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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悲剧艺术论

学术论文

《史记》既是一部气势磅礴，内容宏富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具有浓厚的悲剧情调，沉郁的悲剧意识的文学作品。在《史记》一百一十二篇人物传记中，以悲剧人物的名字标名的篇目就有五十七篇之多，此外还有二十多篇虽不以悲剧人物的名字命名，但却含有重要的悲剧人物。《史记》之所以聚焦于如此众多的遭遇悲剧的历史人物，一则因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制度本身的劣根性制造了大量的人间悲剧;二则因为它的作者司马迁本人就是一个有着惨痛人生经历的悲剧人物，因而这些历史人物的悲剧命运就格外震撼着司马迁的心怀。在这些悲剧人物的人生轨迹中，司马迁探寻历史规律，总结人生经验，抒发悲愤情怀，给中华民族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史记》的悲剧艺术作一些分析探讨：一、《史记》的悲剧人物及类型《史记》中的悲剧人物为数众多。由于社会背景、地位、身份、性格、思想意识等各不相同，他们的悲剧也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形态特征。据此，本文把它们划分为五个类型。第一类是以韩信为代表的功臣悲剧。残害功臣是宗法制社会的普遍规律，是专制独裁政治与人的劣根性相结合的必然结果。第二类是以屈原为代表的忠臣悲剧。这一类悲剧人物都具有高尚的品质，杰出的才智，崇高的政治理想和为实现理想无私奉献的精神。但是，在与那些品质恶劣、人格卑污的奸臣的政治斗争中，他们往往因为君主的昏庸愚蠢、良莠不辨而遭遇悲剧，让人痛心不已。第三类是以项羽为代表的陷于末路的英雄悲剧。这类悲剧人物都是有着过人的才气、曾经威震天下的英雄豪杰。但是因为自身存在着严重的性格缺陷，在激烈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最终陷于被动，直至以悲剧告终。第四类悲剧人物以伯夷和叔齐为代表。伯夷、叔齐品质高尚，信仰坚定。但他们恪守的君臣之道与历史前进的方向产生了剧烈的碰撞，在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中，悲剧终于酿成—周武王统一天下后，伯夷、叔齐耻为周民，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终至饿死，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道德之歌。最后一类是以荆轲为代表的义士悲剧，其他还有田光、侯嬴、豫让、聂政、高渐离等。这些人物的思想境界虽有高下、阔狭之分，但他们视道义高于生命、“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的优秀品质仍然值得永留史册。二‘、流荡于《史一记》悲剧间的生命激情《史记》能以史书的身份跻身于文学作品之林，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间特别是《史记》悲剧间流荡的激昂澎湃的生命激情。这部分又分为四个小节:（一、司马迁的悲剧人生.;（二）司马迁的思想传承和文化个性;价三）悲愤:《史记》悲剧激情的基本色调;（四）《史记》的悲剧精神。司马迁因李陵事件无辜催祸。在摧祸的过程中，他充分地感受到了汉武帝及其爪牙们的无情、刑法的严苛、人心的险恶、人情的淡薄。这一切使他的心中蕴蓄着悲、愤、怨、怒种种强烈的感情。而他选择宫刑，隐忍苟活以撰写史书的崇高志向又无人理解。因而，他胸中原本就非常强烈的感情就越聚越强，在写作《史记》时不由自主喷薄而出，遂赋予《史记》以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悲愤的感情基调。同时，他的哲学无戮早又对这种感情以深刻的影响，使之有着更为深厚的思想内涵。司马迁的哲学思想以濡家理性主义，思想为主、，「具有积极进取、参与社会的强烈意识和慎于生死、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同时，由于父亲的影响，他又接受了道家思想的优秀成份，汲取了弧烈的批判意识。再者，司马迁极为仰慕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浪漫主义的伟大诗人屈原高尚的人，品和杰出的才华，而屈原浪漫主义的文学风格和“发愤以抒情”的美学思想.更被司马迁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因而，司马迁融合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以及在屈原的人格和文品影响下所表现出的文化个性使《史记》所表达的悲愤之情积淀并进而演化成为一种直面人生苦难、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悲剧精神。这种精神戎为千百年来激励中华民族战胜邪恶、抵御外侮的力量源泉。三:、《史记》悲剧的艺术表现《史记》左艺术表现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以写人为主的艺术作品中达到了可’以和《红楼梦》相媲美的高度。它的最突出的艺术成就表现如一下:（一）历史悲剧事件的故事化和戏剧化叙述;(一二冲历史悲剧人物的性格化刻划:（三）典型化.的细节描写;（四）情绪化‘的悲剧场景及氛围渲染。司马迁虽然生活在文学自觉的前夜，但，他杰出的才华却使他的《史记》在文学表现的各个方面令人惊讶地成:熟起来。其中随处可见曲折生动、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和惊心动魄的戏剧化场面，格外引人入胜。更为可贵的是，司马迁借助于这种激烈的矛盾冲突，运用巧妙的剪裁，典型化的细节描写，强烈的正反对比等艺术手段使历史人物特别是悲剧人物的形象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另外，具有浪漫情怀的个性待征又使司马迁极善于描写悲剧性的场景，渲染悲剧氛围，借以烘托人物，增强故事的感染力。总，之，，《史一已》虽然写作于两千多年前，但是无论是它众多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还是它激昂澎湃的生命

