。当地传说，月明之夜，可以望见一位白发飘撒、举止俊雅的老翁独自走来，静静地坐在这里。如果有人近身，老翁便会消失于泉水之中……因此泉以老翁得名，苏洵称为“老泉”也由此而来。此处后来又称为“苏坟”，苏洵、东坡妻王弗后来都安息于此。没能看到三苏享誉京城是遗憾的，但造就了三位彪炳史册的人才，苏母当含笑九泉。在为母守孝期间，苏轼、苏辙整个身心浸透了对母亲哀悼缅怀的忧思，功名利禄等世俗杂念完全弃之脑后。也许是苦于整日面对那些凝聚着过多温馨回忆的旧物，为避免徒增惆怅，这一阶段，苏轼常常到青神县岷江对岸岳父家中小住散心。那是一个美丽的山乡，山下有清溪深池，山上有古刹佛寺，置身其间，不禁油然而生飘然出尘之感。苏轼与岳父家辈份相仿的几个年轻人很合得来，或与他们登山谒庙，或与他们到野外餐饮。中年之后，苏轼还在给内弟王箴的信里，饶有兴味地回忆起当年一起在夜色朦胧中踏过瑞草桥，两人对坐在村口一棵大树下吃瓜子、炒豆的情景……这与后来生活中的艰难险阻相比，不能不令苏轼叹惋：不知此生还能不能再过上这清闲的日子！

小程邵永义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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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宝树繁花”寻觅家谱里的“三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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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边钰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清代人熊国珍由楚入蜀，迁至四川遂宁芶家场，聚族而居，一段筚路蓝缕的家族史由此扎根发芽。如今，这段平凡人家的家族史可以从“宝树繁花——巴蜀家谱文化展”上展出的四川遂宁《熊氏族谱》中寻觅。当前，由国家图书馆、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指导，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联合主办，思绥草堂协办的“宝树繁花——巴蜀家谱文化展”正在四川省图书馆举行。展览对巴蜀家风家教文化、少数民族家谱、巴蜀特色家谱等进行展出，在川渝地区尚属首次。一本本家谱，不仅记录了一个家族在蜀地扎根繁衍的故事，也收录着巴蜀移民迁徙的时代特征。一张张泛黄的纸页，将后人对祖先的绵长思念化作家谱里的三五行，让人们知来路、见自己。A一本而连万枝家谱里的“家族记忆档案”“这是一次打破成见的展览。”成都读者杨艳花了两个小时观看“宝树繁花——巴蜀家谱文化展”。在此之前，她对家谱的认识，仅停留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名字上，“但实际上，家谱的内容很丰富。”展览里，《黄氏族谱》建中公谱系图让她印象深刻，一棵类似参天大树的树形里，上下父子之间用“垂线”纵贯，左右兄弟之间用“横线”相连，这是家谱的体例之一——苏谱，其呈现倒向的树形，寓一本而连万枝之意。四川省图书馆古籍部工作人员师蒙丽介绍，“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和苏洵均出生于四川，且热衷于修谱。欧阳修从司马迁《史记》的“表谱”形式得到启发，首创《欧阳氏谱图》；而苏洵则在欧阳氏的基础上改进创修《苏氏族谱》。由此开创苏谱与欧谱之体例，后世各家修谱多有推崇。二谱的体例形式均为世系和世表相结合的“独图式表谱”。在内容上均以“谱系”为主线，以“牒注”为辅助，构成谱与牒的组合体；在排列上从上至下按“高曾祖父子”依次布局，从右及左由兄及弟不断延续。“区别在于欧谱是‘世代分格’，即每世每人都占有一格，将人物的世系和世表组合于一格之内。”她解释，苏谱是“垂珠体”，取消了欧谱每人一格的形式，而是上下父子之间用“垂线”纵贯，左右兄弟之间用“横线”相连，形成以一个页面为一张大图表。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世谱等，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记录家族的世系繁衍、迁徙发展、婚姻仕宦及文化素养等方面的历史图籍，堪称家族的百科全书，是百姓的“家族记忆档案”。