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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历史思想之比较

会议论文

《左传》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中西古典史学的两部重要史著,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思想.两书在叙史时都意识到了历史不同阶段之间的联系,而且深刻认识到当代历史是由古代历史发展而来的,从而在宏观上表述了历史发展连续性的思想和历史进步的观念.两书致力于探求历史变化的道理或依据.《左传》主要从道德、民心的角度解释历史的发展变化,不仅看到了历史之变,也从中看到了历史之常,体现出一种'通变,,的精神.修氏《伯战史》则主要以人性为切入点来分析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历史的发展.认为永恒不变的人性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也是各种历史变化背后的实质,体现出鲜明的形而上学和实质主义的特征.《左传》与《伯战史》的历史思想,根源于中西古代的思想传统.两书在历史思想上表现出的特征和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中西古代史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征.

李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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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莲1842年法译《道德经》初探

学术论文

《道德经》作为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中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是截至目前外译数量最多的中文著作,而其外译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7世纪。1842年,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在巴黎出版了《道德经》法文全译本,全名为《老子道德经,关于道路与道德的书》（LAO-TSEU TAO-TE-KING,Le Livre de laVoie et de la Vertu）,这是法语世界第一个《道德经》全译本,该译本在整个《道德经》外译史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论文将研究重点聚焦在儒莲1842年出版的《道德经》法语全译本,结合阐释学的研究方法,对译本特点进行分析与总结。首先,通过梳理17—19世纪《道德经》在西方的译介史,纵向构建译本的历史脉络,分析早期耶稣会传教士归化式的阐释方法对于早期法国专业汉学研究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译词选择、翻译方法的梳理论述,并以“道”这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分析为例,来呈现这一译本的独特之处。继而,进一步将儒莲的译文与其老师雷慕沙（Abel Remusat,1788-1832）的译文进行比较,用以勾勒两者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凸显儒莲译本刻意选择的异化翻译策略相较于前辈归化式翻译的转变与创新之处。最后,结合副文本的相关内容,剖析时代背景与译者个人学术导向的特殊性,对其译介特色所产生的影响。通过译本谱系的研究,本文得出的结论有:早期西方世界对于《道德经》的译介在19世纪之后出现了分流,早期的耶稣会传教士在18世纪末的社会变动之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法国学院派的专业汉学研究开始起步。但早期传教士的方法及观念在19世纪初期依旧影响着一些学者,例如经由雷慕沙对《道德经》的阐释就能明显发现其受到早期耶稣会士的影响,而儒莲1842年完成的译本扮演了介于耶稣会士与新教传教士之间承上启下的角色,其译本对后来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及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道德经》英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聚焦译本本身,通过文本细读与不同译本间的对比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在翻译策略上,儒莲抛弃了前辈一贯使用的归化式翻译,采取了一种异化式的翻译策略,将《道德经》的解读回归中国文化的语境之中,厘清了前人阐释中的误读与误解。在翻译方法上,为了使译文尽量忠实于原文,儒莲选用直译法,但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味的依赖直译。从语言风格上来看,儒莲译本在选词上多用中性词,在对中国特有的哲学概念进行阐释时,也很少比附西方的哲学意象或概念,有意保持原文的风格。译本语言简洁质朴,较多地保留了汉语原文的句式与结构,风格与原文相近。通过对社会背景与译者个人的分析研究,在19世纪中期理性主义崛起的背景下,注重材料真实性、忠实于原著的翻译原则,再加上儒莲作为译者所坚守的纯粹翻译动机与严谨的学术态度,共同促成这一译本显著的忠实性与客观性特点,也塑造了这一译本的经典地位。时至今日,儒莲1842年《道德经》译本因其忠实性与客观性依旧被视作是经典之作,针对这一现象背后诸多影响翻译活动的内外因素的分析,对于我国的典籍外译活动也提供了一些借鉴意义:在跨文化译介中以文化地位平等为前提,保持他者文化的“异质性”从而形成对于译入国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冲击,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促成彼此间的交流沟通,这亦是促成不同文明之间实现更加深入的对话与理解的有效路径。

马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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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词英译策略的比较研究