唐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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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与六经

会议论文

医源于易,而《内经》之六经除了把少阳与厥阴按照少阳为(一阳)与厥阳为(一阴)相对应外,却把太阳与少阴表里,把阳明与太阴相对立,即太阳为(三阳)与少阴为(二阴)相对立,阳明为(二阳)与太阴为(三阳)相合,阴阳并非平衡,也并非是相互对立的双方,其表里相合所组成的六个爻性也并非总是三个阳爻和三个阴爻;或是阴盛阳微,或是阳盛阴微.阴阳不平衡,就不能对立,就不能统一,也就不能构成表里相合的一对矛盾,它不是平衡的统一观,它不符合《周易》太极图阴阳表里相合的基本演变规则,可以否定之.本文予以介绍.

贾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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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易传》易学思想研究

学术论文

一代文豪苏轼东坡，文章灿烂彪炳千古。其文既胜，其道却衰。历代文人多美其文而忽其道，此风即起，延及当代。东坡之诗词文章多受重视，研究者既多，其成果亦丰;而其心性义理之学却少人问津，其成果亦甚了了。历代论者都认为《东坡易传》释易“多切人事”，杂以释、老，但多统而论之，未展其全部面貌，故本文欲尽己所能，使其“庐山真面目”通体呈现，令其学理思想粲然朗显，则其得其失自呈面前。鉴于中国古代之思想家取言、思、行致一的学术径路，本文第一部分对苏轼人生历程的介绍侧重于其旷达与执着的人格特色;旷达与执着是苏东坡对现实人生的回应，而其形而上之根据则是其对儒释道三教的融会贯通。至于《东坡易传》的著者，有的学者倾向于三苏共同完成，有的则认为是苏东坡独自撰写，经过论证，本文认为当是苏东坡独立完成，体现了苏轼的完整的易学思想。至于具体的解释卦爻辞的方法，王弼主张“卦时爻变”说，而苏轼则取“卦性爻情”说，对卦总而言之谓之性，对爻分而言之谓之情。其实性和情是一贯的，就其共相与别相、常与变、静与动、隐与显而言，是有性、情之分的。本文第二部分，着重讨论了《东坡易传》的义理思想。有学者认为王弼以老解易，而苏轼以庄解易(如余敦康先生)，有学者强调苏轼以佛老解易，本文通过对《东坡易传》“易道观”的分析探讨，认为东坡解易的确是吸取释道二家思想，但于道家用其心着其迹，于佛教则用其心隐其迹。总的来讲，东坡解易，本儒家“刚健有为、厚德载物”之精神，又博取释道“超然旷达”之思想，在北宋诸思想家中独树一帜。苏轼提出“道”——“水”——“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宇宙大化流行的方式，苏轼认为是“出于一而两于所在”，是阴阳两种势力较量的结果，其具体的展开方式苏轼则认同自西汉而始的卦气说。因其认为“二以明一”，故其主张无心而成的致道观。道贯通于人则是性，性是道在人的呈现，关于人性问题，他主张“情性说”，认为情即人性之自然，其以情为性，将情形上化，与理学家的“性即理”相对待。其“情性说”的外化则是其人格理想的完成，苏轼以“水”为其人格理想的形象代表，主张刚中柔外，执着旷达的统一。本文第三部分，有感于苏轼思想对现在的“时”的契合，则简要说明了研读苏东坡及《东坡易传》的现代意义。其“情性论”，对个性自我完全肯定，是对人生进行审美性价值追求的根据。其“义利之辨”，则凸显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即是公共价值的完成，义在利中，利在义中。其“以民为本”的思想是孟子民本思想的继续，他甚至提出“由民自择”的民主思想。而个人自我的价值实现，民本思想的贯彻，皆以君臣和谐、君民和谐、天人和谐的和谐社会为前提。和谐是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周易》思想的精华所在。苏轼由同而“睽”，由“睽”而“诚同”的“和”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处理好天人关系、人我关系、自我关系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刘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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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贬居黄州考

