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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簡帛《老子》異文研究——以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老子》為中心

学术论文

本文主要以新发现的北大汉简本《老子》为中心，以传世的王弼本及帛书本《老子》甲乙本作为主要比较对象，对三个版本的《老子》进行逐字比勘，寻找它们的异同，获得了大量的异文材料，在此基础上，对异文进行分类研究，同时兼顾郭店本、其他传本及古书所引用的《老子》文献，并尝试疏通文句，探求其版本流变。本文全面系统地归纳了《老子》一书的异文材料，以期深入挖掘其异文的价值。本文所讨论的“异文”主要指的是《老子》的不同版本之间有差异的文字，包括字、词、句等。　　本文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了《老子》异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研究历史、选题意义和研究材料。　　第二部分则对异文进行界定，确定了其异文的界定原则，并对异文进行分类。　　第三部分是将北大汉简本《老子》与帛书甲乙本的异文分别进行梳理分类。主要从三个角度对其异文进行分类：1.从用“字”的角度，主要包括异体字、假借字、正误字和古今字;2.从用“词”的角度，主要围绕同义词进行对比分析;3.从“句”的角度，主要包括句子内容、字词增减、句子增减、句式不同、句子顺序。　　第四部分是将北大汉简本《老子》与王弼本的异文进行梳理分类。其分类方式与第二章的分类方式相同。　　总之，通过从文字、语法以及综合分析等角度对北大汉简本《老子》与帛书《老子》甲乙本、王弼本《老子》之间的异文进行对比研究，将三个版本的异文类型详细整理，由此深入探究异文产生的原因，验证了前人的不少研究成果，为古汉语的研究提供了更确凿的史料依据。随着更多出土文献的挖掘，异文研究的成果将会越来越丰硕。

張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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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的鹿鸣宴与鹿鸣宴诗

期刊

鹿鸣宴曾在唐至清代的科举和教育文化体系中延续了一千多年。在主要是为得解举子饯行、励志的北宋,鹿鸣宴还相对普及;南宋则更多地强调鹿鸣宴古礼仪制和政教功能的恢复,缺少改造和更新,其繁文缛节又加重了地方的经济负担,使之难以为继,故几成废礼。现存宋人鹿鸣宴诗总体成就不高,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鹿鸣宴诗尚有阅读的价值。

祝尚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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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在往台湾的路上

报纸

“文章自古说三苏”。于今，关于“三苏”，我们又能说出多少呢？就算传世最久的苏东坡，除了“明月几时有”、“大江东去”、“十年生死两茫茫”，我们还能再说些什么呢？1101年，苏东坡离开这个世界，911年了，他的确走得太远了。但近日的台北，有一个夜晚是属于苏东坡的，有一座舞台是属于苏词的。台北的艺术工作者把这个晚上命名为：东坡在路上。以此，召唤坡仙的到来。台北这一夜召唤东坡东坡在路上和童仆和一匹驴和飘忽的风烟窸窣的草业来不及与家人道别他望进地平线露出黑砚的颜色……舞台上，台湾诗人陈义芝朗诵自己的诗作《东坡在路上》，并在如话剧般布置的书房里与这台文学晚会的导演陈怡蓁谈论苏词，引导观众走进东坡的生活与境界。3年前，诗人陈义芝应邀到加拿大参加研讨会，随身带了《东坡乐府》翻阅，有感而发写了《东坡在路上》。这首诗被台湾趋势教育基金会执行长陈怡蓁读到，激发了她的创意——办一场苏东坡的文学晚会，就叫“东坡在路上”。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苏词的世界，给观众一场真正的晚会而不是朗诵会，陈怡蓁放弃诗词就要朗诵的形式，而是用南管、昆曲、流行歌曲、书法、舞蹈、多媒体声光电等多种形式，表达苏东坡与苏词。在3000多首苏东坡诗词中，晚会精选了24首，用南管、昆曲表现《前赤壁赋》、《临江仙》，邀请知名歌手殷正洋演唱被邓丽君唱红的《水调歌头》、《念奴娇》，请书法家游国庆上台即席书写苏词，让观众随着笔墨的流动体会“身如不系之舟”的潇洒酣畅。晚会结束时，所有参加表演者轮流朗诵现代诗《东坡在路上》，陈怡蓁坚持以现代诗压轴，想表达现代人对东坡的理解与传承，“这才是对苏东坡最深的敬意！”。第一课去看《寒食帖》在剧场要算计票房、观众在追逐娱乐的当下，台北有一个属于苏词的舞台、有一群买账的观众着实令人欣慰。这样的舞台和观众不是凭空而降，它来自学者、媒体、艺术家对苏东坡的合力推荐。记者曾在台北诚品书店观察，《蒋勋说宋词》一直摆在畅销书推荐区内，长达数月之久；这场晚会之前，《联合报》整版刊出蒋勋评价苏词的文章，并预告晚会消息；“云门舞集”所有新招收的演员，第一课就是带到博物院看东坡的《寒食帖》……日积月累，千年苏东坡已陪伴在现代人的左右，苏词之美已令人景仰。如果说台湾有苏东坡热，学者蒋勋当为首功。无论是讲座、写文章还是出书，蒋勋以宋词的优雅从容不倦地讲述着苏东坡，且看他在《联合报》写苏东坡的开篇：“东坡在历史灰飞烟灭里仍然看到‘江山如画’，看到多少豪杰的生命，如此年轻过，眷恋过，梦想过，曾经如此明媚华丽……”最妙的是，他不仅讲词、讲生平，他还在评说生命体验。在《蒋勋说宋词》苏东坡一章中，讲到东坡经历牢狱之灾后写《念奴娇》时，他突然荡开一笔，交待“东坡”的来历：“当人家都喜欢你的时候，你爱别人是容易的，如果人家都恨你，你还要说你爱别人，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时候他没有朋友了，没有人敢碰他了，马孟德这个唯一还可以照顾他的朋友，就找了东边的一块坡地去给他耕种，所以苏轼取号‘东坡居士’。这个时候苏轼死掉了，苏东坡活过来了。那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是这个时候写的，所以大家看到《念奴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苏轼不是走在宋朝了，而是苏东坡走在三国的历史当中了。”就是这种有个性、有温度的文字留住了读者，召回了东坡……苏词成为精神的陪伴名家的品位与爱好对社会大众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台湾“云门舞集”的掌门人林怀民也是“苏迷”。作为一个舞蹈家，他在挥洒的墨迹里欣赏苏东坡，在他的眼里，《寒食帖》不是点线撇捺，是生命中一些重要的东西被释放了出来，因此他要求初入“云门舞集”的演员必须去看《寒食帖》。林怀民爱苏东坡，苏东坡也成就了“云门舞集”。说到“云门舞集”，大家都会谈到《行草》三部曲，即2001年林怀民创作的《行草》、2003年创作的《行草2》和2005年创作的《狂草》，三部曲的灵感来自于王羲之的《奉桔帖》、苏东坡的《寒食帖》、张旭的行草、怀素的狂草。林怀民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写毛笔字时，一个简单的‘一’字，就有那么多的回转，写字时笔断意连，这跟舞蹈是完全相通的。”书法对于林怀民和他的舞团来说，不是象牙塔里的清玩，而是提升自己的审美、激发自己创作的源泉，因此，团里的一些演员在外出演出时也带着毛笔，有时间就坐在旅馆里写字、看《寒食帖》，“没有人这么要求他们，但是他们不会去夜店，他们安静地打坐、写字，因为他们对生命有了不一样的美感和要求。”林怀民说。林怀民爱苏东坡的启示是，当苏东坡不再是雅致的装饰、文化的标签，当苏作成为人精神的陪伴、创作的必须，东坡才真正跋涉过900多年的旅程，向我们走来。东坡在路上，台北人以他们的挚爱与坚持召唤诗魂，坚信：东坡在往台湾的路上……

