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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四经》对《老子》思想的发挥

学术论文

《黄帝四经》,作为以老子思想为核心,立足融合诸子百家思想的黄老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博采众家之长,在吸取总结前人思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创造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中治国理政思想是全书的重中之重。《黄帝四经》在思想上主要继承和发展了《老子》中的思想,一方面在书中继承了《老子》关于“道”的理解,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先于天地而生,是世界中不变的“一”,是存在与天地之间,看不到摸不着的客观规律。而另一方面又将《老子》中的“道”进一步延伸,提出用天道推衍人事的思想,缘法入道,进而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关于治国理政的思想。《老子》的治国理政与《黄帝四经》的治世思想同属于道家治国理政思想,有着许多的相同之处,然而由于所处时代、社会现状与经济基础不同,所要面对的统治阶级也不同,所以两者之间又存在着一些差异。本文试图立足于《黄帝四经》一书,同时结合《老子》一书,从“道”出发,梳理论述其治国理政思想中的三个方面的问题。“道生法”是《黄帝四经》对《老子》道论思想继承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将虚无缥缈的“道”通过总结归纳,使其逐步演变成一种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用来约束一个国家君主人民的法度,提升了“道”在治国理政中的实践作用。作为黄老学派的代表作《黄帝四经》将治国理政作为其核心思想,而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要数阴阳刑德理论。书中将阴阳关系与刑德问题相结合,将阴阳做为刑德的自然依据从而形成了具有独创性的阴阳刑德观点。“无为而治”可以作为其治世的核心存在,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老子》学说在其思想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与诸子思想的结合,使得《老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得以进一步显现,从而第一次把道家思想改造成为入世的显学,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在战国中后期逐渐成为了影响力较大的学派之一。到了西汉初年,黄老学说顺应历史发展,不断改进自身以适应统治者的要求,结束了自己单纯作为思想学说的使命,开始成为适应统治阶级政治要求的社会主流思想。

赵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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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李公麟交往考评

期刊

苏轼与李公麟的交往亲密长久,前后共计二十多年。他们因为共同的文学艺术爱好而结识,并不断加深彼此感情。苏门弟子之一黄庭坚认为苏轼是李公麟的真正知音,看到了两人关系的非比寻常。学界迄今对他们的交往起始时间、交往过程及洋溢其间的深厚情谊尚没有认真关注过,也缺乏全面的了解,本文即重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评析。

杨胜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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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杭州诗僧诗文酬唱及其相互影响

期刊

苏轼与杭州多位诗僧有着不解的诗文情缘,参寥、辩才、维琳、惠勤、惠思、清顺等都是他的方外之友。苏轼在莅杭之时才形成如此规模的诗僧交往群落,这与苏轼所处的现实政治环境、其思想上的佛老意识和杭州的客观环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杭州诗僧对苏轼的人生观、世界观、诗文创作和诗文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苏轼也对杭州诗僧的诗文创作和人格操守产生影响。

范春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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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与为道之间--王安石《老子注》的价值转向

期刊

王安石博闻广览，尤爱《老子》，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曾说“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释最所致意”，司马光也说“介甫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其所注《老子》，对王秀、陆佃、吕惠卿等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亦一代宗匠也”。可惜王注《老子》仅前十一章原注尚存，其后注文已散佚，今人容肇祖、蒙文通、严灵峰先生纂辑散见材料加以整理，务使王注得以再传。今仅就辑佚的材料和王氏与《老子》的相关材料，从为学与为道人手来研究王安石在《老子注》中实现的价值转向。

蒋丽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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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记》西汉初期的政治女性形象