期刊

苏东坡贬居黄州，与神宗皇帝的矛盾心理和态度分不开；人才难得，实不忍铢，只好流放。这就决定了东坡走向转折的人生道路，构建新的贬谪文化机体，或称为“东坡文化现象”，即三维观照，时空交错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东坡以劳作、游览、修炼结合的生活方式，儒佛道思想融汇的修炼方式，忠君爱国忧民统一的行为方式去领略人生的真谛，还以全副身心去体验痛苦，感悟生命，抗争苦难，昂扬悲剧精神。正是这些身心话动，成了他生活和创作的一种补偿，促使他性格变得越来越沉静、旷达、洒脱，从而推动了他的文艺创作走向高峰，“功业”呈现顶盛状态。东坡的美好人格，科学思想，文艺作品，仍是我们今天两个文明建设可资借鉴的宝贵遗产。

饶学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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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养生理论新体系及其时代意义——兼谈东坡在黄州的养生实践成就

期刊

苏东坡把养生视为人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不仅深受中国古代宗教及其养生学的熏陶,而且厚自养炼,做了卓有成效的实践与探索,形成了他独特的养生理论新体系。可以归纳为两大部分:一、内丹术,包括交游、劳作、气功、斋居等养生术;二、外丹术,包括食丹、节食、药疗等养生术。他创造了独有的唯物辩证、科学全面的养生观,熔强健身体、调剂心理、坚定精神信仰于一炉的综合养生新模式。他在黄州的养生实践成就,于今人养生健体更有指导意义。

饶学刚[1];饶晓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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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唐宋变革论”——兼论当前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缺陷

期刊

虽然近十多年来以“唐宋变革论”为代表的各种“变革论”受到了各种质疑,但是这些质疑基本限于“变革论”的框架之内,并未指出“变革论”的真正的问题。大致而言,研究者需要意识到,“变革论”只是一种具有强烈主观性的历史认知,而不是既定的历史事实,因此讨论“变革论”是否成立并无太大的意义,更应当讨论的是隐藏在“变革论”背后的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认知,由此才能深化对历史、历史学及其意义的思考。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强化对理论的讨论以及其他学科方法的了解,弱化对史料的依赖,由此中国学者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设计师”,而不是“工匠”。

成一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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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时期诗歌研究