本报记者陈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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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居龙川

报纸

核心提示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农历八月，“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在儿子苏远的陪同下来到龙川，在此生活了近2年，留下诗文，生动地记录了北宋时期龙川人的日常生活。苏辙到龙川后，“名贤所至，山川生色”“籍苏（辙）陈（次升）为光荣”，龙川因之而生色。1才到雷州又贬循州千里赴龙川在来到循州治所龙川之前，曾任尚书右丞、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的苏辙，是被贬往雷州安置的。一位饱学正直的读书人，走到当年的“蛮荒之地”，怎能不被人景仰爱戴呢？雷州太守张逢对苏辙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帮他租好屋子、安顿好家小。不久，苏辙被贬往循州。宋时循州辖龙川、兴宁、长乐，治所在今佗城。其实苏辙考中进士那年，曾经在“金銮殿”里与一个龙川人打过照面。这个龙川人比他考得好，考了第三名。这个龙川人是嘉祐二年（1057年）的探花郎罗恺。北宋元符元年夏天，花甲之年的苏辙拖家带口，行走在岭南“蛮荒之地”1500多里的瘴疠之路，山一程水一程地跋涉。行至罗浮山下，江水渐少，船行不便。苏辙担忧家人的健康，只得先将他们安置在惠州白鹤峰苏轼原来的家中，自己与幼子苏远一路晓行夜宿，于农历八月到达龙川。北宋时的循州，生活条件很差。苏轼曾给循州守周彦质（字文之，衢州江山人，绍圣年间任循州知州）写过一封信，谈及岭南民情：“民居其间，衣食之奉，终岁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乐者。”2龙川城里苏辙全款买房历经坎坷，苏辙来到龙川，在龙川城东圣寿寺的僧舍暂时安顿了下来。跟着苏辙到龙川的，除儿子苏远和儿媳黄氏，还有一些弟子、童仆，“老幼百数十人”，日子过得拮据，“衣食仅自致也”。在僧舍里没住多久，一家人就被“公人”赶了出来。没办法，苏辙只好倾其囊中五十千钱，买了一座曾氏小宅，大小10间房，略作修葺，以遮风避雨，安顿家小。即使身处困顿之中，苏辙风雅依旧，与哥哥苏轼一样，“不可居无竹”。他之所以相中曾氏小宅，就是因为宅子后面有片竹林。此时，龙川城中的住户在粤东地区并不算少，但对于曾在帝都生活过的苏辙来说，生活十分不习惯。首先是语言不通，其次是“饮食异和”。宋代饮食，普通人家已能享受到一日三餐，而粤东北许多地方实行二餐制。宋代中原城镇有许多馆子，茶坊、酒肆、面店，还有鱼肉食铺，已有烹、烧、烤、煮、炖、卤、脍等五花八门的烹调方式，汤饼、烧饼、汤圆、油条等也是常见之物。但在龙川，苏辙很郁闷，除了用简单手法烹制的食物，就找不到别的了。好在儿媳黄氏厨艺好，变着花样给一家老小烹制，改善生活。在粤东北山区，昼夜温差大，“昼热如汤，夜寒如冰”，时发瘴气，中之则伤。苏辙一家人大半病倒，因缺医少药，苦不堪言。苏家兄弟有一股韧劲，即使身处困顿，也能积极面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苏东坡就曾“借王参军地种菜，不及半亩，而吾与过子终年饱菜”，还入乡随俗，因地制宜，发明了东坡肉，吃上了荔枝，甚至把惠州丰湖的藤菜当西湖莼羹来吃。苏辙性情温厚，中规中矩，也跟他大哥一样，自己种菜吃。他花五千钱买下屋后的一小块带有一口井的地，带着儿子苏远一起种菜。几个月后，韭、葱等长势喜人。苏辙到龙川一年后，儿媳黄氏因中了瘴气，又得不到有效治疗，撒手人寰，留下一对幼子。这对苏辙父子是非常沉重的打击，他锥心痛哭，为她写了一篇祭文，承诺有朝一日和家人一起带着她的灵柩北返故土。3饮酒吃鸡话桑麻直把龙川作乡关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且语言不通，苏辙不知道能去什么地方散心，终日闭门，索然度日。他也曾想在龙川城中结交朋友，可惜“此郡人物衰少，无可晤语者”。大概是因为中了瘴气，苏辙病了一场。虽然没有医治，但他的身子骨还算硬朗，挺了过来，想找根手杖，拄着出门走走。苏辙拿着刀想去屋旁竹林砍根竹子做手杖，可惜这些竹子被藤蔓缠绕，长得矮小，不堪大用，只好作罢。好在邻居黄家种有一大片紫竹，长得郁郁葱葱。苏辙去黄家串门求助，“得一茎，劲挺可喜”，制成竹杖，每天拄着不离身。苏辙后来听闻黄家竹子原是从他居住的曾氏小宅处移植过去的，不由诗兴大发，赋诗《求黄家紫竹杖》：“曾家紫竹君家种，曾园竹与荒藤共。藤骄竹瘁如畏人，不似君家竹森耸……我身病后少筋力，遍求拄杖扶腰痛。萧萧瘦干未能任，一亩君家知足用。一枝遗我拄寻君，老酒仍烦为开瓮。”虽然当地读书人少，但人情淳厚，龙川父老对这个从京城贬来的“犯官”很热情。除了送竹杖、借书，还一起饮酒聊天。在《闰九月重九与父老小饮四绝其四》一诗中，苏辙记录下重阳节和龙川父老把酒话桑麻的场景：“尉佗城下两重阳，白酒黄鸡意自长。”