学术论文

《史记》作为一部“以志人物”为中心的史学、文学巨著，在给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男性树碑立传的同时，也将一部分与男性主导政权息息相关的政治女性带入了历史。这类女性不仅与封建社会中处于统治阶级的男性存在血缘或姻亲关系而且对王朝的兴衰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主要择取女性政治权力期高度密集且达至巅峰的西汉初期中的多位政治女性加以论述，意在整体呈现、重点阐释的基础上总结出司马迁在创作此类政治女性形象之时所展现出的精湛文学艺术表现手法，进而彰显作者司马迁尤为进步的史学观、妇女观和文史功绩。　　全文除了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三章。　　第一章《史记》西汉初期政治女性形象类型论。由《史记》的记叙可知，在西汉初期的国家政治中，女性不仅没有被排出在政治之外，相反，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拥有着显著的政治地位。根据其自身的政治实践的特点和人物最终的命运演绎，本章共分四部分来对所载的12位西汉初期的政治女性形象进行梳理:参政执政的掌权者;宫闱角逐的失败者;政治权谋的牺牲者;深谙帝心的善终者。这12位女性既汉高祖刘邦的后妃:吕后、薄姬、戚夫人;汉惠帝的后妃孝惠皇后;汉文帝的后妃:窦姬;汉景帝的后妃:王美人、栗姬、薄皇后;汉武帝的后妃:陈皇后、卫皇后、钩弋夫人、李夫人。　　第二章窦太后:《史记》西汉初期政治女性形象个案论。窦太后是西汉初期除吕后外政治地位最为尊崇、摄政力度最为强大的杰出政治女性。她虽并如吕后般彻底地架空帝王，成为王朝的称制女主，却历经汉室三朝，凭借其作为帝王正妻、母后、祖母的特殊身份与地位左右着帝王的决策，干预着帝王的施政。故本章共分两大节对历经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朝的掌权太后窦太后进行深入的剖析与论述:窦后干政;杰出女主。　　第三章《史记》西汉初期政治女性形象艺术论。司马迁所塑造的西汉初期的政治女性个性鲜明、蕴藉风流、魅力四溢、神韵飞扬，实有春华秋实之美、动人婉媚之色、涵韵飞扬之神、巾帼不让须眉之气……一个个政治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孕育在鲜明爱憎的情感里，更根源于沉淀在“千秋史笔”中的深广艺术内蕴。本章共分三个部分对作者司马迁叙述此类女性所运用的精湛、高超文学艺术表现手法加以阐明:巧妙复笔，强化人物情感;精恰语言，鲜活人物心理;传神动作，诠释人物性格。进而让我们更加完整、丰富、全面、立体的认识理解西汉初期的政治女性形象。

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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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视阈下的宋代书风考察

学术论文

书法实践离不开最基本的书写环境、书写工具及材料，这些是书法创作得以成功展开的基础物质条件，宋代物质文化大放异彩，物质领域的繁荣发展会直接影响书写活动，从而间接影响“尚意”书风的形成，本文旨在以物质文化为视角，结合物质演变的发展背景，细致考察宋代书风的形成历程。　　本文主要从雕版印刷术、家具、书写工具材料这三个方面来考察宋代书风。物质发展为宋代书风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准备，版刻书籍、家具、书写工具及材料同属于物质文化范畴，它们不仅与书写实践密切相关，相互之间也存在渗透关系，本文第一章横向考察几者之间的联系，首先对物质间的逻辑关系有一个整体把握;宋代是雕版印刷术的黄金时代，一方面印刷术的普及促进了刻帖的兴盛，另一方面版刻书籍的大肆流布又分别对字体演变、书写态度、创作个性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都是第二章论述的要点;第三章在理清宋代家具发展背景的前提下，介绍了主要高型家具的形制特点，重点论证了家具形制的变革是如何影响书写方式及执笔姿势的，并以苏、黄为例，从执笔姿势的不同考察二人书风的差异;书写工具材料是书写活动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本文第四章通过考察宋代纸和毛笔的演变历程，总结出宋代纸张及毛笔特点，宋代纸张品种丰富，处于“无心”笔与“有心”笔更迭时期，书家对纸张及毛笔的不同选择也会影响书风的形成。　　书法风尚变化与物质因子发展息息相关，物质文化作为宋代书风形成的客观条件，它贯穿于影响书风嬗变的各个环节当中，通过对物质文化背景横向及纵向的考察，以“物”为系，探入宋人物质生活的历史世界，将宋代书法发展置于物质文化视野作全面性观照。

刘姝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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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方言词尾“儿”的读音研究

学术论文

定州方言中不同年龄、不同地域发音人词尾“儿”的读音不同,而且记载二十世纪初定州口语的文献资料表明,当时的词尾“儿”的读音与今天也有区别。本文对这些读音分歧进行了研究,勾勒出了定州方言中词尾“儿”的读音演变过程,综合考虑语言系统内部和外部因素,分析了制约演变的机制,得出的结论是: 1、儿化韵由儿尾韵演变而来。演变首先从前一音节为轻声和“儿”嵌于词中的儿尾词开始,然后以词汇扩散的方式进行。 2、由语流音变产生的各组儿化韵并非同步出现。定州方言已经形成的儿化韵中,最早儿化的是十三辙中的灰堆、人辰辙和言前、发花、怀来、乜斜辙,其次是梭坡辙,然后是一七、姑苏辙。而遥条、油求、江阳、中东四辙,至今还未生成儿化韵。 3、儿化韵形成之后,在高频率的使用中,主要元音会渐渐变化,经过长期的调整归并,儿化韵由繁趋简,数目逐渐减少,韵类系统逐渐简化。这是在语言经济原则的制约下,由儿化韵结构的不平衡性导致的必然结果。 4、正字法、语言接触和语言使用者的心理是语言发展中结构系统之外的因素,当其力量强大到足以改变说话人头脑中传统的语言规范时,就会干扰语言发展的进程,使已经合并了的儿化韵类重新分化,出现“回潮现象”。 5、虽然从根本上看,方言中儿化韵数目减少、韵类合并是必然趋势,但“回潮”现象会大大延长儿化韵调整归并的时间,所以,在出现“回潮现象”后的一段时间内,儿化韵是不可能很快萎缩和消失的。