学术论文

近几十年来,李清照词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热点之一,中西对李清照词的翻译起步也都很早。尽管唐诗英译的研究已经日趋完善,但是对宋词英译的研究,尤其是李清照词的英译及研究尚未形成相当的气候,有待进一步深入,在对外翻译传播上缺乏一套系统的译论及相关的专门著作。因此,本论文尝试通过对李清照词的不同英译版本进行比较和对比研究,来总结一些可行、有效、合理的翻译策略,同时达到完善国内李清照词英译研究现状,实现比较文学研究与促进、推广中国古典诗词文化的目的。通过对不同译者和学者的翻译原则进行总结可以发现,英译李清照词的基本原则有四条：首先,译者必须出色掌握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所涉及的文化内涵,认真阅读原词并沉浸于原词之中;其次,译者必须首先是读者,然后才是译者,承担起读者和译者两种角色的双重责任,注意主体与原词之间的互动性;再次,译文必须保存并重现原词的意境,使得译文和原词的精神与内涵相吻合;最后,译者必须做到以诗译诗。总结了英译李词的总体原则之后,论文从语言和文化两方面对李清照的词进行了微观研究和分析。对李清照词中涉及语法结构的部分,论文分别检验了韵体译词和自由体译词的利弊,以及在译文中追求押韵是否有必要。同时,论文也具体讨论了译文中的句法、虚词的运用、采取第几人称和何种时态。通过分析,论文总结出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在英译过程中如何克服中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增加译文可读性、并有意兼顾英语读者的倾向。论文进一步讨论了可能阻碍翻译的李清照词中的文化元素,集中分析了词牌名的翻译,以及李清照在词中的口语化表达、朗朗上口的叠词、丰富的意象、修辞手法和典故应采取何种翻译策略。同时,论文也分析了不同译者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来重现李清照词中的整体意境,如何完成由中文到英文翻译的文化移植过程。论文通过比较不同译者所英译的李清照词,分析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如何在翻译的过程中缩小中文和英语之间的语言及文化差距、如何增加译文的可读性、如何在克服英译李清照词的困难过程中完成文化移植。论文也进一步从语言和文化两方面归纳了有效英译李清照词的不同策略。今后中西李清照词的翻译研究依旧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作者衷心希望更多的学者和译者能加入到中国古典诗词英译和研究的行列中来,为发扬中华文化作出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

吴嘉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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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道医窦材“崇阳”生命哲学观及其现实价值

期刊

宋代道医窦材的高超医术得益于其“崇阳”思想的指导,主要表现在以“阳气为本”和“大病宜灸”所蕴含的崇阳生命哲学观两大方面。前者倡导保扶阳气、禁戒寒凉,后者强调重症要施以温热纯阳的艾灸才能力挽狂澜。时至今日,这种“崇阳”生命哲学观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对于普遍上热下寒、外热内寒体质的当下人们,认识“降火”误区和如何养生保健具有深刻的启迪指导作用。

颜文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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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唐宋词研究的维度和方法

期刊

当代唐宋词研究根植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生态的演变中。社会思维的转型,经济体制的改革,文化意识的嬗变,给唐宋词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波,传统的思维模式被打破了,迎来了多元化研究的新时代,产生了一大批从批评观念到批评方法发生根本转变的具有个性风格的研究成果。

张幼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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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的山水画美学思想研究

学术论文

徐复观先生的《中国艺术精神》是其诸多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在该书中,徐复观先生以艺术精神为阐发之始,对中国传统山水画画论进行了校释与系统阐发,举例详实,内容涵盖了中国山水画的美学内涵、艺术创作特色和艺术境界等方面,形成了徐复观独特的美学体系。徐复观先生认为庄子的哲学成就了中国的艺术精神,其自然美学思想是中国山水画得以成立乃至发展的思想根源。徐复观将庄子的道的思想、“心斋”与“坐忘”以及庄子的生死观之中所呈现的艺术精神称为最高的艺术精神,从中体现着他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同时也即是艺术精神或美的本质。庄子的艺术精神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得到安放,于是就转向了自然界,由此在山水画中得到了落实,促进了作为中国艺术骨干的山水画的发展,同时徐复观又深受魏晋玄学中六法的影响,肯定“气韵生动”即是传神的说法,也受宋代经典画论的影响,特别是欧阳修、黄休复、苏东坡、黄山谷等名家的画论,这些画论中的思想为他研究中国山水画的艺术精神和美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徐复观先生对魏晋时期和唐宋代表人物的画论进行了校释与独特的分析,阐发着独到的见解。他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美学内涵逐步提炼了出来,即精神自由、美的观照与气韵兼举,同时也对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艺术创作特色进行了提点:山水画的创作首先得有合理的艺术构思和色彩与笔法上的创作技巧,他崇尚苏东坡的“身与竹化”“成竹在胸”与黄山谷的“命物之意审”的艺术构思,倡导用简易的笔法与水墨渲染色彩的画技。在徐复观的中国山水画的美学内涵以及创作过程的功夫中不难看出徐复观所向往的“逸”、“淡”、“远”、“明”的艺术境界观。徐复观先生的《中国艺术精神》阐发的山水画美学思想对后世山水画家的艺术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因此产生了许多各具特色的画作风格,抽象主义山水画、超现实主义山水画、象征主义山水画等名作中的笔法技巧、色彩运用以及表现的意境等元素都体现着对徐复观先生山水画美学思想的传承。

