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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飞那复计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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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险峰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赴任大理评事、签书陕西凤翔府判官，途经渑池，触景生情，写下这首七绝，宿命般地成为苏轼一生的写照。苏轼一生始终处于北宋朝政的漩涡之中，熙宁变法、元祐更化，无一幸免。“由陈赴杭”“道出陈州”“过陈知颍”……身如不系之舟，形似天地飞鸿，衣袂飘飘，翾翾袅袅。所有这些，都可以从陈州行迹和有关诗文中窥见一斑。一、何必择所安，滔滔天下是：熙宁变法，由陈赴杭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的春天，十九岁的苏轼第一次离开家乡眉州眉山，远赴京都汴京参加科考。考场上，其《刑赏忠厚之至论》深获主考官欧阳修赏识，和其弟苏辙一同高中进士，并获赞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在文人地位极高的大宋王朝，苏轼一时声名大噪，文动京师。然而，命运多舛，初入仕途便遇到了官宦生涯的第一个劲敌，人称“拗相公”的王安石。当时，王室积贫积弱，国库空虚，军备废弛，贵族腐败。变法改革，富国强兵，成为执政者的心中渴盼。公元1067年，年轻的神宗继位，颇思作为，任用翰林学士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以图迅速改变北宋王朝的困境。但是，宋神宗求变心切，急于改变，推行新法勇猛有余而效力不足，反而加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朝廷内外为此掀起了论战。司马光、范镇、富弼、韩琦等一些贤德干练的老臣对王安石的变法进行公开反对，无果之下，相继告老，或去位或归隐。困扰之时，苏轼应神宗的征询意见，品评科举变法。时年三十二岁的苏轼，无视其他，雄辩滔滔，批评朝廷“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神宗嘉勉他敢言，称之“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受神宗鼓励，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苏轼进《上神宗皇帝书》、三月进《再上皇帝书》等，针砭新政：“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事实上，苏轼并非守旧派，也赞成“丰财”“强兵”和限制贵族官僚子弟荫补官职而进行“择吏”的革新主张。然而，毕竟其言论引发了与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党人的冲突。苏轼锋芒毕露，不思进退，进而又作《拟进士对试策》一道，讥讽神宗皇帝。王安石党人藉此大怒，御史知杂事借机诬奏苏轼居丧期间，往复贾贩，神宗皇帝诏湖北运司查核，穷治无所得。然而，苏轼对御史的弹劾、诬陷皆不屑于置辩，任凭朝廷专员调查、核实，心无旁骛，仅仅要求出朝任职以避开此事。上批出与知州差遣，中书不可，拟通判颍州，上又批出，改通判杭州。然轼自此留京师几一载。明年夏末秋初，乃出都，由陈赴杭。（咸淳《临安志》）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苏轼携家眷离京前往杭州赴任。宋时，外任杭州行水路，在汴京汴河乘舟，经金水河、过惠民河、穿蔡河、入颍水，而后折入淮河、大运河到杭州，陈州乃途经之地。苏轼弟弟苏辙（字子由），因反对王安石颁行的青苗法和市易法，已先于上年履任“陈州教授”。（“教授”，宋时学官名，掌管各地学校课试的学官）此时，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已分别一年有余。苏轼通判杭州，到陈州看望弟弟苏辙，盘桓小住便成为其赴任的行程之一。自汴入陈，顺流而下，河道蜿蜒，碧水清冽，游鱼穿行其里，白鹭翔飞其上。散落的村舍、低矮的茅店，以及稀稀落落的果树点缀堤岸。晨光熹微，炊烟袅袅，蝉鸣其间。这对于自幼生长在大山深处的苏轼来说，眼前的一切，都充满着生命的律动。一时间，诗才横溢，诗意纵横，他拿起笔，伏在船头，一幅幅诗意的陈州田园图景呈现在面前：出都来陈，所乘船上有题小诗八首，不知何人，有感于余心者，聊为和之。其一：蛙鸣青草泊，蝉噪垂杨浦。吾行亦偶然，及此新过雨。其二：鸟乐忘罝罦，鱼乐忘钩饵。何必择所安，滔滔天下是。其三：烟火动村落，晨光尚熹微。田园处处好，渊明胡不归。其四：我行无疾徐，轻楫信溶漾。船留村市闹，闸发寒波涨。其五：舟人苦炎热，宿此乔木湾。清月未及上，黑云如颓山。其六：万窍号地籁，冲风散天池。喧豗瞬息间，还挂斗与箕。其七：颍水非汉水，亦作蒲萄绿。恨无襄阳儿，令唱铜鞮曲。其八：我诗虽云拙，心平声韵和。年来烦恼尽，古井无由波。泊舟上岸，弟弟苏辙早已在码头恭候。执手相望，兄弟同声感慨，韶华易逝。此番意境从《满江红》词中可窥一斑：一樽酒，黄河侧。无限事，从头说。相看恍如昨，许多年月。衣上旧痕余苦泪，眉上喜气占黄色。便与君池上觅残春，花如雪。（苏轼《栾城集·逍遥堂会宿·叙》）共饮于柳湖之侧，追忆逝水流年，苏轼在陈州逗留了七十多天。苏轼兄弟畅游柳湖，幅巾轻履，小舟飞棹，来去如梭，齐唱《采菱歌》。然而，宦途受挫，不免怨叹，但苏轼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如何宽慰弟弟苏辙。苏辙作《柳湖感物》诗抒发心中苦闷，苏轼则以杜甫昔年流落东屯的困境相喻，以柳喻理，劝诫弟弟顺应四时，修身养性，隐忍坚韧，做一个贤良有骨气的人。诗人情真、诗语殷殷，呢喃中不仅倾注着兄长的关爱之情，而且从阴晴、朝昏、风雪、四季等角度，勾勒出柳湖岸边浓翠清荫、疏影摇月、娇姿濯春、风翻雪阵的丰韵：忆昔子美在东屯，数间茅屋苍山根。嘲吟草木调蛮獠，欲与猿鸟争啾喧。子今憔悴众所弃，驱马独出无往还。惟有柳湖万株柳，清阴与子供朝昏。胡为讥评不少借，生意凌挫难为繁。柳虽无言不解愠，世俗乍见应怃然。娇姿共爱春濯濯，岂问空腹修蛇蟠。朝看浓翠傲炎赫，夜爱疏影摇清圆。风翻雪阵春絮乱，蠹响啄木秋声坚。四时盛衰各有态，摇落凄怆惊寒温。南山孤松积雪底，抱冻不死谁复贤。