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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人对书法的新态度——以苏轼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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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人：艾朗诺演讲地点：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演讲时间：2017年4月苏轼对书法是很热情的，他所写的书法题跋，有很多内容是体现书法家的生活或个性，也有一些内容体现着他与书法家的关系，有的内容与书法本身关系不大。不管怎么样，他题跋中的文字经常充满个人的感受，富有感情，回忆，遗憾，或盼望。东坡这100多个题跋，看起来写得那么随意而简要，其实仔细思考后，会发现这些题跋很有特色，意义与影响很大。简单地说，苏轼之前，没有人写出类似讨论书法的文章。讨论书法的文章始自汉代，其中种类丰富，有书体专论（譬如晋代卫恒的《四体书势》），通论（唐太宗，孙过庭，张怀瓘），用笔或笔法论（王羲之《笔阵图》，张怀瓘）；有品藻，书评（南朝的庾肩吾《书品》），甚至还有收集关于书法家的故事。这些文章的文体也有多种，包括论，表，记，书，录，赋，序文，碑文，等。只是几乎没有涉及题跋。唐代的书法题跋很少，零碎出现，但是没有某个人写出一大堆，更没有人有条有理地写出题跋集子。东坡上一代的欧阳修的著作中有几百篇跋文，这些跋文被后人编成《六一题跋》。但事实上，这些跋文是欧阳修《集古录》中的跋文，是金石学的重要文献。虽然偶然提到石碑的书法，内容主要是金石学而不是讨论书法。除了书法题跋，苏轼讨论书法的诗歌、散文等内容也很有价值，应该把他所有以书法为主题的文章拿来作个研究，这样才会了解苏轼对书法整体的看法。我今天不是谈他对书法整体的看法，而是想从外因分析，苏轼看重书法的原因。他对书法的关注与他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史有关系吗？我从四种当时的现象来探讨苏轼对书法的思想与作为。尝试树立书法的模范及对其历史的观点早在992年，宋太宗命翰林学士王著编辑内府所藏的历代墨迹，镂刻模板，题目是《淳化阁法帖》。后来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常常把《淳化阁法帖》的印本送给高官，《淳化阁法帖》和它的复制品广泛地在国内流传。但王著编得不精细，内容真伪混合，或把作者、年代误标。《淳化阁法帖》还明显偏重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法帖》一共十卷，一半是二王的书法，后面五卷涵盖101人的墨迹。欧阳修早在他的《集古录》中已经暗示他对这样鼓吹二王书法很不满，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地批评《淳化阁法帖》。苏轼则不同，他很大胆地指出《淳化阁法帖》是一本质量低劣的集子。辨法帖辨书之难，正如听响切脉，知其美恶则可，自谓必能正名之者，皆过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伪相杂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饯行”一帖，乃张说文。又有“不具释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疏谬。余尝于秘阁观墨迹，皆唐人硬黄上临本，惟鹅群一帖，似是献之真笔。《苏轼文集校注》辨官本法帖此卷有云：“伯赵鸣而戒晨，爽鸠习而扬武。”此张说送贾至文也。乃知法帖中真伪相半。《苏轼文集校注》苏轼很注重书法，强调历来的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各有价值，并且强调每一体中不同的做法不同的风格也各有优点（“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他对编辑草率但推崇二王书法的《淳化阁法帖》不满意。与其说苏轼只是针对一本编辑标准不高的法帖集子的不满，不如用更宽广的视角去审视，苏轼追求的是一种独立于官方评判的观点。可以说，朝廷编辑《淳化阁法帖》的目的，是要树立书法的模范，而这集子产生了反作用，刺激了苏轼讥讽它。看起来苏轼用意是要保证文人有讨论、判断书法的空间，他写了那么多关于书法的题跋，就表示他有意见必须要说。不久其他文人像黄庭坚、米芾等也帮腔写自己的书法题跋、历史、批评，可见苏轼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很有影响。书法与印刷的关系在苏轼的年代，印刷业发展迅速，刻板印刷很快便普遍。我们能够想象当时的文人和学者会很高兴，很欢迎这种现象。书籍突然增多，书籍买卖也会增大。然而苏轼自己却不欢迎，他很保守地怀念他从前只有抄书才能够复制书本的时期。他给朋友李常的藏书房写记文是这样说的：李氏山房藏书记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苏轼文集校注》刻板印刷，苏轼觉得这是导致学生偷懒的技术。不但如此，我们要记住那些书店商人收集苏轼的诗文而刻印出版，给他带来了一场灾难。那些商人没有得到苏轼的许可，只是看到赚钱的机会，自动收集他的作品，刻印出版上市。1079年的乌台诗案，苏轼被逮捕入乌台监狱，若是没有书店刻印他的诗集，也许不会发生。《诗案》中监察御史何大正罪状札子说苏轼的“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今独取镂板而鬻于市者进呈”。因为苏轼经过这样的灾难，因别人刻印他的诗文而引发朝廷的惩罚，所以他以后都反对人家收集刻印他的文章。元祐七年，苏轼在扬州的时候，有一位陈传道写信来，说他收集了苏轼前三年在杭州写的诗歌，要刻印出版。苏轼一听就不高兴，这样地回复他：……钱塘诗皆率然信笔，一一烦收录，祗以暴其短尔。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矧欲更令人刊耶？《苏轼文集校注》苏轼不愿意别人不通过他的许可而刻印出版他的诗文，若是别人这样做，他就没有选择的权利，这样很危险，怕会再惹起乌台诗案类似的祸。这封信继续提到另外一个相连的问题。苏轼阅读陈传道寄来其收集的诗文集，发现：“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苏轼自身体验到印刷技术会导致作者与作品隔离，因为别人收集而编的版本，多半是为牟利的，往往质量很低，错字，脱误，赝品常常出现。而且书商出版的书本，是用新兴机械的技术产生的，作者本人更感到隔阂了，已经不像是作者自己的东西，缺少真实性。与印刷的文本比较，哪一种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最密切，最有感情，最有真实性？当然是作者的书法。苏轼题跋中讨论人家的文笔，就强调“书如其人”的观念，比如：跋欧阳文忠公书欧阳文忠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裕如也。《苏轼文集校注》题子敬书子敬虽无过人事业，然谢安欲使书宫殿榜，竟不敢发口，其气节高逸，有足嘉者。此书一卷，尤可爱。《苏轼文集校注》第二篇涉及到王献之《晋书·列传》中的故事。子敬，就是王献之。谢安想要请王献之在新建的太极殿题字，但不敢直说，只向他提起从前魏朝在宫殿题字的传说。王献之当然知道谢安的意思，回复不知道这个传说。谢安没有办法，就放弃请他题字的希望。苏轼看这一卷书法，说他看出笔法有一种“气节高逸”的态度，就想到这个显示子敬“气节高逸”的故事。可见苏轼认为一个人的书法风格和他做人的风格是有关联的。题跋中苏轼往往讨论书法的质量，对书法家进行比较，看谁独步当时，谁主盟，谁进入笔法内室，看来就是评价书法的高低。但是他经常也回到书法与笔者的关联，可见他评价书法不是纯粹美学的评价，并不完全脱离“书如其人”（以人论书）的观念。他有时甚至说某人书法的工拙与他留下来书法的价值是无关联的，书法虽然不优美不精致也值得珍藏。他题上一代的杜衍就说这个人的书法即使不好（“正使不工”）“犹当传世保之”因为苏轼尊敬杜衍的为人。我们再看苏轼讲钱公辅（字君倚）所抄写的《遗教经》：跋钱君倚书遗教经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轼在杭州，与其子世雄为僚，因得其所书佛《遗教经》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势。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讱。”今君倚之书，盖讱云。《苏轼文集校注》这篇又涉及书法工拙的问题，说某人笔法的工拙与他墨迹的价值是两回事，可以分开而论。