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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三言”概念考论及其层次研究

学术论文

《庄子》“三言”概念是对《庄子》文本中“寓言”、“重言”、“卮言”概念的合称。我们发现“三言”概念是庄子后学在研读《庄子》文本时,总结出来的一套颇具特色的文章结构阐释技巧,其目的是为了阐释庄子的哲学思想的。要理解庄子哲学的主旨,《庄子》文章的结构以及艺术手法,从而打开庄学的大门,《庄子》中“三言”的概念是十分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本文从文献学文本整理、梳理结构的研究角度出发,通过《庄子》“三言”概念的辨析,从文章结构入手,有层次的考论了“寓言、重言、卮言”概念,最后整理出“三言”语序关系与《庄子》文本纵向解读的《庄子》研读方法,为文学研究者、爱好研究提出简洁进入《庄子》思想世界的路径。本论文分五个部分,分别讨论“三言”的概念辨析,“寓言、重言、卮言”概念考论,“三言”语序关系与《庄子》文本纵向解读。

张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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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政治怨刺诗研究

学术论文

本文主要从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角度,对《诗经》政治怨刺诗的基本概念、研究历史、产生根源、主要内容、艺术特征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全诗共分六章。第一章主要界定了《诗经》政治怨刺诗的概念及其基本篇目。把《诗经》中,内容直接指向现实政治生活,对时政、君侯进行讽谕且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情感的诗篇叫做政治怨刺诗,并认为只有“政治怨刺诗”这一名称才能比较准确的概括这一类诗。第二章系统梳理了先秦到当代《诗经》政治怨刺诗的研究史,概况出了不同阶段的特点,点明成就和不足。第三章从宗法社会制度及其时代特征的角度对政治怨刺诗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除了当时政治现实的原因之外,宗法君主专制的社会制度是其产生的更深层次的原因。第四章以《诗经》政治怨刺诗为主来研究周代社会的天命观和德政观。认为《诗经》政治怨刺诗中人们对天的失望和斥责,反映出的只是在夷厉之后周人天命观的式微,而非有些研究者所言否定天命观。第五章《诗经》政治怨刺诗的艺术特征,主要从政治怨刺诗的内容和情感特征以及表现方法上研究其文学特色。第六章是影响研究,主要研究了在《诗经》政治怨刺诗影响下,中国诗歌讽谕怨刺理论在汉代的系统化及其时代背景,以及这一传统在汉代以后的发展历程。

何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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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放鹤情怀