古时龙川重阳时节，“九日龙山霜露凝，龙川九日气如蒸”“酒熟风高喜不胜”。一些平日与苏辙交好的老农，带着自酿的酒来曾氏小宅拜访他。年过六十的苏辙和老农，捋着花白胡须，在小院觥筹交错，相谈甚欢。宦海沉浮中，亲朋故旧避之唯恐不及的苏辙，面对这些纯朴农人的真诚相待，心中十分感动，把龙川视作了故乡，暂时放下了对家乡四川眉山的思念：“获罪清时世共憎，龙川父老尚相寻。直须便作乡关看，莫起天涯万里心。”4颀然一道士万里来相见龙川毕竟是秦时就开埠的古邑，宋时龙川书院也有数间，虽然很难交到“解人”朋友，苏辙在龙川城里还是能找到几个能聊上一阵的读书人。如邻家黄氏，也是耕读传家之门，家中藏书不少。苏辙常去黄家借书，只是年事渐高，眼睛老花，不能长时间看书，不得不将书抛到一边，闭目养神。衙门里的“公人”不许苏辙住在僧道住所，但有学问的僧道仍会登门拜访，其中就有个当地道士廖有象。在那个“不见平生人”的寂寞岁月，有这样“颀然一道士”，人品学问俱佳，翩然如闲云野鹤，令苏辙大为惊喜，与廖有象倾心交往，贯穿了苏辙在龙川岁月的始终。廖有象是有道之士，得到他的真传的弟子有五六人，门徒众多。廖有象的居处也非同一般：“君居龙川城，筑室星一周。屋瓦如踂飞，象设具冕旒。”宋徽宗即位后，苏辙蒙赦北归。临别之际，廖有象送他过了一道又一道山岭，直到苏辙乘舟改走水路时，才洒泪而别，约定他日再见。10年后，廖有象果然出现在身处颍川的苏辙面前。苏辙惊喜万分，万里之外的故交，竟然走过重重山川险阻，来看他这老而穷之人。那时的苏辙，虽有二顷田地，但每年的收获不多，仅能免于饥寒。廖有象来到后，不辞劳苦地帮他张罗农事，甚至下地干活，苏辙省了不少事，慨叹道，这样的友谊，上古时期或许有，在我们宋朝啊，真的没听说过。5七旬故友徒步万里探苏辙那时候的旅人，披星戴月，舟车劳顿，三餐一宿都不易有着落。这样艰难的旅程，也有人毫不畏惧，只为了去探望千里之外的犯了事被贬黜的好朋友。到龙川探望苏辙的至少有两人，一个是潮州吴子野，一个是他的至交巢谷。年逾七旬的巢谷，从四川眉山出发，不远万里，徒步前往龙川与苏辙相见。走到梅州时，他给苏辙送了一封书信，信中写道：“我万里徒步来看你，就已不望能有命回去。我现在已到梅州，10天左右就能见到你了。”元符二年（1099年）正月，巢谷抵达龙川，二人相见，抱头痛哭。苏辙留他住了1个多月，相谈甚欢，意犹未尽。此时，苏轼已从惠州贬至海南儋州。见到苏辙，巢谷大慰心怀之余，还想见苏轼。苏辙力劝未果，从自己为数不多的积蓄中拿出部分，给他作盘缠，希望他能平安到达海南见到苏轼。不料，巢谷行至新会遭遇强盗，钱财悉数被抢，不久后病死。苏辙获悉噩耗，失声痛哭，心中哀痛难遣，作了一篇《巢谷传》，托人带给巢谷在泾原军中的儿子巢蒙。潮州道士吴子野是苏轼、苏辙兄弟相交多年的老友，也曾从潮州来到龙川探望苏辙，陪他一块儿修炼养生之法：“辟谷赖君能作客，暂来煎蜜饷桃康。”吴子野还是龙川人蓝乔的好朋友，他俩曾经一块儿到北宋重臣曾公亮家里做客。可惜苏辙在龙川的那段日子，蓝乔外出，没能与苏辙会面。6龙川二志传千古谪居龙川期间，身为文章大家的苏辙并没有“躺平”。在儿子苏远的协助下，撰写了《龙川略志》。元符二年（1099年）四月二十九日，苏辙作《龙川略志序》。《龙川略志》所记40事，大多是讲述自己及朝中大臣于熙宁、元丰、元祐年间在新法、税赋、刑法、选吏、外交、治河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上所持的观点及其依据等。纪晓岚等所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高度评价了苏辙《龙川略志》所记之事的可信度：“《略志》惟首尾两卷，纪杂事十四条，馀二十五条皆论朝政，盖是非彼我之见，至谪居时犹不忘也。然惟记众议之异同，而不似王安石、曾布诸日录动辄归怨於君父。此辙之所以为辙欤。”《龙川略志》完成后，苏辙意犹未尽，觉得《略志》仅志平生之一二，其他更多的值得一书的人与事，都还没有记下来，于是写成《龙川别志》，“凡四十七事，四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龙川别志》多述年老而有威望、德行和才学的人的轶事。因为所记之事信实，朱熹在他的《宋名臣言行录》中，很多地方都引用《龙川略志》《龙川别志》所载之事。朱熹对苏辙《龙川略志》和《龙川别志》的重视，充分说明这两本著作对了解元祐之政和北宋名臣言行，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和文献。苏辙的龙川二志，一方面反映了苏辙在政治、经济、礼仪、宗教等方面的思想，另一方面记录了北宋许多正史不曾提到的名人轶事和社会侧面，弥补了正史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南宋史学家李焘在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时亦引用了不少二志中的记录。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崩，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辙获赦，调往湖南永州，很快又被作了别的任命，结束了流放生涯。年底，他定居河南颖昌，于政和二年（1112年）去世。■本报记者凌丽

