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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宝树繁花”寻觅家谱里的“三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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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边钰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清代人熊国珍由楚入蜀，迁至四川遂宁芶家场，聚族而居，一段筚路蓝缕的家族史由此扎根发芽。如今，这段平凡人家的家族史可以从“宝树繁花——巴蜀家谱文化展”上展出的四川遂宁《熊氏族谱》中寻觅。当前，由国家图书馆、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指导，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联合主办，思绥草堂协办的“宝树繁花——巴蜀家谱文化展”正在四川省图书馆举行。展览对巴蜀家风家教文化、少数民族家谱、巴蜀特色家谱等进行展出，在川渝地区尚属首次。一本本家谱，不仅记录了一个家族在蜀地扎根繁衍的故事，也收录着巴蜀移民迁徙的时代特征。一张张泛黄的纸页，将后人对祖先的绵长思念化作家谱里的三五行，让人们知来路、见自己。A一本而连万枝家谱里的“家族记忆档案”“这是一次打破成见的展览。”成都读者杨艳花了两个小时观看“宝树繁花——巴蜀家谱文化展”。在此之前，她对家谱的认识，仅停留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名字上，“但实际上，家谱的内容很丰富。”展览里，《黄氏族谱》建中公谱系图让她印象深刻，一棵类似参天大树的树形里，上下父子之间用“垂线”纵贯，左右兄弟之间用“横线”相连，这是家谱的体例之一——苏谱，其呈现倒向的树形，寓一本而连万枝之意。四川省图书馆古籍部工作人员师蒙丽介绍，“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和苏洵均出生于四川，且热衷于修谱。欧阳修从司马迁《史记》的“表谱”形式得到启发，首创《欧阳氏谱图》；而苏洵则在欧阳氏的基础上改进创修《苏氏族谱》。由此开创苏谱与欧谱之体例，后世各家修谱多有推崇。二谱的体例形式均为世系和世表相结合的“独图式表谱”。在内容上均以“谱系”为主线，以“牒注”为辅助，构成谱与牒的组合体；在排列上从上至下按“高曾祖父子”依次布局，从右及左由兄及弟不断延续。“区别在于欧谱是‘世代分格’，即每世每人都占有一格，将人物的世系和世表组合于一格之内。”她解释，苏谱是“垂珠体”，取消了欧谱每人一格的形式，而是上下父子之间用“垂线”纵贯，左右兄弟之间用“横线”相连，形成以一个页面为一张大图表。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世谱等，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记录家族的世系繁衍、迁徙发展、婚姻仕宦及文化素养等方面的历史图籍，堪称家族的百科全书，是百姓的“家族记忆档案”。宏观来看，绵亘数千年的中国家谱文化，贯穿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是中华文化的一朵奇葩。四川省图书馆馆长王龙介绍，本次展览以家谱古籍展陈为主，以“家”为切入点，通过“谱牒生辉”“巴风蜀韵”“名人谱萃”“民族一家”“皇族玉牒”“稀见姓氏”“祖堂家影”七个部分，对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收藏的近90部古籍、6件挂图进行展出。其中包括四川省图书馆藏巴蜀移民家谱、稀有姓氏家谱、稿抄本家谱、名人家谱，重庆市图书馆藏移民家谱、续修家谱，国家图书馆藏少数民族家谱、皇族玉牒，思绥草堂藏祖堂挂图等重要展品。在古代，家谱意义重大。师蒙丽介绍，宋代以前，家谱以官修为主，主要作为官吏铨选和巨姓望族婚姻门第参考的依据。宋代以降，私家修谱日渐兴盛，家谱的编纂主要转为说世系、序长幼、辨亲疏、尊祖敬宗、睦族收族。到了明代，家谱体例臻于成熟和完善，奠定了后世家谱基本格局。清代及民国，中国家谱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内容之丰富、卷帙之浩繁，堪称中国家谱发展的高峰时期。按照中国传统惯例，修编家谱一般是60年一大修，30年一小修。“目前所知，族谱中续修最多者有20余修。”师蒙丽补充，因天灾、人祸诸等不虞，时有中断者，能全部完整保留下来绝少，多已成断简残帙，甚至散佚无寻。B移民文化入家谱交姓家谱里的川人情谊陈子昂曾云：“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移民迁徙，是四川历史绕不过去的关键词。早在远古时期，岷江上游河谷的先民，用足迹推进着人类开发成都平原的历史，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人群，与川西高原本地原住民在一次次迁徙中融合，共同创造了早期的古蜀文明。这种迁徙交流，古今接续，共塑巴蜀之地。自先秦时期开始，巴蜀地区便不断大量吸引外来移民，每逢战乱，便有大批移民避难入川。明清时期，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开始了“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潮，从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出发，众多家庭携家带口进入四川谋生。这些移民历史，也被记录在数不清的故旧家谱之中，成为绝大多数四川人的集体记忆。此次展出的《陈氏族谱》，纂修于民国年间，记载了四川成都陈氏始祖陈元佐，原江西人，在元天历年间迁居广东兴宁。始迁祖陈华英，于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携眷入蜀，居成都，而后子孙繁衍，至族谱落成时已十世有余。有意思的是，陈氏族谱“用白话文来写古事实”，记载其先祖“在粤东因着天旱和地方糜烂的缘故”而领族众到四川来。该谱历时三年完成，详细记载了本支系先祖多次辗转迁居的路线，并绘制迁徙地图。