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找到114490条数据

基于《左传》的春秋战争本体构建研究

会议论文

本文在对《左传》原文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先秦古汉语的特点,提出了《左传》战争本体的半自动构建模式.首先,在对《左传》研究资料的整理及对《左传》原文进行词频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了《左传》战争本体的框架.通过分析《左传》原文的句法关系,提出了基于战争触发词的战争要素的抽取模式,以批量抽取的方式减少了本体实例化过程的工作量,提高了《左传》战争本体的构建效率.通过初步的构建结果来看,《左传》战争本体能够有效地实现对春秋时期战争历史事件背后的国家关系以及民族关系的揭示,展示知识节点间复杂逻辑关系,以实现提高揭示知识深度、促进知识创新的目的.

王东波;何琳;陈晓洁

收藏

喜欢

47
宋代金石学的主要贡献及其兴起的原因

期刊

金石本是两种物质名称,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它具有特定的含义。“金”,主要指商周时期的铜器及其铭文;“石”,则主要指秦汉以后的石刻。金,也称“吉金”,取坚固之意;石,也叫“乐石”、“嘉石”、“贞石”,意为质美。金石二字连称文献最早见于《墨子》。石刻则见于秦琅邪台刻石,泰山刻石和峄山刻石。对金石的研究,我国有长远的历史。北魏郦道元;南朝梁刘之遴、刘显、刘杳;唐封演、苏頲、陆广微、元行冲等都是有贡献的学者。但当时极少专门著作问世。到宋代收藏和研究金石成了官僚文人的一种雅好。

夏超雄

收藏

喜欢

47
苏轼诗歌雨意象研究

学术论文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书法家。他的诗、词、文都有极高的成就,书法与绘画也有很深的造诣。苏轼一生共创作了两千七百多首诗歌,在现当代古典文学研究中,关于苏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对于苏轼诗歌中的意象研究仍属于一个薄弱环节。因此,本文从苏轼诗歌中的“雨”意象出发,试图通过对苏轼诗歌中的“雨”意象系统整理、分析与归纳,探索苏轼的心态、文化性格、审美情趣以及苏轼诗歌的审美意蕴与审美风格。全文分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由苏轼生平简介、苏轼诗歌版本介绍以及今人对苏轼诗歌的研究成果三部分组成。第二部分是正文,包括四个章节。第一章概述意象理论的发生发展过程,并从意象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界定出意象的含义。同时对“雨”意象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第二章对苏轼诗歌中的雨意象进行分类。把苏轼诗歌中的雨意象分为闲适类雨意象和忧愁类雨意象两大类。并对诗歌进行文本分析,揭示出苏轼尚“清”的审美情趣。第三章分析苏诗雨意象的文化底蕴,探索苏轼在不同时期描写雨意象时的不同心理。从淑世精神、归隐情结、生命意识三方面入手,进一步揭示出苏轼的文化人格。第四章是对苏轼诗中的雨意象与苏辙诗中的雨意象进行比较,通过对诗歌的文本分析,发掘苏轼与苏辙在审美情趣与文化人格上的不同点。第三部分是结语部分,对本文进行简要总结,概括苏诗中的雨意象所体现出苏轼的情感以及他的文化人格。

张淑媛

收藏

喜欢

47
《墨子》与古文《尚书》考辨

期刊

《墨子》在古文《尚书》考辨中扮演重要角色,考辨者或据《墨子》以辨其伪,或据《墨子》以辨其真。对古文《尚书》真伪的考辨由来已久,但是直到清人才开始用《墨子》来考辨古文《尚书》的真伪。我们认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点:一,辨伪者运用的方法有区别;二,各个时代墨学发展的兴衰不同。

俞林波[1]