高彩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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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夢華録》是否“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兼論宋人的“華胥之夢”

期刊

考察北宋以迄宋南渡時期著述,可以發現宋人筆下'華胥'一詞的涵義,很多時候都不是指向《列子》所載黄帝'夢遊華胥'的本義,而是指現實世界中最愜意的生活方式。晏殊、蘇軾、吕陶、王庭珪、趙鼎,更直接以'華胥'比喻城市繁華、歌舞昇平。這是孟元老以'華胥'比喻東京繁華的主要背景。《東京夢華録》四次寫到'奢侈'、'侈奢'、'侈縱'、'侈靡',都没有明顯批判意味。相反,書中序文强調'侈奢則長人精神'——運用'貶詞正用'的方式,藉此指出'奢侈'的觀念和生活方式,是東京繁華的重要體現。比較《東京夢華録》、《都城紀勝》、《夢粱録》、《武林舊事》對於妓女、惡少年、游民等的描寫,可以發現孟元老對此等人物並無批評,其餘三部著作卻多作貶抑。雖然從'解讀史'的角度而論,《東京夢華録》足以引起諷喻的聯想;但考察文本的内證和相關外證,這種理解並不符合書中的主導觀念,也和孟元老對東京繁華的認知有所矛盾。

馮志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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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海南后：首当作棺次便作墓死葬海外