——苏轼赋作《和次韵子由柳湖感物》“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苏轼《颍州初别子由》）陈州相聚，天伦之乐冲淡了苏轼的郁忧，欣然接受弟弟的请求：“过秋风”之后再走（“过秋风”，是指立秋之后，我国北方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小北风带来丝丝凉意，天气逐渐转凉，并迎来传统的中秋佳节）。熙宁四年的中秋月夜，苏轼与弟苏辙及其家人共度“月夕”。面对良辰美景，苏轼感慨颇多：母亲早逝，前妻王弗和父亲苏洵已相继过世经年，兄弟二人也有一年多未曾见面；弟弟子女众多，生活窘迫；长子苏迈已经十二岁、二子苏迨也亦一周岁了；自己将要外任杭州，此别千里，不知何日再相聚、聚时又将是何种光景……中秋之夜，皓月当空，临湖而睹，柳水之间，镜影沉璧。庭院之中，香案早设，月饼、西瓜、苹果、红枣、李子、葡萄等祭品一应俱全。月光之下，红烛高燃，全家人依次焚香拜月，闭目念出心愿，祈求月亮神的护佑。陈州小住，苏轼赏心怡情，“朝看浓翠傲炎赫，夜爱疏影摇清圆”，更那堪，故友新知吟咏间。时值观文殿学士、新知河南府张方平知陈州。张方平，字安道，号“乐全居士”，为仁宗、英宗、神宗三朝重臣，曾三入承明，出典十州。早在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父亲苏洵携苏轼兄弟游学成都，时任知州的张方平初识苏轼，惊为“人间骐骥”，“待以国士”（苏辙《栾城后集》）“不以其隙为嫌口，乃作书办装，使人送入京师，谒文忠”（叶梦得《避暑录话》）苏轼今日入境陈州，叩府进衙，拜会知州张方平可谓是风水之合。宦游无根，突兀来去，月下杯盘，陋舍小酌；畅谈往事，相携游赏，日相唱和，几多风雅。彼时，张方平研读杜工部诗，感于时风，寓怀吟咏，书就《读杜工部诗》；苏轼工于《大雅》，《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作和，字字深稳，句句飞动，颇得杜甫之神：大雅初微缺，流风困暴豪。张为词客赋，变作楚臣骚。辗转更崩坏，纷纶阅俊髦。地偏蕃怪产，源失乱狂涛。粉黛迷真色，鱼虾易豢牢。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尘暗人亡鹿，溟翻帝斩鳌。艰危思李牧，述作谢王褒。失意各千里，哀鸣闻九皋。骑鲸遁沧海，捋虎得绨袍。巨笔屠龙手，微官似马曹。迂疏无事业，醉饱死游邀。简牍仪刑在，儿童篆刻劳。今谁主文字，公合把旌旄。开卷遥相忆，知音两不遭。般斤思郢质，鲲化陋鯈濠。恨我无佳句，时蒙致白醪。殷勤理黄菊，未遣没蓬蒿。幸福是短暂的，友情是永恒的。熙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张方平迁南都留台。苏轼深受张方平喜爱，因其横溢才华、个性爽直，亦正如此，甚为张方平忧虑，其在《送苏学士钱塘监郡》诗中殷殷叮咛：“地邻沧海莫东望，且作阮公远是非”，劝其像阮籍一样，或闭门读书，或登山临水，明哲保身，远离是非。柳湖静默，满满离情。依依惜别中，苏轼作《送张安道赴南都留台》诗送别，期约“从公当有时”：我公古仙伯，超然羡门姿。偶怀济物志，遂为世所縻。黄龙游帝郊，箫韶凤来仪。终然反溟极，岂复安笼池。出入四十年，忧患未尝辞。一言有归意，阖府谏莫移。吾君信英睿，搜士及茅茨。无人长者侧，何以安子思。归来扫一室，虚白以自怡。游于物之初，世俗安得知。我亦世味薄，因循鬓生丝。出处良细事，从公当有时。当是时，后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字文潜，外祖父李宗易，陈州人氏）“游学于陈”：张耒青年时代游学陈州，以学识受知于学官苏辙，因而得从于苏轼门下。（中华书局《张耒集》）“因得从轼游，轼亦深知之。”（《宋史·张耒传》）苏轼称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苏轼《答张文潜书》）在苏轼的奖挹提携下，张耒和黄庭坚、秦观、晁补之一时并有文名，世称“苏门四学士”。然而，尽管四学士并称，但对张耒的学识、文章风格，苏轼更为看重，与秦观相较，多次盛赞，在《太息送秦少章》曰：张文潜、秦少游，此两人者，士之超逸绝尘者也，非独吾云尔。二三子亦自以为莫及也。士骇于所未闻不能无异同故纷纷之言常及吾与二子吾策之审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欤？“眼看时事力难胜”“迟钝终须投劾去”（苏轼《初到杭州寄子由二首》）官差在身，苏轼终将远谪。“九月，离陈州，弟辙送至颍州。”（孔凡礼《苏轼年谱》）在颍州，兄弟二人难分难舍，在归野老臣欧阳修的相伴之下，又盘桓逡巡了半月有余，而后依依惜别。苏轼登舟走颍水入淮，苏辙将自回陈州。苏轼生性喜聚不喜散，眼见得亲兄弟又要挥手自兹去，宦海漂泊，别泪滴清颍。那天夜里，苏轼作《颍州初别子由二首》，足以显示其心境，其一：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颍。留连知无益，惜此须臾景。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念子似先君，木讷刚且静。寡词真吉人，介石乃机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有如醉且坠，幸未伤辄醒。从今得闲暇，默坐消日永。作诗解子忧，持用日三省。离陈后，孤旅杭州，每每想起身在陈州的弟弟苏辙，思绪涌起，苏轼“夜雨对床”，诗赋颇多：作《和子由初到陈州见寄二首次韵》诗相寄，教诲弟弟，读书精进、向上，勿要“懒惰”“疏狂”；接获苏辙诗作《宛丘二咏并序》，幸甚至哉，兴作《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开元寺山茶旧无花今岁盛开》二首诗相酬；弟弟学舍窄小，苏轼作《戏子由》诗，在诙谐和苦涩中抒发对弟弟的惦念……熙宁九年，苏轼调知密州。节至丙辰中秋，苏轼政事已毕，归至寓所，欢饮达旦，街坊邻里家家萧管，户户歌弦，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他乡谪居，孤独寂寥，望月思亲，忆起和弟弟一家人在陈州度过的融融中秋，遂“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举杯邀月，大醉之中，行云流水，词作《水调歌头》，“兼怀子由”，成为千古绝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②8（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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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瓦利斯《夜颂》中的死亡主题