报纸

李六如苏轼是集儒释道于一身的饱学之士，但道家思想的影响非比寻常，他认为：“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这种影响的深刻，以至于形成了他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并融进他的生活与事业之中。苏轼来徐州不久就和醉心于道家修身养性之术的张天骥结为至交。徐州是道教的发源地，也是传承地。夏朝时，彭祖被唐尧封于现在的徐州，彭祖因养生术被后人尊为道教神仙。春秋时，道教始祖老子诞生于宋国，作为宋国三大城池之一的彭城，历朝历代修建了许多纪念老子的道观，如著名的逍遥堂。苏轼初来徐州，就和弟弟苏辙共宿逍遥堂，畅谈道教思想，由此萌发了卜田归耕的想法。徐州楚山为城，泗水为池，良田万顷，泉水奔流，面对这样的宜居环境，他甚至想到要脱去官服、卖剑买牛具，也要在徐州的尔家庄（清初改名三堡村）隐居，想要在这里买三百亩土地，过上一段清静自在、兄弟俩随时能够团聚的日子，他在《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其五》中讲道：“卜田向何许，石佛山南路。下有尔家川，千畦种粳稌。山泉宅龙蜃，平地走膏乳。异时亩一金，近欲为逃户。逝将解簪绂，卖剑买牛具。”这是苏轼人生当中第一次谈到卜居，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把这萦绕他一生的隐逸情结总结为彭城梦，严复《和刘通叔岁莫杂诗》：“东坡与子由，诗句每恻楚。终身彭城梦，未遂对床雨。”熙宁十年（1077）秋，苏轼在徐州城南发现一个让他心仪的地方——云龙山。在这山水之间有一个契合他超凡脱俗心思的一个人，就是张天骥，自号云龙山人，他满腹才华却不愿做官，脱身名利之外，潜心于自我修养，以诗书作为润泽双颊的膏药，用米粥来孝敬父母的晚年。苏轼认为张天骥是和陆龟蒙、董邵南一样的高洁之士，为此写下《过云龙山人张天骥》，以热情洋溢的诗句表达了对张天骥的羡慕和称颂。可以说，每次与张天骥相会都是苏轼最开心的时光，“惯与先生为酒伴，不嫌刺史亦颜开”正是这种惺惺相惜的心情使得他俩成为莫逆之交。元丰元年（1078）九月十七日，苏轼和张天骥、颜复、王巩首登云龙山，酒后的苏轼在黄茅冈醉卧，引来百姓哈哈大笑。这块默默无闻的石头，经苏轼一躺，便名声大振，名列华夏六大醉石之一，后人名之曰“东坡石床”，成为国内体现苏轼豪放性格的一处名胜。苏轼醒来以后，便作了一首诗，题为《登云龙山》：“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元丰元年十一月八日，张天骥请苏轼为新建的放鹤亭作记，苏轼欣然应允。苏轼妙笔生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放鹤亭记》。这篇游记记述了张天骥筑亭放鹤的事迹，着力赞颂了清远出尘的山林隐居之乐。元丰元年岁末，张天骥的母亲病故，苏轼前去吊唁。张天骥的父亲因老伴故去，十分悲痛，不愿进食，苏轼良言苦劝，其父方勉强进食。元丰二年三月，苏轼调任湖州，于是写了《送张道士叙》送给张天骥。得知苏轼要离开徐州的消息，百姓们熙熙攘攘，万人空巷为苏轼送行。而张天骥早早来到城门口，等着与苏轼话别，直到苏轼的身影消失在远处，还久久不愿离去。元丰二年七月，苏轼任职湖州仅4个月，因监察御史何正臣以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上表弹劾，遭遇乌台诗案。第二年被贬黄州，开始了他四年零四个月的谪居生活。张天骥听说后，特到黄州看望苏轼，同时还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苏轼，并请他为父亲的墓志铭写跋。元祐五年（1090），苏轼在杭州任知州。三月中旬，张天骥从徐州专程到杭州看望苏轼，在杭州停留十余日。张天骥离开杭州回徐时，苏轼写了《次韵送张山人归彭城》，表达了希望有朝一日，能和张天骥一起过上隐居生活的心情。元祐七年八月下旬，苏轼由扬州知州奉调还朝。在赴京城途中，在宿、泗间碰上张天骥，欣喜之余，苏轼写了《行宿、泗间，见徐州张天骥，次旧韵》：“二年三蹑过淮舟，款段还逢马少游。无事不妨长好饮，著书自要且穷愁。孤松早偃元非病，倦鸟虽还岂是休。更欲河边几来往，只今霜雪已蒙头。”在徐州时期的苏轼处于儒家的入世建功立业、道家的出世隐逸放鹤的思想矛盾交织期。如何在沉浮中自我调控，苏轼的做法对当代人颇有启示。苏轼的道家思维方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清净无为”，他并没有一味随波逐流，随性而发，而是在结合了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前提下，借道家思维中洒脱超然的一面，抒发鹤鸣九皋的情怀。1079年初春，蜀人张师厚前来徐州，苏轼在赠诗里便表达了这种思想，《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二首其二》：“云龙山下试春衣，放鹤亭前送落晖。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马如飞。”后来，乾隆皇帝对这首诗进行了一个完美解读，《试衣亭再叠苏轼韵》：“放荡云龙试点衣，故人赴选趁行晖。临岐那恝忘京国，一片心随去马飞。”苏轼心系朝廷，关心国家命运，在思想上始终没有一丁点放松。乾隆《试衣亭四叠苏轼韵》对这种情怀又进一步作了阐释：“欲解衣乎欲著衣，猜东坡意立晴晖。尔时行志未能也，想共山人羡鹤飞。”苏轼不论是解衣（出世）还是著衣（入世），想要表达的都是心向光明的内心世界，任何人都有乌云密布的时候，心向阳光，便有温暖和希望。苏轼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他命运多舛，走的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他一次次地摔倒，又一次次地爬起，在大多数人都在埋怨生不逢时、壮志难酬之时，他仍然依靠着自己独一无二的儒系道家思想进行自我排解与劝勉，一生都坚定不移地迈着为民请命的步伐。苏轼这种把家国情怀始终放在第一位的心态，一直让他在政治、生活以及创作中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凡事都能够豁达不羁，问心无愧，应对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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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士人耕稼诗探论

期刊

士人耕稼诗,是指士人抒写自身以及其他士人从事农业劳作的诗歌作品。自北宋初年的王禹偁,中间经由梅尧臣、文彦博、韩维、刘敞、强至、沈辽,直到北宋后期的李复、晁冲之、郭霖等,一系列士人耕稼诗作内蕴丰富,有对耕稼场景与劳动果实的鲜活描写,有对健康延年的美好期盼,有对社稷苍生的热切关注,有对隐逸生活的一时向往,有对生命真谛、人生意义的深沉探问,更有对天地万物与人类和谐相生的深情观照与赞美,从而共同营造出一个丰富的精神天地。在上述各家(除苏轼外)耕稼诗作中,应以王禹偁的作品美善兼备而成就最大。