收藏

喜欢

47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

报纸

□李志军文图1欧阳修刚刚三岁，父亲去世。母亲郑氏带着他投奔任随州小吏的叔叔。郑氏“恭俭仁爱而有礼”，艰难度日而言笑自若，以荻画地，教欧阳修写字背诗。随州有大姓李氏，家多藏书。欧阳修常游其门，借书抄诵。十岁时，于故书中得到一套“脱落颠倒无次序”的《韩昌黎文集》，乞以归，“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欧阳修写诗作赋，下笔如成人。叔叔也十分高兴：“奇童也，他日必有重名。”天圣六年（1028），21岁的欧阳修带着自己的文章，拜谒镇守汉阳的学士胥偃。胥偃看到这个瘦弱的贫寒小子，大奇之，留置门下，“开端诱道，勤勤不已”。冬，胥偃把欧阳修带到汴京。天圣七年（1029），欧阳修在国子监的馆试、解试，和次年的礼部省试中“连中三元”，均获第一。欧阳修踌躇满志，认定状元非己莫属，专门做了一身新衣服。王拱辰顽皮，穿上喊叫：“我穿上‘状元袍’啦！”没想到，王拱辰真的中了状元。主考官晏殊说，欧阳修锋芒外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2“酒美春浓花世界，得意人人千万态。莫教辜负艳阳天，过了堆金何处买？”欧阳修春风得意，高中第十四名，又喜上加喜，娶恩师胥偃的女儿为妻。阳春三月，欧阳修带着娇妻来到洛阳，任西京推官。“河南丞相称贤侯，后车日载牧与邹”。西京留守钱惟演嗜好读书，博学爱才，幕府多名士。欧阳修与尹洙、梅尧臣、富弼等文酒相娱，风雅快活，“少年意气易成欢，醉不还家傍花寝”。一次，欧阳修与诗友们同游嵩山，暮归，抵龙门香山，大雪纷飞，登石楼，望都城。忽于烟霭间，有策马渡伊水来者。原来是钱惟演送来美酒歌妓，并说：“衙门没什么事情，请你们留在龙门赏雪，不用急着回来。”莱公寇准的女婿王曙继任留守。老头子对年轻人严格要求，斥责道：“公等自比寇莱公何如？莱公尚坐奢纵取祸，况其下者。”众人不敢应声，欧阳修站起来说：“以修论之，莱公之祸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乐极生悲。年仅17岁的胥夫人，产后去世。“可见唯梦兮，奈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见兮，又若有而若无。乍若去而若来，忽若亲而若疏。”后来，欧阳修续娶故宰相薛奎的二女儿。薛奎的大女婿，乃王拱辰。王拱辰的夫人去世，又娶了薛家的三女儿。欧阳修写诗调侃：“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二人虽为连襟、好友，吏部拟进王拱辰为宰辅，欧阳修认为不妥。王拱辰终身不至执政。3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以刚直被贬，大臣争相求情。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欧阳修写信骂道：“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高若讷上书，将欧阳修逐出京城。范仲淹起为陕西边帅，召欧阳修。欧阳修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庆历三年（1043），仁宗重用范仲淹、杜衍、富弼、韩琦等变法，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欧阳修首在选中。新政失败，范仲淹等再遭贬黜。欧阳修等也被视为庆历“党人”。欧阳修写《朋党论》。其略云：“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则有朋。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4仁宗非常欣赏欧阳修的为人和才华。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又遭受诬陷被贬。上朝辞行时，仁宗依依不舍，亲口挽留：“别去同州了，修《唐书》吧。”欧阳修主编《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唐书》列传部分为尚书宋祁所修。朝廷以一书出两手，体例不一，令欧阳修统一删改。欧阳修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多不同，岂可悉如己意。”一无所易。一天早上，宋祁上班，见门上写下八个字：“宵寐非祯，札闼洪休。”端详了半天，不禁大笑：“这不就是一句俗话‘夜梦不详，题门大吉’嘛，至于写成这样吗？”欧阳修笑道：“我是在模仿您修《唐书》的笔法呢。您写的列传，把‘迅雷不及掩耳’这句大白话，都写成‘震霆无暇掩聪’了。”宋祁会心一笑，写文章也平易起来了。书成，御史说：“旧例修书，只列局内官高者一人姓名，应署您的名字。”欧阳修说：“宋公于列传亦功深者，为日且久，岂可掩而夺其功乎？”宋祁感叹：“自古文人不相让而好相陵，此事前所未闻也。”5曾巩擅长古文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埋没于草莽。他贸然给欧阳修寄去一封自荐信和一篇《时务策》。欧阳修大为感慨，特撰《送曾巩秀才序》，纳入门下，“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张方平与欧阳修政见不同，素不相能。范仲淹、欧阳修当政，将张方平等人罢免。张方平为中丞，多弹劾欧阳修。交怨颇深。嘉祐初，张方平守成都，欧阳修为翰林。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弟兄二人来到成都，拜访张方平。张方平说：“文章我不行，还是要依仗欧阳修。”欧阳修收到张方平的书信，毫无芥蒂，读了苏洵文章，更赞不绝口。立即向宋仁宗上《荐布衣苏洵状》说：“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几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担任主考官，出题《刑赏忠厚之至论》。一份答卷特别精彩，颇具“孟轲之风”，本当列为第一。欧阳修猜定曾巩所写，为避嫌，列为第二。复试时，又见到一篇《春秋对义》，毫不犹豫，列为第一。两篇文章，均出自苏轼之手。欧阳修给梅尧臣写信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这一榜，出“嘉祐十子”，苏轼、苏辙、曾巩三位文豪，张载、程颢、程颐三位大儒，吕惠卿、曾布、章惇三位宰相，还有一位卓越的军事家王韶，被称为千古罕见的“龙虎榜”。那些词采华骚、险怪奇涩的太学生一个未中，汹汹不满。等欧阳修路过，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而北宋文风，自此大变。《宋史》将欧阳修与韩愈并重：“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6欧阳修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年轻时曾被贬夷陵县令，取旧案反复观之，见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仰天叹道：“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稍稍马虎。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母亲告诫欧阳修：“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欧阳修将父亲之仁厚宅心服膺终身。7“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欧阳修生性旷达，被贬滁州时，自号“醉翁”，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碁一局，而尝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他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谓之《集古录》。欧阳修书法，亦引领一时风骚。苏东坡评曰：“用尖笔乾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晔如也。”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收藏

