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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屈原纪念馆的建筑特色及文化意义

会议论文

屈原纪念馆建馆的历史,是一部时代变迁、进步和繁荣的历史.在搬迁复建过程中尊重历史沿革和人民情感,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不是简单地搬迁复建和原样复制,而是通过追寻屈原的人生轨迹和屈原精神发展与时代切合的历史脉络,探询纪念馆建筑的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让特定的文化建筑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焕发出活力，积极地参与到当下的社会发展的时代大合唱中，奏出美妙而和谐的旋律。

付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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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独行方山子——苏轼《方山子传》的教学设计

期刊

普通高中语文选修课本《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中选入了苏轼的一篇人物传记《方山子传》,我们知道苏轼一生作品无数,文诗词各类体裁都很擅长,造诣极高。可苏轼散文中有一类文体写作数量极少,据统计只有11篇,那就是人物传记,并且苏轼说自己＂平生不为行状碑传＂（《陈公弼传》）,与韩愈不同,他很少作墓志铭等应酬文字。

黄碧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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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是吾乡

报纸

□王茹懿吴雅婷/文“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轼的一生，足迹从北宋王朝西边的眉州，到东边的登州，从北边的定州，到南边的儋州……一生行程3万多里，奔波在路上的时间接近8年，占了他有生之年的1/8。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没有自怨自艾自暴自弃，留下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4800多篇散文和一大批的书画作品，堪称宋代名家之首。在一段段逆境之中，他以“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乐观笃定，活出了绚烂精彩的一生。从四川博物院“高山仰止，回望东坡”苏轼主题特展中，我们梳理千年前苏轼的漂泊足迹，选取各地代表性文物展品，见证这位千古风流人物坎坷而伟大的一生。东坡懿迹图卷铜镜眉州夜来幽梦忽还乡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苏轼出生于眉州（今四川眉山）。展览将眉州出土的陶俑、陶房等巧妙布置，结合四川雕版印刷文物和史料记载，以示诗书礼仪之家家风家训对苏轼成长的熏陶和影响。明代画家李宗谟的《东坡懿迹图卷》以白描手法表现了苏轼生平的十三则故事，其中就有“苏母教子”的场景。母仪若水润三苏。纵观苏轼曲折的一生，除母亲程氏外，幸有几位于他有特殊意义的至亲女性：两任妻子王弗、王闰之，妾室朝云。铜镜是宋代妇女梳妆时的必备之物，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所藏、宋代“成都龚家”制造的铜镜，或已斑驳模糊，却仿佛有穿越时光的魔力，照出一幅令人动容的场景：“尘满面、鬓如霜”的苏轼正凝望着“小轩窗、正梳妆”的王弗。苏轼19岁时娶15岁的王弗为妻。熙宁八年（1075年），王弗去世十年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在密州（今山东诸城）的苏轼梦回纱縠行故居，梦见了王弗，醒后写下千古传唱的《江城子》。后来，王弗的弟弟王缄到密州看望苏轼，又勾起了他对爱妻、对家乡的怀念：“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追问“何处是吾乡”的苏轼，只能一次次“夜来幽梦忽还乡”。有专家统计，苏轼在离开家乡眉山后所写的诗词中，含“梦”字的就有352首。七弦琴戎州夜阑更请弹文王四川博物院所藏的宋代“诵馀”七弦琴，黑栗殻色漆，小蛇腹断兼冰裂纹，古朴素净而工致精美。古代以“弦诵”代称礼乐教化或学校教育，“诵馀”即指弦乐，在读书之余要抚琴修养心性。于无声处听琴声，时间仿佛回到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苏洵带着苏轼、苏辙沿长江顺流而东，水路出川，夜泊戎州（今四川宜宾）苏轼在舟中细心凝听父亲抚琴，不觉感慨良多，于是写下了《舟中听大人弹琴》。“弹琴江浦夜漏永，敛衽窃听独激昂。风松瀑布已清绝，更爱玉佩声琅珰。”相传苏家乃音乐世家，“三苏”都是古琴高手，家中还有传世的唐代名琴“雷琴”。也许，父亲的琴声陪伴了苏轼的童年，而今作为新科进士，服母丧期满，将到京城出仕，此时的琴声如同这澎湃的江水，又如少年澎湃的心潮，“世人不容独反古，强以新曲求铿锵。”22岁的苏轼意气风发，文学风格的豪迈之气已然有迹可循。“江空月出人响绝，夜阑更请弹文王。”据司马迁记载，孔子曾于《文王操》一曲中体会到文王的容貌与德行。苏轼请父亲再弹一曲《文王操》作结，实则寄托着远大政治抱负和理想。从故乡到朝堂，他即将迎来人生第一个重大转折。潇湘竹石图黄州休言万事转头空黄州，不仅成就了苏东坡诗词文学创作的顶峰，在书法和绘画等艺术领域，苏轼也开辟出新的天地。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黄州时赠送友人孙觉的《潇湘竹石图》也是流传至今少有的画作真迹。苏轼一生作画不多，现存真迹《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雨竹图》画作对象均为钟爱之竹。