常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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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宋代厚嫁之风

期刊

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宋代社会观念和社会生活方式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婚姻商品化的趋势日益增强,突出地反映在宋代盛行的厚嫁之风。本文通过对宋代嫁妆特点、作用的分析,论证了嫁妆对宋代女子的婚姻生活和家庭地位产生的重大影响。

高立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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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到图像——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

学术论文

文化增殖属于传播学的范畴,文化传播中的增殖既有对原文化的拓殖,也有对原文化的升华。本文聚焦苏轼赤壁二赋,讨论二赋传播过程中文本、书法、绘画的互释关系,以二赋书画作品的接受与增殖为主,重点讨论二赋在传播过程中衍生出的新的文化意义价值,进而探究文学艺术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与规律。东坡九次游览黄州赤壁,留下了经典的赤壁二赋文。其一生亲书赤壁二赋近二十次,并多持赠友人。作品保存形式多样,墨迹、刻帖、碑刻均有流传。史上多载有东坡为同一友人数次书写二赋存世,《晚香堂苏帖》与《景苏园帖》收录的苏轼书《前后赤壁赋并跋》即为例证。因崇宁年间苏轼书迹大都被毁,二赋墨迹只有一件行书《赤壁赋》得以保存,小楷《赤壁赋》以及《后赤壁赋》均已失佚。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书《赤壁赋》墨迹应是进入内府之前为梁清标重裱本,且墨迹卷前补书者为文彭并非文徵明。《馀清斋法帖》收录的苏轼书《赤壁赋》摹勒底本为未损本苏轼行书《赤壁赋》,后被黄履常所藏。从帝王到文人多有临摹或重书赤壁二赋,南宋二帝曾亲书《后赤壁赋》,他们对二赋的推崇促使影响甚剧的二赋经典化。与南宋同期的金朝以及之后的元代,文人崇尚苏轼,多有学苏轼诗文书画之人。明代初期,因帝王推崇程朱理学,从统治者到文人都淡忘了苏轼,然中后期却多有书赤壁二赋者。清帝王也多有重书苏轼二赋以及临摹他人书二赋作品。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导向外,或出于对苏轼的欣赏,或者对他人所书《赤壁赋》的喜好。清代由于帝王崇董、崇赵风尚的引导,苏轼书风并未引领时代潮流,但苏书的影响却一直存在,文人也多书二赋。《赤壁赋图》为赤壁赋文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中将《赤壁赋图》分为全景分段式《赤壁赋图》和单景主题式《赤壁赋图》。因赤壁二赋自身的文学性不同,《前后赤壁赋图》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后世《赤壁赋图》是在对二赋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前赋文中描写的场景比较单一,大都是对苏子与客泛舟江上的描绘,因而《前赤壁赋图》大都围绕着“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展开。《后赤壁赋》文蕴含的故事性强于前赋,突出人物活动与故事情节,因而《后赤壁赋图》多有长卷传世。文人们热衷以赤壁二赋为母题创作《赤壁赋图》,不管是逐渐趋于程式化构图的明代,还是将创作《赤壁赋图》作为文人趣味的清代以及宋元时期文人的不同目的,二赋以图文的形式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笔下,这促进了二赋的经典化。