喜欢

47
苏轼与常州，三十年生死相依

报纸

苏轼与常州，三十年生死相依常州苏东坡纪念馆（藤花旧馆）。苏东（左）、苏慎在“寻路东坡”采访组带去的纪念册上留名。魂牵梦绕之地江苏常州江苏省常州市苏东坡纪念馆位于前后北岸文化街区80号，青瓦白墙，曲径通幽，在周围的现代繁华中独辟一方静谧。当地百姓更喜欢称它的另一个雅名——藤花旧馆，因大文豪苏轼寓居此地时手植紫藤树而得名。2月中旬，“寻路东坡”采访组来到常州，在两位苏轼后人——常州市苏东坡纪念馆副馆长苏东、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顾问苏慎的带领和讲解下，我们在藤花旧馆了解到了苏轼与常州的不解之缘。走进藤花旧馆正门，苏轼为常州留下的名句“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被镌刻在墙上。自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通判杭州的路上第一次途经常州，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病逝于此，苏轼曾14次到常州，并最终选择在常州终老、离去，与这个他魂牵梦绕之地生死相依30年。青年时期即定下在常州养老之愿作为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常州自古文脉绵延不绝，留下了许多美谈。苏轼自幼熟读经史，对吴地一直心有倾慕。不过让苏轼真正对常州产生向往之情的，当是他与常州文人蒋之奇等的相遇。在《次韵蒋颖叔》中，他回忆了这段往事：“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嘉祐二年（1057年），彼时的苏轼还是一名春风得意的新科进士，在琼林宴上，他与常州来的同年进士蒋之奇、胡宗愈、单锡等相谈甚欢。席间，蒋之奇详细给苏轼讲述了常州地界的风物之美。这让天生想象力丰富的苏轼大为震撼，当即与蒋之奇立下“鸡黍之约”：以后退休了，咱们比邻而居。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请外放，被朝廷安排到杭州任通判。途中，他终于有幸第一次踏上了常州的土地，惊叹蒋之奇所言非虚。此后任职杭州三年间，他又多次到常州赈灾，并在空余时游览常州及周围城镇。常州宜兴丁蜀镇有一山，原名“独山”，苏轼到此游览后，感叹“此山似蜀”，从此当地人改此山名为“蜀山”，沿用至今。除了风光美景外，苏轼喜爱常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常州文脉深厚，自古就有许多德高望重的君子。苏轼的至交好友中，也有许多常州人士。虽然彼时正值壮年的苏轼距离“退休”还遥不可及，但他已经拿出多年积蓄的俸禄，请蒋之奇为他在宜兴购置了田产。事情办妥后，他欣喜地留下了“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等句。从此，苏轼与常州结下半生不解之缘。两次上书朝廷希望定居常州“乌台诗案”后，苏轼以戴罪之身被贬谪至黄州，一待就是五年。五年间庙堂之上风起云涌，元丰七年（1084年）的一天，一直对苏轼大为赏识的神宗皇帝突然下诏，将苏轼改授汝州团练副使，并说：“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在黄州接到诏令的苏轼百感交集，虽然看似自己的身份没有太多改变，但“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八字足以让他感受到神宗对他的眷顾。于是，苏轼从黄州再次启程，前往汝州任职。汝州即是今河南汝州市，与黄州距离遥远，苏轼一直流连在江南的路上，并四处求问田舍，希望朝廷能恩准他在江淮一带安家。这一次，他又途经了常州。此前，他已经在常州购置有一些田地，如今再次委托蒋之奇新购置一处小农庄，加在一起，养活一大家子不在话下。他随即写下《乞常州居住表》，渴望朝廷恩准。此后，苏轼带着家人慢慢北上，等待朝廷批复，一边沿途访友。但请求迟迟未有回复。一个月过后，苏轼再次写下第二封《乞常州居住表》，言辞更加恳切。两次上书之后，苏轼终于等来了好消息，朝廷批准了他居住于常州的请求。到达常州时，已经是元丰八年（1085年）的五月，他自黄州启程后，前后奔波于路途已达400余日。