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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爱心救弃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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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DU_CLB_fillSlot("1110675");□戴永夏宋代大诗人苏轼是一位千古少见的“奇才”。他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他为官时的卓著政绩，以及他的豁达胸襟，超常智慧，刚正品格……都书之竹帛，广为流传。然而，他在关心弱小生命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博大“爱心”，却常被忽略，鲜为人知。苏轼的爱心，如同他的作品一样，散落在许多方面。而他救助弃婴的事迹，尤其难能可贵，感人至深。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期满后，主动要求到贫穷落后的山东密州（今诸城）任职，担任该州的最高长官“知州”。当时密州的百姓生活很困苦，苏轼便跟百姓同甘共苦，帮他们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有一次，他跟同僚刘庭式沿着城墙根挖野菜，忽然在一丛枸杞旁发现一个用包裹裹着的弃婴。他心痛地捡起弃婴，抱回府中抚养，从中更深地了解到百姓生存的艰难。于是，他下令州府的官员到野外去捡拾弃婴，自己也“洒涕循城拾弃孩”。几天时间，州府中就收养了近40名弃婴！他把这些弃婴分别安排到各家抚养，政府按月发给抚养费，两年内就救活数十名弃婴。两年后，苏轼被贬黄州。有一次，他从一位读书人那里得知，当地有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他听了很感痛心，立即提笔给本地太守朱寿昌写了一封信———《上鄂州太守朱康叔（寿昌）书》，并请朋友将这封信当面交给太守。在这封信中，苏轼首先诉说了让他“闻之心酸，为食不下”的弃婴恶俗的惨状：天麟言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向，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在列举了一些悲惨事例后，苏轼又提出对杀婴者绳之以法的建议：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此长吏所得按举。愿公明以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使归转以相语……若以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为避免杀婴事件的发生，他还建议对那些养不起孩子的穷人给以救济：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诱谕地主豪户。若实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之。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在救助弃婴上，苏轼不但仗义执言，给地方官员献计献策，还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在上书鄂州太守的同时，又亲自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慈悲、正直的邻居谷某担任会长，让一个和尚当会计。“救儿会”动员富人捐钱，用来买米、买布、买棉被；还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她们若应允养育婴儿，不再抛弃，便赠予金钱、食物、衣裳等。他自己虽然囊中羞涩，也给“救儿会”捐了十缗钱。他说，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便是一件大喜事。BAIDU_CLB_fillSlot("1110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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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文钞》研究

学术论文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展现出唐宋文学的高超艺术成就和唐宋八大家们的个人风格。而以八大家为代表的众多诗文兼擅的文学家们所发动的“古文运动”,使此时的文学创作更加有理论依据,显示出与其它时代迥异的特点。在明清两代以唐宋八大家散文为研究对象的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中,明代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是很有特色的一个选本。《唐宋八大家文钞》作为茅坤编选的一部唐宋八大家选本,集中体现了茅坤对唐宋八大家散文的态度,表现了他的散文理念和文学史观念。因茅坤是唐宋派的杰出代表,所以《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中,不论是文章的编选、考据还是评点,都有很深的唐宋派思想的痕迹。本文期望借助对《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编选要旨、体例的分析了解茅坤的文学理论,通过对《唐宋八大家文钞》与唐宋派及其它唐宋八家和唐宋散文选本的比较分析,借以了解茅坤文学思想和该选本的重要意义和文学史价值。

孙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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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自然观的精髓