苏轼曾言：“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苏轼画竹“从地一直起至顶”，胸有成竹，不像常人一节节地画竹竿。他善画竹，更擅长画石。苏轼把自己的作品与教他画竹的名家文同比较后指出：“吾竹虽不及，而石过之。”《潇湘竹石图》中，纤细的竹子倔强地生长，正是苏轼面对人生逆境时坚忍不拔性格的写照。在千年流转中，此画卷轴上留下了26位收藏家的题款和题跋，成为艺术史上的一大奇观。其中最为特别的是明代四川老乡杨慎的《题东坡潇湘竹石图卷》。杨慎十分喜爱该画，题跋212字七言长歌，同样的人生逆旅、怀才不遇、贬谪他乡，表达“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今天，我们在欣赏苏轼所画的竹子时，更欣赏钦佩的是苏轼的人格魅力。这正是苏轼所开创“文人画”的精髓。后赤壁赋图黄州千古风流人物“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明代画家仇英的《后赤壁赋图》，为我们再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夜晚。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先后多次游赤壁，作“笔参造化”“缘情体物”的千古绝唱。从《念奴娇·赤壁怀古》感叹“人生如梦”的忧愤之情，到《前赤壁赋》“遗世独立”的怅然若失，再到《后赤壁赋》的怡情山水、闲适洒脱，苏轼的心境一波三折，思想境界不断升华。“赤壁三咏”之后，人到中年的苏轼从“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挥洒豪情、粗犷超逸变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收敛朴质、豁然恬淡，化一路坎坷为自我生命的超越，使得儒、释、道奇妙地贯通融合，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注入新的基因。仇英依赋作画，详尽地描绘了初冬时节苏轼夜游赤壁的场景，生动地刻画出苏轼洒脱不羁的形象。画面共分8段，前三段表现苏轼重游旧地的欢快，后五段则借景写情，寄人生如梦之感慨。此图卷由缂丝艺人以仇英画为蓝本缂织而成。诗词画卷中的苏子多么洒脱，现实生活中的苏轼多么潦倒。经历了“乌台诗案”，出狱后被贬黄州，没有俸禄，没有住所，没有朋友，“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苏轼借住在定惠院跟着和尚吃斋，自己动手开荒种田。这片无主坡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苏轼便把它叫作东坡，自称“东坡居士”。人生低谷的积郁，化作文学创作的巅峰喷发。黄州五年，苏轼写下大量传世名作，其中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诗情与人生哲理的完美融合，千年来被一代代中国人吟咏。西园雅集图汴京一年好景君须记苏轼一生沉浮，既有困境中的逆行，也有顺境里的清欢。元祐年间，苏轼迎来人生巅峰，他和他的朋友们，造就出可与晋代王羲之“兰亭会”媲美的“西园雅集”，为后世留下了思想的快乐、境界的不朽。北宋驸马都尉王诜在东京（今开封）有一处园林名为西园，松桧梧竹，小桥流水，极园林之胜。元祐二年（1087年），那些在动荡中离散的朋友们又重新聚集起来，王诜邀请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蔡肇、李之仪、秦观、李公麟等十六人雅集于此，宾主风雅，或写诗，或作画，或题石，或拨阮，或看书，或说经，极宴游之乐，史称“西园雅集”。李公麟以其首创的白描写实手法，创作水墨纸本画《西园雅集图》，这成为后世经久不衰的创作题材。此后，著名画家马远、刘松年、赵孟頫、唐寅等，都曾画过《西园雅集图》。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北宋中叶文化全面复兴，几乎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光耀史册的伟大人物。在这个产生巨人的时代，苏轼是巨人中的巨人。西园雅集堪称千年前最顶级的文人聚会，而在各个版本的画卷中，这场聚会的中心人物都是苏轼。《西园雅集图》令人联想到西方美术史上的杰作、拉斐尔的《雅典学院》。此次展出的张大千《西园雅集图》正是大千先生创作高峰期的摹写作品，这也是该组作品少有的公开亮相。雪堂抄手砚颍州人生到处知何似砚既是文人的必需品，也是奢侈品。宋代砚台样式之丰富、制砚工艺之精湛、砚材质地之精良，砚文化积淀之深厚，俱为后世难及。苏轼的一生，当然离不开砚台。他收藏过“苏钧遗砚”“风字砚”“笠屐端砚”等名砚，写过“罗细无纹角浪平，半丸犀璧浦云泓”“君看龙尾岂石材，玉德金声寓于石”等关于砚台的名句，深知其中蕴含的文人意趣。此次展出的雪堂抄手砚，虽非名砚，却凝聚了苏轼的情感。苏轼曾两度知任杭州。雪堂抄手砚出土于杭州安隐寺，背面刻有“雪堂”二字，虽用的是“铁笔”，不失苏字之丰腴。砚的侧面刻有买砚经过：元祐六年（1091年），苏东坡任吏部尚书，同年八月任颍州太守，十月十四日起告病。这方砚台是十月二十日，在回四川途中遇到一位打鱼人卖砚，苏轼以五百缗买给长子苏迈的。买这方砚时，苏轼也许想起了父亲，想起了家乡。12岁时，苏洵曾把苏轼在眉山老宅院子里挖出的一方顽石做成砚台送给他，命名为天石砚，激励他矢志向学。此时，父亲早已亡故，家乡也是回不去的远方，于是砚台背面刻上了他的精神家园——雪堂。被贬黄州后的第二年冬天，在东坡不远处，苏轼寻得一处原为养鹿场的高地，张罗建材，鸠工构筑，建堂五间。因堂落成时，正逢大雪，遂名之为“雪堂”，作《雪堂记》。灌溉耕种之余，苏轼在雪堂读书会友。这座简易的居所，成了他的精神家园。初出茅庐的米芾曾来雪堂拜访，苏轼与他同赏吴道子画作，并指点其学习晋人书法。百年之后，陆游专程来寻访那间画满了雪花的雪堂，作诗纪念。在一次又一次的拆毁与重建中，雪堂慢慢消失，但文化传统不会被时间消磨。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惠州不辞长作岭南人吉林省博物院馆藏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是苏轼传世墨迹中字数最多的一件作品，二赋及后记总计684字。