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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

会议论文

介绍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及高科技的发展,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与劳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导致了劳动者从体力型转向智能型,节省了人类宝贵的时间与空间,但同时,人类的体质及人类生物性运作能力却日益衰退,使人类发展所遇到的问题日益尖锐.在社会高度文明的发展中,却隐藏着日益严重的健康危机,高血压、脑血栓、糖尿病等"现代文明病"、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肥胖、畸形、人体变异及因激烈社会竞争而导致的心理压抑与精神错乱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健康;诸多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导致的现代文明病日益侵蚀着人类的机体。这时体育就成了改善这一现状的最佳执行者.在我国优秀的文化宝库中,养生保健的内容十分丰富,很多至今仍有很顽强的生命力,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董胜美;朱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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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君子曰”研究

学术论文

“君子曰”是存在于《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中的一种重要的史书论赞现象，具有臧否人物、褒贬是非的评论功能。据笔者统计，《左传》中共有86条具有史书论赞性质的“君子曰”，按照评论方式可分为观点型、点评型、论述型三种。　　《左传》“君子曰”评论广泛涉及众多诸侯国及人物、事件，在内容上可以分为论德、论礼两个方面。“君子曰”褒扬有德、合礼行为，贬斥失德、非礼行为，情感激昂，态度坚定。在褒贬是非、臧否人物的过程中，宣扬其重视仁、义、忠、信、孝、勇、让、礼等的价值观念，彰显“君子曰”维护社会秩序的论说主旨。　　《左传》“君子曰”具有褒贬明确的评论特征。“君子曰”在文中的位置不定，多数位于一个话题结尾处，也有位于一段文字中间的现象，“君子曰”往往会对《左传》叙事的细节内容进行评论，其原因在于“君子曰”所评论的对象是《左传》编者所重视的品德、行为。《左传》“君子曰”评论随事而发，不同的“君子曰”对同一人物的褒贬态度不同;同一历史事件，《左传》中会有不同的“君子曰”对不同的细节进行发论;同一则“君子曰”也会对不同的人物、事件进行发论。　　《左传》“君子曰”有引经据典的评论特征，在评论时征引《诗经》《尚书》、先秦逸诗、逸书及先秦古语。《左传》“君子曰”征引先秦典籍时，形式灵活。大部分情况下，一则“君子曰”只对典籍中的一句话进行征引，但也不乏一则“君子曰”征引多处典籍的现象。一则“君子曰”中会同时征引《诗经》中不同的几首诗，也有一则“君子曰”同时征引先秦《诗》《书》等不同类型文献的现象，但同一则“君子曰”所征引的文献主题是相似或相同的。《左传》“君子曰”征引典籍时，不仅有直接征引典籍文句的，也有只征引诗篇篇名或总结诗篇内容的，还存在同一处典籍被不同“君子曰”征引的现象，究其原因，皆为强化论说主题，增强论说的可信度。　　《左传》“君子曰”是否为后人附益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当与《左传》的成书过程相联系，根据具体文字进行具体分析。《左传》成书过程复杂，“君子曰”作为《左传》文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非成于一时，也非成于一人之手。《左传》“君子曰”同《春秋》《左传》之间的关系有解经、解传、经传共解等类型，可以看出“君子曰”与《左传》原本及《左传》成书过程有密切的关系。“君子曰”在内容、形式、解释对象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与《左传》编者所采用的原始史料及处理史料的方式有关。

张永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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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情节建构看历史话剧《屈原》的悲剧性

会议论文

郭沫若的历史戏剧代表作之一《屈原》是以一部具有缜密情节结构的悲剧剧作。在这部戏剧之中,作者塑造了许多具有典型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并以这些人物为视角构建了多层次,多方面的情节结构,最终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悲剧整体。本文通过对于《屈原》这部剧作的文本细读,分析其中各个主要与次要的典型人物,从而找出作者对于整部戏曲的悲剧的情节建构,进而从深层次来分析《屈原》悲剧性的丰富内涵。

刘芊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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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白复古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李白对《诗经》的引用为中心

学术论文

笔者根据王琦所注的《李太白全集》初步统计以及具体分析了李白诗文作品是否真正引用《诗经》的语句后，发现李白引用《诗经》的诗文作品共173首，引用次数共计281次。即从数量和引用频率来看，都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其次，笔者细化李白诗文作品引用《诗经》的时间段发现，其作品在天宝二年（743年）和至德二载（757年）引用《诗经》的次数最为明显，故笔者以此为分界点分析了李白复古思想在这前后的具体发展变化;再者笔者发现李白诗文引用《诗经》在天宝二年前风多于雅和颂，而在天宝二年后，其诗文引用《诗经》的内容则是雅多于风和颂，由此可知李白的思想是随着自己的人生经历的不同而在不断变化。最后笔者根据安旗、薛天纬等编著的《李白全集编年笺注》梳理时间发现，李白的诗文作品从开元三年到宝应元年一直都有引用《诗经》，中间没有出现断层现象，可以说，时间跨度几乎贯穿了李白的一生。　　故本论文从李白诗文引用《诗经》的具体情况和他的人生经历出发，分析了李白复古思想的具体形成过程与发展轨迹。李白在入朝前，复古之风盛行的时代环境以及漫游时期与不同复古诗人的接触使他的复古思想开始萌芽，复古思想的意识也因此有所发展。在朝为官期间不被重用的他，写下了大量反映当时政治弊端的诗歌，情感真挚激烈。其中乐府诗的大量出现更是意味着李白的复古思想正在慢慢形成。去朝后，安史之乱等战争的爆发，让他再次体会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无能，于是他的诗文内容开始由写个人情事转向了反映国家和社会上的重大事件，所以他的诗文作品反映的社会层面也因此而有所扩大。而且李白再次漫游的同时也看到了其他诗人依然存在的弊病，这也促使李白在认识到玄宗朝的政治弊端的基础上更是看到了文坛上依然存在的种种问题。因此，他的复古思想较为前几个阶段是更为强烈的。从上可知，李白复古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过程是随着他不同的人生经历而有所变化的。