报纸

□李赓扬“自然国学”是一新兴的学术领域,其使命在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在自然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历史遗产,为科学前沿的突破和科技创新注入思想营养。当我们从“自然国学”的角度研读北宋文豪苏轼的著述时,发现苏轼的自然观是“自然国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苏轼自然观的精髓自然观是人类对宇宙、大自然本质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宇宙、大自然,虽是客观存在,但因人之主观条件不同,认知结果也就不同。苏轼名篇《日喻》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道理:生来目盲者不知太阳是什么样子,而听人描述则常会误解。苏轼用这个寓言告诉人们:“道之难见也,甚于日!”那么如何见“道”呢?苏轼说:“道可致而不可求。”以游泳为例,只有下水实践才能掌握游泳真本领,这是“致道”；而只问人如何游泳却从不下水,那是“求道”(空谈)。苏轼是“致道者”。华夏民族在远古时期,与原始神话、原始巫术、原始宗教产生的同时,形成了直观朴素的自然观。《周易》记载,华夏民族传说中的先祖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伏羲观察、认识天地万物的方法,实质就是“师法自然”,所形成的自然观不言自明。华夏民族远古直观朴素的自然观,认为宇宙形成和发展的模式是:混沌状态→天地初开→万物萌生。如老子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何来?华夏民族远古自然观认为是“阴阳”:“《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同上书)这是对宇宙发展动力的一种摹写:太极→两仪(阴阳)→四象(太阳、太阴、少阴、少阳)→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用现代哲学语汇可解释为三次“一分为二”。苏轼在继承华夏远古自然观的基础上,将宇宙形成和发展、宇宙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宇宙的客观性等自然观的基本问题,讲得更加清楚明确。他写的《喜雨亭记》,记述因春旱下了透雨,扶风(今属陕西)官民相庆,便以“喜雨”命名官舍的凉亭。文末他提出一个涉及自然观的问题:“一雨三日,繄(yī,义为“是”)谁之力?”他说:民众说是州太守,太守不认可；归功于皇帝,皇帝说不是这样；归功于造物主,造物主不居功而归功于太空；太空高渺幽远,不可得知其名。苏轼说太守、皇帝等不是造雨者,造雨者是不可得知其名的“太空”!这就否定了造物主是万物的创造者,而肯定“太空”创造了万物,这样的“太空”显然就是传统自然观中的“太极”。宋人记载了一些有趣的故事,从另一侧面反映出苏轼不信鬼神、不信邪,坚持以质朴的自然观看待天气突变或奇异现象,无所畏惧地破除凡俗迷信。李廌(zhì)所著《济南先生师友谈记》中说,苏轼由陕西凤翔赴汴梁(今河南开封)上任的路上途经华山,一个随行的兵卒突然发狂,当地人都说这是因为触怒山神所致,请苏轼向山神祈祷。苏轼进了山神祠,却严词斥责山神不去惩罚为非作歹的权贵富豪,而施威于并无大错的小卒。出了山神祠,狂风怒吼,飞沙走石。有人劝苏轼赶快向山神谢罪,苏轼义无反顾,果决前行。走了一阵子,风竟然停了。传闻不尽可信,苏轼写的一首诗则是最好的例证,证明他对天道自然不以人之主观意愿为转移的认识非常明确。七言诗《泗州僧伽塔》叙述了苏轼任知州调任履新,坐船途中,遇到沙尘逆风,三天不能行进。苏轼遵从船夫建议,上岸在佛塔前祈祷。果然十分灵验,逆风很快变为顺风。就在大家欣喜时,苏轼却是另一番思考:“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是呀,耕田后下雨才好播种,而收割庄稼需要晴天；风向改变了,离去的顺风遂意,前来的因逆风生怨。所以,“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显然“造物”不能使人人满意,更不能一日千变。天道自然,自然而然,它给人类造成的吉凶祸福迥异,具有相对性。苏轼的学术著作《东坡易传》以更为清晰严谨的古代哲学术语阐发了“师法自然”的观点。他在解释乾卦《文言》的一句话时说,“阴阳和而万物生”。意思是,阴阳和合而万物萌生。这给“造物”作了一个明确的注解,所谓“造物”就是“阴阳”,是阴阳创造了宇宙,创造了大自然。按照苏轼所说,人类也是阴阳和合而生生不已的。那么作为大自然之子的人类应当怎样处理自身与自身以外“万物”的关系呢?他说:“乾坤惟无心故一。一故有信,信故物知之也易,而从之也不难。”苏轼举日月运行、四时交替为例,证明天道无为而有常。因此,师法自然实质是正确认识并遵循天道自然的规律。苏轼还注意到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他强调“循万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谓之顺。”正确认识并遵循天道自然的规律办事,就能做到天人和谐；认识有偏差谬误,行事违背自然规律,一定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苏轼自然观包含十分精彩的辩证思维,这当然也是精华。