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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安石诗学思想的适用原则及其美学特征

期刊

在中国诗歌史上,王安石为从"唐音"到"宋调"的嬗变起了重要枢纽与奠基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宋诗面目,王诗的艺术成就是在其将自己的诗学思想不断进行艺术实践的过程中取得的。王安石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经世致用的文化观念,其诗学思想中既把"适用"作为诗歌创作及传播的目的,同时又立足于对诗歌自身艺术规律的挖掘,并重视诗歌的审美特性,讲究情感充沛,强调自然清新,主张意味隽永、提倡琢炼工巧,对诗歌艺术有着比较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李唐[1];董天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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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废于贪行成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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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全国大学生廉洁领袖夏令营。大学生们在三苏祠廉洁文化基地。苏东坡审贪。聆听东坡廉政事迹。□本报记者梁昊文/图7月18日，三苏祠廉洁文化基地迎来了来自全国45所高校的45位廉洁领袖所组成的全国大学生廉洁领袖夏令营社团。据了解，全国大学生廉洁领袖夏令营由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廉政建设与治理研究专业委员会（简称廉政学会）、全国大学生廉洁社团网络主办，自2011年首届举办以来，每年都会组织高校学生赴全国各地，开展廉政文化教育活动。在三苏祠廉洁文化基地，大学生们认知聆听着讲解员的解说，在东坡先生的廉政事迹中感悟自廉自洁的人格魅力之所在。东坡先生作为官员楷模，其廉政作风始终如一。他在《东坡易传》中说：“君子之顺也，岂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在《六事廉为本赋》中提出“乃知功废于贪，行成于廉”的廉政主张。在《前赤壁赋》中这样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东坡先生清廉从政，廉洁为官，坚持从政为官以廉为首的廉政思想，升华成为一种为政做人以廉为首、恪守自洁自廉的人格文化，令后人仰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廉政学会会长任建明说，“今年到三苏祠开展现场教学，旨在通过瞻仰廉政先贤三苏，提高廉洁领袖自身修养，以影响带动更多青年崇廉、尚廉、践廉。”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三苏祠廉洁文化基地传承了三苏优秀的文化精髓，让前来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三苏优秀家训家风、廉洁文化思想、民本思想的深刻内涵。”近年来，我市围绕“功废于贪、行成于廉”廉洁文化主题，深入挖掘“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优秀家训家风，总结提炼“亲、清、轻、勤”廉洁文化内涵，挖掘“守其初心始终不变”民本思想，形成了独特三苏廉洁文化。2018年11月，三苏祠被评为“四川省廉洁文化基地”。基地通过祠堂、纪念馆、多媒体展厅和廉洁文创产品等方式，充分展示三苏廉洁文化，近三年来，共吸引了党员干部3万余人次、学生10万余人次来此开展廉洁主题教育。

梁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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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亭莲舫：千载芳踪说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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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金允宜《苏亭莲舫》诗云：苏湖亭外藕花浮，千载芳踪说子由。几处清歌来画舫，一行白鹭下汀州。碧桐逃暑宜中夏，绿柳摇风似早秋。茂叔风流堪步武，每逢佳日喜来游。苏亭莲舫是河南淮阳西北城域的一处名胜古迹，是宋时苏子由修建的读书台，也是陈州胜境之一。《淮宁县志》记载：苏亭，在城西北柳湖中，苏子由为陈州教授所筑。水绕四周，澄波鉴影。盛夏，荷钱贴水，蕖叶翻飞，白莲满湖，亭亭玉立；驾小舟往来，芬芳袭袂，殊有爱莲之思。苏辙（1039年~1112年），字子由，号宛邱先生，晚号颍滨遗老，北宋眉州眉山人。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戊午至熙宁六年（1073年）癸丑夏，苏辙辟任陈州教授；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苏辙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一孤诚受挫比茅连谪居传道闲学官淮阳，因在淮水(淮河)以北而得名。古称陈，周武王首封的诸侯国之一。《汉书·地理志》记载：“陈本太昊之虚，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北周时设陈州，隋朝改陈州为淮阳郡，唐代复设陈州，一直到宋代。北宋都城为东京（开封），陈州处在东京东南部，为京畿辅郡，其政治地位在宋时尤为彰显。清《淮宁县志》记载：“宋，宛丘县，宋初仍为陈州；宣和元年升属为淮宁府，淮宁府有镇安军，以宛丘附焉，隶京西北路。”宋时，履任陈州地区的地方官多是政坛强干之士或是社会名流：石守信、吕夷简、狄青、范仲淹、晏殊、陈执中、郑獬等。然而，辟任陈州，对于未及弱冠之年即名动京师的苏辙来说，却是情非得已。宋嘉祐二年（1057年），十九岁的苏辙羽扇纶巾，谋堪大任，随父亲苏洵和二十一岁的哥哥苏轼，进京科考，并与兄长苏轼一起进士及第。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这是科举考试屡屡失利的苏洵对两个儿子一举考中进士的感叹。厄难，勤苦之事也。年少得志的苏辙，登科的快感尚在喘息，危机便不期而至。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仁宗御崇政殿试所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策问，兄长苏轼的对策考入第三等，为极高等级；苏辙上《御试制科策》，因极论朝政之失、宫掖之秘，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朝臣胡宿等力主黜之，仁宗并未听从：“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苏辙《遗老斋记》）尽管如此，殿试“策问”科试，苏辙还是“遂降一等，第以四等下”。