学术论文

诺瓦利斯的组诗《夜颂》作为德国早期浪漫派的代表作品,历来为许多研究者所关注,然而,却鲜少有人把死亡主题当作这部作品的中心主题来加以研究论述。本文试图仅从死亡主题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夜颂》,并指出诺瓦利斯在此组诗中流溢出来的关于死亡的思考不仅有欧洲传统美学的烙印,更有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特色。本文首先介绍了欧洲关于美与崇高的区分传统、死亡意象的变迁以及作为死亡主题一部分的“爱之死”（Liebestod）主题,以此作为文章的理论基础,接着围绕“索菲之死”、“基督之死”和“渴慕死亡”三个层次对《夜颂》进行详尽分析。诗人对黑夜的恐惧的克服实则就是对爱人之死的恐惧的克服,黑夜之所以能成为死亡的绝妙意象,是因为二者都能激起人心中的崇高感,而被等同于爱人的基督则彰显了诗人“爱的宗教”的浪漫主义特色,唯有基督的死而复生才给人们带去死后进入永恒的爱之国度的福音,由此,渴慕死亡就是渴慕爱的回归。对诺瓦利斯关于死亡的思考的探究言犹未尽,本文又把《夜颂》同歌德的诗歌《欧弗洛绪涅》以及苏轼的诗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进行比较。同为欧洲诗人,歌德继承了古希腊通过美化死亡来超越死亡的传统,而作为后来者的诺瓦利斯一脉相承,也给出了自己时代的回应。通过《夜颂》和《江城子》的遥远对照可以看出,中国的悼亡诗脱离不了现实生活,而欧洲诗人由于悠久的宗教传统得以在缅怀爱人时尽情展望彼岸世界。通过这一部分的对比研究,对诺瓦利斯关于死亡的思考探究得以在纵向和横向上得以深化。

