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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润泽“好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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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丽琴2017年8月29日，东坡区苏辙小学举行“2017年秋季新生入学仪式”。仪式上，学生们首先通过拜苏辙、拜老师、拜学长的“虔诚三拜”，在学习知恩、感恩，学做好人的正道上迈开第一步。随后，举行新生开笔礼，通过师长们为新生“朱砂开智”、新生代表“击鼓明志”、全体新生写“人”字“描红开笔”三个环节，寓意开启智慧，齐明志向，及提醒孩子们在今后的人生中踏踏实实做好人。最后，家长们郑重为孩子们背上新书包，并通过拥抱和嘱托的方式送上自己对孩子最殷切的期望。新生入学仪式，是苏辙小学对新入学的儿童进行识字习礼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通过传统文化的熏陶，以期激发孩子求知求学的欲望，培养他们对知识，对传统文化的神圣感情。而不仅在新生入学仪式中塑造浓郁传统文化氛围，作为全国第一所以苏辙命名的小学，苏辙小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传承苏辙文化为己任。学校努力构建植根于三苏文化沃土的校本德育体系，确立了正道行远的办学理念，全面践行“好人教育”的育人理念和“全人教育”的教学理念，力求提升和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校园细胞充溢传统文化充分吸取苏辙文化的精神，苏辙小学结合学校教育特点和办学追求，构建了学校的文化框架。它以“正道行远”作为学校核心理念，立足“走正道才能至高远”，培养堂堂正正的人。在核心理念的指导下，学校确立了校训、校风、教风、学风、办学目标、培养目标等。学校校训是：踏实每一步，正道行天下。要求学生要自小勤奋，走稳人生每一步，步步出彩，行走天下；校风是：守正出新，循规导行；教风是：承文脉，弘正道；学风是：自主勤奋，敏学笃行；办学目标是：办一所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现代学校；培养目标是：培养知书达理、全面发展的好人。期望学生是有真学问、崇尚道德、懂得礼仪、遵纪守法、有艺术修养的全面发展的全人，是有益于家庭、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好人。而根据核心理念，学校还设计了形象标识系统，校徽和校园吉祥物。校徽主要由“苏”和“辙”二字以及“苏辙小学”的中英文字体构成。“辙”以印章的形式置于“苏”的右下角，像是苏辙提笔成书之后的戳印，以点睛之笔让整个标志彰显浓浓的文化味道，又像是苏辙举步前行而留下的深深脚印，让人深思；校园吉祥物取名为“文气贝贝”，以苏辙的拼音首字母“S、Z”来造型，颜色以红黄为主。苏辙的“文气”理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很富特色，“文气”理论代表了苏辙的文学修养。吉祥物取“文气”二字，既是对苏辙文化的传承，也用“文气”来熏陶苏辙学子，期望他们文质彬彬，文化修身，知书达理，文明做人，全面发展。与此同时，学校的各项工作都在“正道行远”理念的指导下展开，特别是学校的德育以“好人”教育为主题，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行为习惯教育、法制教育、道德品质教育融入其中，培养更多的全人和好人。学校的楼名、道路名、广场名等都来源于苏辙文化。德育活动渗透传统文化学校德育活动，更是高举传统文化的旗帜，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教育因子，并不断创新。2016年金秋，苏辙小学迎来了盛大的开校典礼。9月1日，苏辙小学首批教师、首批学生、首批家长2000人多欢聚一堂，见证开校。开校典礼上，围绕“千古苏辙”“璀璨苏辙”“辙印深深”三大版块，学校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升校旗和吉祥物旗仪式。随后，师生吟诵苏辙词《水调歌头·徐州中秋》，朗诵原创作品骈文《苏辙小学诞生之颂歌》和三字文《我爱苏辙》，将传统文化深刻入心底。2017年3月17日，学校举行以“经典故事伴我成长”为主题的讲故事比赛活动。