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找到90516条数据

如泰章氏话状元

报纸

□十兵翻阅如泰《章氏家谱》，前后出现数位状元的名字。首先如泰章氏外祖中就有两名状元：章文谷(925—1000)，南唐庚午科状元；章衡（1025—1099），字子平，北宋嘉祐丁酉科状元，同科进士有苏轼、苏辙、曾巩、程颢与张载等名人。苏轼评论章衡：“子平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其次，外姓状元也为如泰《章氏家谱》写序撰文。北宋状元、名臣吕蒙正（944—1011）写有《章氏族谱序》，感叹不已：“今阅《章氏谱牒》，上溯姓源之始，下逮继世之宗。明昭穆以尚礼也；序长幼以尚齿也；列像赞以尚思也：非大忠大孝而能之乎噫。”对于吕氏所赞章氏脉络清晰，状元章衡在《章氏家谱序》中有进一步阐述：“章氏之先乃太公吕望支孙封于鄣。子孙去邑为章氏。自是而后，枝叶繁盛，冠盖蝉联，至三十八代孙邯，楚封为雍王。其弟平仕楚，为上大夫，世居汴州。至东晋建武元年兵部尚书严随元帝渡江避石勒之乱，下车泉州南安，遂立桑梓，又展仕晋，为侍中大夫。……唐季康州刺史公讳及自南安徙居建州蒲城。”待到洪武元年，名臣宋濂撰有《章氏家承旧序》，又有补充：“章氏本姜姓，出于神龙氏之裔，逮齐太公支孙受封鄣，即《春秋》所书‘齐人降鄣’是也。”齐太公即章衡所述太公吕望。从状元到名臣，笔耕不辍，如泰章氏外祖的起源，跃然序中。清代也有状元为如泰《章氏家谱》写文。一位是刘荣庆（1762—1842），泰州姜堰人，乾隆四十九年武状元，其母姓章。1812年冬，他赠七舅“渭阳人瑞”四字，后又作《章氏家谱序》。另一位状元是李承霖（1808—1891），字雨人，号果亭，丹徒人，道光庚子科状元，任广西学政诸职，圈点洪秀全成秀才，后无意宦海，寓居泰州。李承霖与章氏结缘，不得不说起章骥。据《章氏家谱》和《章骥传》（光绪二十八年河南候补知州受业年再侄吴瞻菁拜撰），海陵章骥（1805—1884），乃如皋西乡杨村章荣甫后裔，字良夫，号小刀，又号翼伯、伏枥翁，书法遒劲，得颜平原、柳诚悬笔意，诗作雄健，老年感事诸作益悲壮，尤工科举之文。道光己亥科经魁（举人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咸丰癸丑大挑教授，任江宁府溧水县教谕，后教书育人。太平军逼近江淮，故交吴勤惠（清末名臣、漕运总督吴棠），数次来鸿，敦促章骥出山。章骥奉亲，不以穷富改变自己的志向。他喜好收藏，亲朋雅聚，常取出所藏古书名画发帖，与友鉴赏。传记所述章骥工书，有据可循。如皋“苇航书屋”现藏一幅扇面，即章骥的书作真迹。扇面为白色洒金纸，已有破损，部分墨色随之脱落。书写内容为《二十四画品·圆浑》，落款为“春融二兄先生政翼伯章骥”，钤印两方：白文“骥印”，朱文漶漫难辨。此作用笔丰腴，书风出自二王，敦厚儒雅。李承霖为章骥父亲章家升（1783—1856）作传时，写道：李家住在丹徒，与杨泰地区一江之隔，自幼即闻章家升乃“海陵名宿”。道光己亥年，李承霖与章骥，同时考中举人。庚子年，两人又在京城参加礼闱，同寓北京，交情渐深，李承霖了解到好友的累世家学，并最终为章家后人撰写了《章家升传》。

十兵

收藏

喜欢

59
论唐诗中的“侠文化”

期刊

侠文化的产生可追溯至上古时代,经春秋战国两汉三国魏晋的流变,到了唐朝又产生了新的特征,这种特征,又蕴含在唐朝的特色文化形态——唐诗中。本文将从唐诗出发,探究其中"侠"的特征,并对其特点和成因加以分析,以求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侠"在唐朝时期的形态面貌。