凌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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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豪遗愿化为万顷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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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龙飞地，大美云龙湖。云龙湖位于市区南部，原名石沟湖，又名尔家川、簸箕洼、石狗湖。苏轼任职徐州时，多次来此考察，并留下美好心愿：“若引上游丁塘之水以注，则此湖俨若西湖，徐州俨若杭州”。一年后苏公别徐调任，只能将这一美好愿望，深深埋在心里。悠悠千载，遗愿成真，昔日的石沟湖变成了碧波万顷、如诗如画的云龙湖，成为徐州最具魅力的5A级旅游风景区。云龙湖以自然山水风光为特色，以苏轼文化、两汉文化、彭祖文化、诗词文化为主要内容，传承历史，贯通古今。苏子遗愿千载传承徐州西南三十多里处（今铜山区汉王镇境内），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其中一山为丁塘山，山下有拔剑泉（又名丁塘湖），湖边有汉高祖皇帝庙，庙中有刘邦试剑石。宋神宗熙宁十年六月十五日，阴雨连绵，徐州受涝。苏轼与苏辙一起，策马来此，入庙祭祀，祈求雨停。苏辙应兄长之嘱，作《祈晴文》，应庙主之请，作《汉高祖庙试剑石铭并叙》，叙中曰：“熙宁十年，蜀人苏轼为彭城守，弟辙实从，入庙观石，而为之作铭”。苏轼与苏辙归来，途经石沟湖，灵感突发，对苏辙说：“若引上游丁塘之水以注，则此湖俨若西湖，而徐州俨若杭州”。一年后苏公调任湖州，只能将这一美好的愿望，深深埋在心里。北宋以来，云龙湖数易其名。最早曾名“簸箕洼”。此处本为一片沼泽地，坑坑洼洼，茅草丛生，东有云龙山、泉山，南有大山头、拉犁山，西有韩山，惟北缺一口，形如簸箕，故依其形而名“簸箕洼”。此湖又名“石狗湖”。据《道光铜山县志》记载：“石狗湖，多雨时则南山之水尽汇于此，积久不退，昔人作石狗镇之，故名石狗湖”。另传，明朝万历年间，山下湖边住一老石匠，养一条大黑狗，相依为命。一日，大黑狗被一财主打死，剥皮为其治病。老石匠悲痛之余，按大黑狗模样，雕成石狗，置于湖边，石狗不仅看家护院，而且通灵显圣，涝时能吸水，旱时能吐水，百姓旱涝保收，石狗成了神狗。人们为纪念石狗，就把此湖称为“石狗湖”。在苏轼知徐州期间，云龙湖又名“石沟湖”、“尔家川”。石沟湖的名称，最早见于苏轼诗作《答王定民》。诗中曰：“开缄奕奕满银钩，书尾题诗语更遒。八法旧闻宗长史，五言今复拟苏州。笔踪好在留台寺，旗队遥知到石沟。欲寄鼠须并茧纸，请君章草赋黄楼。”当时王定民在湖北通城任县令，能书善诗，清正廉洁。得知苏轼知徐州，不远千里，前来拜访，一见如故，遂成好友，吟诗作赋，盘桓多日。不久，王定民在南山（后称户部山）台头寺挥笔赋诗后，与苏轼话别。苏轼率领旗队相送，出南门，入官道，一直送到石沟湖。“笔踪好在留台寺，旗队遥知到石沟”，就是讲的“定民留诗、苏子相送”的故事。苏轼诗中的“石沟”，就是指的石沟湖。返回途中，苏轼带领友人与属下，重上云龙山。站在山顶，向西眺望，但见一片洼地，水明如镜，犹如一条大石沟，其沟三面环山，一面临城，紫气腾腾，清风阵阵，不禁连声赞曰：此乃宝地也！他日归隐此处，我愿足矣！不久，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太守，万人相送，感慨万千。他在《罢徐州，往南京（商丘），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中，倾诉了对彭城父老的深情，对徐州风物的留恋。第五首中有：“卜田向何许，石佛山南路。下有尔家川，千畦种秔稌。山泉宅龙蛰，平地走膏乳”。诗句中的石佛山是指云龙山，尔家川就是指当时的石沟湖。“尔”是个多义词，可以作为第二人称的代词，如“尔等”；也可以作为某种事物的代词，如“尔日”、“尔为”等。根据徐州的地形，“山南路”显然是指泰山、云龙山南侧的东西路，在这条东西路的北侧就是当时的石沟湖，位于云龙山下。苏公的诗作，向我们展现了当年尔家川的美丽风光：云龙山下，积水成湖。山泉吐瑞，宅龙蛰伏。稻麦飘香，油菜流苏。野鸭成群，雄鸡起舞。百鸟和鸣，牛羊欢呼。在苏轼眼中，当时的石沟湖，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多次萌生在此买地建房的想法。此湖又名苏伯湖。据《重修云龙湖碑记》载：“云龙湖向以石狗湖名之，上承玉带河，溯源拔剑泉，下与奎河相通，雅称苏伯湖，以缅东坡治水之功也。”《新千年整理版——徐州府志》载：“城西南三里，有石狗湖（古曰簸箕洼。明潘季驯挑奎河，起苏伯湖，盖新此湖也。）”又载：“河臣潘季驯挑奎山支河，起苏伯湖入小河即此。”