贺同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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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周尚汉”：中古历史记忆与政治文化演进研究

学术论文

在中国古代，历史记忆与政治文化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本文研究的便是魏晋隋唐时期“尊周尚汉”思想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　　第一章围绕东晋末年出现、赵宋初年消亡的“七百之祚”问题展开，探讨“尊周”思想对这一时期兴亡观的影响。汉魏革命后，不少帝王对“传祚无穷”失去信心，他们公开承认“自古无不亡之国”，并不否认本朝国祚会有终结之日。在此背景下，他们不再奢求“传祚无穷”，而是期望本朝能有一个有限而长久的国祚，“七百之祚”便应运而生。“七百之祚”源于“周祚七百”的历史，是以有史可据的最长国祚为本朝的理想国祚。其背后当然有“尊周”思想的因素，但这个因素是通过魏晋以来的时代特征发挥作用的。魏晋时代是门阀贵盛的年代，“祖宗”能很大程度决定时人当下的地位，这使得经典中“天祚明德”、“盛德必百世祀”的思想在时人观念中产生了强烈共鸣。而魏晋以下，盛行将本朝开国史事描绘为汤武之征，共同的“祖宗之德”决定了他们拥有着共同的“七百之祚”。不过，帝王对“传祚无穷”的信心虽然一度受到冲击，但终究对“传祚无穷”抱有一丝幻想。为了满足他们这一幻想，“七百之祚”借助“有德过历，无德不及期”的思想，获得了沟通有限与无限的桥梁。“七百”虽然有限，但有德的继体之君可以使它得到延长，而延长到极致，便是无穷。通过这一理论发展，“七百之祚”与“传祚无穷”的对立被弱化，进而增强了生命力。但再顽强的生命力也终有消散之日。“七百之祚”的兴盛一直保持到盛唐，中唐以后渐趋衰微，迨至北宋彻底消亡。在此过程中，“盛德必百世祀”因唐宋之变中门阀退出历史舞台而沦为经典中一句普通的论述，取代“七百之祚”的则是时间更久、与“无穷”边界更为模糊的“千龄之祚”。　　第二章讨论周代疆域、汉代疆域对后世疆域观的影响。南北朝时期，北朝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疆域观，一种以“南不过淮、汉”的周代疆域为据，将南朝的统治区域排除出“三代之境”，并由此认为南朝不是“中国”，可以被置之度外;一种以《禹贡》九州为据，认为南方属于九州，不应被置之度外，荆、扬未一即相当于“中国”未一。这两个与“三代之境”有关的疆域观，前者服务于反对南征的“守文”观点，后者服务于有志南下的“统一”观点，二者发生了激烈碰撞。到隋代统一前夕，隋人结合这两种对立的“三代之境”，利用了与周、夏两代疆域相当的“神州/中原”与“九州”概念，主张后者包含前者，应当先统一“神州”，再统一“九州”。前者为北魏的任务，后者则为当代“圣王”——隋文帝的任务。但是这种地理话语有着非常明显的北朝视角，不利于整合南北。于是在隋文帝的基础之上，隋炀帝跳出传统的北朝视角，有限接受南朝关于“三代之境”、“神州”的认知，明确指出南朝不是“东夷”，淡化神州与九州的区别，实现了南北间不同疆域观的整合。此后，随着拓边战争的展开，隋朝的疆域观又有了新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是否属于“三代之境”已不再是置之度外与征伐讨平的标准。“三代之境”以外，汉代疆域以内的区域，也被看作是“华壤”，应在当代统治之下。在隋代一系列拓边战争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疆域观的因素。迨至唐朝，唐人进一步继承发展了隋人的疆域观。一方面，唐人对新辟疆域不再追溯其三代渊源，认为即便未曾为“三代之境”，也不妨碍当朝对其合理行使统治权。另一方面，尽管对于“汉朝疆理”，唐人也循隋朝故迹，执着于收复高丽占据下的汉朝故郡。但随着边疆局势的变化，唐人已渐渐脱离汉朝统治过的“华壤”必须收复的观点，而是着眼于与汉朝疆域的对比，所谓“东不及而西过之”，表现出了对本朝疆域的自信。　　第三章探讨周、汉官制对隋唐官名改革的影响。隋唐时期，先后共有十一次官名改革，其中有六次创设新官名。在这六批新官名中，尚汉思想呈现曲折增强的趋势。隋炀帝的新官名由袭古类、修饰类、规范类三类官名组成，形成了新的“大业结构”。在此结构中，汉官则在局部的地方官名改革中，居于主导地位。无论是负责地方行政的太守，还是负监察之责的司隶、刺史，都有着明显效仿汉制的痕迹。唐高宗时期的龙朔官名延续了“大业结构”，但龙朔官名中，占据最重要地位的是袭古类官名中的周官，以及修饰类官名中的星辰类官名。相较隋炀帝时期而言，汉官受到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武后时期的垂拱、光宅官名，与龙朔官名在结构与改革思路上较为接近，但星辰类官名占比有所下降，这可能是道教在高宗、武后时期的不同地位所致。到了玄宗时期，官名改革出现了重大变化，开元五年之后，玄宗的新官名里再也没有修饰类官名的位置，袭古类官名中的汉官占据了全局性的优势，形成了“以汉为法”的局面，这种局面一方面是非文学出身的宰相在开元五年之后的增加，制约了修饰类官名的使用;另一方面唐人心目中，汉制与周制的异同则使得前者既有资格取代周制，也可以表达周制所不具备的实用内容。官名中的汉官，与《唐六典》、《开元礼》中被附会了的周制一起，分别描绘了唐朝统治的近景与远景，是盛唐气象的一种体现。　　第四章研究隋唐时期武功、文德之争中，周、汉两朝先后拥有三种不同的形象问题。第一种形象出现在大业年间，隋炀帝在大兴兵事的同时，继承了魏晋以来对“隆周盛汉”的赞美，推崇周、汉两朝的武功。汉代武功因在类型与空间上与隋朝的拓边战争相接近，受到了炀帝重视，被当作事功的标尺。第二种形象出现在贞观年间，此时唐王朝迎来了批判大业之政的高潮，隋炀帝的一系列开边战争也成为唐人批判的重点。与之对应，汉朝的武功与炀帝一样遭受否定。而周代的武功却被唐人区别对待，周宣王被太宗君臣依据“薄伐猃狁”中的“薄伐”一词，赋予了“知止之德”，成为了动用武力有所节制的正面典型。第三种形象出现于盛唐前后，汉代成为唐人推崇的武功典范，周代的武功则遭到忽视。此形象贞观年间已有先声，彼时唐朝一方面亟需恢复隋末战乱所带来的经济、人口损失;另一方面，突厥的内乱使唐朝迅速征服了劲敌，迎来了“君主华夷”的难得良机。这就需要唐人既批判大业之弊，反对穷兵黩武，又要对征伐“远夷”有所保留。为此，太宗君臣提出了“先立功而后守之”、“同迹异心”的理论，为大举“攘夷”拓边保留了余地。这两种理论为唐人重新推崇汉代武功提供了条件。贞观中的先声发展到了盛唐，武功上“汉重周轻”的思想成为主流。这在两个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唐人在文学与非文学语言中大量以“以汉代唐”手法描写当代战争;另一方面，唐人推崇汉代武将，在中唐前期确定的武庙十哲六十四将中，汉朝既占据最多席位，也是唯一入选武将比唐朝多的王朝。虽然周代武功在“武德”层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但除此之外，它已经显得相当单薄了。

