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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观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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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怀读懂一个人，有时不一定非要从这个人自身出发。敌人、同僚、对手、上司……有时甚至是路人，都能给读者提供不同剖面的视角，从而还原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的角色。苏轼恰恰就是一个这样的“箭垛式人物”。他漫长而丰富的一生，引发来自不同阶层、敌友圈子的无数声评与反馈，为后世提供了令人惊喜的多面材料。回望“苏海”，正因拥有了大海的浩瀚，他才可能“一蓑烟雨任平生”。他向往的自在生命与天地大美，就是大海卷起的无尽之浪。一达观洒脱是苏轼的人格魅力底色苏轼出生在一个有文化修养的家庭。祖父苏序虽未做官，但颇有文化修养，喜作诗，“读书务知大义，为诗务达其志而已，诗多至千余首。”（曾巩《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苏序有3子，苏轼父亲是老三，他的大伯苏澹、二伯苏涣“皆以文学举进士”。苏涣在宋仁宗天圣年间进士及第，在家乡眉州产生了很大影响。苏轼说：“天圣中，伯父（指苏涣）解褐西归，乡人嗟叹，观众塞道。”苏辙说：伯父苏涣“登科，乡人皆喜，迎者百里不绝”。此后眉州人皆喜爱学，学者至千余人，盖自苏氏始。苏东坡生长在史称所谓“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社会出现中唐以后又一次繁荣景象。苏轼在30岁以前的绝大部分时间，基本上过的是书房生活。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苏轼回眉山服完父丧，返开封任职。这年正是王安石积极推行新法之时，苏轼却上书反对。从此，他被卷进了政治上激烈的新旧党之争，开始了他坎坷多舛的生活。苏轼一生虽在政治上屡遭挫折，但没能改变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他始终潇洒超脱、胸襟开阔，感情豪迈而奔放。在文学创作上孜孜不倦，把写作当作日常的功课，一直坚持到死。苏轼这种与写作相伴、乐观地对待人生道路上的波折，对前途满怀信心、积极向上的精神，不仅是他成为我国历史上多才多艺、影响最大的作家的原因，也是他人格魅力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二令御史台尴尬的“乌台诗案”御史虽然还算不上“敌人”，但在历朝文官体系之内，都是让人如芒在背的存在。苏轼政治生涯的第一个大跟头，就栽在御史手上。苏轼于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四月到湖州任知州。湖州虽是鱼米之乡，但由于最近几年这一带自然灾害严重，连年大饥疫，死人很多。熙宁八年一次大饥疫中，死了50余万人。弄得城廓萧条，土地荒芜。苏轼写道：“来往三吴一梦间，故人半作冢累然。”一方面固然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但同时也与“政拙”有关。苏轼面对湖州这种状况，仍像在杭州、密州、徐州时一样，关心人民大众疾苦，积极救灾，决心“要与遗民度厄年”。当时朝廷斗争非常激烈。苏轼在《湖州谢表》中发了两句牢骚。说朝廷“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生事”等语刺痛了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于是连章弹劾苏轼有4条“可废之罪”。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攻击苏轼包藏祸心，无人臣之节。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弹劾苏轼愚弄朝廷，上表神宗要求对苏轼要“大明诛赏，以示天下”。最初神宗不愿追究，但在御史众口一词的围攻下，只好命令御史台派人把苏轼拘捕入京审问。可是朝臣中大多数对苏轼的人格敬佩，向以“铁石心肠”著称的御史台竟找不到一个人愿意去逮捕苏轼。在这种尴尬的情形之下，太常博士皇甫遵只好亲自去执行拘捕。他在离京前，上表要求在途中把苏轼寄监，神宗不允，说“只是根究吟诗事，不消如此”。苏轼被拘捕入京，关进御史台监狱后，当时朝廷许多内外大臣，多方营救。既有执政大臣宰相吴充上书神宗要求从宽处理，也有退隐南京的前辈参政知事张方平愤然上书营救。既有政治主张和苏轼一致的人，甚至也有政治主张与苏轼对立的人。正在病中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不仅上司，连上司的“上司”都出面了，加上神宗本来也很欣赏苏轼的才华，同年十二月经历4个多月的乌台诗案结案，贬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三台上政见对立，台下把酒言欢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这年苏轼回京，差判官院。一回朝廷，很快就与王安石处于对立地位。王安石准备变科举、兴学校。神宗对此有些怀疑，征求群臣意见。苏轼就写了《议学校贡科举状》表示反对。苏轼还利用进士考试机会反对王安石。他在《国学秋试策问》中故意问道：“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乱；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断，然而或断以兴，亦或以衰；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和《拟进士对御试策》，均是反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历数新法的弊端。苏轼在《再上皇帝书》中说：“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史，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他要求尽快废除新政。他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大乱随之。”