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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品”说孔庙里的王安石

期刊

许蓉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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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趋奇险谱新篇——从杜甫到韩愈

会议论文

<正>如果以'安史之乱'为界,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分为前后两期,套用恩格斯对但丁的评价,那么,杜甫可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最后一位诗人,后期的第一位诗人。以杜为界,前后期的诗歌风格大变。杜甫既集前期诗歌之大成,又开后期诗歌之'新世界',可以说,后期诗歌的发展,无不受其牢笼。正如郝敬所说:'诗至子美而大成,亦自子美而大变,不可不知。'~①陈廷焯亦云:'诗至杜陵而圣,亦诗至杜陵而变。顾其力量充满,意境沉郁。嗣后为诗者,举不能出其范围,而古调不复弹矣。故余谓自《风》、《骚》以迄太白,诗之正也,诗之古也。杜陵而后,诗之变也。自有杜陵,后之学诗者,更不能求

张忠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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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奢侈消费的平民化趋向与商人的阶层认同

期刊

中国传统社会前期以等级分配为核心的消费秩序发展至宋代受到了商品经济大潮和财富力量崛起的巨大冲击,在奢侈消费中以商人为引领的平民化特征日益凸显,从而使得原来士庶之间森严的等级界限日渐模糊。但是,在以政治分层而非经济分层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奢侈消费之所以被商人广泛接受并极力追逐,反映的是商人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社会声望相脱节的事实。商人这种外在的奢侈消费行为背后隐藏的是对自身身份、地位的焦虑和不自信,是对自身阶层认同感的匮乏与缺失。

冯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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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尾芭蕉对杜甫风雅之受容研究

学术论文

本论文从风雅层面探讨松尾芭蕉对杜甫的受容。　　作为开创了新俳风，将俳谐创作引向新境界的俳谐诗人，松尾芭蕉的一生和创作的作品都体现出深厚的风雅特点。从行为角度看，松尾芭蕉以俳谐创作为一生之道，辞去官职，脱离世俗生活隐居，将大半生时间用来行脚旅行等等行为都是其探求风雅、贯彻风雅的体现。而在芭蕉这些行为的背后，是他对杜甫的模仿与学习。同样，芭蕉创作的俳谐作品与开创的俳谐理论也受到了来自杜甫作品的巨大影响。行为、俳谐作品、俳谐理论，芭蕉在这三方面受到的影响具有多方面性、逐渐深入性的特点。本文将具体讨论松尾芭蕉在这三方面对杜甫的受容。　　本论文的结构如下。　　绪论，分析风雅的含义，概括总结先行研究，提出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方法。　　第一章:从诗景酒画皆生活、辞官、隐居、行脚与漂泊、交友识人这五个方面探求松尾芭蕉与杜甫风雅人生之契合。　　第二章:按照时间顺序，分析松尾芭蕉俳谐作品对杜诗风雅之受容。在这一过程中，松尾芭蕉俳谐作品的风格不断发生变化，风雅意蕴得到深化。从在江户成为俳谐大师到选择隐居深川，再到踏上行脚旅行，芭蕉的作品逐渐摆脱了谈林俳谐的影响，不断地融入芭蕉自身对杜诗的理解。芭蕉尝试将俳谐与杜诗的影响相结合，创造出新的风雅内涵，同时又在汉文学与和国文学之间寻找平衡，直到达到超逸的境界。　　第三章:探讨松尾芭蕉的俳谐理论对杜诗风雅之受容。此俳谐理论是指其俳谐创作的理念，包括寂、不易流行、以雅化俗与高悟归俗、风雅之诚等内涵，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芭蕉对杜诗的深刻理解及转化为其自身所有的情状。　　总结:对正文内容进行梳理，挖掘出松尾芭蕉与杜甫作为诗人的本质契合点:都本着赤诚之心创作诗歌、记录人生，达成了人生、创作生命的同调。

吕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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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词的传播媒介——歌妓

期刊

宋词作为一宗巨大的文化产品,在当时和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词阴柔特质特别适合歌妓演唱,因此歌妓在宋词传播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就歌妓成为宋词传播媒介的原因、歌妓作为传播媒介的特点、歌妓作为传播媒介在宋词发展史上的作用三方面来探讨作为宋词传播媒介的歌妓。

谢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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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阿Q精神

期刊

从这首宝塔式的打油诗，充分看出苏东坡是天性乐观的豁达派，直到千年之后的我们，仍然能够从东坡身上得到很多人生启示。

李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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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题西林壁》是一挥而就的吗