策问事毕，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凤翔签判，并于嘉佑六年（1061年）末赴任；苏辙虽被任命为商州推官，但知制诰王安石“封还词头”，拒绝起草任命状，直至次年秋天，才有另一位知制诰沈遘撰写了状词。据《颍滨遗老》记载，治平二年（1065年）三月，苏辙才出为大名府推官。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参知政事，创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变法，苏辙的厄运再次降临：“辙上书言事，召对延和殿。王安石以执政与陈升之领三司条例，命辙为之属。安石出《青苗书》使辙熟议，辙尽言其弊。”（《宋史·苏辙传》）“辙以书抵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将加以罪。陈升之止之，以为河南推官。”（苏辙《颍滨遗老传上》）权臣相斥，苏辙备受打击。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苏辙心中寥落空濛，不仅“孤诚”受挫，荣华过眼惊流电，而且“旧交”渐失，“归隐”之意时时显现，这在其与友人的一些次韵诗文中频见：诗一孤诚抱松直，汇进比茅连。我亦相从逝，疏狂且自全。——《送苏公佐修撰知梓州》诗二京师三日雪，雪尽泥方深。闭门谢还往，不闻车马音。西斋书帙乱，南窗初日升。展转守床榻，欲起复不能。开户失琼玉，满阶松竹阴。客从远方来，疑我何苦心。疏拙自当尔，有酒聊共斟。——《南窗》诗三壮心衰尽愧当年，刻意为文日几千。老去读书聊度岁，春来多睡苦便毡。梦归似雁长飞去，才短如蚕只自缠。唯有闻诗尚思和，可能时寄最高篇。——《次韵柳子玉见赠》诗四故国老成谁复先，壮心空记语当年。灌夫失意贫无友，梅福辞官晚作仙。诗句清新非世俗，退居安稳卜江天。它年我亦从君隐，多买黄鱼煮复煎。——《次韵任遵圣见寄》诗五长松大石生长见，何游尘土嗟空羡。寒翠关心失旧交，荣华过眼惊流电。破缯买得古画图，遗墨参差随断线。蟉枝倒挂风自舞，直干孤生看面面。故山旧物远莫致，爱此随人共流转。物生真伪竟何有，适意一时宁复辨。少年所好老成癖，傍人指笑嗟矜炫。京城宅舍松石希，买费百金犹恐贱。——《次韵刘贡甫学士画松石图歌》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戊午，观文殿学士、新知河南府张方平知陈州，方平奏改辟辙为陈州教授。”（苏辙《栾城集》）教授，古代一种学官名称，宋时主管学校课试的具体事务，“州给田十顷为学粮”（《文献通考·学校考七》）教授本是闲职，三十一岁的苏辙来到陈州，虚名传道，闭门索然，无以终日，唯斋舍读书，湖边踱步，惆怅之意在《初到陈州二首》中逐一倾诉：其一谋拙身无向，归田久未成。来陈为懒计，传道愧虚名。俎豆终难合，诗书强欲明。斯文吾已试，深恐误诸生。其二久爱闲居乐，兹行恐遂不。上官容碌碌，饱食更悠悠。枕畔书成癖，湖边柳散愁。疏慵愧韩子，文字化潮州。苏辙履陈州教授职，百无聊赖。“幽居”似“未官”，“身闲”饱“晨炊”，出门见客，情味萧然：其一局冷曾非簿领迷，幽居浑似未官时。忽闻客至惊还喜，出见泥深笑不知。谋拙未能忧岁计，身闲聊可饱晨炊。行舟借问何匆草，淮口无潮月正亏。其二献酬不用辞升斗，曲直何劳问尺寻。要路风波无限恶，谪居情味最能深。交从锦水初无间，邻卜共山已有心。草圣诗豪并神速，数因南雁惠佳音。——《次韵柳子玉谪官寿春舟过宛丘见寄二首》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宋时官场生态的跌宕起伏，令苏辙饱受冷暖。而北方气候的风云变化，更是寒意入骨：君不见天高后土黄，变化出入唯阴阳。旋凝细雾作飞雹，复遣震雷追日光。可怜万物甚微细，坐听百变随颠僵。深根固蒂无计遁，倏来忽返安能防。平生未见实惊耳，稍远不知如隔墙。君看歌舞醉华屋，下有累絷排两廊。眼前苦乐尚悬绝，空中造化知有亡。我居宛丘厌凝冱，雪翻海水填陂塘。但知膏泽利牟麦，恣食饼饵真嘉祥。山阳所访亦何事，有酒胡不尽一觞。——《次韵子瞻记十月十六日所见》②8（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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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游襄写《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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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伟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从四川眉山老家出发，前往京师。他们乘船经长江，穿三峡，到达荆州，弃舟登岸，从陆路经襄阳北上，于次年二月到达汴京。途经襄阳时，三苏被襄阳的山水美景所吸引，他们游岘山，“辽辽岘山道，千载几人行”（苏洵《襄阳怀古》）。登岘首，“远客来自南，游尘昏岘首”（苏轼《岘山》）。攀万山，“西行度连山，北出临汉水”（苏轼《万山》）。游隆中，“今朝游故里，蜀客不胜悲”（苏轼《隆中》）。临汉水，“襄阳逢汉水，偶似蜀江清”（苏轼《汉水》）。趋深潭，“朅来万山下，潭水转相萦”（苏洵《襄阳怀古》）。食鳊鱼，“谁言解缩项，贪饵每遭烹”（苏轼《鳊鱼》）。喝美酒，“楚人汲汉水，酿酒古宜城”（苏轼《竹叶酒》）流连忘返。三苏在游览襄阳山水、名胜古迹的同时，写下了一系列咏赞襄阳的诗歌。如苏洵的《襄阳怀古》《万山》，苏轼的《汉水》《岘山》《万山》《隆中》《鳊鱼》《竹叶酒》《食雉》《襄阳古乐府三首》，苏辙的《襄阳古乐府二首》。这些诗歌中，苏轼的《汉水》尤为瞩目。诗人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劳累，到达襄阳汉水，见其像故乡的蜀江一样清澈碧绿，于是情不自禁将汉水与故乡的水作比较。蜀江浩荡，汉水宽广，不差上下，但蜀江中有蛟鲸，汉水中有女神，诗人进而想到《诗经》的名篇《汉广》，想到文王化南国的典故，沉浸在汉水女神的神话传说中，以至于将洲上洗衣的女子当作了女神，仿佛听到了玉佩叮当的响声。更甚者，诗人肃然起敬，过江时不敢怠慢，连忙整理衣冠，俨然要见女神的样子。这首诗的意境空灵飘逸，诗思轻盈流动，语言淡雅清丽，想象丰富，是一首咏赞汉江的好诗。三千里汉江，精要在襄阳，汉江水的一大特色是清澈秀美。三苏在咏赞襄阳的诗歌中，就极力赞美汉江水的清澈秀美。如苏洵在《襄阳怀古》中写道“何以洗怀抱，悠哉汉水清”，苏轼在《汉水》中写道“襄阳逢汉水，偶似蜀江清”，苏轼在《竹叶酒》中写道“春风吹酒熟，犹似汉江清”。三首诗中都突出了汉江水的清。苏洵在《万山》中写道“山水亦奇秀”，苏轼在《万山》中写道“山川近且秀”，两人都用“秀”字称赞襄阳的山水。不仅是三苏，事实上，来到襄阳的文人墨客无不称赞汉江的清澈秀美。在古诗词中，汉江既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气势，也没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湍急，而以清澈秀美为最大特色。