双向奔赴苏轼与常州百姓感情深厚苏轼与常州的感情很深，这种感情是相互的。细查史料，可见大大小小苏轼与常州的故事。在和两位苏轼后人的交谈中，他们的言谈之间也倾注了传承千年的情感，令人惊叹。其中有两则故事尤为动容。一是熙宁六年（1073年），苏轼通判杭州时，受命前往常州、润州发放灾粮，任务重，时间紧。半年间他频繁奔波在常州和润州之间，就连除夕夜也不能回家团年。除夕下午，苏轼所乘的船抵达常州城东，他当即下令泊舟，不再前进。船家大惑不解，因为这里距离常州城不过几里，只要命人通报常州官府，即能上岸享受接待。但苏轼深知，这一天本是阖家团圆之时，若让城中官员百姓知道自己来了，必将打扰。于是，他独自在城外的荒野中守岁，并写了名篇《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留下了“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的感人之语。今天，在常州市区的东坡公园中设有东坡舣舟亭遗址，以纪念这段故事。另一则，是苏轼被贬往海南儋州后，常州人对苏轼的万里寄情。常州江阴人葛延之与苏轼素不相识，因仰慕苏轼为人，担心他在海南缺衣少食，于是他独自带着江南的特产，走了一万里，跨越海峡，前去看望苏轼。在宋人费衮的《梁溪漫志》中就有此记载，云：“担簦万里，绝海往见，留一月。”苏轼与葛延之在儋州一起生活了一月，还教授了葛延之写作之法。临别时，葛延之赠给苏轼龟冠以祝福他长寿，苏轼回诗一首《葛延之赠龟冠》以示感谢。这两则故事，一直在常州城乡传为美谈，感人至深，足见苏轼与常州之间的双向奔赴。最后时日将父子三人手稿交给好友出版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病逝，弟弟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彼时，垂帘听政的是神宗之妻向太后，这对被贬至海南的苏轼而言是个好事。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朝廷就大赦天下，苏轼得到诏令，自己终于可以从谪居三年的儋州北归，至廉州安置，不多时朝廷又命他迁移到湖南永州。奔波的路途还未结束，他又接到另一则命令：“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军州任便居住。”其中“任便居住”四字给了苏轼莫大的欣喜，这意味着去哪里安顿余生，他自己有了决定权。此时，弟弟苏辙居住在河南颍昌。兄弟二人历来感情深厚，在得知苏轼放还北归后，苏辙再三写信极力劝说苏轼到颍昌与他共度晚年。但汴京城里局势尚不明朗，种种不利于他的消息纷至沓来。苏轼最终打消了前往颍昌的念头，并在写给苏辙的信中提到：“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极佳。”此“孙家宅”，即是他最后在常州的住址，后来的“藤花旧馆”，今天的常州市苏东坡纪念馆。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慢慢游历前往常州。彼时已经进入六月，酷暑难耐，苏轼也已经66岁，在古代算是高龄，而且他从海南返回不多久，一直在路途上，生活极不安定，早已体质虚弱。六月初三，他因吃了些许生冷食物，半夜拉起了肚子，一连几天腹泻不止，这些都记录在了他给米芾的信中。他自感命不久矣，强撑着身体，给苏辙写信，其中云：“即死，葬我于嵩山下，子为我铭。”自此之后，苏轼的病情时好时坏。六月十五日，苏轼终于抵达常州，多年好友钱世雄早早在码头等候，将他接入孙氏馆。此后一月，苏轼的病情开始恶化。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长逝于常州。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四方震悼，山河同悲。在最后的时日，苏轼将苏门父子三人的三部手稿《论语说》《易传》《书传》交由好友钱世雄，请他在自己离世后帮忙出版。彼时，政局尚有变数，苏轼作品无法公开于世。但常州百姓皆知，这就是苏轼的遗稿。不久后，一本名为《毗陵易传》的书籍在民间流传开来，作者毗陵先生，即是苏轼。而毗陵，正是常州古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刘可欣邓景轩江苏常州报道