族谱两册内封“陈氏族谱”，书名分别由时任交通部总务司司长陈国钧、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题字并钤印。在这些带着迁移印记的家谱里，川人重情重义的品性也彰显无遗。比如四川双流《张卢族谱》，是族谱中稀有的交姓之谱，它记录下这样一段暖人的情谊：双流张卢氏始祖为明末张继祖和其子成鼎，于清康熙年间迁四川双流。明末张氏阖门殉节，张继祖好友卢应先闻之，携其幼子远遁，抚养成人，更名卢成鼎，这就是张卢交姓的来源。谱中除卢成鼎外，子孙仍改回张姓。不过，张氏子孙没有忘记张卢交姓的往事，因此用“张卢”为谱名。谱中还收录了《双流县志》关于张卢交姓的实录。C兼容并蓄用家谱注解何以巴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来自中原、湖广等地的移民在这里安家立业，汉、藏、彝、羌等众多民族在这里交融汇聚，灿烂悠久的巴蜀古国文化、兼容并蓄的中原文化、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个性鲜明的移民文化，共同谱写了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四川家谱受上述诸多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独具地域特色。比如，因为始祖多是在清初才迁入四川，所以现存的巴蜀家谱多是清道光以后修撰的，年代较近；有不少家谱直接称作“蜀谱”，强调地域性；由于入川的历史相对较短，宗族人口相对较少，使得巴蜀家谱中记载的世系较短，大多数在10册以内。但巴蜀家谱记载的内容却十分丰富，有关于先祖迁居创业过程的叙写、关于女性祖先的传记、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地方社会的记录等等，这都是其他地区家谱所少见的。四川成都《钟氏族谱》《钟氏续修族谱》《钟氏重修族谱》这三部族谱，是四川现存少有的世系较长的家谱。它勾勒出一个家族几代人的迁徙发展史，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的发展变迁。四川成都钟氏始迁祖钟汝明，原广东惠州人，于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迁蜀，置产业于成都西麻糖壩，家族于此繁衍发展。钟氏族谱始修于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于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刊刻完成，后经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两次递修。三部族谱里不仅详细记载了家族繁衍的世系脉络、成员简况，也记述了家族发展的故事，从始迁祖创业的艰辛，家族经历战乱的苦难，再到进入民国后家族新的变化。细细读来，生出巴蜀味《百年孤独》之感。综观现存巴蜀家谱，还有不少精美的手抄本家谱、稀有姓氏家谱、少数民族家谱等，不仅见证了巴蜀丰富多彩的家谱文化，也为四川的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修家谱需要耗费人力和财力。对于财力不太雄厚的家族，手抄本则成为首选。比如，四川德阳《林氏族谱》，由清代林贲元等纂修，为清抄本，同时又具有刻本版式。和其他家谱不一样的是，这件家谱事先印制朱色版框、栏格、牌记、插图等样式，再手写抄录族谱文字内容。如今，翻阅来看，其家谱体例完善，内容全备，并印制墓图、先祖画像等插图。其墨色饱满，字迹秀丽工整，不失为民间一种节约高效的修谱方式。此次展出的还有若干生僻罕见姓氏家谱，如别、闵、亢、茹、门、漆、钮、劳、补、於、仲、晏、蓝等姓，观者可一览生僻罕见姓氏风貌。比如展出的四川犍为《牟氏宗谱》，始祖牟天运，原籍湖北麻城孝感，于明洪武年间迁四川乐山犍为县。该藏本收录始祖至九世承字辈子孙世系源流。犍为牟氏一族重科举读书，《牟氏应试科条》有16条奖励得入文武科者的条文，如“文武生入乡试者奖茶钱二千四百文”。牟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四川、辽宁等省为多，在百家姓中排第488位。D名人家谱浩瀚家谱文献中鲜亮的家国特色自古以来，“天府之国”孕育了许多历史名人，如文翁、司马相如、扬雄等，更有众多文化世家，他们以经史百家之说传家，以孝悌忠义为修身立德之本，睦族亲邻、行善乡里，倡节俭、重执业，形成了“忠义爱国、耕读传家、清正廉洁、孝亲敬长”的巴蜀家风。在这次展览中，名人家谱熠熠生辉。宋代，有眉山苏氏家族以持正立节、诗书传家，造就了苏洵、苏轼、苏辙“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四川眉山《苏氏族谱》，“三苏”不仅以极高的文学造诣著名于世，且道德情操同样为人所赞扬。苏洵育子，要求读书正业、兄友弟恭。如今，人们可以在《苏氏族谱》中看见：“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这份穿越岁月洪流的家训，将苏洵对家庭伦理的重视体现无疑。明代，新都杨氏家族的“四重”“四足”家风成就了以杨春、杨廷和、杨慎为代表的“一门七进士，宰相状元家”。民国年间纂修的新都《杨氏家谱》，展示了新都杨氏家族世代相传的家规家训。如“四重”：“家人重执业，家产重量出，家礼重敦伦，家法重教育”，教育子孙敦睦人伦，立业兴家。再如杨慎所作“四足歌”，从居住、饮食、娶妻、育儿四个方面教育子孙要知足常乐，节俭持家。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正是优良的家风环境，使杨氏家族不断发展壮大。师蒙丽介绍，一些文化名人也会受人之邀，为其他家族所修族谱撰写谱序，这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中十分常见。这些名人所修家谱及所撰序跋，是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源，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家族记忆，为丰富灿烂的家谱文化增加了别样魅力。如今，人们透过纸页，窥家谱，究过往，这些泛黄的历史，像是一束光，将平凡的家族故事串联成脉，穿越历史洪流，照进现实……