苏轼说钱公辅没有把书法学好，可看得到他的笔法并不怎么秀雅，但因为苏轼尊敬钱公辅做人的方式，便认为他那种笨拙的书法很有价值，值得珍惜。这是一种矛盾：笔法笨拙，怎么还珍惜它？就因为笔法表现了笔者的性格，是笔者性格的印记，不只是墨迹还算是性迹。为了消解这矛盾苏轼引了《论语》一句话：仁者其言也讱。“讱”这个字本来是指人家说话犹豫，话说得不流利。因为孔子不信任那些有口才的人，讨厌“巧言令色”所以把话说得不流利当作优点。苏轼思路很灵活，把孔子关于语言的话等同书法，而使不流利，不畅达，变成了优点。我猜想历来书法评论中这是第一次用“讱”来赞美写得不秀雅的书法。因为一个人的书法与他性格相通，所以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就像每个人的性格，面貌不同。人群的多样性很要紧，如果把人群应该有的多样性消除了，那也不好，因为真实性就不保存了。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学问，反对新法对教育和科举的政策，引用了印刷业的比喻来做了个很刻薄的评论。送人序……夫学以明礼，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古之人道其聪明，广其闻见，所以学也，正志完气，所以言也。王氏之学，正如脱椠，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饰而成器耳，求为桓璧彝器，其可乎？《苏轼文集校注》他说王安石经学教育的结果是大家都一样，就好像用坯模制器的器物或用木板打印的纸页，千篇一律。个别的特点消失了，也就没有了各自的真实性。最后要提到苏轼两次见到他倾心的文字（一篇是他弟弟的一首诗歌，一篇是东晋桓温（桓元子）的文笔），说世间应该有数百本，他想复制让它们广泛地流传。但他想做的复制方法不是刻印石头而出拓本，更不是刻印木版而印刷。他想要复制的方法是自己自愿抄写几百本，这样让它们流传：苏子由《南窗》诗云：“京城三日雪，雪尽泥方深。闭门谢还往，不闻车马音。西斋书帙乱，南窗朝日升。辗转守床榻，欲起复不能。开户失琼玉，满阶松竹阴。故人远方来，疑我何苦心。疏拙自当尔，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时所作也。东坡好书之，以为人间当有数百本，盖闲淡简远，得味外之味云。《容斋随笔》跋桓元子书“蜀平，天下大庆，东兵安其理，当早一报此，桓子书。”“蜀平”，盖讨谯纵时也。仆喜临之。人间当有数百本也。《苏轼文集校注》北宋末年的政治党争对苏轼的迫害苏轼注重书法，尽力抄写自己的文章，抄完又抄，有时候导致他受到政治迫害。这里举个例子。最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衣若芬教授写了一篇文章，研究苏轼绍圣初年流放到岭南之事，从河北的定州往广东去，路上走了快半年，旅程中数次抄写他一两年前写的两篇赋（《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送给朋友。抄了这两篇文章好几次，每次都送给朋友，有时候把两篇赋在同一卷上写，有时候分着写。（有一份两篇赋抄在一起的原卷，现在保存在吉林省博物院）。他为什么这样做？这是一种间接地政治抗议，是个比较不危险的表达心事的方式。衣若芬是这样解释的：这两篇赋都赞美酒，赞美喝酒之乐。“洞庭春色”是以黄柑做的酒的名字，是安定王在元祐末年做的酒，苏轼在颍州时，安定王的侄儿德麟送了这种酒给苏轼。“中山松醪”是另一种酒，以松树树液做的，是苏轼自己做的酒，中山是河北定州的旧地名。两篇赋原来没有什么深意，主要是说苏轼喝酒后极为愉快，醉醺醺地，感到可以超越人间，上天成为仙人。要紧的是两篇赋写在元祐年间，哲宗还没有亲政，政治还没有改变。但不久高皇后去世，哲宗亲政，元祐党又失去权威，党人相继被降级，流放，苏轼被谪到岭南。他马上得离开定州，过黄河，越过南岭到目的地需要五个月的旅程，这期间他两篇赋至少有两次一起抄写给朋友。他当时的情况比起原来写这两篇赋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元佑时期的乐观统统消逝无迹，现在的前程很不稳定，心里充满焦虑。哪里会像几年前写这两篇那么愉快、休闲？他重新抄写以前逍遥游的赋篇，一个字都没有修改，但是文外的意思，完全不同。我们试看吉林省博物院保存的那两卷苏轼的跋文：自跋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始，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犹子德麟，得之以饷予，戏为作赋。后予为中山守，以松节酿酒，复为赋之。以其事同而文类，故录为一卷。绍圣元年闰四月廿一日，将适岭表，遇大雨，留襄邑，书此。东坡居士记。这里苏轼不提流放的事，光说“将适岭表”，文字与眼前的事实太不相配了。两篇赋文从新抄写，事前事后的差异很明显，抄完了送给朋友，朋友一定明白他抄写的意义。当然，我们不能说苏轼写书法每次都有这样的含意。但是偶然有。总之，苏轼晚年因为政治压力与迫害，越来越得想办法用婉转的方式表达心里的意思。书法就成为其中一种。探讨书法在苏轼生活中的多种意义与作用，应该注意到这点。当时社会的商业化与书法的商品化我最后要讨论的是苏轼怎样看待书法的商品性。在中国传统文人素来回避谈金钱和物品的货币价值，尤其是艺术品这些“高尚”物品的货币价值，感到谈东坡和他圈子里的人的时候，提到钱或者关乎钱财的各种计算，对他们不敬。然而这种态度很不实际。钱财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固然是个忌讳的话题，但不可排除他们从事书法或其他艺术的时候，有各种钱财的考虑。我们讨论这话题，却必须牢记一点：就是我们承认他们是考虑金钱的，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坦白地承认金钱是个实际的问题，脑筋却要同时记住对东坡和他同时代的人来说，金钱只是他们从事艺术的众多因素之一。提到苏轼的书法与金钱，有可靠的数据，出于苏轼自己的文章，表明他很了解他书法有货币价值，而他本人自己有时候利用这种货币价值把书法代替钱币用。美国圣母大学的杨晓山教授，最近写了一篇论文研究苏轼流放惠州时，抄写了陶渊明《归去来辞》一卷书法这件事。这宝贵的书法卷现在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一卷书法不是随意抄写的，是为了送给一个刚认识的年轻人，感谢他。这个人是谁？是一位苏州定慧院学习佛学的居士叫卓契顺。卓契顺认识当时住在宜兴的苏轼长子苏迈，知道苏迈想念他爸爸，却没有办法通信息，自愿自己步行几千里的路，把苏迈的信送到惠州。卓契顺到了惠州后，停留了三个星期就回去了。临走的时候，苏轼问他要什么东西，卓契顺起初说什么都不要，后来想起唐代颜真卿在江淮绝粮了，蔡明远载米来给他，颜真卿写一篇书简，表达谢意。卓契顺便问苏轼肯不肯和颜真卿一样，抄写几个字送给他。苏轼就抄写《归去来辞》，还附上一篇跋文，记录这件事。明代的学者孙矿早就解释苏轼送给卓契顺的书卷不只是文人相交的礼物而应该当为偿还旅费的商品。他说“公此幅字自是为酬契顺路费计。”苏轼自己不可能提到这点，但是明明知道他的书法被人家争着要买，很有货币价值，又知道卓契顺，一个住在佛庙里的学生，从苏州走到惠州的旅程那么远，来往要几个月，需要支付的费用一定不少。还有个更明显的例子。另外来惠州拜访苏轼的是一位和尚叫昙秀。昙秀在惠州停留了十天，临走的时候苏轼给他几样送行礼物。其中有几页苏轼抄写的文字。苏轼抄写的是一本唐代的药谱《千金方》中的几个药方。但苏轼用自己的书法抄写这些旧药方，另外有目的和盼望。我们知道苏轼在惠州很注重草药，因为南方是瘴疠地区，能得到北边的草药不容易。苏轼希望昙秀回到杭州的南屏寺后，会遇到一些山僧或道士拥有宝贵的药方配料，如果有，他盼望昙秀会劝他们分一些送给在惠州的自己，他请昙秀把这几页书法送给那些山僧或道士，好补偿他们。这是苏轼自己说明的，他在《书诸药法赠昙秀》的跋文中说：右并于孙真人《千金方》录出。今与孙相去百四十余年，陵谷迁易，未必一一如其言，然犹庶几可寻其彷佛。俗士扰扰，岂复能究此，而山僧逸民，或有得者自服之耳，岂复能见饷哉！今因昙秀归南，为录此数纸，恐山中有能哀东坡之流落又不忍独不死者，或能为致之。果尔，便以此赠之耳。《苏轼文集校注》南宋的周必大也许没有注意到这篇跋文，他说苏轼抄写旧药方给昙秀是表示苏轼对人民的关心，要推广医疗的知识。但孔凡礼在《苏轼年谱》提到这篇跋文就说他抄写药方的目的是要托昙秀“以此诸药法转赠友旧并求致其药寄惠。”杨晓山也这样解释。宋代之前，书法也有货币价值，文献偶然也提到。譬如王羲之题字给卖扇子姥姥的扇子，姥姥起初不高兴，后来发现她的扇子可以卖一百钱一把。也有蔡明远送米给颜真卿的故事，颜真卿写字送给他，记录他的好意。但这些早期的事情与苏轼所做的也有重要的差异。王羲之题字给姥姥的扇子是他偶然随意而作，姥姥生气后王羲之才告诉她这样会提高扇子的价格，可以卖很多钱。不像苏轼题字给负债人的扇子，预先想到可用他书法的货币价值来解决负债人的问题。苏轼多半是抄写前代的文章（譬如《归去来辞》《千金方》等）或自己从前撰写好的文章（《中山松醪赋》），然后加一篇跋文，证明是他抄写的文笔。