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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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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按照传统的说法，卧薪尝胆一事应该发生在春秋时期。而在所有记载春秋史事的史料中，记述最原始，也最为可信的，当推《左传》和《国语》了。《左传》在“定公”和“哀公”两部分，以及《国语》在“吴语”和“越语”部分，虽然都详细记述了关于越王勾践的生平事迹，却都没有提及卧薪尝胆一事，哪怕是只语片言。一提起成语卧薪尝胆，按照惯性思维，人们就会联想到越王勾践，就会联想到勾践辛酸、艰苦的复国大业。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也经常用卧薪尝胆一词来表达刻苦自励、奋发向上的决心和毅力。其实，历史上的卧薪尝胆事件并非真的存在。按照传统的说法，卧薪尝胆应该发生在春秋时期。而在所有记载春秋史事的史料中，记述最原始，也最为可信的，当推《左传》和《国语》了。但是翻遍这两本书，就会发现其中令人失望甚至产生疑惑的端倪。《左传》在“定公”和“哀公”两部分，以及《国语》在“吴语”和“越语”部分，虽然都详细记述了关于越王勾践的生平事迹，却都没有提及卧薪尝胆一事，哪怕是只语片言。这种不约而同的历史记载，让人很是觉得纳闷和不解。众所周知，卧薪尝胆是一个合成词汇，是卧薪、尝胆两件事的总称。对于尝胆一事，春秋史料一片空白，一直到了汉朝才有了最初的记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越王勾践世家》时，第一次把越王勾践曾“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的事写进了《史记》中，但没有提到卧薪一事；东汉学者赵晔在作《吴越春秋》时，虽然也说到勾践“悬胆于户，出入尝之”的事，但仍然丝毫没有卧薪的记述。直到唐宋时期，在一些著述性的文字中，才开始出现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的说法。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壮游》诗中曾有“枕戈亿勾践”之句。北宋学者王洙注释此诗称：越王勾践“出则尝胆，卧则枕戈”。南宋初年李纲在《议国是》疏中，曾说勾践“枕戈尝胆以励其志”；在《论使事札子》中又说：“勾践枕戈尝胆，卒以报吴。”戈，在古代是一种兵器，显然不是传说中的干柴硬棒。可见，勾践卧薪尝胆的事情，从春秋到两汉，直到唐宋时期，一直没有明确记载。把卧薪和尝胆两个词语连缀起来，作为一个成语使用，最早出现于北宋文豪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中。苏轼对孙权这个三国风云人物，显然尊崇有加。在那篇游戏性质的书信体文章中，苏轼穿越时空隧道，凭借大胆丰富的想象力，模拟孙权的口吻写道：“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上负先臣未报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孙权有没有卧薪尝胆，《三国志》《汉书》没有记载，就连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小说中也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可见，孙权卧薪尝胆一事纯属苏轼虚构和杜撰。即使有，也与越王勾践八竿子打不到一块，毫无相干。不过，苏轼毕竟是苏轼。作为北宋后期的文坛领袖，作为名噪半个世纪的大文豪，其文章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由他首创的卧薪尝胆字眼也得到了广泛流传。所以，到了南宋时期，曾开、真德秀和黄震等爱国官吏、学者，不能满足南宋的半壁江山，时常追忆越王勾践的英雄事迹，在他们的奏章、著述中，屡次提到勾践有坐薪尝胆或卧薪尝胆的事，也无非是拿勾践说事，有针对性地从侧面敲打一下一贯懦弱无能的南宋皇帝们。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也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却说吴王夫差曾坐薪尝胆。到了明代学者张溥作《春秋列国论》时又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之后，清代历史学家马骕在编写《左传事纬》和《绎史》时，仍然把卧薪尝胆之事系于吴王夫差名下。把一个成语典故分别用在两个同一时期、针锋相对的对头身上，这种文字类型的巅峰对决，在历史上实不多见。不过，不少学者还是愿意把卧薪尝胆的事情追加在越王勾践身上。