杨天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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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论宋代律敕关系

期刊

《宋史·刑法志》说“律恒存乎敕之外” ,引起后人对律敕关系的争论。本文通过唐宋之际法律形式演变的考察 ,认为神宗“更目”后 ,敕均为“刑名敕” ,兼唐代之律 ,可以单独据以断罪。不再求助于律文 ,律也就存在于敕之外。法律系统从唐代的律、令、格、式系统逐渐演变成神宗更目后的律、敕、令、格、式系统。《宋刑统》在修改中行之两宋。律敕关系随着编敕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变化 ,神宗更目后 ,敕具有优先适用权 ,律与敕的关系是新法与旧律的关系 ,新法主要补旧律之不足 ,新法周旧律之未备。

孔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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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略谈张耒《东山词序》及对贺铸词的审美揭示

期刊

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虽不善填词,却精于论词。绍圣、元符年间他为《东山词》作序。《东山词序》不仅展示了张耒高超的词学理论,而且对贺铸的《东山词》做出了高度评价,深刻揭示了贺铸词的美学特征。

程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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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姜夔其人其词对道家精神的接受与表现

学术论文

无论是放置在南宋词坛中，还是整个两宋词史乃至我国古诗词发展长河中来看，姜夔都是一位颇具分量的词人。就其所产生的影响而言，他不仅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认可与推崇，而且深深影响了后世张炎、王沂孙、周密诸人的词学理论和词作风格。这种影响还超越了有宋一代，对清代浙派词的词作和理论有着强烈的辐射作用，而后者也是在姜夔的影响下，力主清空醇雅，从而带动了整个词坛，形成了清初词坛“家白石而户玉田”的盛况。更远一点说来，近代王国维先生对姜夔人格词风的评述也可以视为对他在后世影响的一种回应。就姜夔词作存留情况而言，虽然仅存词87首，但是版本有41种，位居两宋所有词人首位;对其词的品评有547处，位居第2位。至于研究论文则多达275篇，居第5位：历代词选共计162篇，居第12位;当代词选共计116篇，居第5位。姜夔仅次于辛弃疾，而与苏轼、周邦彦并列，位居两宋词史中十大词人前列。一直以来，学界对姜夔的研究可谓着力甚深而成果卓著。但仔细梳理现有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主要是集中在姜夔的词作、诗论乃及身世这三方面上，而忽略了姜夔与道家精神的联系。他自号“白石道人”，当时和稍后的许多文人都称许他似“晋宋间人”。而晋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受道家精神的影响是学界早有定论的了。而姜夔的诗论《白石道人诗说》，本身也具有浓厚的道家美学色彩。即使是单就姜夔词作自身而言，其清空的笔法和旷远的神思也是和道家深相契合的。如果我们再深入考察姜夔所处的时代，就会发现，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两宋自立国以来，由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倡导而始发，再经历儒道互补的思想演变和士人对道家精神的重新发现和认同，逐渐形成了高度成熟浓烈的道家文化语境。特别是姜夔所处的南宋中期，时局昏暗，士人们进退失据的尴尬处境更使得道家精神再次在各个领域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因此，本文试图考察姜夔接受道家精神的具体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通过梳理述姜夔其人、其词及其词论三个侧面对道家精神的体认和践履，来论述道家精神对姜夔的影响，以此获得对姜夔新的发现和认识。