古诗词写汉江，多用“绿”“碧”“清”等字词，如：“岘山临汉水，水绿沙如雪。”（李白《襄阳曲四首》）“楚山碧岩岩，汉水碧汤汤。”（白居易《游襄阳怀孟浩然》）“客梦岘山晓，渔歌江水清。”（李颀《春送从叔游襄阳》）“不厌楚山路，只怜襄水清。”（岑参《饯王岑判官赴襄阳道》）“临泛何容与，爱此江水清。”（丘为《渡汉江》）“何以洗怀抱，悠哉汉水清。”（苏洵《襄阳怀古》）“襄阳逢汉水，偶似蜀江清。”（苏轼《汉水》）“春风吹酒熟，犹似汉江清。”（苏轼《竹叶酒》）古诗词写汉江常用的喻体有“鸭头”“琉璃”“碧油”“玉”，都是用碧绿色的物体来比喻汉江水的青绿。如：“酒光红琥珀，江色碧琉璃。”（岑参《与鲜于庶子泛汉江》）“汉水清如玉，流来本为谁。”（元稹《襄阳道》）“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李白《襄阳歌》）“雄鸭绿头看汉水，肥鳊缩顶出渔查。”（梅尧臣《送周谏议知襄阳》）“树暖然红烛，江清展碧油。”（李益《送襄阳李尚书》）小鸭子的头是绿色的，碧油是古代一种涂以青绿色油料的车篷，故而诗中用它们来比喻汉江水的碧绿清澈。唐代诗人罗隐在《汉江上作》中云“汉江波浪渌于苔，每到江边病眼开。”诗人患有眼疾，每次到汉江见到像青苔一样碧绿的江水，病眼就睁开了，足见对汉江的喜爱。汉水宋·苏轼舍棹忽逾月，沙尘困远行。襄阳逢汉水，偶似蜀江清。蜀江固浩荡，中有蛟与鲸。汉水亦云广，欲涉安敢轻？文王化南国，游女俨如卿。洲中浣纱子，环佩锵锵鸣。古风随世变，寒水空泠泠。过之不敢慢，佇立整冠缨。苏轼简介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苏洵的儿子。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他的诗词题材广，清新豪迈，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万鸟翔集尽显生态之美汉江碧绿清澈，是襄阳人的骄傲，襄阳人也一直精心呵护着母亲河。2016年10月26日，襄阳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了《襄阳市汉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为襄阳的水环境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今年1月，省生态环境厅官网公示了2022年“美丽河湖”筛选案例，汉江襄阳段入选。汉江干流襄阳段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以上水平。襄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汉江水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严格按照“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建设鱼梁洲、国家湿地公园等“汉江绿心”和“汉江绿肺”；大力开展水生态环境治理和修复工作，力争将襄阳建设成一座“汉江绿城”，为打造“美丽汉江”奠定坚实基础。生态美，群鸟归。随着环境不断改善，襄阳吸引许多濒危鸟类、迁徙候鸟来此“定居”。深秋时节，襄阳汉江国家湿地公园鸟鸣不断，白骨顶鸡、斑嘴鸭、绿头鸭等越冬候鸟成群结队，或迎风翱翔，或觅食嬉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这得益于汉江禁渔、退耕拆违、禁止采砂、建设湿地公园等得力举措。近年来，襄阳湿地公园越来越多，湿地保护范围越来越大，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目前，我市已建成9个湿地公园，其中国家级湿地公园6个、省级3个。2013年以来，襄阳汉江国家湿地公园的鸟类由109种增加到215种，越冬候鸟数量由每年的3000多只增加到2.5万只，种类和数量都大幅增长。下一步，我市将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原则，大力实施湿地生态保护修复、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加大湿地公园保护力度，严厉打击汉江两岸乱搭乱建、乱捕滥猎违法行为，最大限度发挥湿地生态功能，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襄阳天蓝、水清、景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本报综合）

高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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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歧解成因类析及选例辨证

学术论文

《论语》乃辑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儒家经典,不仅直接记录了孔子的言行,而且深刻地体现了孔子的道德学问和伦理思想,因而成为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学术最基本、最可靠的原始文献之一,在中国经学史和学术史上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当今时代,《论语》所蕴含的巨大价值和活力更加为世人瞩目和称道,我们今天仍然能够从《论语》中汲取无比丰富的精神营养和文化食粮。自汉代以来,产生的《论语》注译本汗牛充栋,使得仅有一万五千余字的《论语》文本开创为一条源源不断的学术支流。然而,在众多学者的注释中,《论语》歧解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而且为数甚巨,可以说,《论语》注本是研习者不可或缺之书,然众说多歧,难免会让读者有难于适从之感,也极易使经典本义淹没于众说。综观《论语》研究,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开发性研究,因为《论语》本身具有经典性和可诠释性,历代学者都可以将《论语》的经义与同时代的学术和社会背景结合起来,进行生发性的阐释,作为适合时代精神需要的理论依据,融入到现世人们的生活,往往可经世致用,这是经典的价值所在,同时也使得经义分歧,异说纷纭,是歧解不断丰富的原因。二是返朴性研究,即求真性研究,经典的义理随历史的变迁像滚雪球一样膨胀,其本义往往淹没于众说,弃之不用,其后果是曲解经典,抹煞传统,因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以追求真理的积极精神,孜孜不倦地披砂沥金,探寻古义。本文立足文献,对《论语》歧解产生的原因进行辑类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节选若干条目试作辨正。全文分上下两篇,上篇为:《论语》歧解成因类析,综合考察各类歧解,归纳出歧解生成的十大原因:一、版本差异致歧;二、辑录体例致歧;三、文字训诂致歧;四、名物考据致歧;五、学术流变致歧:六、史实考证致歧;七、句读相异致歧;八、音读不同致歧;九、错简倒文致歧;十、章节析合致歧,每条下列举典型例证数则以示说明,辑例虽只是歧解汪洋之一掬,但也能反映出《论语》注解歧异的概貌。下篇为:《论语》歧解选例辨正,择取十三条语录的歧解,参引各种材料进行辨正,以期能求得真义。每条之下,先列诸家较为典型的歧解,后作辨正,其中有些是择善而从,稍加补充梳理,有些是另辟新解,也力求实证。本文写作的最大期待在于以此为起点,关注和辑录《论语》歧解,求索真义,探研儒学元典的精神本源。