盛靖萱[1]

收藏

喜欢

59
从苏轼诗作看他的徐州足迹

报纸

苏轼是北宋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北宋熙宁十年（1077）4月，40岁的苏轼出任徐州知州，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率民抗洪、寻找煤炭、兴建黄楼、为民祈雨，展示了出类拔萃的工作才能。不仅如此，他还走访了许多名胜古迹，以真挚情怀写下诗篇，给徐州留下了一笔宝贵文化遗产。今天，我们根据苏轼的诗作，看看他的足迹到过徐州哪里。苏堤北宋熙宁十年（1077）7月，黄河在河南濮阳决口，洪水泛滥，直冲徐州而来，苏轼听说后发出了豪言壮语：“吾在是,水绝不能败城!”率领军民抗洪，三过家门而不入，由于准备充分，应对及时，避免了一次毁城之灾。洪水过后，苏轼对徐州堤防感到担忧，上奏朝廷，请求拨款，以防患于将来。次年二月，朝廷拨款二千四百一十万钱，米粮一千八百石，民夫七千二百人，有了这些人财物，苏轼又在城外修筑了七处防洪大堤，其中包括从建国西路到云龙山这一段，对保护徐州城安危和黎民百姓生命财产作出了莫大贡献。对此，徐州百姓没有忘记，一直缅怀追思，明代还一度将苏堤评为八景之一，称作“苏堤遗爱”，堤上种柳，婆娑摇曳，蔚然一景。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四到徐州，两次提笔写到苏堤，夸赞苏轼一心为民的同时，还盛赞徐州苏堤的景色优美远胜杭州西湖。《苏堤》：“通守彭城闻昔年，长堤亦得号髯仙。涨波未到麦芒绿，绝胜西湖花柳妍。”如今古老的苏堤成了徐州市区主干道，枝叶扶疏，道路宽广，方便了广大群众的出行。望谼亭古彭徐州，群山环抱，南引江淮，西通梁宋，自古是形胜之地。在这广褒的大地上有一处奇观，那就是九里山和楚王山之间天然形成的大山谷，汴水西来，蜿蜒而过，山水交融，气势恢宏，宋代把这个大山谷叫做谼，在城墙西北建有望谼亭，以便远眺。苏轼对大山谷情有独钟，写在文里，融入诗中，落在纸上。《放鹤亭记》：“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这个缺口指的是两山之间的大山谷。1077年10月，苏轼来到望谼亭，大河沧沧，内心不由酸楚，苏轼心怀民生疾苦，情系百姓冷暖。《登望谼亭》：“河涨西来失旧谼，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壑无寻处，千里禾麻一半空。”诗成之后，苏轼又落于笔端，字体随行大小，遒劲有力，墨宝后被皇室收藏。南宋施元之《施注苏诗》记载：“登望谼亭，此诗墨迹乃钦宗东宫旧藏，今在曾文清家，宿尝刻石馀姚县治。”此诗还有段佳话，苏轼整理诗集的时候居然把这首诗忘了，但徐州百姓没有忘，由于诗中蕴涵爱民情怀，被百姓一传十，十传百，没想到又传到千里之外苏轼的耳朵里，增补的时候，苏轼解释：“仆在彭城，大水后登望谼亭，偶留此诗，已而忘之。其后，徐人有诵之者，徐思之，乃知其为仆诗也。集中无之，以入河复诗后。”当年的大山谷如今旧貌换新颜，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街头店铺鳞次栉比，依山旁水的大彭镇呈现出一派全面开创现代化强镇的新局面。汉高祖庙汉高祖庙原位于显红岛西侧，古泗水旁边，是徐州百姓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地方。明代被大水淹没后一直没有重建。明嘉靖《徐州志》记载：“汉高祖庙，在州城东南五里，广运仓东，永乐间耆民梁聚等建。”1077年6月，夏播过后，阴雨连绵，沟满河平，庄稼被淹，苏轼带苏辙前来高祖庙为民祈晴，苏辙代兄写下《徐州汉高帝庙祈晴文》：“熙宁十年六月癸巳，具官苏某谨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汉高皇帝之神曰：此方之民，以麦为命。今兹岁首，雨雪失候。