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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汨罗屈子祠、屈原墓的人文价值

会议论文

＜正＞湖南汨罗屈子祠又称三闾祠、汨罗庙,坐落在汨罗江下游北岸的玉笥山上。玉笥山是屈原晚年生活、写作和投江殉国的地方。唐沈亚之《屈原外传》载:“屈栖玉笥而作《九歌》。”屈原投江后不久,人们将南阳里屈原故宅作祠,用以祭祀这位伟大的诗人。祠内碑文载:“汨罗三闾祠,旧多古碑,见《水经注》者,有汉代庙碑暨汉南太守程坚碑。”可证该祠始建于汉。唐天宝七年

刘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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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曰享三白

期刊

东坡尝与刘贡父言:'某与舍弟习科制时,日享三白饭,食之其美,不复信人间有八珍也。'贡父问三白,答曰;'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曲洧旧闻》

陆茂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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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百诗百俗解》(服饰风俗部分)

期刊

天教日饮欲全丝,美酒生林不待仪。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规模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更着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

程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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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两朝有27位京官迁惠州

报纸

制表/杜卉插图/杜卉统筹策划/陈骁鹏马勇作者/徐志达吴定球何志成编者按从隋代驸马柳述开始，地处岭东、古称“循州”“祯州”的惠州就不断迎接来自王朝行政中枢的京官名宦。在他们的推动下，惠州日益崇文重教，从化外之地逐渐变成诗情缭绕的人文名城。这些先贤来惠原因多样：或左迁至此，像唐代有三位宰相寓惠，苏轼左迁惠州两年零七个月，写下诗文近600篇；或转战至此，如文天祥毁家纡难、领兵勤王，为惠州留下正气与丹心；更有本地士人出仕京城后再度返乡，像明代大儒张萱，“草衣木食轻王侯”，在惠州开门收徒、著书立说。“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究竟是怎样的魅力，让他们在惠时文思泉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羊城晚报·惠州文脉》推出《京官名宦与惠州》栏目，梳理古往今来的京官名宦与惠州的关系，本期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唐宋两朝……宋绍圣元年，苏轼谪居惠州，在来惠路上听人介绍惠州风物之美，欣然写下诗句：“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住玉堂仙。”这“香案吏”“玉堂仙”分别是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的雅号。确实，除了苏轼之外，唐宋年间还有众多京官因各种原因到惠州“插队落户”。从唐宋两朝开始，谪官文学和谪官助学，成为古代惠州文化教育史上的独特景观。刘禹锡、陈尧佐、苏轼、唐庚和陈鹏飞等，就是这道景观上空熠熠生辉的“文曲星”。他们助教兴文，为惠州和中原搭起了一座文化桥梁。谪官南来提升了惠州知名度惠州地处粤东海隅，交通不便，唐宋前常被中原人认为是蛮荒之地。加上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气候又与岭北有很大差别，官员来此多为谪居，往往谈粤色变。当然，也有不少寓惠官员对惠州山川民俗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比如陈尧佐和苏轼。大批朝廷贬官的到来，客观上为儒学在惠州的传播提供了优质师资和示范文本，他们与地方学子交流互动，共同推进文化教育的发展，构成了惠州唐宋时期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将唐宋两代谪居惠州之较著名者简单列举出来，就足有27位。