苏轼展现出更为老健的行书笔墨，结字紧凑，意态闲雅，奇正得宜，豪宕中寓妍秀。据东坡自记所题，此卷作品为绍圣元年（1094年）贬往岭南途中，遇大雨停留在襄邑（今河南睢县）所书。此时，东坡先生已是59岁的老人。他人生的下一站，是被贬广东惠州。所幸，苏轼刚进惠州城，老百姓就用当地特产“蜜桔酒”热情迎接他。苏轼尝了一口，惊为琼浆玉液。苏轼好酒，自诩“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余下者”，“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而《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亦以酒为题。“洞庭春色”与“中山松醪”分别指用太湖柑橘酿制和用松脂、松花、松子等酿成的酒。此二赋豪放畅达，想象丰富，以酒作典婉转含蓄地抒发心中的郁结和情怀。据传，苏轼尤其偏爱《中山松醪赋》，曾抄录数十卷，但目前所见的传世真迹仅有这一卷。对于此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曾有解读：“松，大厦材也。摧而为薪，则与蓬蒿何异？今虽残破，犹可收功于药饵，则与世之用材者，虽斫而小之为可惜矣，傥因其能，转败而为功，犹无不可也。”松木本为大厦之材却用于酿酒，苏轼借此抒发朝廷糟蹋人才、大材小用的惋惜与不平，不免有自身宦海落魄之哀叹。但正如林语堂所言，苏轼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在惠州，他重拾自酿酒的爱好，习得当地一种糯米酒的酿制方法，取名为“罗浮春”。酿酒之外，苏轼还品尝山中的芦橘、杨梅和荔枝，“不辞长作岭南人”。东坡笠屐图儋州一蓑烟雨任平生在大地上吟啸徐行的东坡居士，成为千年来中国文人心目中的精神图腾，那么苏轼真正的形象我们从何考究？一千个人心目中就有一千个东坡，但画家笔下的苏轼却大多以李公麟的《东坡笠屐图》为蓝本。绍圣四年（1097年），年过六十的苏轼被贬至远在海南的儋州，这里成为他仕途中最后一个谪居地。在去世前两个月，苏轼回首一生，感慨“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既是对自身接连遭贬、漂泊无定的慨叹，也是一种自我解嘲和释怀，把人生最大的磨难当作一生最大的功业，这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生境界。正是在儋州，诞生了经久不衰的中国传统人物画绘画母题“东坡笠屐图”。最早的《东坡笠屐图》为苏轼好友李公麟创作。李公麟敏锐地捕捉到诗人独特的形象，他在画中题道：“先生在儋，访诸梨不遇。暴雨大作，假农人箬笠木屐而归。市人争相视之，先生自得幽野之趣。”生活艰辛却泰然处之，苏轼的超凡脱俗、达观自在跃然纸面。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随和宽容的人格魅力。后代著名画家赵孟坚、钱选、唐寅、仇英等都曾围绕“东坡笠屐图”进行创作，大多以李公麟版为蓝本，相似的构图及意境沿袭至今。明代朱之蕃的《临李公麟苏轼像轴》被认为最大程度上还原了苏轼的真实形象。而东坡形象更是张大千最为钟爱的人物画题材，多次画过《东坡笠屐图》。此次展出的是1947年白描画法，应成都藏书家、贲园主人严谷声所画，画上还有谢无量、林思进等人题跋，此图亦是张大千与川中文人交游的明证。阳羡帖常州是处青山可埋骨《阳羡帖》落款署名“轼再拜”，公认为苏轼的传世书法作品。这是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写的一封书信，信的后半部分提到已在阳羡买地。阳羡是今江苏宜兴，宋代属于常州，苏东坡宦海沉浮，其家人一直居于阳羡。谁也想不到，16年后苏轼在常州病逝。风烛残年之际，苏轼迎来了颇具反讽意味的命运反转。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苏轼获大赦内迁，登船渡海，回望儋州，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作别。北归途中，65岁的苏轼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说，我此生从未作恶，而心安之处皆为极乐。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1101年8月24日），苏轼安详病逝。虽在阳羡买地家人居住，苏轼的墓地却不在常州。早在绍圣元年（1094年），流放英州（今广东英德）的苏轼曾到汝州（今平顶山市郏县）与苏辙相聚。兄弟二人一起去拜谒了相传黄帝驻跸的山头，见山形地貌与眉山老家极为相似，便在山脚下买了一块地，作为墓园。苏轼病故后，次年苏辙遵其遗嘱，将其运至汝州安葬。苏辙不忍兄长独眠他乡，便嘱妻子待自己死后，也葬此地与兄作伴。政和二年（1112年），苏辙卒于颍昌（今许昌），其妻将其葬于汝州。兄弟二人无法落叶归根，却实现了“夜雨对床”的承诺。“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大江东去浪淘尽，彼时的悲喜尽皆化作尘土。千年之后回望东坡，高山仰止。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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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少游与开封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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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少游，即秦观（1049年~1100年），号淮海居士，江苏高邮人，北宋婉约派词人。作为一代词宗、文章圣手，秦少游在科考上却屡次受挫，他先后四次来到京师开封参加科考，第三次还遭遇了科场失火，直到后来再次补考，他才中了进士。所以秦少游与开封有着独特的情缘。