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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东坡足迹共建“东坡之林”

报纸

“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北宋旷世文豪苏东坡是个爱茶之人，不仅喜欢喝茶，还亲自种茶。千年之后，苏东坡寓居地惠州和他的故乡眉山，因茶再度结缘。3月21日，春分时节，由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主办，眉山市职业技术学院、三苏祠博物馆协办的“寻路东坡——大型人文采访活动”分享会在眉山举行，来自惠州的紫芽茶树与杭州的垂柳、黄州的杜鹃、儋州的沉香树等9种“东坡之树”被培土种植，它们将移植到三苏祠，共建“东坡之林”。926年前白鹤峰种茶写《种茶》诗从来佳茗似佳人。苏东坡与惠州茶的渊源，可以从他踏上惠州大地那天算起。宋绍圣元年（1094）九月二十六日，抵达惠州城之前，苏东坡游罗浮，酌泰禅师锡杖泉，写下寓惠第一文《书卓锡泉》，说“岭外惟惠人喜斗茶”，对惠州赛茶会之风俗颇为赞许。此后寓惠两年八个月期间，苏东坡的诗文也常见茶。如《新年五首》中有“小邑浮桥外，青山石岸东。茶枪烧后有，麦浪水前空”等句，《汲江煎茶》有“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等句，个人志趣和生活气息跃然纸上。在迁居白鹤峰新居后，苏东坡还亲自种茶，写有《种茶》诗以记其事：“松间旅生茶，已与松俱瘦。茨棘尚未容，蒙翳争交构。天公所遗弃，百岁仍稚幼。紫笋虽不长，孤根乃独寿。移栽白鹤岭，土软春雨后。弥旬得连阴，似许晚遂茂。能忘流转苦，戢戢出鸟咮。未任供臼磨，且可资摘嗅。千团输大官，百饼衔私斗。何如此一啜，有味出吾囿。”吴鹭山、夏承焘、萧湄合编的《苏轼诗选注》认为，“这诗以松间旅生茶暗寓自己不容于小人，被朝廷遗弃，辗转流离，备尝艰辛，但愿移居白鹤岭后，能得春雨滋润，安度晚年。”苏东坡在白鹤峰煎茶、种茶之事，令后世心驰神往。“紫笋虽不长，孤根乃独寿”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今年2月4日，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媒体封面新闻启动“寻路东坡——大型人文采访活动”，9路采访团队重走苏东坡人生足迹，还原苏东坡一生，其中一组来到惠州采访并推出苏东坡种茶等内容的报道，获广泛好评。926年后今人种茶纪念东坡，赠送茶苗到眉山为配合四川“寻路东坡——大型人文采访活动”后续栽种“东坡之树”活动、进一步加强惠州苏东坡祠与眉山三苏祠的合作交流与互动，3月18日，惠州市博物馆(惠州苏东坡祠、苏东坡纪念馆)、惠州市东坡文化协会联合举办“何如此一啜，有味出吾囿”——纪念苏东坡白鹤峰《种茶》暨紫芽茶苗移植眉山三苏祠赠送仪式。惠州市东坡文化协会顾问王崇勋教授以精粹生动的语言解读苏东坡名篇《种茶》，让现场嘉宾再次领悟东坡精神，随后，惠州苏学专家学者及嘉宾代表共同在苏东坡祠“思无邪斋”旁种植三株产自博罗县柏塘镇龙头村的红花小叶紫芽茶——“罗浮紫纤”，以纪念东坡926年前在白鹤峰种茶并作《种茶》诗一首。活动还以惠州苏东坡祠、惠州市东坡文化协会的名义将一棵“罗浮紫纤”赠送给眉山三苏祠。这棵来自惠州的紫芽茶树苗，在3月21日“寻路东坡——大型人文采访活动”分享会上，与“寻路东坡”途经的9个城市的“东坡之树”共同栽种，有徐州的杏树、郏县三苏坟前的柏树、开封的国槐树、杭州的垂柳、常州的紫藤、儋州的沉香树、黄州的杜鹃……9种“东坡之树”将移植到眉山三苏祠，共建“东坡之林”，为东坡文化增绿。惠州东坡文化协会会长赖启洪表示，东坡寓惠文化是惠州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今年惠州提出实施东坡文化传承工程，焕发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新活力。惠州和眉山是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更是因缘东坡，举办此次活动意义重大，将推动两地东坡文化交流走向深远。“在白鹤峰种植茶树和向眉山三苏祠移植茶苗，对进一步讲好惠州故事、东坡故事，意义深远。”惠州市博物馆副馆长钟雪平表示，该馆将深入挖掘东坡寓惠文化内涵，凝聚文旅融合发展，用更多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东坡文化深入寻常百姓生活。文/图惠州日报记者侯县军通讯员刘巧朋记者手记碑坏诗无敌，茶人有东坡近千年前，北宋文豪苏东坡寓居惠州，写下寓惠第一文《书卓锡泉》，“岭外惟惠人喜斗茶”。“惟”字可圈可点，表明惠州斗茶在岭南独树一帜。苏东坡像一个普通茶人一样，闻着茶香，欢喜地走近惠州士民，他看见斗的是茶，演绎的却是生活。党争风波，羁宦于千里之外，东坡已无心眷恋庙堂，处岭南江湖之远，一副“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姿态，决心“不辞长作岭南人”。从来佳茗似佳人，东坡虽居南疆，有佳人朝云相伴，更有岭南嘉木为饮，“茶枪烧后有，麦浪水前空”，于是“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一缕茗香，几度回肠，举杯落肚，细品文章，搦管操觚，笔下丘壑，千里快哉！由此观之，“斗”非斗，而是生活之逗，是孔子的“和而不同”，是墨子的“非攻”。唯有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之心态，才能看淡看轻平生功业，且把此身藏人海。浮名轻抛书剑外，千里江山供我遐瞩，这是苏东坡的平凡与不凡。碑坏诗无敌，茶人有东坡。凡人功业难以望东坡之项背，然而爱茶品茗之兴，却一样可以赛东坡。惠州日报记者侯县军