颜真卿写给蔡明远的信息是叙述一位老助理怎样帮助他，也许算是记录文本不是书法篇。苏轼抄写《归去来辞》明明是书法卷，是艺术品，与两个人彼此的友好无关。苏轼抄写《归去来辞》使这篇书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谁都会欣赏它，很容易放到市场上卖。书法在宋代以前已经是个悠久而备受尊崇的艺术。我们想分辨宋代人对书法的看法有没有新的发展，就像踏入历史的河流中间，要观察急流的水有什么变化，似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相信东坡的题跋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他对书法的看法有许多地方与前人不同，而他是个对宋代文化影响很大的人。我所研究的苏轼时代的四个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有关联，却又各自独立。其中第二和第四，印刷术的发达和书法的商品化关联尤其密切。因为印刷的发达引发了一种反作用。苏轼和其他文人对书本的泛滥非常不安，他们觉得它导致读书人懒于细读文本，而且文本与作者失去了原有的那种密切的关系。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如何复制和传播失去了控制力。许多为牟利而出版的书籍错误百出，让他们震惊。我们可以了解在这个时代，用优美的书法抄写的手稿为什么成为弥足珍贵的传统象征。唐代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用毛笔在纸上写出来的，这种活动很平常，不值得珍惜。但当文字大批地用印刷技术复制时，书法的特征与美感便蒙上新的光环，被人特别珍惜。苏轼觉悟到用毛笔写的文字，每一篇，就是抄写也都是独特的，这和印刷出来的文字千篇一律不同。而这种文字面临式微，所以他花了很多精力为书法写题跋，写诗，写文章，企图用新的眼光去发掘书法的意义。（艾朗诺1948年生，现任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1971年入哈佛大学，开始研究中国文学，尤以《左传》为主。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系主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中国文学与历史、宋代美学与文化。是钱钟书《管锥篇》的英译者（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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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家都在这十本书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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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苏轼的人何其多，读完苏轼著作的人何其少！”——曾枣庄曾枣庄四川简阳人，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宋代文学研究会顾问、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学术顾问、四川大学教授3月29日，《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出版座谈会将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东大门红瓦宾馆三楼会议厅举行。据悉，今年2月由巴蜀书社出版的《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十种），包括《历代苏轼研究概论》《苏轼评传》《苏洵评传》《苏辙评传》《苏辙年谱》《三苏选集》《三苏文艺理论作品选注》《苏洵苏辙论集》《苏轼论集》《三苏姻亲后代师友门生论集》，共380万字。这套书是首批四川历史名人文化研究中心之一四川大学苏轼研究中心的重点项目，也是曾枣庄一生从事三苏研究的论著集成，新时期三苏研究的一个缩影。日前，曾枣庄接受了记者采访，谈到他与三苏这四十年。作者专访耄耋之年，已经跟着苏轼走了四十年“研究苏轼的人何其多，读完苏轼著作的人何其少！”27日，曾枣庄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这样的感叹。他研究三苏四十年，可谓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三苏。曾枣庄说，从文学艺术成就角度，苏辙根本不能和苏轼比。但从政治官位，苏辙高于苏轼。两兄弟文学史上的贡献很大，特别是苏轼，在四川乃至全国很少找到他这样的成就。苏洵的散文是写得最好的，因为他成名很晚，文章经过细细打磨；而苏轼是凭借才气写，还未修改就已发表，以至于后来很多文章指出苏轼的错误。四十年的研究，曾枣庄就跟着苏轼的一生走了一遭。曾枣庄说，苏轼是一个在各个领域成就突出的创新者，在中国文学史上找不到第二人。放在当代，我们应该学习苏轼的人品，真实的人生，学习他说真话。这套书的出版，对曾枣庄来说，就是想要做一个总结。谈到自己的研究，有一点主要强调苏轼的重要改革主张，与此前的研究结论都有不同。专家点评这套书权威立体再现三苏，填补学术界空白去年底，四川省文史馆主办的《文史杂志》同时刊发了陶武先和谢桃坊为《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所作序言。四川省文史馆党组书记、参事室主任蔡竞向记者谈到了他们对这套书的重视。蔡竞说，曾枣庄是当现代少有的耐得住寂寞与清贫的学者。以文而论，他的三苏研究视野广、成果丰、质量高；以史而论，他对宋代文献的整理研究，尤其是集二十年力主持编纂的《全宋文》填补了宋文整理的空白。蔡竞认为，曾枣庄出版的这套书有三个特点：“第一、权威立体再现三苏史学，还原真实全貌；第二、查阅大量文本古籍，点校、纠谬、补齐残缺，做了基础性、开拓性工作；第三、这套书是取之不尽的金山，将苏轼研究扩展到苏洵、苏辙，整理出版多部关于‘三苏’的著作，而且在宋代文献整理、文学研究和古代文体学研究领域多有著述，具有填补学界空白的意义。”学界评价曾枣庄对三苏研究时间最长、成果最多、影响最大四川省文史馆馆员、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谢桃坊谈到他对《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的评价，作为曾枣庄的老朋友，他说，曾枣庄先生值得学习之处在于理论修养很够，对三苏的研究是从历史、政治角度切入，不是从文学切入。曾枣庄第一次在学术界提出苏轼是革新者。谢桃坊称，从国内学术界来看，曾枣庄对三苏研究，时间最长、成果最多、影响最大。“曾枣庄以独特的眼光看待问题，而且是第一个给三苏做年谱和评传的专家。”成都市社科院研究员李景焉谈到，这套书出版影响深远，因为对于初学者，可以找到适用的东西；对学术者来说，又方便查阅资料。出版社说八千册图书、手稿、著作版权全部捐赠81岁的他还未停下研究巴蜀书社为何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出版这套380万字之巨的《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巴蜀书社总编辑侯安国谈到，近四十年来，研究苏轼的学者众多，但把苏轼研究扩展到三苏研究，曾枣庄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曾枣庄撰写了学界首部《苏洵评传》、《苏辙年谱》、《苏辙评传》，与金成礼合作笺注有苏洵的《嘉祐集》，与马德富合作校点有苏辙的《栾城集》，均是填补空白之作。侯安国表示，曾枣庄还是一位无私的三苏研究者。他于2013年1月将八千册藏书和手稿等无偿捐赠给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建立了“曾枣庄三苏文化研究室”。2014年7月，又将四十余种编著作品捐赠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还将向巴蜀书社捐赠《丛刊》（十种）的永久性版权，这是四川学者以实际行动将出版资源留在四川的开创性举动。虽已81岁高龄，曾枣庄仍未停止研究工作。今年上半年，巴蜀书社将推出他500万字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宋代史论分类全编》；明年将推出他主编的学界首部《三苏文化大辞典》及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宋代文艺述评全编》。