麦苗病瘁，获不偿种……”燕子楼燕子楼现位于云龙公园北部，为纪念唐代忠贞不渝的关盼盼而建，因白居易和关盼盼有一段传说故事，又因苏轼曾夜宿燕子楼，而成为国内外知名胜迹。1000多年来，屡建屡废，并多次迁址，1985年，重建于云龙公园知春岛，是一座飞檐斗拱的二层小楼。关盼盼，唐贞元年间工部尚书徐州刺史张愔爱姬，能歌善舞，风情万种。白居易过徐州，受邀到张愔家里做客，大家酒酣之际，关盼盼缓缓而出，长袖飘飘，醉姿曼妙，如一朵娇艳的牡丹花随风舞动，白居易赋诗夸赞：“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张愔去世后，关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燕子楼十余年，遇一人白首，择一城终老，演绎了一段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1078年10月16日，苏轼夜宿燕子楼，梦到关盼盼，写下《永遇乐·徐州夜梦觉北登燕子楼作》。这首词触景生情，因情起意，意象空灵，耐人寻味，由燕子楼惊梦后萦绕于怀的惆怅心情，发出“古今如梦，何曾梦觉”的感慨，表达出一种超凡出世的禅意思想，“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后三句成了千古绝唱，深得后人赞誉。王陵母墓王陵母墓位于云龙公园东北角。王陵是沛县人，刘邦手下大将。楚汉相争时，项羽曾把王陵母劫持到军中，以此招降王陵，王陵母宁死不屈，含泪让使者转告王陵，一定要尽心辅佐刘邦，说完拔剑自刎，死后葬于徐州城西南二里。苏轼关心这处古迹，给徐州教授李昭玘写信说：“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刘子政二坟，向欲为作祠堂，竟不暇，此为遗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当有记文。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当为作也。”苏轼的意思是，如果王陵母墓修缮后无人作记，自己愿意写一篇。汴泗交汇汴泗交汇仿古纪念石阙位于解放北路坝子街桥西北角。古代，汴水和泗水在这里合流，景色壮观，韩愈、苏轼、王鏊等一大批文学家观景后留有诗文。1077年，苏轼和梁先、舒焕一起在此泛舟，共度美好时光。苏轼《与梁先、舒焕泛舟，得临酿字》：“彭城古战国，孤客倦登临。汴泗交流处，清潭百丈深。故人轻千里，茧足来相寻。何以娱嘉客，潭水洗君心。”百步洪百步洪位于今和平大桥南侧，洪有百余步，故名百步洪。清代《江南通志》记载：“百步洪在府东南二里，一名徐州洪，泗水所经也。水中乱石巉岩，与惊湍相激，舟行病之，凡数里始静，洪形如川字，中曰中洪，西曰外洪，东曰里洪，亦曰月河，相传唐尉迟敬德所凿。”苏轼多次来百步洪观景，1077年，同苏辙、颜长道等一起在此修建亭子，种植柳树。1078年，写下《百步洪二首》，感慨人生短暂，宇宙无穷，诗歌与《前后赤壁赋》有异曲同工之妙。快哉亭快哉亭位于解放南路快哉亭公园东南角，俗称拐角楼。1077年夏天，李邦直奉命出使徐州，在徐州巡查工作期间，伫立古城墙，远望百步洪，有感于徐州山水之壮阔，遂于城墙东南角修建了一座亭子，并请苏轼命名为快哉亭。1083年6月，诗人贺铸也来到这里登高揽胜，所写诗歌揭秘了快哉亭名字由来和详细位置，其《快哉亭》诗序曰：“彭城郡城之东南隅，提点刑狱官废廨也。熙宁末，魏郡李公持节来此，构亭城隅之上，郡太守眉山苏公命名曰快哉亭。下有爽垲数十步，即唐人薛能阳春亭故址也。癸亥六月始登此亭，因赋是诗。”快哉亭和阳春亭虽然都位于城墙东南角，但是两者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少说也有十余米。