学术论文

吐蕃时期不仅在我国西藏历史上,而且在藏族文学史上享有很高评价。自从七世纪以来,藏文字文法逐渐形成系统与规范化,对藏族文学的蓬勃发展创造了不可估量的有利条件。开始有将各赞布的重要事迹记录在案的惯例,对此敦煌写卷P.T1287是最为典型的一卷。除此之外,P.T55、P.T351、P.T1045、P.T1051、P.T1055等卜辞文献,英国S.T中有三本关于苯教卜辞文献,其中第三卷是韵文卜辞。纵观敦煌遗存的大量古藏文文献,其韵体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藏族古代兴盛的歌鲁诗和韵文卜辞、教言诗等三种。诗歌是同人类发展并行不悖的唯一文学。与其他文学比之,显得更加生动活泼,丰富了藏族诗歌艺术的经验与诗歌语言。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三种诗歌极具它的艺术特色,吸取了大量的民间文学的修辞方法,又区别于民间文学。通过前人的研究基础看来,相关的古藏文研究大多偏重于文化和历史方面,而对于诗歌本体的研究为数很少,因此,此篇论文在诗学理论方面主要借鉴藏族传统诗歌理论《诗镜》为主导,同时参照其他相关的诗学理论方法,从而进行全面深刻地研究,兴许可能会得到新的研究成果。本文同根据公元十三世纪引进的印度作诗理论《诗镜》的修辞方法可以比较,从而可以肯定这些诗歌的价值及其内涵。从语境而言,歌鲁诗都是受到了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譬如,噶氏与赞布之间的矛盾极为恶化时期,歌鲁诗中比喻到小地方政权的噶氏儿子想篡谋王位,就如同蛤蟆天上飞等一系列的事物关系,非常巧妙地表现了当时的历史情况。从更深一层地研究得知,吐蕃时期的诗歌佳作都是以朴实的修辞方法而写成,可以观窥当时出现在高原的惊心动魄的政治起伏,饶有趣味的民风民俗,丰富多彩的雪域先民的审美情趣以及高原风光等。本篇论文将吐蕃时期的诗歌分为韵文卜辞、歌鲁诗、教言诗三个部分以外,对诗歌和诗歌的时代背景进行了考据推理,并把诗歌的思想内涵、艺术特点、艺术品位分析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未做分析的诗歌用翔实的论据给以论证。通过文献学（philology）的要求把古藏文写卷原文在前人抄录的基础上更加精确地记录外,本文运用大量的比较方法去对比古藏文和藏族传统文献资料中的词汇去比较分析、考证、运用而理解吐蕃时期的诗歌。前人研究方面,王尧和陈践两位藏学家一生研究古藏文文献,陆续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992年2月,民族出版社增订出版）等诸多翻译和注释古藏文的著作,让以后的学者都能看到古藏文的详实全面状况。法国藏学家麦克唐纳（Ariane Macdonald）和拉露（Marcelle Lalou）、巴考（J. Bacot）杜赞（Ch. Toussaint）、托马斯（Thomas. F. W）等学者也在相关地研究了一些歌鲁诗、韵文卜辞中的人名和地名,翻译方面的内容,这对本题进一步从许歌的角度去研究创造了不可抹云的有利条件。总体而言,上述研究者对古藏文的解读和吐蕃社会历史文化研究为主,但是韵文卜辞和歌鲁诗、教言诗以诗学和文学艺术研究的角度与视角研究方面占极其少数，各研究专家也谈到了自己不足之处与以后需要研究的领域。本文通过搜集、解读、分析吐蕃时期的诗歌,试图通过诗学、语言学和比较文学的视角,全面研究吐蕃时期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一、通过诗学与比较文学方法第一次全面深入研究吐蕃时期诗歌,并且比较清楚地把前人未作的工作做了研究,比如韵文卜辞的简写与考释、其艺术研究方面。二、对诗歌的修辞方面按藏族诗歌理论《诗镜》,比较丰富地把诗歌的修辞类型研究出来。三、本篇论文比较清楚地分析了吐蕃时期诗歌中的一些特殊字词和句子,并把这些特点归纳为特殊性的韵调、特殊性的名和词以及特殊性的表达形式三大部分。四、诗歌研究时从语言学和文献学多角度去考释了历史背景方面的一些疑难词。吐蕃时期的诗歌总体上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形式,但有些原文词汇生僻难解,前人各自对于这些古词的理解却有着不一样的见解。