郭诺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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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曹植比较研究——以女性诗歌和游仙诗歌为例

学术论文

本文在研究李白与曹植女性诗歌和游仙诗歌渊源的基础上，结合二人的时代背景、人生遭际、才性气质、思想个性和艺术追求，对二人的女性诗歌和游仙诗歌进行比较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诗歌表现内容、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本文从诗歌内容入手，分析李白与曹植的悲悯思想、生命意识、孤独意识、自由意识和游侠情结，并结合具体诗文中语言、意象、意境的独特性来分析两人女性诗歌自然真淳的美学特征和游仙诗歌雄奇不凡的艺术风格。　　本文通过对李白与曹植具有相似性的诗文进行分析，从两人豪放不羁的性格、怀才不遇的境遇、挥毫即就的才思和浪漫主义的诗歌风格入手来比较两人诗歌创作的模拟关系和继承关系。并探讨李白与曹植思想上的痛苦与矛盾，从而完整认识到曹植和李白两个个性鲜明的浪漫主义形象。本文通过将李白与曹植的女性诗歌和游仙诗歌进行比较，旨在明确李白和曹植诗文的继承关系，证明曹植是李白重要的艺术渊源之一。并证实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传统的继承性和吸纳性特点，能够帮助传承和发扬中国古代优秀的思想文化。

张笑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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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饮茶人生