宏观来看，绵亘数千年的中国家谱文化，贯穿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是中华文化的一朵奇葩。四川省图书馆馆长王龙介绍，本次展览以家谱古籍展陈为主，以“家”为切入点，通过“谱牒生辉”“巴风蜀韵”“名人谱萃”“民族一家”“皇族玉牒”“稀见姓氏”“祖堂家影”七个部分，对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收藏的近90部古籍、6件挂图进行展出。其中包括四川省图书馆藏巴蜀移民家谱、稀有姓氏家谱、稿抄本家谱、名人家谱，重庆市图书馆藏移民家谱、续修家谱，国家图书馆藏少数民族家谱、皇族玉牒，思绥草堂藏祖堂挂图等重要展品。在古代，家谱意义重大。师蒙丽介绍，宋代以前，家谱以官修为主，主要作为官吏铨选和巨姓望族婚姻门第参考的依据。宋代以降，私家修谱日渐兴盛，家谱的编纂主要转为说世系、序长幼、辨亲疏、尊祖敬宗、睦族收族。到了明代，家谱体例臻于成熟和完善，奠定了后世家谱基本格局。清代及民国，中国家谱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内容之丰富、卷帙之浩繁，堪称中国家谱发展的高峰时期。按照中国传统惯例，修编家谱一般是60年一大修，30年一小修。“目前所知，族谱中续修最多者有20余修。”师蒙丽补充，因天灾、人祸诸等不虞，时有中断者，能全部完整保留下来绝少，多已成断简残帙，甚至散佚无寻。B移民文化入家谱交姓家谱里的川人情谊陈子昂曾云：“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移民迁徙，是四川历史绕不过去的关键词。早在远古时期，岷江上游河谷的先民，用足迹推进着人类开发成都平原的历史，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人群，与川西高原本地原住民在一次次迁徙中融合，共同创造了早期的古蜀文明。这种迁徙交流，古今接续，共塑巴蜀之地。自先秦时期开始，巴蜀地区便不断大量吸引外来移民，每逢战乱，便有大批移民避难入川。明清时期，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开始了“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潮，从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出发，众多家庭携家带口进入四川谋生。这些移民历史，也被记录在数不清的故旧家谱之中，成为绝大多数四川人的集体记忆。此次展出的《陈氏族谱》，纂修于民国年间，记载了四川成都陈氏始祖陈元佐，原江西人，在元天历年间迁居广东兴宁。始迁祖陈华英，于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携眷入蜀，居成都，而后子孙繁衍，至族谱落成时已十世有余。有意思的是，陈氏族谱“用白话文来写古事实”，记载其先祖“在粤东因着天旱和地方糜烂的缘故”而领族众到四川来。该谱历时三年完成，详细记载了本支系先祖多次辗转迁居的路线，并绘制迁徙地图。族谱两册内封“陈氏族谱”，书名分别由时任交通部总务司司长陈国钧、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题字并钤印。在这些带着迁移印记的家谱里，川人重情重义的品性也彰显无遗。比如四川双流《张卢族谱》，是族谱中稀有的交姓之谱，它记录下这样一段暖人的情谊：双流张卢氏始祖为明末张继祖和其子成鼎，于清康熙年间迁四川双流。明末张氏阖门殉节，张继祖好友卢应先闻之，携其幼子远遁，抚养成人，更名卢成鼎，这就是张卢交姓的来源。谱中除卢成鼎外，子孙仍改回张姓。不过，张氏子孙没有忘记张卢交姓的往事，因此用“张卢”为谱名。谱中还收录了《双流县志》关于张卢交姓的实录。C兼容并蓄用家谱注解何以巴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来自中原、湖广等地的移民在这里安家立业，汉、藏、彝、羌等众多民族在这里交融汇聚，灿烂悠久的巴蜀古国文化、兼容并蓄的中原文化、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个性鲜明的移民文化，共同谱写了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四川家谱受上述诸多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独具地域特色。