报纸

苏轼热爱文学写作，且才气横溢，曾自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何薳《春渚纪闻》卷六）苏轼作诗，无论身处何种场合，无论面对何种题目，都是随意挥洒，一气呵成，时人对此无不叹服，试看几个例子。黄庭坚回忆苏轼说：“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义味，真神仙中人！”（《题东坡字后》）张嘉甫回忆苏轼在扬州平山堂当众赋词的情形是：“时红妆成轮，名士堵立，看其落笔。置笔，目送万里，殆欲仙去尔！”（释惠洪《跋东坡平山堂词》）朱弁记载元丰末年苏轼在金陵会晤王安石，相将出游山寺，王安石见案上有一大砚，乃提议集古人诗句以咏此砚。“东坡应声曰：‘轼请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斫山骨。’荆公沉思良久，无以续之。”（《曲洧旧闻》卷五）“巧匠斫山骨”是唐人刘师服《石鼎联句》中之句，苏轼借用以咏石砚，精确无比。然而凡事总有例外，苏轼的题壁诗并非都是一挥而就的即兴之作，《题西林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值得我们细读深思。与庐山神交已久苏轼《自记庐山诗》云：“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已而见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不觉作一绝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谬，又复作两绝云：‘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怀清赏，初游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是庐山。’是日有以陈令举《庐山记》见寄者，且行且读。……往来山南北十馀日，以为胜绝不可胜谈，择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峡桥，故作此二诗。最后与总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绝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无一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仆庐山诗尽于此矣。”此文作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是记录《题西林壁》创作背景的第一手材料。根据后人的研究，我们可以补充如下史实：是年四月，苏轼离开黄州。四月二十四日，苏轼在友人道潜（参寥）等人的陪同下从北麓进入庐山。草草游览了开先寺和圆通禅院，苏轼便匆匆下山，前往筠州看望胞弟苏辙。十来天以后，苏轼离开筠州，于五月十二日前后从南麓重入庐山，陪同游览的除了道潜，还有从润州专程赶来的佛印（了元）。此时苏轼心情比较轻松，便从容地游赏了许多名胜，直到六月初才离开。所以苏轼游览庐山实有两次，第一次是匆匆而过，对庐山美景仅有惊鸿一瞥。当时苏轼急于前往筠州而心思未宁，又觉得庐山美不胜收、咏不胜咏，暂时不想写诗。那三首五绝，其一是写入山后所遇僧众欢迎的情景，作为一个久被贬斥之人，诗人自多感慨，并非专咏庐山。其二的一、二句是说庐山诸峰林立，傲然高耸，难以亲近。第三句“要识庐山面”句后有作者自注：“山南，山面也。”意即庐山的南面才是其正面，而苏轼初入庐山是从背面进山的。三、四句意谓须待与庐山互相熟悉成为“故人”之后，方能识得庐山真面目。第三首自称与庐山神交已久，如今终于亲至山中。后二首诗也没有直接描写庐山，而是说愿意花费时日来了解庐山，其中隐然含有《题西林壁》的意旨。及至第二次进入庐山，苏轼才得以从容游赏，对诸多胜景逐一细观，还为其中最称幽美的两个景点漱玉亭与三峡桥写了两首篇幅较长的五言古诗（前一首共十六句，后一首共二十句）。经过一番盘桓，最后来到名扬四海的庐山名刹东林寺，与长老照觉禅师谈禅题偈，次日至西林寺作诗题壁。此时苏轼已对庐山相当熟悉，此诗可以视为他畅游庐山后的总结性题咏。此外，苏轼对庐山的了解并非始于此时，其父苏洵早年云游四方，曾在庐山盘桓，苏辙《赠景福顺长老》诗“序”云：“辙幼侍先君，闻尝游庐山，过圆通，见讷禅师，留连久之。”苏轼入山后途经圆通禅院，次日适逢苏洵忌日，苏轼乃手写一偈赠予长老仙公，且于诗题中称“院有蜀僧宣逮，事讷长老，识先君云”。可以推知苏轼幼时也曾从父亲口中听说过庐山，且向往已久。况且苏轼早在黄州时就曾接到正在庐山开先寺的佛印来信，请他撰写《云居山记》，两人从此缔交，信使往来不绝。苏轼给佛印的书信今存十五通，其一中称庐山为“名山”，其三中说到“见约游山”。佛印给苏轼的信今已不存，但不难想见其中当有涉及庐山的内容。苏轼入山后还曾携带着前辈文人所著的《庐山记》“且行且读”，他对庐山的地理、历史都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毫无疑问，当苏轼来到西林寺挥毫题壁时，对于庐山的理性认识也会渗透到文本中来。“一字不落理障”上文引述苏轼《自记庐山诗》中所录的《题西林壁》，次句作“远近高低无一同”，当是初稿如此。也许是传闻异辞，也可能是苏轼后来有所修订，此句的末三字有几种异文，或作“无不同”“总不同”“各不同”，以最后一种最为通行。我们先据此分析文本。首二句写游山所见。庐山七岭是由西往东横向排列的，游人眺望庐山，横看则山岭延绵不绝，侧看则峰峦突起，耸入云端。若是分别从远处和近处看庐山，则诸峰千姿百态，气势各不相同。后二句抒游山所感。为什么不能认清庐山的真实面目？只因为身处在重峦叠嶂、云雾缭绕的山中。也就是说，只有远离庐山，跳出重重峰岭的遮蔽，才能把握庐山的总体面貌。全诗并未具体描写庐山的秀丽风光，却堪称庐山的总评和定评。读者公认这是一首哲理诗，历来被视为宋代理趣诗的代表。长期以来，人们在分析宋代的理趣诗时常把“理”字看成重点，仿佛理趣诗的价值就在于诗歌中蕴含着某种精妙的哲理，从而具有认识价值或思想意义。其实不然。理趣诗固须蕴含哲理，但更须具备趣味，二者缺一不可。比如邵雍的《伊川击壤集》，几乎篇篇与理有关，但是诗味寡淡，不算是优秀的理趣诗。又如杨万里的有些七绝趣味盎然，但所包蕴的哲理简单浅薄，也不算是优秀的理趣诗。苏轼才是理趣诗的大家，《题西林壁》就是一个范例。此诗的优点不在描绘庐山的具体面貌，而是总结出所有登览大山者的普遍体验，把深刻的人生哲理寄寓其中，闪耀着智慧的火花。近一千年来，中国人在登山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一首诗。此诗究竟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前两句告诉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能够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执着于一己之见，就像盲人摸象，往往只能认识到事物的一个片面。后两句更深一层：纵然一直在变换角度，依然不能认识庐山的真实面目，因为一丘一壑，一峰一峦，都在庐山之中，得知一隅，却很难窥其全貌。也就是说，即使并不局限于一个角度，能够换位思考，依然不能看透事物的本来面目。人应该跳出自己所处的立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与观察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才能看清事情的原始本末，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黄庭坚读此诗后慨叹说：“此老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口，安能吐此不传之妙哉！”（惠洪《冷斋夜话》卷七）佛家所谓“般若”，是指理解一切事物的大智慧，黄庭坚认为这首诗中就蕴含着这样的大智慧。清人陈衍更明确地说：“此诗有新思想，似未经人道过。”（《宋诗精华录》卷二）的确，前人虽已表述过类似的意思，比如汉代的《盐铁论》中说过“从旁议者与当局者异忧”，唐人白居易也有“觉悟因旁喻，迷执由当局”的诗句（《和梦游春诗》），但是远远不如此诗所说得那样精警。此诗的另一个优点是它不但说出了一个精警的哲理，而且把这个哲理表达得如此的清晰、准确、生动。苏轼不但避开了逻辑的论证，而且省略了他要表述的哲理自身，前两句是叙事：诗人身入庐山，四处揽胜，发现庐山的面貌竟是移步换景，千姿百态。后两句仿佛是说理，但依然是就事论事，只字不离游览庐山之事。也就是说，全诗每句每字都在叙述游览庐山的经过，表面上确是一首游览之诗，但精深的哲理却不着形迹地表露无遗。借用前人的话说，可谓“一字不落理障”！正因如此，此诗所蕴含的哲理就是寄寓在诗歌意象中的深层意义，就是诉诸读者体悟的言外之意，它不但真切灵动使读者易于领会，而且意蕴丰富使读者联想无穷。此诗的写作方式确是在西林寺中对客挥毫，表面上就是一首即兴题壁之作，但事实上这是苏轼经过长达一个月的全面考察之后对庐山的整体认识，其中蕴含的哲理更是他平生哲学思考的理论升华，是诗人厚积薄发、水到渠成的一次灵感喷发，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深入思考。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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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研究