边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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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补之唱和诗研究

学术论文

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精通诗、词、文、书、画，但他的诗名为文名所掩盖。他一共存诗656首，其中唱和诗有357首，占其诗歌的一半还多。宋代唱和盛行，晁补之多次参与文坛盟主苏轼发起的诗歌酬唱盛会，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作为苏轼的得意门生，在自出己意自立精神的影响下，他的唱和诗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唱和诗是晁补之诗歌中较有意义的部分，但至今对其唱和诗的研究仍是空白。本文以他的唱和诗为切入点，通过与其他诗人的比较得出其唱和诗的独特之处，并深度挖掘其背后的历史意蕴和文化意义。内容大致分为前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唱和传统，晁补之唱和诗的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第二部分是正文，由四个章节组成。　　第一章，主要介绍晁补之唱和诗创作的总体概况，并分析他大量创作唱和诗的原因。晁补之的唱和诗在不同的阶段创作数量不同，按其不同时期的创作情况划分出平淡期、高潮期、低谷期。同时，结合时代因素，从唱和风气盛行、党争的影响两个方面分析他大量创作唱和诗的原因。　　第二章，主要围绕着晁补之的主要唱和对象进行论述。并把其唱和对象归为苏门师友、官场同僚、古人三类。晁补之同苏门师友中的苏轼、黄庭坚、张耒，官场同僚中的李昭圮、孔平仲往来较多，这些人对他的影响也比较大。这一章的研究主要展现晁补之的生活、交际等情况，论述在其诗风、人生观、仕途观形成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其中，和陶诗是晁补之唱和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他的晚年平淡诗风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第三章，主要论述晁补之唱和诗的内容。他的唱和诗有诗酒娱乐之作，有叙述个人生活之作，有抒情咏怀之作。其中，诗酒娱乐主要表现在:描绘宴饮之乐、以文字为戏、以学问为诗三个方面。叙述个人生活部分则从躬耕生活、宦海沉浮和以日常生活趣事入诗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抒情咏怀主要表现在“抒发政治怀抱，劝慰他人升沉有命”、“抒写隐逸思想，与他人相约寻故山”两个方面。　　第四章，主要论述晁补之唱和诗的艺术特质。因为次韵对象的不同，晁补之考虑到照应原唱的内容、形式等因素，他的唱和诗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主要表现为豪迈隽爽、沉郁悲凉、古雅清淡三种风格。晁补之的唱和诗注重炼字炼句，爱用奇字奇句、善于用虚词。他还讲究立意翻新出奇，主要表现在另出新意、善用翻案手法。　　第三部分是结语，主要结合晁补之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分析其唱和诗的独特性，并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和定位。