现在，曾枣庄仍在主持编纂《宋代三苏文献研究资料》《三苏书信全编》等。成都商报记者陈谋摄影记者陶轲三苏带我走进宋代——《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自序□曾枣庄我一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三苏，二是宋代。对三苏，既整理其著作文献，又对他们三父子进行全面的、综合的研究；对宋代，主要是整理宋文，并对宋代文学作多视角的研究。可以说，宋代的三苏、三苏的宋代，耗费了我一生的精力，但值得！研究苏轼，自然避不开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但我感到，对同为唐宋八大家的苏洵、苏辙，学界的研究很薄弱，甚至连他们的别集都还未经整理校点。于是我与金成礼先生合作出版了《嘉祐集笺注》（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马德富先生合作出版了《栾城集》（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舒大刚先生共同主编了《三苏全书》（2001年中国语文出版社），并陆续出版了《苏洵评传》（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苏辙年谱》（1986年陕西人民出版社）、《三苏选集》（199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与曾涛合著）、《苏辙评传》（1995年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三苏传》（1995年台湾学海出版社）、《三苏文艺思想》（199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苏诗汇评》、《苏文汇评》、《苏词汇评》（1998年台湾文史哲出版社，与曾涛合著），主编了《苏轼研究史》（200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等。从苏轼到苏洵、苏辙，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视野，为我开展宋代文献的研究整理和对宋代文学作多视角研究创造了条件。对三苏的研究虽然一生都未停止，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我学术工作的前半期。后半期，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宋代文献、宋代文学方面，耗时二十年之久与刘琳先生和川大古籍所的同仁共同完成了《全宋文》的编纂，还先后主编了《宋文纪事》（曾枣庄、李凯、彭君华，1995年四川大学出版社）、《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199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2005年中华书局）、《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宋代文学部分（200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宋代辞赋全编》（曾枣庄、吴洪泽，2008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宋代传状碑志集成》（2012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宋代序跋全编》（2015年齐鲁书社）等；出版了《论西昆体》（1994年台湾丽文文化公司）、《北宋文学家年谱》（曾枣庄、舒大刚，1999年台湾文津出版社）、《宋文通论》（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宋代文学编年史》（曾枣庄、吴洪泽，2010年凤凰出版社）、《文星璀璨：北宋嘉祐二年贡举考论》（201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等。回顾四十多年的研究道路，做的工作也不可谓不多，因此多少有些心得，概括起来，不外以下几点：一是对古代文化、古代文学的研究是完全可以自学的。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其实是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即马列主义的，涉足中国古典文学完全是社会原因和个人兴趣所致。二是研究工作一定要从资料工作做起，这样研究工作才会有根基，不致人云亦云，甚至胡说八道。三是要多请教，多切磋。在我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如陈逸夫先生、王朝闻先生、任继愈先生、邓广铭先生、程千帆先生、缪钺先生、王利器先生、杨明照先生、戴逸先生、孔凡礼先生等都给我不少指导和启发。与同辈的学者，如许嘉璐先生、章培恒先生、刘乃昌先生、王水照先生、谢桃坊先生、刘尚荣先生等，亦常就学术问题开展争论争鸣；与晚一辈的学者如舒大刚先生、吴洪泽先生、李凯先生、彭君华先生等，亦多有合作。只有这样做学问，才能有生气。四是不要在学术热点乃至时政观点上跟风。学术界也像其他行业一样，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热点、重点，但不是你的研究领域，不是你的研究所长就不要去乱掺和，写凑热闹的文章。更不要生硬地将当前的时事政治套入古代文化、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去，那就不是在继承文化遗产，而是在糟蹋文化遗产了。最后，感谢巴蜀书社出版我这套《三苏研究丛刊》十种，基本汇集了我一生有关三苏的论著；感谢四川省政协原主席陶武先先生、四川省文史馆馆员谢桃坊先生为本书赐序；感谢巴蜀书社总编侯安国先生、李蓓女士及相关工作人员等为这套丛刊付出的心血；感谢陈小平先生及犬子曾涛对这套丛刊的精心校对；也感谢所有关注我的三苏研究的朋友！（有删减）“三苏研究”一大家——写在《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出版之际□陶武先欣闻《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下称《丛刊》）即将付梓，由衷祝贺！于“三苏研究”，我是外行，仅属拥趸；于枣庄先生，尚未谋面，可算神交。我借闲暇时日，粗略拜读过一些文稿，大致了解其研究经历。他皓首穷经、专心致志，倚重文献整理、史料研究、作品传播，兼备基础性、论述性、独立性，其“三苏研究”领域广阔、重点深入，形式多样、著述丰硕。《丛刊》不仅展示出使人受益的学术成果，更蕴含着令人敬重的治学精神。对“不平”之事而严谨求真。“有不得已者而后言”①。严谨求真“鸣不平”，贯穿于枣庄先生的“三苏研究”历程。情不忍则鸣。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②。由衷爱戴、景仰苏轼，自然容不得对其歪曲和抹黑。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驳斥将苏轼视为“典型的投机派”、“动摇的中间派”，求“议论常公于身后”③。他毅然改变原来的研究方向，转而从容研究苏轼。“心正而笔正”写成《苏轼评传》，客观评述其稳健革新的政治主张和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的高尚人格。疑不解则鸣。学贵有疑，有疑则进。大胆提问，小心求证，从而得出确切结论，是常用的研究方法。他研究苏洵，始于其置疑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分歧与苏洵是否相关、不指名道姓批评王安石的《辨奸论》是否苏洵所作。为此，他深入研究，撰写了学界第一部关于苏洵的学术传记——《苏洵评传》，力证《辨奸论》出自苏洵，探求苏轼反对王安石激进变法的家学渊源。理不通则鸣。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何况乎人？《宋史》记载“辙与兄轼无不相同”，他不以为然，深感有悖常理。于是，从人物性格、治世主张、学术观点、文艺思想、诗文风格等多方面分析比较苏轼、苏辙兄弟异同，形成《苏辙评传》（又名《苏辙兄弟异同论》）。其中关于“苏辙为政长于其兄”等论述具有突破性、开创性，标志着他的“三苏研究”更加理性、成熟。宋代理学家程颐曾言：“致思如掘井，初有浑水，久后稍引动得清者出来。人思虑，始皆溷浊，久自明快。”④枣庄先生力行如此。凡欲做成学问、达成事功者，应当不在例外。从对象之专而拓展深入。