他们或高居朝廷要职，仅宰相就有三位；或出身官宦世家，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不少人与文化界交往密切，或者自身就是全国性的文化名人。他们以特殊的身份和原因走进惠州，引起了仕宦阶层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惠州的名声也因此逐步走向全国，吸引了中原士人的视线，成为他们了解和描述的对象。自京官谪居惠州，唐人作品中关于惠州的记述日渐增多。据粗略统计，《全唐诗》中提及循州（即今惠州）的有6首，提及博罗的有5首，提及罗浮的则有60多首，这是惠州知名度不断提升的一个明显标志。岭东山姜花传递情谊至京城著名文学家刘禹锡，诗集中有多首与官谪惠州的人事有关，《崔元受少府自贬所还遗山姜花以诗答之》即是其中的一首。崔元受曾任行营粮草督办，唐元和年间因事贬为博罗尉，赦还时带了一些土产山姜花回长安分赠亲朋。刘禹锡收到礼物写诗答谢，开头便是：“故人博罗尉，遗我山姜花。采自碧海上，来自谪仙家。”因有了这首诗，山姜花得以“传名入帝里”。后来，广州司马刘恂在《岭南录异》中对山姜花作了专门介绍，人们因此认识山姜花，也因此花更了解博罗。苏轼在惠州写信感谢博罗县令林抃馈赠杨梅时，就特别抄上刘禹锡这首诗，说：“闻山姜花欲出，录梦得诗去，庶致此馈也。”苏轼对山姜花有如此兴趣，无疑也是受唐人作品影响。此外，刘禹锡的《罗浮山夜半见日》诗亦为墨客骚人津津乐道，及至宋代，“罗浮见日”已成典故常被诗人文士引用。裴夷直、施肩吾、李群玉、曹松、殷尧藩、卢纶等唐代诗人，在各自的作品中描述古循州“地说炎蒸极”“瘴雨出虹蝀”“犀象满城邑”的生态环境以及“越女收龙眼，蛮儿拾象牙”的地方风俗。刘恂《岭表录异》还记录了古循州“野象牙小而红”“循人争食象鼻”及用枹木作油画履等风物。唐人的这类作品，文字优美，形象生动，起到了向外界宣传惠州的作用。柳宗元苏轼同书罗浮仙境历代寓惠者作品数量最多，影响最为巨大深远的当数苏轼，他谪居惠州940天，写下各类作品近600首（篇），内容涵盖政治经济、人文风物等，在当时已盛传于海内外。其中名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更成了岭南风物千古不易的广告词。很少人知道，苏轼与唐代诗人柳宗元在不同时空里“共同”描绘过罗浮仙境。柳宗元所撰《龙城录》记述了一则隋代赵师雄游罗浮在梦中与梅花仙女相遇的美丽故事。苏轼初到惠州时也曾写下几首咏梅诗，诗中有道：“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又说：“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扣门。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有论者指出，苏轼这是暗用了赵师雄“罗浮梦梅”的典故；也有人认为，这是宋人假托柳宗元之名而作，专门为苏轼这几首著名的咏梅诗提供浪漫奇幻的故事背景。无论如何，自苏轼之后，“罗浮梦梅”的典故便频频出现在我国的诗词文赋中，罗浮山也因此有了广植梅花的“梅花村”，凡游罗浮的文人骚客，大多会前往探胜寻幽，抚今怀古。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山语》中介绍：“梅花村……人多以艺梅为生，牛羊之所践踏皆梅也。冬春之际，以落梅醅酒，于村南麻姑酒田卖之。一茅茨有碑曰：‘师雄梦处’。”可见，直至清代，罗浮梅花村在扑朔迷离中充满着诗情缭绕的人文气息，为游客所向往。宋代宰相言必称惠州山水在宋代谪官中，积极向外界宣传惠州的，陈尧佐是较早的一位。北宋咸平二年（999年），陈尧佐以太常丞典祯州（今惠州）。他酷爱惠州溪山胜景，于府署东侧临江处筑野吏亭并一再题诗；又“召画工，相与立山之阳，审望详视，作罗浮图”。后来他入宰朝廷，与宾客论天下奇胜必称惠州山水。另一位北宋诗人唐庚谪居惠州近五年，所作诗文300余篇，“曲尽南州景物，略无迁谪悲酸之态”。写风景如“水裁偏岸直，云截乱山平”，“山转秋光曲，川长暝色横”；写市况如“道路鱼盐去，樵苏竹木还”；写人情如“蟹黄嗔止酒，鸡白劝加餐”；写风物如“笋蕨春生箸，鱼虾海入盘”，“竹根收白叠，树杪得黄封”；写节俗如“残梅诗兴晚，细草梦魂春。挑菜年年俗，飘蓬处处身”等等，皆隽永有味，像一幅工笔彩绘的长卷图画，形象细微地展示了北宋年间惠州古城的风土民情。除了诗词歌赋，还有谪官为惠州出版集子。南宋崇政殿说书陈鹏飞，因忤逆奸相秦桧于绍兴年间贬逐惠州。他在归善县城铁炉湖居住直至病逝，著有《罗浮集》十卷及《书传》《诗传》等经术著作。南宋嘉定年间太学正王胄被劾判惠州，他在此编纂了《罗浮图志》一书，“一草一木、一禽一虫之有异于人间者，靡不详访而备录之……”此外，北宋诗人彭汝砺、刘贡父，抗金名将李纲，南宋大诗人杨万里和刘克庄、词人白玉蟾、也先后踏足惠州，写下不少好作品。