报纸

□唐颐“从来佳茗似佳人”,苏轼这一诗句被誉为古往今来咏茶第一名句，就如他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是歌咏西湖第一名句。所以有西子湖畔茶楼，干脆把这两名句组成一副楹联，挂在门口，自然引得茶客盈楼。“佳人”不仅是美人，还喻指君子贤良。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士大夫为人处世的准则可以概括为一句名言,即：“达能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时,轰轰烈烈,直面人生,施展抱负,行善天下；穷时,归隐山水,恬淡宁静,不问世事,洁性不污。苏轼的一生也是这句名言的写照,有趣的是,他老人家的饮茶人生也可从中演绎。据统计,他一生写下近百首咏茶诗词,达时穷时总是念念不忘饮茶。苏轼两次杭州任职,都属于“达”时。第一次任通判,副职,不用负太大责任,经常有时间游山玩水和研究文学艺术,包括饮茶文化。在一次监考之余,和同僚们烹茶品饮,写下《试院煎茶》：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呜。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一,未识故人煮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长苦饥,分无王碗捧蛾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不用撑肠柱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许多评论家都高度评价这首诗的艺术成就,曰“具有神仙出世之姿”“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等等。吾辈还从诗中看出诗人此时官场仕途之顺达,美丽杭州生活之惬意,还顺便在诗中含蓄针贬一下“王安石变法”。君不见，年轻的苏轼守着小红炉,摇头晃脑,沉吟诗句,等候茶水沸腾的画面活灵活现,跃然诗中。茶与中国士大夫还有一个重要关系是闲适,闲适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追求,达时穷时都追求。苏轼对杭州印象尤好,每每陶醉于湖光山色之中,经常漫步名山古刹,与许多高僧结为至交,饮茶论禅。一次,他逃脱繁杂的公务,屏退跟随的骑从,穿山度岭,夜宿寺庙,独享一份清幽，写下《宿临安净土寺》：闭门群动息,香篆起烟缕。觉来烹石泉,紫笋发轻乳。你看,清风徐徐,炉香静静,午睡醒来,捧一壶山泉煮的紫笋名茶,悠然听山野轻籁，如此宁静闲适,超尘脱俗,自由无拘,真如飘飘然的仙家。诗人的清寂、独行、孤傲,都有茶的身影，这种境界再发展下去,就进入“禅茶一味”,苏轼后来自号“东坡居士”,堪称一位精通玄学佛理的居士。苏轼对茶很有研究,他的散文《叶嘉传》,以拟人手法,形象描述茶的历史、功效、品质和制作。他在宜兴时,设计了一种提梁式紫砂壶,后人把这种壶命名“东坡壶”.他对茶的功效描绘,有一首小诗广为流传，据说他任杭州通判时,一天,因病告假,干脆游西湖，访净慈、南屏诸寺,晚上又到孤山谒惠勤禅师,一日之中,饮浓茶数碗,不觉病已痊愈,便在禅师粉壁上题诗一首：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真是极尽夸张的神来之笔。十多年后,苏轼第二次到杭州任太守,可谓大权在握,秉承兼济天下之大愿。他战饥荒,驱疾疫,疏浚两河,整治西湖,决心以自己的努力让山水增色,为民造福。功绩至今仍与那条“苏堤”同在,便是最好的例证。但东坡最大的本事在于忙里偷闲，他甚至把办公桌搬到西湖边“欲将公事湖中了”（秦少章诗句），公务赏景两不误,德泽雅韵满余杭。杭州百姓喜欢苏轼,喜欢传颂他携歌妓游宴西湖和与僧人谈禅论道,品茗说诗的轶闻轶事。苏轼常去龙井寿圣院拜访辨才禅师，在调回朝廷之际,还专程去向辨才告别，俩人煮茗论道,话缘投机千句少,不觉天色已晚,苏轼留宿寺中，次日与辨才依依惜别,辨才沉溺于友情,忘了自己定的送客不过溪的规矩,走过了归隐桥，后来,辨才在此建亭,以示纪念,后人称亭为“过溪亭”,称桥为“二老桥”。苏轼仕途最辉煌腾达时期应是任翰林学士,做皇帝的秘书，曾得到皇太后赏赐名茶“密云龙”。此茶为福建贡茶,仅供皇家专用，东坡倒也不吝啬,约来“苏门四学士”共享,让门生们亲眼看他拆封,喜洋洋体验品茗全过程,并作《行香子》词咏之：绮席才终,欢意犹浓。酒阑时,高兴无穷。共夸君赐,初拆臣封。看分香饼、黄金缕、密云龙。斗赢一水,功敌千钟。觉凉生,两腋清风。暂留红袖,少却纱笼。放笙歌散、庭馆静、略从容。师生们歌舞升平,灯红酒绿,觞筹交错之后,赏精贵贡品,谢皇上隆恩,煮水品茗,顿觉两腋生风,浑身凉爽,达到卢仝七碗茶境界。此时的茶,金堂玉马,热闹欢畅。纵观苏轼一生,“穷”时占主流，三次贬谪,颠沛流离,但面对坎坷苦难,他没有变得萎靡狭隘,而是越来越豁达澄明,依然故我,笑对人生,如他自己诗写的“也无风雨也无晴”。第一次被贬黄州,困顿到吃饭都成问题,只好开荒东坡,自食其力,但还没忘种茶。他的《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一诗中写道：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苏轼这是自我调侃，躬耕东坡,本为解秋后之饥,却兴致勃勃乞茶来种,真是吃太饱了。他一生追崇那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之士,认为自己的前身就是陶渊明,经常体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所以,宁可吃不饱,也不可不饮茶。花甲之年,又遭贬谪,直贬到“域外”,即海南岛的儋耳（现儋州市）。渡海之后,苏轼就给自己准备棺材与坟墓,就当生还无望。当年的海南岛“举无所有”,苏轼归纳为八无：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洗澡无浴室、更无书籍和笔墨纸张。最要命的是“饮食百物艰难”,主食是白水煮山芋。有一次,因台风原因面临断粮,东坡叫儿子苏过一起去山中采苍耳,他还引经据典,说《诗经－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写得就是此物,常吃可使人骨髓充盈。苏轼在精神领域永远是富翁,在这么艰难环境中仍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所以,饮茶是必须的；不仅必须,还得讲究。读读写于此间的《汲江煎茶》吧：活水还需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煎。（自注：唐人云茶须缓火炙,活火煎）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春江月夜,汲活水于江心,仿佛把水中月亮贮进瓮中,把泛着银波春江也盛入瓶里,起炉火烹茶,白沫翻滚,呼呼水声,犹如松风，还没喝到三碗,已诗潮滚滚,荒寂的孤城只有断断续续的打更声。南宋杨万里极推赏此诗,称“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苏轼这哪里是饮茶,分明是一种精神追求,一种超然自得的心境。汲汲于世俗名利的人,是不可能相信人世间竟有如此高蹈的境界。苏轼在那个极其艰难困厄的环境中,坚持的一种茶文化观,令人感动和感悟。他有个得意门生叫姜唐佐（后来破海南天荒,考取进士）,特地从琼州跑来跟随老师。一次,他冒雨送来一包好茶，待雨过天晴,心情爽朗,苏轼茶兴来了,即写信与姜唐佐,信中说：“今日雨霁,尤可喜，食已,当取天庆观乳泉泼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与共之。”