周亭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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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千年三苏祠感悟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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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多次在地方考察时调研当地特色文化和历史古迹，对中华文化自信自强、中华文明永续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即日起，本报文化版推出“习近平的文化足迹”栏目，记录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推动文化建设的故事，反映新时代全国各地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画卷，凝聚起新征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磅礴力量。“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走进三苏祠的游客，会首先读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重要讲话。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祠，了解当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等情况。三苏祠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三苏父子”的故居。穿越千年，百亩古祠缘何能够映照中华文化？先贤智慧怎样启迪新时代的哲思？观照古今，答案清晰而坚定。今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了这种文化认同，我们怎能不自豪，又怎会不自信这段时间，三苏祠从早上9点开门就是客流满满。“宦迹渺难寻，只博得三杰一门，前无古，后无今，器识文章，浩若江河行大地；天心原有属，任凭他千磨百炼，扬不清，沉不浊，父子兄弟，依然风雨共名山。”这副斑驳的对联，默默讲述着“三苏父子”浓墨重彩的人生经历。一门三父子位列唐宋八大家，绝无仅有。此地元代改宅为祠，明末毁于兵火，清康熙四年（1665年）在原址上摹拟重建，是蜀中最负盛名的名人祠堂和古典园林。“今年以来，至少提前一周才能预约到讲解员，有时候单日仅学生就超过1000名，春节期间更是一天上万人，团队讲解都约不过来。”三苏祠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徐丽对三苏祠的新热度有着切身感受。前厅、飨殿、启贤堂、来凤轩……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的足迹，人们徜徉在三面环水的悠悠古祠中，驻足在意味深长的匾额楹联前，感叹着“一门三杰”的旷世才情，折服于“孝慈仁爱、厚人薄己”的淳厚家风。“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牢记总书记在三苏祠考察时的嘱托，徐丽和同事们对各类古籍进行全面整理，不断推出面向大众的展览、读物。少时曾“游荡不学”的苏洵发誓读透经史并教子成龙。在他和妻子程氏的悉心培育下，苏轼、苏辙兄弟二人金榜题名，名震天下。此后，“三苏父子”以天下为己任，尤其是苏轼，哪怕命运多舛、岁月磨蚀，依然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文学造诣与人格精神流芳千古。“苏氏一门秉承清廉正直的家风家教，养的是浩然正气，这就是中华的脊梁。”指着高悬在飨殿里的那块“养气”匾额，眉山本土苏学专家王晋川为偶遇的游客志愿讲解。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考察时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宦海沉浮，几经贬黜，苏轼的一生虽跌宕起伏、忧患不断，却从未放弃对生命的欢歌……追溯一代文豪的人生轨迹，人们不禁感慨万千。“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文化所蕴含的哲理、智慧，多次引用苏轼等古代贤哲的名言来阐明治国理政的理念。“三苏文化从来没有过时，东坡精神更是与当代国人同频共振。”回忆成功举办“高山仰止·回望东坡——苏轼主题文物特展”的经历，四川博物院副院长谢丹难掩自豪。即使受疫情影响，展览依然创造了开展不到10天观展人数较2021年同期增长约10倍的纪录。“苏东坡的一生鲜活地印刻在你我的心中，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有的志气、骨气、底气。”观众的留言热烈回应着展览的设计者，也深刻印证着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作出的鲜明宣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展览序厅中的苏轼原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和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不忘初心’遥相辉映，激起广泛共鸣。我们今天所弘扬的时代价值，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一脉相承、历久弥新。”谢丹说。“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透过一砖一瓦、一诗一画，今天的国人更加确信，这片土地上曾经真实存在这样的人：他们饱经风霜却从不屈服，历尽沧桑仍风骨如初。“我们是在这块土地上的文明培育出来的，全党全民族都要敬仰我们自己的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回忆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的深情寄语，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深有感触，“总书记的话语唤起了我们深深积淀在民族记忆中的文化认同，有了这种文化认同，我们怎能不自豪，又怎会不自信？”有了这种情感纽带，文化自信就有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治国理政更具坚实可依的承载基因从未枯竭的古井旁，人们虔诚地掬起一捧清水，净手净心；并蒂丹荔的根木前，树木长成即归乡的未了夙愿又令多少人热泪盈眶……“这种心灵感触正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尊崇的家国情怀。”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10年来从事三苏家风研究的刘清泉说，“它从来不是生硬死板的说教，而是藏在祖祖辈辈身体力行的操守中，最终印刻在我们的骨血中，成为一种生命哲学。”这种无声而默契的传承责任正在被更多的年轻人扛起。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一群“80后”艺术家，将话剧《苏东坡》打造成了剧场版、文旅驻场版和文博融合版。