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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是否参加了元祜元年的学士院考试
期刊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毕仲游传》云:“元祐占初,为军器卫尉丞,召试学士院,同策问者九人,乃黄庭坚、张耒、晁补之辈,苏轼异其文,擢为第一。”长期以来,这条材料为各种有关黄庭坚的论著(包括近年出版的年谱和各类文学史)广为引用,似乎成为了黄庭坚生平中不争的史实。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条材料并不准确。
崔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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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庄子发微》探析钟泰的儒家思想
学术论文
钟泰(1888-1979年)是“五四”时期涌现出的中国哲学史家,其《庄子发微》是其晚年的重要作品。晚清之际,儒学面临被批判与否定的时代讨伐,钟泰痛心儒学不兴,以道自任,会通儒道,因此其《庄子发微》呈现出浓郁的儒学化色彩与较为鲜明的时代印记、以及强烈的学术自觉与文化担当。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其中第一章主要研究钟泰的学术生平与《庄子发微》的成书背景和基本特色,以及钟泰会通儒道的时代动因。第二章主要研究钟泰对庄子之学的源流归属与其引儒解庄的诠释范式,尤其是引《孟》证《庄》与以《礼》证《庄》等别具特色的诠释范式。第三章主要研究钟泰《庄子发微》的儒学化倾向与崇儒旨趣,揭示钟泰眼中的《庄子》与孔子、老子和《周易》之内在关联。第四章主要研究钟泰妙释《庄子》而阐发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其隐藏在《庄子发微》中的人生境界论、人生修养论与人生价值论。 《庄子发微》作为钟泰毕数十年之力的重要著作,寄寓着钟泰续接与振兴中国传统哲学的孤往精神与文化担当,以及其隐藏其间的儒家思想之新见。从庄学诠释史的维度看,《庄子发微》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值得我们予以必要的关注与研究。
杨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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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老子》的语言风格探析
学术论文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老子不仅是哲学家,而且是一位语言艺术大师。在众多研究“老子”的作品中还没有完全从语言风格学的角度进行全面、系统地探析《老子》的语言风格的。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运用了分析综合法、统计研究法、形象描述法、直观判断法、比较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老子》的语言风格,语言风格的构成要素与构成手段,形成独特语言风格的原因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和分析。 对《老子》语言风格的分析我们主要从语体属性和语言表现风格的角度进行。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老子》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一方面,《老子》的语体比较独特,我们在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之后认为它是一篇诗化的哲理性散文,属于文艺性语体;另一方面,在语言的表现风格上,《老子》的主调是言简义丰、朴素自然。 独特的语体属性,言简义丰、朴素自然的语言表现风格是通过书中韵的多密、词的精当、句式的多样、辞格的丰赡、灵活的表达方式等风格的构成要素及构成手段来实现的。 此外,我们针对《老子》形成其独特语言风格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老子本人的哲学观、语言观以及中原文化、楚文化等都对《老子》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最后,对全文进行了简单的小结,认为本课题的研究对《老子》的研究、语言风格学的研究、文学欣赏以及写作上等都有一定的作用。
朱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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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读者接受角度比较《论语》的三个译本