因此王安石对苏轼极其不满，视其为推行新法的重要障碍，欲除之而后快。但是，王安石退隐金陵后，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王安石却上书神宗说，苏轼是才子，“安有圣世而杀才子乎”。据说乌台诗案就“以公（王安石）一言而决”，神宗决定释放苏轼。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对神宗建言：“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罪人；若对苏轼行法，后世恐谓陛下不能容才。”或许王安石弟弟作为人臣，首先为君王后世名声计，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轼的才情“灼灼其华”，其耀眼光芒令对手也惜之爱之。多年以后，元丰七年（1084年），神宗把苏轼调任汝州团练副使，七月苏轼到达金陵（今南京）。王安石听说苏轼到来后，穿着野服，骑着毛驴，来到长江边上迎苏轼。苏轼也穿着野服见王安石，并说，我苏轼今天是穿着野服见大丞相啊！王安石笑着说，礼仪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的吗？两人相见把酒言欢。他俩在一起愉快地度过了好几天，还相约同游蒋山；在一起诵诗说佛，互相唱和。王安石称赞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对苏轼人格十分敬佩，赞赏苏轼的文才。尽管彼此对新法的观点仍无调和，一个敢赞，一个敢受，两位绝世出尘的人物相逢，才能谱就这一段佳话。四一年连升4级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逝，年仅10岁的赵煦即位，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高滔滔）临朝听政。苏轼五月被命知登州（今山东蓬莱）。苏轼到登州才5天，就被召还朝任礼部郎中；半月后，又升为起居舍人（又称右史），是掌记言的官，皇帝近臣。苏轼在上书皇帝的《辞免起居舍人状》中说：“臣受材浅薄，临事迂疏。起于罪废之中，未有丝毫之效。骤升清职，必致烦言。”恳辞起居舍人之职。不料仅仅过了3个月，又进一步升为中书舍人，掌管起草诏令，参与国家机密。苏轼再辞，上书说：“臣自贬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又擢为右史……出入禁闼，三月有余，考论事功，一毫无取。今又冒荣直授，躐众骤迁。非次之升，既难以外，不试而用，尤非所安。”东坡中书舍人之职也没有辞掉，不久又升为翰林学士，专掌制诰（皇帝诏令），是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兼秘书，经常住宿内廷，承命撰拟有关任命将相大臣，册立皇后、太子等事的文告，权力极大，有“内相”之称。苏轼又上书皇帝的《辞免翰林学士状》中说：“非高材、重德、雅望，不在此选。臣自量三者皆不迨人，骤当殊擢，实不自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4次升迁，确实叫青云直上。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又被擢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侍读是皇帝的老师，是高级翰林。苏轼为何一年4次升职？在宣仁太后即高太后一次召见苏轼时才揭开谜底。太后问苏轼“卿前年为何官？”苏轼回答说：“臣为常州团练副使。”又问：“今为何官？”苏轼答：“臣今待罪翰林学士”。“何以遽至此？”苏轼说是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提拔的结果吧。宣仁太后说不是这样。苏轼问：“岂大臣论荐呼？”宣仁太后说也不是。苏轼大惊道：“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宣仁太皇最后说：“此先帝（神宗）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卿耳。”五苏堤春晓每年春天，杭州西湖苏堤两岸的树木枝头初露绿芽时，杭州人民周末爱结伴游湖。当人们踏上苏堤时，无不怀念苏轼的功德。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江浙一带连年水旱蝗灾较为严重，苏轼到达杭州后，深入农村，了解灾情和民众疾苦。他的足迹踏遍杭州所属各县，组织捕蝗，赈济灾民。杭州近海，饮水甚苦，惟负山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广。唐朝宰相李泌曾在杭州凿了6口井，引湖水以供民用。其后，白居易进一步治潮浚井。但苏轼任通判时，有的井早已不能用了，于是苏轼组织杭州人民整治6井。第二年，江浙一带大旱，百姓饮水困难，而杭州人民由于有井，不仅不缺饮水，还有水喂牛、洗澡。6井部分遗址，至今尚存。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出知杭州。杭州城内有条运河通过，每次江潮上涨，带来大量泥沙，淤塞运河，行舟困难。每隔三五年不得不疏浚一次，百姓甚苦此事。苏轼考察运河后，决定对运河有关的两条河即茅山河和盐桥河进行整治。把这两条河各十余里，疏浚深八尺以上，以茅山河专受江潮，以盐桥河专受西湖水。另外又在运河上修一闸，江潮来闭闸，退潮开闸，这样潮水就不能进城，城中也就无污泥淤塞。百姓感激不尽。苏轼在杭州还疏浚了西湖。原来西湖水浅，杭州百姓早就盼着把湖中淤泥挖走。杭州父老115人相率到苏轼那里请求苏轼开浚西湖。他们说，西湖之利，上至运河，下及民田，关系这一带民生，不仅仅关系游观之美。但近年来，堙塞过半，再过二十年，无西湖矣。为此，苏轼亲至湖上观察，考虑到西湖南北三十里，若把污泥捞到岸上，费工费时。他决定把淤泥堆积于湖中，筑起一道长堤，堤筑好后，又组织在堤上种植芙蓉和杨柳。杭州人民为了纪念苏轼的功绩，把这个长堤叫作苏公堤，即今天的苏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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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夢華録》是否“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兼論宋人的“華胥之夢”

