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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祈禳诗文研究

学术论文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其诗文构思精妙，行云流水，成就颇高，他留下的诗文数量繁多，诗歌流传到现在的约有2823首，文也有2984篇之多。许慎《说文解字》：“祈，求福也。禳，磔禳祀除疠殃也。”本文把向神灵、皇家祖先、先圣等进行祭拜祈福，用于禳除灾祸的文章都作为祈禳诗文来进行研究。据笔者统计，有关苏轼祈禳诗约有17首，文约有132篇，涉及祈（谢）晴、雨、雪、奉安皇帝御容、谒庙、祭土牛等种类繁多的仪式仪节，本文拟对苏轼祈禳诗文做系统的分析考察，将其内容与宋代历史文化等背景相结合，从而揭示宋代礼乐文化建设的多个侧面，为宋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提供借鉴。全文共分五部分。绪论部分简要概述近三十年来对苏轼祈禳诗文的研究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回答选题的目的和意义。第一章是苏轼祈禳诗文的创作。第一节主要介绍苏轼祈禳诗文的文体类别。苏轼祈禳诗的样式以五、七言为主，祈禳文的文体以四六文为主。第二节介绍苏轼祈禳诗文的内容。其包含的内容主要分为祈（谢）晴、雨、雪类、神御类、谒庙类和其他类。第三节介绍苏轼祈禳诗文的创作特色。作为祭祀所用的应用文章，苏轼能将其写得别具一格，极具鲜明的文学色彩，主要表现为文以达意、以意为主；描绘场景、贴合现实；文理自然、行云流水。第二章是苏轼祈禳诗文创作的礼制背景。第一节介绍宋代祈雨法的制定。第二节介绍宋代神御的祭拜。第三节介绍谒庙制度在宋代的发展。第四节介绍祭土牛、句芒、受册、禫祭礼的规定。本章主要通过介绍宋代礼制背景并结合苏轼作品来分析苏轼祈禳诗文创作的背景，由此我们不仅可以观照苏轼祈禳诗文产生的礼制背景，还可以看到礼制对古代特别是宋代应用文体产生的深远影响，也为我们对宋代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提供了另外一个平台。第三章是苏轼祈禳诗文的文化意蕴。第一节是恭诚敬祷、以民为本。第二节是孝思永慕、民族凝聚。第三节是尊崇教育、立礼修身。第四节是念咎责己、心怀感恩。从上述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祈祷禳诗文包含的内容丰富，涉及的仪式仪节也是多种多样，本章主要通过分析其作品对其文化意蕴进行总结和概括。结语部分总结全文：苏轼祈禳诗文不仅使我们了解到苏轼创作活动的另外一个层面和由这个层面生发的苏轼人格特征，还映射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的政治、宗教、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和精神诉求，更为后人进行文化传承打下了坚实基础。

宋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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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门三史杰”贡献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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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这样的文人词客之家，今有“陈门三史杰”。“我搞历史一辈子，在我的印象里，三代都成为著名史学家的情况是从来没有的。”2016年底，为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36周年，蓬江区举办了“陈垣杯”诗歌朗诵大赛，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荣芳参与活动，随后他接受了记者专访，并如此感慨。关于陈垣三代史学家，张荣芳研究成果很多。核心观点从“国宝”陈垣，到宋史研究大家陈乐素，再到主持两大国家“十三五”古籍整理重点课题研究的陈智超，张荣芳认为，陈垣祖孙三代都是杰出的史学家，他们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陈门三史杰”这个称号，陈家当之无愧。陈垣：中国“新史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上世纪20年代，陈垣与王国维齐名，到了三四十年代与陈寅恪并称‘史学南北二陈’，这个是了不得的。”张荣芳告诉记者，陈垣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非常著名的一个史学家，他对史学的贡献非常大，主要体现在其对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等方面的研究，而宗教史的研究成果在陈垣的学术成就中所占比重最大。