立体、多维展示作为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艺术家的“三苏”，深入、全面呈现其精神内蕴、艺术特征、人格魅力，并着力关注其相互联系和社会影响，实现由点到面的拓展、由表象到本质的深入，是他赋予《丛刊》的鲜明特色。注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个体向整体拓展。“不一则不专，不专则不能”⑤。其“三苏研究”发轫于研究苏轼，由此横向、纵向拓展研究领域，进而由“一苏”到“三苏”、本人特征到姻亲门生，由文献到年谱、文艺作品到思想价值。修本而应末，举纲而张目，内涵向深，外延趋广，系列逐渐丰厚。注重“博观约取，厚积薄发”⑥，由通博向专精深入。他倡行“读书宜博，研究宜专”。非但爬梳剔抉研究对象个体资料，而且全面客观掌握相关素材，以“博”纵观时空之广、以“专”追溯方位之深，在更宽视野中精准探索，尽量规避了不“博”而“专”的局限、“博”而不“专”的空泛。正如“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⑦，掌握的史料愈翔实，研究愈深入，论述愈透彻，致力追求渊博史学、宏富史才、独到史识于一体。注重“考述并重，文史合一”，由资料性向思想性凝炼。“一要有明确的研究方向，二要全面占有资料，三要弄清基本事实，四要坚持独立思考。”这是他的学术心得，源其学术实践。对于《丛刊》中涉及的研究课题，他坚持从原始资料发端，多渠道梳理源头，独到性确定选题，由感觉而倾向，由倾向而观点，由观点而论证。这种以史料与文献为源头活水、文学与史学相得益彰的研究方法，利于防止唯“考”而简单堆砌、唯“述”而苍白说教，实现以“史”证“文”、以“文”化“史”、文史呼应。培根有言：“我们应该像蜜蜂，既采集百花，又专心整理，这样才能酿出香甜的蜂蜜来。”《丛刊》的形成也可印证：善集“百家之美”，可成“一家之言”。步空白之域而探索创新。“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⑧。他不仅将苏轼研究扩展到苏洵、苏辙，整理出版多部关于“三苏”的著作，而且在宋代文献整理、文学研究和古代文体学研究领域多有著述，具有填补学界空白的意义。其屡“开独造之域”，皆因“取法至高之境”。批评精神首当其冲。多客观评判，少主观取舍，“事非目见耳闻”不“臆断其有无”。词为长短句，而长短句不一定为词，不少人对这类文体学常识若明若暗。对此，他如鲠在喉，坦率批评近半个世纪不重视文体知识教学科研，并自发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编纂了《中国古代文史资料集成》《中国古代文体学史》，开学界之先河。协作精神难能可贵。“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⑨他注重与国内学者携手，鼎力襄助“三苏研究”，筹建“曾枣庄三苏文化研究室”。他积极倡导和推动海内外开展“三苏”学术研究，与十余位海外生友长期合作，为研究“三苏”文化拓展新的视野、扩充国际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取精神不可或缺。尽管于“三苏研究”，学界能出其右者不多，但他依然坚持“不懂就学”，笔耕不辍。其于花甲之年罹患癌症，犹自持“做最坏思想准备，尽量往好处努力”的信念，手不释卷、心无旁骛，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于耄耋之年，求知欲不减、进取心未退，犹以“只争朝夕”的执着，结集出版《丛刊》。借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锲而不舍，登高行远，为有限的生命增添了认识事物的现实可能。临浮躁之风而潜心治学。“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⑩。枣庄先生之治学，有如梁启超所言之“书呆子”。宁静而远功利。他说“问学之道，贵在坚持”，深谙求近功乃树故步自封的藩篱，坚信“骤长之木，必无坚理；早熟之禾，必无嘉实”。面对学术造假、论文剽窃屡禁不止和草率成册、粗制滥造屡见不鲜的不正之风，他时常拍案而起，“不合时宜”地较真到底。对有人不经深入研究就“古今中外的文章都敢写，赶时髦，报刊需要什么就写什么”的功利做法，他不愿苟同，坚持如切如磋，潜心治学。《丛刊》系列十本专著，成稿时间跨度三十六载，才结集出版。足见其专注。淡泊而远名累。他深畏“为学大病在好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因而甘居冷门、不凑热闹，博学好思、笃行不倦。坚持探赜与索隐、兀兀以穷年，传播“三苏”文化、扩大“三苏”影响，从不计较“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因研究“三苏”成就斐然，被誉为“苏学界权威专家”，他为此诚惶诚恐、坚辞不受：“真要有权威，尤其是公认的权威，问题就大了。”谦逊地表示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古籍整理工作。足见其清醒。尚实而远漂浮。他主张博览群书而不唯书，博采众长而不迷长，围绕具体问题独立思考、深入探索，坚持把“三苏研究”作为责无旁贷的使命，而非投机取巧的捷径。对于所从事的研究，他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为世界所仰慕，我们为先辈留下的文化遗产而自豪。作为学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足见其务实。“为学做事，忌求近功；求近功，则自画气泪，渊源莫及”。诚然，养成大拙方知巧，学到如愚始是贤。学问、事业有成，还真少不得“呆子”精神。《丛刊》对“三苏”的研究，不止于“形”的复制、“术”的回味，更在于“神”的接续、“道”的弘扬；未囿于怀念贤哲、重温过往，更重视镜鉴今人、启迪未来。《丛刊》面世，其意义不止为广大读者敞开了一扇从遥远张望到详实了解“三苏”的文化之窗。传承文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枣庄先生数十年研究“三苏”，无疑为弘扬中华文化精髓、发掘传承先贤经典，作出了贡献。如果《丛刊》出版，能启发为学者“穷不忘道，老而能学”、治世者“守其初心，始终不变”，那么，枣庄先生的艰辛付出便得到了时代升华。莫道桑榆晚，红霞尚满天。致敬枣庄先生的学识和奉献！注释：1.唐·韩愈《送孟东野序》，见《昌黎先生文集》。2.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3.宋孝宗《苏文忠公赠太师制》对苏东坡的评价，见宋·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4.宋·程颢、程颐《二程全书·河南程氏遗书》。5.宋·苏轼《应制举上两制书》，见《苏轼文集》。6.宋·苏轼《稼说送张琥》。7.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知音》。8.清·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见《刘孟涂集》。9.汉·戴圣《礼记·学记》。1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1.明·徐祯稷《耻言》。12.明·王阳明《传习录》。1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黄琼传》。14.清·黄宗羲《明儒学案》。15.宋·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16.宋·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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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译《诗经·国风》中的水意象重构研究

学术论文