明清地方志为了把两座亭子一并叙述，往往把快哉亭说成是在阳春亭故址重建，严格来讲,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077年，徐州大水，苏轼在这里指挥民众修东南长堤，筑起一道“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的大堤，正是这条东南大堤抵挡了洪水对古城的侵袭。黄楼黄楼位于中山北路庆云桥东侧，故黄河公园内，仿古建筑，双层飞檐，内有苏辙《黄楼赋》四楞古碑。古有厌胜法，以物来辟邪，汉代未央宫是一个镇物，颜师古说：“萧何初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宜然乎？”李冰用石犀压水精，杜甫《石犀行》：“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千百年来，由于黄河在徐州恣意泛滥，面对这头水精，古人也采取了厌胜法，以为土能克水，徐州有黄楼；以为蛟龙畏铁，徐州有铁牛；以为狗能守护，徐州有石狗。这三种镇物尤以黄楼为最，最高、最大、最悠久，最能体现徐州百姓不怕困难勇于抗击自然灾害的精神，以及祈求安居乐业的愿望。1078年8月，黄楼落成，苏轼挑选了重阳节这天举行隆重典礼，应邀参加的文人墨客和亲朋好友多达30余人，那天苏轼的心情无比舒畅，一天赋诗两首，《黄楼致语口号》和《九日黄楼作》。《黄楼致语口号》有序，云：“百川反壑，五稼登场。初成百尺之楼，适及重阳之会。高高下下，既休畚锸之劳；岁岁年年，共睹茱萸之美。恭惟知府学士，民人所恃，忧乐以时。度馀力而取羡材，因备灾而成胜事。起东郊之壮观，破西楚之淫名。宾客如云，来四方之豪杰；鼓钟殷地，竦万目之观瞻。实与徐民，长为佳话。”从北宋至今，黄楼成了苏轼文化的一个地标，历代文人墨客纷纷来到徐州登高望远，欣赏山美水美的同时，感悟苏轼“山上白云横匹素，水中明月卧浮图”的意境。戏马台戏马台位于彭城路步行街东侧，海拔高度不过百米，山峰矮小但文化底蕴深厚，因有项羽秋风戏马的高台曾被誉为徐州第一景。1078年，苏轼送好友郑彦能回大名府，在《送郑户曹》一诗中写到：“水绕彭城楼，山围戏马台。古来豪杰地，千载有馀哀。隆准飞上天，重瞳亦成灰。白门下吕布，大星陨临淮。尚想刘德舆，置酒此徘徊。”苏轼博学多才，善用典故，一口气讲了4个将相帝王的故事，刘邦、项羽、吕布和刘裕，且宋武帝刘裕为宋公时,曾在戏马台大宴宾僚，受邀下属多达100多人,著名诗人谢灵运和谢瞻同题作诗，即席吟诵。这次集宴影响深远，因在九月九日举行，后演变为重阳节登高望远民俗文化，作为一种礼俗相沿至今。1078年9月，苏轼与张山人、参寥师等同游戏马台，并在壁上题诗，“古寺长廊院院行，此轩偏慰旅人情。楚山西断如迎客，汴水南来故绕城。”戏马台不仅成为楚汉相争文化的一个看点，还是追寻苏轼脚印遥想宋武大帝气吞万里如虎的胜地。云龙山云龙山位于徐州优美的云龙湖东侧，山峰九节，长度3公里，主峰海拔高度142米，呈西南———东北走向。云龙山因苏轼而大放异彩，历代文人墨客来这里追寻苏轼足迹，云龙山因此成为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近可瞻苏轼醉卧的石床，远可眺一城青山半城湖的徐州。和苏轼有关的文化古迹比较密集，有黄茅冈、东坡石床、放鹤亭、张山人故居、试衣亭、十里杏花等景点。云龙山的得名和苏轼有关，第一次被史册记载是在1078年，而且出自于苏轼《访张山人得山中字二首》之中，“万木锁云龙（山名），天留与戴公。路迷山向背，人在瀼西东。荠麦馀春雪，樱桃落晚风。入城都不记，归路醉眠中。”苏轼特别在“云龙”二字的后面注明是山名。苏轼第一次登云龙山是在1078年9月17日，随同前来的还有张天骥、颜复、王巩三人，苏轼是个小酒量的大文豪，酒后登山，醉卧石床，写下了少见的七句诗，《登云龙山》：“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苏轼徐州行迹图分市区篇和市区以外篇，以外篇中苏轼行迹东到灵璧，西到商丘，北到滕县，南到宿州。下期介绍，敬请关注。于克南文/图