张荣芳表示，在宗教史方面，陈垣对世界五大宗教如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有精深研究。其中，“古教四考”是陈垣关于中国古代四种外来宗教的四篇考证性专论文章。分别是《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年）《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年）《火祆教入中国考》（1922年）《摩尼教入中国考》（1922年）。“陈垣所考的四种古教，都是外来宗教，均一度兴盛，后来又逐渐衰微以至绝迹。材料少而零散，陈垣利用碑拓图绘、匾额楹联、敦煌出土经卷等材料，以科学的方法，复原了四种古教在中国兴衰的历史，开创了20世纪中国‘古教研究’的绝学。”张荣芳介绍说。除此之外，陈垣在元代民族史、文化史、文献整理等方面均有着突出的研究成果，《元西域人华化考》《元典章校补释例》等为其这方面的代表作。2009年，陈垣嫡孙陈智超将陈垣的著作整理出来，编成23册的《陈垣全集》并出版。对此，张荣芳评价道：“《陈垣全集》，是中国历史学20世纪的一座丰碑。”张荣芳介绍说，20世纪后期，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主编的《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中，有一本叫做《身等国宝志存辅仁: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对陈垣从教70年的经历进行了总结和概括。“一个教育，一个科研，陈垣在这两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崇高地位。”张荣芳说。陈乐素：中国宋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在张荣芳眼里，陈垣长子陈乐素作为陈家第二代史学名家，他用现代的观点、方法研究宋史，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宋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在五六十年代，陈乐素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编审,兼历史编辑室主任,从事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审工作。1954至1956年由陈乐素等编辑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套系列教科书。”此外，陈乐素还与其他专家集体编写了高中中国历史课本，这套课本于50年代出版发行后,得到史学界、教育界和中学历史教师的好评。除了编教科书方面的贡献，张荣芳表示，陈乐素对宋史最主要的成就集中表现在两本书：《陈乐素史学文存》与《宋史艺文志考证》。“《陈乐素史学文存》是陈乐素在宋史研究领域最主要的成果的汇编。”张荣芳说，这本书收录了陈乐素有关史学的论文三十二篇，附录一篇，约六十万字。写作时间从陈乐素1930年(28岁)到1990年(88岁)，时间跨度达六十一年。据了解，中国历代纪传体史书中，有一部分称为“志”，就是将历代或当代有关图书典籍，汇编成目录，谓之“艺文志”。艺文志的编纂，对研究历代图书文献，考订学术源流，颇具参考价值。“《宋史艺文志考证》这本书，就是把宋代所有的著作编在一起，一本一本考证，陈乐素做了几十年没有完成。”张荣芳解释道，“因为陈乐素是共产党员，解放后不仅行政工作多了，还身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总编，工作很忙，没有很多时间去做这个，剩下了一堆材料，最后是陈智超整理完成了《宋史艺文志考证》。”“这本书对研究宋史，很方便！把对《宋史艺文志》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很到位！”张荣芳评价说。陈智超：在历史文献学方面贡献良多“这本书出版之后，广东学界普遍认为，陈智超比他父亲陈乐素还厉害。”张荣芳说。那么，“这本书”又是哪本书呢？“就是《解开《宋会要》之谜》。”张荣芳说。据了解，《宋会要》是宋王朝编修的一部大型的政书,是现存的一部最原始、最全面、最丰富、最翔实的百科全书式的宋代史料,研究宋史乃至中国历史都离不开它。然而,由于历史的变迁,《宋会要》的原本,早已不复存在,现在流传的《宋会要辑稿》是一个辑本,而且是一个经过两次转录、三次不得其法的整理、并被搅乱了的辑本。在《解开《宋会要》之谜》一书中，陈智超写到：“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恢复《宋会要》的原貌，使大家能充分而正确地利用它。”据张荣芳透露，自身也研究宋史的陈智超，目前正主持两大国家“十三五”古籍整理重点课题，一是《辑补旧五代史》，一是《新辑宋会要》，并且即将结题。“《旧五代史》遗失了，陈智超的爷爷陈垣在二三十年代曾经做过这项工作，但做得比较简单，陈智超将《旧五代史》从很多书里面搜集出来，复原了五代史，这个工作量很大，很重要。陈智超的这项工作就等于完成了爷爷遗志。”张荣芳说。