学术论文
《论语》是孔夫子经典之作,代表着中国古典文明。孔子在西方的形象正是中国之西方形象的缩影。随着《论语》在国外引起极大关注,其译本也逐渐增多,不同译者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也不尽相同。翻译的侧重从以文本为中心转移到译者主体性,再后发展到以读者为中心。《论语》是经典国学的极致发挥,凝聚着古代中华民族的思想精髓。对其进行翻译的目的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恰当把握考虑译文读者的度,过度考虑读者会使译文在传达中国文化内涵方面大打折扣,反之亦然。本文以辜鸿铭,Arthur Waley以及Edward Slingerland的《论语》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基于德国接受理论,探讨经典翻译中考虑读者的度的把握问题。 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部分概述了涉及《论语》英译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以及论文的主要结构与意义。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简明介绍了《论语》,并对《论语》重要英译本作了纵向梳理,回顾了中外有关《论语》英译的研究状况。第三章“理论部分”主要阐述了德国接受理论,以及该理论与文学翻译的关系。第四章是本论文的中心部分。分别从语言与文化层面上,以接受理论为基础,通过大量的实例对三个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旨在比较三者在翻译过程中考虑读者的度。第五章“结语”部分综合评述三位译者对“度”的把握程度,并提出了该研究有待发展的方面。 本文对三个译本进行比较,目的不在于评价孰优孰劣,而在于探讨译者在翻译《论语》过程中,考虑译文读者度的把握问题,进而为《论语》翻译提出新的思维。通过对比分析,本论文认为辜鸿铭译作过度考虑目的语读者,用西方文化阐释中国文化,语言虽流畅,但无法传递《论语》的真正内涵;Waley的译文属于学术性作品,适合专业学者阅读,受众有限;Singerland的译作真正考虑到读者,受众指向明确。由此可见,对“度”的把握实际上是对受众面的考量。
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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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史记》主旨探析
学术论文
《史记》的主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探究天人关系哲学哲学观、古今变化的历史观、著史的创作观。司马迁著史以“成一家之言”,尊重客观史实的同时融入其理性批判和价值判断;人的发展客观推动历史的发展,历史的发展同时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史记》凸显了英雄人物的创世作用;天人关系的冲突实质为英雄人物命运的悲剧性。 文章引言部分首先对《史记》主旨的相关研究成果作概要式梳理。 正文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要探讨司马迁著《史记》以“成一家之言”的客观动因和主观动机:一方面是史家的文化职责所在,另一方面是司马迁著史以“立不朽之名”的生命价值追求。 第二部分,司马迁的历史观为英雄史观。古今历史变化是英雄人物活动的产物,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根本性推动作用。《史记》中的英雄人物或者以天下为己任,或者刚正不阿、坚持主体人格和独立意志,或者隐忍以就功名、不屈不挠的追求生命价值的实现。积极追求价值实现和独立意志为英雄人物的本质精神所在,这一精神内在推动了客观历史的前行,通过《史记》中的英雄人物类型化分析不证自明。 第三部分,“究天人之际”即天和人对立统一的关系,其不可调和的矛盾是英雄人物命运悲剧性的根本原因;悲剧性英雄人物或者功成身死,或者一生郁郁不得志,或者正道直行而受陷害。天人关系的冲突,即客观历史发展进程和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本质要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人追求自身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的这一本质要求从根本上推动了历史的前行、人类事业的进步,也是英雄人物悲剧性的根本原因。
陈恒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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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诗三百首》失选贾至、杜甫等唱和诗