“一边是极致要求的艺术性，一边是大众喜爱的普及性，在这种碰撞交融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制作人邓滢说，“有的观众追着剧场版的全国巡演看了8遍，他们的认可更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为了将话剧和旅游深度融合，文旅驻场版《苏东坡》的运营负责人魏鑫开通了话剧演出与三苏祠游览的“文旅直通车”服务，一个曾经少人问津的剧场从此跻身一票难求的网红打卡地，观众的自发宣传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传播矩阵。“小孩看故事，大人看人生。”“看一次苏东坡，为孩子立下一座人生的灯塔”……经过轻量化的改编，文旅驻场版《苏东坡》以单元剧的形式串联起众多历史人物，观众边看剧、边学习，在社交媒体上掀起评论热潮，又反过来激发了主创者的灵感。“最初我主要是研究台词，演到30多场后才渐渐体会到苏东坡笑中带泪的心境，这个过程漫长而又痛苦。我力求抓住更多的细节，让东坡精神在高度浓缩的2个多小时里真正走进观众的心。”饰演苏轼的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演员李东昌说。“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好东西传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满足感就是文化自信。”仍在执着打磨剧场版话剧的副导演唐钟说，“这就是我们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每个人都有的文化自信。”把微话剧引入“高山仰止·回望东坡——苏轼主题文物特展”现场的制作人杨宇说，当你看到穿着汉服的群众和演员融为一体，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这种文化基因就是以苏东坡为代表的中国人不沉沦、不厌世、不颓废的一种原动力。饱经风霜未曾褪色，光阴流逝更添厚重。在外媒评选的12名“世界千年英雄”中，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考察时的这番话，激发当代学者的思考。在梳理、编纂资料和文献过程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戴路不禁感叹，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世界研究者对三苏文化倍加青睐，不少当代学者正在通过研究东坡文化，了解东方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东坡文化就是一个生动体现。”戴路说，“今后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广泛汲取中外优秀文化的精华，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此心安处是吾乡”，苏东坡的千古名句，道出了多少人心中浓浓的乡愁，而他的人生故事，又承载着中华民族多么深厚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被记录在文字里，镌刻在石碑上，成为连接我们的情感纽带。可以是“小轩窗，正梳妆”的夫妻恩爱，可以是“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的兄友弟恭，可以是“农功各已收，岁事得相佐”的乡邻友好，也可以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自在洒脱……有了这种情感纽带，社会风尚就有协商互让的和谐基础，文化自信就有取之不竭的根脉源泉，治国理政更具坚实可依的承载基因。有了这种薪火相传，三苏文化将继续焕发强大的生命力，浩荡于时代的洪流穿行在三苏祠，时光仿佛跟随先人的节奏慢了下来。水波潋滟间，踏入湖心茶坊，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李倩身着素色茶服端坐在案几前，为慕名前来的民众公益讲授宋代茶道。只见她先将茶压辗成粉末放入茶盏，环盏注水，再将茶末快速搅拌，浮出雪乳般的泡沫，清香伴着微风弥散开来……“一路上遇到许多像自己一样热爱茶文化的人，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油然而生。”近年来，领办国家级茶艺技术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李倩踏上了向世界推广中国茶文化的道路，就在不久前，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宣介了自己编撰的《中华茶艺》英文版。“在中国，茶叶往往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却是我们实现脱贫攻坚、走向共同富裕的主要产业之一，当我讲到这里，国际友人都竖起大拇指。”李倩说，这是茶之品格、东坡之品格，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济天下之品格。在眉山先后举办的五届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上，来自多个国家的专家表示，对三苏文化的尊崇绝不限于中国人，这饱含东方古韵的独特风景同样属于呼唤多元的世界文明。可登大雅之堂，亦可入寻常人家。以东坡故事命名的眉山美食、衍生的动漫产业、打造的旅游景点……先人的生活美学与人生志趣，早已融入街谈巷议、化作人间烟火。“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广场上，东坡小学的孩子们跳起独创的东坡诗词操，边诵读边放松。教室内，同学们正在展陈最新的剪纸作品，追寻着“学承东坡、道臻至善”的理想。“校园的每一面墙壁、每一处文字都传递着浓浓的诗情古意，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像苏东坡一样，成为一个仁爱、乐观、勤奋、博学的人。”眉山市东坡小学校长杜科说。“传统文化只有被大众认知、参与和传播，才能活起来、火起来。”眉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广旅局局长王枫说，近年来，各方力量协同推进东坡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迄今已开发出碑廊传拓技艺体验、楹联艺术欣赏、宋代文人四雅“焚香、点茶、挂画、插花”体验、东坡竹文化体验等10门面向成人的研修课程。既有距离美，又有亲切感，传统文化激活久远的文明，点亮心灵的炬火。“我们在努力寻找同先贤对话的方式。”眉山歌舞剧院院长袁潇说，主创团队历经近一年的沉浸式创作，推出舞蹈诗剧《东坡》，融合了诗词文学、绘画、书法、音乐、戏曲等艺术元素，相信会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四川广播电视台和眉山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纪录片《千古风范苏东坡》在主流媒体热播后，正在积极向海外输出版权。“苏轼足迹所至，逐一追随探访。他对人间疾苦的深切体悟，对壮丽山河的无比热爱，都化成今人的一种精神动力。”该纪录片的制片人张馨月说，“或许挂一漏万，但我们无比敬仰和虔诚。”三苏祠的门口，一棵古榕树与两棵银杏树相望成景，仿佛“三苏父子”伟岸伫立。绿荫庇护之下，“德耀眉州”的楷模海报，吸引了游人驻足凝视。是对过去的守望，亦是对未来的奔赴。“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昭示着新的使命担当。（新华社成都6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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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与视觉政治：中国抗日战争纪实影像研究