期刊

考察北宋以迄宋南渡時期著述,可以發現宋人筆下'華胥'一詞的涵義,很多時候都不是指向《列子》所載黄帝'夢遊華胥'的本義,而是指現實世界中最愜意的生活方式。晏殊、蘇軾、吕陶、王庭珪、趙鼎,更直接以'華胥'比喻城市繁華、歌舞昇平。這是孟元老以'華胥'比喻東京繁華的主要背景。《東京夢華録》四次寫到'奢侈'、'侈奢'、'侈縱'、'侈靡',都没有明顯批判意味。相反,書中序文强調'侈奢則長人精神'——運用'貶詞正用'的方式,藉此指出'奢侈'的觀念和生活方式,是東京繁華的重要體現。比較《東京夢華録》、《都城紀勝》、《夢粱録》、《武林舊事》對於妓女、惡少年、游民等的描寫,可以發現孟元老對此等人物並無批評,其餘三部著作卻多作貶抑。雖然從'解讀史'的角度而論,《東京夢華録》足以引起諷喻的聯想;但考察文本的内證和相關外證,這種理解並不符合書中的主導觀念,也和孟元老對東京繁華的認知有所矛盾。

馮志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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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海南文学研究的相关史料问题

期刊

苏轼海南文学研究的相关史料,存在于苏轼居僧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中,不同的环境产生了不一样的诗文;海南地方志现存的苏轼资料,因取自《宋史》和苏轼《海外集》,文学史料的价值不大;苏轼《居僧录》《海外集》不断刊行,至今刊行的苏轼《海外集》诗文大体趋同,是苏轼海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史料;苏轼的“海南三书”(苏轼谪居詹州期间完成的《东坡易传》《东坡书传》及《论语说》)向来被视为经学,其实它们既是苏轼诗文创作的思想基础,又是文学,不宜纯以经学视之。