期刊
《早朝大明宫》一组四首是唐诗中唱和诗的典范,而《唐诗三百首》在选录时却只选王维和岑参两人之作,缺选贾至与杜甫两人的诗,类似的情况还有。这样使该选本的学习唱和诗的示范性有所降低,成为该书的美中不足,白璧微瑕。
凌朝栋[1];高军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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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荀子美学思想初探
学术论文
《荀子》是战国末期一部总结性的思想巨著,它是荀子在综合百家之说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在哲学上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是对天人关系的辩证认识,由此而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本文立足于其哲学立场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肯定,从实践美学的角度展开,阐发荀子“礼、乐、德”的美学内涵。拟通过三章来进行论述: 第一章主要讨论荀子的天人关系,从而突出其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发现,肯定人的主观实践性。“儒墨道”是先秦的三大显学,他们对天人关系都有自己的独特认识,荀子作为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他综合了儒道两家天人关系的思想,驳斥了墨家对天的神秘态度,认为天具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为人意所左右,最后得出:人在自己的视域内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改造自然为己所用,从而成就人的宏图伟业。其中蕴含着“自然向人生成”这一实践美学思想。 第二章主要论述荀子人性观,将其与孟子的“性善论”进行比较,得出“性恶论”的历史现实意义,从而为其美学命题“化性起伪”奠定基础。“化性起伪”论是荀子美学的生长点,他肯定人性本恶,“美”就是克服人性之恶,从而达到的个人、社会、自然以及相互之间和谐的一种状态。 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在“化性起伪”论这一美学命题的基础上,着重讨论荀子关于“礼、乐、德”的美学内涵。荀子所言之“礼”不仅是一种从外部对人进行规约的手段,而且也是实现人自身和谐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他对礼的诗化解释,认为“礼”是诗化人事的一种重要方式。“乐”的美学内涵主要体现在一种“大和”的精神,“舞意天道兼”这一美学命题即是“乐”的美学本质的最高体现,也是荀子“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在美学领域内表现。关于“德”的美学阐释主要在于荀子对孔孟“比德美”的进一步深化,它不仅是仁人君子的人格美的体现,而且是君子人格力量的外在延伸,其中暗含对人类群体实践力量的肯定和颂扬,“大神”之世就是荀子关于社会美的理想图景,它不同于老子的“小国寡民”,也不同于庄子的“至德之世”,而是物质财富丰富,人民安乐祥和的美好世界。
赵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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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喻“道”:老子道论研究
学术论文
老子以水喻道,他借水指代形上之道。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对老子思想中的水的考察,去了解老子关于道的思想。在老子思想中,水与道的关系分别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首先是以水喻道。在老子思想中,水的形象很丰富,相应地,水喻指向的哲学思想也极其丰富。在自然界中水的存在样态多种多样,《老子》中的水亦如是,江河湖海、雨、谷等都是《老子》中水的存在样态,老子以“水”隐喻“道”,水对万物具有生养作用指向了道之生,即道是万物的本原思想;水具有柔弱的特征,又具有强大的力量,这指向了弱者道之用的思想;水具有不争之德指向了道之无为、不争的思想。同时,老子由道出发讨论了理想人格理念与社会政治理念,水喻在这里面也有所体现。 其次是观水悟道。从认识论角度而言,在老子的认识论中,以水喻道体现老子体道的认识思想,我们可以用观水悟道来概括这一点。老子以道为认识论的最终目的,老子对世界的认识,不单停留于对物的认识,更注重对道的认识。老子之所以能够观水悟道,是因为老子是通过对物的认识来把握道。