杨予芊同学讲述《我身边的雷锋》，把身边的“雷锋事迹”融入了故事；粟薪翰同学通过讲述苏洵教子的故事，让大家懂得了《家和万事兴》的道理。2017年3月28日，为光大苏辙人文情怀，传承苏辙优秀文化遗产，弘扬苏辙砥砺前行的伟大精神，苏辙小学全体师生在苏辙公园举行“缅怀子由，正道行远”的清明祭祀苏辙活动。在这次眉山地区首次大规模有组织地在苏辙公园举行的祭祀苏辙活动中，学校副校长徐卫明慷慨致辞，介绍苏辙的生平事迹、丰功伟绩、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全体师生恭敬地向苏辙塑像三躹躬，全体少先队员唱起嘹亮的少先队队歌，举行苏辙诗（词）会，表达对苏辙的景仰。最后，全体师生齐唱校歌《正道行远》，齐宣“踏实每一步，正道行天下”，坚定正道行远的信心。2017年5月，学校举办首届“文气贝贝”艺术节。在开幕式上，学生们的“千人齐诵”“千人齐唱”“千人齐操”“千人齐画”先后上演，大家齐声诵读苏辙诗词，将书法操集书法、音乐、舞蹈、武术为一体，使传统文化在文艺活动中迸发出耀眼的光芒。现代教育融汇传统文化为了让传统文化入脑入心，学校还注意在现代教育中融汇传统文化。学校举行了题为《苏家的家庭教育观》的家长培训会。学校副校长徐卫明从苏家家风立意，论述苏家的家庭教育观：超然物外，培养孩子正确的金钱观；崇尚读书，读书可以修身养性，改变命运；悲悯情怀，程夫人身上闪现的人性光辉，让苏辙兄弟一身善良；树立志向，苏辙兄弟俩从小就能以范滂为榜样，真可谓“奋厉有当世志”。书法是璀璨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四川省特级教师，苏辙小学副校长岳自奎自创“理趣识写字”，依据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特点进行字理识字。他先后为学校学生作示范课《理趣识写，汉字魅力熠熠生辉》及专题讲座《理趣识写字展风采》，并创编《硬笔书法执笔口诀》。“提按之间，不只为了书写。”岳校长说，当学生姿势正确，运笔灵活，在自然、大方、舒适的情境中书写，不只是感受到书写的轻便，更能体会到书法的魅力，学习的乐趣。各班级也将传统文化融入日常教育活动中。今年2月25日，学校学生到眉山“雨花斋公益素食互助餐厅”开展学习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大家学会放下傲慢，平心静气，懂得了“长者先，幼者后”的传统美德，感悟到感恩是美德，“光盘”是节俭，劳动是光荣；今年3月3日，学校学生在学校子由广场开展了别开生面的“面塑”亲子实践活动。活动中，孩子和家长们在“面塑”老师的指导下和面、兑料、上色、制作、合作，深入了解面塑这一民间艺术的形式、历史、特点，培养学生热爱民族艺术的情感；粽子飘香时节，学校又在学校后操场开展亲子活动——端午“粽”情“粽”意，66个家庭争先恐后包粽子，间中交流粽子的由来，分享各自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苏辙小学不断创新，受到教育主管部门和家长的广泛好评。校长周吉群表示：传扬传统文化既是一种责任，也是教育的一种本真。“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伴着优美的铃声，又到了苏辙小学孩子们每天十分钟的经典诵读时间。随着吟诵，学生们穿越时空与贤哲对话，传承博大思想，弘扬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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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个是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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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永江1074年，对于苏轼和密州（今山东诸城）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一年，苏轼由“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杭州赴“蝗旱相仍，盗贼渐炽”“公私匮乏，民不堪命”的密州，出任他一生中首个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迈往不惑之年的苏轼不仅系好了历典八州的第一粒钮扣，而且是金钮扣，塑造了独树一帜的密州苏轼符号。