刘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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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何以“寒门多出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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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享国320年，共开科118榜，取士人数超过11万，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10倍多。其中，北宋取士总数约61000人，平均每年大约录取360人。元明清各代取士人数均不及宋代。通过长时间严密规范的科举考试，国家得以选拔大量优秀人才。在从门阀社会转向科举社会、门阀士大夫主导转向科举士大夫主导的进程中，逐渐造就了一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李贵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卓有成效的文官选拔制度，源于隋，成于唐，盛于宋，至清末1905年废除，共实行1300年。其中，宋朝的科举制度被公认为严密、完备、成熟、有效。南宋郑樵在《通志》中说本朝“取士不问家世”，即选拔官员不问家庭出身、门第高低和社会关系，只问考试成绩。那么，宋朝的科举制度如何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寒门出贵子”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唐朝“行卷”和“公荐”对贫寒子弟有点不公平科举制度在唐代基本定型，但当时尚未由考试成绩决定一切。不仅考生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名声、外貌口才等很重要，而且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行卷”和“公荐”。“行卷”指考生为求推荐录取而在考试前投送给达官贵人的个人诗文；“公荐”指公卿大臣向主考官推荐人才。李白未曾参加科举，但他早就声名远扬，因而由玉真公主推荐，应诏入京，供奉翰林。这是推荐保送的路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张继《枫桥夜泊》和杜牧《阿房宫赋》等都是作为行卷而知名的作品，他们也因此获得科名。这是自荐和公荐相结合的路子。这种考试制度对世家子弟有利，对贫寒子弟则有点不公平。晚唐杜荀鹤出身寒微、屡试不第，《投从叔部阙》中就哀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没有做官的亲友相帮，再有才华文名也无济于事。两宋之交则流传开一个说法：“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说的是，糊名制度保证了考试的公道，孤寒子弟应当努力在科举中求取功名。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唐宋转型。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解试、省试和殿试，逐级淘汰，择优录取。第一级解试，全称发解试，是在各地方州郡、开封府、国子监组织的考试。发解试通过的举子，就取得省试的资格，可到首都参加礼部组织的全国性官员选拔考试。因礼部属于尚书省，故称省试。省试是三级考试中最为重要的一关，基本决定了考生的命运。省试通过后，就进入最后一关：殿试，由皇帝亲自在金殿上进行考试。通过皇帝的殿试，即可直接授官。由于殿试的主持人是皇帝，所有通过殿试的人都可说是天子的门生。因此，宋朝的登科进士皆为天子门生。不过，殿试以前也是要黜落人的。仁宗嘉祐年间以后，殿试不再黜落举子。殿试不再淘汰的原因，说法有多种。据说，有些考生在最后一关的殿试中没通过，归乡途中贫困潦倒、流离失所，甚至投水而死。皇帝感到怜悯，便让殿试只走程序，不再淘汰人了。死记硬背或吟诗作赋难在宋朝科场竞争中取胜与唐代相比，宋朝科举的变化主要有：第一，开放考试门户，几乎人人均可应举。唐代规定，犯法令者、工商杂类及州县衙门小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彻底取消出身和门第限制，士农工商杂类皆许应举入仕。南宋时期，连恶霸、黥吏的子弟及以屠杀为业者都准许应考。要想进入仕途，必须通过科举考试；偶或可靠门荫补官，但级别很低，还是要去应举，否则一辈子都不能高升。第二，废除荐举残余，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禁公荐，罢公卷，以成绩高低定去取，防止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活动。第三，严格考试制度，锁院糊名誊录并行。锁院制即指考试前将考官和工作人员召集到贡院里面、昼夜锁闭，与外界隔绝，直到放榜始得出来。糊名制是指将所有考生的姓名都糊起来，今天叫“密封制度”，考官们看不到考生的身份信息。誊录制，则是由工作人员把所有考生的答卷重新誊写、抄录一遍，经过对读官、誊录官和校勘官的三道程序，确定誊录的卷子（草卷）与考生的原答卷（真卷）一致无误，再送考官评阅。第四，考试内容多样，重能力见解及应用。进士科考试由以诗赋为主转变为经义、诗赋、策、论并重，经义由试墨义改为试大义。考生光凭死记硬背或吟诗作赋已难以取得科第，只有扩大知识面、具备独立见解、提出实用对策，才可能在激烈的科场竞争中取胜。第五，扩大录取名额，取士之多空前绝后。两宋享国320年，共开科118榜，取士人数超过11万，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10倍多。其中，北宋取士总数约61000人，平均每年大约录取360人。元明清各代取士人数均不及宋代。第六，中举即可授官，升迁相对较快。唐代士子科举登第后，只取得做官资格，尚不能直接授官，故称“选人”；守选三年期满，方能参加吏部铨选，在吏部身、言、书、判的考试中合格才能做官，这是进士入仕的常规道路。而且，即使进士也只能授予从九品的小官，比一个从五品官员荫子所授的官品还低。若非高门出身，又无权贵施援，则难免沉沦潦倒。宋代科举，进士中举后即可授予官职，而且升迁远比其他途径入仕者要快。乞丐孤儿和书童皆可中进士做高官宋朝科举制度相对较公平公正，一切以考试成绩定去留，欧阳修感叹“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结果就是，家庭条件好的士子固然有机会入仕，许多贫寒子弟仅凭自身努力也得以中举为官。这方面的案例，实在是不胜枚举。宋初的张雍，安德（今山东陵县）人，逃荒流浪，孤单困苦，时常沿街乞讨，但对《诗经》深有研究，于太祖开宝六年考中进士，真宗时做过财政大臣、开封知府，终以尚书右丞退休。