吕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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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叫我谁谁的儿子/女儿”

报纸

“不要叫我谁谁的儿子/女儿”今年3月底，《红高粱》电视剧的改编权交给了莫言的女儿管笑笑，及近日作家叶兆言接受采访时为“文N代”大鸣不平等事，让“作家家族”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其实，综观如今的文坛，子女继承父辈写作事业的并不在少数，且不少人已在文坛强势崛起。他们还被冠以一个名为“文二代”的标签，似乎印证着自己的成就承袭了父辈的“恩荫”。事实上，虽然作家后代出书时往往站在高起点上，更能引起文坛关注，但是新一代作家并不愿意与作家父母们扯上关系，他们的写作主题也与父辈存在着巨大差异。叶兆言为“文N代”抱不平至今自己仍被叫叶圣陶的孙子上个月，叶兆言的中篇小说《一号命令》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他接受采访时大谈当前的文学环境和写作方向。但一说到自己的女儿叶子，他就开始为“文N代”大鸣不平。近年来，一群被称为“文二代”的新生代作家，在文坛强势崛起，比如李锐之女笛安、莫言之女管笑笑、苏童之子童天米、池莉之女吕亦池、赵长天之子那多、肖复兴之子肖铁、刘墉之子刘轩、郑渊洁之子郑亚旗等。而在高中就出版了《带锁的日记》、《马路在跳舞》等作品的叶子也是其中一位。对此，叶兆言表示他不认为女儿是小说家，至少现在还不是。他坦言自己女儿极不愿意别人在她面前提父母，说“这是谁谁谁的女儿”，“文二代占了便宜，但也吃亏。别人的孩子出了一本书，旁人感觉了不起，文二代写了一本书，旁人会说‘才出一本啊’。其实我对此事感同身受，我自己就是个文二代、文三代。我已经出了100多本书了，可是那么多年了，别人介绍我时，还会说‘这是谁谁谁（指叶圣陶）的孙子’。你看，我那么多年‘装孙子’装惯了，很狼狈、很尴尬，因此很能体谅女儿的感受。”文坛常见“作家家族”子女不愿被父母的光环笼罩在当下，“作家的后人成为作家，文人的子女成为文人”，确实是比较常见的现象。除管笑笑外，一批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生代作家子女正活跃在当下文坛，这其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应该是作家李锐、蒋韵的女儿笛安。笛安已出版了《西决》、《东霓》、《南音》、《告别天堂》、《芙蓉如面柳如眉》以及《妩媚航班》等作品，2010年获“华语文学传媒”最具潜力新人奖，有大批的追随者。9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11岁写成长篇小说《正在发育》，12岁写成长篇小说《青春前期》等，并成为多家报刊的专栏作家。其母亲尚爱兰也是作家，出版有小说《永不原谅》，散文集《数字美人》等。笛安年纪轻轻就得到了读者和文学评论家的赞誉，很多人心里都会有个疑问，是不是受到父母的教导和指点呢？针对这个问题，笛安称，自己不喜欢在写作上跟父母扯上关系，因为这是非常无聊的事情。“如果说作家父母对我有帮助，那只能说因为父母的原因，我从小就有了比较大的阅读量。平时我和父母谈的大都是些家长里短，很少谈文学，更何况我们的写作风格和想法都不一样。”也有很多人以为蒋方舟写作是受其母影响，但蒋方舟曾在多种场合澄清，她11岁写出长篇小说后，母亲才开始写作。其实，不仅是作家后代不愿意提自己的父母，作家父母们也不愿意自己影响到孩子的写作。池莉的女儿吕亦池曾告诉记者：“我妈妈并没有期待过我会走上写作之路，她一直认为我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创作题材迥然不同撇清关系写好自己的作品虽然在外人眼中作家后代占有很多文学上的稀缺资源，想要成功并非难事。但比起上一辈来，作家后代在写作上有自己的领域，他们多倾向于青春、悬疑等较为“时髦”的领域，而其父辈们的创作领域则宽泛得多，写作中往往偏重于乡村题材。这一点除了两代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以外，年龄和阅历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比如已故作家赵长天和儿子那多，一个是走纯文学的道路，另一个则在悬疑类文学市场中驰骋，差异之大不言而喻。文学评论家师力斌称，作家后代的作品经历了从网络写作开始，到畅销书出版或者青春杂志连载，最终到体制内作家、评论家的认可，这样三个阶段。作家后代的创作受市场的影响比较大，市场经济给他们提供了广阔、独立的创作空间。同时，新生代作家都不同程度地依托了网络或者出版商，以提高作品的影响力。