超然高度因为苏轼，密州满月温情脉脉。苏轼密州任上，为民请命向宋神宗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这份奏状，条分缕析，切中肯綮，显示了苏轼超凡的政治眼光与杰出的治世才能。人们常说，苏轼是一位极具现代性的古人，今天看来，其中蕴含的民本思想依然具有时代价值。为政之要首在安民。当时，影响社会安定的主要是旱灾和盗患，尤以河北京东两路为甚。宋时的河北路，约当现今河北中南部（熙宁六年分为河北东、西两路）；京东路，约当现今山东全境及江苏北部徐州等地（熙宁七年分为京东、西两路）。密州属京东东路。苏轼从历史的滚滚风烟中，淘漉出真金白银，直陈掌控河北、京东的重要，“自上世以来，为腹心根本之地，其与中原离合，常系社稷安危。”现实的情状却是“北方之民，流移相属，天灾谴告，甚于四方。”而朝廷是如何应对的呢？“今流离饥馑，议者不过欲散卖常平之粟，劝诱蓄积之家。盗贼纵横，议者不过欲增开告赏之门，申严缉捕之法。”全然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苏轼一针见血地指出，“皆未见其益也。”苏轼透彻把握社会动荡与天灾人祸之间的关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免除灾区百姓赋税；减免盐税；散财于民，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申严法令、区别对待，惩处凶残之党又劝人向善。苏轼雷厉风行、药到病除，短短四五个月时间，复现“密州风土事体皆佳”。盗患既除，灭蝗成为当务之急。苏轼在赴密州途中，已经洞见了密州蝗灾的严重。面对“农夫拱手但垂泪，人力区区固难御”的困境，苏轼没有退避三舍，而是责无旁贷、勇毅前行，及时据实向朝廷奏报实情，请求下拨救灾粮；迅速组织僚属，率领民众，采取焚烧和掘土掩埋的方法斩草除根。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积极投入灭蝗战斗，手和脚上满布厚茧。为了充分调动群众灭蝗积极性，苏轼奖励捕蝗，捕蝗多的得粮就多。上下同心、其利断金，蝗灾得到有效阻击。当时，密州为边防要塞。除做好日常繁重的行政事务外，苏轼特别重视保境护民。他很早就认识到了军事准备对宋王朝的重要性，提出了“教战守、定军制、训军旅、蓄材用、练军实、倡勇敢”等军事主张。居安思危、防患未然，面对强虏敢于亮剑，厉兵秣马只为山河无恙，其远见卓识超越了同时代的许多人。1075年冬的密州出猎，苏轼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力透纸背：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从亲射虎到射天狼，气势如虹，一豪到底。自觉两宋三百二十年间，惟辛稼轩“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和岳武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可以相媲美。这场沙场点兵，荡气回肠的不仅是词开豪放的格局和境界，更在于它所呈现的雄浑场境和苏轼的英雄气概、男儿本色、浩然正气。苏轼的文韬武略，使之勇于任事、敢于担责、精于制策、擅于决断、果于施行，达到了古之能臣良吏为官行政的新高度。苏轼万古，密州超然。超然高峰因为苏轼，密州明月蕴藉丰厚。1075年正月二十日，苏轼梦见已去世十年的爱妻王弗，写下了“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陈师道语）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明月夜，短松冈”，密州夜空中流泻下的清辉，是洒向千里关山外的泪千行。天人永隔，只能在梦中千里明月寄相思，其中的深创巨痛刻骨铭心，难怪后人要称之为“千古第一悼亡词”。1076年的中秋，苏轼与宾客相聚于超然台，欢饮达旦。大醉之后，思亲之情油然而生，写下了口口相传的“水调歌头兼怀子由”。苏轼请郡东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辙时任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书记，他想俩弟兄靠得紧些再紧些。这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引得无数人书画不尽、演绎不断，誉之为苏轼中秋词一出，“余词尽废”。爱情、亲情、友情、无尽的乡愁，是苏轼心目中恒久的诗和远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十年生死两茫茫”……家喻户晓、耳熟能详，他的另外一首《江城子》同样脍炙人口，令人过目难忘。