师法自然,正确认识天道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处理天人关系,始终是苏轼自然观的基点,是苏轼自然观的精髓。苏轼师法自然的实践苏轼自然观的精髓——师法自然,生动地体现在他一生的各方面实践之中。苏轼经常从大自然的景物中感悟人生。他看到大雁落在雪地上留下爪印,便慨叹人生短促:“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但他并不消极。当谪居黄州(今湖北黄冈)看到溪水西流和一派勃勃生机,即景抒怀:“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他不喜欢“黄鸡催晓”“白日催年”这样悲催的论调。苏轼能够看轻权势名利,词作《行香子·过七里濑(lài)》描写富春江两岸“重重似画,曲曲如屏”,他深思:功业如梦,留下的是空名,只有青山是常在的!谪贬海南,九死一生,但他仍然开朗乐观,从大自然和民间汲取人生乐趣。苏轼还认为,人生必须注重学习,他的《稼说》以稼穑为喻,说明必须按学习规律进行学习。他既善于学习书本知识,也善于学习实践知识,在《石钟山记》纠正了前人记载的错误,找到了石钟山命名的真实原因。他告诫人们,不应“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经过客观实际检验的知识才是可信的。近千年前,苏轼对于保护自然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就有明确的认识。他认为,人的物质欲望无穷,而自然资源有限(《超然台记》)。那怎么解决这一天人之际的基本矛盾呢?只有爱物节用,人类才能长久生存。苏轼身体力行,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他爱吃“三白饭”(“白米、白盐、白萝卜”),不但不羡慕而且鄙视奢侈的生活,还将杭州官场宴饮酬酢称之为“酒食地狱”；在密州(今山东诸城)虽为长官,伙食却十分粗劣,有时以野菜充饥；十年贬谪,生活更加艰苦。苏轼保护环境最突出的行动是植树种花,他一生种松达数万株,且撰写《种松法》,系统总结按松树习性和生长规律来种松的经验。苏轼是诗文书画大家,创作灵感从何处来?《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中,苏轼直言自己是从大自然获得的灵感:他游山看景,到家后恍惚如梦,便火速作诗,唯恐情景消失,难再描摹。苏轼在《自评文》中讲述创作经验:“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随物赋形”是苏轼的创作秘诀,《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更形象地显示了苏轼“师法自然”的美学思想和创作理论。文中描述灵感来时如电光石火,迅疾抓住,才能传神。公元1077年7月,黄河洪水自澶渊(今河南濮阳)决口,一下子吞噬了东至巨野(属山东),北至济南,南至徐州广袤的平原,摧城毁乡,人尽成鱼鳖。唯有徐州在即将漫灌的危急情况下保住了城垣,还救起不少漂流而下的灾民。当时在徐州指挥抗洪的太守就是苏轼。水灾面前,他身先士卒,现场指挥,数过家门不入,有效地动员组织军民齐心抗洪,这是取得抗洪胜利的根本原因。另一个同等重要原因是苏轼的决策科学。苏轼对水的性质认识深刻,他在《东坡易传》中解释“习坎”的卦辞,指出水“因物以为形”,“所遇有难易,然而未尝不志于行者”。水的流动性,使水既可流至湖海,也可冲决堤坝。他的决策是,洪水未到时先疏通河道,洪水来临时全力加高加固堤坝城垣。疏导和拦截这两手奏效,才制服了洪水。这是师法自然抗御灾害的成功范例。苏轼是个有战略眼光的官员。他第一次在杭州任职时曾负责疏浚六井,当时就产生了根治杭州水系的想法。后来出任杭州主官,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与幕僚、专家反复研讨并实地勘察,形成了科学的综合治理方案。于是组织民工、兵卒协力奋战,他每日必到工地督促检查,很快就完成了这项遗泽于今的综合治水工程。这项工程解决了杭州水系三大矛盾:一、通航与防潮的矛盾。当西湖淤塞失去调节运河水量的作用后,运河水位过低,苦咸的海水就会倒灌,浸入六井。建闸使海水不能倒灌,而开挖西湖加大容量,恢复西湖调节运河水位的功能,使运河通航和六井水质都有了保障。二、保护水源与发展生产的矛盾。他在西湖修建长堤,将湖体分为两部分。内湖涵养水源,严禁开发。外湖岸下出租给农民,允许种植菱荇等水生作物,收缴的租金用于维修湖体和堤岸。三、水建工程与保护环境的矛盾。在筑堤的同时,就着手绿化。据记载,“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苏轼留给后人的是靓丽的风景!自觉地将保护生态平衡的思想贯彻于水利工程建设,自苏轼始。此外,苏轼还非常关注民生。在谪贬岭南的路上,看当地农民双腿泡在水里弯腰插秧,他便趁机推广先进农具插秧马。农夫骑跨在木制秧马脊背上,跳跃前进,取系在秧马头部的秧苗插于水田。秧马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插秧效率。苏轼特地写成《秧马歌》,以便传播。他的故乡四川眉山,远离海洋,幸有井盐能够提供食用。但盐井很深,提取卤水不易,他从冶铁的风箱得到启发,想到启闭不停的风箱阀门,也可用于提水,终于破解了《汉书》记载而被唐人误读的“水鞴bèi”,用熟皮作阀门的大竹筒一次可提取盐卤数斗。《东坡志林》记载了这项技术革新。