报纸

开栏语宋朝大文豪苏东坡，居儋三年，开启琼州人文之盛。这位在琼传播中原文化的先驱，其来琼和北返的路线图、在海南生活的全景图、讲学布道施教为民的爱心图，以及留下哪些诗词妙文和风韵趣事等，至今未曾见过有系统的梳理与描绘。不久前，本报在“美舍河故事·系列报道”里，曾先后推出《美舍河畔东坡情“指凿双泉”润苍生》和《苏公祠——历经千年嬗变绽放岁月光芒》两篇报道，讲述苏东坡在海口的相关物事，引起读者极大兴趣。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本报从今日起，特地通过史料、专家研究和记者实地调查等撰文，在副刊地理版推出“东坡在海南”系列报道，讲述苏东坡与海南的点点滴滴。首篇报道聚焦苏东坡谪琼途中所作的遗嘱。---------“到海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墓地制作棺材。”这是距今921年，苏东坡由惠州贬往儋州，途经广州时，对长子苏迈所作的遗嘱。并吩咐子孙，他死后“葬于海外”，按其家风一切从简。当时将他一贬再贬的，是他的昔日好友、朝中掌权者章淳。章慑于宋朝“不杀文官”的制度，于是有意将他驱往“生不如死”的绝地，此遗嘱可以看出苏东坡是以抱死之心前往当时为蛮荒之地的海南的。由此，苏东坡一生的沉浮达到了命运的最低点，也开始承受精神上最为残酷的折磨。谪琼之途，成为他生离死别的痛心彻骨之旅，但迫害和打击带来的不幸与灾难中，更显出他为人处事的真性情，始终关注冷暖人间和热爱生活的本色。□本报记者彭桐文/图A广州诀别子孙哭江边绍圣四年（1097年）4月19日，贬谪海南的苏轼（字东坡）乘船离开谪居了三年多的惠州，沿东江顺流而下，经博罗进广州。船泊广州东郊扶胥古镇（今广州黄埔区东圃）时，他与聚集到江边来送行的亲友诀别。子孙痛哭，一幕摧人断肠的情景，将被历史永远记录。生无还期，死有余责……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无任。这是当年7月东坡到达贬地儋州，在给皇帝的《到昌化军谢表》中，描述的其全家人当时生离死别的场面。他称是沿着诸多鬼门而东移，浮着瘴气海岸而南迁，三次贬黜处置还有余罪，又跨万里独自流落，走上穷途末路，蒙恩而打发剩余的生命。死有余辜，叩头流涕，不知道说什么好。在苏东坡类似的感谢皇恩的奏章中，写的最为沉痛的是这份谢表。此表名为感恩，实则诉苦。对于歌颂皇恩厚德怜其到儋州度余生，是身为罪臣上书谢恩的俗套，而他写到儿孙痛别和孤苦无依之感是最为真切，文字中也流露出自我悼伤和极为低沉的情绪。已是62岁老人，在当时已算高龄的苏东坡认为，此行后自己终生不能回中原了，逐把后事先安排妥当。在长子苏迈带着箪（盛饭用的圆形竹器）、符（道士所画的图形）、龠（管乐器，形状像笛）等送他到江边的头一天，他已异常冷静，并就个人后事向苏迈作了详细交待，还立下遗嘱，说死后葬在海南。他用佛家布施的观念规劝子孙们，说古时做父亲的都能把儿子施舍出去，那做儿子的为何不能施舍父亲呢？在辞别的当天，他给刚被弹劾不久的好友广州太守王古（字敏仲）写下一封信，也具体说到其后事安排，同样令人心碎，不忍卒读：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此外燕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谓不如其已。所欲言者，岂有过此者乎？故覼缕此纸，以代面别。因燃眉之急是缺少路上的盘缠，一时之间不知如何筹措，苏东坡在收到诰命谪贬昌化军（今儋州）时，就写信给王古，请他帮忙叫税吏发给他近三年来按官阶应得的俸禄。谪官有点折支薄俸，朝廷共欠苏东坡两百贯当地的钱币，照京师币值算是一百五十贯，虽屡经申请，可分文未领到手。到博罗县，从来送的县令林抃口中，才知曾遵其建议设医院、赈济贫民的王古，已因“妄赈饥民”而遭免职降调。苏东坡是否领到钱，史上无记载。带着对王古被劾一事叹惋的心情，苏东坡一到广州后就与之作别，并且谢后即走，不敢久留。这也是担心见面会对王古不利。王古约在半道中再见一面，苏东坡认为不必，所以在行船离开广州之际，留下了替代见面的《与王敏仲书》。这是苏东坡作品中首次提及海南的文字，其当时的心情十分悲壮。苏东坡心想，一到海南，就先买好一口棺木，可他哪知，在当时称作“海外”的海南，还根本没有专门的棺材之物，当地人只是在长圆的干木上凿出臼穴，平常生活用就存放稻米，人死了就放尸体。周辉《清波杂志》谈到，人死，舁榇行葬，“无周身之具，用此殡殓”。《南海录》亦言：“南人送死者，无棺椁之具”。所以有人说，苏轼过海舟中，带有空棺一具。B重贬儋州纵笔诗惹祸苏东坡根据政治形势，预感到会再遭贬谪，但对重贬的理由和花样，他没有料到，而且有点哭笑不得。年轻的哲宗赵煦，爱意气用事，还有个缺点是好色。章惇明白要挟持得住大权集于一身的君主，才能潜多政权，为所欲为，所以他充分利用皇帝的这些弱点，助一心想当皇后的刘婕妤被封为贤妃，由皇帝宠幸者成为专宠者，并以她为内应，从而巩固了自己宰相的政治地位。哲宗多年抱怨自己身为皇帝却没被宣仁太皇太后看重，更痛恨没把他放在眼里被宣仁起用的宰执大臣和元祐一朝。一旦亲政，反元祐的绍述政策经章惇等煽风点火后，就轻易产生了。此政策一出，元祐大臣中章惇最忌的三人——颇有声望和与皇帝关系近密的苏轼、有学问与气节的范祖禹、刚强敢言的刘安世，就遭殃了。