1076年年底，苏轼被朝廷任命了新的职务。在离开密州之前，他最后一次登上超然台，远眺时隐时现于晚云之间寒烟乍起、归鸟翩跹的马耳九仙山，写下了：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间。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莫使匆匆云雨散，今夜里，月婵娟。小溪鸥鹭静联拳。去翩翩。点轻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处，垂柳下，矮槐前。苏轼的目光穿越千山万水，落在了千里万里之外孕奇蓄秀、崇仁尚义的故乡。母亲亲授以书的往事，历历在目。苏轼十岁的时候，程夫人教他读《后汉书·范滂传》，为范滂的凛然气节感慨不已，侍立旁边的苏轼激动万分：“倘若我也要做范滂一样的人，母亲您会同意吗？”程夫人回答说：“你如果能做范滂，我怎么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在母亲言传身教下，苏轼从小就立下了“奋厉当世忠诚有为，报国之心死而后已”的宏愿，并且“守其初心，始终不变”。“莫使匆匆云雨散”“莫忘使君歌笑处”两句，尤其动人心魄。苏轼的诗词文赋之所以受到普遍喜爱，根本就在于深沉、真挚的感情。在密州期间，苏轼把故乡哺育他的高尚道德和美好情操发扬光大，把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深深扎根于他为官行政、贬谪流放的大地之上、人民之中。以天下为己任，他乡即故乡。只有故乡，才会有这样的不舍，才会有如此深情款款的嘱咐。他在密州的创新创造、呕心沥血之作，使之成为一座光彩照人的文化高峰。密州夜、婵娟美，万古超然。超然高地因为苏轼，密州月亮生机盎然。在密州期间，苏轼将北魏时所建城台修复扩建。台是成了，何以名之？“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苏轼首先想到的就是请苏辙取名。苏辙成竹在胸，欣然命名“超然台”，并即兴作《超然台赋》，在序中阐述了其来历：“《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果然心有灵犀，苏轼眉欢眼笑，一气呵成《超然台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这篇充满哲思的美文，其核心思想在于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苏轼以自己亲身经历和体验告诉世人，物质和精神是能够充分调适的，只要用平常心、赤子情来对待和认识事物，人是可以在物质世界中获得极大精神享受的。他同时期创作的《后杞菊赋》记载，苏轼仕宦十九年，家庭却日益贫困，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每天与属僚刘庭式沿着古城废圃，寻找气味苦涩的杞菊聊以度日，依然能够“扪腹而笑”。他的这种旷达乐观、潇洒自适的哲学思想在《宝绘堂记》中有了全新的表达：“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最终升华为《前赤壁赋》中的“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此后，无论生活怎样的狼狈不堪，苏轼都能安之若素、处之泰然。寓居僧舍、布衣疏食、随僧一餐的黄州，衣食渐窘、尊俎萧然、多病鲜欢的惠州，生活日窘、尽卖酒器、以供衣食的儋州，他总是满心欢喜，满目青翠：“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苏轼在密州的时候，豪气干云，生活和事业蒸蒸日上、未来可期，当此炙手可热、一言九鼎位置，不少人自我膨胀、自我迷失，但他却能我自岿然、低调内敛，从善如流、廉洁自律，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物质和欲望保持充分的清醒、警惕和拒止，清欢自洽、行藏自由，为后世垒筑起一块思想高地。人生缘何快乐多，爱上苏轼笑呵呵。对苏轼的敬仰，对密州的向往，那是由衷的。密州苏轼，真个是万古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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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吴体诗与七言拗律的界限

