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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古诗词艺术歌曲《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期刊

古诗词艺术歌曲《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是苏轼为其第一任妻子王弗所作的悼亡词,由当代著名作曲家敖昌群作曲。悼亡诗源于《诗经》,《诗经·唐风·葛生》被誉为悼亡诗之祖,而悼亡词是苏轼的首创。这首词和前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苏轼以记梦的方式来抒发自己对亡妻真挚的情感。本文将从词、曲作者简介,歌曲的创作背景,作品音乐结构,演唱时的情感等方面对歌曲进行分析解读。

潘善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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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勘误三则

期刊

其一,《和帝纪》永元十六年(104)秋七月戊午诏书李贤注有衍文。该诏书曰:今秋稼方穗而旱,云雨不霑,疑吏行惨刻,不宣恩泽,妄拘无罪,幽闭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于法疑者勿决,以奉秋令。李贤注引《礼记·月令》曰:'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决小罪。'[中华书局1965年版(版本下同),第192页]今本《礼记·月令》与李贤所引相关的内容为:'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

刘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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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被严重误读的诗篇——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重读

会议论文

＜正＞《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李白开元十六年（728年）春, 于江夏送孟浩然所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诗中“孤帆远影碧山尽”,“远影”一作“远映”,“碧山”一作“碧空”。这首诗是李白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古来共谈、倍受推崇,以至于有“送别诗之祖”的盛名;也因为如此,围绕这首千古定评的诗,尤其是诗中“孤帆远影碧山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二句,留下了许多评述和解

阮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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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幸亏生在宋朝

期刊

苏东坡是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文学大师。九百年来,他像一块兀立不动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史。伟大的文人之所以不朽,就因为他是一"代"文人,这个"代",代表着一个年代,一个朝代,也代表着一个跨越历史进程的时代。如果中国文学史没有这一块基石的话。

李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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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化遗迹的形成与文化价值研究

学术论文

苏轼文化遗迹的形成与苏轼生前的经历、身后的待遇密切相关，随着历史的更迭几经变迁，不同阶段的苏轼文化遗迹兼有政治、经济、文化价值，但据其代表性价值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北宋的文化景观时期(1037-1127)，第二阶段是南宋到民国的政治景观时期(1128-1948)，第三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景观时期(1949-至今)。苏轼文化遗迹的形成经历了从文化景观到政治景观再到经济景观的演变过程，其形态由最初的原生性文化遗迹逐渐转变为再生性文化遗迹为主的原生性与再生性并存的文化遗迹形态。其功能也实现了由第一阶段的世俗性向第二阶段的神圣性再到第三阶段的世俗性的转变。苏轼文化遗迹的形成过程时间脉络清晰，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鲜明，其空间分布也呈现出突出的区域特征。北宋时期，苏轼文化遗迹的分布随着苏轼的足迹遍布全国，以其行迹宏观来看呈现条带状分布，但分布不均匀，有明显的集聚区与零散区之分。南宋以降，苏轼文化遗迹深受历代政治与士人的影响，不断分化与发展，再生性苏轼文化遗迹逐渐占据主导，以城池、山岭、湖泊、建筑为中心集中地分布在典型地区，非典型地区基本消亡。建国以来，苏轼文化遗迹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并最终形成。　　苏轼文化遗迹的形成是一个层累与重构的过程，不仅体现在苏轼文化遗迹的修缮营建方面，也体现在苏轼文化遗迹的文学书写方面，地方官员与士人层累地修建与层累地书写共同促成了苏轼文化遗迹的形成与演变，这在苏轼文化遗迹分布的典型地区尤为明显。苏轼的出生地一四川眉山，宦游地一浙江杭州，贬谪地一湖北黄州，归葬地一河南郏县四处典型地区的苏轼文化遗迹的形成与演变、分布与类型及其文学书写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特点。苏轼及后世文人对一些文化遗迹的层累修建直接促成了物质层面上苏轼文化遗迹的形成。而苏轼及后世文人对这些文化遗迹的层累书写则推动了精神层面上苏轼文化遗迹的形成，不仅使得一些苏轼文化遗迹成为经典的文学意象，更使得这些苏轼文化遗迹深深地打上苏轼的烙印，成为苏轼文化符号，被后人刊刻成书籍，镌刻为石碑，在书中与碑林间永久流传。这四个地区的苏轼文化遗迹因苏轼之名而声名鹊起，拥有了苏轼故事，成为人们缅怀先贤，游览名胜，承载文人韵事的物质载体，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描写对象。　　苏轼文化遗迹包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但其文化价值最为突出。在历史时期，它们是当地官员、士人、百姓文化记忆的载体，也是地方重要的苏轼文化空间与文化景观。在当代社会，它们是东坡文脉的传承载体，是缅怀东坡的文化空间，是东坡文化资源的渊薮。