学术论文

当今，影像与历史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历史被记录在影像中，影像成为历史记忆的媒介，并以影像语言的方式展开对历史的记录和叙述。与传统文字记录历史相比，影像对历史内容的记录往往能保留更多的历史细节及蕴藏其中的情感因素，在成就更为整体性的历史记忆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视觉政治特质。本文通过对包括纪实摄影、纪录片在内的抗战纪实影像的研究，努力探讨抗战纪实影像作为历史影像资料在历史记录中的独特价值，研究分析抗战纪实影像创作过程与时代背景、史学观念、政经环境以及媒介技术发展等诸多因素之间的联系，阐述抗战纪实影像如何展开对抗日战争的历史叙述和记忆构建等问题。　　第一章的研究围绕抗战纪实摄影实践及作品展开。首先探讨了纪实摄影所具有的人文关怀的特质、面向现实的纪实精神和推动社会变革的潜力。然后通过方大曾、孙明经等摄影师的摄影实践及作品分析，阐明在外敌入侵的战争背景下，中国纪实摄影师将摄影与抗战结合起来，一方面如实记录了日本侵华历程，进行抗战宣传，另一方面抗战背景、民族情感、爱国精神等又糅合在抗战纪实摄影的影像风格中。抗战纪实摄影作品也因此成为历史情感载体和记忆媒介，成为了解、感受历史的影像史料，并以此建构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　　第二章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国统区抗战纪录片创作实践和影响。论文首先追述了两次世界大战时纪录片在战争宣传和舆论引导方面作用显著，成为重要的战时宣传工具。接下来研究分析了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左翼政治力量和海外人士组织拍摄的抗战纪录片。这些纪录片及时记录和反映了日本侵略事实、中国军民抗战状况，在揭露日本法西斯残暴本性和鼓舞民众抗战热情、坚定抗战必胜信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宣传引导作用。正是由于这些抗战纪录片的相关历史记忆及影像建构，对于全面回顾与深入检视相关历史进程具有难能可贵的文献价值和认知功能。　　第三章内容主要研究分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察冀画报》和延安电影团的抗战纪实影像实践活动。《晋察冀画报》和延安电影团的影像实践有效地配合了抗日根据地战争动员、抗战宣传和边区建设等舆论宣传工作。抗战背景、党对舆论宣传工作的引导、政治意识形态等又影响到根据地影像创作风格，促成有鲜明中国宣传特色的红色影像的形成，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主流影像风格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体现出鲜明的视觉政治特色。　　第四章主要研究1949年后以新影厂和央视为主创作的抗战纪录片。这期间抗战纪录片的创作，比较明显地烙下与特定年代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相关的印迹，呈现出与摄制年代复杂、丰富的互文关系。然后从历史叙事和记忆建构的视角，以框架分析方法展开具体研究，分析了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不同时期的抗战纪录片进行抗战历史叙述时的主题、形式及风格等的演进变化，并具体体现为从国家民族视角、社会文化史视角、口述记忆视角展开的抗日战争历史叙述和记忆建构。　　第五章作为整篇论文的结语部分，主要讨论研究了抗战纪录片的当代创作和传播问题。其当代创作的主要价值意义在于正视战争事实、进行战争反思;其当代传播的主要价值意义在于建构历史记忆、达成历史认同。由于抗战纪录片在拓展历史叙事和重构历史记忆方面的价值可能及文化意义，因此，抗战纪录片创作一定要体现对相关历史的充分理解和尊重，慎重选择抗战纪录片创作的历史视角，最大限度地再现历史原貌，以便构建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历史记忆。

梁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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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珑山三休亭得名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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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临安城西有玲珑山，山如名小巧，文化底蕴丰富。拾级而上，中有亭翼然，名曰三休亭。问何以得名？或曰：此山苏轼、黄庭坚、佛印三人曾结伴而登，腿倦而在此休息，故有此名。查《临安县志》，三人登山确有其事，后人还曾在亭中供奉三人石像，可惜今日不见了。言之凿凿，让人差点听从此说。然苏轼有《登玲珑山》诗，颈联云：“三休亭上工延月，九折岩前巧贮风”，则苏轼之前，三休亭名便有，前说不辩自倒。《临安县志》未曾说明“三休亭”得名由来，这引发了我的探究兴趣。我首先想到是唐代司空图，他曾在自家庄园修建亭子，取名“休休亭”，又名“三休亭”，并作《休休亭记》说明取名之由。其中写道：“休，美也。既休而美具。谓其才，一宜休也；揣其分，二宜休也；耄而聩，三宜休也。而又少而坠，长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济时之用，则又宜休也。”照此说来，岂止三休，司空图该取名“四休亭”才对。司空图未曾到过玲珑山，玲珑山也非私家山林，也未曾听说过谁曾退隐于此，显然“三休亭”得名应与此无关。继续查证资料，贾谊《新书·退让》有云：“翟王使使至楚，楚王欲夸之，故飨客于章华之台上，上者三休而乃至其上。”这应是最早出现“三休”的记载，意思是章华台很高，登台者要多次休息方能上去。三休，后扩展为登高艰难之典。想玲珑山三休亭，仰望之如在山台，情景甚是契合，亭名缘此，不易得乎？况由登台三休，发展为登山三休，屡见与诗句。如隋末唐初孔德绍《登白马山护明寺》云：“三休开碧岭，万户洞金铺”，唐代卢鸿一《嵩山十志十首》其二云：“穷三休兮旷一观，忽若登昆仑兮中期汗漫仙”，唐代王维《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磴道盘曲四五十里至黄牛岭见黄花川》云：“危径几万转，数里将三休”等。玲珑山上既有九折岩，建个亭子取名“三休”，正好来个意味深长的数字对。心曲折，路才会曲折，“路漫漫其修远兮”，累了确实该懂得休息了。到了三休亭，玲珑山差不多登上一半，坐在这里休息一会，山风习习来，息汗后倍觉神清气爽。若晚间于此，看月挂山谷天，听万虫高低鸣，脚下水声潺潺，顿觉身心俱忘。这便不劳登到上面卧龙寺，于此便可深得禅意了。如今玲珑山有了通往山顶的水泥路，人们开车很轻松就能到达卧龙寺。越来越多的人不走苏轼他们走过的登山道了，三休亭的名字很多人竟也没有听说过。山不用来登，山可休矣；脚不用来走，脚可休矣；景不用来读，景可休矣！