学术论文

中国哲学中的道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庄子，其认识论被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研读思考，最终冠以“相对主义”之名，且对“相对主义”的研究探讨呈现意见相左、众说纷纭的局面，故论文站在对其褒大于贬的立场进行研究，再次定义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的属性。　　相对主义的本意是形而上学的范畴，然庄子的相对主义差别于上述的相对主义，它具有辩证性，具有相对主义倾向而非形而上学倾向，这也正是庄子认识论的特色所在。论文采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训诂与阐释结合的方法以及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进行研究：首先，对何为相对主义进行区分概述，并溯源其产生的背景和渊源，总结其哲学基础和基本内容，并对其在中国认识史的地位进行概括。其次，根据庄子认识论的哲学基础和基本内容抽象出其基本特点，再与先秦诸子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行比较，总结趋同之处和差异所在，进而阐述其认识论中的合理因素和缺陷所在，由此延申出积极和消极的后世影响。最后，将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以及当代社会发展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体现了其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启示，在实践上对如今的人、社会所面临的困境提供一条出路。　　论文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国内文献观点不一，国外相关文献匮乏，因此论文研究的意义在于使得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研究体系得以完善，并提供一条全新的研究思路。论文的创意在于：其一，归纳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的五个主要特点，确立其在中国认识史上的地位，即它一方面是中国认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又在中国认识发展史中体现着重大突破和超越，进而阐明其后世影响。其二，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与先秦诸子认识论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比较。其三，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从主客体关系、辩证思维与直觉体悟、真理观、价值观、自由观诸层面，阐明庄子认识论的当代启示。