苏轼曾设想开通拔剑泉通往石沟湖的水道，但他的愿望未能实现便抱憾离徐。为缅怀苏轼当年的治水之功，故云龙湖又有“苏伯湖”之雅称。万人筑堤锁住蛟龙石沟湖演变为云龙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当时，每逢汛期，湖水暴涨，淹没农田，冲毁房舍。水退后，湖心仅有少量积水，难收养鱼灌溉之益。为此，市委、市政府决定挖土筑堤，扩湖蓄水，变水害为水利。1958年秋，万人出动，军民联手，打响了整治、扩建石狗湖的大决战。云龙山西坡的彰军碑碑文记载了这一历史。碑文曰：“古城徐州，群山环绕，地势低下。城西南石狗湖，三面临山，一面近城，集水面积达五十四平方公里。每至汛期，湖水泛滥，人民深受其害。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徐州的防汛工作。一九五八年决定治理石狗湖。翌年秋，驻徐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八军等部队和全市人民并肩作战，筑起了东起云龙山麓，西至韩山，长达四千多公尺的大坝。一九六三年进行加固，并将石狗湖改名为云龙湖，湖面达七千多亩。为纪念驻徐部队对徐州人民的大力支援，将大坝命名为八一大坝。云龙湖底高于市区，原唯一的排洪道奎河又从市区内流过，形成悬瓴之势。中共徐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为确保城市建设、人民安全和铁路畅通，从根本上解除水患，于一九七五年，决定再次加固大坝，并横穿云龙山开凿溢洪道，以便紧急时避开市区直接泄洪。一九七六年春，担负施工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六军、第十二军广大指战员、徐州矿务局一零六工区、江苏省丰沛矿区第二工程处职工，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开山凿石，日夜奋战。四十六军战士李建华和盛明亮在施工中光荣牺牲。一九八二年五月一日，长达两千公尺的溢洪道及其辅助工程胜利竣工，连同原来的湖堤闸，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水利系统，至此不仅解决了汛期洪水的威胁，而且对农田灌溉、水产养殖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并为南郊风景区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为表彰驻徐部队在建湖工程中的功绩，特立是碑，以记其事，使徐州人民世世代代永志不忘。”建成后的十里长堤，如同一道钢铁长城，锁在东西两山之间。堤上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堤下碧波荡漾，沙鸥翔集。正是：军民携手，同修钢铁长城防旱涝；山水联姻，共创太平盛世享安康。后人有诗为证：龙山坡下路东旁，五彩金亭瑞气昂。难忘当年苏子梦，犹闻十里号声扬。车轮滚滚红旗展，山炮隆隆大地黄。挖取石沟千顷土，筑成钢铁一堤墙。巍巍大坝传佳话，闪闪云湖润小康。喜看军民挥彩笔，并肩又写大文章！十里长堤建成后，徐州军民遵循苏公遗愿，在云龙湖和丁塘湖之间，开出一条玉带河，将拔剑泉之水引入云龙湖，使云龙湖的水质大为提升。不久，又将玉带河与大运河贯通，随时为云龙湖补水，确保云龙湖保持一定的水位和蓄水量。（下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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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苏东坡文艺创作的高峰在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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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1982年,我在全国苏轼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推出了一个新的学术观点,即“苏东坡文艺创作黄州高峰说”,当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与争鸣。这场争论已过去20多年了,学术界又有许多新据、新论、新探,不断地见诸报端,进一步认定我所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今天,有必要再从东坡黄州文艺创作的原貌、古今中外的权威评论、东坡文艺创作发展史的必然等角度,做点解读、梳理、阐述、归纳的工作,以进一步证明东坡文艺创作的高峰无疑是在贬居黄州时期;从而给世人以许多深刻的启示。