此外，张荣芳对陈智超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贡献表示充分肯定，尤其是《陈智超历史文献学文集》。据了解，该书是陈智超三十多年来有关历史文献学论文的结集，主要包括对宋代一系列基本史籍的研究、关于流传海外的中文文献的发掘与研究、对明代前期至20世纪60年代三千五百多封信札的发掘、考订与整理等。除了自身的各项研究工作，陈智超对其爷爷、父亲的著作整理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可以这么讲，没有陈智超对爷爷、父亲著作的收集、整理，那就很麻烦了，很多著作都不能出版。这方面的工作，非常值得肯定。”张荣芳表示，经陈智超对爷爷、父亲著作的整理而出版的书籍、文集有二十多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陈垣全集》、还有《陈垣来往书信集》、《陈垣遗墨》、《陈垣四库学论著》、《陈乐素史学文存》、《宋史艺文志考证》等。对话陈家出三代史学家，与家教有关记者：后世子孙应该学习陈垣的哪些优秀品质？张荣芳：第一，学习陈垣研究史学的方法。陈门三史杰，都是用实事求是的“实学”（朴学），用严谨的、科学的方法来从事研究。同时也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为我所用。第二，学习陈垣“经世致用”的思想。陈垣认为研究学问要和社会需求结合起来。陈家三代人都是用“经世致用”的思想来指导他的研究。考证出来，是为了真实，为了国计民生。陈家三代人都是共产党员，真正做到跟上时代潮流，为社会服务。不是纯粹考证、脱离现实的。第三，学习陈垣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刚解放的时候，陈垣学习思想改造是很积极的。陈垣与胡适是好朋友，1949年南迁的时候，胡适要陈垣跟国民党走，傅斯年也三次打电话到陈垣家里去，表示飞机在那里等着，要陈垣过去，陈垣没去。1949年4月29日，陈垣在《人民日报》发表《致胡适的公开信》，在信中对胡适说：“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后来，陈垣亲自从辅仁大学步行到西直门迎接解放军进城，再后来参加土改，思想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步伐。第四，学习陈垣严谨的家风。一代一代传下来，为什么陈家三代都能成为史学家？这与家教有关。由陈智超整理的长达23万字的《陈垣家书》，青年人看这本书，非常好。链接有关陈垣传记预计明年出版以近十年的不断研究积累，张荣芳酝酿已久的“陈垣大传”（暂未定名）将于明年出版。“这本书一个专题一个专题来做，已经做了十几个专题了，预计明年可以出版，大概五十万字左右。”张荣芳介绍，十几个专题中有研究岭南文化与陈垣的关系、有研究“新史学”与陈垣“史源学”、也有陈垣对佛教史的研究等。“岭南文化怎样创造了陈垣？不可能无缘无故出个陈垣，一定是有历史条件、社会氛围的，我这个专题写出来肯定会有一定影响，因为过去没有人从广东的历史来研究。陈垣用现代观点进行佛教史研究。这是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现代转型，过去是佛家自己做家谱，由庙里的和尚一代一代传下来，像族谱一样，陈垣把研究佛教史纳入现代史学范围，是现代意义上的佛教史的研究。”张荣芳说。他表示“陈垣大传”与以往陈垣有关的书籍相比，更具有学术性。“有关陈垣，我以前也写过三本书，都是通俗的、普及型的，但陈垣大传要写成学术著作，有注解，每句话都有根有据。”张荣芳说。文/江门日报见习记者胡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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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儒学家荻生徂徕《读荀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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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日本哲学、经济、文学等方面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域外汉文化圈中，日本是至今仍使用汉字并在汉籍保存、汉学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国家，《荀子》一书在日本的注释情况以及跨文化传播极具研究价值。本文以荻生徂徕及其著作《读荀子》为研究对象，探究他在校勘、注释《荀子》所使用的方法以及呈现出来的倾向和特点，指出荻生徂徕与荀子哲学思想的脉承关系以及对日本近现代化思想启蒙的影响。　　论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章概述荻生徂徕及《读荀子》的研究背景，以及荀子和《荀子》一书在中、日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梳理了《荀子》在我国以及西方国家和日本的研究现状。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荻生徂徕生平以及其著作《读荀子》的成书过程及重要价值;第三章对荻生徂徕《读荀子》和唐代杨倞《荀子注》中的部分注释进行对比和校释;第四章主要是对《读荀子》的训释体式和训释方法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五章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探讨了《荀子》在日本的跨文化传播情况以及《读荀子》对日本近现代的影响。