比如，因为始祖多是在清初才迁入四川，所以现存的巴蜀家谱多是清道光以后修撰的，年代较近；有不少家谱直接称作“蜀谱”，强调地域性；由于入川的历史相对较短，宗族人口相对较少，使得巴蜀家谱中记载的世系较短，大多数在10册以内。但巴蜀家谱记载的内容却十分丰富，有关于先祖迁居创业过程的叙写、关于女性祖先的传记、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地方社会的记录等等，这都是其他地区家谱所少见的。四川成都《钟氏族谱》《钟氏续修族谱》《钟氏重修族谱》这三部族谱，是四川现存少有的世系较长的家谱。它勾勒出一个家族几代人的迁徙发展史，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的发展变迁。四川成都钟氏始迁祖钟汝明，原广东惠州人，于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迁蜀，置产业于成都西麻糖壩，家族于此繁衍发展。钟氏族谱始修于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于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刊刻完成，后经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两次递修。三部族谱里不仅详细记载了家族繁衍的世系脉络、成员简况，也记述了家族发展的故事，从始迁祖创业的艰辛，家族经历战乱的苦难，再到进入民国后家族新的变化。细细读来，生出巴蜀味《百年孤独》之感。综观现存巴蜀家谱，还有不少精美的手抄本家谱、稀有姓氏家谱、少数民族家谱等，不仅见证了巴蜀丰富多彩的家谱文化，也为四川的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修家谱需要耗费人力和财力。对于财力不太雄厚的家族，手抄本则成为首选。比如，四川德阳《林氏族谱》，由清代林贲元等纂修，为清抄本，同时又具有刻本版式。和其他家谱不一样的是，这件家谱事先印制朱色版框、栏格、牌记、插图等样式，再手写抄录族谱文字内容。如今，翻阅来看，其家谱体例完善，内容全备，并印制墓图、先祖画像等插图。其墨色饱满，字迹秀丽工整，不失为民间一种节约高效的修谱方式。此次展出的还有若干生僻罕见姓氏家谱，如别、闵、亢、茹、门、漆、钮、劳、补、於、仲、晏、蓝等姓，观者可一览生僻罕见姓氏风貌。比如展出的四川犍为《牟氏宗谱》，始祖牟天运，原籍湖北麻城孝感，于明洪武年间迁四川乐山犍为县。该藏本收录始祖至九世承字辈子孙世系源流。犍为牟氏一族重科举读书，《牟氏应试科条》有16条奖励得入文武科者的条文，如“文武生入乡试者奖茶钱二千四百文”。牟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四川、辽宁等省为多，在百家姓中排第488位。D名人家谱浩瀚家谱文献中鲜亮的家国特色自古以来，“天府之国”孕育了许多历史名人，如文翁、司马相如、扬雄等，更有众多文化世家，他们以经史百家之说传家，以孝悌忠义为修身立德之本，睦族亲邻、行善乡里，倡节俭、重执业，形成了“忠义爱国、耕读传家、清正廉洁、孝亲敬长”的巴蜀家风。在这次展览中，名人家谱熠熠生辉。宋代，有眉山苏氏家族以持正立节、诗书传家，造就了苏洵、苏轼、苏辙“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四川眉山《苏氏族谱》，“三苏”不仅以极高的文学造诣著名于世，且道德情操同样为人所赞扬。苏洵育子，要求读书正业、兄友弟恭。如今，人们可以在《苏氏族谱》中看见：“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这份穿越岁月洪流的家训，将苏洵对家庭伦理的重视体现无疑。明代，新都杨氏家族的“四重”“四足”家风成就了以杨春、杨廷和、杨慎为代表的“一门七进士，宰相状元家”。民国年间纂修的新都《杨氏家谱》，展示了新都杨氏家族世代相传的家规家训。如“四重”：“家人重执业，家产重量出，家礼重敦伦，家法重教育”，教育子孙敦睦人伦，立业兴家。再如杨慎所作“四足歌”，从居住、饮食、娶妻、育儿四个方面教育子孙要知足常乐，节俭持家。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正是优良的家风环境，使杨氏家族不断发展壮大。师蒙丽介绍，一些文化名人也会受人之邀，为其他家族所修族谱撰写谱序，这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中十分常见。这些名人所修家谱及所撰序跋，是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源，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家族记忆，为丰富灿烂的家谱文化增加了别样魅力。如今，人们透过纸页，窥家谱，究过往，这些泛黄的历史，像是一束光，将平凡的家族故事串联成脉，穿越历史洪流，照进现实……