饶学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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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颉颃不坠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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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永君/文古琴乃是中国甚至世界上最古老、最具文化内涵及哲学意味的艺术之一，自上古伏羲时代问世，古琴便远远超越了音乐上的意义。千百年来，那清雅、淳美的琴声，寄托着多少先贤圣哲出尘不染、遗世独立的精神向往。自汉魏以降，中国人对古琴的认识已升华为是一种“以琴载道”的道器，那些傲骨凌风，淡泊世俗的文人墨客多爱与古琴相伴。在君子需掌握的“琴棋书画”四艺中，古琴更是无可争议地列其首位。如今，古琴早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苏东坡一生仕途颇多坎坷，政治上屡遭挫折，却生性放达旷逸，其外儒而内道的人格理想，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与琴性十分接近。古琴传神、移性、潜心静虑的抽象功能及琴声本身便具备的出世感，自然而然地成为他抒发淡泊、超逸，不与世俗同流情怀的最佳方式。父子皆为弹琴高手苏东坡是幸运的，不仅一生与古琴相伴，而且家中还拥有传世的唐代名琴——“雷琴”。相传苏东坡的家庭乃音乐世家，三苏父子皆为名噪一时的弹琴高手。据《历代琴人传》引明人张右衮《琴经·大雅嗣音》云：“古代多以琴世家，最著者……眉山三苏，斯皆清风颉颃，不坠家声于峄阳者也。”词是宋代的乐曲，苏洵虽无词存世，却颇懂音乐，是一位造诣极高的琴人，家里不仅有一张名为“老泉”（苏洵号老泉）的古琴，而且还蓄有一张惊世名琴——雷琴。在苏东坡传世的诗文中，记述家传琴艺的诗很多。嘉祐四年（1059年），三苏父子水路出川，夜泊戒州（今四川宜宾）时，苏东坡在船上细心凝听父亲抚琴。打从记事起，父亲的琴声就一直陪伴着他，可以说，苏东坡是在父亲的琴声中长大的。此时，人在他乡，月光下又聆听父亲抚琴，苏东坡的内心不觉感慨良多，于是当夜写下了《舟中听大人弹琴》：“弹琴江浦夜漏永，敛衽窃听独激昂。风松瀑布已清绝，更爱玉佩声琅珰。自从郑卫乱雅乐，古器残缺世已忘。千家寥落独琴在，有如老仙阅兴亡。世人不容独反古，强以新曲求铿锵。微音淡弄忽变转，数声浮脆如笙簧。无情枯木今尚尔，何况古意堕渺茫。江空月出人响绝，夜阑更请弹文王。”通观全诗，纵横恣肆，议论风生，一方面反映了苏洵高超的琴艺，崇尚古乐而不满世俗之乐，另一方面亦可以看出家庭环境对苏东坡的深刻影响，诗中“千家寥落独琴在”的感叹尤令人唏嘘不已。此处的琴应该不仅仅指父亲苏洵的那张名为“老泉”的古琴，更是指家中那张传世雷琴。拆开雷琴探究竟对于家中的传世雷琴，苏东坡曾有过十分详细的记载，他在《杂书琴事·家藏雷琴·赠陈季常》中写道：“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纹，其上池云‘开元十年造，雅州灵关村’，其下池铭云：‘雷家记，八日合’……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独然。其求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声出于两池间，其背微隆，若薤叶，然声欲出而隘，徘徊不去，乃有余韵，此最不传之妙。”苏东坡描写的雷琴，其琴面的蛇腹纹实为琴漆的断纹，是古琴年代久远的重要标志，异常珍贵。琴的外形特点“其背微隆，若薤叶”，这无疑是世间千金难买、不可多得的绝世妙器。中国音乐史上最著名的古琴雷琴，乃四川雷氏家族所造。隋文帝时，蜀王杨秀（隋文帝之子）爱琴，因而蜀地制琴名匠辈出。至唐代，蜀地已是海内制琴的主要基地，而最为著名的当首推雷氏家族，他们精湛的斫琴技艺为历代琴家所称道，所制的琴被后世尊称为“雷琴”或“雷氏琴”“雷公琴”。据史料记载，“九霄环佩”为唐代皇室用琴。756年，在唐肃宗继位大典上，琴师弹奏的古琴就是斫琴圣手雷威所制的“九霄环佩”。据说，目前名为“九霄环佩”的唐代古琴仅存四张，除香港一位收藏家外，另三张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四张“九霄环佩”虽尺寸各有不同，但形制完全一致。对古琴几近痴迷的苏东坡，当年为了研究雷琴“岳山不高，但无铣音”的奥妙，甚至不惜将自家珍藏的雷琴拆开来分析。如此疯狂的举动，大概也只有旷世奇才苏东坡才做得出来，他家珍藏的那张雷琴，距苏东坡生活的时代已整整三百年，在当时已经十分稀有和珍贵了。拆开雷琴后，苏东坡不无惊讶地发现：“琴声出于两池间，其背微隆，若薤叶，然声欲出而隘，徘徊不去，乃有余韵，此最不传之妙。”苏东坡为何要拆开雷琴探究竟呢？原来，苏东坡不仅会弹琴，同时还是一位斫琴高手。今天的济南市博物馆就珍藏了一张苏东坡当年亲手制作的黑色、流水断纹的仲尼式“云鹤”琴。松石间意以琴载道苏东坡不仅家藏传世雷琴，自己还拥有一张名为“松石间意”的爱琴。这张琴虽然名气远远没有家藏的雷琴那么大，却同样充满了传奇色彩。如今，这张避过历朝历代天灾人祸，辗转无数文人琴师之手的北宋名琴，就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松石间意”乃是北宋斫琴大师用桐木和梓木打造出的一张通体黝黑的古琴。在随后的漫长岁月中，包括苏东坡本人及唐伯虎等在内的各大文豪和丹青妙手，曾经无数次拨动它的琴弦。这张琴上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及闰月的十三个徽，全部用黄金制成，再加上用来固定琴弦的七个琴轸皆用和田玉制成，因此又有个很美的名字叫“金徽玉轸”。这些材质已经非常名贵了，更珍贵的是历代文人墨客的题刻。轻轻翻转这张古琴，十三则出自北宋至清代文人墨客的题刻，密密麻麻有序地布满了整个琴底。在琴上方，苏东坡题“绍圣二年东坡居士”、唐寅题“松石间意”并排而列。此外，出自明代的题刻全是苏州一带的书画名家，其中包括被后世称为“吴中四才子”中的唐寅、文徵明、祝允明三人，以及唐寅的邻居张灵、文徵明的儿子文彭等。而清代题刻则全是收藏者苏州怡园主人顾文彬的书画界朋友，也大多是史籍有载的书画文人，如石渠、沈竹宾、程庭鹭，及陶淇、陶溶兄弟等。这么多的名家题刻集于一张北宋古琴之上，可谓独一无二，价值连城。这是苏东坡和后世文人们联袂为中国文化创造的又一个奇迹。“松石间意”琴背上最早的题刻乃是苏东坡在绍圣二年（1095年）留下的。那一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罪名被贬岭南的苏东坡在恵州第一次品尝荔枝。在恵州，旷达的苏东坡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之情，不因被贬而心情郁闷。况且，每日还有心爱的古琴陪伴，人生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可以肯定，“松石间意”最初为苏东坡所收藏，由于保存古琴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停地弹奏它，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苏东坡曾在家中，在无数个清夜或晨昏，弹奏这张爱琴。我们同样可以想象，一生爱琴的苏东坡，在不停地奔赴祖国各地为官时，书童肩挑的担子中除了书卷，肯定还有一张古琴。“生活在远方”的苏东坡，一生孤忠为民，一生都在路上，都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行走，他在把自己的政治抱负、为官之道、文学理想、人生哲学带给中国人的同时，也把“以琴载道”的古琴艺术带到了祖国的天南海北。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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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体物”美学思想研究