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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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学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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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以其卓越的才情睿智，成为宋代文坛翘楚。毋庸讳言，眉山淳朴崇古的文风世俗，苏氏家族的文化道德积累影响和熏陶了中国文学史上这颗璀璨的巨星。祖父苏序生性疏达喜好作诗;伯父苏涣以文学举进士;父亲苏洵是著名散文家;母亲程氏很有文化教养。苏轼生活于这样一个富于文化氛围的乡邦与家世，又先后拜张易简、刘微之为师，积累了深厚的声律与科考知识，而且学习接触到了儒道佛思想。　　在苏轼成长的道路上，有幸遇上了一批颇有眼力和实力的师长前辈。张方平、欧阳修堪称伯乐。张方平是发现并力举苏轼的先导人物;欧阳修素来以奖掖提携后学著称，苏轼少年即景慕欧阳公，接受其文学与人格的教育。科举入仕后，苏轼在欧阳修的苦心栽培、热心扶持下，接过主盟文坛的大旗，延续斯文之道。诚然，文彦博、范镇等前辈师友对苏轼文学与人生的指引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与欧阳修一样，苏轼也十分爱重人才。他不但创下了斐然可观的文学成绩，而且团结、谏勉了一批文人，除了所熟知的“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苏门后四学士”外，还有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的作家群，如王巩、李之仪等，他们与苏轼诗文往来交流切磋，道德品行、学问文章、处事能力等方面，皆有所进。在师生的文学互动中，苏轼也获得教学相长的收益。师生之间形成了平等、民主、自由、和谐的风气。　　苏轼的文艺思想、人格风范也是苏氏后人所仿效的。眉山苏氏一族成为宋代颇有盛名的名门望族，厚重的苏氏家学是苏氏家族一大特色。苏轼学术境界宏博精深，他积极培养家族后代，告诫他们多读史书、传承苏门文化。晚辈们皆能承继家学，使苏氏家族不失其文学家族的令名。正因为苏轼对后学教育的重视以及致力于兴学重教的理想，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学教育资料。

陈琼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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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书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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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以来,研究苏轼的思想、诗词、散文、生平的人较多,而对苏轼的书信专题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主要以苏轼的书信为研究对象,从书信的传播方式、创作风格、情感取向、思想倾向、“趣味”生活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让我们了解一个更全面的苏轼。　　从传播方式来看,北宋时期,大量的书信传播必须依靠驿站送达,也有很多的书信通过专人传递、赠答作品或传抄、赠送等交流形式实现。苏轼在北宋的影响大,其作品深受民众喜爱,且苏门弟子及民间对苏轼作品进行编撰传播,苏轼书法流行,以上原因使得苏轼的书信较好地传承下来。　　苏轼大大扩充了书信原有的沟通交流的功能,他的书信内容或商议国事,或品诗赏文,或抒发人生抱负,或拉拉家常,或讨论佛理,内容十分宽泛,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多元的书信世界。苏轼书信的艺术风格平易辞达、诙谐幽默、简明流畅。相比欧阳修的书信,苏轼书信的内容显得更加灵活多变,更加富于生活气息。　　情感表达方面,苏轼的书信传达了他对友情的、亲情、爱情的珍视,表现了他淡然、豪迈、细腻、高雅及隐逸的情怀。苏轼写给其弟弟子由的书信远少于写给他的诗词,也远少于他写给朋友的书信,而且现存书信中无一封是写给妻子的书信。苏轼在诗词的情感交流上更文学化,而书信的情感表达则更生活化。　　苏轼的书信思想包含深沉的仁政爱民思想,同时又渗入了佛学理念,树立起他积极豁达的人生观,展现了他高尚的人格魅力。　　书信展现给今人的苏轼是一个不平凡的平凡人——书信中谈到日常生活的趣味,如美食、游览、学术、家事、饮酒、品茶等,都体现了苏轼有如常人一样的可亲之处。相比苏轼的诗词,书信有诗词未能达到的表达效果,书信的写作对象和内容更宽泛,书信对作者境况和心理的描写更直接明了,既写风花雪月,也写柴米油盐,平俗而不失雅致。