苏轼认为,不是知已不能共饮好茶。这种观点,在他邀请一位朋友饮茶的信中,阐述更透彻。这位朋友叫赵梦德,人称“海上义士”,海南人,与苏轼交往甚密，邀请信写道：“旧藏龙焙,请来共尝。盖饮非其人茶有语,闭门独啜心有愧。”真乃经典之说，佳茗与佳人一样,佳茗只能和佳人共品尝,否则,佳茗也有意见；佳茗也不能独享,那样,心中有愧。苏轼的饮茶人生多么丰富多彩，几千年来,国人把“茶圣”“茶神”“茶仙”等称号都给了陆羽、卢仝,其实应该分一个“茶仙”称号与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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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兄弟与大熊猫的诗歌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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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烈/文《竹公式》苏轼野人献竹公式，腰腹大如盎。自言道旁得，采不费罝网。鸱夷让圆滑，混沌惭瘦爽。两牙虽有余，四足仅能仿。逢人自惊蹶，闷若儿脱襁。念此微陋质，刀几安足枉。就擒太仓卒，羞愧不能飨。南山有孤熊，择兽行舐掌。《次韵子瞻竹公式》苏辙野食不穿囷，溪饮不盗盎。嗟公式独何罪？膏血自为罔。阴阳造百物，偏此愚不爽。肥痴与瘦黠，禀受不相仿。王孙处深谷，小若儿在襁。超腾避弹射，将中还复枉。一朝受羁绁，冠带相宾飨。愚死智亦擒，临食舐吾掌。编者按：1869年3月，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德将在四川雅安宝兴县发现的一只“黑白熊”的标本和骨骼运到法国，由此引发了西方世界对大熊猫的狂热。事实上，大熊猫已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中国人对大熊猫的认识由来已久，早在文字产生初期就记载了大熊猫的各种称谓：《书经》称貔，《毛诗》称白罴，《峨眉山志》称貔貅，《兽经》称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称貘……嘉祐六年（1061年）十一月，苏轼从汴京（今开封）出发，赴签书凤翔府判官任。治平元年（1064年）夏秋，凤翔当地农民把在路边上捉到的一只“竹公式”，送给苏轼。时年29岁的子瞻先生挥笔写下《竹公式》诗，和父亲一起住在汴京的苏辙，得到哥哥寄来的这首诗后，立刻写了《次韵子瞻竹公式》。据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张志烈研究，东坡兄弟诗中写的“竹公式”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熊猫。中华国宝与国宝级文化名人苏轼兄弟的诗歌情缘，是研究大熊猫文化中值得重视的故事。从发现地域看秦岭山脉自古大熊猫家园2021年10月，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其由四川岷山片区、邛崃山——大相岭片区、小相岭片区和陕西秦岭片区、甘肃白水江片区组成。这些地方都是大熊猫古老的家园。苏东坡见到竹公式的地方是在凤翔，正是秦岭西北边际。唐末五代，秦陇之地，也就是秦岭西部，竹公式繁殖得很快。因为常见，就有人编造童谣，以记此事。宋初编成的《太平广记》卷一六三就据《王氏见闻》引录了一首《秦人竹公式谣》：公式公式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岁，扬在蜀江头。1996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由陈贻焮先生主编的《增订注释全唐诗》第5册的957页上就收录了这首《秦人竹公式谣》，正文之后，有编者的简要注释：见《太平广记》卷一六三引《王氏见闻》竹公式又作竹公式，向释为竹鼠，当即熊猫。……按“岐梁”指李茂贞和朱温。唐末，朱温封梁王，李茂贞自称岐王。二人常举兵以争长。《太平广记》卷一六三引《王氏见闻》中《竹公式》一篇，上文引录中有些文字省去，如“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八字，这里必须补出，因为一看就会使人想起大熊猫。此外，上引注文中提到的岐王李茂贞，其都城一直都在凤翔，以他的妻子为名的“皇后园”，就在凤翔城北之东边。苏轼去过几次写了诗歌《李氏园》，题下注云：“李茂贞园也，今为王氏所有。”对于苏轼来说，这些都是“近代史”，他对“竹公式”的观感也必然要受其影响。凤翔在秦岭西段偏北。今陕西省商县处于秦岭东边，宋时称为商州。比苏东坡时代略早的宋初著名诗人王禹偁在淳化三年（992年）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王禹偁在商州为官一年多，他也写了一首题为《竹公式》的诗。“春笋啮生犀，秋筠折寒玉。饫饱致肥腯，优游恣蕃育。”这首诗前部分写竹公式的食竹特点非常鲜明，写它的“肥腯”和“优游恣蕃育”，也使人想象到野生大熊猫的生活习性。中间写山民猎杀出卖，使人痛心于历史上大熊猫竟还有如此遭遇，心里不是滋味。南宋人黄榦也有一首名叫《食竹公式》，是写人们如何吃竹公式的诗，可知这也是真实的历史事实。秦岭西边和东边都见到竹公式，那秦岭中部会有什么呢？我们把历史镜头往前推，于是在古老的《山海经·山经東释》的卷二《西山经》中看到：“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上多丹粟，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兽多猛豹，鸟多尸鸠。”南山即终南山，在渭水之南。四川省社科院袁珂先生在《山海经校注》中对“兽多猛豹”的注释中说：“郭璞云：‘猛豹似熊而小，毛浅，有光泽，能食蛇，食铜铁，出蜀中。豹或作虎。’郝懿行云：‘猛豹即貘豹也，貘豹、猛豹声近而转。’”“貘豹”是中国古人对大熊猫的精准称呼。《尔雅》卷十“释兽第十八”记载：“貘，白豹。”晋人郭璞注云：“似熊，小头庳脚。黑白驳。能舐食铜铁及竹骨。骨节强直，中实少髓。皮辟湿。或曰豹白色者，别名貘。貘音陌。”这40个字，记录了大熊猫最主要的特点，总体形状像熊而略小，毛色驳杂，由黑色和白色组成；能用舌头舔食铜铁；最爱吃竹茎的节骨。除了大熊猫，世界上没有任何动物符合这里的描述。作为今天大熊猫国家公园组成部分的陕西秦岭片区，自古就是大熊猫的栖息地之一。苏东坡先生当年能在凤翔遇到大熊猫并写诗，一定意义上也是历史的必然。从食竹习性看东坡兄弟提倡保护大熊猫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关于大熊猫的历史资料是很丰富的，但由于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误读，也就产生一些混错。大体上“名同实异”和“名异实同”这两种现象都存在。比如，唐人白居易《貘屏赞并序》中的貘，肯定不是指在熊猫，而是指称的另外一种动物。又比如，“竹公式”一词，有的辞书解释，称其“一般身长约30厘米，背部呈灰棕色，生活在竹林中，专吃竹类植物的根和地下茎，毛发可用。”这种不到一尺长的动物，绝对不可能是大熊猫。但是从唐末五代至宋初，“竹公式”这个名字，指的确实就是大熊猫。苏轼的诗名《竹公式》，苏辙的诗题为《次韵子瞻竹公式》；略早于二苏的王禹偁诗题名《竹公式》；南宋朱子门人黄榦诗题为《食竹公式》；到元朝人洪希文《续轩渠集》中也有题为《竹公式》的诗。这些诗题的命名，都是缘于这种动物的食竹特性。