会议论文

杜甫的吴体诗,在平仄声律上已超出了律诗和拗体七律的范围,已不属于拗体七律,而是一种具有一些七律形式特点的古体诗。是杜甫新创的一种新式七言古体诗。

葛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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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满地一渔翁：论杜甫〈秋兴八首〉中的思想与结构

会议论文

历来有关杜甫〈秋兴八首〉的诠释可谓汗牛充栋,却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将在前贤的基础上,尝试对此连章组诗的思想与结构的关系,及其在七律发展上的突破作进一步的论述。

陈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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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自创养生“香泉功”

期刊

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苏东坡自创了一种养生法,称之为“香泉功”,主要有4部分：步息功通过行路与调息相配合的功法。具体做法是：通过缓缓步行,配合以细微的呼吸,达到吐故纳新的功用。据说练好此功,可使头脑清新,腰腿灵便,且使人心胸开阔,食欲增加,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卧息功通过卧息与调息配合的功法。具体做法是：静卧中,细听呼吸,诱导入睡。

杨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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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中的“孔子”形象研究

学术论文

《庄子》一书出现了众多的人物,且形象复杂,其中以“孔子”的形象出现次数最多。自古以来,有一些研究《庄子》人物形象的相关论述,但大都不成体系。近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重视《庄子》人物形象的研究,尤其是“孔子”形象,但他们的研究大都停留在表面,只列举了书中“孔子”形象的种类,简单分析了书中出现众多“孔子”形象的原因,对于《庄子》一书中出现的儒道互补精神对后代士人所产生的影响这一方面却涉略甚少。《庄子》三十三篇,二十篇都出现了“孔子”这一形象,其中内篇3篇,外篇9篇,杂篇8篇,总共出现了四十多次,而且在那么多次的出场中,“孔子”的形象和身份各异。那么,为何《庄子》的作者如此青睐“孔子”,且又为何“孔子”的形象如此不同?这些问题激发了我们研究此课题的兴趣。所以在本篇论文中,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进行探讨一下,通过分析《庄子》中的“孔子”形象,以期更准确地解读《庄子》中的“孔子”形象,庄周及其后学者塑造“孔子”这一形象的真正用意,以及具有儒道互补精神的“孔子”形象对后代士人所产生的影响。对书中“孔子”形象进行全面地整理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庄子》一书的思想,更准确地理解儒家与道家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原因、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以及本文要解决的问题。第二部分：《庄子》中的“孔子”形象类型。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未得道的儒者形象;二是由儒入道的“孔子”形象;三是道家代言人。第三部分：《庄子》一书改塑孔子形象的原因及其对“孔子”的态度。第四部分：《庄子》出现儒道互补精神的原因及其对后代士人的影响。第五部分：结语。对全文进行概括、总结。

杨青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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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伦理思想研究