杨银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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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题西林壁》是一挥而就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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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热爱文学写作，且才气横溢，曾自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何薳《春渚纪闻》卷六）苏轼作诗，无论身处何种场合，无论面对何种题目，都是随意挥洒，一气呵成，时人对此无不叹服，试看几个例子。黄庭坚回忆苏轼说：“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义味，真神仙中人！”（《题东坡字后》）张嘉甫回忆苏轼在扬州平山堂当众赋词的情形是：“时红妆成轮，名士堵立，看其落笔。置笔，目送万里，殆欲仙去尔！”（释惠洪《跋东坡平山堂词》）朱弁记载元丰末年苏轼在金陵会晤王安石，相将出游山寺，王安石见案上有一大砚，乃提议集古人诗句以咏此砚。“东坡应声曰：‘轼请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斫山骨。’荆公沉思良久，无以续之。”（《曲洧旧闻》卷五）“巧匠斫山骨”是唐人刘师服《石鼎联句》中之句，苏轼借用以咏石砚，精确无比。然而凡事总有例外，苏轼的题壁诗并非都是一挥而就的即兴之作，《题西林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值得我们细读深思。与庐山神交已久苏轼《自记庐山诗》云：“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已而见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不觉作一绝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谬，又复作两绝云：‘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怀清赏，初游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是庐山。’是日有以陈令举《庐山记》见寄者，且行且读。……往来山南北十馀日，以为胜绝不可胜谈，择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峡桥，故作此二诗。最后与总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绝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无一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仆庐山诗尽于此矣。”此文作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是记录《题西林壁》创作背景的第一手材料。根据后人的研究，我们可以补充如下史实：是年四月，苏轼离开黄州。四月二十四日，苏轼在友人道潜（参寥）等人的陪同下从北麓进入庐山。草草游览了开先寺和圆通禅院，苏轼便匆匆下山，前往筠州看望胞弟苏辙。十来天以后，苏轼离开筠州，于五月十二日前后从南麓重入庐山，陪同游览的除了道潜，还有从润州专程赶来的佛印（了元）。此时苏轼心情比较轻松，便从容地游赏了许多名胜，直到六月初才离开。所以苏轼游览庐山实有两次，第一次是匆匆而过，对庐山美景仅有惊鸿一瞥。当时苏轼急于前往筠州而心思未宁，又觉得庐山美不胜收、咏不胜咏，暂时不想写诗。那三首五绝，其一是写入山后所遇僧众欢迎的情景，作为一个久被贬斥之人，诗人自多感慨，并非专咏庐山。其二的一、二句是说庐山诸峰林立，傲然高耸，难以亲近。第三句“要识庐山面”句后有作者自注：“山南，山面也。”意即庐山的南面才是其正面，而苏轼初入庐山是从背面进山的。三、四句意谓须待与庐山互相熟悉成为“故人”之后，方能识得庐山真面目。第三首自称与庐山神交已久，如今终于亲至山中。后二首诗也没有直接描写庐山，而是说愿意花费时日来了解庐山，其中隐然含有《题西林壁》的意旨。及至第二次进入庐山，苏轼才得以从容游赏，对诸多胜景逐一细观，还为其中最称幽美的两个景点漱玉亭与三峡桥写了两首篇幅较长的五言古诗（前一首共十六句，后一首共二十句）。