清初大才子吴乘权在编写《纲鉴易知录》时记载：“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蒲松龄在一副流传甚广的对联中也明确写道：“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表达了他对项羽、勾践丰功伟业的无限感怀，和对自己屡试不中、落魄至极的无奈自勉。后来，乾隆时期文学家蔡元放在修订的《东周列国志》中又云：“（越王勾践）累薪而卧，不用床褥；又悬胆于坐卧之所，饮食起居必取而尝之。”这样，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才愈传愈广，一直到今。不少人对于卧薪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宋代可能不同意。他们认为《吴起春秋》中所记越王勾践“目卧则攻之以蓼”，这种蓼菜积聚得多了，就成为蓼薪，就是卧薪之意。所谓蓼，清代学者马瑞辰曾解释为“辛苦之菜”（《毛诗传笺通释》卷六）。他们认为越王勾践那时日夜操劳，眼睛疲倦得想睡觉（目卧），就用辛辣、味苦的蓼菜（蓼薪）来刺激眼睛，打消睡意。按照这种说法，尝胆是让味觉感到苦，卧薪是让视觉感到苦，但把卧薪说成睡在硬柴上，那显然是一种误解。自汉代始记的尝胆和自宋代才见的卧薪，是历史上真有其事，还是出于误传？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还是卧薪尝胆？卧薪是想睡觉时用“辛苦之菜”刺激眼睛，还是睡在硬柴上磨炼筋骨？要弄清这些问题，看来还颇费斟酌。一个卧薪尝胆的中华成语，被历代名人分别附会到孙权、勾践和夫差三个不同人物的名下，并最终被大多数的人普遍锁定在越王勾践身上。可见人们对这个历经千年的发展演变，充满褒义、代表赞扬、渴望成功的词汇的重视和喜爱程度。其实，现在看来，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到底有没有确切的历史典故，究竟发生在哪个历史人物的身上，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已经普遍成为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甘落后、自强不息、决心振奋、力图复兴的内在动力。这才是这个被人们争论甚至误解千年的成语所留给中华民族的无穷财富。据《历史上那些帝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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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大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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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0年前的旧稿了。当时准备写本通俗的读物，介绍声名赫赫的“三大行书”，也就是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和苏轼的《寒食帖》。因为种种原因，书没有出，搁置既久，我也忘了。现在拿出来看，好像扔了可惜。海燕出版社不拒细壤、不择细流，慨然俯允纳入“竹堂文丛”出版这个小册子，我心存感激。因为文丛各册都有前言，为统一体例，这里就再絮叨几句。《兰亭序》，说是东晋永和九年（353年）3月3日，王羲之与谢安等40多位名士，在兰亭举行禳灾祈福的“修禊”活动，其间大家饮酒赋诗，诗作结集，由王羲之作序，序言的草稿就是《兰亭序》，也称《兰亭集序》《禊序》《禊帖》《临河序》等。行书作品，没有比《兰亭序》名气更大、影响更大的了。然而，从清代开始，就有人怀疑《兰亭序》不是王羲之的作品，甚至连这篇文章，也有人认为不是王羲之所写。“兰亭论辩”直到现在，也没能得出最终结果，我们不去管它，我们只欣赏相传为冯承素摹本的作品就好。《祭侄稿》，是唐乾元元年（758年）9月3日，颜真卿为祭奠侄子颜季明所写祭文草稿，也称《祭侄文稿》《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文》。“安史之乱”中，时任平原太守的颜真卿，与时任常山太守的从兄颜杲卿起兵讨伐安禄山，颜杲卿、颜杲卿之子颜季明等殉国，可谓忠烈千秋。这件草稿，其文感人，其书动人。《寒食帖》，宋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作这两首寒食诗，此卷可能是翌年或以后所写，也称《黄州寒食帖》《黄州寒食诗帖》。苏轼是千年一遇的文艺全才，被贬黄州时期，境遇困顿，也提升了他的人生境界，这件作品即微妙地体现了他的境遇、情愫和才华。说“三大行书”是天下第一、第二、第三，也就那么一说。宋代的米芾说过《兰亭序》是“天下法书第一”，元代鲜于枢说过《祭侄稿》是“天下行书第二”，其实也算不上什么文献依据。