徐志达、吴定球、何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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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理想人格与李白精神境界

会议论文

＜正＞对于李白的诗歌和为人,从古至今的研究者,都有一种神秘的感受。古人称其为诗仙,或叹其“天与俱高,青且无际。”（《唐诗纪事》卷四十五引张碧语）,或赏其“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真非世问语者。”（《刘枣强碑》,《皮子文薮》卷四）今人有的称其为从云端里飞来的诗人,有的用浪漫主义来概括。总之,李白诗歌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然而,对于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迄今为止,却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黑格尔说抒情诗“特有的内容就是心灵本身,单纯的主体性格,重点不在当前的对象,而在发生情感的灵魂。”（《美学》第三卷下册191页）诗人特定的精神境界,直接影响着他的思维方式和诗歌风格。仔细探寻李白的精神境界,就会发现它与阮籍的理想人格

张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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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翰林医官院考论

期刊

宋太祖承前代建立翰林医官院,尚药院尽管名存实亡,但是直到宋神宗时期才被并入翰林医官院,尚药院长官尚药奉御与翰林医官历史渊源极深,在唐代就已经成为翰林医官的稳定加官。尚药奉御成为翰林医官院官员后,其待遇、职能仍然无法摆脱曾经作为尚药院长官尚药奉御的影响,当然伎术官在待遇职级所受到的诸多限制凸显了这种影响。翰林医官院职能的膨胀影响其执伎以事上的职能,因此出现“诊御脉”和“入宫医官”,并将其制度化,强化了服务宫廷的职能。翰林医官院侵蚀太医署职能过程中,即使没有被侵蚀的职能也被削弱,因此设置太医局,负责国家医疗教育。翰林医官院成为一个服务宫廷、国家与社会的机构,承担国家医政部分职能,但从性质来看仍是“内廷机构”。

李俊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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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曹豳传》补正

期刊

1952年浙江省瑞安县陶山区曹村公社的南岙里将军陇山脚,发见了南宋时期曹豳的墓志铭。《墓志》是他长子曹怡老撰写的,现保存于瑞安县文管会。曹豳是南宋两浙东路温州瑞安县人。理宗时的名臣,能极言直谏,政绩卓著,号为“嘉熙四谏”。所以《宋史》为之立传(下称《本传》)。同时,他是南宋永嘉学派著名学者曹叔远的族子,又是当时很有声望的学者钱文子(温州乐清县人)的学生,所以《宋元学案》也有他的传记。但这些传记都太简略,《宋史本传》只有二百三十八个字,《宋元学案》则照抄《本传》。

周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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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木石图》与镇江