这表明在认识论中,老子能够由物复归于道,在观水悟道中体现为老子由水复归于道。名论是老子的认识论思想背景,其以语言概念问题为主要内容。老子反思了“名学”理论,看到了语言概念的局限性,即语言概念无法把握道。在这一认识背景下,老子重新审视了认识对象,指出认识对象不仅有物,同时还有道,并且道是认识活动的最终目的。老子认为认识主体能够通过“损”、静观的认识方式认识道、把握道,或者说,损、静观的方式是由物进入到道的途径。这样一种认识方式具有直觉理性主义的特点,表明了直觉理性是把握道的方式,同时这种直觉理性的认识方式要求主体在进入道中达到虚静的心灵状态。 最后是水之美展现了道之美。通过在审美视域下对老子以水喻道的考察,我们能够知道老子不仅以经验世界为其审美对象,也以形上之道为其审美对象。在经验世界中,老子看到了阴柔之美,指出阴柔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量。阴柔之美的背后,指向的是形而上学的道,这也就是说,老子对阴柔的推崇源于形上之道的道德内容,阴柔之美的存在论基础是形上世界之道。老子通过对物的审美,进入到对道的审美中,这意味着物与道之间有着紧密关联,即道物无际。道物无际是建立在老庄心性论基础上的结果,体现了老子的美学精神。我们将从对水象、水德的讨论出发,揭示出道物无际的美学意蕴,认识老子体道的审美精神。 这样,通过对老子思想中水的考察,我们能够看到老子思想中的道之面貌。
湛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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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心学观念及其特质
会议论文
庄子心学观念的内涵与特质有三:第一,"自事其心"呈现出的是"个体化心灵"之挺立,也即生命主体的自觉体认,彰显着个体生命的独立价值与自由本性;第二,通过"心"与"道"之间的联结,庄子营构出了具有"独""虚""通""真""和"等特征的"常心",此即所谓"本体化心灵";第三,庄子将生存的各种现实因素纳入"整体性生存境域"进行考察,并以"心"为环中而提出了忘形、真知、无情、一志、游世、乘物等"游心"论题,此即所谓"心灵化生存"。总之,在庄子哲学中,"心"须朝向自由之天道、面对无奈之天命,在生死、是非等重大生活问题面前安然、适然,并在内在境域之中蕴蓄自然之情感、凝定泰然之神志,才能在外在境域之中应物与游世,建立适然的存在态度、开辟逍遥的存在方式。
王玉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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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东坡
报纸
刘乾辉人们对东坡之迷恋,绝不仅仅是光耀千载的诗词文章,还有他沾满人间烟火气的生活态度。那个时代的文人,似乎都嗜酒。文章太守的欧阳修,海量。成都府尹张方平,喝起来则是几天不醉。苏轼自己说酒量小,喝不了几杯就醉,但能体会到饮酒的乐趣。这可能是谦词,苏轼沉醉于酒,从他的诗词中一览便知。酒醒、酒酣、诗酒、把酒、醒复醉、还酹、举酒、更酌、社酒……不仅文章内容满是酒气,就连题目,如“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也醉眼蒙眬。甚至在东坡生命的最后时光,还写了《桂酒颂》给好友钱世雄。可见,苏轼生命的快感,当是饮酒和作文。东坡这个人,对建房情有独钟。他贬到黄州,住在官舍临皋亭。临皋亭距长江无十步,近看风涛烟雨,舟航上下,远望水天相接,可谓居家良舍。但东坡不满足。因窘于生计,苏轼的好友马梦得向黄州太守徐君猷要一块废弃的兵营,用于耕种,以贴子瞻家用。徐太守是苏轼的粉丝,爽朗地应承了。这片坡地在州城之东,且距州城不远,苏轼一家人开始整理这片约50亩的坡地,除荆棘,捡瓦砾,修水渠。我们今天口中的苏东坡,自此始有。为务农之便,东坡先生在他的农场盖了五间草棚。造房之时,适值黄州下雪,东坡便将自己的茅草房美其名曰“雪堂”。雪堂落成后,二十出头的米芾造访苏轼,请教画竹之技。东坡去世七十年后,大诗人陆游慕名前来,见东坡画像还挂于雪堂。虽是茅草覆顶,足见质量不错。晚年东坡流放惠州,刚到不久,就筹划兴建居所。在东坡的文章里,新房叫白鹤居。遗憾的是,陪东坡万里“戍边”的朝云,没等到这二十间大房子落成,就抛下她挚爱的先生,离开人间。后人感慨系之,将此房叫作朝云堂,以纪念这位年轻女子。有了家,苏轼的生活就鲜活起来。黄州的东坡,在筋力殆尽后,麦苗青青,稻谷金黄,桑树婆娑。男耕女织的生活,在腹有诗书的大家面前徐徐展开。苏轼的农夫生活,如果仅仅是栽秧打谷,那后人就太小瞧翰林学士的创造力了。苏轼从邻居家移来茶树,准备来年“新火试新茶”;苏轼又托人从四川老家带菜种,身在他乡仍可品尝故土风味;苏轼又发明文火炖猪肉的高招,“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在曼妙的香气中戛然而止;苏轼不仅自己吃得大快朵颐,还发明一种东坡汤,推荐给僧人。在惠州,新房立起来了,苏轼就忙着美化家园。橘子树、柚子树、荔枝树、杨梅树、枇杷树,齐刷刷汇聚在房前屋后。苏轼考虑得很周到,他对物色果树的友人交代,选中等树苗。