学术论文

六朝是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觉醒时期，文人审美意识的自觉促进了“物”观念的转变，“物”获得了审美的真正独立，“体物”思想蔚然成一时潮流。令人遗憾的是，后世的学者多以“工巧”、“雕虫小技”等持否定批判态度，“体物”思想未能受到学者的充分关注。因而，笔者不揣浅陋，拟较为细致地考察六朝的“体物”美学思想，以期对“体物”的研究更进一步。拙文从范畴研究的视角出发，将“体物”思想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以六朝文人如何体物以及如何写物为脉络进行论述，试图通过较为全面、客观的分析，挖掘“体物”思想的内涵指向，从整体上把握六朝“体物”美学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的位置，并从学术史的角度鸟瞰六朝“体物”美学思想的嗣响。　　论文共由五个部分组成：　　绪论主要是论述六朝“体物”美学思想的研究缘由、现状及方法。　　第一章大致以“物”观念的审美独立历程为线索，通过自然风物、动物、植物这几种类型来阐释六朝“物”的内涵，可以说“物”在六朝时期获得了相当完整的阐释，以自然山水为肇始，六朝“物”的观念呈现出明显的转变，由比德转向审美、由感物转向体物，由附属逐渐走向独立，超越于目的和实用功利之上，获得了真正的审美独立。任何时代的观念都是时代的产儿，“体物”思想自然也不例外，六朝“物”观念的转折，源于儒玄佛多元思想的影响，以及隐逸思想的浸染。此外，庄园经济、个体自觉的生命意识、江南的明山秀水等，这些因素也共同推动了六朝“物”观念的审美独立。　　第二章主要是探究六朝时人体物的方式，首先从“体”出发进行分析，指出“体物”之所以为“体”的缘由。继而具体探究六朝文人如何体物，从审美主体而言，主要通过观、味、游等几种审美方式去把握物之美;而从审美客体来说，任何客体皆由形与神构成，六朝时期的“形神之辨”促使“形神”成为关注的焦点，为六朝文人“体物”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一方面，六朝文人追求“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穷形尽相”、“形似”，注重客观、逼真的写实描写，“尚形”文风实则映照了六朝时期对物的亲近;另一方面，“物”之美在于形，更在于“物”之神，顾恺之的“以形写神”、“传神写照”肇其始;谢赫“气韵生动”思想进一步深化，由人物画而至山水画，宗炳的“畅神”思想，以及书法中王僧虔的“神采论”，“尚神”之风蓬勃发展，实则是六朝时人对“物”本质真实的探索。“尚形”抑或“尚神”无不彰显了六朝文人用整个身心去体认物，摹写物的真实状貌，从而究见其理。　　第三章主要是研究六朝文人如何写物，六朝时期的写物并非是一蹴而成的，诗骚的“敷陈”，特别是，汉赋“铺采摛文”的写物传统为六朝文人写物提供了艺术储备。六朝时期，各种写物手法大放异彩。六朝时人以独特的欣赏视角，辅之以视觉、听觉等各种感觉器官，体察入微，穷形尽相地写物图貌，用以寄托情志。六朝人潜心于文学形式、执着于文采的探究，以此摹写物的瑰丽多姿。其在文学形式上进行了种种探索：诗赋彼此渗透，赋也进一步骈化，骈文随之产生;永明声律理论体现了人们对文学声律之美的自觉追求，对偶之风日盛，体现了工偶精对的审美效果，推动了近体诗的产生;愈演愈烈的辞藻逐丽之风，形成了元嘉的密丽、永明的清丽以及梁陈的艳丽，各个阶段虽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六朝文学趋向“尚丽”的倾向。　　第四章主要是挖掘六朝“体物”美学思想在后世的承传，六朝“体物”思想并未像“缘情”、“感物”等思想烛照后世，更多的是处于一种被遗忘的状态。从哲学上而言，直至宋代，张载、朱熹等人对“体物”才有所阐述，“体物”被视为是主体认识物、把握物的一种方式，通过对“物”亲历的体察，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对文学而言，对“体物”也只有只言片语的提及，承传之人少之又少，仅有朱弁、陈绎曾、王夫之对“体物”有所论述。朱弁在钟嵘“直寻”的基础上，对“体物”加以改造，是抛却使事用典的“古人畦径”，用身心合一的整体去观照物，从而获得审美体验。“体物”除却逼真摹写物之外，更要反映主体体认物之时所产生的审美体验，并结合杜甫、苏轼等人具体的文学创作加以论述。而陈绎曾则从修辞学的角度阐述了对“体物”的看法，其“体物七法”将体物手法搜罗殆尽。其分类虽不尽科学，但也不失为一种进步。及至明清时期的王夫之主要从情景关系来阐述体物如何得神。

张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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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诗话对杜甫诗学思想的接受