绍圣三年（1096年）8月，章惇就对他的政敌们杀鸡儆猴，成功实施了一桩报复行动，以“构造诬谤罪”责授范祖禹、刘安世昭州别驾，分别在贺州和英州安置。绍圣四年2月，一批针对5人的谪命中，包括前任首相吕大防和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分别被贬循州和雷州。另外又有包括苏东坡学子的秦观等37名元祐人遭谴谪。凶焰狂燎天下，处贬居生活却依然关注政事的苏东坡自然有所耳闻。同年3月，他就听到弟弟被贬消息，但传闻谪地是西容州，还有同遭严谴的多人，他不知其详，也隐约知道报复之火会烧到其身，恐不能在惠州安居。为核实情况，他托人急书广州太守王古：数日，又见自五羊（广州）来者，录得近报，舍弟复贬西容州，诸公皆有命。本州亦报近贬黜者，料皆是实也。闻之，忧恐不已，必得其详，敢乞尽以示下。不知某犹得久安此乎否？若知之，可密录示，得作打叠擘划也。忧患之来，想皆前定，犹欲早知，少免狼狈。非公风义，岂敢控告？不罪！不罪！人回，乞数字。也不知王古是否收到此书和回复，4月17日，针对苏东坡的诰命就颁到惠州，责授琼州（治所在今海口府城）别驾（知州的佐官），昌化军（治所在今海南儋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惠州太守方子容认为这是个不祥的4月，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将诰命送到苏东坡手中，并讲了一件奇事：他信奉佛教的妻子沈氏，一直在家供奉泗洲大圣僧伽菩萨，一天夜里梦见僧伽来告别，说“将伴苏轼同行，后七十二日有命”。说完这个荒诞的梦，方子容苦笑着安慰苏东坡说：“算算，今天恰好是第72天，看来此事早已前定，不必烦恼怨恨，还是随遇而安的好！”僧伽是唐朝的高僧。史书记载称，其游历到江淮，后在泗洲建刹，屡显神异，尝现十一面观音形，人益信重，唐中宗褒其寺曰“普光王”。苏东坡从前每进淮泗，必致敬于普照王塔（今惠州泗洲塔），诗文偈说，备载集中。“没有什么事不是早有定命，不必待梦而知。我不算什么人物，还要麻烦高僧大德陪同，莫非真是前世有缘了！”苏东坡坦然而答，并托方子容照顾留守惠州的家属，决定只带时年27岁的小儿苏过同去海南。30年前父母去世，两任妻子王弗、王闰之也先后病逝，上一年陪伴他25年的侍妾朝云也已离世。掏空家产刚在惠州建成白鹤新居一个月，苏东坡本打算在那安度晚年，却又突遭变故。本是句句血泪，他却能用理性调控住情绪，并从容安排后事和启程，其心性修养功夫真是不可想象。东坡再贬，据传祸起他的一首诗《纵笔》，此诗描述了白发萧然在病中的他，于春风里在藤床上小睡，聆听屋后寺院钟声的情景。诗是这样写的：白发萧萧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该文是苏东坡当天突然想起贬谪惠州的经历，心中有些抑郁不平，即兴所写的一首自嘲诗。没想到诗歌的后两句传到京城，把章惇气得大骂：“苏子瞻尚尔快活！”朝廷上的那班政敌当然不会让苏东坡如此惬意的，他们重议其“罪过”，要痛打落水狗，既然不能杀，那就让他生不如死吧。于是，很快就决定了苏东坡贬谪海南的命运。据说，苏东坡被贬儋州和他字“子瞻”有关，“儋”与“瞻”同“詹”，而几乎同时被贬雷州的其弟苏辙字子由，是“雷”下之“田”和“由”相近，其他人以此类推。在批交执政议贬时，有人说刘安世“一向命好”，章惇就以笔在昭州上一点说“且去昭州，试命一巡”。这看起来有趣，也可见执意要把苏东坡等元祐人一贬再贬的权臣们真是煞费苦心，而且轻佻、跋扈和近乎把国事当儿戏的荒唐。有史家说，章惇通过玩文字游戏的方式来决定被贬元祐巨僚的贬所，是后人杜撰；也有人说就算苏东坡没有那首“春日梦”的诗，蓄意在胸的政敌要拔眼中钉，对待敌手的手段和结果也一样麻利和凶狠。当然，苏东坡当时并不知晓政敌们这种“高蹈”的把戏。他在赴海南途经藤州时写给弟弟的一首诗中写道“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则可看出当政者对苏氏兄弟故意折磨，诗中以幽默的口吻对此进行了辛辣的嘲讽。C旧友政敌意欲置死地迫害加重，惨遭不测。当亲友们宽慰想开一些时，苏东坡对注定的事表示没什么好怨恨的，不过他也笑着说：皇帝为何不直接赐我自尽，何必把我贬到海南呢？海南岛被大海包围，当时黎、苗等少数民族人员居住较多，环境、语言、风俗等均与内地迥然不同。那时的人们普便认为：中原人去海南，十去九不还。史书描述了海岛中西部非常可怕的景象。《儋县志》记载：“盖地极炎热，而海风苦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阴翳，燥湿之气不能远，蒸而为云，停而为水，莫不有毒。”还称：“风之寒者，侵入肌窍；气之浊者，吸入口鼻；水之毒者，灌于胸腹肺腑，其不死者几稀矣。”据说，在宦官用手掌针对苏轼兄弟俩做劈杀动作时，章惇趴在地图上给兄弟俩分别找好了“安身立命”之地，同时也很感叹：“宋高祖赵匡胤早就立过庙碑，所谓文人士大夫不可杀。我也是没办法而为之！”章惇等人慑于法威，不说要治苏东坡的死罪，却是“艺术”地安排，不只是要让他睡不好，更想让他在贬谪中慢慢死去。这一点，苏东坡应该心里很清楚，因为他早就看出章惇“可杀人”的硬心肠。把苏东坡贬到广东的惠州再加重贬谪海南的儋州，使其在江西与广东的界山——大庾岭以南的岭海辗转7年受尽磨难的当朝宰相章惇，本是苏东坡好友。