侯县军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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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物赋形:三苏以水喻文与“自然”诗学观的建构

期刊

北宋三苏父子以水喻文,推崇“自然”诗境,形成父子相承、兄弟相应的文学观念,并且践履于他们的文学创作及批评中。三苏以水喻文的“自然”诗学观的建构,与蜀学三教合一的思想特质密切相关,《东坡易传》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为三苏“水喻”奠定了哲学底蕴。三苏不仅描绘自然之水,也以水的随物赋形品评文学的自然境界。三苏以水喻文,形成“自然”诗学的家学传承,同时,也彰显了鲜明优秀的文学个性。

张文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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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崇道研究

学术论文

北宋时期的道教和唐代道教一样，具有明显的官方性质，道教的发展和统治者的崇奉有很大关系。自宋太祖之后，历代统治者都推行儒、释、道三教并尊的政策。宋徽宗时期，一改之前三教并尊的局面，道教成为发展的主流。这一时期是北宋道教发展的最高潮，道教得到了徽宗极大地支持，逐渐成为国教。宋徽宗作为道教徒，一方面自己虔诚的崇道，寻求精神慰藉;一方面又想不断壮大道教队伍，笼络人心，维护封建统治。　　徽宗崇尚道教必然会支持道教的发展，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崇道活动，宠信道流，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大肆修建宫观，还非常重视道经的学习，增添道官、道职和道阶来提高道士的地位，同时还扬道抑佛，通过抑制佛教从而进一步确立道教的国教地位。宋徽宗选择崇尚道教不单单是因为徽宗自身喜好道教，其中还有北宋皇帝历来就有崇尚道教的传统、朝臣们的推动以及道教可以帮助徽宗安定朝堂内外等，是各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徽宗崇道与北宋的其他皇帝相比还有自己的特点，他不但非常喜欢驱鬼、占梦、预言等之类的道术，并且还以道教为唯一信仰，对道家信仰非常虔诚，这是其他北宋皇帝跟他所不同的。　　宋徽宗时期是崇道的最高潮，对北宋当时的发展带来许多影响，不仅大大的促进了道教符箓派的发展壮大，推动了道教斋醮科仪的进一步完善。徽宗崇道直接影响着当时的选官制度、官员的晋升以及军事政策。徽宗崇尚道教的活动积极地搜刮社会财富，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

陈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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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杜甫诗歌群文阅读教学研究