成书于宋初的《太平广记》卷一六三，据《王氏见闻》收录其文章《竹公式》一篇，借关于竹公式的歌谣二首，记载秦陇与蜀地军事割据者之间的矛盾斗争。其开头一段文字云：“竹公式者，食竹之鼠也。生于深山溪谷竹林之中无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发地取之甚艰。岐梁睚眦之年，秦陇之地，无远近岩谷之间，此物争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坏城，或自门阈而入。犬食不尽，则并入人家房内，秦民之口腹饫焉。”上引宋人诗题的名称由来，大概都与这篇文章中类似内容的影响有关，故称它为食竹的动物。王禹偁诗中“春笋啮生犀，秋筠折寒玉……唯此竹间公式，琅玕已满腹”是很有代表性的描述。当代辞书在介绍大熊猫时说：“生活在2000～4000米高山有竹丛的树林中，喜食竹类植物，有时亦食小动物。”但我们根据上引的记载材料，完全可以判定苏轼、苏辙以“竹公式”为题的诗中所写动物就是大熊猫。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人写竹公式的文字相较，苏氏兄弟明确反对杀而食之。东坡诗“念兹微陋质，刀几安足枉。就擒太仓卒，羞愧不能飨。”意思是将它放归自然，最后两句发挥韩愈《猛虎行》中猛兽应“择肉”的诗意，表示绝不食竹公式。韩愈《猛虎行》有句云：“群行深谷间，百兽望风低。身食黄熊父，子食赤豹麛。择肉于熊豹，肯视兔与狸？”最后两句“南山有孤熊，择兽行舐掌”，借写熊表现自己情操。又是暗用庚信《和宇文京兆游田诗》中“熊饥自舐掌，雁惊独衔枚”的典故。苏辙的和诗全首都是对东坡诗意的紧密回响，此处恕不详说了。从躯体形状看东坡妙喻惟妙惟肖苏轼是被称誉为口有熔炉的大诗人，对事物描状比喻，以生动见长。他诗中写竹公式体态的三句话就与众不同：“腰腹大如盎”“鸱夷让圆滑，混沌惭瘦爽。”用盎来形容竹公式的腰腹部，弄清楚盎的形状，也就弄清了竹公式腰腹部的形状和大小。《急就篇》“甀缶盆盎甕罃壶。”颜师古《注》：缶盆盎一类耳。缶即盎也，大腹而敛口；盆则敛底而宽上。”盎的形状大体是“U”形。盎是普通人家的储米盆，俗称米坛子。《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十二东门行》“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储米备用的容器必当是较大的。竹公式的“腰腹”部分像个上口略小而下底略大的米坛子。仔细体味东坡说的“腰腹大如盎”一语，我们仿佛看到成年熊猫紧实的腰腹和肥大的屁股。接下来“鸱夷让圆滑”还是沿着这个方向形容。扬雄《酒箴》“鸱夷滑稽，腹大如壶。”颜师古注：“鸱夷，韦囊以盛酒”这是继续形容竹公式的肚子和屁股像装满酒的皮口袋一样肥大圆滑。“混沌惭瘦爽”是拿传说中一种叫“混沌”的“四足似熊”的兽来与竹公式比较，说它与竹公式的样子都像熊，但它就要自惭清瘦了（出自《神异经》）。苏辙的次韵诗中也突出竹公式体型的特点是天生“肥痴”，与其他动物不同，乃是它的自然禀受。从神态特征看苏东坡如何夸大熊猫东坡对竹公式（也就是我们亲爱的大熊猫宝宝）的独特的神情态度作了仔细观察、深刻体认和鲜活的表达。我天天在思考东坡诗中“闷若儿脱襁”该怎么理解，看到谭楷先生2008年作的《薄太后宠爱大熊猫》图后，当时真是无限欣喜。我个人觉得东坡的诗句与谭楷先生的图画，相距近千年，但在引导后世人们准确地认知大熊猫的本真神态及其衍生的丰富意义，都有很重要的价值。襁，背负婴儿的布兜，四川农村都叫背带。褓，小儿的被，用以裹覆，在褓中的婴儿两手向上，最像熊猫样。“在襁褓”常用指一岁多的婴儿。《老子道经二十章》有云：“我魄未兆，若婴儿未孩。众人皆有余，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纯纯。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我认为东坡当时观察竹公式，能以“闷若儿脱襁”来认知其本真神态，与这段《老子》文字有深刻的关联。东坡在凤翔为官三年，其中1063年9月在终南山读道藏，写有《读道藏》诗歌其事。1064年1月游楼观，此地相传为老子学生尹喜旧宅，写有《楼观》诗记其事。又游授经台，相传是老子传《道德经》于尹喜之处。可知这时正是东坡钻研《老子》文义的高峰期。仔细想来，东坡“闷若儿脱襁”一语所可能联结的内容，与上引《老子》道经二十章之精义皆能相应，如“无为”（“我魄未兆”）“未能孩”“纯纯”“质朴无欲”“无所欲为”（“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无所知”“不觉之貌”“不觉之容”（“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东坡似乎在大熊猫的生命本真的自然形态之美中感触到这一切，传递着这一切。今天，研究大熊猫文化的许多学者使用的语言，如“憨态可掬”“活泼可爱”“温和敦厚”“善良友好”“呆萌形象”等，与古人的语言也都是可以打通的，憨、傻、痴、愚、蠢，都和“无知”“无欲”“不觉”等相通，但每个字在不同的语境下又可被赋予很特别的韵味。比如憨中可含“憨直”“憨厚”——厚道、朴实、天真等。东坡、子由写的“竹公式”，确实就是大熊猫宝宝。在“熊猫文化，世界共享”的今天，苏东坡、苏子由兄弟与大熊猫的诗歌情缘是研究大熊猫文化不可不讲的故事。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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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雪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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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圆通诗苏轼石耳峰头路接天，梵音堂下月临泉。此生初饮庐山水，他日徒参雪窦禅。袖里宝书犹未出，梦中飞盖已先传。何人更识嵇中散，野鹤昂藏未是仙。再和并答杨次公苏轼毗卢海上妙高峰，二老遥知说此翁。聊复舣舟寻紫翠，不妨持节散陈红。高怀却有云门兴，好句真传雪窦风。唱我三人无谱曲，冯夷亦合舞幽宫。“不到雪窦为平生大恨！”九百多年之前，苏东坡发出了如此慨叹。此话最早载录于元至元《奉化县志》的序言中。这部志书由舒津、陈著、任士林三位奉化籍乡贤同纂，前两位是堂堂南宋进士，第三位也学识过人，被称为“宋元间明州（宁波）五家”之一。我第一次读到苏东坡这句慨叹，先是惊喜万分，之余不免存疑，文化大师苏子真的这么说过？以后闲来读苏诗，竟意外发现苏东坡笔下还有两首诗，涉及到浙东雪窦！苏东坡之父苏洵，生前曾游庐山西南的圆通寺，还结识了几位僧友。多年后的１０８４年，已是誉满朝野的苏东坡登庐山，念想到父亲的这桩往事，特地拜访圆通寺，并应寺僧之请写了一首《过圆通诗》。诗中就有“此生初饮庐山水，他日徒参雪窦禅”之句。１０８９年夏，在《再和并答杨次公》一诗中，苏东坡对雪窦云门宗“铁杆粉丝”杨杰居士欣然评价：“高怀却有云门兴，好句真传雪窦风。”这两首诗，无疑是对“一声慨叹”最明朗的交代，最有力的支撑。至此，“苏东坡‘不到雪窦为平生大恨’恐为前人杜撰”之存疑，从我心头烟消云散，进而我还渐渐窥见到“一声慨叹两首诗”产生的脉络和背景——雪窦山，其佛教源于晋、兴于唐，至宋代跨入全盛时期。当时的高僧重显禅师住持雪窦那个阶段，则是全盛时期的一个巅峰——雪窦名山成了全国云门宗的传播中心。重显俗姓李，禅宗五家之一云门宗四世法孙，今重庆潼南县人。他出身富豪之家，世代儒业相传。年少时他与北宋名臣曾会同室苦读，最终曾会金榜题名，考了个“榜眼”，而重显却转而矢志佛理。１０２３年，受少年同学、明州知州曾会再三邀请，重显开始住持雪窦寺。