苏东坡比其小一岁，两人曾于1057年一同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章惇因族侄章衡也参加考试，还考中了状元，气愤不已，拒不受敕而回家，直到1059年再次科举，名列第一甲第五名而步入仕途。苏东坡和章惇早年交往密切，一度结为至交，后来随着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苏轼与章惇在新党和旧党两个不同的派别里，政见不和，也由交善走向交恶。昔日的同年挚友变为政坛仇雠，结果是章惇不顾旧情把苏东坡往死里整。惇，释义为敦厚、笃厚，而章惇一旦大权在握后，对旧友一点也不厚道，以致于被列入奸臣传。世人一提他俩，有说是君子与小人的典范，也有感喟两人的友情“前半生挚友，后半生噩梦”。章惇好勇斗狠，很有冒险精神。苏东坡温和谦让，总是与人为善。两人一生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单是性情上形成强烈对比的故事就不少。王安石变法之前，章惇与苏轼关系很好。一次，俩人在山寺里喝酒，忽闻报告说有老虎，二人酒后兴致高，逐一起策马去观看。在离老虎约有数十步时，马受惊不敢往前。苏东坡道：“马都这个样子了，还来干什么？”于是转头。章惇说“我自然有道理！”仍独自策马向前，等到接近老虎时，他突然取出一件铜器在石头上猛敲，老虎当即被吓跑。章惇回去对苏轼说：“你将来一定不如我！”《宋史》和宋人笔记《高斋漫录》中都记载了一则轶事：苏东坡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惇任商州令时，两人一起担任考官后同游玩南山诸寺。到达仙游潭时，见万丈深渊上只有一横木所搭的独木桥，因为太危险，苏东坡不敢过，而章惇以绳系树探身过桥，神色一点也不紧张，用漆墨濡笔在陡峭的石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此”。苏东坡不禁抚其背长叹：“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大笑。在广州作别亲友，苏东坡乘船入西江，迂道鹤山（旧属新会）经开平，准备向西南行进，继续赴琼的行程。一路上，苏东坡恐怕也懒得去想与章惇的一些恩怨纠结，他想得更多的可能是目的地——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海南。虽然是抱赴死之心，但在后来的一些诗文中，他还是期望有朝一日能北返。只是眼下，他认为凶多吉少，一路难以做到完全心安。宋时已有“海南”说法，在唐宋时期海南都被当作远离朝廷最理想的贬谪地。查阅《宋史》和考察唐胄正德《琼台志》所载史料可知，宋代贬谪到海南岛的各类官吏有79人，发配到当时的琼州、崖州、儋州、万安州等地。有分别在宋太宗、宋真宗、宋高宗时为相的卢多逊、丁谓、李光等宰相级人物，也有诸如翰林学士、边疆武将等不同的官阶者，除了有僧人，也有宦官和奸臣。虽然贬官成份复杂，官职大小不同，但都是非常悲惨。有的在海南岛生活近20年之久，有的死于海南贬所，有的被贬途中又被赐死未曾登岛，还有一些奇绝的，就是死后被认为应该罪加一等，于是又给追贬到海南的。此外，贬官本人已死，还要将其妻儿再贬海南，如赵良嗣的妻小。一些贬谪海南的官员有“量移内地”，也有不知所终的，有绝后的，也有在海岛子孙繁衍的。对于“乐天派”的苏东坡，突遭变故或有飞来横祸已是家常便饭，此时走在被贬谪琼的路上，不死便已是福。----------东坡在海南苏东坡，本名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苏东坡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其子苏过，均为宋代卓有成就的文学家。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才”，其文章与唐代文豪韩愈齐名，有“韩潮苏海”的美誉，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与黄庭坚齐名，后世称“苏黄”，是宋代诗坛执牛耳者；其词与辛弃疾齐名，后世称“苏辛”，是宋代词坛豪放派领袖；其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齐名，后世将“苏黄米蔡”合称宋代四大家；其画与文与可齐名，是宋代“湖州竹派”的开创人之一和主要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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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城山、浣花溪、大慈寺地名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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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最早巴蜀地图《蜀川胜概图》：青城山、浣花溪、大慈寺地名沿用至今《蜀川胜概图》局部。