笔者在考察各类文献时未能找到与之相媲美的比较对象。能够全面深刻的研究吐蕃时期的诗歌,一方面可以补益藏族文学史的薄弱之处,另一方面对于吐蕃时期盛兴的诗歌体裁及其艺术特点和公元十世纪以后的诗歌体裁及其艺术特点二者之间有效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并得到继承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更加清楚地理清藏族诗歌的发展脉络。论文大致内容如下：第一章综述吐蕃时期的诗歌和对这些诗歌作品产生的历史年代的说明,对诗歌给予全面的论述和理论说明。首先,吐蕃时期的诗歌是吐蕃时期的历史文化被人们所诗化的一种产物,其历史文化是这些诗歌所反映的全部内容。其次,与吐蕃相邻的大唐和印度,号称“诗的国度”。就敦煌诗歌而言,唐朝时期的诗歌数量丰富,内容多彩,令人目不暇接,显示出一派蓬勃兴旺景象。印度半岛上的诸国也是在公元4世纪甘哲古巴大（Chandragupta I320-335）以来,建立起统一的王朝,崇尚文人,保护与发展梵文文学。陆续出现伟大的诗人及佳作。在诗歌非常兴旺发达两个大国之间的吐蕃,诗歌仍是以口头为主逐渐地发展。第二章叙述吐蕃时期的韵文卜辞,论述韵文卜辞产生的原因以及卜辞和诗歌的关系。将苯教韵文卜辞划分以故事情节为主的卜辞、以风景描写为主的卜辞、说道明理为主的卜辞三部分,并对相关内容进行释义,全部原文进行简写,对其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给予适当的研究。另外,笔者通过比较把托马斯（Thomas. F. W）研究韵文卜辞中的一些观点给予反驳,认为这些韵文卜辞是盛行于雅砻河谷地区的,并基本上是吐蕃早期的流行而来的卜辞。从诗歌风格角度去看,它跟歌鲁诗又有相互借鉴的关系。第三章论述吐蕃时期的歌鲁诗,首先解释歌鲁诗的内容和断代诗歌产生的年代,之后论述了歌鲁诗和诗歌的关系。将歌鲁诗分为布岱贡杰时期的歌鲁诗、达日年塞时期的歌鲁诗、松赞干布时期的歌鲁诗、德松芒布杰时期的歌鲁诗、赞布赤德祖赞时期的歌鲁诗等六个时期。并通过分析每个时期歌鱼诗产生的背景和思想内涵,艺术特点,给予适当的总结。在分析每个诗歌时笔者还比较了大量的疑难词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第四章讨论了吐藩时期的教言诗歌，在这里论述了教言诗的含义和产生年代,论述《幻化修续示后经》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评价《幻化修续示后经》是教言诗里比较早期的诗歌。第五章对吐蕃时期诗歌中的一些特殊字词和句子做了分析。任何一种诗学和诗歌创作,本身都是植根于整个文学和文化传统之中,同时又构成这个文学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本章所说的特殊字词是指特殊性的韵调、特殊性的名和词、特殊性的表达形式等三大部分。笔者认为,吐蕃时期盛兴口头诗歌的风格特点形成的主要内在根据是藏族古老的文化形态有关联,尤其是苯教相联系,当时人们在诗歌艺术的韵律上尽力了很大的贡献。在最后试着对吐蕃时期的诗歌给出基于自我的评价。任何一种创造一样,学术研究本身也有言不尽意的困境,特别是面对古藏文的研究,显得更加切实的困境。1、吐蕃时期的诗歌总体上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形式,但有些原文词汇生僻难解,各自前人对于这些古词的理解却有着不一样的见解。笔者在考察各类文献时未能找到与之相媲美的比较对象。2、通过前人的研究基础看来,相关的古藏文研究大多偏重于文化和历史方面,而对于诗歌本体的研究为数很少,因此,此篇论文在诗学理论方而主要借鉴藏族传统诗歌理论《诗镜》为主导,同时参照其他相关的诗学理论方法,从而进行全面深刻地研究,可能会得到新的研究成果。如果能够全而深刻的研究吐蕃时期的诗歌,一方面可以补益藏族文学史的薄弱之处,另一方面对于吐蕃时期盛兴的诗歌体裁及其艺术特点和公元十世纪以后的诗歌体裁及其艺术特点二者之间有效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并得到继承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更加清楚地理清藏族诗歌的发展脉络。