边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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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载清风：湖州竹派的源与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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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苇湖州地处天目山北麓，适宜的气候、地形和土壤十分适合竹子的生长。《尚书·禹贡》载：“震泽底定，筱簜既敷”，篠为小竹，簜为大竹，意为太湖一形成，周边就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竹子。因太湖得名的湖州，是江南有名的竹乡，安吉和德清均为国家命名的“中国竹子之乡”。湖州更是世界上最早用竹和最善于用竹的地区之一，4000多年的钱山漾文化甚至被称之为竹编文化，发掘出土二百多件、十多个种类的竹器。南宋嘉泰《吴兴志》记载“本郡竹类亦可谓多也”，有箊竹、苦竹、箬竹、筀竹、淡竹、觔竹、篌竹、水竹、燕竹、篾竹、紫竹、慈竹、闲竹、猫竹、象牙竹、哺鸡竹等十六种。湖州西南山连山，竹连竹，深深浅浅的绿色组成了一幅层层叠叠的竹画长卷。明孝丰县令甘元鼎《孝丰道中诗》：“川原五十里，修竹半其间”，明董斯张《咏竹漾诗》注称：“梅溪路多种竹，翳荟十余里，几不可睹天日，里人名曰竹漾。”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时任湖州刺史的崔元亮，每年都会给他送春笋。白居易作《食笋诗》表达谢意，开篇就是“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湖州不仅有让白居易念念不忘之美味春笋，更有北宋文同所创的“湖州竹派”在中国墨竹画史上的别样精彩。北宋开创文人写意墨竹先河的文同与苏轼都跟湖州关系密切。苏轼五次过湖州，其中有四次留下了诗文。文同元丰初年，赴湖州就任，未到任而卒，但世人仍称他为“文湖州”，文同的墨竹一派，画史称之为“湖州竹派”。文同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苏轼的天真浪漫、狂逸放纵，黄华老人的“文采风流，照映一时”，李衎的唯美江南，高克恭的疏秀深情，赵孟頫的古意高贵，吴镇的萧散江湖，柯九思的金石绝响，倪瓒的不似而似，顾安的风流潇洒，夏昶的清和明净，吴昌硕的豪迈跌宕、畅快淋漓，以及大量的笔墨、著述和题跋，为我们清晰地反思“湖州竹派”的源流提供了物象和文论标识。源起墨竹以竹为绘画题材之历史相当久远，大约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莫高窟，现藏法国居美博物馆的一卷《水月观音》像，竹子的画法是双钩和墨法并用，且竹枝和竹茎的双钩部分赋有色彩，说明在六朝时，竹子开始作为宗教画和人物画的背景引入图画。唐代画竹已为独立题材，开始出现专门画竹的名家，如萧悦。他工于画竹，白居易曾为他写下了《画竹歌》：“植物之中竹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萧郎下笔独逼真，丹青以来唯一人。”从绘画史角度看，中国墨竹画科的出现要远早于“湖州竹派”。但关于墨竹画的起源却是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在唐明皇的时代，墨竹画便已开始出现。但墨竹一直属于花鸟画，直至宋末《宣和画谱》的编撰，墨竹才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类。