阮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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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王安石的人才思想

期刊

北宋中叶的王安石(1021—1086年)是一位有魄力、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教育家。他关于人才问题的独到见解,是他进步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他的主张虽然不可能真正实现,但作为一种珍贵的思想资料,至今仍在历史文库中熠熠发光,读来意趣盎然,发人深思。一王安石认为,人才是国家的栋梁,人才得失事关国家的盛衰安辱。这是他关于人才问题的基本观点。他说:“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材论》)。又说:“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已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势。

苗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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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商人的经营之道

期刊

两宋时期,经商风气空前盛行,商人们普遍表现出较为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成熟的经营理念,经营之道呈现出诸多新特点:在商品选择方面,基于当时工商业特点、社会风气和市场状况,多以消费品尤其是饮食类物品和奢侈品为经营重点;在经营区域和市场选择方面,则以人口大都市、专业化生产区域、交通要地和海外市场为主;在经营方式和手段方面,灵活多样,包括长途贩运、批发交易、预购产品、市场预测、包装宣传、树立品牌、完善服务等。商人经营策略的转变有力地促进了宋代工商业形态的变革。

吴锡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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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湘山野录》看皇位之争对宋代书禁的影响

期刊

北宋释文莹的《湘山野录》,最早记载了太祖、太宗皇位易替之际的"烛影斧声"事件,从而开启千古疑端,使得太宗如何登上帝位这一宋史中的最大悬案遭人热议。而徽宗即位与太宗登基有诸多相似处:一是二人均属兄终弟及;二是两人即位均无先皇遗诏;三是为巩固既得之皇位,太宗曾以谋逆罪迫害亲弟秦王廷美,徽宗亦欲纠治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不逊语"之罪。既然徽宗继位与太宗有如此多的相似,徽宗为太宗避讳亦属当然之举。崇宁二年,徽宗下诏把文莹《湘山野录》连同"三苏"等11人与变法有关的文集一并严禁。《湘山野录》遂成为宋史上纯粹因皇位之争而被禁的第一部书。

邢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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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诗琐谈

期刊

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苏轼,在诗、词、散文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虽然他以豪迈奔放的词风誉满文坛,但他把写诗当作日常功课,多方向前代诗人李白、杜甫、韩愈等大家学习,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在他的作品里,诗占有将近一半的份量,比之散文和词,苏轼诗的题材更广阔,风格也更多样.

王惠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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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虔、应劭《汉书音义》音切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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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服虔、应劭最早为《汉书》作音注,在颜师古《汉书注》等文献中,存有服虔音注124条、应劭音注103条。其中服虔存反切8条、应劭存反切11条,这是今见最早的反切,是汉语语音发展史上最珍贵的资料。分类考辨二人所注的音切,发现其类型、作用是多样的,语音性质主要是反映了汉代的读书音,音注体例为后代的音义书提供了范式。

万献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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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谪居海南事迹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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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四年丁丑(公元1097)苏武六十二岁春在广东惠州谪所四月苏拭再贬琼州别驾,移昌化军(治所在今儋县中和镇)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太守方子容来别。十九日离惠州,少子过随侍,长子迈留处惠州。苏轼《到昌化军谢表》:“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臣寻于四月十九日起离惠州……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苏拭《与王敏仲书》:“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实。

韩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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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德诚《船居寓意》解读--兼论黄庭坚《诉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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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居寓意》是禅韵与诗情的圆融,其空灵洒脱,其气韵高远,这归功于释德诚根尘迥脱、无碍自在的真正道人气质。黄庭坚的《诉衷情》虽脱胎于《船居寓意》,但穿凿作意明显,未逾俗柱,未出尘笼,气韵平常。二诗的差别是禅与相似禅的差别。

李存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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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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