学术论文

诗话在宋代蔚然兴起，成就斐然，成为宋代诗学中重要的思想资源。杜甫以其高尚的人格修养和深刻的诗学思想走进宋人视野，宋人以杜诗为典范，在宋诗话中分析和总结杜诗诗学传统、风格特征、创作技法等，形成了杜甫研究的高峰。本文欲结合杜诗，探讨杜甫诗学思想在宋诗话中的接受。　　第一章讨论宋诗话对杜甫诗学传统的体认，宋人以集大成标榜杜诗;此本分以屈宋、陶渊明、庾信、《文选》为重点讨论杜甫的师友关系，探讨宋人对杜甫诗学传统的体认。宋人认为杜甫延续传统诗学，谈及杜诗的言志传统和抒情传统，最终集大成成为宋人对杜甫诗学成就的共识;其认为杜之所得在《骚》，杜诗意度闲雅不减渊明，杜之句法出庾信，杜诗大率宗法《文选》。在此过程中，可见宋代诗学的转变。　　第二章从诗人的人格修养和学识修养两个角度入手，论述宋诗话对诗人修养的体认。杜甫推崇儒家诗学思想，重视诗人人格修养。宋人推崇杜甫的忠义人格，以忠义标榜杜甫，以诗史来评论杜诗，从纪实到春秋笔法再到诗性特征，宋人亦在丰富着诗史内涵。宋人认为“不读万卷书，不知老杜诗”，强调“无一字无来处”。宋人赞赏杜甫的学识修养，注重学识积累，创作走向知识化，如其诗歌中运用大量的典故。对于这种现象，宋人提出反思，认为诗在于吟咏性情，讲求自然之美。　　第三章论述宋诗话对杜甫创作思想的接受，杜甫苦思创作，宋诗话中形成苦吟之说，重视诗意，强调练字等都体现了苦思的思想。宋诗话对杜甫的诗法做了总结，认为“句法自是一家功夫”、“诗以一字为工”、“文章必谨布置”。宋人赋予句法丰富的内涵，包括风格、句式排列、用字等，逐渐把风格意境与语言结构功能结合起来。杜甫的练字妙处在于“炼虚字”和“炼实字”，以及诗有健字、用常人不用之字、屡用一字、以实为虚。其中有创建也有失误。　　第四章阐述宋诗话对杜诗风格的接受，从语峻体健意亦深稳，一唱而三叹讨论宋诗话对沉郁顿挫风格的接受，从浑然天成自然高妙讨论对自然风格的接受，从句意含蓄诗意悠长讨论对含蓄风格的接受。结合创作实践，宋人认为诗歌应该追求自然之美，不能刻意为之，过分雕琢，高明的诗是于雕琢处不见雕琢的痕迹。同时，诗歌要通过委婉隽永和曲折婉转的表达方式，营造出意蕴丰富诗意深远的境界。　　宋诗话以杜诗为依据，总结杜甫的诗学思想，通过理性分析力求从具体可感的层面把握诗歌创作，在不断建构和反思中，构建起宋代的诗学理论，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诗学资源。

赵相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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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春秋时期的“非礼”现象——以《左传》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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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礼”即不符合“礼”,而这个“礼”指的则是“周礼”。故而记载春秋时期史事的《左传》等文献所谓的“非礼”,即是对这一时期出现的不符合西周礼制之现象的反映。春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依附于其上的传统礼制已无法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以致于出现了各种违背西周礼制的“非礼”现象。通过对春秋时期各种“非礼”现象的分析,藉此可以窥探周礼的部分内容,并由此亦可了解这一现象的特点和出现的原因。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主要以《左传》中明确记载的“非礼”现象为主,兼采先秦文献与之有关的记载,在前贤史俊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春秋时期的“非礼”现象及相关问题作一系统的整理和分析。本文由六个部分组成,具体情况如下：绪论部分主要阐明论文的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指出以《左传》为中心探讨春秋时期的“非礼”现象对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其次,简要介绍古今学者关于该问题的研究成果。此外,点明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前辈学者更多地专注于解读《左传》所体现出的“礼”而较少涉及“非礼”的局限,将春秋时期的“非礼”现象作一系统、专门性探讨。第一章,主要介绍春秋时期“礼”与“非礼”现象的基本情况及相关概念。在分析原始资料并结合先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礼的起源和内涵进行简单的介绍,认同礼的起源是多元的,且春秋时期的“礼”既包括典章制度,也包括道德规范和礼仪形式。不仅有礼的内在精神,也有礼的外在体现。同时,明确这一时期所谓的“礼”与“非礼”是以周礼为标准的。因此,所谓的“非礼”现象,即是不符合“周礼”的现象。而本文所探讨的“非礼”现象主要以《左传》中明确记载“非礼”的现象为主,兼采先秦文献与之有关的史料记载。第二章,按照吉、凶、军、宾、嘉的五礼分类法,对春秋时期出现的“非礼”现象进行分类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原始文献史料和《左传》的注、疏等文献,阐述言其“非礼”的原因,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借以窥探其所“非”之周礼的相关礼仪仪规,并与“三礼”和青铜器铭文的相关记载进行比较。第三章,基于春秋时期“非礼”现象的分类分析,结合表格,指出这一时期的“非礼”现象的特点：首先,春秋列国纷纷出现“非礼”现象,不仅是秦、楚、吴等这种被视为“蛮夷”的国家存在“非礼”现象,齐、晋这样的中原大国,甚至是以守礼著称的鲁国亦出现了“非礼”现象;其次,不同的阶层包括周天子、诸侯、卿大夫等都有“非礼”现象;再者,这一时期女性贵族也存在“非礼”现象。可见这一时期的“非礼”现象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第四章,从政治权力的下移、寻求政治利益同盟的趋使、礼义与礼仪的分离,以及刑法的推行等多个方面综合分析春秋时期“非礼”现象出现的原因,明确这一时期出现“非礼”现象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最后为结语部分,重申春秋时期“非礼”现象即是不符合周礼的现象,其在五礼中都有体现。指出以《左传》为中心对春秋时期的“非礼”现象进行分析,这一工作对于我们了解周礼的相关内容有着重要的意义。

苑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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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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