徐语杨刘可欣邓景轩

收藏

喜欢

47
政坛东坡

报纸

刘乾辉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高中。苏轼本来第一，但欧阳修阅卷时，认为此等文章，天下只有他的学生曾巩能写出。为避嫌，列为第二。就这样，苏轼“中枪”，屈居老二。子曰：学而优则仕。圣人一言，特别是隋后，万千考生，走上了科举做官的险途。才高八斗的苏学士，也未能免俗，挤上这趟明争暗斗的旅程。苏轼仕途第一站是凤翔府判官，因是副职，有大量时间可自己支配。苏轼喜游冶，一进山中，往往好几日才返回。苏轼又喜建筑，建一庭园，作为官舍，前临水池，后傍亭台。还有一花园，种花逾三十种。然好景不长，因妻子、老父相继辞世，苏轼按儒家礼制，返梓为父守丧。待他再回京城时，英宗已逝，神宗即位。年轻的皇帝，雄心万丈，力挺王安石，君臣均想大干一场。就这样，一群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因政见不同，把宋朝的党争，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直至北宋灭亡。而他们自己，在宦海中时沉时浮。甚至，将他们的人性，不知不觉撕裂。为便于理解人物关系，不得不介绍和苏轼命运休戚相关的三个皇家女人。宋仁宗之曹皇后。宋仁宗共有三个儿子十五个女儿，但这些子女大多夭折，只有四个女儿长大成人。也就是说，仁宗皇帝无亲生儿子继承他的皇位。无奈之下，景祐二年，仁宗将濮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接入皇宫，交由曹皇后抚养。后赵宗实改名赵曙，也就是宋英宗。宋英宗之高皇后。年轻的英宗在治平三年十一月再次发病，十二月立长子赵顼为太子。太子生母为高皇后，太子也就是宋神宗。宋神宗之向皇后。宋神宗第六子赵佣，改名为煦，也就是宋哲宗，生母为德妃朱氏。宋哲宗早逝，无子。神宗第十一子端王赵佶立，是为宋徽宗。母陈氏，生徽宗后升为美人。立哲宗、徽宗，都是向皇后的主意。神宗要改革，也是出于王朝的无奈。斯时，周边异族兴起，虎视中原。内部，机构相互掣肘，冗员庞杂，行政效率低下。这个时候，名士王安石走上前台。在士人眼中，王安石的口碑并非一边倒。苏轼的父亲苏洵，就看不惯王安石假惺惺的做派，写出著名的《辨奸论》。老苏给王安石的画像：“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竖刁、易牙、开方何许人也？乃春秋时齐桓公宠臣。为讨齐桓公信任，竖刁自阉，入宫做太监，服侍桓公；易牙烹自己亲生儿子，做肉羹，让桓公品尝人肉美味；开方舍弃卫国太子之尊贵，为桓公执鞭坠镫。此三人，皆不近人情，被一代名相管仲斥为大奸慝。然桓公不听管仲遗言，仍然宠信他们。后桓公病，此三人乘机作乱，一代霸主被活活饿死宫中。老苏进而预言：“天下将被其祸。”可见，苏老泉对王安石印象特坏。后王安石母丧，在所有被邀请参加丧礼之人中，只有老苏拒绝参加。纵然有反对之声，这场变法还是向前推进了。客观地看，青苗法、免役法等改革举措，在民间确有需求。但王安石操之过急，所用之人大多品行低劣。导致朝内迅速形成两派，支持变法者叫新派，如吕惠卿、李定、舒亶、邓绾、章惇之流。反对变法者叫旧派，如文坛一代宗师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有趣的是，王安礼、王安国反对哥哥王安石变法。在这场变法中，苏轼数次上书，反对变法，神宗均未采纳。无奈，苏轼自请出京，到地方任职。苏轼漂泊的命运，就此开始了。王安石当政，远非一帆风顺，期间两次罢相。这段时间，苏轼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太守，回避朝廷纷争，仕途平稳。特别是到职徐州时，正遇黄河洪水泛滥。苏轼几十天未回家过夜，在一线抗击洪魔，终于保住了徐州。水退后，他奏请朝廷，加固堤防，永久消除水患。并在外围城墙上，建高一百尺的黄楼。登斯楼也，既可察水势，又可览眺四周景物。苏轼之行政才干，由此可见一斑。由徐州太守转任湖州太守，苏轼仕途上最重大的一次打击，无情地发生了。按惯例，任职湖州太守，苏轼要上谢恩表。“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是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的原话，这谢上表要在朝廷的公报原文刊发的。当时官员，谁不知“新进”“生事”两词的特殊含义。此表讽刺谁、嘲笑谁，明眼人一看便知。在王安石变法旗帜下飙升起来的御史舒亶、李定之徒，便向苏轼发动进攻。舒亶搜寻苏轼反对青苗贷款的几首诗，并附上诗集。李定罗列四条理由，说苏轼非礼朝廷，当诛。呈请神宗皇帝同意，派官员将在湖州任上的苏轼，抓回京师审问，乌台诗案发生(宋代御史台官衙遍植柏树，树上常有乌鸦筑巢，故御史台又雅称乌台。苏轼因诗获罪关入御史台监狱，所以此案美其名曰乌台诗案)。大诗人苏轼现今羁押在监，由长子迈给父送饭。父亲对儿子说，平时送蔬菜和肉。如有重大坏消息发生，则送鱼。言下之意，鱼表示掉脑袋之死刑。一次，迈外出筹钱，将送饭一事委托朋友。这位朋友当然不知他们父子间的约定，出于对大文豪之崇拜和尊敬，送了熏鱼。苏轼一看，便知事已无可挽回。当即给子由作两首诀别诗，交代后事。说今生兄弟之情未已，愿来世再做弟兄，并希望子由照看自己的家人。同时，表达对不起皇帝的眷顾，自己错了。就在苏轼命悬一线之际，病危的太皇太后曹氏对孙子神宗皇帝说：“苏轼昆仲考中进士那一天，先帝说他为子孙选了两位宰相之才。如今，他因小人诽谤入狱，你不能冤枉好人。”时任宰相、王安石亲家吴充进言神宗：“魏武尚容祢衡，圣上不纳苏轼也？”赋闲金陵家中的前宰相王安石也上书皇上：“安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其实，神宗只想惩戒一下对新法有怨尤的苏轼，以便将变法进行到底，内心并无杀苏轼之意。