大概是早年穷怕了，他做官后依旧办事勤勉、厉行节约。杜衍，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到处流浪、一贫如洗，靠给人抄书勉强度日，于真宗朝登科、仁宗朝拜相。陈升之，建阳（今属福建）人，年少时家庭贫苦，得朋友勉励支持、刻苦应举，在仁宗朝登科、神宗时拜相。谢深甫，临海（今属浙江）人，家本寒微，父母靠给人舂米为生，后来父亲去世，更难以存活。但是，他立志苦学，积数年不睡。为了不让自己困倦时睡着，竟然晚上在地上放置一个瓷瓶并灌满水，把脚搭在上面，以警困怠，终在孝宗时登科、宁宗朝拜相。还有两位大政治家的故事，大家可能听说过。范仲淹，两岁而孤，母贫无依，改嫁长山朱氏，生活拮据。他先是寄居寺庙学习，后泣别寡母，远赴应天府书院，昼夜苦学。史书称，5年里未曾解衣就寝，困了就用水浇面，清醒再学。每天，太阳偏西才吃一点粥，而且经常连粥都匮乏。最后，他高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另一个是欧阳修，系家中独子。4岁丧父后，与母亲郑氏到湖北随州去投奔欧阳修的叔叔。叔叔家也不富裕，好在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芦苇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17岁时，首次在随州参加州试，因赋逸官韵被黜落，但有警句传诵。归家复取韩愈集阅读，立志中举后将尽力于斯文。5年后，应试礼部又不中，不得不改习时文。后来，终于举进士甲科，与范仲淹一样，官至参知政事。有个书童的故事更加励志。王淑是汪激的书童，侍候主人读书过程中耳濡目染，与汪激同时考中，同科登第的还有苏轼、曾巩等。王淑名次还在曾巩之上。这是“取士不问家世”和“寒门出贵子”的佳话。两宋时期，读书学习、进京赶考都需要不菲的花销，穷困学子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助；官办学校、书院也会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民间有义学，家族有义庄。士人日常生活、婚事丧事如有急需，常可获得政府、社会和个人的救助。史料记载，北宋曾给路途遥远的举子发送“公券”，凭此于往返路上可在公家的驿站招待所免费食宿，故又叫“驿券”。据统计，在新旧《唐书》所载830名进士中，出身望族和公卿子弟者最多，高达71%，小姓为13.1%，寒素子弟仅占15.9%。可见，唐代科举取士的社会成分非常狭窄，寒门确实难出贵子。而在《宋史》有传的北宋1533人中，布衣（平民）入仕者占比55.12%；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53.67%，且自宋初后逐渐上升，至北宋末已达64.44%。从宰相一职来看，唐代仅崔氏十房前后就有23人任相，在唐代369个宰相中占比1/15；而宋代宰相里，布衣出身者占比53.3%，超过一半，足证宋朝的权力结构是以庶族士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完全可以说，宋朝是一个开放性的平民社会，寒门多出贵子，努力就有机会。朝廷重用厚待读书人推进文化普及社会流动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任礼部省试主考官。第一场，作诗、赋各一篇，题目不详。第二场，作论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第三场，作策五道：一是《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二是《修废官举逸民》，三是《天子六军之制》，四是《休兵久矣而国用益困》，五是《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第四场，考帖经、墨义（近似今天的“填空题”“默写”或“名词解释”）。北宋前期，考试曾“逐场过落”，即考生考完第一场诗、赋后直接评分，第一场失利的考生没有资格参加后三场考试。后来，大家觉得“一场定终身”不妥，便改成四场之后计总分。嘉祐二年的这场考试就采取了比较合理的模式。该榜共录取388人，今可考知姓名及乡贯者204人，包括前述汪激、王淑。千年回眸，此榜群星璀璨，可谓千年科举第一榜。试举其要者：苏轼、苏辙、曾巩：三人位列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其中，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百科全书式杰出人物，苏辙做到门下侍郎（副宰相），曾巩官至中书舍人。程颢：宋代道学、理学的杰出大师，洛学创始人，与弟弟程颐并称“二程”。张载：大思想家，关学创始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他提出的“横渠四句教”，也是宋代知识人的人生理想。据《梦粱录》记载，南宋进士科细分为经义、诗赋两科。经义科的考试内容是：经义一场，论一场，策一场；诗赋科的考试内容是：诗赋一场，论一场，册一场。南宋绍兴十八年和宝祐四年两榜，由于机缘巧合，完整的登科录保存了下来，弥足珍贵。绍兴十八年榜单能流传下来，应归功于朱熹，因为里面有大理学家朱熹的登科记录。朱熹的等第是第五甲第九十名，比较靠后。大概因为考试合格但成绩不高，朱熹对科举制度多有批评，甚至认为“太学真个无益”。然而，他编撰的《四书集注》却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的试题来源和标准答案。宝祐四年已是蒙元入侵前夜，其中三位登科人物彪炳史册。第一甲第一名文天祥，通称文丞相，生当南宋灭亡之际，殚精竭虑、救亡图存，历尽艰险而百折不挠，被俘后坚强不屈，终凛然就义，年仅47岁。第二甲第一名谢枋得，爱国救亡、孤军奋战，元兵东下后改换姓名入山隐居，宋亡后屡次拒绝元朝征召，后被强迫北行，抵元大都后绝食身亡。第二甲第二十七名陆秀夫，坚毅忠烈，元兵沿江东下，官吏多逃跑，他坚守不去。1279年，元兵攻破崖山，他背着祥兴帝一起投海自尽，年仅42岁。宋朝重用、厚待读书人，读书人也努力回报宋朝。宋朝科举制度当然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局限，但整体上起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通过长时间严密规范的科举考试，国家得以选拔大量优秀人才。在从门阀社会转向科举社会、门阀士大夫主导转向科举士大夫主导的进程中，逐渐造就了一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社会阶层流动性变强，板结化就越不容易。由此，全社会勤奋向学，文化相对普及。加之社会流动性、平民化特征明显，可以说宋朝已处于近代早期。这里，不妨编一首顺口溜以概括宋代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户户有机会，家家尚读书。寒门出贵子，贫富共征车。（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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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诗词唱给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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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进入3月，迎来师生返校的眉山市东坡区东坡小学校园里，又响起了苏轼（苏东坡）写下的诗篇。