《诗经》是中国古诗的开端,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和中华文化的精髓,在后世文学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诗经》翻译及其研究是传播灿烂的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大途径。诗歌是语言的精华,意象是诗歌的灵魂,是中国诗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国古诗意象繁多,其意象再现是诗歌翻译的关键。《诗经》中意象丰富,水意象大量出现。意象是指结合了客观事物与作者主观情感的诗歌意象。所谓水意象是指以水为载体的意象。有关水意象的研究发现,自先秦典籍开始,水意象就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且在历代典籍中亦是如此。诗歌中的水意象蕴涵丰富,或象征时间飞逝,或象征爱情受阻等。同时,水意象的翻译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其意象翻译策略有保留意象、意象替换等方法。水意象是《国风》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在《国风》160首诗歌中,就有42首含有水意象,占了约四分之一的篇目。《国风》中的水意象应在翻译过程中得到译者的重视和恰当处理。本文的主要理论框架为意象主义理论。意象主义是西方文学史上的一大文学流派,开启了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新纪元。埃兹拉·庞德是著名的美国意象派诗人、诗歌评论家,是意象主义运动的先锋人物,十分重视意象。作为意象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庞德提出了意象主义诗歌创作的三原则:直接处理“事物”、用词精炼、注重词语本身的韵律。诗歌创作与诗歌翻译往往能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庞德在其诗歌创作原则的影响下,继而提出诗歌翻译应关注语言能量、细节翻译、以及音诗、形诗、理诗的三诗观。细节翻译和三诗观是实现语言能量的途径。庞德的诗歌创作以及诗歌翻译理论共同构成了其意象主义理论。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意象主义理论,以庞德译《诗经·国风》中的水意象为研究对象,以许渊冲的译本为参照,旨在对其英译有一个综合的研究分析,以期为《诗经》意象翻译及诗歌意象翻译提供有益借鉴。本研究试图探讨以下问题:1)《诗经·国风》中的水意象和其它意象有何关联?2)庞德对《诗经·国风》中的水意象的翻译策略及方法与许渊冲的有何异同?庞德的翻译是否反映了其意象主义理论?许渊冲的翻译又是否反映了其翻译思想?3)意象主义理论可以为《诗经》中的其它意象翻译提供哪些启示?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文本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庞德及许渊冲的《诗经》译本为文本,从意象主义角度探讨水意象的翻译策略及方法。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呈现国内外的研究现状;通过文本分析寻找研究对象;通过比较研究对比分析庞德和许渊冲对水意象的翻译。研究发现:《国风》27首诗歌中的水意象与婚恋主题有关,通常见证着爱情之痛苦,爱情之欢乐。《国风》中的意象可以分为四类,水意象和其它类型的意象都是诗歌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能够相互弥补与交融,相互促进与强化。庞德和许渊冲在水意象翻译中都尽量遵循了保留原意象的意象翻译策略,但所运用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又有所不同。庞德和许渊冲所运用的翻译策略包括直译和音译,庞德采用了大量的音译,而许渊冲则很少采用音译。根据van Doorslaer的翻译方法分类,庞德在水意象翻译中使用的翻译方法包括直接转换、省略、补充、名动转换及造词。庞德直接处理水意象,用词精简,注重细节翻译,保留细节之处的水意象,释放语言能量。而许渊冲所采用的翻译方法有直接转换、省略、补充及淡化。从许渊冲的翻译理论来看,这体现了他所提出的“等化”、“浅化”、“深化”的翻译方法。许渊冲注意译诗的意义之美,音韵之美,形式之美。庞德的翻译体现了其意象主义理论,许渊冲的翻译体现出其所追求的诗歌翻译的“三化”、“三美”原则。庞德的意象主义思想体现在其诗歌创作中,也体现在其中国诗歌的翻译实践中。意象是庞德意象主义思想的核心,而意象传递是其诗歌翻译的核心。如上所述,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对日后的《诗经》意象翻译及其它中国诗歌意象翻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意象主义理论对诗歌意象翻译有一定的启示。意象是中国诗歌翻译中的一个重要考量。研究发现,诗歌翻译时既要把握单个意象的涵义和表达作用,也要考虑诗歌的整体效果。在诗歌翻译时,意象翻译策略有保留意象、替换意象、忽略意象、再造意象。由于有限的人力、物力,以及作者有限的理论知识和科研能力,研究中包含的意象类型有限,本文所进行的研究不够充分,研究仍有提升空间,有待进一步研究。进一步研究可以从以下着手:研究范围更广,如选择更多类型的意象等。

邹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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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张耒《东山词序》及对贺铸词的审美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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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虽不善填词,却精于论词。绍圣、元符年间他为《东山词》作序。《东山词序》不仅展示了张耒高超的词学理论,而且对贺铸的《东山词》做出了高度评价,深刻揭示了贺铸词的美学特征。

程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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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蝶恋花·春景》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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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明在苏轼众多词作中,有一首清婉雅丽、奇情四溢的作品同样为人们津津乐道,这就是《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这是一首独具风格,充满矛盾,文思畅达而又意味无穷的词。其中包含着思想与现实的矛盾,情与情的矛盾以及情与理的矛盾,读后令人遐思。而“天涯何处无芳草”“多情却被无情恼”等佳句也一直被人们吟唱传诵。但就是这首风格独特的佳作,大家却不知来自何时、写自何处?无论网上还是典籍中也少有提及,散见史料中也只是一笔带过。笔者查阅其中,主要有惠州说、徐州说、密州说。惠州,苏轼人生第三次贬谪之地。惠州说的主要依据是《词林纪事》引《林下偶谈》的故事。相传苏轼谪居惠州,一年深秋,命侍妾朝云歌此词。朝云歌喉将啭,泪满衣襟,东坡问其故,回答说:“奴所不能歌者,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苏东坡听后大笑曰:“是吾正悲秋,而汝正伤春矣。”这则故事的时间是绍圣二年(1095)秋,有人说此作是当年春天之作,实际上苏轼自绍圣元年(1094)四月被流放,一路冒酷热、历关隘,跨越大庾岭,跋涉千余里,十月才达惠州,最初连居住都很困难,只能暂住衙内合江楼,后又借住嘉祐寺,所在的小城也是沿江而建,依山傍水,这时的苏轼心境平和,“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黏空樽”。由此可见,就当时的处境和环境、此时的心情等难以与词情相符。更何况惠州之地燕子二月份绝大多数已北上迁徙,三月的柳树早已碧绿成荫,何来绕梁鸣啭、枝上柳绵?至于徐州说,熙宁十年(1077)四月二十一日,苏轼才到达徐州。当年七月黄河决口,历经七十余天,至十月洪水才渐消。其后时间大多忙于赈灾,为此在元丰元年(1078)二月,还受到了朝廷嘉奖。另据史料记载,当年三月寒食节,齐州知州李常任满,趁此机会,从济南到徐州来访,“至则苏轼还在城外督工”。因此该年春徐州也难以出现“绿水人家绕”的恬静景象。到了元丰(1079)二年三月,朝廷下诏苏轼知湖州,四月二十抵湖州任。苏轼徐州两个春天就是这样度过的。所以从时间上推算,从当时的灾情,徐州说难以成立。个人认为,密州说可信度更高,有几点可以佐证。第一,龙榆生《东坡乐府笺》,未编年。依据《全宋词》所载的时间顺序,此篇当于密州所作。第二,在语境和描写手法上与熙宁九年(1076)正月十三“密州冬夜文安国席上作”(此冬夜应为春夜)的另一首《蝶恋花》相同。帘外东风交雨霰。帘里佳人,笑语如莺燕。深惜今年正月暖,灯光酒色摇金盏。掺鼓渔阳挝未遍。