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将苏轼贬往黄州，任团练副使，并无权签署公文。这个结果，令舒、李大失所望。除夕，在监狱呆了四个多月的苏轼，走出监狱，重见阳光。苏轼的黄州时光，并不是暗无天日。相反，大诗人过得挺悠闲。悠闲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一晃，神宗抛下他不舍的江山和为之打拼的变法改制，走了。继位的哲宗，年龄太小，祖母高太后摄政。哲宗的年号是元祐，司马光回朝做宰相，旧党人物得势，新党成员遭贬。对司马光尽废新法，苏东坡不完全赞同。比如免役法，东坡认为应当继续执行。元祐元年，王安石病逝金陵。斯时，朝廷正矫其失，革其弊。病床上的司马光担心有人乘机诋毁，建议朝廷优加厚礼。可见，王安石、司马光虽政见不同，但都是君子。他们心中，装的是国家，而不是个人恩怨。苏东坡回朝，短短八个月，官升三级，由第七级而跃至第四级的中书舍人。中书舍人位置显赫，苏东坡拟的第一道圣旨，就是褫夺李定的官职，让他依礼为母守丧。第二道圣旨是斥逐吕惠卿。在东坡眼里，吕惠卿依靠王安石迅速爬升，后又出卖王安石，这等投机分子，就是小人。不久，苏轼又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成为正三品官员。这期间，苏轼还任一特殊职务--侍读，给皇帝授课，也就是哲宗的老师。这个学生，长大后把老师逐往天涯海角。可以说苏轼迅速得宠，这一切，归功于哲宗的祖母--高太后的信任和提携。元祐年间，无疑是旧党人物上了天，但并不意味着党争停止了。终北宋一朝，党争伴随这个帝国灭于金人之手。不仅新旧两党相互倾轧，旧党之间也纷争不断。旧党分蜀党、朔党、洛党，蜀党以苏轼为首，朔党以王岩叟为首，洛党以程颐为首。苏轼对文艺的钟爱，加之对政治的超脱，让他自认为超俗，没有党派。但他的政敌可不这样认为。朋党相互攻讦，势同水火。甚至为一件小事，也能干一仗。司马光病故，事有凑巧，那天，正是神宗灵位送入太庙斋戒之日。太庙大典之后，苏轼率翰林院及中书省同仁到故相国府吊祭。理学家程颐拦阻道：“你们没读过《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句话，对于那时的读书人，可谓说得很重。类似于骂现代人为文盲一样。苏轼当即回敬说：“《论语》上并没有说于是日歌，则不哭。”一行人来到府上，不见司马光儿子出迎。一问，方知也被程颐依古礼禁止了。苏轼顿时失去理智：“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众人大笑，程颐羞得面红耳赤。苏轼逞一时口舌之快，与呆板的理学家干上了。这可不是开罪程颐一人，而是和这一派结上了梁子。公余，苏东坡组织或参与一个又一个社团活动。最有名的，当属西园雅集了。当时的十六位文艺大咖，都聚会于驸马王诜庭园中。李公麟作画，米芾题词。画里有宋朝三大家，苏东坡、李公麟、米芾，还有苏子由、苏门四学士。苏东坡作书，王诜在近处观看，李公麟正在写一首陶诗，秦观忘我地听人弹琴……程颐的门人贾易，还有很多宵小之辈，上表弹劾苏轼，因为高太后压着，不予理睬。元祐八年(1093年)秋天，随着高太后去世，苏轼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哲宗亲政，许是压抑太久，他祖母任用的那一帮人，几乎全弃，新政又开始登场了。章惇为相，首先拿苏轼开刀。现原文摘录罢黜苏轼的圣旨：若讥朕过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诋诬圣考。乖父子之恩，绝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汝轼文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然而自绝于君亲，又将谁怼？这道圣旨，说判了东坡死刑都不为过。如果把它译成老百姓俚俗的大白话，可这样表述：你苏轼骂我(哲宗)无所谓，你竟然骂我老汉(神宗)。你离间我父子恩情，哪有做臣子的一点仁义!……你苏轼妖言惑众，恃才逞辩颠倒黑白。这罪是你自找的，你怨恨谁呢？苏东坡是贬到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人，当时已是五十八岁的老人了。但东坡很快适应了南方生活，并且和当地士僧成了朋友。感觉贬谪生活并不是传说中的那么恐怖，东坡的诗兴又忍不住了：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纵笔》迅疾传入朝廷，章惇读后，自言自语，你苏轼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哟。于是将东坡贬往更遥远的儋州。这个章惇，元人编修的《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这个评价，不公。乌台诗案闹得正凶时，宰相王珪诬苏轼有谋反之心，并找出诗句“世间唯有蜇龙知”为证。神宗大惊。担任翰林学士的章惇进言：“龙者，并非人君专指，臣子也可自比为龙，诸葛就自称卧龙。”关键之时，章惇之语，对营救苏轼起了不小的作用。再看另一件事。哲宗二十四岁时，忽然病逝。向太后欲立赵佶，章惇说端王轻佻不可立。北宋亡于徽宗钦宗父子，事实证明，章惇看得准。遗憾的是，他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从章惇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简单的好坏，直观的忠奸，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向太后摄政，暮年东坡好运来了，遇赦北返。