彭庭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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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唐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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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风》作为《诗经》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风貌卓然自立，而历代研究者对它的研究较为薄弱。基于此，本论文对《诗经·唐风》进行了全面、深入和系统的探讨。论文分四章。第一章《唐风》的地域和时代。主要是对唐风所产生的地域和时间进行辨别和认定。第二章历代经学家对《唐风》的解读。主要阐述自西汉至清代有代表性的经学家对《唐风》的解读及特色，分为四个阶段。一、两汉至隋唐时期。两汉时期解读《唐风》的代表著作是《毛序》、《毛传》和《郑笺》，主要特点是以“美”、“刺”解诗。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家对《唐风》的解读成就不高。隋唐时期以孔颖达《毛诗正义》为代表。孔颖达解读《唐风》的主要特点是尊崇《毛序》和《毛传》，并有意调和《毛序》、《毛传》和《郑笺》之间的分歧。二、宋元时期。宋代经学家对《唐风》的解读以疑序废序、阐释义理为主要特色。元代基本沿袭朱熹《诗集传》的观点，没有什么成就和特色。三、明朝。明朝时期，明代前期经学家对《唐风》的解读以衍义朱熹《诗集传》为主，中后期则呈现出从文学角度赏评《唐风》的风气。四、清朝。清朝前期的经学家论《诗》杂采汉宋。清代中期经学家对《唐风》的解读可以分为注重文字、音韵、训诂和名物制度考证的考据派和驳正旧解、自出新意的思辨学派。清代后期经学家解读《唐风》以重微言大义，倡通经致用的今文学派为特色。第三章社会视角下的《唐风》。从社会角度论述《唐风》体现出来的政治风貌、社会生活和审美意识。《唐风》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生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唐人的耕织与采桑等农业生活以及他们的爱情与婚姻。《唐风》有自己独特的感情基调，忧思、伤感。《唐风》所体现出来的男性美和女性美，反映了唐人的审美观，独具地方色彩。第四章文学视角下的《唐风》。《唐风》作为《诗经》的一个组成部分，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赋、比、兴艺术技巧的运用以及语言、句式、用韵、章法等方面，亦各大有特色，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

李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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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与《古兰经》比较

学术论文

千百年来,《古兰经》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穆斯林的人生态度。直到今天,《古兰经》文化依然支配着全世界十亿多人的人生,进而影响着甚至左右着他们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诸多问题的看法与立场。《论语》文化是古代东方文明的巨大成果,《论语》所讲的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汉代以来《论语》成为中国儒家经典之一,特别是其人生价值观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统治思想,从而影响着中国古代精神文明的形式和内容,对于铸造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起过非常巨大的作用。我是来自一个信伊斯兰教的国家（突尼斯）的留学生。我感到《论语》与《古兰经》是对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并且具有重要价值的两部书。《论语》是中国文化中有至高地位的著作,是儒家经典之一,可以说是中国的一部《圣经贤传》,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后者即《古兰经》是伊斯兰教、阿拉伯文化的最高经典,不仅可以作为伊斯兰教的教义,圣训,甚至可成为阿拉伯文化和历史经典。因此,研究《论语》和《古兰经》文化,并加以比较无疑是有意义的。从整体上来看,《论语》和《古兰经》是代表两种不同文化的著作,每一部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所表达的意义和思想没有相通处。那么如果我们比较这两部伟大的经典,将会在哪些方面发现同样的观点?这些观点会不会同中有异?我们也同时会问,它们到底有没有一样的目标呢?这是本文作者思考的主要问题和本文将论及的主要方面。

阿哈莱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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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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