学术论文

自英宗治平到神宗熙宁年间，宋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荆公新学、三苏蜀学与二程理学竞相问世，奠定了有宋一代学术伦理思想的基础，蔚为大观。苏轼伦理思想是蜀学伦理思想和宋代伦理思想的重要构成。长期以来，人们过多关注苏轼的文学艺术思想，而遗忘或忽略了他的伦理思想。实质上，苏轼的伦理思想是十分丰富而深刻的，苏轼的伦理思想既寓于其诗词书画之中，又有着其政论和传统典籍解说的特别载体，故达到了独见与彰显的有机统一。他的诗词直接揭示伦理主题的可谓不少，即便专门描述自然风光、探论历史人物的诗词常常也掩抑不住德性思维的光芒。至于那些重在接橥人生哲理、处世圭臬、道德律令、伦理智慧的政论文章和经学典籍的著说，更是其伦理思想难得的文本。苏轼伦理思想的影响既与其诗词文学作品的影响密切相关，又有其独特的道德文化奥蕴和人生哲学意义。不仅有对儒释道伦理思想的批判和辩证扬弃，更有对经济伦理、政治伦理和文艺伦理的深刻阐发，对人生哲学的洞观，成为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秦观指出：“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淮海集》卷三十《答傅彬老简》)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深得苏轼之道，指出了苏轼之学之关键在于“性命自得之际。”苏轼一生著作浩繁，但他自己最得意处却是《尚书解》《论语注》《毗陵易传》等。黄宗羲、全祖望在所编《宋元学案》中列苏氏父子为蜀学之首领，标举其学术宗旨为一家之言。《宋元学案》既列蜀学为一章节，说明明清以来学界虽视苏学为正统之异端，但大体上还把它看成是宋学一个重要分支。朱熹认为，苏轼的伦理思想不仅阐幽探微，近于王弼之发掘义理，关注道德之形上追求，而且“多切人事”，以现实人生和实用理性为思考维度，富有人本意识和人文精神。应该说，朱熹的论说是比较精准的，指出了苏轼伦理思想的内在特质和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轼的伦理思想体现了一种“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学术品质和精神，彰显的伦理智慧具有雅俗共赏的普世性意义。苏轼的伦理思想产生于北宋现实生活的土壤及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条件。在宋代政治生活中，君主集权、内忧外患、朋党之争、文人主政是其基本特点。经济领域中，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都有显著发展，社会经济呈现出新的繁荣。宋代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极盛时期，其文化发展具有鲜明的历史特色，主要表现为：三教并行；官私学盛；崇尚儒雅；学派林立。正是宋型思想文化的本质力量，使得苏轼这样的文化巨人得以产生。从文化渊源上看，儒道佛三家是苏轼伦理思想的主要来源。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入世、济世爱民、为民兴利等思想成为苏轼政治、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方面；道家的无为而治、任性逍遥，随缘放旷成为苏轼人生哲学的主导方面；而佛学则是苏轼的政治伦理、艺术思维和哲学思维的重要的资源。苏轼的伦理路向是会通儒、道、佛，以儒为宗，其思想内核中糅合了很多道、佛元素。政治伦理方面，苏轼继承传统儒家学派“以人为本”学说，将“致君尧舜”和“兼济天下”作为入仕目标，形成了鲜明的民本主义道德价值观。他认为：民者天下之本，以民为本，仁政爱民思想是安邦立国的根本；主张上白天子、下至各级官吏都应该爱民安民。不管自己的处境如何，身份如何，爱民亲民始终是他人生中不变的价值诉求。苏轼自小就“奋厉有当世志”，终生树立尊主泽民的政治抱负。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他一生中，时刻为实现自己尊主泽民的政治抱负和道德实践而不懈努力，他的立朝大节与独立人格追求不断地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后世文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经济伦理方面，他着眼于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强调藏富于民，其义利观表现出义利兼重的鲜明特色。他重视的利，并非一已之私利，而是民众之公利，天下之公利，同时也是千万个体的生活需要和生存权利。他重视物质利益，认识到国家政治生活中物质财富的重要性。正是关于物质财富关系到国之存亡的见解，成为苏仁政爱民政治理念和重民利民道德情怀的思想基础。文艺伦理方面，苏轼提出“有道有艺”、“技道两进”、“道可致而不可求”、“学以致其道”等观点，从中可以概括出“艺道两进”命题，深入地揭示了艺术的本质和创造规律。苏轼有较多关于“穷”与“工”关系的思考，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即“诗人例穷”、“穷能工诗”、“诗能穷人”。苏轼这一思想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其中抒发了强烈的身世之感。苏轼还对欧阳修“穷而后工”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与发展。苏轼十分重视将文格与人格结合起来，将历史与文学结合起来，将读者与文本结合起来。在苏轼那里，艺术是表达善的手段，真、善、美获得了和谐统一。人生哲学方面，他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对人生和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通过对儒、释、道等传统哲学的吸收和融和，形成了一套崭新的、独特的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既立根现实、正视现实又超越现实，在继承儒家“尽人事而听天命”人生哲学基础上又有新的超越，充溢着苦难人生的乐观主义情怀。这种人生哲学使苏轼更理智更自如地超越世俗的一切功名利禄，无往而不乐。苏轼伦理思想的巨大魅力，不仅在于他对传统儒释道伦理思想予以融合，创立了颇具特色的“苏学”或“蜀学”，为宋代伦理思想增添了新的成分或养料，而且在于他所贡献的人生哲学和情本论的人性论，以及关于诚之本质、善恶与性情关系的思考。他个人持有的敏锐直觉加深了他对人生的体验和对伦理道德的思考，他的过人的睿智使他对人生和道德的思考获得了新的高度和不凡的理论旨趣。比起以往的思想家而言，他的伦理思想特别是人生哲学思想，更为丰富、深刻和全面，更具有典型性和吸引力，成为后世中国文人竞相仿效的对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人生模式的选择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关键词：苏轼；伦理思想；政治伦理；经济伦理；文艺伦理；人生哲学