收藏

喜欢

47
老子哲学的公理化诠释

会议论文

笔者的诠释思路是，抓住《老子》中“一以贯之”者——“有无相生”，进而对老子哲学的基本概念进行阐析。具体可分两个层次进行：第一，老子哲学的逻辑可能性；第二，老子哲学的逻辑一致性。前者侧重于对老子哲学的逻辑建构，后者则将前者的逻辑建构应用于现实，使它接受现实的检验。在逻辑建构部分，本文将《老子》开篇的六个概念(道、有、无、名、物、为)作为初始概念，“有无相生”作为初始命题。并以此为基础，将“有无相生”这个初始命题与各初始概念一起应用于现实和思维的各个领域，从而形成了新的概念和新的命题。正是这些新概念、新命题、初始概念、初始命题建构了老子哲学的宏大体系。

卢雁

收藏

喜欢

47
宋代节序词审美观照

学术论文

节序词作为宋词的一枝，是文学与民俗共同孕育的艺术奇葩。节序词创作作为宋代节日文化的一部分。不仅有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其本身的审美特色也应受到重视和关注。近二千首节序词，融含着浓烈蕴藉的情感狂欢、独具特色的节物风情、蕴籍的民间传说、厚重的文化积淀、丰富的节物意象、对比强烈的意境营构，向后世展示了一幅绚丽的世态风情画卷。文章第一部分就宋代节序词的情感进行归纳和整理，分别从世间普通大众和文人这一特殊群体一面一点两个角度分析研究宋代节序词的情感特征和类型，既概括写出了宋代节序词主要的情感类型，又重点突出，对宋代节序词的创作者即文人这一个别类型的节日心绪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他们敏感细腻的内心世界和感情波动一方面对节序词创作和发展起最关键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因其敏感和丰富而最具代表性和深刻性。文章主要从“士不遇”的愤懑与孤独、美好易逝的哀伤与遗憾、文人的闲情与雅兴、节序激发的豁达与超然等四种不同的节日心绪展现了文人这一特殊群体在节日的独特情感世界。宋代节序词的意象明显分为自然意象和民俗意象两种，并各自独具特殊之美。词作的自然意象明显地带有季节物候特点，迹象明显地标示着某一特定的节日，传达着这个节日的独特自然神韵;而人文意象则往往是特定节日所独有的典型民俗活动和节日风物。具体而言，清明寒食词多柳、花、风雨意象，这三个意象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地演绎着寒食清明时节的清丽美景和伤春惜春的哀伤之感;月意象遍及所有中秋词，照耀千年的一轮明月，以真清澈灵动为宋代节序词增添了一份浪漫情调，抚慰了客居在外的游子孤独凄凉的心绪;重阳词则以菊花意象最为突出，浸染了陶渊明高远冲淡气质和文人风流雅致的一瓣菊香，让重阳词格调高雅，沧桑悲壮。上元节集中写灯这一人文意象，七彩斑斓的灯意象映照出了宋代隆重热闹的上元节狂欢景象;而端午节由于其民俗活动的丰富性，意象繁多且都具民俗特点。多彩的节序意象营造了独具神韵的艺术意境。审美个体的差异、节日所特有的欢娱恤、短暂性和过渡性以及不同节日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演变使宋代节序词的意境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明快与阴暗两反意境的共同存在。从大的社会背景讲，两反意境的共同存在恰恰是宋代经济发达，享乐文化盛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和国家内忧外患的政治背景在文学上的表现。总之，宋代节序词不仅在构成和维系宋代整体社会文化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拓宽了词这一文学样式的表现范围，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装点了一个时代的节令时俗。