又据《游博罗香积寺》诗前的引序中说,根据寺旁的地形与溪流,他建议修建水碓磨,利用水力舂米磨面,比人力快多了。上述新技术设备的应用,充分利用了自然的、物理的、机械的各种特性,所遵循的也是师法自然的思想。苏轼对师法自然的继承与更新苏轼“师法自然”的思想,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源于儒家、道家和佛教,但他不是简单地拿来,而是有取有舍,融会贯通,与时俱进,有所创新。苏轼自幼受到的是儒家传统教育。他一生沿着“修身、齐家、治国”的人生道路前行,本着“格物致知”“止于至善”的原则做人治学,本着“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的宗旨做官办事。因此,他的人生态度总是积极向上的。顺境时能够“慎独”,逆境时也从未真的追求出世。在自然观方面,孔子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还说“未能知生,焉能知死。”苏轼则从另一个角度对鬼神、生死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他认为:“相因而有,谓之生生。夫苟不生,则无得无丧,无吉无凶”(《东坡易传》)。既有了生生不已,就有了与之相对的死灭消亡。怎样才能彻悟生死呢?苏轼说:“所以与天地准者,以能知幽明(“幽明”指阴间和阳间)之故、死生之说、鬼神之情状也。”(同上)这里“死生之说”是关键词,因为有生死,才有“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状”。而“人所以不知生死之说者,骇之耳!故原始反终者,使之了然而不骇也”(同上)。生死不过是来自自然、回归自然的过程,懂得了这个道理,也就能消除对“死生之说”“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状”的认识之“蔽”。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各种关于阴间阳间、鬼神仙灵的迷信说法。苏轼的启蒙老师是个道士,他自幼即受道家影响,“师法自然”的思想直接来自道家。老子所谓“道法自然”,指“道法”自然而然。“师法自然”的命题直到东汉思想家反对谶纬、灵异迷信时才形成。苏轼在《上清储祥宫碑》文中评说道家,“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苏轼崇尚道家,但从不接受老庄的“绝圣去智”“使民无知无欲”、“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那一套消极遁世的思想。相反,在他处境非常艰难的时候,还尽力为老百姓做好事,如捐助修桥、施医舍药、题诗写字、破除迷信。他总是有所作为。北宋佛教盛行,苏轼也好“参禅悟道”,即研习中国化、哲理化的禅宗佛教。他主要吸收了禅宗关于“众生平等”、“真性不妄”以及因明逻辑方面的思想。苏轼说,“真即是佛,不妄即是天”(《东坡志林》)。这与“师法自然”的思想完全一致。他认为佛教“天堂地狱”“六道轮回”等说法,是劝人向善“行方便(使用通俗的比喻或寓言来弘扬佛法)”,并不具有真实性。这可以从他离经叛道,喝酒吃肉,甚至容忍“呵祖骂佛”的行为看出来,更从他临终表现显示出来。苏轼的绝笔诗是《答径山琳长老》,其后四句写道:“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鸠摩罗什是南北朝时的译经大师,他病危时曾让弟子反复念诵西域神咒,以求免死。苏轼嘲笑这是浮浪举动。有生就有死,珍惜生命,死去坦然,这就是苏轼的生死观。综上所述,苏轼吸收了儒道佛的合理内核,但摒除其谬误或陈旧的内容,而结合实际,融会贯通。在融通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他对“师法自然”的命题有深刻而又新颖的理解,《解》文中指出:“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圣人岂得与于其间而制其予夺哉!”自然而然的事物,天地尚且不能知晓,圣人怎么能参与其中并控制给予或剥夺呢!这就说,从来就没有人格化的天地、造物主,圣人也不能依主观意志控制自然事物而生杀予夺。一句话,宇宙的客观存在、大自然的客观存在,依其自然而然的规律变化发展,并不以任何主观意志为转移!这对老子的“道法自然”提法,有充实,有发展。有人可能要诘问,上古大禹治水,北宋苏轼抗洪,不都是参与自然而然的事物并控制它而造福于人的吗?其实,这是充分认识自然而然事物的性质,充分利用自然而然事物的变化规律,趋利避害而已,绝对不是改变了自然而然事物的性质及其变化规律。试问,水,包括洪水,如果没有流动的特性,疏导或拦截能成功吗?当然,充分认识自然而然事物的性质,充分利用自然而然事物的变化规律,趋利避害,也应充分肯定人之主观能动作用。用苏轼的话来说就是,“察消长之往来,辨利害于疑似”(《谢宣谕劄子》)。“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东坡志林》)。