诗中的东京风光开封是我国著名的八朝古都，而北宋则是开封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那时的开封经济繁荣、人口众多，是世界上最为繁华的大都市。元丰八年（1085年），秦少游考中进士，最初做了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引荐他担任太学博士，后迁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秦少游正式成为一名京官，此时的心情自然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傍晚无事，他扬鞭纵马驶出左掖门。放眼京城的繁华景象，皇宫的飞檐翘角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金碧辉煌，御苑佳树的黄叶在晚风中翩然飘落。想到自己打拼多年，终于有幸成为京城这个大都市中的一员，豪情顿生，赋诗抒怀。短短四句诗写得激情四射，让人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新任京官形象。这首诗是这样写的：金爵觚棱转夕辉，翩翩宫叶堕秋衣。出门尘障如黄雾，始觉身从天上归。此时的秦少游兴奋异常，自然流淌出的诗句是他真性情的表现。然而人心叵测，别有用心的人对秦少游给予了辛辣的讽刺。据《王直方诗话》载，因为秦少游作此一绝，有人酸酸地讥讽道：“作一黄本校勘而炫耀如此，必不能远到也。”意思是，你秦少游刚刚做一个小官，便如此炫耀、张扬，在官场上还能够走得更远吗？秦少游不仅对开封的城市风光进行了描写，还对一些景区赋诗予以感怀。元祐七年（1092年）上巳日，秦少游与馆阁同僚畅游西园。西园又称西池，即东京城西顺天门外的金明池、琼林苑。据《梦溪笔谈》载，金明池，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开凿，池水引自金水河，旧址在开封城西。秦少游参加了此次活动，游览了西园，深有感慨，写下了《西城集宴元祐七年三月上巳诏赐馆阁花酒，以中浣日游金明池琼林苑，又会于国夫人园会者二十有六人》一诗，题目就将游园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交代得一清二楚，还特地提到了皇帝赏赐“花酒”，从中可以体会秦少游荣耀的心境。其一：春溜泱泱初满池，晨光欲转万年枝。楼台四望烟云合，帘幕千家锦绣垂。其二：风过忽闻花外笑，日长时奏水中嬉。太平谁谓全无象，寓在群仙把酒时。诗歌描绘出园内殿阁崔巍、仙桥如虹的壮观以及游园时一片丝竹之音、歌舞升平的景象。参加活动感慨赋诗秦少游当年六月供职秘书省后，各类活动陆续展开。这是他在京师登上政治舞台最风光的时候，所以他的感慨就很多。当时，正赶上一年一度的“曝书会”。曝书就是将藏书放到阳光下曝晒，以防止书籍生虫。于是，每年七月七日曝晒书籍就成为一个节令性的风俗，也成为秘书省的一个惯例。据《铁围山丛谈》载：“秘书省岁曝书则有会，号曰曝书会。侍从皆集，以爵为位叙。”秦少游首次参与其中，赋诗《次韵孔彦常舍人曝书》：上帝图书府，传观诏特容。嘉宾苍佩玉，盛馔紫驼峰。散帙牙签乱，开函锦袭重。君羹如可请，愿备北堂供。从诗中可以看出，当年的曝书会是一项十分隆重的仪式，之后还要举办庆祝宴会。作为朝廷的一名官员，秦少游还参加了最为隆重的冬至合祭大典。元祐七年（1092年）十一月“癸巳，冬至，合祭田地于圜丘，以太祖配。礼毕，群臣贺于端诚殿”。这次合祭天地大礼由哲宗皇帝亲自主持。因为秦少游亲历了这次大礼，所以他赋诗《进南郊庆成诗并表》。诗中写道：於赫龙飞后，中区八月秋。合严天地祀，远继祖宗休。熙事将兴举，彝章预讲诹。纷然典台议，断自太任谋。宗伯方承命，元龟遂告猷。三钱封内帑，五瑞辑诸侯。路寝前斋玉，清宫复射牛。长迎南至日，圆即自然丘。交朋结友写下友情诗秦少游在开封不到4年，他与朋友的交往不少，留下了宝贵的友情诗歌和他们真挚的友情故事。元祐五年（1090年），秦少游刚进京任职时正是夏季，他临时寄居在兴国寺浴室院中。过了一段时间，秦少游在京城东门堆垛场购买了一处住房，让老母亲及全家有了一个安定的居所。他的邻居是户部尚书钱穆父，那段时间秦少游一家过得十分拮据。大约是元祐八年（1093年）春，秦少游写了一首《春日偶题呈钱尚书》：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钱穆父当即赠送禄米二石，并附诗《二十八字辄送米二石》：儒馆优贤盖取颐，校雠犹自困朝饥。西邻馀禄无多子，稀薄才堪作淖糜。钱尚书的意思是，你在秘书省上班，待遇应该不错呀，怎么出了温饱问题。这一来秦少游不好意思了，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于是又写了《观辱户部钱尚书和诗饷禄米再成二章上谢》其一：本欲先生一解颐，顿烦分米慰长饥。客无贵贱皆蔬饭，唯有慈亲食肉糜。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秦少游作为一个京城小官，俸禄自然不高，所以一家人过得很拮据，他与钱尚书的交往属于君子之交，而又不乏幽默，对生活的慨叹令人动容。秦少游任职秘书省后，“苏门四学士”同在京城馆阁任职，因而常常有机会光顾苏府，师生其乐融融，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快乐时光。在京时，苏轼曾与秦少游、黄庭坚唱和。苏轼《红鞓带诗序》提到王庆源写信求红鞓带，苏轼送给他并作诗为戏：“青衫半作霜叶枯，遇民如儿吏如奴。”又“请黄鲁直、秦少游各为赋一首”。秦少游作《和东坡红鞓带》：“君不见相如容貌穷不枯，卓氏耻之分百奴。”黄庭坚也有和诗道：“参军但有四立壁，初无临江千木奴。”苏轼作《虚飘飘》，秦少游和黄庭坚均有和诗。秦观和的《和虚飘飘》为：“虚飘飘，虚飘飘。风寒飘絮浪，春暖履冰桥。势缓霜垂霰，声乾叶下条。雨中沤点没流水，风里彩云铺远霄。虚飘飘，比时光影犹坚牢。”秦少游与苏轼的师友关系已经深入家庭生活的层面，他曾经作《南歌子》赠苏轼侍妾朝云，苏轼赋《南歌子》答之。可见他们之间友情之纯、之真、之雅。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秦少游等人一同遭贬。秦观出任杭州通判，途中再被贬处州，任监酒税，后徙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从此秦少游再也没有回到开封。