三十年间，他在雪窦山大弘云门宗，风靡天下，声名大噪，被尊崇为“云门中兴之祖”，因此世人往往以“雪窦重显”相称。而坚实的儒学功底，令雪窦重显的诗偈颇有翰林学士之风，时人称他为“佛门李白”，乃为北宋“文字禅”代表人物之一。他最负盛名的经典之作《雪窦颂古》，不仅是禅法著作，也属于文学作品，几为北宋参禅士大夫们人人都读的“畅销书”！而苏东坡呢？恰是北宋士大夫中参禅开悟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仕途坎坷，两次遭贬，最初在参禅中寻找解脱，后期从佛理中认识人生，以至超然物外。苏东坡的许多研究者都称：云门宗是苏东坡参禅过程中接受的主要宗风，雪窦重显之作《雪窦颂古》，对苏东坡晓悟佛理，产生了“直指心思”的积极影响。这是苏东坡为雪窦名山留下“一声慨叹两首诗”的最直接原因。公元１０５２年，雪窦重显圆寂于雪窦山。这一年，苏东坡仅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他们在生前无缘谋面。然而，雪窦重显生前的一位朋友、一个传人，稍晚以后，都成了苏东坡的挚友。宝月惟简禅师是雪窦重显的好友，年龄小于重显而大于东坡。有一次，宝月登临雪窦山看望重显，作别时重显写了一首《送宝月禅者之天台》。至今，它仍是禅林广为流传的一首隽永诗偈。宝月还是苏洵、苏轼父子的好友。苏洵与重显是否有面交，尚未见史料佐证，而通过宝月这一层关系，他们在生前彼此十分了解那是肯定的。雪窦重显门下有弟子二百余人，禅林中赫赫有名的就有义怀、佛印。大德与大儒间的诚挚友谊，重显与曾会是一对，稍后的佛印与苏轼又是一对，他们交往的佳话韵事，在千年禅林中无人不知而无不喜闻！如果说《雪窦颂古》是苏东坡精神上的良师益友，那么，雪窦重显则确乎是他“朋友的朋友”，可谓意接而神交！入仕后，苏东坡对雪窦重显景仰有加，却已人去山空；对云门宗圣地雪窦山太向往了，却又身不能至。于是发出了“不到雪窦为平生大恨”一声慨叹，于是两度借诗挥洒，表达自己对雪窦云门禅难以放下的情愫。多年来，对于苏东坡留于雪窦山的“一声慨叹两首诗”，我总抱着引以为荣的心态，一回回引入我的文章中，试图让文化大师为这座名山增色壮威。苏东坡已为江西庐山和杭州西湖这两大世界级游观胜地，做了“绝版广告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们登临匡庐之前，谁不会联想到这句苏诗呢？“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把西湖写得最传神的又是苏东坡！至于“不到雪窦为平生大恨”，凭借苏东坡强大的精神感召力，知者闻者定然会产生认同感。再试想，就连纵情山水、一生好游的苏东坡，也把未到雪窦而视为生平一个大遗憾，这等名山能引动多少人无限的想像空间！■文字裘国松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北宋杰出的文学家、书法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风华绝代的旷世奇才。苏轼一生在政治上颇不得志，曾饱经忧患，遍尝颠沛流离贬黜放逐之苦。他的思想相当复杂，早年是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占主导地位，中年以后历经坎坷，释道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其文学作品中的反映也越来越明显。他的诗词、文赋、书画，融会儒、释、道三家的血液。儒家的“入世”，道家的“忘世”，佛家的“出世”，三家思想的杂糅，形成了苏东坡“外儒内禅”的人生观和艺术观。苏轼之接触佛教，至少可以上溯至他十来岁之时，据《苏轼诗集》载：“君（苏辙）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栾城后集》卷二一《书白乐天集后二首》也说他“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而苏东坡于禅宗则是情有独钟，并对他影响深远，历久而弥真弥坚。禅宗透脱无碍，随缘任运的人生哲学，使苏东坡在种种危难困厄中仍能保持通脱无碍的姿态和积极乐观的信念。在参透荣辱得失、苦乐进退、利害安危等世俗烦恼之后，他的思想有了超凡脱俗的升华，其乐观旷达的博大胸怀，其空灵澄彻的精神境界，使其作品具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苏东坡一生与禅师交游颇广，不少禅师与他保持着颇为密切的关系，并互有诗文往来。【苏轼足迹】宋仁宗嘉祐二年（１０５７年），年仅２０岁的苏轼赴京（都城开封）殿试，位居三甲，名列第二。嘉祐六年，制科殿试，苏轼被授凤翔府鉴判，这是苏轼第一次离京赴任。宋神宗熙宁二年，被委任直史官告院判官，熙宁四年，苏轼毛遂自荐，自请外任杭州通判。任期满后，移知山东密州，熙宁九年改任河中知府，熙宁十年，改知徐州。宋神宗元丰三年，苏轼调任湖州，因“乌台诗案”下狱。从此，苏轼在仕途上反反复复、忽升忽降，开始走下坡路，被时任宰相的王安石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移汝州团练副使，直到元丰八年，才升任礼部郎中中书舍人。宋哲宗元祐四年，以龙图阁大学士身份出任杭州知州，这是苏轼第二次在杭州为官。元祐六年，任礼部尚书，外放知颍州（安徽省阜阳）。元祐八年贬定州（山西省）。宋哲宗绍圣元年知英州（广东省），在惠州安置。绍圣四年，再贬为海南儋州别驾。宋哲宗元符三年大赦，官复礼部郎中，渡海北归，途中染病，翌年六月卒于常州武进。从西南边陲到中原京城，从胶东半岛到西北内陆，从“人间天堂”到“天涯海角”，在苏轼涉足的地方，到处都留下了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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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括在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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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榕华江西庐陵郡虔州，即现今江西赣州，历史上有多个名称，比如庐陵郡、南康郡、南康国、虔州，之前还有百胜军、昭信军。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虔州（赣州的简称为虔）和赣州。虔州素有“闽粤咽喉”之称，历史上曾是连通赣、湘、粤、闽的南方交通重镇。虔州凭借赣江金水道和岭南古驿道，成为商贸重镇。这里“商贾云集，货物如雨”，人流交往复杂，治安复杂。因此，历代朝廷多选派“能干”且“廉明”的地方官任职。宋代南剑州将乐人杨时，沙县人俞括、罗畸便是其中的楷模。杨时“同事”提及虔州，不得不说到宋代理学大师——闽学鼻祖杨时。俞括清正廉洁的政绩源于虔州曾经的良好官风和清正土壤，此官风和土壤的培育有杨时一份功劳。据胡安国撰写的《龟山先生墓志铭》中云：“公烛理精深，晓习律令，有疑狱众所不决者，皆立断，与郡将议事，守正不倾。”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至元祐五年（1090年），杨时被授予虔州司法，任职期间，他执法公正严明，刚正不阿，烛理精深，晓习律令，有些官员不能解决的案件，他都能很快做出裁断。他和郡将讨论有关地方大事，都能坚守正义，不偏向某一边。在虔州司法任上，虔州太守楚潜议法平允，而通判杨增见解深刻，因此，杨时经常依从楚潜的意见。通判杨增认为杨时有所偏心，一味附和太守，轻视自己。