只是与大家想象中的书声琅琅不同，在这里，这些诗句是以歌曲的形式在师生间口耳相传的。从2009年8月建校起，东坡小学就将传播苏东坡的经典诗词列为学校的一项重点任务。该校副校长李爱刚更发挥自己在音乐方面的特长，从苏东坡众多的诗词作品中，选出了最经典的篇章进行谱曲。截至今年，李爱刚已完成了对近10首苏东坡诗词的编曲工作。□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成博从《东坡》出发至今改编苏东坡诗词近十首眉山是苏东坡的故乡。在苏东坡颠沛的一生中，留下了汉语诗词中相当精彩的篇章，即便千百年后，依然传递着温暖与希望的力量。如何使苏东坡的诗词作品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尤其是将他的经典作品注入小学生的诗词启蒙教育中？李爱刚想到了音乐。“苏东坡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我是东坡故里的一分子、他的家乡人，为何不把东坡的诗词谱成歌曲，让大家来传唱呢？”之所以是音乐，李爱刚表示，一方面，他本人是眉山市音乐家协会的会员，学生时代的乐理学习，加之后来的自学，使他能够进行谱曲。另一方面，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李爱刚从很早之前就关注到了著名作曲家谷建芬做的《新学堂歌》。从2004年起，谷建芬借助歌曲动听的旋律，对唐诗、汉乐府，以及三国、明清时期的诗词进行再创作，以一种更快乐的方式，让孩子们亲近、学习和传承诗词经典。不过，谷建芬的工作在李爱刚看来是有“遗憾”的。“苏东坡作为影响一代文风的大文豪，《新学堂歌》没有选入他的作品，这激发了我自己来做这件事的想法。”于是他自己谱曲，再找专业团队做编曲、伴奏、演唱等工作，开始了苏东坡诗词作品的改编。“苏东坡的诗词作品众多，但考虑到我们主要是面对小学生进行传唱，我选择了其中比较短小、通俗易懂的作品来编曲。”首先进入他视线的是七言绝句《东坡》。“在谱曲之前，我查阅了很多资料，更进一步了解诗歌创作的背景，领悟这些诗歌的意境。”李爱刚告诉记者，比如《东坡》一诗，“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苏东坡用以自号的“东坡”，正是他谪居黄州时的这片高低不平的小山坡。当时，苏东坡刚经历了乌台诗案，劫后余生的他对平淡安稳的田园生活感到满足，“他以为自己会在这种恬淡的生活中度过余生，发现月夜拄杖走过高低不平的东坡也是一件乐事。”李爱刚说。《东坡》的谱曲工作从2014年年底开始，花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完成了第一部分。到副歌时，李爱刚没了灵感，加之日常工作繁忙，这一等就是几个月，“我反复吟诵、吟唱，逐渐找到了诗歌与音乐的契合点。”最终，李爱刚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东坡》的谱曲。之后，他请来学校音乐组的老师们试唱，并提出修改意见。“为了配合古典的诗意表达，我们在谱曲中大量运用古筝、笛子等中国传统乐器。”在此基础上，李爱刚又自费找人做了歌曲的伴奏和范唱版本，方便大家欣赏和歌曲传唱。古意盎然的曲调极大提升了《东坡》的美学意境，李爱刚编曲的《东坡》一经推出就收获好评，当中既有来自课堂教学一线的肯定，也有来自社区乡野的点赞。这也极大提升了李爱刚的信心。《东坡》之后，他又对苏东坡的《东栏梨花》《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等作品进行谱曲，至今已有近十首作品。与“东坡”结缘从诗词阅读到苏东坡研究“苏东坡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却是北宋文学界第一人，粉丝上至皇上太后，下到市井百姓。”李爱刚觉得，无论苏东坡豪迈瑰丽的诗词作品，还是乐天豁达的人生态度，都是家乡人民珍视的文化遗产。作为土生土长的眉山人，李爱刚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此心安处是吾乡”“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些充满灵性与彻悟的文字更曾令李爱刚数度拍案。苏东坡一生写下的诗词不计其数，我们熟悉的《饮湖上，初晴后雨》《赠刘景文》《惠崇春江晚景》《题西林壁》等经典诗歌就入选了小学语文教材，词《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脍炙人口、广为流传。李爱刚说，虽然自小熟悉苏东坡的作品，但他真正进入苏东坡的文学世界，还得从2009年算起。“当年8月，东坡小学正式组建，我从眉山城区的苏南小学调到了东坡小学。从此与‘东坡’结下了不解之缘。”据李爱刚介绍，东坡小学以“东坡”冠名，“既赋予了学校沉甸甸的文化内涵，又赋予了学校传承、弘扬东坡文化的历史使命。因此，学校在建校伊始就反复讨论，确立了文化建设的主题就是‘东坡文化·诗书校园’。”作为副校长，李爱刚开始从对苏东坡作品简单的阅读与赏析，深入到对苏东坡生平事迹的钻研，从苏东坡的欣赏者转变为研究者。“2017年，我被选入东坡区教体局组织成立的‘传承东坡文化’骨干讲师团，这使我在学习、研究苏东坡方面得到了一次飞跃。”李爱刚说，借力于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进行的讲师团培训为期两年，学员们通过专著学习、专家讲座、分组研讨、参观学习和实习分享等方式，通过文本与遗迹相结合的方式，让学员对苏东坡的理解跳脱了文本，苏东坡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丰满。在这个过程中，由李爱刚谱曲的《东坡》就曾多次在讲师团举办的《悦读东坡讲堂》系列讲座中表演，“2018年和2019年，《东坡》跟随讲师团到山东潍坊和海南儋州等苏东坡生活过的地方表演，反响很好。”伴随着对苏东坡学习与研究的深入，李爱刚开始结合自己的所思所想进行着东坡文化的分享。除了谱曲，他还先后主持编写了校本读物《我爱苏东坡》、校本教材《像东坡一样》，参与编写东坡区的乡土教材《品味东坡》。由他主研的省级课题《本土名人文化融入学校教育的策略——以东坡文化为例》获眉山市教学成果一等奖。“通过这些活动的参与，我逐渐地认识东坡、了解东坡、热爱东坡，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东坡粉丝’。”李爱刚说。在李爱刚看来，苏东坡少年成名却仕途坎坷，但他始终能以一种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并从这些经历中去发现美好，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堪称最上乘的诗词文章，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作品，始终是吸引人的。传“东坡”精神他打算给苏东坡出“专辑”“你随轻舟漂泊于大海/惊涛骇浪壮志不更改/洒一路缤纷的诗行/风雨中，挥墨抒情怀”，最近，李爱刚和眉山本地词作家山眉进行了一次合作，将他们对苏东坡的思考与情感写成了一首歌——《一蓑烟雨》。