学术论文

群文阅读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语文阅读教学方式，杜甫诗歌群文阅读教学可以改变传统的古诗词教学模式，能为解决当前杜诗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新思路。　　第一部分首先考察新版教材杜甫诗歌选编的篇目和特点。其次，借助调查问卷分析初中杜甫诗歌教学现状。学生方面，主要问题在于在课堂上学生没有充分的时间参与讨论，多数停留在被动接受的状态，且对杜甫诗歌内容的理解不够深刻;教师方面，杜甫诗歌教学方式单一，多数教师对群文阅读不太熟悉，议题和选文的标准的把握比较困难。　　第二部分论证群文阅读在杜甫诗歌教学中的作用。其一，杜甫诗歌的群文阅读可以强化学生主体性，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其二，杜甫诗歌的群文阅读拓展教材内容，增加学生的知识积累，提高学生阅读速度。其三，通过比较、讨论，训练学生思维，提升学生阅读理解能力。其四，杜甫诗歌的群文阅读可以促进教学方式的多样化，提高教学效果。　　第三部分探讨杜甫诗歌群文阅读教学实践。从诗歌的主题、表达技巧等方面设置议题，并围绕学情、教材、语文课程标准选择文本;同时，明确学习目标，聚焦学习任务，科学设计学习过程。通过教学实践进行反思，分析教学效果，进一步论证群文阅读对杜甫诗歌教学的价值。

翟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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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文化的现代价值:向孔子学习

会议论文

＜正＞中国传统思想,以孔子思想为代表,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不过,什么是孔子的核心思想,即孔子思想最关键的部分,或者说孔子思想所建立的终极理想是什么,大家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借扭曲的孔子的只言片语,来左右民众的思想,虽然孔子受到了重视和尊崇,但是,孔子的真实思想却被隐蔽起来了,因此,:在近代民主革命之始,孔子就被当作是传统文化和传统制度的代表,被打倒了。今天,我们的思想承继的是民主革命的成果,我们的价

方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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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琯事件”及杜甫的诗歌创作

学术论文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杜甫之于文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对当时亦对后世都有着极为深广的影响。因此,历来对杜甫的研究自然是不乏其人,但对“房琯事件”及其这一事件对杜甫的心理和诗歌创作的影响的研究还有待完善。本文立足于对“房琯事件”及其相关史料的爬梳,试图探究出杜甫疏救房琯失败的原因,进而结合杜甫的诗歌创作来探究“房琯事件”对杜甫心理及诗歌创作造成的影响。正文部分将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结合相关史料考述“房琯事件”,并梳理出杜甫拼力疏救房琯的原因和肃宗之所以贬房琯的原因。继而由这两方面的原因对比得出杜甫因对当时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到位,便稀里糊涂地卷入了这一场政治争斗中,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可谓生平最大之事。　　其次,在“房琯事件”对杜甫的人生造成重大影响的前提下,结合他的诗歌创作进而论述“房琯事件”对杜甫心理上造成的影响。本章将从五个方面来进行论述:忧惧、苦闷心理,失望心理,沉郁又兼旷达的心态,忠君观念的变化,仕与隐之间的痛苦踟蹰。“房琯事件”后,肃宗对“房琯一党”持续严厉的打击,这让杜甫忧惧不已。一心致君尧舜、再淳风俗,却遭现实无情打击,他的忠君观念也随着政治理想的破灭由君明臣贤的“君臣契合”变为对其失望、弃之而去。虽怀稷契之志,怎奈不为时用,其沉郁心态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缘于此。而大自然美景的陶冶、道家思想的影响也让他的心态表现出超脱、旷达的一面。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杜甫纵使归隐仍心系苍生社稷,他始终在仕与隐之间痛苦地踟躇。　　再次,对“房琯事件”于杜甫诗歌创作上的影响进行论述,本章大致从内容上的更加宏大写实,律诗组诗的新变化,“沉郁顿挫”与“萧淡婉丽”这三方面来展开论述。“房琯事件”后,杜甫才真正地走进生活,走进人民。他这时候的诗歌创作既有对国家时事与民生疾苦的关注,也有对自己凄苦命运的感叹,更有对细小入微的山川风物、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的景物甚至是枯病事物的描写,这些都是其诗歌内容上宏大写实的表现。而仕途失意的疲惫,多次失望的折磨迫使杜甫在无奈的现实中进行冷静的自我反省,自然他的诗歌创作也由之前的多是对具体事件的描写转向注重对个性化情感的抒发并在诗歌中寄寓自己的不遇之慨、漂泊之感、身世之叹,并达到了情景高度交融、诗史浑融一体的境界。而在表现如此深沉蕴藉的感情时,单篇律诗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组诗律诗便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以组诗写律诗尤其是后期七律组诗的大量创作,便满足了诗人内省深邃情感表达的需要。此外,诗歌中大量用典、意象选取上的虚化、超现实也是其组诗创作上的新变化。而仕途失意的疲惫,诗人暮年壮志难酬、英雄迟暮的悲苦和四处漂泊、生活困苦、疾病缠身的孤愁凄凉,都让诗人的内心郁积了一种深广的愁苦,于是悲慨满怀,发而为诗,反复咏叹,委婉蕴藉,便是“沉郁顿挫”。而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杜甫也渐渐看淡了仕途中的荣辱得失,加之自然美景的熏陶,他的心态也渐趋平和,表现出超脱、旷达的一面,他的诗风也因此别具了一种萧淡婉丽的美。