刘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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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新海会见欧中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翟录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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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磊余毅）昨（15）日，市委书记慕新海会见了欧中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翟录一行，双方就促进合作、推动发展进行了友好会谈。慕新海代表市委、市政府向翟录一行来眉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眉山的发展情况。慕新海说，眉山山川秀美、地貌多样、气候宜人，是国家园林城市。全市旅游资源丰富，拥有三苏故居三苏祠、国家级森林公园瓦屋山、千岛之湖黑龙滩、峨眉半山七里坪等景点。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搭建合作桥梁，促成更多欧洲知名企业来眉投资兴业，推动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翟录表示，通过实地考察，亲身感受到了眉山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自然资源。下一步，将充分发挥欧中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会的平台优势，积极宣传推介眉山，促进更多欧洲城市与眉山开展合作、更多企业来眉考察投资，力争为眉山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副市长曹晖、冉登祥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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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州成就了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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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岚苏轼（1036-1101），字子瞻，汉族，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苏轼可能是我国最受欢迎的文人了，一千个人读苏轼，会有一千种喜欢的理由。不管苏轼在哪个地方，都会受到人们的热爱。而在黄州的苏轼，虽然刚从政治之路上跌落下来，却在诗词、文学、绘画等各个方面上达到一个高峰。据说目前留世的绘画作品以黄州时所作为最多。平生自由最关身。经过乌台诗案的炼狱，贬谪黄州的苏轼，如搁浅之鱼重入深水，内心充满了喜悦。他一口气做了两首诗，其一曰：“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这里有刚出狱的茫然，也有脱离困境的喜悦，更有不做追究此祸的豁达。“百日归期恰及春”，苏轼自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在湖州任上被捕，囚禁于御史台狱，直至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才获开释，历时一百余天。出狱之日，已经年尽岁除，碰上新岁，且是春节。他因诗获罪，入狱时犹入百尺深井，囚房之小，一举手，一投足就会碰壁。当时他已经写好遗书，内心深处非常绝望。而此番却能移居黄州，虽然地理范围只不过一州，有点像现在的监视居住，但他已经非常满足了。苏轼以谪官被“责授”为检校水部员外郎，尚书省六部内，郎中之下置员外郎，是十九品官阶中最低的一级。职名虽是黄州团练副使，不但是个小官，且附有“不得签书公事”的规定，所以只是个空衔。但虎口余生的苏轼，“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能有重提诗笔的一天，对于这些，早已“此灾何必深追咎”，一点不在乎，自誓将来如有完全恢复自由的一天，再也不能矜才使气了。当然这个“自誓”是一点不作数的，他这爱写诗议事的性格又怎么能改得了？寂寞沙洲的救赎。初到黄州的苏轼，最苦的是没有朋友。经过炼狱的苏轼，不敢与人往来，他宁愿将自己封闭起来，不连累亲友。因此怕惹是非的亲友不与他通问，他也是理解的。同时他也不敢作“文字”，怕自己一不小心又惹祸了，所以不能不“牢闭口，莫把笔”了，在这种张眼便是荆天棘地的处境里，一个被迫害者的战栗与惶恐跃然纸上。苏轼初到黄州，寓居定惠院时所作《卜算子》便体现了这种寂寞：“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未到黄州前，最大的心事是“黄州岂云远，但恐朋友缺”。幸而他有泛爱世人的性情，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于是苏轼与僧侣为友，混迹于渔樵，不被别人认识，每于酒后，则独自一人，布衣芒鞋，出入阡陌，到各处漫游，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得“旷然天真”之乐。也交了三个黄州本地朋友，一个卖酒的潘丙，一个卖药的郭遘，一个喜欢揽些地方公益事情的古耕道，后来开垦东坡时得到这些本地朋友的很大帮助。年轻的苏轼万事顺利，为人张扬，经此一劫，小心而收敛。他需要自由，不但是身体上的自由，更是精神上的自由。他不追求利禄，不在意世俗的荣辱，这是一个自由人所必须具有的品格。开垦东坡，成为东坡居士。谪居黄州的苏轼，没有什么经济来源，要养活一大家子确是个问题。于是他托朋友向政府申请到一片废弃的营地，在州治之东的山麓，约有50亩。苏轼将这个乡野之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由此，他由一个士大夫，兼做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农夫，乐于每日躬耕的悠然生活。后在东坡又筑了一个“雪堂”，既作书房，亦作会客厅，读书写作兼绘画，不亦乐哉。这是一个经历磨难后的文人在有限的环境中能够自立的通达之人，因为黄州的磨练，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人生，练习才艺，成就了苏轼“诗、文、书、画”等诸艺皆精的儒释道通才。谪居在黄州的日子正是苏轼壮年时节，却只能闲居江湖，虽内心不免苦恼，但他却能在山水中放逐自己，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常与人醉，归时赏一片江水风色，如所作之《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读到他这白描般的诗词，眼前似活灵灵出现一个无可奈何叫不醒家童的主人，只好倚杖听起江水来。而愿做一个“江海寄余生”的自由人，怕也是多数人心里难以割舍的一个梦吧。这个不计较的心态，也为其日后再三被贬而永立不败之境打下基础。没有哪个人，生来是坚强的，只是在一次次的击打之后，才显出锻铁般的坚韧来。苏轼的传记很多，李一冰所作的这部《苏东坡新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有个特点，所录诗词很多，对我这样喜爱赏词赏诗的爱好者来说，极为妥帖。再次领略苏轼的人格魅力的同时，看到这么多熟悉或不熟悉的诗词，回顾苏轼的苦乐人生，亦是我辈平凡人之一大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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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新探》补证