收藏

喜欢

59
词要像词，不要像诗

报纸

词虽出风入雅，但终究与诗不同。王国维以为，“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人间词话》）。要眇指外形昳丽，宜修则是宜于修饰之意。《花间》词风最合于要眇宜修之旨，入宋以后，除一特立独行的晏小山，皆去沉艳渐远，而代之以婉约蕴藉，像欧阳修、秦观这些词家，皆为此风牢笼。至南宋姜夔，用健笔写柔情，愈近于诗而仍非诗，张炎的词风，是在姜夔词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然而依然不失词的独特的韵味。南宋尚有一大家为吴文英，他不但能用繁缛密丽的辞藻，写出浓挚沉厚的气息，更以腾天照渊的才气，写出奇情壮采的伟力，如《八声甘州·陪庾幕诸公游灵岩》：“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幻苍崖云树，名娃金屋，残霸宫城。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时靸双鸳响，廊叶秋声。宫里吴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问苍波无语，华发奈山青。水涵空、阑干高处，送乱鸦、斜日落渔汀。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尽管此词未见要眇宜修之致，用笔也像诗一样一气贯注，然而我们仍然不会认为这首词只是“句读不葺之诗”（李清照《词论》）、“著腔子唱好诗”（晁补之评黄庭坚词）。但像苏轼的第一首豪放词《江神子·密州出猎》，乃至他的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就难免“先生小词似诗”之讥了。又有传说苏轼曾问：“我词何如柳七（柳永）？”客答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然《念奴娇》词牌本出唐玄宗时女歌者念奴，揆名思实，其音乐必甚柔婉动人，用以配“大江东去，浪声沉千古，风流人物”的词，岂非太不和谐？《江神子》本为祭江神之曲，用以配密州出猎的豪壮，亦嫌细喉咙偏要唱大嗓门。夏承焘先生说：“大抵宋词自东坡以后，始与诗不分。东坡以作诗的笔法作词，实是功首罪魁。其功在能放大词之内容，无论何种情感，皆可入词，使词不限于花间尊前之作；其罪在混合诗词为一，破坏词体的独立的价值。”而词体的独立的价值何以重要？夏先生解释说：“凡一体文学，必有一体的长处，非他体所能替代，其体始尊。”（《作词法》）上不似诗，下不似曲，才是当行本色的词。词和诗的分野，极类京剧中旦角和生角的分别。无论何种风格的词，其风格都应该像是旦角的唱腔，而诗则大抵近于老生。但苏轼和辛弃疾等人的很多作品，就近于老生的唱了。像苏轼的《江神子·密州出猎》、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甚至更像是十全大净花脸演员金少山在开腔了。

徐晋如

收藏

喜欢

58
苏轼的浔阳“理趣”