马俊芬

收藏

喜欢

47
读《古文观止》

报纸

清代绍兴人吴楚材、吴调侯是叔侄，长期设馆授徒。《古文观止》是他们为学生编的教材，此书成为当时读书人的启蒙读物，自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问世以来，影响非常广泛，清代吴兴祚在其序言中称“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辛亥革命以后仍有很多学校用它作国文教材。吴氏叔侄把选本定名为《古文观止》，虽说有点自夸之嫌，倒也没有言过其实。“观止”二字来源于《左传》的《季札观周乐》，有“无以复加”的意思，表示“文集所收录的文章代表文言文的最高水平”。《古文观止》选取了上起东周，下至明末中国散文中部分精品，大体反映了中国散文发展的轮廓。其中包括《左传》《国语》《公羊传》《礼记》《战国策》等多部典籍中的选文，还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名家的佳作，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语言精练、短小精悍、便于传颂。鲁迅先生说：“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吧。”他又说“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不少人批评《古文观止》漏选了辞赋和记事散文中的很多名篇，其实，《古文观止》有自己的选文标准。首先，选本不选儒家经书、诸子散文、人物传记，这是古代选本的一个传统习惯。梁代的《昭明文选》就是这样做的。儒家经书是官方规定的必读书，没必要再编入，不过《古文观止》还是突破性地选了《左传》中的一些精彩段落。其次，诸子散文，是代表不同的哲学、政治观点的学术专著，离开了整体而选个别篇章，其实是与《古文观止》普及性入门读物的性质不适宜的。第三，《古文观止》没有选传记文，是为了适应科举时代的需要，因为那时应用最广泛的不是纯粹的记叙文，而是议论、抒情或夹叙夹议的文章。所以《古文观止》只选了《左传》《史记》中少量夹叙夹议的文章，情节曲折细腻的战争故事与人物传记都没选，而大量选择了古人的辞令和作者的论赞。第四，《古文观止》基本没有收入辞赋作品，是因为辞、赋不属散文，而属韵文，所以，只收了散文化了的《阿房宫赋》《秋声赋》《赤壁赋》，而未收《吊屈原赋》《登楼赋》等大赋。在这些标准之下，《古文观止》表现出了两方面的特色：一是突出一部作品或一位作家的代表其思想或艺术风格的篇章。如外资辞令《齐桓公伐楚盟屈完》《阴饴甥对秦伯》《烛之武退秦师》《齐国佐不辱命》等，或铺陈道理，中肯周到，或委婉曲折，变化多端。如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各有思想与艺术风格，韩愈文章气势磅礴，曲折自如，善于发不平之鸣，又善于在论说中插入对人情世态的典型刻画；柳宗元的文章能突破儒家思想的某些禁区，书写社会黑暗，同情人民生活，他常常在山水游记中寄托忧愤；欧阳修善于跌宕唱叹，一往情深，疏淡清新；王安石散文则以深刻见长，表现出政治家的锐利眼光；而三苏父子都善于纵横议论。二是对于同一体裁的作品，入选时注重表达角度不同，避免雷同单调。《古文观止》选书信十九篇：李斯的《谏逐客书》影响了重要决策；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发表了重要的政治主张；马援《戒兄子严敦书》写长辈对子弟的教育；司马迁《报任安书》写的是有才之士内心的不平。写法也各不相同：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反复引喻，不能自止，几乎可以听到蒙冤哭泣之声；柳宗元的《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险语惊人，独辟蹊径，用独特的议论开导友人，让人破涕为笑；李白的《与韩荆州书》：“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豪放倜傥，没有乞怜之态；韩愈的《应科目时与人书》，通篇用一个比喻，反复形容自己的才能与处境，恳求于人又自负甚高。和“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一个道理，“熟读古文两百篇，等闲可过文言关”。可这也是一句可怕的经验，当年“熟读并背诵全文”是让所有同学恨得咬碎了牙的课后作业。那时候，为了拿到文言文考试的十几分，身边摆了一本厚厚的古文词典，什么一词多义、古今异义、通假字、倒装句，一段百来字的文章被拆得七七八八，零零碎碎，现在想来实在是惨不忍睹。还记得当时硬着头皮一板一眼的背诵，一词一句的分析，有模有样。试卷发下来就运笔如飞，欣欣然地写什么仕途受挫、人生羁旅，感叹空有报国之才却不被赏识，人生应当及时行乐等等。现在想来竟然十分有趣，一群十几岁的半大孩童整天坐在教室里，握着笔咬着牙替千百年前的文人们操碎了心。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倒不是说看书不必深究其意，而是当你的年龄、阅历、心境随着你的生活和成长到达某个阶段，面对这一段文字，你有时就可以穿越千年的时空和那些写下这些文字的古人们遥遥相望，因为你们的思想和心情在这一刻是相合的。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它可以跨越时光。但是，这个阶段自然也是没有那么容易达到的。（由本文作者播讲的有声版已在喜玛拉雅FM、多听FM和考拉FM上线，搜索“海西的读书手记”即可收听。或关注“海西的十点大理”微信公众号收听）

收藏

喜欢

47

到底了

新浪微博

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