舞褪琼钗,汗湿香罗软。今夜何人吟古怨,清诗未就冰生砚。其中“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与“帘外东风交雨霰。帘里佳人,笑语如莺燕”有异曲同工之妙,堪称姊妹篇。而再细细品味尾两句,两位故交风雪之夜虽然觥筹交错、相谈甚欢,但论起朝里朝外之事却也心存怨气,没有心情去说些赞誉之词。“清诗未就冰生砚”也就为“多情却被无情恼”作了以后的铺垫。第三,就词中心境来说,此词当不会在“乌台诗案”之后作。苏轼此作上片侧重叹情,下片生发沉思,这是情与情的矛盾。而下结“多情却被无情恼”正是情与理的矛盾。密州是苏轼主政的第一站,在这里他看到了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与朝廷推行变法的结果是背道而驰的,而他又无力改变这种现实。此时的他真的是“多情却被无情恼”。“乌台诗案”后苏公大彻大悟,已经不是烦恼的心境,而更多的是超然旷达,“也无风雨也无晴”。所以词中心境显然与遭贬谪之后的心境不相符。第四,就写作习惯上说,一般作者一个词调用熟之后往往连续填写该调,苏轼也不例外。在徐州,苏轼《浣溪沙》一连填了十几首。看密州《江城子》词,苏轼一口气填了四首。《望江南》两首描写的是一春之景,时间上几乎同时。《蝶恋花》词从写作手法的连贯性上,两词写于同一季节,也是有理由相信的。至于“多情却被无情恼”所包含的深层次感悟也与此时苏轼的处境相吻合。至于说“有词当有记”,实际上苏轼另一首《望江南·暮春》也未有记载作于密州。查阅孔凡礼《苏轼在密州》也是这两首未载,但从后来诸城编辑的资料中只增加了《望江南·暮春》词,却少了《蝶恋花·春景》词。综上所述,苏轼《蝶恋花·春景》词创作于密州是有其时间、心境、语境、处境、环境逻辑的。苏轼知密州期间,是苏词创作的转型期、成熟期和辉煌期,也是苏轼超然思想的萌发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一直纠结于爱民如子的他,而该词作正是这一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此作纳入苏轼密州文学作品系列进行综合研究、系统梳理,这无疑对苏轼文化的挖掘更具有文学价值。

李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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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稚隆《春秋左传注评测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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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稚隆是明代中晚期著名的出版家和学者,其所著《春秋左传注评测义》是《左传》评点史上的重要作品,是罕见的以探讨经义为主的《左传》评点著作。本文对《春秋左传注评测义》一书进行系统考察,挖掘此书的评点特色、经学价值、文学意蕴和思想文化价值。论文分为以下四章:第一章,考察《注评测义》的成书背景。本章从经学传承、时代背景和家学影响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上接宋学余绪的明代经学赋予了《注评测义》集数代《春秋》学大成的可能;严密的科举制度和日益旺盛的市民文化需求为《注评测义》提供了足够广阔的文化市场;精于刊刻的晟舍凌氏一门则以其渊源有自的家学传承对凌稚隆创作此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第二章,探究《注评测义》的体例及内容。《注评测义》的注评对象是《春秋左传》全文,凌氏汇纂了相关的序文与辅助参考材料,以方便读者;其所作注解具有简明全面、重视义例、尊崇但不迷信杜注的特点;评点的形式较为简洁,多以夹评为主,评点符号单一;经凌氏筛选的名家评论多集中于经义和史事,文学评点相对较少,而凌氏之断评呈现出中正平和的特点。第三章,探讨《注评测义》所呈现的凌氏经学思想。凌氏认为《左传》的作者并非左丘明,而是几代史官的集体创作;凌氏表现出折衷对待《春秋》义例、在四传中重《左传》而轻其余三传、在经传矛盾时“尊经黜传”的倾向;凌氏认为《左传》存在“专以利害成败论人”的缺点,这使凌氏对“君子曰”颇有微词,凌氏的评论多富有批判性、启发性。第四章,挖掘《注评测义》体现的伦理思想和文学意蕴。凌氏的伦理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君臣大义的强调,这种过分的强调有时难免迂腐;在处世态度上,凌氏反对极端,主张折衷之道,力图在实践中符合儒家的各种伦理道德;凌氏反对《左传》以“成王败寇”思想评价史事和人物。《左传》的文学成就,凌氏誉之为“文章之冠”,其丰富多变的叙事技巧和“丰润华艳”的语言风格,构成了《注评测义》一书努力揭示的《左传》文学意蕴。结语部分,则对该书的价值和不足之处进行扼要的归纳。

张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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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尧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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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尧臣是宋诗的“开山祖师”，是唐音转变为宋调的关键人物。基于梅尧臣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二十世纪以来，夏敬观、朱东润等前辈学者在文献整理、诗歌研究等方面已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在八十年代后形成的宋诗研究热潮中，梅尧臣也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对象。然而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有关梅尧臣的家世、生平、思想、著述等方面尚有一些问题迄今尚未引起关注或深入探讨，有关其文学创作也有进一步深入把握的空间。本论文无意对梅尧臣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而是本着略人所详、详人所略、言人未深、补人所缺的原则，就笔者所读有得之处，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展开讨论，以期从不同侧面对梅尧臣的研究有所丰富和深化。　　论文共分九个专题。　　一、二十世纪以来梅尧臣研究述评，以1980年为界分两个阶段梳理和评述梅尧臣研究的丰富成果。　　二、梅尧臣家世考。本专题以《梅氏宗谱》为基础，结合史传、别集、笔记等资料，详尽考述梅尧臣的家世源流，并就梅询对梅尧臣的影响重点阐发。　　三、梅尧臣生平研究。本专题避免平铺直叙的传统模式，而是选取梅尧臣的名号及意义、科举考试对梅尧臣的影响、人生不同阶段仕与隐的矛盾、梅尧臣的性格志趣等角度加以探讨。　　四、论梅尧臣的儒、释、道三教思想。在梅尧臣身上，进一步体现了自唐以来三教合流的趋势。儒家思想始终是梅尧臣思想的主流，但是在其人生遭遇挫折时，佛、道思想又时时占据诗人的内心。　　五、论梅诗的题材构成及其开拓意义。梅尧臣诗歌题材种类众多，远迈前代，也为同时代欧阳修、苏舜钦等所不及。梅诗题材研究是认识梅诗在宋诗形成过程中作用的重要角度。笔者发现，从庆历中期起，梅诗题材种类大量增加，数量最多的几个题材分别是赠答唱和诗、送别诗、纪游诗、咏物诗。论诗诗、禽言诗、题画诗这几种题材类型更具开拓意义。　　六、论“宛陵体”。“宛陵体”又称“圣俞体”，是梅尧臣诗歌主导风格的代称。有关它的名称来源与演变、风格特征的内涵与影响学界至今关注甚少。“宛陵体”是以梅尧臣的五言古体诗为主的诗歌风格，其特征是平淡，兼有古硬怪巧、枯涩、老健等丰富内涵。“宛陵体”既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同时也体现了复古革新的时代精神，深契宋人平淡有致的审美追求，在“宋调”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辨正。通过对照梅集几个重要的版本，订正了朱校本的十六条失误，并对《别三十弟彦臣》一诗的系年和《送弟禹臣》一诗的补注提出了新见解。　　八、梅尧臣的文和词研究。梅尧臣于古文亦有较深的造诣，梅文具有语言朴实流畅，简练传神;句式以散体为主，骈散兼行;抒情真率，叙事生动，叙议结合;风格古朴、平易自然的特点。梅文数量少的原因主要在于梅尧臣对诗歌的偏好，喜欢以诗代文。梅词存世只有两首，皆为咏物词，其中《苏幕遮》一阕尤为人所称道。梅词数量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与当时词的地位不高和梅尧臣上薄风雅的文艺观念有关。二是和梅尧臣窘迫的生活状况有关。　　九、论梅尧臣注《孙子兵法》。梅尧臣注《孙子兵法》是梅尧臣一个重要的学术活动，在孙子学和兵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迄今学界关注不够，未见专题讨论。本专题对梅注的版本源流、时代背景、注释动机、注释体例、兵法观念、历史影响等进行全面、系统的考述，力求弥补这方面的研究空白。