文学评论家白烨则对作家后代给予了较高的期待，他称，“作家后代接续着父母辈的写作向我们走来，但又带着他们自己的风度与个性风采。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后浪推前浪，各自领风骚’,是当代文学的一抹亮光。”（综合）相关评论“文二代”是个伪命题因电视剧版《红高粱》第一编剧选定莫言爱女管笑笑，“文二代”一词再次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对“文二代”一说，我以为这是一些人意气用事、逞一时之快的结果，该说法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与可以继承父辈财富而成为“富二代”所不同的是，作家父母可能会在文学方面给予子女一些影响，但却很难成全子女成为“文二代”的。因为，属于精神层面的文学创作才华不是物质财富，也不能像物质财富那样能够交棒、传递给子女的。宋朝时，苏洵及其儿子苏轼、苏辙被称为“三苏”，其中以苏轼的文学成就最大。可事实上，苏轼是因为被贬流放寄情山水间才创作出千古华章的，他的文学才华也不是其父苏洵交棒和传递的。此外，我还想起鲁迅临终前的话：“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大文豪和大思想家鲁迅之所以留下这样的遗嘱，一定也清澈地认识到：文字功夫是不可交棒和传递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文二代”的说法呢？我以为，是现实生活中那些傍爹啃老、坐享其成之事混淆了我们思考的视线，用“官二代”、“富二代”之说把我们的思维引到岔路上去了，糊里糊涂间，让我们忘记了文学才华是不可交棒、不可传递的。（章学锋）业内观点他们是时代文化的必然产物这几年，“文二代”现象一直备受瞩目。对此，北京含章行文图书发行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飞翔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新生代作家的悄然崛起是时代文化的必然产物，只不过有些被贴上了‘文二代’的标签，即使有这样的现象，我认为也是一个好事儿，因为他们继承的是父辈留下的文化。当然，因为生长的环境和时代不同，‘文二代’与他们的父辈之间的写作风格大多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改变也是创新，正是使他们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决定因素。他们因为生活的状态和阅历没有前辈那么深厚，短时期也不会有前辈那样深重的作品，这也很正常。”于飞翔还认为，没必要对“文二代”现象过多渲染，“虽然他们也一定会借助父辈的光环，但如果自己没有创作实力，终归还是昙花一现很快消逝”。相关链接这些作家后代1、管笑笑：文坛重量级作家莫言之女根据管笑笑的采访稿件，她受莫言的熏陶，从小偏爱文学艺术。2003年初，管笑笑的处女作《一条反刍的狗》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有记者采访此事是否与莫言有关，管笑笑回应：“出这本书，我并没有沾父亲的光。就算我是莫言的女儿，如果我写的是一堆垃圾，人家凭什么接受？”2、郑亚旗：“童话大王”郑渊洁之子郑亚旗小学毕业后，在家接受“私塾式”教育。2005年创办《皮皮鲁》杂志并重新策划《皮皮鲁总动员》系列丛书；2010年，创建了北京皮皮鲁总动员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任CEO。3、童天米:著名作家苏童之女童天米是名少年作家，12岁时便出版散文集《我的钥匙你的门》，其父亲苏童为中国文坛重量级作家，著有《妻妾成群》、《大红灯笼高高挂》等。4、戴萦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之女戴萦袅，四岁时即发表“口头文学”，在《小青蛙报》上发表两句诗，从小学起陆续发表习作数十篇，曾多次在全国及省级以上作文大赛中获奖。曾出版《话说本班男生》、《我们班男生》、《飞翔在童心世界》、《被磕疼的心》。《被磕疼的心》被媒体称为“一部很有才情的少女小说。”5、刘轩：知名励志作家刘墉之子刘轩以与刘墉合著的《奋斗书：刘墉父子谈人生》进入文坛，代表作有《Whynot?给自己一点自由》、《寻找自己》、《颤抖的大地》等。有媒体评论，相对于父之业绩赫赫，刘轩大有青出于蓝之潜质，使他成为台湾新时尚的代表。(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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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效法到超越:《潮州韩文公庙碑》的经典化