而《寒食帖》被称为第三，我实在不知道哪位古人说过。排座次这事儿，不能太当真，但既然“三大行书”被广泛认可，成了常识，自然有它的道理。说不能太当真，平心而论，我个人认为《兰亭序》在王羲之的作品中，也就是中品，艺术水平远逊《丧乱帖》《得示帖》等，有人怀疑它是智永所书，从笔法和气息上看，似乎更贴切。《祭侄稿》当然是旷世杰作，然而与《争座帖》相比，恐怕也难分伯仲，可惜后者没有墨迹传世。至于《寒食帖》，苏轼的《赤壁赋》《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等，与之相比，也各有千秋。如果把眼界扩大到整个书法史，则巨匠巨作，群峰耸峙，相与高下，哪能分出冠、亚、季军呢？说有道理，则王羲之、颜真卿、苏轼三人，大概代表三种人生方向的极致。三人才华卓越自不待言，皆以儒为底色，而王羲之多受道家影响而近仙，颜真卿刚毅壮烈而希圣，苏轼百般融会而得禅，都达到了人文精神的极致，而三件行书作品，正与这种人文精神相表里。中国人知人论艺，并不把所谓“纯艺术”看成最高境界，而是把艺术浑然融会于人生，融会于自然和社会。所以，这种公认，自有其深刻的道理。这种理念既已传承，我们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之后，大可不必纠缠排名，而重新排序，抑或添加为“十大行书”，则显得十分无聊了。敬畏不必迷信，对经典充分理解，才会有平常心；对经典有平常心，尤其要戒骄戒躁，不可生亵渎心。“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比来众声喧哗，朋辈龃龉而分崩离析者，时有所闻，每欲求诸元典，寻个立脚处，然则此中果有真意、果有般若乎？（孟会祥，襄城人，现为《书法导报》副总编辑，《读三大行书》已由海燕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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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安息处“归乡”小峨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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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安息处“归乡”小峨眉郏县“三苏坟”受到历代人的保护。“三苏坟”（从右到左分别为苏轼墓、苏洵衣冠冢、苏辙墓）。苏辙后人苏明奇把来自东坡家乡的水土认真撒到“三苏坟”前。早春时节，河南平顶山郏县小峨眉山下，“三苏坟”墓园内，阳光灿烂。苏辙第33代后人、平顶山市三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苏明奇，从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手中接过来自眉山“三苏祠”的古井水和苏家旧宅之土。神情肃穆的他缓步走到“三苏坟”前，将这跨越千里的水、土，分洒在苏洵、苏轼、苏辙坟前，轻声说：“洵公、坡公、辙公，四川老家来人了，带来了家乡的水土，以慰乡情。你们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后人，其中在河南的后人在这儿也已经扎根了，过得也很好。你们安息吧。”2023年2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启动大型人文采访活动“寻路东坡”，派出九路记者从眉山三苏祠出发，沿着苏东坡人生旅程的重要点位，寻访东坡遗迹。其中最后一站，记者抵达苏轼、苏辙的埋骨墓园所在地——河南平顶山郏县。远隔一千公里，故园与墓园，生与死，通过这一把水土，得到令人欣慰的连结。郏县三苏坟与眉山三苏祠“遥相呼应”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101年8月24日)，苏轼病逝于常州。次年6月，其弟苏辙遵其遗嘱，将之迎葬于河南郏县小峨眉山下苏氏墓地。苏轼去世11年后（公元1112年，宋徽宗政和二年)，自号“颍滨遗老”的苏辙卒于颍昌（今许昌一带），与苏轼葬于一处，伴兄长眠，称“二苏坟”。二苏之父苏洵此前已葬于四川眉州故里。200多年后，元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冬，郏县县尹杨允到苏坟拜谒，感“两公之学实出其父老泉先生教也”，遂置苏洵衣冠冢于两公墓地之间。由此，有了“三苏坟”。自北宋末年苏轼、苏辙兄弟先后安葬于郏县小峨眉山下至今，历史的车轮已向前辚辚滚动了900多年。900多年来，这块苏家墓园虽历经无数风雨涤荡，但经多代仰慕三苏人士的接力保护，没有遭到大的破坏，至今依然傲立在这片久经沧桑的土地上。另一方面，郏县三苏坟与眉山的三苏祠，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文化辐射大半个中国。