成都大运会闭幕式中亮相的《蜀川胜概图》。恢宏浩瀚的水墨长卷，将江天万里栩栩如生地绘在纸上，一眼望去似乎已经置身于缥缈的山川河流之中……一幅绘制于宋代的《蜀川胜概图》，将宋代川峡四路（今四川、重庆）的著名山岳、河流、城池风貌囊括其中，不仅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更让清乾隆皇帝称为：“李公麟《蜀江》卷，寻丈间有万里之势，脱尽笔墨痕，与造物者游矣。”8月8日晚，在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闭幕式上，距今已数百年的《蜀川胜概图》呈现在舞台之上。蜀江两岸的山川名胜、亭台楼馆，美不胜收，逐渐映入观众的眼帘。一幅距今数百年的古画，能够从中窥到古代蜀地怎样的山川风物和悠久历史？日前，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李勇先教授，对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讲述了这幅古画背后巴蜀之地悠久璀璨的文化。具有重要学术艺术价值所注188个地名许多沿用至今青城山、浣花溪、昭觉寺、大慈寺……仔细观看这幅《蜀川胜概图》，不少朋友能够看到耳熟能详、至今仍在使用的地名。全卷长746.5厘米，高32.2厘米的《蜀川胜概图》，作为一幅珍贵的川江地图，图中标注了沿江大量地名，主要集中在川西和川东地区。“有学者统计，图中有188个地名，其中许多地名沿用至今。”相传为北宋画家李公麟的名作，最为乾隆帝所欣赏，列“乾隆四美”之一……李勇先说，《蜀川胜概图》的重要之处，远不止于这些。“《蜀川胜概图》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李勇先说，《蜀川胜概图》标注众多地名，包括山脉河流、险滩峡谷、关隘城池、州县地名、城镇村寨、寺观祠庙、堂榭园宅、亭台楼馆、桥梁驿宅、州界禁碑，以及具有地域特征的地名，其中不少地名一直沿用到现在。但也有许多地名并没有流传下来，如均水驿、晚香亭、盘古祠等等。地名是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现象，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因此，通过对《蜀川胜概图》地名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究地名源流，延续历史文脉，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值得一提的是，从地名之中，也能窥到《蜀川胜概图》的成卷年代。相传，《蜀川胜概图》是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或米芾所绘，但李勇先说，图中标注有“崇庆府界”。崇庆府，即今天的崇州，原名蜀州，是我国现存最早方志、被誉为“中国方志之王”的《华阳国志》作者东晋常璩的家乡。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以宋高宗潜藩升蜀州为崇庆军，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升为崇庆府，治晋原县（今成都崇州市）。“李公麟生于北宋仁宗皇祐元年，卒于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不可能在图中标注南宋崇庆府地名，而米芾也不可能标注南宋地名。《蜀川胜概图》中标有‘江乡馆’地名，这也是南宋才出现的地名。江乡馆建成于南宋宁宗嘉定三年，即公元1210年前后，这也是《蜀川胜概图》绘于南宋的重要证据。”当然，在学术价值之外，自然也不能忽略《蜀川胜概图》所具有的重要艺术价值。“该图采用中国山水写意和写实相结合的绘法，全方位立体再现蜀江两岸恢宏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后人如王穉登、高士奇，对此有许多评价。”到宋时成都街头走一走感受游乐之风的盛行“花时万人乐处，欹帽垂鞭。”在陆游的笔下，宋时成都元夕观灯、花时游乐的盛景展露无遗。其实，不仅存在于诗句之中，在这幅绘就于宋代的《蜀川胜概图》中，透过其上的水墨丹青，人们能从中看到宋时成都教育文化的发展，以及游乐之风的盛行。“这幅现存的巴蜀最早地图《蜀川胜概图》中，第一次出现‘蜀学’。”李勇先介绍，西汉初，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设石室讲堂，招收“学官弟子”，从此蜀地民智大开，“学徒鳞萃”，成为巴蜀地区教育与文化事业的壮举。到了宋代，蜀学昌盛，巴蜀学校教育发达，成都府学尤为突出，有“郡国之学，最盛于成都”之说。“《蜀川胜概图》所标注‘蜀学’地点，就是今天石室中学的校址所在地。这也正是宋代成都学术文化繁荣、文化教育发达、蜀地文风兴盛的反映。”除了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教育风气之外，在宋时的成都街头走一走，还能邂逅更多绮丽的风光。