报纸

□郑学富2018年11月26日晚，佳士得香港2018秋季拍卖中，备受关注的苏轼《木石图》最终以4.1亿港元落槌成交，刷新了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拍卖纪录。佳士得公司的宣传材料称，《木石图》为“中国书画旷古烁今之作，文人先驱苏轼传世真迹”。一时，苏轼的《木石图》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这幅图曾流传到润州（今镇江）后，得到了米芾等的题跋。关于苏轼是什么时间创作《木石图》的，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苏轼任徐州知府时所画。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在知徐州时，与“苏门六君子”的晁补之、陈师道前往萧县圣泉寺，在隐居于此的乡贤窦沔的陪同下，苏轼饮用该寺的“菩萨泉”后，感觉清冽甘甜，心情愉悦，乘兴挥笔泼墨，画下了《木石图》。当地至今有“东坡品茶识圣水”的佳话。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苏轼在1089-1091年在杭州任太守时完成的。苏轼一生仕途蹭蹬，在“乌台诗案”中险些丧命，屡遭贬谪，竟一个月内三贬其官，最终将他贬至海南的儋州。苏轼喜欢画枯木竹石，大概与他的命运多舛、纵横恣肆、旷达高迈的文风有关。这幅《木石图》画面上的枯木状如鹿角，虬曲刚劲，犹如扭曲的身躯，盘根错节，有气冲云霄之势，至树枝杈桠，线条渐渐舒缓，枝叶直冲画外。怪石状如蜗牛，盘旋如涡，似有运动感，显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怪石后点缀星点矮竹，让人感觉暗藏生机，看到了希望。除竹叶和一些树枝外，全画大都用淡墨干笔画出，用笔简率，飘逸灵动，不求形似，颇具神韵。此幅《木石图》堪称是文人画的典范。北宋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赞道：“折冲儒墨阵堂堂，书人颜扬鸿雁行。胸中原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苏轼的画在当时名气很大，有“枯木竹石，万金争售”的景象，但苏轼所作的画作多见于著录，传世真迹极少。根据佳士得拍卖行官网信息，苏轼《木石图》手卷上有四幅题跋和41枚鉴藏印，由此也可看出此画的流传脉络非常清晰。此画后有跋文曰：“润州棲云冯尊师弃官入道三十年矣，年七十余，须发漆黑，且语貌雅适，使人意消见，示东坡《木石图》，因题一诗赠之，仍约海岳翁同赋。上饶刘良佐。”据佳士得公司考证，上饶人刘良佐与苏轼、米芾为同时期人，为一方文人，但没有从政，旅居润州。当润州冯道师得到此画后，如获至宝，邀请刘良佐和米芾题诗。刘良佐题写了上面的跋文，并作了一首诗：“旧梦云生石，浮荣木脱衣。支离天寿永，磊落世缘微。展卷似人喜，闭门知己稀。家林有此景，愧我独忘归。”跋文中的“海岳翁”即米芾，字元章，其书画自成一家，枯木竹石，山水画独具风格，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元祐二年（1087年）迁居镇江丹徒定居。他题诗云：“四十谁云是，三年不制衣；贫如世路险，老学道心微。已是致身晚，何妨知我稀；欣逢风雅伴，岁晏未言归。”苏画米跋，相得益彰。冯尊师已无可考，同时代的诗人王禹偁有《送冯尊师》一诗云：“前日访潘阆，下马入穷巷。忽见双笋石，卧向青苔上。云是冯尊师，秋来留在兹。今说东南行，问我坚乞诗。”看来这位冯尊师喜欢向文人雅士求诗倒是实情。画中鉴藏印中有宋高宗赵构“绍兴内府”的印、南宋金石学家王厚之的印。宋以后，元末诗文家俞希鲁有题跋，其中说：“今观坡翁此画，连蜷偃蹇，真有若鱼龙起伏之势……上饶刘公、襄阳米公二诗亦清儁，而米书尤遒媚可法。皆书画中奇品也。”至明代，此画曾为朱元璋养子沐英家族、藏书家李廷相所藏，明代学士郭淐在跋语中说：“苏长公枯木竹石，米元章书，二贤名迹，珠联璧映，洵可宝也。”现代书画鉴定大师张葱玉在《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绘画一》中介绍了《木石图》的流传情况：“此卷方雨楼从济宁购得后乃入白坚手，余曾许以九千金，坚不允，寻携去日本，阿部氏以万余得去。”北洋时期，《木石图》与苏轼的另一幅《潇湘竹石图》皆为方雨楼所藏。方雨楼为民国时期“北漂”的安徽著名古董商，对书画鉴赏、金石、碑版、古钱币均有研究，徐悲鸿曾聘请他到艺专授课。曾做过吴佩孚秘书长的白坚夫从方雨楼处买下了苏轼的两幅画作。上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白坚夫将《潇湘竹石图》以5000元的价格卖给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邓拓又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收藏至今。《木石图》则让白坚夫的日本太太在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之前，带到日本，收藏于阿部房次郎爽籁馆,此后便踪迹难觅。直到被佳士得公司从日本找到，进行拍卖。据佳士得称“买家来自大中华区”。看来，这幅旷世名画又回到中国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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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李白诞辰1300周年、苏轼逝世9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举行