丁云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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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庸》之“诚”思想研究

学术论文

《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一篇。汉代时虽已有把其从《礼记》中抽出单独研究的情况出现,但是在唐宋儒释道三家相互影响和渗透之下,《中庸》才真正为儒者所重视。一方面,儒学想要确保主导地位就必须迎接佛道两教心性学的挑战(特别是佛教),而儒家经典《中庸》恰恰具有心性学和形上思想的特点,《中庸》自然成为研究的不二选择。另一方面,佛教为了使自己在中国本土生存,也不得不利用儒家经典《中庸》来阐明佛儒思想的一致性、论证佛教义理的高明性。此外,宋代统治者对《中庸》的重视也对《中庸》学研究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因此,北宋时期《中庸》学研究达到了高峰。北宋儒者建立“诚”本论,基本完成了对儒学形上体系的构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庸》“诚”思想的发展体现了儒家形上体系的建构过程。本文在此就将研究范围聚焦在北宋时期的《中庸》之“诚”思想发展。《中庸》中的“诚”首先是道德范畴,意为诚实不欺、真实无妄。“诚”可分为天道之诚和人道之诚。此外,“诚”还具有神秘的倾向。《孟子》、《荀子》书中对《中庸》之“诚”思想的继承有所不同。孟子改变《中庸》以情释性的方法,采用以心释性,于是“心体”被无限夸大,人只要反身而求就能达到“诚”。苟子不赞成孟子将“心体”无限夸大的观点,主张“诚”与“中庸”相结合,以礼来制约,进而达到“诚”的境界。唐代孔颖达在注疏《中庸》时,把“诚”全部转变为“至诚”,使“诚”的内容进一步明确。韩愈、欧阳詹都重视《中庸》,对其中的“自明诚”思想有所研究。但真正大力提倡《中庸》的是李翱。李翱赋予了“诚”以新的内涵,指出“诚”具有“不动”、“静”的特点,这明显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北宋《中庸》研究大概是从释家回流而重入儒门。因此,北宋《中庸》之“诚”思想研究包括佛教学者和理学家的研究。佛教高僧契嵩指出《中庸》虽讲“诚”,但并没有明确产生万事万物的本源,以及人道何以会如天道一样具有“诚”。契嵩的诘难可以说正是儒者所急需解决的问题。理学家内部对《中庸》“诚”思想的研究情况大致又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理学先驱对“诚”思想的关注。虽然理学先驱并没有完成儒学形上体系的构建,但他们对《中庸》一书的提倡为后继者研究《中庸》营造了一种氛围,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和忽视的。二是陈襄、司马光、范祖禹、晁说之等理学家对“诚”思想的研究,他们主要是继承前人的观点,理论上创新不足。三是北宋五子的“诚”学研究。周悖颐首先解释了天道何以具有“诚”的特点,以及天道又是如何将“诚”传入人世间、使人性具有“诚”这一问题,并由此初步建立了“诚”本论。可惜,他的“无极”、“静”的观点有杂于佛老之嫌。且他未将天道、人道真正打通。邵雍、张载也有这方面的理论缺陷。比如,邵雍认为先天之学主乎诚,就割裂了先天之学和后天之学。张载将“自诚明”看作“穷理”、“尽性”相分的两事,“天人合一”的说法也不够圆融。二程年辈略晚于周惇颐、邵雍、张载,故在学术上有了超越前人的可能。二程赋予“天理”新的内涵,以“天理”为本,抛弃了佛道杂余,突破了张载以形而下的“清虚一大”为本的理论体系。并且,二程将“诚”提到了“天理”的高度,认为“诚”就是“理”,儒家的形上学至此基本建立,“诚”也具有了本体的地位。程颢和程颐在“诚”思想上有些微的不同。程颢的一本论打通了本体与修养工夫,“诚”即是本体,又是修养工夫。而程颐则侧重于道德实践的可行性方面,因此在修养工夫上,更多的时候是将“诚”看为一种境界。程门后学继承并发扬了二程思想,对后世朱熹完成“诚”本论的建立具有重要的连接作用。四是欧阳修、苏轼对“诚”思想的理解。苏轼认为二程对《中庸》之“诚”的解释不符合《中庸》的本意,对“诚”进行了不同于二程观点的新的阐发。苏轼的阐发虽有所创新但其观点也有待商榷,且从儒学形上体系的构建目标来看,因其反对二程理学派,故苏轼的中庸学其实是阻碍了“诚”本论的建立。