受到历代人保护的“三苏坟”，近年来被逐渐扩大，如今已成为占地几百亩的“三苏园”，成为郏县的一个标志性人文旅游景区。早在2006年5月，“郏县三苏祠和墓”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三苏园区内不仅有“三苏坟”、苏辙次子苏适（字仲南）夫妇墓和苏辙长子苏迟夫人梁氏墓，还有三苏祠、三苏纪念馆、东坡碑林、苏轼中年布衣塑像、东坡湖等。“二苏”为何葬郏？已成为一个文史课题围绕郏县“三苏坟”，有一个不断被提及的问题在于：苏轼原籍四川眉山，在江南常州去世，为何选择归葬于嵩山之下？事实上，这个谜题，多位学者对之进行过着力探究，已成为文史领域的一个研究课题，相关论文、著述不胜枚举，而且并无统一定论。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中原历史文化研究的潘民中先生，是平顶山市三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他曾在一篇被收入专著《平顶山三苏文化摭实》（中州古籍出版社）的论文《二苏葬郏的真正原因》中，爬梳资料论证提出，“苏轼赞美郏县的山像其家乡峨眉山并叮嘱其弟将自己葬于此地”这一说法，由元代进士曹师可在《三苏先生祠堂之记》首倡，远自明清，近至当代，持此说者最众。潘民中提出，从苏辙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五月初一日所撰《再祭亡兄端明文》中看到二苏葬郏的原因，“先垄在西，老泉之山，归骨其旁，自昔有言。势不克从，夫岂不怀。地虽郏廓，山曰峨眉。天实命之，岂人也哉！”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自己原本是打算将来归骨老家四川的，但人算不如天算。此地虽然在郏廓之域，但这里的山和我们家乡的山一样都叫峨眉。看来这一切是上天安排好的，不是我们主观愿望所决定的。潘民中由此段文字分析提出，郏县的山，不是因为苏轼看到像家乡的峨眉山才赞美称之“小峨眉”，而是与四川峨眉山天然同名，原本就叫峨眉。而且被葬在郏县，不是苏轼生前确切选定，而是苏辙根据苏轼临终之前写给自己的一封信的意思选定。在北宋，郏城属汝州治下。郏县钧台乡嵩山之阳小峨眉山山坳的苏家葬地（即今三苏坟所在地），原本是居住在颍昌的苏辙为其儿媳黄氏（族内排行称八郎妇）选定。在常州病重的苏轼，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即死，葬我嵩山之下，子为我铭”（源自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并且表明自己的葬地由弟弟决定，并提出没有必要再花钱买地，用已为八郎妇准备好的中原郏县峨眉山下苏家墓地即可。“八郎妇可用，吾无不可用也”“更破十缗买地，何如留作葬事，千万莫徇俗也”。郏县所在的嵩山周围地区土厚水深，能成为苏轼兄弟选择的安息之地，也有其充分理由。郏县地处河南中部偏西，位于嵩山之阳、汝水之滨。古代属汝州，一直就有“宝地”之美誉，是汉初军师张良的故里。守护东坡920年村民：已当东坡“村里人”当平顶山三苏研究会副会长、苏辙后代苏明奇把从苏家老井里打的水和三苏老宅山坡上取的土，亲自撒在先辈的坟头，水土交融的那一刻，现场静静地站着一个人，全程默默观看，泪流满面。她是郏县茨芭镇苏坟寺村村民，在苏坟寺村里的“东坡小学”教过书，如今在郏县县城中学教书的胡晓娜。今年正月初十，胡晓娜作为演员参加了《守护苏东坡乡村村晚》的节目。守护苏东坡920年的村民们，用自己的方式讲述村庄与苏东坡的情缘。胡晓娜出生在苏坟寺村附近的一个村庄，1994年到三苏坟所在的苏坟寺村“东坡小学”教书，1996年嫁到苏坟寺村。在苏坟寺村采访期间，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也采访到胡晓娜，请她分享自己多年来参与“守护苏东坡”的故事。她首先拿出一个薄薄的小册子，打印、装订都看得出有些年头了，里面的内容有关于三苏坟的历史介绍、各种奇景，以及在当地村民中之间口耳相传的传说。“这是1995年我自己编写、打印的小册子，对前来三苏坟凭吊三苏的游客免费发放。当时我在工作之余经常到三苏坟来转转、走走。听这里的老馆长讲了不少东坡的故事，再加上我们村里口口相传的东西。此外我们村里有一位老教师也研究东坡，我觉得很有意思，觉得把它们集中整理打印出来，跟更多人分享更好。”胡晓娜说。三苏坟与苏坟寺村仅一墙之隔。在苏坟寺村，记者探访一位103岁的老奶奶。在被问及“知道苏东坡不”，年迈的她笑了，回答道：“恁是说‘苏坟’吧。俺年轻的时候，见天在苏坟旁的田里干活，都是从那儿路过。”胡晓娜提到，村里老年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或许压根就没有在书本上读过东坡的诗词，“但对苏坟都有朴素、真诚的感情。刚嫁到苏坟村的时候，我的公公婆婆就告诉我，三苏坟的东西不能动。一棵草一朵花都不能拿。这种观念已经根植到我们村每一个村民心中。实际上，我们村的人，对苏东坡的感情，就好像是把他当成自己村里的一位过世先辈，是我们村里自己人。