经过一番盘桓，最后来到名扬四海的庐山名刹东林寺，与长老照觉禅师谈禅题偈，次日至西林寺作诗题壁。此时苏轼已对庐山相当熟悉，此诗可以视为他畅游庐山后的总结性题咏。此外，苏轼对庐山的了解并非始于此时，其父苏洵早年云游四方，曾在庐山盘桓，苏辙《赠景福顺长老》诗“序”云：“辙幼侍先君，闻尝游庐山，过圆通，见讷禅师，留连久之。”苏轼入山后途经圆通禅院，次日适逢苏洵忌日，苏轼乃手写一偈赠予长老仙公，且于诗题中称“院有蜀僧宣逮，事讷长老，识先君云”。可以推知苏轼幼时也曾从父亲口中听说过庐山，且向往已久。况且苏轼早在黄州时就曾接到正在庐山开先寺的佛印来信，请他撰写《云居山记》，两人从此缔交，信使往来不绝。苏轼给佛印的书信今存十五通，其一中称庐山为“名山”，其三中说到“见约游山”。佛印给苏轼的信今已不存，但不难想见其中当有涉及庐山的内容。苏轼入山后还曾携带着前辈文人所著的《庐山记》“且行且读”，他对庐山的地理、历史都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毫无疑问，当苏轼来到西林寺挥毫题壁时，对于庐山的理性认识也会渗透到文本中来。“一字不落理障”上文引述苏轼《自记庐山诗》中所录的《题西林壁》，次句作“远近高低无一同”，当是初稿如此。也许是传闻异辞，也可能是苏轼后来有所修订，此句的末三字有几种异文，或作“无不同”“总不同”“各不同”，以最后一种最为通行。我们先据此分析文本。首二句写游山所见。庐山七岭是由西往东横向排列的，游人眺望庐山，横看则山岭延绵不绝，侧看则峰峦突起，耸入云端。若是分别从远处和近处看庐山，则诸峰千姿百态，气势各不相同。后二句抒游山所感。为什么不能认清庐山的真实面目？只因为身处在重峦叠嶂、云雾缭绕的山中。也就是说，只有远离庐山，跳出重重峰岭的遮蔽，才能把握庐山的总体面貌。全诗并未具体描写庐山的秀丽风光，却堪称庐山的总评和定评。读者公认这是一首哲理诗，历来被视为宋代理趣诗的代表。长期以来，人们在分析宋代的理趣诗时常把“理”字看成重点，仿佛理趣诗的价值就在于诗歌中蕴含着某种精妙的哲理，从而具有认识价值或思想意义。其实不然。理趣诗固须蕴含哲理，但更须具备趣味，二者缺一不可。比如邵雍的《伊川击壤集》，几乎篇篇与理有关，但是诗味寡淡，不算是优秀的理趣诗。又如杨万里的有些七绝趣味盎然，但所包蕴的哲理简单浅薄，也不算是优秀的理趣诗。苏轼才是理趣诗的大家，《题西林壁》就是一个范例。此诗的优点不在描绘庐山的具体面貌，而是总结出所有登览大山者的普遍体验，把深刻的人生哲理寄寓其中，闪耀着智慧的火花。近一千年来，中国人在登山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一首诗。此诗究竟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前两句告诉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能够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执着于一己之见，就像盲人摸象，往往只能认识到事物的一个片面。后两句更深一层：纵然一直在变换角度，依然不能认识庐山的真实面目，因为一丘一壑，一峰一峦，都在庐山之中，得知一隅，却很难窥其全貌。也就是说，即使并不局限于一个角度，能够换位思考，依然不能看透事物的本来面目。人应该跳出自己所处的立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与观察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才能看清事情的原始本末，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黄庭坚读此诗后慨叹说：“此老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口，安能吐此不传之妙哉！”（惠洪《冷斋夜话》卷七）佛家所谓“般若”，是指理解一切事物的大智慧，黄庭坚认为这首诗中就蕴含着这样的大智慧。清人陈衍更明确地说：“此诗有新思想，似未经人道过。”（《宋诗精华录》卷二）的确，前人虽已表述过类似的意思，比如汉代的《盐铁论》中说过“从旁议者与当局者异忧”，唐人白居易也有“觉悟因旁喻，迷执由当局”的诗句（《和梦游春诗》），但是远远不如此诗所说得那样精警。此诗的另一个优点是它不但说出了一个精警的哲理，而且把这个哲理表达得如此的清晰、准确、生动。苏轼不但避开了逻辑的论证，而且省略了他要表述的哲理自身，前两句是叙事：诗人身入庐山，四处揽胜，发现庐山的面貌竟是移步换景，千姿百态。后两句仿佛是说理，但依然是就事论事，只字不离游览庐山之事。也就是说，全诗每句每字都在叙述游览庐山的经过，表面上确是一首游览之诗，但精深的哲理却不着形迹地表露无遗。借用前人的话说，可谓“一字不落理障”！正因如此，此诗所蕴含的哲理就是寄寓在诗歌意象中的深层意义，就是诉诸读者体悟的言外之意，它不但真切灵动使读者易于领会，而且意蕴丰富使读者联想无穷。此诗的写作方式确是在西林寺中对客挥毫，表面上就是一首即兴题壁之作，但事实上这是苏轼经过长达一个月的全面考察之后对庐山的整体认识，其中蕴含的哲理更是他平生哲学思考的理论升华，是诗人厚积薄发、水到渠成的一次灵感喷发，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深入思考。