报纸

■李宁宁宋代大文豪苏轼不仅是一位大诗人、大书法家，也是一位大学问家。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天赋才情相比，苏轼身上就多出一些书卷气。这种唐宋诗人之间的差异，有的人把它归结为，唐诗以“才情”为长，而宋诗则以“学问”为胜。程千帆先生就提出：“唐人之诗，主情者也，情亦莫深于唐……宋人之诗，主意者也，意亦莫高于宋。”这里所谓的“意”，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有思想深度和情感趣味的“理趣”。也就说诗文之中既要讲出一番独具见地的“道理”，而且要讲的生动形象有“趣味”。对诗歌创作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这就像我们现在提倡的学会“讲好中国的故事”，就是要接地气、要吸引人，不能只讲正确的大道理。在这方面苏轼同样是一个大家，因为苏轼不仅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有旷达的胸怀和深厚的学养，更有幽默、率真的天性，尽管，也曾多次遭遇贬谪，但仍然没有妨碍他把自己的人生过得很有滋味，也不影响他把笔下的诗文写得很有趣味。苏轼留给浔阳的诗文名篇，《石钟山记》和《题西林壁》，无疑是这种“理趣”风格的经典。我们下面就简约地谈一谈，这其中的“理”在何处？这“趣”在何方？苏轼第一次登上庐山是在宋神宗元丰七年，也就是公元1084年。此前，他也曾路过浔阳，但这次是刚刚结束黄州的贬谪生活，在去河南汝州赴任的途中，经浔阳有一个短暂的停留。实际上，苏轼对浔阳是不陌生的，一方面，他最崇仰的诗人陶渊明就是浔阳柴桑人，苏轼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与陶渊明隔空对话；另一方面，苏轼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都曾先于他到过庐山。所以，尽管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苏轼却没有一般人初次到名山大川那样，容易抒发各种直觉感官印象，而是产生去探究真相，尤其是庐山真相的强烈愿望。也因为这一点，他在《记游庐山》一文中是这样说的:“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为什么不想作诗呢？为什么面对庐山神奇莫测的景色，诗人一反常态决意不轻易写诗呢？这其中的缘由，让我们看到大诗人苏轼与众不同的个性。事实上，诗人不是不写诗，而是在诗人没有悟到特别之处，是不会轻易写到此一游的无趣诗。所以，他对徐凝的《庐山瀑布》诗，特别反感的原因，正是因为这首诗，没有独到的发现和领悟，完全是在蹭热度。正如宋代理学家们喜欢探究，万事万物背后的至理，苏轼似乎更喜欢在理性省察的同时，保持审美情感上的愉悦。所以苏轼理趣诗文的高妙之处即在于能够以情悟理，而又化理为情，使理趣具备了审美的属性。而这篇《石钟山记》便是一篇理趣相映的妙文。苏轼到湖口石钟山是有备而来的，他要印证内心的一些疑虑。因此，写这篇游记的初心，就是要探究“石钟山”所以叫“石钟山”的原因和事实的真相。苏轼的这种写作态度，是非常理性的，其中最为可贵的是苏轼的怀疑精神和求实的态度。在这篇小小的游记里，苏轼不仅为我们介绍了由古至今有关钟声叙述的脉络，也为我们展示了由文献分析到实地验证的全过程，同时，以其渊博的学识，大胆地推测和联想到，湖口石钟的声音与周景王的无射钟，魏庄子的歌钟的关系。整个叙事有理有据，眼光独到，自信满满。所以，苏轼在文章的最后，毫不客气地表达“叹郦元之简”“，“笑李渤之陋”。至此，那个敢于大胆怀疑，又能够客观求实的诗人形象，就非常潇洒地立在我们面前。