孙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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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论语》选读的启发式教学

学术论文

《论语》选读在人教版高中教材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重点内容之一。《论语》选读不仅对学生文言文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正确树立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不过，因传统惯性和教师素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论语》选读的课堂教学并不理想。本文旨在探讨《论语》选读的启发式教学的意义与方法。　　全文分为四章。第一章阐明《论语》选读在人教版高中教材与高考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论语》选读在实际教学中所面临的局面。第二章着力探讨启发式教学的基本层面。第三章集中论述《论语》选读启发式教学的意义与必要性。先分析《论语》启发式教学对教师在教学方法、教学理念和教师职业操守上的积极作用，再说明它对学生学习的指导意义。第四章探求《论语》选读启发式教学的策略，并通过两种不同教学模式的课堂实例来进行总结和反思，最后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

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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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况研究

学术论文

田况（1005-1063），作为北宋政坛重要文臣曾累官至枢密使，在政坛和文坛都有卓越建树。田况任职期间多次提出关系国家社稷的提议，并具有较高的军事才能和治边能力，表现出杰出的决断力和执行力。其著作《儒林公议》作为一部笔记作品对研究赵宋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近年来，宋代笔记文的研究的不断加深，成果颇多，但遗憾的是，田况笔记作品《儒林公议》仍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目前只出版了张其凡先生点校的《儒林公议》一书。本文尝试系统探究田况生平、事迹、作品，力求在全面考察基础上，并通过比较同类笔记作品，分析田况作品的独特之处，对其成就与影响给予客观的评价。　　本文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当下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文章的难点和创新。　　正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主要论述田况的生活时代、主要政绩和家世。田况在真宗、仁宗朝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中成长，在其从政期间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颇有远见的经济思想。并通过考察其家世和社会关系，以期对田况其人有全面了解，作为下文论述的重要基础。　　第二章对田况现存的一部重要笔记作品《儒林公议》作基本介绍。了解此书的版本源流是深入分析理解此书的基础，确定此书的创作时间可以更加准确分析当时的创作背景，对此书的释名可对作者立意和创作心态有明确的认识。　　第三章重点考察《儒林公议》的主要内容。此书主要内容类型主要包括人物、外交和其他，其中以人物描写为主。本文重点对帝王、宰执、党争作相关论述。　　第四章研究《儒林公议》的文学价值。此书史学价值主要体现在赵宋时代崇文抑武和志奉释老的社会风貌，文学价值则是书中呈现的石介与太学和东州逸党的相关内容，和田况对昆体的评价。　　第五章研究《儒林公议》的史料价值。本章从此书所记内容与正史内容相呼应、印证和后世对书中相关历史等内容的征引分析此书的史料价值。《儒林公议》对于研究宋代历史尤其是宋辽、宋夏关系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第六章是对《儒林公议》与《归田录》的比较分析。从写作背景、内容、艺术手法三方面比较两部作品的异同之处，以更加深入了解田况本人平和的创作心态和平淡自然的创作特色。　　第七章侧重于田况诗文研究。除《儒林公议》外，田况还留存部分诗歌和文章。关于诗歌，本章重点分析田况二十一首“成都遨乐诗”的内容和风格。对于田况奏议文以表格形式展现文章的类别、篇名、出处、数量，便于直观感受和理解。此外关田况的其他难于明确归类的文章以“遗文”归类分析，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两方面探讨，以便更加全面了解田况的思想倾向和文章才能。　　论文最后收录四个附录。　　附录一为北宋与夏、辽对峙时期地图，可直观感受当时北宋朝廷所处地位和赵宋政治局势，对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更加容易辨识。　　附录二是田况年谱。本论文在广泛搜集宋史文献、宋人文集、笔记中相关资料以及后人对田况的评述材料的基础上，整理完成田况年谱。年谱重点放在人、时、事上，力求全面而准确反映田况行事、仕历等情况。　　附录三是苏洵《上田枢密书》。此内容主要作为论文第一章第三节的第二部分“田况社会关系述略”中“田况与苏洵”部分的参考文本。因篇幅较长，故附录于文末。　　附录四是田况生平所历地路线，能够更加直观了解田况生平所到之处，对田况生平整体把握有一定作用。

肖琪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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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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