等到楚潜去职后，继任的太守议政不主持公正，杨时极力与之争辩，此时杨增才恍然大悟，原来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杨时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能够坚守自己的操守。可见，俞括以奉议郎（承议郎）出仕虔州通判在杨时之后，也就是说，他接任前任通判杨增。史料显示，俞括是宋熙宁六年（1073年）余中榜进士，杨时则是宋熙宁九年（1076年）徐铎榜进士，俞括比杨时早一科，提前三年中进士。虽然笔者没有找到俞括的出生年月，无法判断杨时和俞括二者谁的年纪更大，但仍可以确定，杨时是比俞括更早到虔州任职的（前一“届”），只是司法比通判的官阶略小。所以说，俞括之清正廉明，除了他骨子里洁身自好的自身修养外，虔州曾经的官场氛围，良好的社会风气，官员间守正严明的关系，均促进了公正廉明之风范在他身上生根发芽。东坡故友查阅1992年版《沙县志》“人物表”可知：俞括，宋熙宁六年（1073年）余中榜进士；再查1992年版《沙县志》“沙县籍历代县、团以上职官表”，却只字未提。接着查明嘉靖《延平府志》，其卷一四录：“俞括，字资深，沙县人。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进士。”这便是在地方志上可以找到的俞括所有资料。除了可知他是沙县人，在1073年进士及第和“名讳资深”之外，其余一无所知，包括生卒年。一日，在《苏轼全集》后集卷一四里，查阅到一篇《答虔倅俞括奉议书》，原文如下：轼顿首再拜，资深使君阁下。前日辱访，宠示长重笺及诗文一编，伏读累日，废卷拊掌，有“起予”之叹。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文人之盛，莫若近世。然私所钦慕者，独陆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议善本，顷侍讲读，尝缮写进御。区区之忠，自谓庶几于孟轲之敬王，且欲推此学于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挟此药，以待世之病者，岂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进《宣公奏议》，有一《表》，辄录呈，不须示人也。余俟面谢。不宣。“虔倅”之“倅”字，乃“副”之意，所以，“虔倅”乃官职之名，为虔州副行政长官的意思。奉议，即奉议郎。奉议郎是文散官名。隋置通议郎，唐改奉议郎，为文官第十六官阶，从六品上。宋元丰改制用以代太常丞、秘书丞、殿中丞、著作郎。后定为第二十四阶。金、元均不置。据《沙阳翔鸾坊俞氏族谱》之“重修括肇两公墓”记载：“俞括公，北宋神宗熙宁六年官居朝靖大夫”。据《中国人名大辞典》记载“绍圣中以承议郎判虔州”。另在苏轼的另外一篇文章——《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里，又称“始吾南迁，过虔州，与通守承议郎俞君括游。”这里却又称俞括为“承议郎”。承议郎者，文散官名，隋始置。唐为文官第十五阶，正六品下。宋元丰改制用以代左右正言、太常博士、国子博士。后定为第二十三阶。金、元均不置。比较起来，奉议郎和承议郎官阶相当，分别在二十三阶、二十四阶，位于从六品上、正六品下之间。暂且不论俞括是以奉议郎或者承议郎的身份擢升为虔州通判，总之，他的官职升了，虔州通判为虔州副行政长官，职位仅次于知州（太守）。那么，从苏轼的《答虔倅俞括奉议书》一文，可知俞括和苏东坡曾为故交旧友！俞括曾以奉议郎通判虔州，任职期间刚好碰到苏东坡路经虔州，两人交往甚密，谈论诗文、针砭时政。执政为民在《苏轼全集》后集卷一九，笔者再次查到苏轼与俞括交往的相关文字，即《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苏东坡集》续集卷十二亦也有载录《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始吾南迁，过虔州，与通守承议郎俞君括游。一日，访廉泉，入崇庆院，观宝轮藏。君曰：“是于江南壮丽为第一，其费二千余万，前长老昙秀始作之，几于成而寂。今长老惟湜嗣成之。奔走二老之间，劝导经营，铢积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锡也。子能愍此三士之劳，为一言记之乎？”盖吾心许之。俞君博学能文，敏于从政，而恬于进取。数与吾书，欲弃官相从学道。自虔罢归，道病卒于庐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为出涕。故作此文以遗湜、锡，并论孔子思无邪之意，与吾有志无书之叹，使刻于石，且与俞君结未来之因乎？绍圣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记唐宋时期，赣南地区，佛教与道教渐为盛行，修建了不少的寺院与宫观，苏轼晚年对于佛老的兴趣渐浓。因而，他在被贬途经赣南时期，游览寺庙是他最重要内容之一。苏轼游览过的赣南寺庙，资料确切记录的有光孝寺、天竺寺、景德寺、慈云寺、南塔寺、崇庆禅院、祥符宫等多处。其中他去最多次的就是崇庆禅院，对该院耗资两千万元，号称“江南壮丽第一”的藏经楼赞叹不已，便撰《崇庆禅院经藏记》以志之（崇庆禅院，在廉泉边上，是僧人昙秀、惟湜、知锡藏经的地方，宋代苏东坡为此著有《崇庆禅院经藏记》，清代废。见《赣州古城市井的喧闹与寂静“三山”不见山》）。该院长老南禅很有学问，不仅通禅，而且写一手好诗，受到苏轼的敬重，两人关系密切，互赠诗唱和。其中，苏轼赠南禅的诗词，流传至今的有10首。如《乞数珠赠南禅老》等。《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从苏轼所著的《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可以看出：宋绍圣初，俞括以奉议郎通判虔州，绍圣二年（1095年）五月廿七前，俞括道病于庐陵（今江西吉安）。苏轼称赞其为“博学能文，敏于从政，恬于进取”，欲离官从学（数与吾书，欲弃官相从学道），并受到虔州百姓爱戴（虔之士民，有巷哭者），苏轼与俞括感情深厚（吾亦为出涕）。查苏轼年谱，绍圣元年甲戌（1094年），59岁的苏轼在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四月以讽斥先朝罪名贬知英州。未至贬所，八月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十月二日到达贬所，时詹范守惠州。苏迈、苏迨归宜兴，苏过与朝云同行。依据时间推断，俞括与苏轼的交往应在1094年8月后，苏轼往广东惠州赴任路上，途经虔州时小住了几日（据考，苏轼晚年曾被贬惠州、儋州，七年后遇赦北归。苏轼被贬岭南，南下与北回皆途经赣州，分别逗留了一个多月，苏轼在赣州停留的时间两次叠加，总共大约百日）。苏轼被贬首次途经赣州停留一个多月，再遭贬大约七年后被赦免，1101年从流放地北归，这一次在虔州（赣州）流连了四十多天。林语堂《苏东坡传》一书说是七十多天。无论哪种说法，以“百日左右”来概述苏轼前后两次在赣州逗留的时间，与事实较为接近。苏轼与俞括相见，正是苏轼“第一次途经赣州”时期。综上所述：俞括，沙阳翔鸾坊俞屯（今夏茂镇）人，出生年代不详，卒于宋绍圣二年（1095年）春。博学能文，敏于从政，生性恬淡，为官清廉，善待百姓，崇尚教育，颇有声名，生前与苏东坡先生是挚友。宋绍圣前（约1093年），俞括以奉议郎（承议郎）任虔州（今江西赣州）通判，绍圣二年（1095年）春，俞括任职满，返程回乡，不想再出仕做官，意欲回家乡从事教育（做个教书匠），经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时，病卒半道。虔州的官员和百姓听闻消息，悲伤不已，哭声遍地，即便是小巷口也经常有哭声传出。苏东坡听闻这个噩耗，亦悲痛不已，痛哭流涕。