他不只是个高高在上的大文豪。”“不徇俗”的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从二十多岁出蜀为官，到六十多岁谪居岭南。漫长的宦海生涯里，苏轼只回过家乡两次。之后他病逝于江南，埋骨中原。苏轼一生，遭遇曲折，漂泊无定，但能做到随遇而安，在其所处的具体时代里最大限度实现了自己的天才，实乃可贵。三苏园里，一尊苏轼中年的布衣像，手握书卷，昂首挺立，面向西南。春风横野而过。来游园的孩童嬉笑声，少年脚步声，随着清风阵阵，被传播到墓园四周，乃至远方。苏轼在写给弟弟那封关于葬地的信中，有一句“千万莫徇俗也”。三苏园，环顾四周，北望是连绵不断的丘陵山地，南望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入夜，明月高悬，三苏园柏林沙沙犹如细雨。曾写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苏轼，爱人间烟火，爱自然万物。小峨眉山下，有山有水，有明月，有亲人般的守护，他在这里，一定也能看到故乡的模样。苏轼，确实不徇俗也。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吴德玉纪陈杰河南郏县摄影报道

张杰吴德玉纪陈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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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撩开“仁宗盛治”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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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7日，由正午阳光出品的IP大剧《清平乐》（原名《孤城闭》）台网同步播出，精良的制作团队与实力派演出阵容共同书写大宋盛世，使该剧未播先火。相比于原著小说以仁宗长女福康公主内侍梁怀吉的视角展开，展现前朝与后宫的风云变幻，该剧则以宋仁宗的一生为线索，讲述了他勤政爱民、开创繁荣盛景的治世故事，以及面对个人情感时的抉择和无奈。与此同时，名臣高士、国朝大势、典章体制、法度人情等多番看点交迭上演，勾勒出一幅波澜起伏的时代画卷。宋仁宗赵祯，宋朝第四位皇帝，宋真宗赵恒第六子。于乾兴元年（1022年）即位，时年13岁。明道二年（1033年）亲政，庆历三年（1043年）任用范仲淹等人开展“庆历新政”，嘉祐八年（1063年）去世，享年54岁。赵祯在位期间，北宋经济、科技、文化繁盛，被史家誉为“仁宗盛治”。作为出品过《琅琊榜》《欢乐颂》等热剧的明星团队，正午阳光依旧延续了其严苛的制作规范。剧中曹皇后、张贵妃、福康公主等人物均有史可考，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等名臣良相集结出现，使作品叙事更具宏大的历史感。精致考究的置景，精美的人物造型，一丝不苟的道具细节等，无不让人赏心悦目。一时间引发剧粉热议，对称构图、文物考古成了话题焦点。此外，片头制作也别具古韵，仿佛一卷铺展开来的《清明上河图》，配以文白相杂的温暖吟唱，展现出一幕幕生动古朴的宋代市井风貌，使观众闻声入景，见景入情，从而获得了沉浸式观剧体验。由此可见，该剧在渲染时代氛围和铺陈叙事背景方面可谓下足了功夫。反观近年来播出的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大明风华》等剧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就作品题材而言，聚焦于宋代历史的少之又少，容易想到的大概只有经典的《水浒传》和此前热播的《鹤唳华亭》。相比于遍地开花的清宫剧、唐朝戏，观众对宋代相对陌生。谈到该剧中的核心人物宋仁宗，可能很多观众就更不熟悉了，因为人们从小耳熟能详的不过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作为宋代在位时间最长、开创盛世之景的宋仁宗，其在历史及后世的注脚中可以说是存在感极低的。其被人所知的，或许他只是“狸猫换太子”这一经典戏说中的可怜皇帝。《清平乐》开篇就推出了“仁宗寻母”这一桥段，随后将仁宗与太后刘娥的母子恩怨和权力纷争娓娓道来，由此提升了戏剧张力和人物贴近性。在《清平乐》已经播出的剧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仁宗的为政以仁、广开言路以及隐忍沉着的明君风范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了解到因自己的无心之言而致梁家家破人亡而深感自责，彰显出他的爱民之心；听闻生母病危，面对万国来朝的大朝会，他眼含热泪却不失帝王风范；面对酷夏久旱，他诚心减食求雨，以担帝王之责。