尤其是在文中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和发人深省的问题：“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亲眼所见，亲耳听见，对于事实的有无，不能妄下断语。这个道理在古代普遍从众和人云亦云的语境下，是非常有价值的，是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最直观的体现。不过，我们今天如果深究苏轼的论证，发现其中还是存在一些偏差的。晚清学者俞樾到石钟山后，经过周密考察，认为其命名的另一个原因是从外形来考虑的，“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所以，石钟山的命名应兼有“形”与“声”的因素。如果仅仅从声音去求证是不够全面的。当然，《石钟山记》不是科学论文，而是游记散文。它的价值不是提供石钟山命名的科学依据，而是要把一个道理讲得令人信服。这一点上，苏轼是行文的高手，整个文章在提出怀疑，求证和解答的过程中既有理性的分辨，也充满谐趣和笑意。求实的精神与诙谐的文风相互映照，使得这篇游记既严谨有物，又轻松有趣。与《石钟山记》同样充满理趣的作品，是他的《题西林壁》。这首诗，是苏轼这次庐山之行的一个小结。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有许多文献都谈到，苏轼与庐山常总禅师的关系。把这首诗，看成是充满禅意的佛偈子，也就是佛教高僧启悟众生的哲理警句。但事实上，苏轼的这首诗，更多是站在现实人生的立场，讨论如何克服各种认知的偏差，把握客观真相的问题。虽说有接近佛教觉悟的境界，但更有超越有限，追求本真的理趣。“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这里，诗人明确提出了“庐山真面目的问题”，就像追问“石钟山”命名的真相一样，作者同样在具体和现实的追问中，揭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这种人生这里的揭示，是从我们的日常经验中发现的，是从一个旅游者视角切入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会通过自己特定的视角，观察庐山，你从横里看，所得到的是道道山岭，你从侧面端详，则是座座奇峰。你无论是从远处望，近处看，还是高处俯视，低处仰观，你所获得的庐山印象，就会各不相同，所以，你获得的庐山印象，往往就只能限于你所能看到的那一部分。庐山的真面目，也就是庐山的本来面目，你是不容易看到的。看山是这样，那么，你可以联想到“人生的真面目”，“家的真面目”乃至我们每一个人的“真面目”，如果你固守某些立场，局限于一定的视角，你只会产生许多的偏见，这种“见木不见林”，以偏盖全的认知方式，是无法把握和接近“真面目”的。因此，这首哲理诗的意义，其要点不是要求我们每个人，像佛教的信徒般去全身心地去拥抱“本性”“本真”和“真面目”，而是在提醒我们，每个人认识的有限性，我们都有可能像“身在此山中”的游客那样，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走出自我狭小的视野，尽可能克服主观偏见的误区。对大自然的博大，对人生世界的复杂性，特别是对未知世界，要存一份敬畏之心，不可盲目自大。这是这首诗寓意的深刻之处，但所用的语言却异常浅显。深入浅出，这正是苏轼文风的特色，也是苏轼理趣诗，深入人心的地方。林语堂说：“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而苏轼留在浔阳这两篇经典，正是体现了大文豪深刻而率真的理趣。