期刊

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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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易学思想研究 ——以《东坡易传》为考察中心

学术论文

苏轼的《东坡易传》集中体现了苏轼的易学思想。学界对苏轼易学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对于苏轼易学思想本身分析程度不够:一方面,从内容看,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宇宙生成观”、“性情说”和“苏轼易学与苏轼其他学说的比较”这三方面;另一方面,从理论深度来说,学界对苏轼易学的研究理论分析深度不足,少有关注苏轼在建构“本体论”方面的端倪。本文立足于《东坡易传》,结合苏轼的其他易学有关论述,从苏轼生活的时代背景开始分析,说明苏轼易学主要分为“象数之学”和“义理之学”,以及对《周易》“三易”的继承发扬,并阐述了苏轼易学的特点与影响。苏轼易学的形成背景是多方面的。社会政治层面,北宋安稳的社会下隐藏着“三冗”问题,苏轼借《周易》思想,针对“三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思想背景上,一方面是儒学面对佛道的挑战,迫切需要以《周易》为基础来构建儒学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北宋继承了从唐中期开始的疑经风潮,北宋学者打破唐代的恪守注疏之风,大胆疑古,为北宋思想家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一定基础。苏轼作为蜀地文人,颇受蜀地文风和易学之风的影响。苏轼之父苏洵对《周易》也是十分重视,著《易论》一篇,并命苏轼完成《周易》注解,也就是后来的《东坡易传》。苏轼政治上的低谷期是他学术上的高峰期,其《东坡易传》整体成书于其晚年时期,整部著作可以代表苏轼成熟的易学思想。中国古代易学大致包括“象数”、“术数”、“义理”这三方面内容。“象数”是《周易》的基础,“术数”和“义理”是在“象数”的基础上形成的。苏轼易学主要涉及“象数”和“义理”这两方面的内容。苏轼建立了一套自己的解卦方法,其实质是“卦为总则,爻为分论”,为某些卦中卦辞和爻辞相矛盾的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苏轼重视“象数”中的“爻象”与“爻数”,也重视“筮数”和“卦象”。总体上而言,苏轼的“象数之学”是为其“义理之学”打基础。苏轼易学中的“义理之学”主要遵循“天人合一”的路线。苏轼易学中的“天”包括“物各有道”和“道至万物的生成过程”这两部分,前一部分显示出了“本体论”的端倪,后一部分则是显示出苏轼对宇宙生成的看法。“人”学方面主要涉及人性论,苏轼反驳了前人的人性论,认为人性是“无善无恶”的,还区分了“性”与“情”、“命”、“才”三者之间的关系。虽然苏轼遵循“天人合一”的路线,但是苏轼的“天人合一”并不完整,实际上是外合而内分。苏轼并没有构建起“本体论”,他没有将“道”置于本体的高度。苏轼思想中也因为没有本体,才会得出人性为“无善无恶”的结论。苏轼易学的“象数之学”和“义理之学”都遵循《周易》的“三易”之理。“三易”即“易简”、“变易”、“不易”。在苏轼的易学之中,“易简”作为“阴阳辩证”被苏轼用来解释卦辞爻辞。另外,“阴阳相合能生物”的说法为“道”如何生成万物提供了补充。《周易》中的“变易”是一个过程,从“不变”开始,经历“人与时势”和“物极必反”的过程内容,达到“变化”为结束,同时在开启新一轮的“变”。苏轼将“变易”应用于自身易学的“象数之学”和“义理之学”中。“不易”具备“确定性”和“永恒性”两方面。苏轼以“确定性”分析“象数”,而“永恒性”体现在其“宇宙生成观”中。苏轼易学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苏轼对《周易》原义和以《周易》为基础而阐发的义理这两种内容都重视。其次,苏轼打破门户之见,吸收前人易学精华,在其易学之中虽然儒道两家思想并重,但没有佛教思想。从苏轼易学的影响来看,它有利于塑造苏轼自身的人格品德,影响苏轼的文学创作,赋予苏轼文学创作的精神内涵。不过作为蜀学中的卓越成果,苏轼易学却没有被蜀学后人发扬光大。另外,苏轼易学给予了后世深刻的启示,对现实有深刻影响。

袁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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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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