完么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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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然台,昂首历春秋

报纸

□曹宗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苏轼的千古绝唱,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它的诞生地超然台,未必人人皆知。近日,安丘市作家协会组织文友赴诸城观超然台,让人生出无限大的敬重情怀。超然台是诸城(原密州)的一处重要名胜,坐落在县城西北的城墙上。它原为一处建于北魏的废弃土台。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八月,苏轼任密州知州时,将其重新修葺,增建了楼宇殿堂,使它成为一处登临游览之所。其弟苏辙依据庄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文意,将台命名为“超然台”。从此,苏轼便常与好友一起,登台远眺,观光赏景,谈诗论文,对酒放歌。他的一些传诵千古的诗词名篇,就写于超然台。何谓“超然”?苏轼的超然又表现为什么?文学意义上的超然是高超出众,超出尘世之意；苏轼表现的是“物我无尽”的超然之情,是一种人生处世态度。据说,熙宁九年(1076年)暮春,苏轼在蒙蒙细雨中登上超然台,见风吹柳斜,春水繁花,千家烟雨,秀色醉人。忽然想起远在千里外的故乡亲人,不禁唏嘘长叹。可是思念只能增加痛苦,怎能郁郁沉湎其中?还不如趁着春光未老,借诗酒赏春自得其乐……于是,一首《望江南·超然台作》便油然而生:“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一缕揪心伤魂的乡愁,转眼化成舒心畅肺的坦然。大诗人的旷达胸襟,不能不令人钦佩。不知不觉,春也老了,夏也睡了。送走了绿肥红瘦,又迎来了寥廓清秋。这年中秋之夜,苏轼又登上超然台,饮酒赏月。在这明月当空、万家团圆之时,不由想起多年不见的弟弟苏辙,挥笔写下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诗常言志,诗更抒情。苏轼是浪漫的,也是现实的。他有“飞上天宫”的崇高理想,但更看重现实人生。尽管人生并不完美,但他坚信只要能长久地活在世上,总能寻找到美好和快乐。这一超然达观思想,成为他终生挑战艰苦生活的法码,也使他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历数古今,文人多矣。有谁能像苏轼那样,遭遇那么多打击迫害,却依旧那般潇洒不羁?其实,人生的快乐并不遥远,有时就在身边眼前。苏轼脚下的超然台,就是他心灵的栖园,创作的摇篮。他深爱此台,专门写了《超然台记》一文,来表达自己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的思想。“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哺糟啜醺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他认为一个人如能超然物外,任何事物都能带来快乐。相反,若局限于事物之中,不能自拔,那就只会带来悲哀:“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他以自己为例,从天堂般的杭州来到贫穷偏僻的密州,生活条件一落千丈,但他并未因此而悲观消沉。尤其在超然台上,他获得了更多快乐:“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高台冬暖夏凉,友朋来此风雨无阻。在院子里种种菜,在池塘里钓钓鱼,喝自酿的米酒,吃自种的米粮,这是何等的快乐,真可谓“天天桃花源,悠然见南山”!他这种知足常乐的坦然自适,让在济南任掌书记的弟弟苏辙也大为感动,特意写了《超然台赋》一文,对他超然的人生态度大加赞赏……当然,人生总难免悲欢离合,但苏轼却是终生坎坷,合少离多。他在密州只生活了两年时间,就又接到调令,于熙宁九年底动身到徐州赴任。从此,超然台沉寂了许多,也黯淡了许多……直到十年以后,这里才又出现了一次短暂的欢乐。元丰八年(1085年)十月的一天,苏轼赴任登州途中,路经密州小住,知州霍翔在超然台上设宴招待他。故地重游,苏轼是多么兴奋!他把无限感慨凝聚于笔端,挥笔写下《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一诗。诗中,他跟父老乡亲别后重逢的情景是那样感人:“十年不赴竹马约,扁舟独与渔蓑闲。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而重登超然台,更是他梦寐以求的夙愿。站在台上,他凭吊旧迹,饱览熟悉的山川风物,不胜今昔之感……不过苏轼故地重游,并不单单是为了怀旧。他时刻关心的是当地百姓的生活,是如何发展生产。因此,他虽已是“外来人”了,仍无所顾忌地向现任知州提出兴修水利的建议:“愿公谈笑作石埭,坐使城郭生溪湾”。他希望霍翔利用现有的水力资源,筑坝修渠,在城郭周围形成一个便于灌溉的湖湾……这就是“当官”的苏轼———跟百姓鱼水情深,为民谋利不计得失……自古文人当官者众,但官当到这个份上,也就无愧于天地人心了。苏轼在密州作短暂停留后,重又踏上了潜伏着倾轧、迫害、流放的漫漫征途,再也没有回来。他心爱的超然台也历经沧桑,日渐衰败,终于在解放前夕毁于战火(现在的超然台为2009年底重建)。只有他写于超然台上的那些诗词华章,承载着历史风雨,饱含着世情悲欢,从宋代一直唱到当今,永远魅力四射,历久而不衰!苏轼一生经历“在朝—外任—贬居“的过程,“三次在朝,十二次外任,八方太守,三次贬居”,即所谓“三起三落”的过程。苏轼的一生,在坎坷与逆境中不断追求、积极进取。他以全部独特的政治、思想、文学和艺术生活状态,塑造了崇高的道德典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智能和生命智能,展示着灿烂的人格魅力,抒发了“物我无尽”的超然之情,都是人类、人性中最普遍、最真实、最美好的思想感情。掩卷体味,是一种至高的精神享受。与文友立于超然台,瞻读《重修超然台记》碑文,不免想起苏轼在密州时的不朽治绩,以及他的恤民之情和“超然”精神；也常为他在超然台饮酒时所作的《明月几时有》等传世名篇激奋不已。又不禁想起臧克家先生在《仰望苏东坡》里说过:“我对东坡的创作、才华、人品是大为景仰的。”因此,当我们“仰望”超然台的时候,总会觉得,它其实是一座穿越历史时空的丰碑,必将永远巍然矗立于我们的心坎上!归来之路,不免吟诗曰:风范超然台,自古雄姿在。昂首历春秋,日久动心怀。今人常论道,清风大步迈。若为中国梦,时光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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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藻研究