期刊

韩愈贬谪潮州沾溉黎民,民众对他的纪念延续至宋代,吏民重建韩文公庙,并邀请苏轼撰写庙碑。苏轼效法韩愈《柳州罗池庙碑》等文章,熔铸韩愈诗文,从而达到尊韩似韩的风格,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潮州韩文公庙碑》效法《柳州罗池庙碑》的道德文章经典主题,以先功德后文章的揄扬路径,赞誉韩愈在潮州的政绩,揭示其受到人民爱戴的缘由。二是《潮州韩文公庙碑》对《柳州罗池庙碑》章法的承袭与新变。承袭体现为苏轼效法先文章后曲辞的庙碑样式,文章中蕴含着作者情感,自然流露出苏轼的贬谪情愫。而新变则表现为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大量融化儒家典籍为文,凸显韩愈在儒家演变史上的地位,寄托了苏轼对韩愈倡导儒学的认可。三是《潮州韩文公庙碑》承传韩文雄浑风格,尊韩似韩。苏轼熔铸韩愈诗歌、文章,化用韩愈史传事迹,嵌入韩愈元素等来推尊韩愈。文章风格排奡,极具气势,充沛雄浑,可以摩韩文之垒。四是《潮州韩文公庙碑》效法《柳州罗池庙碑》,经新变而超越,从而成为碑志文的经典样式。这种叙事、议论,又蕴含作者情感的文章形式,对苏轼后来的庙碑文及黄庭坚的庙碑文等产生了重大影响。至此,《韩文公庙碑》作为碑志文经典化定型,得到后辈文士的广泛认同。

郭春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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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词中的人格美

期刊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东坡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形成了他旷达洒脱的生命情怀,这种情怀反映在词作中就形成了清旷的艺术风格。他笑对人生厄运的旷达洒脱态度感动着一代代读者,其富有清旷风格的词作也使读者获得了内心的平静和精神的慰藉。苏轼文思敏捷、

宋保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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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有元代言体

会议论文

＜正＞“代言诗”是笔者对中国古代诗词创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大类的指称。“代言”,即代他人言,作品是以第一人称“我”出现,但此“我”却非作者自我。此类诗具体又可分为两个涵项,其一为替他人作;另一为自作,却设置了一个非我之“我”,此非我之

廖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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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美学视角下的宋词《雨霖玲》两个英译本对比研究

期刊

本文主要用翻译美学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方法,以宋词《雨霖玲》为研究对象,结合许渊冲的"三美论",从四个方面研究其两个不同的英译版本。本文通过分析和对比研究提出:中国古典诗词在翻译上将传统的翻译理论同翻译美学的学科理论相结合,更能从字词句到情感传达出古典诗词全方位的美感。

郭先英[1];刘鸿[1];陈舒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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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顺应视角下Burton Watson《庄子》英译本意象翻译研究