期刊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一直是苏轼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难点,自20世纪70年代末刘乃昌先生发表《横槊气概英雄本色——谈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词》[1]46—48一文,引发了关于此词及苏轼思想的热烈讨论后,关于此词的研讨至今仍在持续,讨论主要集中在词的主题与创作时间上。

杨松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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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中《大事记讲义》研究

学术论文

在中国璀璨的史学长河中,宋代史学很是显眼,可称得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涌现出了众多史学大家与史学流派,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其中当代史著作甚多。而两宋当代史编撰蔚然成风也是两宋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王称《东都事略》、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等,这些当代史著作也是后世研究两宋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然而在众多两宋当代史著作中,仍有一些遗珠未被学术界正视,其真正的史学价值仍有待发掘,本文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大事记讲义》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大事记讲义》全名《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是南宋理宗朝人吕中编撰的有关北宋九朝历史的史书。该书随朝分类,以子目概括历代大事,子目中具体介绍其事,引史料详述,再加以评议。该书是“大事记”与“讲义”体的结合,体裁颇为新颖。其史论即讲义部分着墨较多,不乏精妙之语,对当时政治、人物的品评也颇为中肯,被后世史著尤其是宋末元初的史书广泛引用,对学界研究南宋史家历史观有所助益。特有的时代背景对史学的发展演变影响深远,本文分析南宋当代史著作繁多的原因,认为这与宋代的“右文政策”以及特殊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通过梳理该书的创作背景、成书时代,考证作者吕中的生平及学术渊源,对该书序中所谓“此止斋、水心之徒”颇不认同,更倾向于[吕中深受儒学各派影响,并不止囿于一家;整理分析该书具体内容,说明该书在史学体裁与体例方面的继承与创新,认为《大事记讲义》对“大事记”和“纪事本末体”予以继承,并有所发展,同时还对“讲义体”内容有所创新;着重研究该书的史论部分,从中挖掘作者的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发现该书的史学价值,并探究南宋史家的史评意识。通过这几个方面的探索和研究,能够对《大事记讲义》一书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整体认识,评析该书对于宋史研究的史学价值,重新定位其在宋代史学史中应占有的特殊位置。