收藏

喜欢

58
诗法与书法:论黄庭坚的草书艺术

期刊

黄庭坚被奉为江西诗派之宗,而其草书又为有宋一代之冠冕。他的诗法与书法互渗暗通,极论规矩却奔逸绝尘,以涩笔作草,创造出有别于唐人意境的宋调风韵。

兰正江[1]

收藏

喜欢

58
从乐山的民间传说看苏轼的民间文学形象

期刊

乐山人以“古有苏东坡 ,今有郭沫若”而自豪。苏轼是钟灵毓秀的嘉峨山水孕育出来的一代文豪 ,故乡人民对他一直怀有特殊感情 ;加之他性格开朗乐观、幽默平易 ,属性情中人 ,让人觉得可亲、可爱 ,千百年来赢得了民众的崇敬。乐山地区民间流传的苏东坡的传说故事 ,给人们了解苏轼。

杨胜宽[1]

收藏

喜欢

58
《史记》中的天命因果叙述模式

学术论文

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探寻历史的本质,寻觅历史演进的因果规律,是他孜孜不倦的追求。他的这种探索精神充分表现在了《史记》的行文之中。本文力图以司马迁的好奇精神为起点,考察他在历史叙述中运用的天命因果叙述模式。正文共分三章: 第一章:考察司马迁天命因果叙述模式的思想依据——先秦两汉时期以“天道观”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体系。五帝三王时期政治思想的关键词是“德”。德是天道在人间的具体化,它的核心内涵是“敬天保民”,维持民族的延续和发展。春秋时期的孔子在礼崩乐坏的现实面前倡导以仁入礼,教化人心,直至荀子韩非认为只有严刑峻法才能遏制人心欲望的泛滥,维护社会秩序。作为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史家,司马迁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成果,尤其是站在个体、站在民众的视角,他的广泛的同情、深刻的体贴使他能发前人所未发,创立自己的一家之言。他认为天道公正无私,它通过赏善罚恶来彰显自己的存在。司马迁通过体会天道天命,赋予了善以更广阔的内涵:即合德、合理、合仁、合情,而合乎人情具有优先地位,反之则为恶。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司马迁的行文中出现了以因果报应、赏善罚恶为逻辑的叙事情节,即天命因果叙述模式。第二章:考察天命因果叙述模式的具体展现。除了明显的具有赏善罚恶特征的因果报应叙述模式之外,他还借助于预言模式、象征模式、点评模式、命运模式建构着对天道的执著信仰。即使在探索人的命运之时发现了天道之不公,他仍执拗的维护着心中的至善标准,并自觉地担当起了弘扬天道的责任,用著史行为为天地人心立法, 第三章:考察了《史记》中的天道信仰和因果叙述造成的美学效果。天道信仰唤起了人们心中的庄严神性,在读者心中激荡出强烈深刻的崇高感;因果叙述营造出的神秘氛围不仅极大丰富了人们的心灵体验,而且使得道德律令和神秘命运犹如高悬在人们头项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规约着人们的一言一行:文中矛盾激荡着的多种价值判断和理性判断,又使史文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甚至多元对立的张力美,延伸出了不同的读解平面,即使在今天仍有动人心魄的力量。总之,本文旨在通过上述考察,还原司马迁以天道观为核心的思想面貌,并从天命因果叙述这一侧面揭示《史记》迷人的文学魅力之来源及对后世小说创作的有力影响。《史记》中的天命因果叙述模式极大的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成熟。中国古典小说不仅吸收了《史记》中的天命信仰等思想资源,而且知觉学习其因果报应模式、预言模式、象征模式、点评模式、命运模式等,形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特有的叙事风貌。

朱喜凤

收藏

喜欢

58
从“青山玉瘗”牌坊谈起

期刊

河南省郏县三苏园坟茔入口处有一青石牌坊,高3.25米,宽3.54米,楣刻'青山玉瘗'四个大字,这是郏县人、明代学者、浙江右布政使王尚炯所建所题。牌坊左右的石柱楹联,则是苏轼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身陷'乌台诗案'时,在狱中写给弟弟苏辙《狱中示子由》诗中的'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一句。这句诗不仅展现出苏东坡刚直不阿的性格,也道出了他对亲人的眷恋之情。

邢巧丽[1]

收藏

喜欢

58
宋代重阳词研究

学术论文

在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基于社会风俗的历史流变,逐渐形成了众多风俗节日,重阳节就是其中之一。关于重阳节起源问题,由于年代的久远以及史料的缺乏,学术界众说不一,尚没有明确定论。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重阳节形成了具有其独特色彩的风俗文化习惯,文人们也多喜欢在重阳节这天填词助兴。重阳词作为节序词,是宋词当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以其不可或缺的姿态存在着。宋时的右文抑武政策促使文人辈出,词体大兴;同时社会安定富足,更是促进了词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也一定程度的体现在重阳词当中。重阳词具有深厚的民俗人文内涵,倾向于生命祥和的主题,同时也反映出了重阳节登高、饮酒、赏菊以及佩戴茱萸等民俗活动。重阳词亦展示了词创作者的时代文化心理特征,具有颇高的艺术价值。　　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展示重阳节民俗的流变及宋代重阳节的概况,力求对宋代重阳词产生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第二章分析宋代重阳词的文化背景,展现重阳词的人文背景和社会背景,以及受儒释道所影响的宋代重阳词。第三章介绍宋代重阳词的民俗人文内涵,从民俗入手,综合考察宋代重阳词中展现的节日风俗,并以重阳登高、饮酒和赏菊为核心,分析这三种节R风俗在宋词中的艺术表现,然后从文化与心理角度分析宋代重阳词中所体现的宋人热爱生活,具有不屈不挠精神的心理。第四章主要探讨了宋代重阳词的艺术内涵,涵盖重阳词体现的时代特色,以及词人在词创作时的心理特征、外部环境等;第五章阐述重阳词的艺术价值。首先展现宋代重阳词在意向上的选择,继而探讨宋代重阳词的意境构筑,最后探讨宋代重阳词典故的运用,包涵重阳节中的陶渊明情结,体现作为重阳节节日偶像的陶渊明以其清高、潇洒的理想人格,丰富了重阳节的文化意蕴。

陈艳

收藏

喜欢

58

到底了

新浪微博

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