正是这样一位仁慈勤勉的封建君王，使北宋在仁宗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达了高度繁荣。剧中，实力派演员喻恩泰饰演一代名相和文学家晏殊，其精湛的演技和与生俱来的文人气韵，将睿智通达的宋代士大夫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不改稼穑之能的一代名臣范仲淹、直言进谏的韩琦以及意气风发的欧阳修等人，在剧中纷纷登台，不仅丰富了剧情，也还原了与其相对应的历史场景。通过剧中主要人物形象演绎的故事，观众得以穿过岁月出尘埃，一窥宋代那段繁盛时期的粗略模样。明代思想家李贽说：“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据统计，史称“唐宋八大家”的八位文豪中，有六位出现在宋仁宗一朝，分别为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唐诗宋词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高峰，执豪放词之牛耳的苏轼，以及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柳永，都是这个时代的文学泰斗。宋代崇文尚武，学术思想也是百家争鸣，形成了关学、濂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像数学等诸多流派，而著名的“北宋五子”，即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均为活跃于仁宗时代的大学者。此外，仁宗时期还出现了诸多名臣良相，剧中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韩琦、杜衍等，皆是仁宗朝辅佐皇帝施政的中坚力量。另外，王安石、邓绾等新党中人，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苏辙等旧党中人，都是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的。在中国自秦至清的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虽强敌环伺，疆域面积远逊于秦汉大一统时期，但是宋代的经济和科学却相当发达。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出现在仁宗时代，即《武经总要》中陈列的火药配方、《梦溪笔谈》中记载的活字印刷技术以及指南针。据记载，世界最早的自动天文钟“水运仪象台”以及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也诞生于这个时代。如此看来，仁宗时代的“软实力”的确令人赞叹，人文、科技、金融无不繁盛。难怪苏轼曾如此评价：“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这样一个文人巨擘光耀千秋的时代，怎能不令人心生感慨。（作者简介：任晓菲，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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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轼书简版本的一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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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轼《与滕达道书》(起句“某欲面见一言者”)系年问题的讨论中,王水照同志在今年《文学评论》第一期上,发表了《关于苏轼〈与滕达道书〉的系年和主旨问题》一文,文中提到了苏轼书简的版本。现在,我就此提供一点资料,以利于问题的解决。一、王水照同志提到了《纷欣阁丛书》的《东坡先生翰墨尺牍》,并谓周心如谓此书为宋刻本。又谓该书收苏轼与滕的书简达四十七封。按,北京图书馆藏有《东坡先生翰墨尺牍》,残,存卷一、卷二。苏轼与滕达道的书简即在其中,凡四十七封。当为周心如所说的书。该书无宋讳,北京图书馆鉴定为元刊本。二、王水照同志提到了清人弓翊清所刊《三苏全集》的苏轼书简,其中收他与滕达道书凡六十八封。按,弓氏所据之本,当为明末茅维所刊行的《东坡先生全集》。