“歌词选择了苏东坡诗词里的一些名句，再现了苏轼一生经历的坎坷，赞扬了苏轼的文学成就和豪迈、豁达的品质。”李爱刚告诉记者，《一蓑烟雨》的歌词体现出他对苏东坡人生态度的认知，“我绝不苟且地生活，我要用我的双脚去实现‘诗和远方’的梦想”。李爱刚用自己教育者的眼光，不断从苏东坡的作品和人生经历中发现积极元素和教育价值，再将这些理念注入小学教育中。“我们东坡小学用仁爱、乐观、勤奋、博学这四个词来概括‘东坡精神’。”李爱刚说，这固然是对“东坡精神”的一种简化，主要是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做一个快乐的人。东坡小学的校歌《我爱苏东坡》中，同样传递着这样的理念，“我要唱支歌/唱给苏东坡/最爱松竹梅/胸襟比海阔/诗赋留人间/文化传薪火”。对苏东坡诗词进行谱曲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李爱刚相信，优美的旋律、朗朗上口的节奏具有润物无声的效果。“如今，只要你来到东坡小学，就一定能够听到这些优美动听的歌曲。因为学校的铃声系统选取了这些歌曲的片段。师生们都非常喜欢，也会跟着广播一起歌唱。”除了作为铃声，李爱刚谱曲的苏东坡诗词歌曲还在校园的艺术节活动和教职工诗会上被传唱。“2016年10月，《东栏梨花》参加了眉山市庆中秋诗歌晚会，以及华夏东坡文化传播中心和成都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千里共婵娟》诗·歌音乐会演出，收获了很好的社会反响。”让经典走出书斋，走向大众，这既是文化传播者的梦想，更是教育者的使命。当看见自己编曲的作品在师生中不断传唱，并且逐渐走出校园、走向大众时，李爱刚感到欣慰。事实上，诗和词在诞生时本来就是和音乐组合出现的。《尚书·舜典》中就有“诗言志，歌永言”的记载，文本与曲调结合，人们且吟且唱，曲调使文本中的情绪得到了更好地烘托与释放。从这个意义上看，李爱刚所做的工作，恰是对诗歌传承过程中，失掉的音乐性的补充。“我的梦想就是谱写更多的好歌曲，出一张‘东坡歌曲’的专辑。”李爱刚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等到有10到12首歌的时候，就去给苏东坡出“专辑”。

成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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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豪苏轼的“彭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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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历史文化有深厚底蕴，这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和大文豪苏轼有着很大联系。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调知湖州，写下《江城子·别徐州》：“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滴泪，流不到，楚江东。”此时此刻的苏轼，心潮澎湃，百感交集，欲寄千滴相思泪，以表万般离绪愁，留恋之情溢于言表。让他这样依依不舍的原因有哪些呢？在苏轼的心中，兄弟情、徐州情、山水情和田园情相互交织，形成了苏轼的“彭城梦”。兄弟情“彭城梦”最初由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严复通观苏轼一生感情轨迹，对兄弟俩在徐州逍遥堂“对床夜雨”所蕴藉的苦衷深有感悟，把这纠缠苏轼一生的梦想归纳为“彭城梦”。《和刘通叔瑞潞岁莫杂诗并序》其二东坡与子由，诗句每恻楚。终身彭城梦，未遂对床雨。老泉玉渊洄，弥感青松树。读君告哀文，舌挢不能语。兄弟俩交谈的内容是什么？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苏辙的说法或许有些片面，对此，苏轼有一个补充，在《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中讲，苏辙劝他“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苏轼也确实以此奉公正己。兄弟情是苏轼“彭城梦”形成的直接原因，苏轼虽豪情满怀却不被重用，杭州、密州、徐州，一连三番外任，理想与现实的困扰，再加上生活之苦，以致出现了强烈的归隐打算，想过一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这样可以和在商丘的弟弟随时来往，了却兄弟俩聚少离多的心事。《黄楼赋》石刻由苏辙撰文、苏轼书丹，足以证明兄弟俩的感情深厚，可谓珠联璧合。关于亲情、友情、爱情，苏轼给了一个参考答案，即便是兄弟感情再深，也不能超越对事业的感情，苏轼本想在徐州安家立业，却因一纸调令又去了湖州。品尝美酒的浓度，体验亲情的深度，成就事业的高度，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徐州情苏轼《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描写了离别场景，百姓依依不舍，含泪相送，一度出现截马鞭，割马镫的场面，百姓感恩戴德，感激苏轼捍水护城、为民请命的功劳。苏轼在作品中多次提到了和徐州百姓之间的浓厚感情，特别是在第五首中，以一心为民的朱邑自比。朱邑死后，他的儿子并没有把他葬在家乡，而是遵照他的遗嘱安葬在桐乡，桐乡百姓的确视他为父母官，为他起冢立祠，每年都举办重大的祭祀活动。苏轼深受百姓拥戴，如果落户徐州，他希望自己的最终归宿和朱邑的经历不一样，流露出苏轼把徐州当故乡的由衷“徐州情”。山水情苏轼对徐州山水的热爱，从诗文记载的名山大川可领略一番，东至荆山，南至雾猪泉，西至楚王山，北至圣女山，这广褒的大地处处都有他的影子。在苏轼心中，当河流遇上大山，当明月遇上美酒，便是世间最美的邂逅。徐州这座山水交融的城市实在太美了，春雨微波、泗水彭城、明月黄楼，这些美景都可以拿来写尽人生百味。苏轼《登云龙山》中说：“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清代文学家查慎行在《苏诗补注》中记载：“慎按，此首先生手书刋石，诗后题云：元丰元年九月十七日，张天骥、苏轼、顔复、王巩始登此山。”清同治《徐州府志》把它列为宋代碑刻。今位于云龙山西坡可廊，东坡石床北侧。在徐州，苏轼真迹随时可参观，让你大饱眼福。1078年秋，苏轼写下与《前赤壁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百步洪二首》，第一首连用兔起鹰落、骏马注坡、利箭脱手等七个比喻来形容百步洪速度之快，以此引发快乐人生的话题探讨，“险中得乐虽一快，何意水伯夸秋河。”这两句是苏轼内心思想的真实写照，世间万物如百步洪一样跌宕起伏，人生也不例外。用现代的话说，人生，不必纠结于过去，也不必担心未来，所有的美好就在当下；绝不要像水神一样随波逐流，当百川灌河时洋洋得意，当百川归海时望洋兴叹，这样只会把苦恼留给自己。田园情苏轼知徐州时，徐州下辖彭城、丰、沛、萧、滕五县，作为一州之长理应吃穿不愁、衣食无忧。