苏轼将“师法自然”的观念更新发展到这一步,在东西方游荡着神祗幽灵的中世纪,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曾在齐鲁大地生活过、工作过的苏轼,应享有世界文化名人的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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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赠序文风演变论——以韩欧等唐宋大家作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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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序是唐宋古文家常用的文体,也是唐宋古文中实用性强、文学性强而美感特质突出的文体之一。比较韩、柳、欧、苏等人的作品,不难看出唐宋赠序文风演变的特点。唐人以古文为赠序始于韩愈。韩愈赠序,有以送别诗序为赠序者,有以摆脱诗序影响、自成一体者为赠序者。最重要的修辞策略是以诗为文,写法则因事因人而异。风格走向一为雄直奇崛,一为平实自然。其美感特质首先显现为赠序内容对读者引发的感兴作用,其次显现为赠序写人、叙事、体物的形象美、境界美;最后显现为运用多种文学手段所创造的艺术美。和韩愈极其变化有异,柳宗元赠序显得质实,无伸缩吞咽之美。欧阳修基本上坚持的是韩愈以诗为文的修辞策略,写法则多用其以旁说引入正题,以及驰骤跌宕、寄意言外的手法;风格属于平易、清淡、柔婉一路。其美感特质,引人注目的是与其独特表现方式密切相关的情韵美、风神美、深婉屈曲之美和淡宕夷犹之美。王安石赠序,以议论为主,说理多于抒怀,语句挺拔而少有枝叶,婉转达意而难掩其峭。＂简峭＂,可谓王安石赠序风格走向、书写方法、艺术风貌、美感特征之总称。曾巩亦以说理为主,且说理持公理共识和一般见解者多,说自得之见和独特人生体会者少。言之谨密,细意熨帖,少有疏爽之气。苏轼赠序除有韩愈两种赠序体制外,另增一类以杂说内容为题的赠序。其文显出赠序以说为中心内容、正题内容逐渐淡化以致省略的文体特征,同时出现了藉赠人以言而以自抒情怀为主的书写策略。唐宋赠序文风演变特点有五：一即作为唐宋士大夫或士人重要文化生活内容,赠序创作从未停止过,而且有愈来愈增强其功用的趋势。二即赠序的两种体制在韩愈手中已然定型,宋人只是沿用而已。三即北宋古文家作赠序,皆有意学韩,欲得其一体,或能及或不能及而自有特色。四即宋人学韩,选择性强,受唐宋文化雅俗之变和个人艺术趣味影响,往往一位作家能得韩一体。大抵韩愈两种风格都为宋人所继承,而以平易为大宗,成为北宋赠序文风发展的主流倾向。五即宋人学韩,都会保持自己的古文本色,这也是唐宋赠序有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熊礼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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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养生思想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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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赓扬北宋文豪苏轼步入仕途后一直生活在动荡不定的宦游羁旅之中,更遭十年贬谪,遍尝艰难困苦。他为官则勤勉从政,遭贬则下田耕耘,诗文书画成就又居重要地位,其付出的辛劳可想而知。尽管如此,他还是活到了虚岁六十六,在900多年前,这已称得上是长寿了。那么,苏轼有哪些养生秘诀呢?正心苏轼养生思想是苏轼自然观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从苏轼自然观的高度来理解他的养生思想,才能把握其精神实质。苏轼继承了老子“道法自然”和东汉思想家提出的“师法自然”思想,他说:“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圣人岂得与于其间而制其予夺哉!”(《苏轼文集解》)那么,人也是“自然而然者”,是大自然之子。既为大自然之子,就必然符合大自然总的规律。苏轼认为,乾坤因其无心(即无主观意识)所以能够专一有信(即有规律),因而万物能尽其天性而生,尽其天性而死(见《东坡易传·系辞传上》)。所谓养生就是遵循“天道自然”的思想,按“师法自然”法则对待人之自身,避免任何违背自然规律、戕害身体之事。这也就是“颐养天年”吧。苏轼从儒家“正心”的要求出发,吸收了佛道“养心”思想,提出了“性之便,意之适,不在于他(他,外在事物),在于羣息已动(所有止息的万物已经萌动),大明既升(大明,太阳),吾方辗转,一观晓隙之尘飞(我正辗转于人世,一览拂晓空际的飞尘；以飞尘比喻万物的变化)。”(《苏轼文集·雪堂记》)苏轼这里阐明的是一种既摈弃追名逐利,又不消极遁世的人生观。具体说,苏轼的人生价值观、穷达观、苦乐观、生死观,都是积极向上的,这就形成了他正直豁达、乐观开朗的性格,不畏苦难、刚毅坚强的心魄。也是他顺境时不放纵,逆境时不颓废的根本原因。可以说,养生的第一要义在正心、养心。苏轼认为,正心、养心,不是按照理学家们“存天理,灭人欲”的模式委屈自己。他觉得“随缘自适”还不够,而要“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见《东坡志林·论修养帖寄子由》)。人处逆境不进行心理调适就容易患忧郁症,甚至精神分裂、自我了断。不过,“任性逍遥”只是心理上放松,不是任性胡来；“随缘放旷”只是摆脱思想禁锢,不是“随缘放荡”。