在《赤壁赋图》中存在着较多的题跋,画家以赤壁二赋为题材创作《赤壁赋图》,接受者又将观赏《赤壁赋图》的感悟创作成文学作品,并以书法的方式题写于画面上,形成了书画文的交互。在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中,题跋文字基于图像产生,并通过书法得以呈现,三者之间的互动为作品的经典化打下了基础。从文学上看,文人们借题跋这一特殊的文体创作了题《赤壁赋图》诗文,试图围绕《赤壁赋图》与苏轼进行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从艺术上看,图画与文字相融、互相映衬,是对画面的延伸,最终共同重创出一幅完整的作品,是对二赋文多重意蕴的呈现,并在图像意义上诠释着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过程。对东坡形象的描绘是对东坡精神的追寻,呈现的是文人心中的东坡样貌。在《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已经升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寥寥几笔却可见东坡风神。东坡的真实形像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模糊,绘画中的东坡形象却逐渐符号化,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象征。明清文人篆刻的兴起与兴盛使得篆刻创作主体身份发生转变,文人们用篆刻的方式来遣兴。明代文人多有取赤壁二赋中语入印,这为印章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使得篆刻的独立性得以凸显。而清代不仅印文内容选取二赋语,还多有通体印石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文房中的摆件等也多镌刻以东坡与友人泛舟的主题,且材质选择趋向多样。不仅限于石头,在玉、石、木、竹等材质上刻二赋,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多有存在。这充分显示文人篆刻家浓厚的东坡情结与赤壁偏好。对苏轼的追慕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日本、韩国文人同样钦慕苏轼。日本文人对二赋的接受主要表现在题《赤壁赋图》诗文、举行赤壁会与寿苏会上以及画《赤壁赋图》上。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或是因二赋中的禅意。且他们对苏轼的理解又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模仿,在举行“寿苏会”时往往会陈列一些以二赋为题材的中、日文人的书画作品。日本在继承中国绘画的基础上与本国文化相融,呈现出相似而又不同的画面。他们绘制《赤壁赋图》不仅仅表达对苏轼的崇尚,对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向往,而且更注重描写历史战争场景。韩国对二赋的接受则表现在基于赤壁二赋创作诗文。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影响着朝鲜王朝的文学发展,催生了“赤壁文学”。文人们在诗文中或化用二赋中词句,或引用原句,或仿作二赋。李朝文人对二赋既有承袭也有发展,在本国文化生态下赋予了二赋新的内涵,并在接受二赋思想的基础上,衍化出更多的文学作品。韩国文人效仿苏轼进行赤壁游,也是他们接受二赋的方式。“拟把汉江当赤壁”,七月既望、十月既望的赤壁游使得朝鲜文人更关注东坡的《赤壁赋》,大众也形成了赤壁游的习俗。二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文化价值,影响着海内外文学与艺术的发展。文人们用书、画、文等方式为二赋本身增加新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从文学到书法、绘画、题跋的二度创作,时间的沉淀与层累堆积成就了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这一过程充分地体现了二赋文的文化增殖。