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苏轼常常为无菜难以下咽发愁。1078年初春，桌上就一道嫩姜炒木耳，吃着吃着，苏轼把筷子一放，跑到骆驼山采竹笋和蕨菜去了。《与参寥师行园中得黄耳蕈》：“老楮忽生黄耳菌，故人兼致白芽姜。萧然放箸东南去，又入春山笋蕨乡。”又如，《送笋芍药与公择二首》：“久客厌虏馔，枵然思南烹。”表达了对徐州饮食非常厌倦，食之无味，饥肠辘辘，不由想起美味的家乡饭。徐州生活的困顿在苏轼许多诗文中都有体现，《春菜》提到蔓菁（大头菜）、韭菜、荠菜、青蒿、蕨菜、茵陈、甘菊、波棱（菠菜）计8种，有几种是野菜。还说了2种鱼肴，一种是熟吃，荠菜清蒸鱼；一种是生吃，鱼鲙，现在叫鱼生。苏轼特好家乡菜鱼生，爱妻即便有病依然为他下厨房操刀制作，“病妻起斫银丝鲙，稚子欢寻尺素书。”提到的徐州麦饭，只是来客人时才偶尔做一回，《和子由送将官梁左藏仲通》：“城西忽报故人来,急扫风轩炊麦饭。”徐州的尔家川就是在这种生活困窘的状态下被发现的。苏轼渴望找到一处泉水横流的地方，有了清澈的水源，吃大米不用愁，吃鱼不用愁，酿酒更不用愁，可以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他以“佳处未易识，当有来者知。”赞美尔家川。尔家川具体位置在铜山区新区街道办事处台上村附近。这儿的灌沟河容纳了银坑泉、锅帽泉、女儿泉、青龙泉等众多泉水。笔者寻访时，一位老太太笑嘻嘻地说：“这大闺女泉啊，只能女人摸，男人不能动，男人动了，尽出羊屎蛋子。”言下之意，男女有别，刚柔有分，男人力气大，会把泉水搅浑。同时也是告诫男人，两性相处中，大闺女千万不要碰，不然早晚会出事，惹出祸端来。泗滨老兄弟情、徐州情、山水情、田园情促使苏轼想在徐州安家落户，做一名徐州老人。《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其五》：“归耕何时决，田舍我已卜。卜田向何许，石佛山南路。下有尔家川，千畦种粳稌。山泉宅龙蜃，平地走膏乳。异时亩一金，近欲为逃户。逝将解簪绂，卖剑买牛具。故山岂不怀，废宅生蒿稆。便恐桐乡人，长祠仲卿墓。”苏辙揭秘尔家川位于徐州，《和子瞻自徐移湖将过宋都途中见寄五首其四》：“欲买尔家田，归种三顷稻。因营山前宅，遂作泗滨老。”“泗滨老”指的是住在泗水旁边的老人，也就是徐州老人。实际上，苏轼卜田尔家川，并不是罢徐州后才打的主意。1078年黄楼建成不久，刘贡父来徐州，苏轼把买田的事和盘托出。《次韵和刘贡父登黄楼见寄并寄子由二首》：“腴田未可买，穷鬼却须呼。（本欲买田于泗上，近已不遂矣。）”“泗上”典出《吕氏春秋》：“泗上为徐州”。苏轼这段时间说的买田、卜田、归休、归耕等基本上都是指卜田徐州的尔家川。归耕，《国语辞典》：“去官从农。”回乡也好，不回乡也好，辞去官职务农的，都叫归耕。尔家川山环水抱，藏风聚气，是“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的世外桃源。苏轼选择这里隐居是兄弟情、徐州情、山水情、田园情相互交织形成的一个“彭城梦”，梦想虽然没有实现，却伴随了一生，同时也给徐州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于克南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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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子方《春秋》学著作研究

学术论文

崔子方,北宋涪陵人。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二月,宋廷科举改革,罢《春秋》科,废太学《春秋》博士。崔子方三次上书请求复立《春秋》博士,未获钦准,遂隐居真州六合（今南京六合）,潜心《春秋》学数十载,其人与苏轼、黄庭坚等交好,黄庭坚称其为“六合佳士”,有《春秋经解》《春秋本例》《春秋例要》三书存世。《春秋经解》现存12卷,《春秋例要》1卷附于《春秋经解》之后,《春秋本例》20卷,《文渊阁四库全书》皆有收录。崔子方认为《春秋》三传和前代《春秋》学者治经多有不足之处,崔氏舍三传而专治《春秋》经文,遂著《春秋经解》,专以“情与理”“辞与例”来解读《春秋》经文大义,兼及“史氏阙文”。其书以直接解释、扬弃三传、援引他书、设问解经和“善观《春秋》者”发论等为解经方法,并根据经文的时间发展,动态的融合《春秋本例》总结的“日月时例”和《春秋例要》所总结的“史实例”来考察《春秋》“例”的变化和寓于其中的“微言大义”。亦以孔子等儒家学者的维护周王、维护周制、民本思想等主张,结合实际务实的对《春秋》进行了诠释。《春秋本例》一书重在总结《春秋》的“日月时例”,其书以“分类条次”的方式,将全书分为“门”“例”“条”来考察《春秋》经文,全书共有“十六门”,每一“门”之下又分为“例日”“例月”“例时”,其“例”之下又以若干“条”来条次经文,对其中有疑义之事则以“备论”以诠释之。《春秋本例》一书本质上是以“日月时例”的变化来考察“史实例”的变化及其经义。虽然《春秋本例》与《春秋经解》在极少部分内容上有偶尔的违异之处,但《春秋本例》一书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特征与《春秋经解》有共通之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指导了《春秋经解》的写作。《春秋例要》重在总结、诠释《春秋》的“史实例”,兼及部分“凡例”。其书突显了崔子方“正名”的主张,以“别内外”“别尊卑”“谨华夷”之线索对《春秋》“史实例”的变化加以诠释和总结。崔子方的《春秋》学思想具有系统性、独特性,崔氏主张以“辞与例”“情与理”解经,其对“例”的总结相比前人,又最为全面、系统,故而成为其《春秋》学学术体系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亦是其最主要的《春秋》学治学方法。

郑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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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汉书·艺文志》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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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的《汉书·艺文志》研究,无论是本体研究还是价值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学术史的研究也逐渐被重视。30年来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表面研究、重复研究等问题。《汉书·艺文志》研究只有融入到思想文化研究中,才能摆脱单纯的文献学研究模式和被边缘化、经院化的命运,进而获得更大的发展。

乔松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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