田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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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中“道化隐喻”的认知研究

学术论文

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使得隐喻的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发展。概念隐喻理论的提出，对隐喻的解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隐喻，作为一种基本的认知工具，通过简单的、具体的概念来理解复杂的、抽象的概念，它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隐喻在人类的语言中无处不在，在文学作品中更是数不胜数，如在老子的《道德经》中隐喻也比比皆是。　　《道德经》是中华文化的结晶，也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全书围绕“道”这一哲学概念，阐述了世界万物的起源、存在方式、运动发展、社会矛盾和解决方法等。《道德经》虽篇幅短小，但内容丰富，两干多年来一直是读者索解不尽的智慧宝库。《道德经》中隐喻语料丰富，而以往的研究多局限在书名的来源及意义、编纂者、注释文本、英译研究、历史影响、应用价值等方面，从认知角度展开研究可谓凤毛麟角。　　本文将运用认知隐喻学的理论对《道德经》中的“道”化隐喻进行认知解读，探索“道”化隐喻的主要类别、认知机制和认知起源。　　文章发现，《道德经》中的各项隐喻大致可分为“道”的隐喻、“德”的隐喻、“无为”的隐喻和“辩证法”的隐喻四个类别，且每一个类别都有其最具代表性的隐喻。“道”的母、水隐喻;“德”的婴儿、山谷隐喻;“无为”的自然、人类隐喻;“辩证法”的命题和推理隐喻。在这四类隐喻中，以“道”的隐喻地位最高，其它三类都是围绕“道”这一中心思想而构建的，是对“道”隐喻的补充和扩展。　　文章指出:　　 (1)在构建“道”化隐喻的认知过程中，其映射方式主要表现有以下三种:发现或创造的相似点、某种具体的关系和自身的经验;(2)“道”化隐喻的认知来源分别是:自然界的物体、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方位概念;(3)“道”化隐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女性化的隐喻和主阴的思想;(4)“道”化隐喻的认知本质就是“道”，而“道”就是一切。　　文章主张，运用概念隐喻理论解读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化隐喻，不仅能够为此类隐喻的解读提供新的视角，而且还能够深化对“道”的思想的理解;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道德经》中“道”的思想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既能丰富概念隐喻的研究内涵，又能促进道教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