自己年衰,小树长大,怕是吃不到了;树大,移栽后成活不了,自己同样吃不成。从栽果树看,苏轼哪里是大文豪,就如同邻家爷爷婆婆一样,精于算计,煞是可爱。苏轼被贬到天涯海角的儋州,他骨子里归隐田园的基因仍未泯灭。苏轼房后是一片槟榔林,他有时像个小孩,把大西瓜顶在头上,逗得老太婆发笑。面对人生一个又一个挫折,甚至是打击,苏轼没有呼天抢地,总是其乐融融地面对,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平凡而又坚实的大地之上,过好每一天。苏轼的快乐,源自他的邻居好友,源自佛道仙友。苏轼身边之人,乌台诗案前,大多是文朋诗友、达官显宦。而乌台诗案后,苏轼的朋友圈,大大扩容,平头百姓,甚至社会最底层的妓女,也走进他的生活。黄州盛夏多烈日,雪堂落成后,古某就成了东坡的邻居。这个古某,一大片竹林好生了得。毒日当空,东坡钻进古某的竹林纳凉午睡。据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记述,“苏东坡的邻人和朋友是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还有一个说话大嗓门跋扈霸道的婆娘,常和丈夫吵嘴,夜里像猪一般嚎叫。”林语堂没有交代这个婆娘夜里为何要大叫,因为手头资料有限,笔者也没搞明白她为哪般吵嚷。但有一点,那婆娘的呻吟,大概不会影响东坡醉酒后的酣梦。神宗皇帝终是爱东坡才华的,几年后,把东坡调到离京城近一点的汝州,好让他的生活舒适一点。在黄州的告别宴席上,当地歌妓李淇请求东坡在她的披肩上题诗。东坡虽然不认识此女,依然愉悦地满足了她的愿望:东坡四年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淇。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对于底层百姓,苏学士没有大腕之傲慢,更没有偏见,平易如水,无声无息滋润庄稼,让其拔节生长。在苏轼的朋友中,佛道之人不得不说。在中国古代,大知识分子都出入儒释道三家。由精研儒家经典而入仕途的苏轼也不例外。苏轼自请外放,在杭州,他就留恋寺庙道观,与方外之人相往返。此时,苏轼此举,多半乃文人附庸风雅之举。及至惊魂初定,游冶于黄州,释氏老庄之学,方融入东坡血液之中。参寥是一个诗僧,住在杭州附近的寺院里。此时,苏轼、参寥二人互不认识。苏轼在徐州期间,和参寥成了知心朋友。一次,苏轼宴饮宾客,席间突发奇想,欲让参寥留下墨宝,即命官妓马盼盼前去索诗。参寥也不客气,一蹴而就:寄语东山窈窕娘,好将幽梦恼襄王。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苏轼览诗,慨然而叹,见柳絮落入泥中,正有诗意,不料此子占先了。后来苏轼落魄,在黄州最初的住所,参寥不辞辛劳,赶往黄州,和苏轼共同生活了一年之久。东坡一生,如浮萍,漂泊无定。黄州四年,东坡又要赶往人生的下一站。虽是出家修行之人,参寥也难控制情感:策杖南来寄雪堂,眼看花絮又风光。主人今是天涯客,明日孤帆下渺茫。参寥不舍,和陈慥、乔仝送东坡至九江。参寥陪东坡游匡庐,受到和尚热情欢迎。苏轼也不虚此行,写出了名扬千古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参寥落脚瀑布寺院密布之佳山秀水,二人就此分别。东坡老年流寓惠州、儋州,参寥欲前往探视,被苏轼所阻,参寥只得遣小沙弥携礼品、书信,不远万里,代为问讯。苏轼最好的道士朋友是吴复古。东坡被昔日友人、如今政敌章惇赶往岭南,在南雄和广州间,东坡与吴复古二人相见。苏、吴二人,一生走遍天涯。所不同的是,苏轼是被迫,不得已,而吴复古听从于自己的内心,心之所向,脚之所往。东坡人生被贬的最后一程,是儋州。吴复古也到儋州,和东坡住了数月。要知道,道士吴复古此时早已九十高龄了。在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又是这个吴复古,把遇赦的喜讯告诉了东坡。吴复古、东坡、苏过、东坡的大狗“乌嘴”,一齐乘船北返,先到雷州去看秦观。到了雷州,吴复古飘然不见。苏轼与家人在广州相聚,出席各种宴请后,十月乘船前往南雄。行不多远,吴复古和一大群僧人追上苏轼。在船上,吴复古突然生病。东坡问有何嘱托,道士吴复古微微一笑,离开了。哭时来到人间,离开时含笑。其风范,不愧是参破尘世的道士。苏轼对佛道之人,一向厚道。但他是敬重真正修行之人,对佛道中的败类,则鄙视之。苏轼在杭州做通判时,裁决一桩与和尚有关的案子。事情是这样的,灵隐寺一个叫了然的和尚,不好好吃斋念经,却时常下山到勾栏院寻欢,迷上了妓女秀奴。钱财使尽,妓女不再见他。这家伙喝得醉醺醺后,又去找秀奴,遭拒后恼羞成怒,不仅痛打昔日相好,竟然还把人家杀死。苏轼用口语写出判词: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了然被斩首示众自不必说,这判词,放在当下,瞬间成“网红”。二十多年后,东坡困儋州。他不喜欢那里的僧人,因为他们不但有老婆,还和别的女人搞出暧昧之事。他写的《记处子再生事》,就是专门讽刺当地和尚。苏轼在杭州,年轻,疾恶如仇;在儋州,老矣,眼睛里仍容不下一粒沙子。快意恩仇,这就是东坡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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