任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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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奉节山水中,品读古诗

期刊

奉节位于长江上游地区、重庆东北部,长江三峡库区腹心,是渝东北地区的门户。历史上,奉节叫“夔州”,锁全川之水,扼巴蜀咽喉,大山大江在这里聚合成气势磅磷的迷人画卷。人们对奉节的印象便始于对白帝城的认知,除了李白的足迹,白居易、杜甫、黄庭坚、苏轼、陆游等诗人都在此吟诗作赋。

王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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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论体文研究

学术论文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散文巨匠,其一生于散文创作用力甚勤,存世各体散文作品四千二百余篇。其中议论文章地位尤为突出,在当时即广受推崇,时人王辟之即称之曰:“子瞻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而在其议论文章中尤以论体文最具代表性,但是,现今学界对于苏轼的论体文不够重视,研究局限于部分名篇,和其中以论史为内容的史论文,忽视了对其论体文的整体考察,以及对其论体文中的思想内涵,和其论体文创作内部的发展、变化的研究。因此,本文以苏轼论体文创作的阶段性为主线,从其不同创作阶段的主要特征入手,重点考察了其早年论体文的思想内涵,人生中段论体文创作的薄弱现象,及其晚年史论的特点等问题。本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由两节构成,第一节主要界定了“论体文”的概念。论体文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论体文即论说文,是古代议论说理类文章的总称。而狭义的论体文是论说文的一个子文体,即论说文分类中的“论”一体,这是由于古人对于论体文章的分类不仅考虑了内容方面的区别,往往又因题名和写作的角度分体,因此,后来就把论又只视为整个论说文中的一体。而本文所论之“论体文”即为狭义的论体文。本文将论体文与说、策、辩、议、评等议论性文体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到论体文不同于其他议论性文体的特征,并最终将论体文定义为:能够独立成篇,论点明确,论证充分,且可以以“论”名篇的单篇散文。第二节中主要介绍了苏轼论体文的创作情况,并将其论体文的创作时间进行了简单编年,较为直观的显现出苏轼论体文创作的阶段性特点,即苏轼的论体文创作,集中在他早年的未仕和初仕阶段,以及其晚年远谪儋州之后两个时期。第二、三章集中论述了苏轼早年论体文中体现的其早期思想价值观念。其中第二章着重分析了苏轼早年的思想,复分两节:第一节论述了苏轼的仁德忠厚思想,这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是他一生遵循的“民本”思想的基础。苏轼早年的仁德忠厚思想,是对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主要表现为:具体政策层面上的为政“忠厚”观念,以及道德规范层面上对“礼”的重视和尊行。而这些思想是依托于其早年的应试论文创作来阐释的,故本节将研究重点放在对苏轼应试论文的分析上。本章的第二节,分别研究了苏轼三篇《中庸论》的内涵及其思想外延。首先,苏轼在《中庸论》三篇中,将《中庸》的主要思想提炼为“诚明之所入”,“圣人之道所从始,推而至于其所终极”,“君子之中庸”三点,分别加以论述。其次,论述了其由《中庸》原意衍生出的自身观点:“慎乎其始”观念(这一观念表现在政治变革方面,即为其“慎变”主张);“人情”观点;“居晦以御明,居阴以御阳”的君子之中庸。此三篇《中庸论》是苏轼结合自身的理解,对《中庸》原文思想的再阐发,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庸》的思想外延,并且,《中庸论》三篇也是苏轼对自己早年儒学思想的集中阐释,是其早期思想成熟的标志。第三章主要阐述了苏轼早年的“人臣观”。与其早年思想相运而生,苏轼在入仕之前,便对“人臣”形成了一种先验的认识,对于这一认识,苏轼在其早年的史论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苏轼对“人臣之资”的阐述。他认为为人臣者,不仅要具有才德,更应具备高世之气节。其次,苏轼的“人臣观”并非是抽象的观点、认识的阐述,而是考虑到操作层面的,所以苏轼从大臣与君上的关系,以及君子与朝中小人的关系两点为基础,阐述了其为臣之道。第四章亦由两节构成:第一节通过对苏轼人生经历的梳理,讨论了苏轼人生中段,论体文创作薄弱的原因,认为这主要是由政治和文学发展两方面因素引起的。政治方面来讲,主要表现在:仕途顺利之时,公文写作和公务实践分担了论体文议论时政的功能,客观上导致了论体文创作的止歇;仕途受挫时期,迫于政治的压力和对议论性文字的忌惮心理,导致了以论体文为代表的议论性文章的减少。文学发展对于论体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首先,诗词等审美性文学的大量创作,压缩了论体文等应用性文字的创作时间;其次,咏史和反映社会现实的诗词的大量出现,也压缩了论体文的创作空间。第二节主要论述了苏轼晚年史论文的特点。本节采用了比较的方法,抓住其晚年之“史实先行”和早年之“议论先行”的差异,对苏轼晚年史论与其早年史论作了比较,得到三点不同:一是文章结构上的不同;二是议论着力点的不同;三为文章风格上存在些许差异。可见,苏轼的史论文虽然在史论史上,形成了其不同于别家的独特风格,但是,其史论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呈现出一定的变化的,应该加以注意。