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等贬谪之地,一是亲近大自然,在山川草木中得到了生活乐趣；二是亲近平民百姓,在寻常巷陌中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这样的“逍遥”“放旷”有益无害。正心、养心必须有仁爱之心。苏轼相信,这是儒道佛三家的共同之点。所谓“仁者寿”,即唯为“仁者”,有良好心境者,则自然而然地长寿。苏轼的仁爱之心,很少有人能比。他经常施医舍药、接济朋友、修桥补路、无偿挥毫。晚年北归,曾拟购买房产,但听到房主之母因儿子擅自出卖祖居而痛哭时,苏轼竟当面焚毁契约,且不索要已付的房款,责令不肖之子将老母接回旧居。这是传闻,但苏轼逝世于借住的居所则是确凿的史实。养身儒家“修身”通常指道德完善和学识进修,其实也应该包括培养健康的体魄,苏轼称之为“养身”。苏轼养身的招数有:节制欲望。苏轼十分推崇西汉辞赋家枚乘《七发》中的戒欲之语:“出舆入辇(出入坐车),命曰‘蹶瘘之机(蹶瘘,跛足伛偻；机,机缘)’；洞房清宫(高大冷清的屋舍),命曰‘寒热之媒(寒热外邪的媒介)’；皓齿娥眉(美色),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他把这行、住、色、食“四戒”作为座右铭,多处书写,以“使坐起见之,寝食念之”(《苏轼文集·书四戒》)。与“四戒”相符合的,则是他简朴健康的生活方式。调节饮食。饭怎么吃,大有讲究。苏轼饭食是粗细搭配,荤素搭配,素食为主。他爱吃的饭食有“三白饭”(白米、白萝卜、白盐)、“二红饭”(大麦仁和小豆)、玉糁羹(米糁搀山芋)、东坡菜羮(米糁、豆子搀蔓菁、萝卜、苦荠)等。他还常吃甜藕、豆腐、豆干、汤饼等素食。当然,东坡肉、东坡肘子,是荤菜,他在黄州常吃,因为彼时彼地的猪肉比蔬菜便宜。苏轼遭贬,不给俸禄,只发生活费,他家人口又多,入不敷出,不得不节俭。苏轼诗词中常有“夜饮东坡醒复醉”这样的句子,其实苏轼并不善饮,一天只喝一杯淡薄的米酒。他爱喝茶,特别爱喝桃花、菊花等花草茶。苏轼主张节食,专门写了一篇《节饮食说》(《苏轼文集》),认为节食可以“宽胃以养气”,还主张“晚食以当肉”,“已饥而食,蔬食有过于八珍”(《东坡志林·赠张鹗》)。节制饮食显然有利于身体健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谈到:“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导引,古代养生术；导引关节,以自力俯仰屈伸,以活动肢体关节),吐故纳新。”(《苏轼文集》)“慎起居”,首先要做到“能逸而能劳”(《苏轼文集·策别安万民五》)。苏轼很勤劳,平生手植松树数万,在黄州和儋州他都亲自种田,体力劳动使他变得又黑又壮。闲暇时,爱游山玩水,吟诗作画,也喜欢静坐。他很注意睡眠,主张早睡。步入老年后,常以摒除杂念、自数呼吸等方法催眠,安然入睡,养护身体。苏轼年轻时曾骑马、射箭、打猎、习武,以使体魄强健。他一生都爱散步、爬山、导引、气功等锻炼项目,还喜欢以自我按摩、叩齿、梳头等方法养生。防病治病要想身体健康,防病是个极重要的环节。苏轼饱读中医药书籍,深深懂得未病防病的道理。他认为,防病最重要的是,“慎起居饮食,节声色”,“节慎在未病之前”(《东坡志林·七德八戒》)。苏轼赞成友人关于色欲“不易消除”的说法,认为不必禁欲,但必须节制(见《东坡志林·养生难在去欲》)。在《记故人病》文中,记叙了一位年轻朋友纵欲亡身之事,他慨叹道:“呜呼哀哉,此复何罪乎!酒色之娱而已”(《苏轼文集》)。为了防病,苏轼很注意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他有以茶漱口、浴足、洗发的习惯,还常常洗澡。在黄州躬耕东坡时,除了劳动后的清洗之外,每月都要去寺庙彻底洗浴。他把黄州东坡的居所雪堂粉刷成全白色,也有保持环境卫生之意。为了防病,苏轼在食品短缺、营养匮乏时,适当服用补品和药品。他用茯苓粉掺进枣肉、黑芝麻,服用后有利尿、安神功效。他就地取材,服用过芡实、生姜、地黄、松脂、胡麻、苍术、石菖蒲,饮用过蜜酒、桂酒。疫病流行时,苏轼用家乡耆旧巢谷送给他的《圣散子方》熬制汤药,给家人和朋友邻居饮用,收到了防病的奇效。内有七情六欲,外有风寒湿热,人生病是难免的。苏轼对待疾病的态度是“有莠则锄,有疾则医”(《苏轼文集·祭司马君实文》)。苏轼平时留心观察医生的医术高低,就医时把自己所患病状全部告诉医生,“使医者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后求之诊,虚实冷热,先定于中,则脉之疑似不能惑也。”这样,就是中等水平的医生也能治好他的病。同时,他也强调医德,盛赞那些“用心平和,专以救人为事”的良医,批评个别“性行不甚纯淑”的医生(《苏轼文集·记张君宜医》)。就医后一般要服药。苏轼主张“服药于已病之后”(《东坡志林·七德八戒》),要用好药,少用药。而“无病服药,病从药生。”(见孔凡礼撰《苏轼年谱》中册)苏轼平生收集了很多药方,后人将这些药方辑录在《苏沈良方》之中。不过这些药方可供参考,很多不宜直接使用。北宋宣和年间,汴梁(今河南开封)风寒时疫流行,许多太学生服用治疗湿热时疫的《圣散子方》,结果死了一些人。苏轼养生思想及实践十分丰富,清初学者王如锡汇集苏轼有关养生的文字,编成《东坡养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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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人际关系思想研究