涂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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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自然”与“自发秩序”——老子与哈耶克政治哲学思想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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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对于'自发秩序'的研究逐渐成为了理论界的热点。在这种'自发秩序'研究热中，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思想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有的学者指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之自然秩序思想源于中国的老子，也有的学者认为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思想是貌合神离的。两种思想的关系究竟如何？本文试图在对两种思想分析比较的基础上，给出一个笔者自己的答案。　　本文的内容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知不知'与'有限理性'分别为老子与哈耶克对人类的认识能力也即是人类的理性能力的看法。通过分析，发现老子的'知不知'是要告诉人们对人们的'无知'的状况要有所认识，因而与哈耶克的'有限理性'是近义词。因而'知不知'与'有限理性'，虽然有着诸多的不同之处，但总体上看是同大于异的。　　第二章，作为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的的基本规则，'道'与'一般性规则'有着各自的特点，但也有相同之处。两者相异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产生的时间、作用的范围等对于社会秩序的影响不十分明显的领域，因而是非根本性的。而相同点，比如一般性、抽象性等，最终使得两种规则所确定的社会秩序都是'反建构'的，这种'反建构'使得两种规则的相同之处更具有根本性。因而，老子的'道'与哈耶克的'一般性规则'是大同小异、神韵相通的。　　第三章，'道法自然'思想是老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自然'思想更是这一核心中的核心，'自发秩序'思想在哈耶克的思想体系中也有着相同的地位，因而本章的比较是全文的核心部分。老子的'自然'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既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之处。不同的地方如适用范围、社会成员间的合作程度等，主要是因为两人所处的时代条件的不同造成的，因而是浅层次的。而相同之处就不同了，不论是对社会成员自由的维护，还是对政府'有为'的限制，都不是主要反映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的不同要求，而更多的是反映了两种思想的气质上的相近，因此这种相同，是深层次的。　　第四章，'无为'与'自由'分别为'自然'与'自发秩序'的政治结论，两者也是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主要体现在较浅的层面，主要是中西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两位思想身上所留下的痕迹;相同的地方则突破了两种文化的不同的影响，因而是更深层面的。浅层的相异，深层的相同，使得老子的'无为'与哈耶克的'自由'最终还是同大于异的。　　最后是本文的结语，这一部分总结了本文的观点，即'道法自然'与'自发秩序'的不同之处相对来说是浅层次的，相同之处则是深层次的，是气质上的，因而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思想是'貌离神合'的。

种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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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钟山记》的创作背景再看苏东坡思想的转变

期刊

对《石钟山记》的理解在立足文本的同时，不可忽略本文创作的时代背景，更要看到本文所表现的人性光芒。从有关的创作背景追本溯源，本文可看作苏东坡思想转变的政论文，也可体会苏东坡潇洒人生中忧国忧民的情怀。

马学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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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美学视域下苏词的意象英译研究

学术论文

苏轼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代巨匠，留下了无数吟诵千古的诗词。苏轼诗词已经被国内外学者和翻译家英译，在世界很多的国家流传。他的诗词题材广阔，独具风格，善于借用典故、意象等手法来抒发诗人的感情。丰富的意象是苏轼诗词风格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苏词意象恰当的翻译对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苏词的主题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以接受美学理论为理论依据，以翻译家许渊冲先生的译本《苏轼诗词选》中的51首词为语料，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研究译者如何再现诗词中的意象，以及在接受美学视角下分析意象再现的效果。首先，本论文按照陈植鄂学者对诗词意象的分类，将苏词中的意象按照主题分为六类：抒怀类，愁苦类，送别类，闲适类，爱情类，思乡类;然后就意象主题类分布较多的诗词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许渊冲学者在翻译意象的过程中采用了仿译、意译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其中，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最多，其次是仿译，最后是直译。当诗词中的意象涉及到历史的典故、或者原语意象在译语中不存在时，译者会采取意译的方法进行意义空白填补，使意象具体化，以达到读者理解;当一些简单的描写类意象渲染的氛围直接能被读者理解时，译者采取直译的翻译方法;当诗词意象在英语文化中具有相似的内涵时，译者通过仿译的翻译方法选择性的保留意象，以便真实地再现原文意思和意象的美感。许渊冲学者对苏词的英译完全再现了原文中的意象效果。本论文从接受美学视角研究苏词中意象的翻译，有利于丰富苏词翻译研究的视角，有望为未来对于古诗词的翻译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宋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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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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