中国墨竹的起源大概有三种说法：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起于唐明皇李隆基，元张退公《墨竹记》：“夫墨竹者，肇自明皇，后传萧悦，因观竹影而得意”；二是起于吴道子，元李衎《竹谱详录》中说：“墨竹亦起于唐，而源流未审。……黄太史疑出于吴道子”；三是起于五代时蜀国的李夫人，《图绘宝鉴》卷二记载：“李夫人……月夕独坐南轩，竹影婆娑可喜，即起挥毫濡墨，模写窗纸上。……自是人间往往效之，遂有墨竹”。其他类似的说法还不少，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又缺少实物佐证，传为南唐李颇的《风竹图》，也仍存在着争议。但综合实物与文献的考察分析，墨竹起源于唐五代之间，应该是确凿可信的。至于墨竹画之创立系由“月影”“日影”“灯影”的启发，也多见于记录。北宋郭熙曾在《林泉高致》中说：“夫画竹者，取一枝竹，因月夜照其影于素壁之上，则竹之真影出矣。”元李衎《竹谱详录》序中记载金朝王庭筠画竹云：“黄华老人（王庭筠号）虽宗文，每灯下照竹枝模影写真。”南宋陈虞之亦云：“每见竹，折小枝，就日影视之，皆欲精到。”直到清郑板桥自题画竹犹称：“凡我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可见依影写竹，不仅启发了墨竹画的生成，而且一直都是墨竹画家获取创作灵感的一种天然资源。涓流入海，代代相传，墨竹绘画成为中国文人画极为重要的一脉延至今日。并被赋予高风亮节、虚心上进、凌寒不凋高尚品格的象征。中国文人寓情于物，张扬文化精神，将墨竹画推向了道德的高地和艺术的巅峰，在后来逐步形成的梅兰竹菊“四君子”中，成为存世作品最多，水平也最高的一个品牌。中国墨竹绘画虽“亦起于唐，而源流未审”，但“湖州竹派”起始于北宋，因文同而开派立宗，却是十分明确的。文同（1018—1079），字与可，梓州永泰（今四川盐亭东）人。《宋史·文同传》记载：“元丰初，知湖州。明年，至陈州宛丘驿，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苏轼在《文与可筼筜谷偃竹记》中云：“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与可殁于陈州。”文同在赴任湖州途中去世，并未到达湖州，但依旧例而被称“文湖州”。《宋史》里说文同“善诗文篆隶行草飞白”，“又善画竹”，更以绘墨竹著称，后世学之宗之者，统称为“湖州竹派”。苏轼形容文同画竹，“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似乎文同画竹属写意一派。然而，细察文同流传下来的墨竹画，所画的竿、枝、叶、节，都很像真的竹子。尤其善于画竹叶，“以深墨为面，淡墨为背”。文同的一些墨竹画，所画竹叶，正面用浓墨，反面用淡墨，正反浓淡错落有致。不仅如此，文同还把叶梢风翻转折都一丝不苟地画出来，画竹节是勾描渲染而成，由于文同画竹，把中国书法的抽象美和布局美引入墨竹画中，使墨竹画脱离了工笔设色花鸟画而自成一派，故其墨竹画写实而不繁琐，形神兼备。苏轼与文同是表兄弟，又是诗文书画方面最要好的朋友，文同“知湖州”途中去世后，苏轼即接任湖州知州事。他在《次韵子由题憩寂图后》云：“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因此“湖州竹派”的命名最早出于苏轼笔下。北宋的文苏以竹为绘画题材，以作者的人格精神为旨归，以水墨方法为表现形式，以诗书画结合为艺术内蕴。其后的追随者就更多了，中国画坛由此形成了“湖州竹派”，在艺术思想和笔墨语言上形成了独立的体系，开拓出了中国绘画的一种新的审美境界。“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文同自幼受家风熏陶，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年轻时胸怀建功立业的抱负，后步入仕途。在他一生宦海浮沉，墨竹创作随着阅历和心态臻于成熟，在苦闷中寻找《纤竹图》的纠结，在平和中寄托《墨竹图》的清爽，但其中始终蕴涵着理性的儒者态度，讲求绘画的法度规则以达完美。皇祐元年（1049）春文同登进士，隔年朝廷授予文同邓州军事判官任。到任不久，在皇祐三年（1051）六月六日写的《踈篁怪木碑》中提到受命绘制《踈篁怪木》图，说明此时竹的画艺已受时人肯定，他在《雨过侧调》一诗中自称“东园傲吏爱高竹，把卷倚风头发乱”。英宗治平元年（1064），苏轼与文同相聚于岐下，此次相会，苏轼作《石室先生画竹赞一首并叙》称誉文同“盖可谓与道皆逝，不留于物者也。”