孔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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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黄金周”里成就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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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休假制度由来已久，最早始于汉代。当时还具体规定。朝中官员每5日返家沐休，故称之为“五日休”。到了唐高宗永徽三年，则改为“旬休”制度，即官员每10日可以休息一天。

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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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融《古文论语训说》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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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融《古文论语训说》是东汉《古论语》的重要注本。该书审慎的史事考补,精当的字词及名物训释,思虑缜密的文意绎解,以经解经的鲜明特色,在《论语》诠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援道入儒的学术趋向,则可谓六朝学者以玄言解经的先声。

蒋鸿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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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别集《史记》人物评论研究

学术论文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述史,人物活动形成若干历史事件。对《史记》中的历史人物进行评论,从汉代就开始了,到宋代成为一时风气。到了晚明,关于《史记》人物的评论蔚为壮观,呈江河汇海之势。再加上受到晚明复古思潮、心学运动和实学经世思潮的影响,晚明的《史记》人物评论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不管是在评论对象的选取上,还是在评论方法、评论标准的选择上,晚明的《史记》人物论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推动了历史人物评价理论的进步。本文主要以晚明时期作为研究时段,以沈乃文主编的《明别集丛刊》中有关《史记》人物论的篇目作为文本依据,对晚明别集中的《史记》人物评论进行整体梳理,联系社会背景,总结归纳晚明文人的评论对象、评论视角、评论标准和评论方法,探究晚明《史记》人物论的时代特征、对前人《史记》人物评论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进一步丰富《史记》学和历史人物评价理论的研究。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的缘由;其次梳理该课题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概述今人对明代及明代以前的《史记》人物评论的研究情况,在此基础上论述选题的目的和意义;最后陈述文章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第一章,总结归纳整个明代《史记》研究的特点。首先,明代的《史记》研究流派纷杂。明代文学社团林立,文学流派众多,不同文学流派间的思想论争纷繁复杂,如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复古派、唐宋派、竟陵派、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有对《史记》的评论,由于文学主张不同,《史记》评论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其次,明代的《史记》评点十分兴盛,出现了大量《史记》评点专著和辑评著作,着重从文学角度品评《史记》,涉及《史记》的章法、叙事、写人、语言、风格等多方面内容。然后,明代《史记》选本众多。由于科举习教的需求以及明代文学流派各家对《史记》的大力提倡,《史记》选本大量出现,着重篇章分析和创作技巧的总结。《史记》人物评论是明代《史记》研究中的一部分,梳理整个明代《史记》研究的特点及背景,有助于更立体、全面地认识明代《史记》人物评论,为后文做铺垫。第二章,对晚明别集中的《史记》人物评论进行整体梳理和概括,呈现晚明《史记》人物评论的整体状况和时代特点。晚明文人选取的评论对象包括帝王、大臣、将领、策士、诸子、高士、刺客、循吏、酷吏、游侠、妇女等,几乎涵盖了《史记》中的所有历史人物,集中评论的历史人物主要有四类:一是帝王,二是大臣和将领,三是底层小人物,四是女性人物。