郭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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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苏东坡”的历史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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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建国新书《苏东坡：扁舟越大江》（湖北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真的是在“填补苏轼研究空白”，学界少有学人关注苏东坡在鄂州。作者率先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苏东坡缘何钟情适意古武昌（今鄂州）？“钟情”突出了苏东坡对鄂州的深情，“适意”或“意适”则是他游鄂州的快乐心态，皆因鄂州可乐之景与风俗之淳。当时，苏东坡戴罪在身，但在他心里，无论是待在黄州或身赴鄂州都没有戴罪感，也没有自己名满天下而遭此境遇的愤懑之情，而是回归于一个普通人，不是士大夫“苏轼”，而是躬耕于黄州东坡沙砾地的“东坡居士”，亲和善良、旷达洒脱，化艰难为平淡，去忧伤为快乐。二是“古武昌对贬谪戴罪的苏东坡实现‘黄州突围’有何贡献”？苏东坡在王安石“熙宁变法”之际，上书宋神宗，明确提出对王安石激进变法的不同意见，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的方略，缓慢纠改国家弊端。这些主张不为神宗采纳，因此执著的苏东坡少不了在诗歌里讽刺新法，不意在湖州太守任上被新党中人抓了把柄，关进御史台监狱，险些丢了性命。苏东坡身陷黄州之后的“黄州突围”，是自我人生政治抱负的消解，早年希望能像杜甫一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如今只想“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像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那样归隐田园，做一个隐士。因此，并不常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傲然，或是“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的颓丧，“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沉郁，更多的是“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淡然；与客在洗盏更酌、杯盘狼籍之时，共享江上清风、山间明月的愉悦，以及相与枕藉舟中、不知东方既白的忘世忘我。人生困境中的突围，虽说有时需外部力量的辅助，但大多时候需要自我内心的强大，苏东坡便是如此。鄂州的山水和朋友无形中助力其“黄州突围”，如他在樊口的朋友潘丙，用友情打开了苏东坡抑郁的心扉，在黄州写下“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言不如睡”的苏东坡，这时写给潘丙的诗说：“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苏东坡遭遇艰难时也会有痛苦，但可贵的是他能够很快从痛苦中走出来，获得新生，一仍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鄂州苏东坡，作者撰写时尽量站在现在鄂州的角度深入系统地观察研究、描写记叙。他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收集苏东坡与昔日武昌相关联的大事，让其融化在鄂州的山水和历史氛围中，为此，书中引用了大量的相关历史资料，还原历史的苏东坡。二是大量引用苏东坡的有关诗文，包括苏东坡的鄂州诗文、黄州诗文以及其他有关联性的诗文，尽可能使该书占有的资料充分而真实，以促成书中的主要内容有历史依据，在此基础上叙述的往事才可能妥帖、阐明的观点才可能准确。为“细致入微地记述苏东坡跟古武昌的特殊情缘，以便突出鄂州是苏东坡文化的独特历史印记和本书主旨”，作者下足了功夫，他说自己是在“尽量”，换言之是“竭泽而渔”，“鄂州苏东坡”撰写前资料的占有理当如此，并在写作上形成三个特点：一是赋予人物传记式的构架。作者以苏东坡从海南北归时的《自题金山画像》开篇：“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点出“黄州”，只因有“黄州东坡”方有“鄂州东坡”。他为全书搭建了一个人物传记式的构架，将这部书写成苏东坡人生的阶段史、地域史。书入题快，从落帆武昌樊口、兄弟同游西山、养生医道以及遗爱于民、依依惜别到苏东坡的影响和后人缅怀，并以“苏东坡年表”佐之，使苏东坡的鄂州阶段史、地域史得到补充。这对于“鄂州苏东坡”是合适的。在这一类苏东坡传记中，应该如此，毕竟是传记，要讲人物的故事，顺时序而行是最便捷的选择，这一做法不妨碍书以倒叙进入，也不妨碍写作时还运用了插叙、补叙等方法。人们常说的“文似看山喜不平”，固然有故事的曲折繁复、问题的考证推导，但写作方法的运用也是不可少的。因此，读这本书，读者会感觉总是处在苏东坡的鄂州生活中，因其食樊品鳊鱼，也许口中亦有鳊鱼的鲜嫩感；因其游西山之乐，也许自己亦在西山漫游。二是运用上挂下连、左顾右盼的方法。该书在传记结构中的历史厚重，是与苏东坡相关的历史构成的。作者以鄂州苏东坡为中心，用上挂下连、左顾右盼的方法，将相关的历史包括传说组织起来。作者讲述苏东坡饮“潘生酒”、食武昌鱼，并不是讲一个孤立的故事，而是上溯到苏东坡曾护送父亲苏洵的灵柩回乡时在武昌樊口眺望黄州、与潘生即潘丙的交游、与潘丙侄儿潘大临“雪堂问答”、苏东坡的杯酒人生、饮酒黄州，最后才是饮“潘生酒”；讲述苏东坡的西山游，从首游西山、复游西山讲到兄弟同游西山，并从苏东坡《记樊山》中探究古武昌自殷商以来的历史、“西山三贤”之陶侃和元结。该书可视作从苏东坡的角度撰写的鄂州传统文化史，书中琳琅满目的历史故事，让尘封已久的鄂州历史文化重放异彩。三是以苏东坡诗文作支撑。作者表示，书中引用了大量的苏东坡诗文，但不仅限于苏东坡，如屈原的《涉江》、黄庭坚的《武昌松风阁》，都是作为史料来运用。苏东坡留给鄂州的史料，最可靠的就是其诗文，以苏东坡诗文构成的人物传记更贴近历史原色。作者引用了苏东坡的鄂州诗文和非鄂州而相关的诗文，有的颇具乡土气息，表现了他对生活的达观，如《游武昌寒溪西山寺》里的“连山蟠武昌，翠木蔚樊口”；“今朝横江来，一苇寄衰朽。高谈破巨浪，飞屦轻重阜”；“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这首五言古风篇幅较长，聊引数句即能感受到西山的地理位置、山上风物以及苏东坡渡江而来的风流倜傥。有的诗富有生活哲理，如《鳊鱼》里的“晓日照江水，游鱼似玉瓶。谁言解缩颈，贪饵每遭烹”，先说景色之美、游鱼之乐，继以“缩颈”戏谑地解鳊鱼的小头无颈，最后说它“贪饵每遭烹”，其典出《庄子·外物》的任公子垂钓，后来东汉张衡的《归田赋》也说俯钓长流时鱼的贪饵吞钩。看似写鳊鱼的命运，实则说人的命运，社会上很多这样的悲剧，古今皆然。而作者表示，这也体现了苏东坡对“乌台诗案”的反思。苏东坡还写过一首七言古风《武昌西山》，前四句为：“春江渌涨蒲萄醅，武昌官柳知谁栽。忆从樊口载春酒，步上西山寻野梅。”这首诗引发了苏辙、刘攽、孔武仲、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人的唱和，于是苏东坡又作了《〈西山〉诗和者三十余人，再用前韵为谢》，成为诗坛趣事。这只是书中所引苏东坡诗的点滴，还有词与文，如词《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点绛唇·闲倚胡床》、文《超然台记》《记游松风亭》等，均不再赘述。这些诗词文作为“鄂州苏东坡”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让读者在阅读时更多了一分对苏东坡的欣赏。只是这些诗词文还需要广泛传播，使其广为人知，这可能是今天的鄂州人需要关注的。

阮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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