学术论文

《庄子》作为道家学说的代表作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其恣肆汪洋的想象和绮丽优美的语言几百年来为世人称道。它所呈现的博大精深的哲理对于当代社会也大有裨益。书中丰富的意象奇特诡异，意蕴深远，是众多寓言故事的主角。它们投射了作者的情感、信念、思想，具有深刻的寓意。深入领会意象的深层含义，对于理解《庄子》的哲学思想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准确翻译这些变化多端，仪态万千的意象对于译者而言是极大的挑战。　　2000年，Verschueren在他的著作《语用学诠释》一书中首次提出顺应理论，为语用学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根据顺应理论，使用语言是一种不断选择的过程，语言的选择是指从语境和语言结构上动态地根据不同的心理意识程度做出某种顺应，选择可能发生在语言结构每一个层面上。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语境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语言使用者在理解和使用语言时要顺应语境相关因素。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不仅关系到语言自身，还与语言之外的各种因素息息相关。译文语言的选择也是做出动态顺应的过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时刻顺应两种语言的不同语境。本文将顺应理论中的语境顺应运用到意象翻译中，试图从语用学视角对研究翻译行为的可行性加以佐证。　　参照陈植鄂教授关于意象的分类标准，笔者对《庄子》中的典型意象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并概括其特点，指出它们蕴含的深层意义。从顺应理论的语境顺应的视角出发，深入研究Watson在翻译意象的过程中如何通过选择合适的语言，对交际语境中的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及物理世界做出顺应。最后笔者对Watson采用的翻译原则以及其译文特点进行了概括。　　通过研究发现，Watson在翻译的过程中注重原文的忠实性和译文的可读性。在此原则之下，从语境的不同方面做出了合适的语言选择。其译文语言流畅通顺，简单明了，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本文旨在通过对Watson版《庄子》中意象翻译的语境顺应研究，一方面为《庄子》的翻译研究提出新的视角;另一方面为其他译者进行意象翻译提供借鉴。

龚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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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礼”的内涵及其对人物形象描绘的影响

学术论文

“礼”是《左传》思想的核心，在《左传》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左传》之前，礼经历了夏、商两代的发展并最终在西周得到成熟和完善。周礼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起到了维护等级制度、提升个人道德以及雅化政治人际关系的作用。周礼正是《左传》“礼”思想的母体和核心。《左传》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融汇诸家思想、顺应时代潮流，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礼”，其特点是以儒家学说为根本，同时兼容了诸家学说。在内涵方面，《左传》之“礼”则表现为“礼”与“仪”的统一。《左传》中独特的“礼”思想作用于其文学创作，对其人物形象描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影响表现在对人物形象的描绘手法以及其人物形象所体现出的特点两方面。在手法上，《左传》通过“礼”的语言、“礼”的行为以及以“礼”为核心的评价来描绘人物形象，都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在“礼”的影响下，《左传》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在特点上集中表现为三个大类，即，顺应时代潮流的、具有复杂性格的以及具有“君子”理想人格的人物形象。各类不同形象所具备的特点也都与“礼”有着密切的联系。“礼”在《左传》中，不仅是思想的核心，还是其文学上描绘形象的重要手法：思想与文学创作相结合，展示了《左传》高超的艺术手法。

刘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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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刘阮遇仙”三大词牌的生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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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阮遇仙”故事最早记录在南朝宋刘义庆的《幽明录》一书中，一直广为流传，到唐代吟咏更甚，并产生了专咏“刘阮遇仙”故事的三大词牌，从这些词牌及词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刘阮遇仙”故事对唐宋词发展的影响。因此，本文从词牌名出发，从四个方面分析三大词牌在唐宋词中的生成与发展:　　首先，分析“刘阮遇仙”三大词牌的产生。《天仙子》最晚产生于盛唐时期，到五代有较多词作出现，但体制尚未定型。《忆仙姿》与《阮郎归》产生于五代时期，虽词作较少，但体制却己定型。三大词牌在创作之初，就有着不同的声情特点。　　第二，通过对唐五代“刘阮遇仙”相关词作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此故事在词中有着新的叙述特点。不仅对本事进行了故事元素、情节模式、人物形象上的综合改造，还将“桃源”故事与女冠文化融入其中，使得“刘阮遇仙”故事更加动人。　　第三，分析“刘阮遇仙”三大词牌在宋代的发展与成熟。“刘阮遇仙”词牌发展到宋代，出现了众多同调异名现象，《天仙子》的体制在宋代定型，《忆仙姿》、《阮郎归》体制也更加成熟。而在声情特点上，三大词牌在继承五代词作韵部使用的基础上，对新的韵部进行尝试，呈现出多样的声情特点。　　第四，分析宋代“刘阮遇仙”三大词牌的主题承变。宋代以三大词牌创作的词，继承了五代时期以恋情为主的特色，并从男女不同角度阐述深情。除恋情之外，三大词牌在宋代还扩展出咏物、伤春、送别、羁旅、隐逸、长寿等诸多主题，使得“刘阮遇仙”词牌有了更为广泛的表现空间。

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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