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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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拜读裴斐先生《评李白出生碎叶说兼议李白的籍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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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李白出生碎叶说"是郭老提倡的。郭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技大学首任校长。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郭老的立论时间是在"文革"末期1971年。当时因为特殊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学术界处于"万马齐喑"的可悲状态。所以,郭老的《李白与

王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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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奎报的杜甫观

会议论文

李奎报(1169-1241)是韩国十二世纪高丽朝的代表诗人,被当时文坛称为"高丽的李太白",名振海外。他不仅是高丽诗坛的杰出诗人,同时又是韩国古代的代表诗人兼著名诗论家。他原作有七千余首诗歌,现存二千一百多首,还有七百余篇散文。同时也被称为"东方诗豪"的李奎报凭借自己众出的文学才能,留下了韩国文学史上截至高丽朝的最杰出个人诗文集——《东国李相国集》。《东国李相国集》初刊于高丽高宗二十八年(一二四一年),其中诗二十八卷,文二十五卷,共五十三卷。韩国最早的百科全书《芝峰类说》的作者李睟光认为,李奎报的文章是唯一的大家手笔。李奎报在六十九岁时辞官归隐,成为

朴永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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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东坡墓》一诗作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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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辨析《过东坡墓》一诗的作者入手,以文献资料为依据,层层推理,援引出参寥子在苏轼葬郏两个月之际,前来郏城上瑞里凭吊,并赋诗寄托哀思,是凭吊苏坟第一人。

乔建功[1];乔自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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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见美国伍斯特艺术博物馆所藏宋代雕像及其与西游取经故事关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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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伍斯特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座雕像,其展出的标签上注明＂坐于石窟中的观音,中国,宋代＂。然而对该雕像的仔细考察表明,其本身并不仅是有关观音菩萨的呈现。观音头部的上方有两人一马（包括一名僧人及其猴形随从）穿行于崎岖蜿蜒的山路上。事实上,该雕像的艺术呈现显示了与其它早期西游取经故事视觉呈现之间存在的有趣关联。该雕像尚未受到研究《西游记》传统的学人之关注。本文将此雕像与《西游记》图像研究中的敦煌壁画和泉州开元寺浮雕等早期艺术作品进行比较,指出该雕像在《西游记》图像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不仅表明观音有可能在宋代已成为西游故事中取经人的保护神,而且突出强化了早期西游取经故事呈现中常见的类型。此外,这一雕像及其与西游故事关联的发现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早期阶段《西游记》传统的形成。

郝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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