苏轼在《书文与可墨竹并叙》中说“亡友文与可，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又在《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一首》中云：“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其诗与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悲夫！”指出文同绘画不过是诗文之余事而已，墨竹创作也是生活中的遣兴娱悦的活动。治平四年（1067）文同回家服丧期间，将自己在东山谷的一间房室取名“墨君堂”，在《墨君堂》一诗中道出竹子的品性与自己心境的契合：嗜竹种复画，浑如王掾居。高堂倚空岩，素壁交扶疏。山影覆秋静，月色澄夜虚。萧爽只自识，谁能爱吾庐。苏轼为之作《墨君堂记》，赞美文同：“与可之为人也，端静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掣博习、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于与可者，非一人也，而独厚君如此。”文同对有君子之风的竹情有独钟，这翠绿盎然的竹有着坚定的意志，苏轼又写道：“群居不倚，独立不惧。与可之于君，可谓得其情而尽其性矣。”文同从竹的傲雪凌霜、飘逸俊雅的品性认识到修身进德的象征意义。凤翔别后，苏轼和文同于神宗熙宁三年（1070）在京师重逢。同年夏天，苏轼在文同所画一张《墨竹图》上题跋道：昔时，与可墨竹，见精缣良纸，辄奋笔挥洒，不能自已，坐客争夺持去，与可亦不甚惜。后来见人设置笔砚，即逡巡避去。人就求索，至终岁不可得。或问其故。与可曰：“我乃者学道未至，意有所不适，而无所遣之，故一发于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文同长期担任地方官吏，深知民间疾苦，所学之道本是兼济天下之道，但深刻的社会矛盾岂是一个文人独立能够转乾坤的。在苦闷中，“夫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通过竹子的君子美德不断激励自己。熙宁二年（1069）神宗以王安石为相，实施新法，文同面对复杂的官场党派斗争，自己又不能委曲求全，只能远离是非，既然不能“治国”，就致力于个人道德修养的“修身”功夫。在独善其身中寻求心灵安慰，把理想寄托于画竹中，暂时忘却俗世的烦忧。在陵州任上，文同在公务之余不忘画竹植竹、写诗弹琴。熙宁五年（1072）十月，文同带两个书童去陵州北山采药，看见岩石中有两株岐竹，一株为蝎子所伤，另一株为岩石所阻，但仍然盘曲向上，傲然临风。文同立即濡笔挥墨，对竹写生，回家后根据写生稿创作了《纤竹图》，并作《纤竹一记》，竹子这种屈而不挠的精神不正是自己生命的写照吗！看来，文同的“吾病良以”只是面对命运无奈时的一种自我安慰。熙宁六年（1073），文同在兴元府上，写了不少咏竹的诗篇，如《忽忆故园修竹，因此作诗》《竹轩》等。熙宁八年（1075），文同任满，罢任。五月末归永泰，在东山谷里逍遥自得，期间作了《夏日闲书墨君堂壁二首》《将赴洋州书东谷归隐》《闲乐》等诗篇表现自己和竹的超尘脱俗。同年秋，赴任洋州。第二年春天，开始经营筼筜谷。文同精心培育竹苗，并在谷中的山坡上筑“披锦亭”，以便观竹作画。闲暇之余，对竹默坐，在《此君庵》一诗中云：“斑斑堕箨开新筠，粉光璀璨香氛氲。我常爱君此默坐，胜见无限寻常人。”《竹答》诗则表达自己对筼筜的依依不舍：“我实仙陂百世孙，二年生长感君恩。近闻官满将归去，更望临时莫洗园。”而罢齐州的掌书记回京的苏辙在《墨竹赋》中写道：与可听然而笑曰“夫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始予隐乎崇山之阳，庐乎修竹之林，视听漠然无乎予心，朝与竹乎为游，暮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阴，观竹之变也，多矣。”爱竹的文同朝夕与竹为伍，他留心观察竹子的变化，熟悉竹子的各种姿态，是将求道之心、好道之心放乎于竹的虚心劲节、挺拔坚贞可以寄托境遇的不得志；竹画帮助人们修身养性、逃离俗尘。墨竹是情感的载体，文同籍竹言性，抒发个人的道德素养，“此竹数尺耳，而有万里之势”，胸怀兼济苍生的理想，必有吞万里之气魄的绘画作品，文同想通过墨竹作品来体现心中的儒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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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禅一味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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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素有"茶禅一味"之说。