李勇先表示，作为花团锦簇、风光旖旎的园林城市，在富裕安定的生活和浓郁文化氛围下的成都，游乐之风自古兴盛，尤其是唐宋时期，因锦江而兴的大慈寺、合江园、西园，是当时成都官民、文人游赏的好去处。“宋末元初成都人费著的《岁华纪丽谱》，专门记载了宋代成都民间游乐风俗和官员邀游活动。”此外，成都游乐活动还将商品交易活动结合起来，北宋赵抃在《成都古今集记》中，明确记载了成都十二月市，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李勇先说，成都游乐活动不仅是成都人参与，还有全国的人们来到成都，体验成都的游乐民风，游览成都名胜古迹。如宋代著名文学家范成大在他的《吴船录》中称赞都江堰和青城山，“江自山中出，至此始盛壮”“美田弥望，所谓岷山之下沃野者正在此”。“宋代地理学家王象之在四川任职期间，曾到过青城县，游览过青城山，还专门对青城山老人村作了考证。宋代大文豪苏轼到青城山旅游时也到过老人村。”在成都大运会闭幕式舞台上，用极具科技感的方式将《蜀川胜概图》缓缓铺开，又与今日成都街景交映。当古画中熟悉的地名，一个个呈现在世人眼中时，竟好似穿越了时空。“我们在《蜀川胜概图》中，都能找到许多当时人们游乐的地方，如青城山、浣花溪、工部宅、青羊观、万里桥、昭觉寺、大慈寺、散花楼、合江亭等，这些地方都曾留下过当时人们游乐狂欢的身影，这些都是宋代成都社会风气的重要反映。目睹《蜀川胜概图》，给人感觉已不是一幅画，而是一个个人在画中游的生动场景，能感受到当时成都民风独特的文化魅力。”“尚文”又“创新”折射蜀地不变的文化基因在《蜀川胜概图》中，巴蜀大地的千里江山跃然纸上，更再现了宋蜀江沿岸名胜古迹的地理布局及其建筑形式，让这些美景在历经数百年的岁月风云后，仍呈现在世人眼中。但在李勇先看来，这幅古画之中，更映射出一些蜀地流传至今未变的文化基因。譬如，对于古蜀先民的崇拜。《蜀川胜概图》中标注有大禹庙、石纽、江渎庙、蚕丛祠，表达了对生于蜀地夏国开创者大禹以及古蜀国蚕丛氏的崇敬。李勇先还特别提到了近年来出土的三星堆文物，让世人惊叹古蜀人在几千年前就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而《蜀川胜概图》标注蚕丛祠等地名，直到现在，仍然延续着人们对古蜀历史的探究热情。其中，《蜀川胜概图》也折射出镌刻在蜀人骨子里的“尚文”基因。“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标注的地名有工部祠、景苏楼、合江亭、万里桥、散花楼、琴台、君平宅、花蕊夫人宅等。”李勇先举例说，杜甫曾寓居成都多年，其诗作大部分都是在成都写成的，其中有不少对“天府之国”的点赞。而杜甫故居草堂以及后人为纪念杜甫而修建的工部祠就成了人们纪念杜甫的重要名胜故地。此外，苏洵、苏轼、苏辙是宋代著名文学家，当时就有“苏氏文章擅天下”之誉，后人为纪念三苏，在眉州（今眉山市）还专门修有景苏楼，表达对苏轼父子的崇敬之情。“成都合江亭、万里桥，在宋代是成都的文化地标。《蜀川胜概图》标出的万里桥在今成都市南门大桥（俗称老南门大桥），是成都历史上著名的古桥。宋代万里桥也是人们送别之地，历代文人雅士在这里留下了大量诗作，这里的景致宛如一幅成都的清明上河图。宋代成都踏青节游江活动也是从万里桥开始……所以，从这些地名中，反映出蜀地尤其是成都文风兴盛，蜀地尤其是成都人在骨子里就有‘尚文’的基因。”此外，李勇先还强调，成都不变的文化基因，还体现在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因为成都在历史上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譬如，中国的第一所地方高等学府在西汉创办于成都，成都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天然气的地方，唐代的成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宋代成都在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发行了真正意义上的纸币“交子”，成都的蜀锦、蜀绣、漆器妙绝天下，成都中医历史悠久，都江堰无坝引水工程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这些都体现了成都创新创造、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通过《蜀川胜概图》中记载的地名如青城山、上清宫、江渎庙、离堆、水则、锦官、蜀学等都能反映出来。”这一幅《蜀川胜概图》中，人们得以看到古代的蜀地，也能在舞台上，看到当下的成都。说起在成都大运会闭幕式的舞台上，要运用多科技的手段来呈现宋人所绘《蜀川胜概图》这幅气势恢宏的蜀川画卷，李勇先感慨良多：“通过这幅画卷，一定会为大家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也希望吸引更多的人来四川、来成都旅游考察、创业兴川，成就梦想，更加深入地了解巴蜀文化。”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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