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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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人生哲学的特质解析

学术论文

庄子是战国时期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人生哲学是庄子哲学思想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本文通过对庄子人生哲学的特质解析，集中探讨了人的痛苦和出路问题。庄子对社会黑暗和人生痛苦有独特的认识，这种痛苦的体验，是庄子思想的起点。他不相信传统隐者找到的种种避世方法能够躲避黑暗，因此独倡游世。庄子的游世思想鼓吹一种彻底的游戏人生态度，不仅游戏地对待社会、政治问题，而且游戏地对待自己的命运，对待自己的祸福生死，这实际是因为他对现实世界的反感太过激烈。游世思想最深刻的感情是对现实世界的嘲讽与敌意，是坚守内心深处不肯化解的孤独冷漠。游世并不是解决，而是认定不可解决以后放弃责任。这个人生无出路的思想在庄子思想中意义重大，它不仅决定了游世思想中冷漠、嘲讽、对抗的精神，而且导致了庄子在生命清新问题上的一个全新思路。这个更深刻的意识就是否定自我中心，庄子谓之“无己”。全文分五个部分展开：首先是导论部分，简要介绍了庄子的生平著述、思想背景及研究现状。本部分是研究庄子人生哲学的一个铺垫。通过介绍庄子的生平著述，使我们对庄子有个大概的了解;通过对庄子思想背景的介绍，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其人生哲学的特质;最后介绍了对庄子的研究现状，可以使我们知道目前研究庄子的基本情况和达到的水平。第一部分为庄子对人生的痛苦意识，分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生命的孤弱与无助：一般隐者对个人自然生活有一种乐观态度，这种乐观来自生命在宇宙间最终有所依托的信念。在庄子思想中，人的苦难是找不到最终根源的。庄子把个人生命的脆弱无根放在天地这个大背景中，而不仅仅是社会背景中。这种说法表明庄子认定人生最终没有安顿之地。(二)精神的枷锁与藩篱：有一种更深的痛苦是精神奴役，这种奴役使人生就像是经历一场无休止的折磨。它首先表现为人生在世总是不由自主地要去追逐外部目标，如富贵、名利、权势之类。孤独的清醒状态虽然解脱了追逐外物的内心焦虑，却不幸独自负荷着别人不理解的黑暗。(三)善恶的凼顿与疑惑：在庄子感受的生存痛苦中，还有一种是面对人类道德堕落的良心的痛苦。庄子文中的道德批评意识，首先表现于对人类之恶的体认。另外是针对世俗道德的虚伪，以及对鼓吹仁义道德的圣贤的怀疑。第二部分为庄子对人生的游世态度，包括游世思想、戏谑生命、客串角色三个部分。(一)游世思想：游世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庄子思想的核心。面临那样深广的人生痛苦，在庄子游世思想中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新的主题，这就是以带有自虐意味的嘲讽心情，来与一个黑暗的世界对抗。庄子以夸张的语气宣扬游戏人间，是一个天性认真的人因为愤世而故意否定自己的认真。(二)戏谑生命：庄子对世道黑暗看得太深，因此觉得传统意义上的个人出路根本不可能，所以干脆放弃寻求个人出路，一切听从命运摆布。按齐生死的思想，一个人不仅如何活着不必认真在意，而且是否一定要活着也不必认真在意。(三)客串角色：这是游戏姿态最彻底的表现。彻底的游戏，不只是不在乎生死，而且连自我是谁也不肯确定。一个人来到世上，恰好具有人的形状，又恰好具有某种社会角色，那是很偶然的，并没有什么合理的来由，因此不必对“我”过于当真。第三部分为庄子对人生的无我理想。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放弃自我：庄子安命说以委顺的姿态求得内心安宁，并不是简单地放弃抗拒，而是以与强大无理的命运奉陪到底的姿态，表达他那内心深处如岩石一样不肯软化的冷漠。(二)品味孤独：品味孤独在于对现实有一种蔑视，表达了一种绝俗的孤傲。一个人在自封的孤绝状态下，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命运多么悲苦，他都坚持不让内心受其干扰，保持一种天崩地裂、生死祸福不能打破的意识上的独立性。(三)无我之境：庄子道论以“无我”为归宗，其目的还是要解决个人生存意义问题。“无我”思想的本质，是否定个人的自我中心意识，但这不是要把个人泯灭在任何一种共同性之中，而是要从个人与外部世界的一种新关系中，找到合理的生存态度和生活方式。最后一部分为此论文的结语。主要是对庄子人生哲学思想的价值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进行说明，然后对其归纳和总结，得出一个总的评述以及庄子思想对当今世界的现实意义。

陈付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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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楚辞看巫文化对屈原的影响

学术论文

在历代楚辞研究中一直存在着用儒家思想去分析的倾向，而忽略了楚地的巫文化，或者没有正视巫风习俗的重要影响。然而，正是弥漫在湘楚大地的巫风习俗构成了屈原作品艺术特色的主要基础，正是那遥远而陌生的巫祭礼俗，赋予了楚辞独特而复杂的文化背景。屈赋中无论是对灵均形象的塑造、神巫降陟的场面描写还是意象的运用以及男女比兴、浪漫情节等一系列艺术问题的处理上，都借用了巫文化的资源。从诗体看，楚辞句式长短不拘，参差错落，这就使抒情达意更为透辟淋漓，扩展了抒情的容量。从语言看，楚辞多用楚语楚声，语言以绚丽多彩为特色，楚地的方言词语大量出现。句中或句末多用“兮”字，成为楚辞的一个鲜明标志。从诗风看，楚辞铺排夸饰，想象丰富，情感奔放，具有浪漫之风。楚辞是巫音废墟上开出的一朵绚丽奇葩，它是楚文化的产物，尤其受楚巫文化的影响，是楚巫文化与屈原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个性品质相结合的产物。本文选择了“从楚辞看巫文化对屈原的影响”这个论题，以《楚辞》中有关巫风占卜和祭祀活动的诗篇作为研究材料，来探讨巫风习俗对屈原创作思想、艺术风格、表现形式所造成的影响。

黄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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