刘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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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文脉润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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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葵笔者在《苏轼与荆州》一文中曾提及“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苏轼携妻王茀、长子苏迈，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出三峡，当年腊月初八抵达荆州。作《上王兵部书》，还留下五律《荆州》十首。在荆州过完年，嘉祐五年（1060年）正月初五，取道荆门、襄阳北上京城汴梁（开封）”。但是，苏轼与荆州的缘份并未就此结束。如今，松滋市杨林市镇苏家坪村（现并入盘古山村），还生活着千余名苏轼后裔。众所周知，苏轼(1037年—1101年)，祖籍河北栾城，生于四川眉山，病逝于江苏常州，葬于河南郏县。在荆州仅此一游，时间不足一月，何以有哲嗣在楚，而且瓜瓞绵绵，繁衍至今，难道当时在荆州还有什么风流韵事？松滋苏氏于清康熙、光绪年间两次修谱，今已不存，唯存民国十一年（1922年）第三次续修的《苏氏族谱》，上载：“坡公长君迈，于元丰七年支分江西南昌派衍眉山之瓜瓞，九世荣成志成二公于顺帝三十三年冬，迁湖北之荆南卜居此地，名苏家坪”。原来，苏轼长子苏迈，于宋代元丰七年（1084年）任江西饶州府德兴县令，后转南昌任职，托籍于江西丰城下里，自此衍生南昌苏氏。元顺帝三十二年（1364年），江淮白莲教起义，攻打江西等地。次年冬，苏氏家族为避战祸，大举西迁，公安、石首、监利等地均有人前往。苏轼第七世孙苏荣成、苏志成两兄弟来到松滋，荣成落籍于杨林市青龙庵，其堂弟志成落籍于杨林市白骨塌，后来统称“苏家坪”。后于大河北祠堂冈修建苏氏祖祠，堂号眉山堂，尊苏味道为始祖，尊苏洵为眉山堂一世祖，荣成、志成二公为迁松始祖。2013年8月，村民苏振密在宗祠遗址附近偶然发现一块已经用来铺桥的残缺石碑，虽已破损，但“始祖荣成公甫迁荆南，卜居松邑”赫然可见。经考证，此碑为荆南苏氏宗祠记事碑。由庠生苏光朝于清顺治癸已年撰文、刻石。癸已年为公元1653年，距今370年。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两相印证，证据确凿，勿庸置疑。松滋苏轼后裔成立荆南苏轼宗亲会，并投资350万元建成苏氏文化园。令人称奇的是，荆州除了正宗的苏轼后裔，在苏家坪东南十余公里，还有三个自称“坡公后身”的人——公安“三袁”：袁宗道（字伯修）、袁宏道（字中郎）以及袁中道（字小修）。袁中道《书雪照册》载：“甲辰秋初，予避暑荷叶山房。未几，中郎偕雪照、冷云二禅师及云心居士至。已而寒灰老禅亦至……是夜，月明如画，诸公谭锋正发。予因假寐，俄至一处，见一庞眉老僧，语予曰：‘公等欲知宿世之事乎？中郎前身是苏公子瞻，公即子由也。’”袁宏道在《识雪照澄卷末》题注中说：“小修有梦中遇老僧，谓余为坡公后身。”正文中这样描述——明教曰：“然则老僧谓公为坡后身，云何？”余曰：“有之尝闻教典云‘前因富奢极者，今生得贫困身。’坡公奢于慧极矣，今来报得鲁钝憨滞，固其宜也。”文中虽不乏自谦，但他显然居之不疑，甚或沾沾自喜。袁宏道乃东坡后身之说，亦见于他人的记载。夷陵雷思霈在万历甲辰（1604年）《公安县志序》中说：“传闻中郎为子瞻后身，嗟呼！子瞻不敢作三国史，而中郎能为一国志，岂隔世精灵乃更增益耶？”说明袁宏道为苏轼后身之说当时已经广为流传。清康熙时孙锡蕃在《公安县志·袁宏道传》中说：“中郎之为子瞻无疑矣”，则语气肯定，几成定谳。袁宗道仰慕白居易、苏轼，因此将书房命名为“白苏斋”。姚士麟为《白苏斋类集》作序说，袁宗道借白、苏名其斋，是因为宗道与苏轼“两公其心忠，其学禅，其人达，其官位皆曾翰林”。袁中道在《白苏斋记》中叙述了袁宗道与白居易、苏东坡的心同、操同、趣同、学同：“吾观乐天、子瞻为人，大约皆真实谆笃，不立城府。而伯修亦温良重厚，胸中无半毫鳞甲，是其心同也……乐天、子瞻虽现宰官之身，皆契无生之理。而伯修参访既久，偷心久绝，是其学同也。”诚如中道所言，白居易、苏轼的人生经历、“真实谆笃”的性情、三教兼融的学术旨趣与袁宗道多有相通之处，所以他才对白苏如此青睐。苏轼曾官居翰林，一生处于新旧两党斗争的漩涡中，屡受贬谪。袁宗道也曾作翰林院编修，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他充任皇长子经筵讲官，便卷入“立国本”之争，令其心力交瘁。其次，袁宗道与苏轼心灵契合。他们都有烟霞癖，追求淡泊闲适、放任自在。苏轼仕途坎坷，历遭贬逐而随缘自适。袁宗道也酷爱山水，喜欢谈禅论道。如《题宫树春云卷》其二：“绛阙连宵回，重楼拂曙通。何须临曲验，幽意足帘栊。”意境清幽静谧，陈田在《明诗纪事》中说：“伯修深入禅理，兴趣萧远，诗特寄耳。”复次，白居易、苏轼通脱尚变的文学理论与袁宗道反对拟古、崇尚独创的文学主张一致。晚明“前后七子”垄断文坛，盛行因袭之风。而袁宗道独与之抗，提出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文学主张。清人朱彝尊云：“自袁伯修出，服习香山、眉山之结撰，首以‘白、苏’名斋，既导其源，中郎、小修继之，益扬其波，由是公安流派盛行。”袁宗道不少作品简洁精粹、平实流畅，颇有苏轼神韵，正如袁中道《白苏斋记》所言：“《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予谓惟其似之，是以好之也。予游天下多矣，若诗律之脱而当、文字之简而有致，亦未能有胜伯修者。”袁中道则有《次苏子瞻先后事》，说苏子由晚年写信催促子瞻到许州（今河南许昌）养老，但子瞻最终没有成行，再次返居阳羡（今江苏常州），不久病逝。明写苏氏昆仲，实伤袁氏兄弟，颇似向子期《思旧赋》，“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王国维认为：“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荆州何幸，有屈子呵壁问天的江渎宫，有陶渊明辛丑岁（晋安帝隆安五年，公元401年）《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之诗，有杜甫卜居的工部巷，更有东坡法乳，汲古生新，悠悠不绝，其文运焉得不昌！