孟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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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选读》教学分析及教学建议

期刊

针对《唐诗宋词选读》的教学，笔者走访了本市六所四星级高中，发现乱象横生，各行其是。1．按照诗歌的内容题材重新组合，美其名日“自主创新”。按照诗歌的表现内容来分，常见古诗一般有以下几种：咏物诗、山水诗、民生诗、边塞诗、怀古诗、惜别送别诗、思乡怀远诗。有的学校把《唐诗宋词选读》的编排序列打乱，

袁夫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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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老子》文本的传播——以《韩非子》之《解老》、《喻老》为例

会议论文

《老子》一书的形成和传播,使得"道家"思想有了独立的派别和完整的文本表达,在先秦典籍中,这些思想被摘录和引用在各家的成书和代表作品中。在先秦各家之中,《老子》一书对于《韩非子》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在《老子》文本传播和互动的过程之中,这种互动并不是直接承接和继承的,而是由内而外、由里及外双向交流和影响的。以《韩非子》的《解老》和《喻老》篇为例,其为我们了解《老子》的原始面貌提供了参考,对探究其在先秦时期文本思想的互动有所裨益。

秦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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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诗人与诗学视野中的陶渊明

学术论文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陶渊明的一生极为平淡，死后却名声日显。他以贞刚高洁的人格，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语简旨深的诗文赢得后世文人极大的认同感，自北宋后，更被推为人格与诗歌的双重典范。　　在金源百年诗坛上，陶渊明以其独特风貌出现在金代诗人与诗学视野中，承载着不同个体的生命体验，发挥着清除流弊、导正文坛风气的功能。　　一、金初文坛的主体是入金宋儒。他们带来了北宋的文学传统，陶渊明也经由他们的视野进入金源诗坛。这一时期对陶渊明接受比较有特点的是蔡松年。在蔡松年看来，陶与其他的魏晋名士一起代表着魏晋风流。魏晋风流象征着受困心灵的解脱、自由精神的释放。蔡松年诗中大量出现“归去”字样，这是一直回响在他心底深处的生命强音，因此对陶渊明的出路格外心向往之，把他视为迷途中的先觉。蔡松年以宋臣身仕新朝，宦途又危机暗伏，这种心理的内在动因实际上是对女真政权的疏离。另外金初诗坛对苏轼格外推重，尤其认为其晚年平淡自然诗风已高不可及。而陶渊明恰恰是晚年苏轼的异代知已，是他最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在海南，苏轼将陶渊明所有诗文都和了一遍，陶渊明对苏轼人生态度和诗歌风格都影响甚巨。对苏轼的推重隐藏着陶渊明接受美学背景的建构，在整体文化心理上预示着陶渊明在金人视野中出现的必然性。　　二、金代到了世宗、章宗时期达到全盛。在文坛上出现了由本土作家引领的、以蔡珪为代表的“国朝文派”，显示出金代文学有别于宋调的充满北方男儿豪杰之气的独特风骨。即便是在昂扬的时代精神和雄奇的诗风之中，陶渊明仍以他独特的生命体验与失意文人产生着深刻的心理共鸣。刘汲、王寂便是因仕宦之苦、向往身心自由而钦慕着陶渊明。明昌诗坛上，党怀英、王庭筠、赵沨等诗人又创造了清寂萧然的诗美境界。尤以党为代表，通过数首“咏菊”诗强调了陶渊明胸襟高洁、遗世独立的“幽独”形象。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即献陵梁氏因爱陶渊明为人，故卖田治园，取陶《归去来兮辞》中“日涉园以成趣”意，命之为“成趣园”。