学术论文

本文在立足荀子研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选取荀子人际关系思想作为研究方向。文章以父子、君臣、君民这三种人际关系为研究线索，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围绕着两大问题展开：一是荀子对先秦儒家的人际关系思想做了何种程度的改变和继承，二是探求荀子与墨子、庄子、韩非子人际关系思想的异同。　　论文正文由五个章节和一个结语组成。第一章，主要是回顾荀子研究的既有成果并提出研究的问题。学界已在荀子研究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人性论、宇宙观、礼论这些方面。在荀子人际关系思想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但还存在一些不足，这成为本文研究的起点。第二章，侧重比较荀子与孔孟在父子关系认识上的差异。孔子孟子在处理父子关系时强调亲情和自愿原则而荀子在处理父子关系时推崇外在强制因素的作用;孔子孟子认为血缘亲情重于是非标准而荀子则认为是非标准重于血缘亲情;孔子孟子认为父子关系要重于君臣关系而荀子则认为君臣关系要重于父子关系。针对以往学界对萄子父子关系思想的评论，本文强调荀子是从政治本位出发看待父子关系，推崇政治公平优先，打破了儒家既有的血缘本位。荀子这样做是为了士人的政治前途。第三章，着重论述荀子与孔孟在君臣关系认识上的差异。孔子孟子坚持理想主义的入仕观，认为士人应当择君而仕，而荀子则持现实主义的入仕观，他认为士人可以和任何类型的君主合作。孔孟追求君臣关系的对等性，强调士人的尊严和人格独立，而荀子则放弃了对君臣关系对等性的追求，认为臣下在和君主交往时应充分考虑到君主的感受和利益，并引进了有关权术的内容，尊君卑臣的色彩比较浓厚。不过，荀子在改造儒家君臣观时总是力图守住基本的道德底线。本章探讨了荀子思想转变的成因。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体制的确立以及士人的生存现状决定了荀子的思想走向。荀子思想的转变一方面拉近了儒家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儒家理想主义的缺失。第四章，主要阐述荀子如何继承并发展了孔孟的君民关系思想。孔子孟子均是民本主义者，他们主张君主应当善待人民，认为民意是君主统治的基础。荀子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但学界在荀子君民关系思想的认识上却有不同的意见，一派认为他的思想是民本主义，另一派认为他的思想是君本主义。本章通过分析得出结论：民本主义和君本主义并存于荀子思想中，互不矛盾。当论证君主统治的正当性时，荀子认为君是末，民是本，因为他认为君主统治的正当性在于民众的支持;当谈及政治治理时，荀子认为君是本，民是末，因为他认为民众无德无知，没有能力参与政治，国家治理要靠君主及其手下官员。第五章，比较荀子与墨子、庄子、韩非子在人际关系认识上的异同。在父子关系的认识上，墨子与荀子均主张儿子应该孝顺父亲，但墨子主张兼爱，认为爱人之父应如爱己之父，并主张薄葬短丧，荀子则坚持了儒家在父子关系上的立场：爱有差等、三年之丧。在君臣关系的认识上，墨子主张士人应该择君而仕，而荀子则主张无君不可仕;墨子与荀子均主张君主应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臣下应充分顾及君主的颜面。在君民关系上，墨子与荀子都站在民本的立场上。庄子与荀子都主张儿女应该孝敬父母，但庄子认为文明因素只会有害于理想的父子关系，顺着人的自然本性发展就可以产生孝行，其中无须礼义的介入，因为他相信人的天性是淳朴的。荀子则认为文明因素对理想的父子关系来说是必要的，人性本恶，只有经过礼义的矫治才能有孝行。庄子认为士人应该远离仕途和君主，现实政治无法改变，而荀子则主张士人应该积极入仕，通过与君主的政治合作来改变现实。庄子与荀子都主张君主应该爱护人民，但庄子认为理想的君民关系只存在于前文明社会，而荀子则认为在前文明社会中人际关系处在一片混乱之中，理想的君民关系只存在于文明社会。荀子与韩非子都主张为人子应尽孝、为人臣应尽忠。荀子认为人性虽然是恶的但却可以改变，道德在人际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韩非子却认为人情好利且不可改变，他基本上否认了道德在人际关系领域中的作用，走向了利益决定论。荀子与韩非子都主张君主应该为民谋利。荀子主张君主应坚持礼法兼用的原则来管理人民，法律的作用是次要的。而韩非子则认为君主只要依靠法律就可以治理好人民。结语部分对全文内容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　　荀子的人际关系思想是针对战国的社会实际而发，他批判继承了包括儒家在内的各家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荀子人际关系思想。