对底层小人物和女性人物给予特殊观照是晚明《史记》人物论的鲜明特点。评论家们主要从智谋才干、识人本领、历史功绩、性格品质、君臣相处之道等方面对历史人物进行评论,主要采用对比评论、辩证分析、因时度势、评论前人观点等评论方法。从评论标准上看,晚明文人继承了前代的《史记》人物评论,重视儒家伦理纲常,具有强烈的疑古精神。但晚明文人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使晚明《史记》人物论呈现出强调事功结果、追求黜虚征实、不以成败论人等时代特点。第三章,具体分析晚明文人对《史记》中历史人物的评论。以王世贞、李贽、钟惺的《史记》人物评论为代表,具体分析晚明的《史记》人物评论的内容,总结其评论《史记》人物的方法、历史标准和思想倾向,与第二章点面结合。王世贞是明代著名的史学家,具有嫉妄崇实和重“势”的史学思想。所以王世贞评论《史记》人物讲求实事求是,常依据历史事实,考察客观时势,采用逻辑推理等方法,对历史人物做出自己的评判,甚至敢于推翻“定论”。李贽是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心学思想的影响下,李贽评价《史记》人物,大胆突破封建伦理道德和传统价值判断的束缚,倡导功利价值,着重分析历史人物的事功结果,关注历史人物的真情侠义,并将是否顺民、利民、爱民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李贽评价历史人物追求“一切断以己意”,常采用对比评论、原情论势和一分为二的评论方法。在性灵思想的影响下,钟惺评论《史记》人物多直抒胸臆,注重表达真情实感和个人的独立见解,十分注重对历史人物精神品质的分析和评论,尤其欣赏《史记》中性格真率的人物。评论方法上,钟惺主要采用对比评论、总结归纳、辩证分析三种方法。第四章,探讨晚明《史记》人物评论对后世的影响。晚明的《史记》人物评论对明清及以后的学者研究、评论历史人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评论内容、评论方法、评论态度三个方面。晚明评论家的《史记》人物评论流布甚广,尤其是王世贞、钟惺的评语,被广为引录,在明清两代影响很大。评论方法方面,清代继承明代因时度势的评价方法并进一步发展,确立了历史评价中的知人论世原则,提出主客观结合、知人论世的评价方法。晚明文人常用的辩证分析方法也在清人的历史人物评论中得到延续和发展。评论态度方面,晚明评论家的疑古与批判精神对清代的《史记》人物评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胜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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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丑春分后雪

期刊

(春分:2018年3月21日)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二月初十,春分过后不久,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像往常一样早早醒来,透过窗子,他发现院子里白茫茫的:'哦,杭州竟然下雪了.这个节令居然下了一场大雪,真是少见啊.'此时的苏轼年近不惑,但他对这场反常的春雪还是感到很惊讶。在往年,春分后的杭州早已经是山花烂漫,这场大雪必然会让已经开的桃花、杏花很快凋零,苏轼产生了世事无常的感觉,于是写下了一首《癸丑春分后雪》:

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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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孟浩然山水诗“诗中有画”

会议论文

＜正＞盛唐山水诗人孟浩然、王维并称。王维既擅作诗又长于绘画,熔诗画于一炉,自宋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以“诗中有画”许其山水诗不凡特色,即为世所瞩目,历来交相赞誉,史不绝书。而孟浩然山水诗所具有的类似特色,却较少为人注意,受到不应有的忽视。殊不知作为姊妹艺术,“诗画本一律”,其理暗相通。盛唐一代不仅山水诗风大盛,山水画风亦不

余传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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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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