一时名士纷纷作诗记之。陶渊明归隐的复杂原因和归隐后的矛盾心态被忽略了，生活状态被简化为一种高雅脱俗的情趣。“成趣园”从表面上看不过是附庸风雅之物，深究起来却可以寻绎出此时文人心理的嬗变轨迹。陶渊明信念不变而纵浪大化，白居易以心动意动而随缘任化。从陶到白，就可以看作是从追求理想人格到选择人生态度的转变。　　这一时期，著名批评家周昂的诗歌批评倡导具有充实内容和自然风格的作品，成为陶渊明接受的理论先导。总而言之，承平时代的文化心理淡化了陶在各种冲突下所产生的丰富性及陶诗中的复杂况味，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都几乎仅仅在任真自得这一维度上接近着陶渊明。　　三、金朝南渡以后，国势衰颓，然而国运的终点成为文学的顶点。经过百年涵养，金代诗坛呈现出最为繁荣之象。　　踵武党怀英主盟文坛的是赵秉文。他突破了以往金代诗人视野中陶渊明洒脱不群、任真自得的形象，格外搜抉陶渊明忠义的品格，与发源于沈约《宋书·隐逸传》“耻复屈身后代”的传统接续。赵秉文论诗主张师法各家之长，然后自树规模，陶渊明就是他师古的对象之一。明昌、承安年间诗坛尚尖新、多艳靡，此时赵秉文主张学习以陶渊明及盛唐王维、孟浩然一派为代表的平淡自然诗风具有现实意义。同时赵秉文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可以看到诗人对陶诗精髓的准确把握。此外诗人刘从益也作有多篇和韵陶诗的篇什，平淡自然，意味隽永，表现出金诗中少有的哲理体认。（见张晶《辽金元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P166）王若虚视野中的陶渊明让人颇觉意外。他远祧杜甫《遣兴五首》其三意:“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足挂怀抱”之说，在《题渊明归去来图》五首中认为陶渊明有以归隐相夸而求虚名之嫌，而且貌似通达，实则心中时喜时忧，于世并非忘情。直到最后一首，王若虚才又承认陶渊明不慕名利，不愧为千古高人。王若虚的观念虽有苛刻不确之处，但亦不乏创见。　　金代文学巨擘元好问为对陶渊明人格精神、陶诗的文学地位及美学风格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总结和开掘。在避乱居闲时期，元好问买田治地，并且亲自参加了生产，对宁静乡村生活的喜爱，使他与陶渊明成为精神的知己。还有《杂著五首》，将来自陶集不同篇章中的诗句重新组合排列成新的诗歌，这是一种拟陶、效陶的新形式，始见于元好问。三任县令期间，因为身处官场的参照，元好问更加钦佩陶明毅然抽身而退的决定。金亡以后，元好问以史自任，专力于金源文化的搜集、整理，不经意于诗歌创作，除了强调陶渊明的气节之外另无更新延展。他在这条文化之旅中找到了生命之意义与归宿，陶渊明则在自然田园中支撑生命之舟。　　元好问不仅是金源一代伟大诗人，而且是著名的诗论家。在他的理论中，可以更直观地看到陶渊明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形象。首先，元好问将陶诗的美学品质提炼为自然真淳。《论诗三十首》其四评陶诗日:“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自此，“天然”、“真淳”被视为评价陶诗本质特性的不刊之论。再者，元好问认为陶渊明的诗歌符合风雅传统。虽然渊明在田园中超然忘忧，但是他并未脱离晋朝的社会现实，每每在诗歌中都有隐晦地的表达。元好问这一论断是前代金人一向忽略的，充分显示出他作为一名优秀文学批评家的真知灼见。　　金代遗民诗人在不得不面对易代的现实之时，对陶渊明的忠义高节、超然情怀产生了深切共鸣，李俊民以及稍后的麻九畴、李汾、段克己、段成己、麻革等人的诗歌中都屡屡表现出了对陶渊明人格精神的赞赏和钦羡。　　金代文学开始自觉建构、争取独立性的风向所指便是清刚劲健、自然率性的美学呈现，这几乎预示了陶渊明被金人选择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因其性情真率、自然;一方面在于其诗歌自然天成、不见巧饰。反过来被金人接纳的陶渊明又影响、导正着金人的文学创作。

张秋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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