高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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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首倡者:柳诒徵及其唐宋变革论

期刊

长期以来,学界大多认为内藤湖南是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这一说法并不确切。柳诒徵才是近代史学体系规制下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在1902年编撰完成的《历代史略》中,柳诒徵就已对“唐宋变革”问题有着明确揭示,时间上远早于内藤湖南。此后他又在《中国商业史》中对“唐宋变革”问题加以重申,并在《中国文化史》中作了系统阐发。有证据表明,柳诒徵的唐宋变革论曾对陈寅恪和钱穆产生过影响。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柳诒徵在“唐宋变革”问题上的贡献长期受到忽视,这一现象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中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范式。

闻轩轩[1];戴建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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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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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永江从成都沿成（都）乐（山）高速往西南方向行驶半小时，出高速路口，四座巍峨的仿宋城墙跃入眼帘，城门上赫然镶嵌着两个苏体镏金大字“眉山”，这就是东坡故里了。倘得闲暇，步行数十米，可见飞渡天空的城际高铁桥体上一幅酣畅淋漓的水墨画，你仿佛一下子穿越到一座古色古香的城池，陶醉于满满的书香中。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路过眉山，专程前往三苏祠披风榭拜谒东坡先生遗像，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情写下了“蜿蜒回顾山有情，平铺十里江无声。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的诗句，从此，眉山有了“千载诗书城”的美誉。千载诗书，千载书香，书香之城“进士之乡”。书城的源头在孙氏书楼。盛世藏书，早在唐玄宗开元年间，眉山人孙长孺就建成了藏书丰富的书楼，声名远播。光启元年，僖宗御书“书楼”赐之，眉山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地理坐标，一时风光无两。“门前万竹竿，堂上四库书”，一代又一代的收藏、一层复一层的累积，古老的眉州散发出经久不息的书香。图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天天都是读书日；那些元气淋漓极富生命张力的人，个个都是读书人。“立志读遍人间书、发愤识尽天下字。”这不仅是苏东坡而且是那时眉山读书人的普遍志向。到了宋朝，眉山之通经学古、挟经载笔、应对进退的人，洋洋大观。成就了“天下好学之士多出眉山”（宋仁宗语），两宋间共出进士886人的传奇。“唐宋八大家”书香之城占三家，苏氏家族终为眉山文化集大成者。苏家自苏洵父苏序起，就不遗余力为子孙营造优雅的读书环境。苏轼兄弟念念不忘的南轩，竹柏杂花丛生满庭，鸟跃枝头馥郁扑鼻，经史百家之书活色生香。眉山苏氏在当时虽是富裕的小康之家，但他们不治田产，却广购图书，薪火相传，家中藏书愈加丰富。苏轼苏辙束发就学时，就能以父为师，坐拥书城，“幼学无师，先君是从。游戏图书，寤寐其中”，熏染于翰墨，畅游于书海，驰骋于版迹，三苏父子文峰鼎峙、浩气长存。他们的诗词歌赋是这座城池的“经”，他们的琴棋书画是这座城池的“纬”，相亲相爱的人们在这里诗意栖居。书香之城，东坡读史明志的故事，激荡人心留芳千古。苏轼十岁的时候，父亲苏洵“宦学四方”，母亲程夫人就亲自教育两个儿子，给他们讲述古今成败的事例。一天，程夫人给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传》讲的是范滂因反对宦官当权而被逮捕的事，有一段记述了他被逮捕时与母亲诀别的情形。程夫人读到这里时，深深为范滂母子事迹所感动。侍立在一旁的苏轼对母亲说：“我如果成为范滂那样的人，母亲您也能赞许我么？”程夫人十分坚定而庄重地回答儿子：“你能够成为范滂那样的人，我难道不能成为像范母一样的人吗？”于是，小小的苏轼树立起了为国家人民担当责任并准备为之奋斗终生的雄心壮志。书香之城，东坡“八面受敌”的读书法，授人以渔终身受益。王庠是苏辙的女婿，他在应科举考试之前，写信向苏轼求教，问怎样才能读书速成，有何捷径可走。苏轼在回复这位侄女婿的信中告诉王庠，读书学习是没有任何速成的捷径可走的，要想学有所成，“八面受敌”法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好方法。苏轼说，每读一本书，都要对它做多遍的阅读，才能读尽该书中所有的意思。书中丰富的内容有如大海，里面“百货皆有之”，但是读书的人精力有限，进入书中知识的海洋里，不能够一下子“兼收尽取”，只能得到自己所想得到的东西。所以读书学习的人读书时，每次只确定自己最想得到的一种知识去读。这种读书法虽然“愚钝”，但是用这种读书法学成的知识十分扎实，能够“八面受敌”，对解决各种问题、撰写各类文章都能应付裕如，这同那些贪大求全的读书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苏轼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是他长期以来的读书实践经验的总结，学成后的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各种不同的题目都能写出主题鲜明有创意、内容丰富有文采、让人耳目一新的好文章，正是他“八面受敌”读书法所带来的学习效果。他的“八面受敌”和手抄汉书、“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等方法，在当时和后世都得到了广泛推崇。今天的眉山，阅读经典已是蔚然成风。“腹有诗书气自华”，千年的书香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我爱苏东坡，为你把墨磨。一撇又一捺，一生都快乐”的优美旋律萦绕在眉山大街小巷，在苏轼遗址遗迹地特别是这些地方的中小学得到广泛传唱，而且在央视展播。参观三苏祠后，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题词：说不全、说不完、说不透，永远的苏东坡；武侠小说泰斗金庸题词：蜀中多名士，东坡第一人；著名作家蒋子龙题词：文章缺豪气，千里拜东坡（落款是小作家蒋子龙放肆）；著名作家贾平凹题词：耸瞻文旦。这些文化大咖在眉山的留存，是对书香之城的由衷加持。书声琅琅、书香袅袅的眉山，已是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无论是久住的人，还是南来北往的客，都视之为心安惬意的故乡，甘愿在她芳香温暖的怀抱做一棵柔媚的水草。

方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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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曲同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音乐分析与演唱研究

学术论文

北宋词人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古词第一名篇,作曲家青主与阿镗分别进行了谱曲,青主以西洋大小调的作曲技法进行创作,阿镗则旋律采用中国民族调式进行创作,两首作品都大气磅礴,气势非凡。本文主要从客观方面对两首作品进行了分析,第一部分是创作背景,对词作者和诗词本身进行了解析;第二部分从乐曲的本身出发,对《大江东去》的曲作者青主及对音乐本体进行了分析,依次对《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曲作者阿镗及音乐本体进行了分析,后将两首作品放在一起,从歌词、调性、伴奏、和声几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第三部分从演唱方面,分别对两首作品演唱方面的细节进行了挖掘,从演唱风格的把握与歌唱技巧的运用,音色、音量、语气的艺术处理以及情感表达与意境渲染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对两首乐曲的共性处理进行了简单的阐述;最后主要就个性表达分别从两首作品的各自的音乐特色来进行阐述:《大江东去》主要从全曲大量的音乐术语标记和休止符来结合演唱进行分析,《念奴娇·赤壁怀古》从乐曲几次速度变化和歌词重复上面来分析音乐所塑造的画面。第四部分就演唱异曲同词声乐作品的思考进行阐述。通过对异曲同词声乐作品分析研究,必须相对独立的去对待两首作品,从音乐本体出发,找出它们之间的共性与个性,对其思想情感进行准确的表达。

张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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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就苏词编年答保苅佳昭与曾枣庄君

期刊

就数首苏轼词编年提出与曾枣庄、保佳昭的不同看法 ,用大量事实考证出《永遇乐·长忆别时》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 (1 0 75 )正月 ,《浣溪沙》二首 (“倾盖相逢胜白头”、“炙手无人傍屋头”)作于熙宁七年 (1 0 74)三月 ,《南歌子》三首 (“雨暗初疑夜”、“日出西山雨”、“带酒冲山雨”)作于宋仁宗嘉八年 (1 0 63 )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 ,《双荷叶》词题中“湖州贾耘老小妓名双荷叶”之“双荷叶”乃两妓均以荷叶名之而非一妓姓双名荷叶 ,贾耘老也不可能娶双荷叶为妻。

薛瑞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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