茶禅一味,是许多人一生向往的境界。茶自古就和禅联系在一起。大诗人苏东坡云:"茶笋尽禅味,松杉真法音。"说的就是茶中有禅,禅茶一味。茶对禅宗而言,既是养生用具,又是得悟途径,更是体道法门。茶如果只像开水一样仅是解渴,如果只像咖啡一样仅是提神。

苗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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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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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临江仙》曰：＂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在我看来,人生就如同一场旅行,在乎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人的一生可能有很多梦想,能够实现的梦想不多,在面对人生的逆旅时我们不能消沉、不能自暴自弃,而应当继续为之努力、

陈柯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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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食南北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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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雄“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对于美食的标准怕是难以统一的。“南人爱米，北人爱麦；南人爱油，北人爱醋。”仅就面条一项来说，就大有说头。面条，自然北方的更有名气，品类繁多，杂样百出。早在一千多年前的西晋，有个文人束皙，写过一篇《饼赋》，其中饼泛指各种面食。文章介绍了中原人的主粮面食可以搭配多么丰富的食材，和面、拉面的时候手法可以有多么精妙；而做好的面食：“弱如春绵，白如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飞散而远遍。行人失涎于下风，童仆空嚼而斜眄。擎器者唇，立侍者干咽。”这短短一段，描写面食之香美馋人相当生动，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珍贵史料。唐代的太原人白居易写“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这样句子的时候，显然没打算传世。宋代的四川人苏轼与弟弟苏辙都被贬谪，途中相遇，路边有卖面条的人，于是兄弟二人买了吃。哥俩同为南方人，苏辙越吃越觉得难吃，放下筷子叹气。苏轼却狼吞虎咽地吃完，他慢悠悠地对苏辙说：“九三郎，尔尚欲咀嚼耶？”到了近代和现代，北方的面食极其普及化了，也富于地方文化的特点。山东打卤面，山东人膀大腰圆，威武豪迈。宽宽的面条，打点卤子，又快又好吃，关键是挡饱，对于粗犷的山东人来说，这无疑是上佳之选。北京炸酱面就不同了，公子王孙，大商富贾，没事净琢磨点吃的。面条在水里汆好之后，炸上点不同的酱，配上点各异的菜码，大碗少盛，调起来是一种讲究，吃起来更是一种享受了。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做面过程，品着味道，聊着心得，俨然成了一种皇城根底下的符号。你看老舍的名作《四世同堂》里，祁老人待客，一句“你这是到了我家里啦！顺儿的妈，赶紧去做！做四大碗炸酱面。煮硬一点！”