罗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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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的植物意象及其影响

学术论文

《诗经》感物造端，比兴寄托，植物描写缤彩纷呈，弦而歌之，功用与诗情圆融合一，或天真质朴，或热烈缠绵，或飘渺摇曳，汇聚了先民的慧心与灵巧，融入了绵绵不尽的情思，植物承载着诗之“意'，“意'与“象'水乳交融，定格为集体精神的契约，在长久的吟唱流传中，成就了它永恒的美丽，牵绾起流动的文学一脉。《诗经》植物在先民的灵手慧眼中，可用来驱除疾病，祭祀祈福，占卜吉凶，美化环境，又可用来比附才德，传情寄爱，象征福禄，忘忧解愁。植物与先民的生命与情感、礼仪与性情相交织，从其实用价值中升华出的深情诗意，虽隔了这久远，依然声色鲜活，并滋养了后代文学。本文从《诗经》植物意象的生成基素、《诗经》植物意象群、《诗经》植物意象的影响三大部分进行论述。从生存本能与植物崇拜，物竞天择与生态积累两方面论述《诗经》植物意象的生成基素。从德之物化、情之媒介、福之喻体三方面论述《诗经》植物意象群：以松柏、青竹、梧桐和其它嘉树恶草所代表的寓意来论述德之物化;以花椒、木瓜、梅子等果实和兰草、芍药、荷花等花草及桑林所代表的情感来论述情之媒介;以葛藤、葫芦、萱草、杨柳所代表的家庭福禄来论述福之喻体。最后论述《诗经》植物意象对后代文学、园林等方面的影响。

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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