谢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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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浚

研究学者

（1542-1599），字君禹，号紫溪，晋江苏厝（今福建晋江苏厝村）人。明万历元年（1573）中解元，五年举会魁，历官南京刑部主事、陕西参议、广西按察使、广西参政等。为官公正廉洁，又“政尚简易，兴文化俗"，并善于选拔人才，李廷机即是他在万历十一年（1583）担任春闱考官时选中的会元。在广西时，他还主持修撰《广西通志》，人称信史。后因病乞归，迁贵州按察使不赴，居家潜心钻研理学，著有《易经儿说》《四书儿说》《韦编微言》等，成为明代后期著名的理学家。卒后，郡人请建祠奉祀，与蔡清，陈琛并列。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周之谟刻有《宋明两苏先生易说合删》，一苏为苏轼，另一苏即苏浚。（曾涛）

苏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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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方纲

研究学者

（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直隶大兴（今北京）人。官至内阁学士，能诗文，精鉴赏，是著名的书法家、金石学家、诗论家，提出著名的肌理说。著有《复初斋集》《石洲诗话》《两汉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等。因藏有南宋嘉泰刊本《注东坡先生诗》残帙和苏轼手迹《嵩阳帖》，因名其室曰苏斋（晚年自号苏斋）、宝苏室。每年于东坡生日焚香礼拜，有《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同人集苏斋拜像作》《苏斋图并序》《题王麓堂苏斋图》《苏斋图》《雪后苏斋作，坡公生日，用苏韵二首》《十二月十九日苏斋拜先生真像三首》等诗。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五《注东坡先生诗》两卷云：““东坡生日是今朝，愧未焚香与奠椒。却羡苏斋翁学士，年年设宴话通宵。＇······苏斋翁学士岁例出宋刻《注东坡诗》于今日开筵宴客，致祝髯苏，故诗及之。"其《苏诗补注》为补《查注苏诗》而作，全书共补原注二百七十五条，新补九十四条。其《石洲诗话》《七言诗平仄举隅》《七言诗三味举隅》对苏诗亦多有评论，推崇有加。黄冈东坡赤壁碑廊有其《临苏文忠公宋本真像》石刻。

翁方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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