学术论文

李文藻（1730—1778），字素伯，晚号南涧，益都县（今山东青州）人。李文藻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中进士，八年后谒选恩平县知县，又改任新安、潮阳，后擢广西桂林府同知，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八月在桂林任所病逝，终年四十八岁。李文藻是乾隆间闻名山东的藏书家，金石学家，诗文创作丰富且成就较高。　　李文藻虽然未及天年而殁，但为官清廉强干，颇有政声。李文藻为官前交满天下，友人很多且多为当时文人圈子中颇有影响的大家，其中不乏钱大昕、纪昀这样的泰山北斗，亦有周永年、翁方纲这样的学界翘楚。李文藻为官岭南前时时与这些人交往，对李文藻的学术研究和仕途经历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李文藻在广东为官时，与很多岭南士子过从甚密，很多人成为其门生挚友。在这些岭南士子中，张锦芳，冯敏昌，胡亦常三人与李文藻相交最笃，唱和最多。又与黎简，黄丹书等人时时唱和，相交甚厚。李文藻是乾隆时期闻名天下的藏书家。钱大昕在李文藻的墓志铭中云：“（李文藻）性好聚书，每入肆见书，辄典衣取债致之，又从友朋借钞藏本，弆（书）数万卷，皆手自校雠，无輓近俚俗之本。”李文藻一生虽短，但以刻书为业，前后共刻书二十一种之多，以其居官之清廉，财力之不继，实属难能。李文藻所刊之书中，经部与集部各九种，子部两种，经部数量与集部相比旗鼓相当，也表明李文藻作为汉学家，刻书是有一定的倾向性的。李文藻所刻书的另一特点，是所刻诸书中山东学者的著述占了绝大部分，也可以看出李文藻对于地方文献的整理保存与刊刻流布极为用心。李文藻作为乾嘉时期的学者，本人性嗜金石，喜好石刻。虽然其金石著作流传至今者不多，但是从相关文献记载以及李文藻自己的文章中依然能发现其金石学成就之大，贡献之多。　　李文藻诗歌创作丰富，有诗集八卷存世，分别是《恩平集》一卷，《潮阳集》三卷，《桂林集》四卷。李文藻诗歌有其独特的地方，从内容上来说，李文藻的诗歌有着广泛的素材来源，其诗歌大部分写在岭南为官时，因此记述岭南风物及地方特色的内容较多，对研究岭南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李文藻对于诗歌创作有自己的主张，不喜模拟，其诗感情率真，写景状物之篇，雄健而高雅;咏史怀古之篇，扬往迹以励将来;寄赠家人朋友之篇，感情真挚热烈。其文章以学问为文的特点明显，处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之下这自然无可厚非。但是令人惊喜的是，李文藻的文章中却不乏与唐宋古文相类的。李文藻很多文章明显的是学习“唐宋八大家”的创作风格，有着明显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特征。

何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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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卓越的文化精神孪生兄弟——对苏辙研究的思考

期刊

苏轼、苏辙同为唐宋散文八大家,宋、明、清人对苏辙的评价都很高。近世以来,对苏辙的研究明显不足。本文从生命活动轨迹、兄弟互评、同时代人议评和核心价值观比较等方面,论述了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卓越的文化精神孪生兄弟,是高度相同而峰峦略异的两座大山,应该从时代要求出发,加强对苏辙文化精神的研究。

张志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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