则标示出炸酱面在老北京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老舍《茶馆》里几次出现穷人吃的烂肉面。所谓烂肉，不是说肉切得烂或炖得烂，而是说不是成块儿的好肉，都是些下脚料，所以价钱倒是便宜。梁实秋笔下的炸酱面，写北京二荤铺的厨子和自己家里的厨子怎么抻面，其动作之优美如庖丁解牛，自家的炸酱调制有怎样的独得之秘，以及自己的一个妹妹，怎样病重垂危的时候，吃了一小碗炸酱面竟然霍然而愈。山西面继承了北方传统面食的宽大厚。在面的制作上讲究便捷，把面和好，用铜板唰唰唰往锅里涮，那是一门技术。吃刀削面得守着锅吃，那况味，类似于潮州人吃粥讲究“人待粥（熟）而非粥（熟）待人”，因为煮熟了待人面条就坨了。一早起来，山西面馆的老板早就扎着围裙站在门口的大锅前面招呼客人了，他一边半举着面团往热气腾腾的汤里削面，不一会一碗刀削面摆在面前，老陈醋点一点，热乎乎的吃上一碗，有多好。面是北方的好，也许是惯性思维，不能一概论之，南方也有很多好吃的。明代李渔介绍自家制的面条两种。一种自己吃的，叫五香面；一种待客用，叫八珍面。今天的标准看，五香不过是酱、醋之类厨房常见的佐料，八珍也不过是鸡肉干、鱼肉干、虾米、鲜笋、香蕈、芝麻、花椒和一点汤汁。清代袁枚所著《随园食单》中记述面条的做法：“大鳗一条蒸烂，拆肉去骨，和入面中，入鸡汤清揉之擀成面皮，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滚。”具体点说，“先一日将蘑菇蓬熬汁，定清；次日将笋熬汁，加面滚上。此法扬州定慧庵僧人制之极精，不肯传人。然其大概亦可仿求。其纯黑色的或云暗用虾汁、蘑菇原汁，只宜澄云泥沙，不重换水，则原味薄矣。”瞧，这样贵族范儿的面条，论配料、做法之繁复，跟《红楼梦》中那道“笳鮝”不相上下。升斗小民听了，只有瞠目咂舌、徒呼奈何的份儿。如今的南方人，面食的花样当然是向大众化方面发展，没有李渔和袁枚们那么贵族化的讲究了，但精致永远是南方美食文化的主要特点。你看号称“广州第一面”的竹升面，揉面得靠坐压在大竹槓上的壮汉把握用力力度。一般的面都是加鸭蛋而使得面身爽滑，面汤中或加虾，或加蟹，悉听顾客之尊便，吃起来鲜美无比。镇江面，面条制作稍微考究，必须是手擀面，面条做好之后还要团成团放在搭布底下醒醒，高汤是用秘方熬制而成。关键是煮面的锅里永远是放着一块木锅盖，就连捞面的工具也得木质工具，面条煮好后就显得清爽，略放点菜头，秘制高汤浇上，吃的时候可以根据喜好再加上特质材料，如肴肉、肥肠、熏鱼等各式，自然美味无穷。要是不怕酸，你就尽管点上点镇江醋，真可谓是一种享受。其它，像武汉的热干面、四川担担面、重庆的小面……都拥有相当的知名度，南方城市的面食并非照搬北方的面食制作和烹饪方法，都充满自己的地方特色和味道，一点都不输给北方面！面食南北大PK，谁胜谁负，真不好说。

黄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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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文化与采石矶——在“李白文化与采石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会议论文

＜正＞因为李白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是在马鞍山度过的,因此李白的文化就与马鞍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但是李白给马鞍山究竟留下了哪些文化,世人还没有细细考察。今天在采石矶风景区召开"李白文化与采石矶"学术研讨会,我想是最适宜不过的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采石矶的实景来亲身感受、想象唐代李白在这里留下的文化遗产。那么究竟有哪些文化是和采石矶有关系的呢?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的文化可供学人研究参考:

沙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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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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