栾莉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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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品”说孔庙里的王安石

期刊

许蓉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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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南宋词创作旨趣的发展演变

期刊

胡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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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1版

报纸

上接01版据了解，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以来，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一体统筹、高位推进，分别成立了领导小组推进江口沉银遗址保护和综合利用工作，提出要高标准、高起点规划建设江口沉银遗址博物馆。江口沉银博物馆项目是全国唯一一座以金银器为主题的博物馆，也是批量型宝藏博物馆，其选址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街道，紧邻江口沉银遗址。该项目占地200亩，其中博物馆占地60亩，建筑面积3.63万平方米，包括出水文物保护、研究、展示工程，西南水下考古中心、文物标本库建设工程等，展陈面积7300平方米。11月19日，记者从彭山区文旅部门获悉，备受公众关注的江口沉银博物馆预计将于2024年10月迎来试运行。■眉州城遗址孕育三苏文化的重要载体2020年7月，眉山市文物局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签订共建眉山考古工作站协议，在四川率先成立首个市（州）考古工作站。三年来，眉山已开展文物调查勘探工作40余项，其中近20项经调查勘探发现了新文物点，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30项，抢救性发掘保护了一大批重要文物。在眉山文庙遗址系统的文物调查勘探和抢救性考古发掘中，清理出清光绪十三年眉山文庙北侧、西侧宫墙遗迹。发掘共出土（含采集）文物288件，部分器物保存完好、制作精美。其中瓷器居多，以瓷碗、瓷盏为主，另有瓷盘、铜钱、铜币等，时代跨度大，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各类建筑构件、经幢等，年代囊括了唐、清至民国。这些重要文物为研究眉山文庙的建筑格局、修筑方式、兴废历史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对探寻眉山城市文脉，梳理眉山城市肌理，厘清眉山城市的厚重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王枫介绍，正在发掘中的眉州城遗址目前发现有眉州城相关的河堤及河道遗址1处、宋至明清遗址1处、建筑基址群1处、井2处，均为新发现的文物点，展示了古代眉州的社会生活痕迹，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称，正在发掘中的眉州城遗址也是眉山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眉州城遗址考古工作以眉州城的整体复原研究为目标，制定了长期考古发掘工作规划，将其作为宋代以来府州级城市遗址考古的重要项目。眉州城为古今重叠型城址，是宋代府州城的典型代表，是孕育三苏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眉山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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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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