蔡伟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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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卓越的文化精神孪生兄弟——对苏辙研究的思考

期刊

苏轼、苏辙同为唐宋散文八大家,宋、明、清人对苏辙的评价都很高。近世以来,对苏辙的研究明显不足。本文从生命活动轨迹、兄弟互评、同时代人议评和核心价值观比较等方面,论述了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卓越的文化精神孪生兄弟,是高度相同而峰峦略异的两座大山,应该从时代要求出发,加强对苏辙文化精神的研究。

张志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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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形同质”——论《红楼梦》环境与人物统一的审美心理功能

期刊

《红楼梦》不但塑造了众多光华四射,呼之欲出的典型人物,在环境描写方面,也由于匠心独运而获得杰出的艺术成就。《红楼梦》的环境描写,惜墨如金,用极洗炼的廖廖数语,画龙点睛地勾勒出一个环境场,达到如苏东坡所说“笔略到而意已俱”的境界。

杜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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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羁旅词研究

学术论文

宋代是羁旅词创作的繁荣时期，以羁旅为题材的词在宋词中占据很大的比重，由羁旅而引发的羁旅情怀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北宋羁旅词是宋代羁旅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北宋羁旅词对宋代羁旅词乃至宋词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宋词中的羁旅词为研究对象，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其中绪论介绍本文的写作缘起、目前学术界对北宋羁旅词的研究状况以及研究意义。　　正文作为主体，由五部分构成。　　第一，探讨了羁旅词的来源及发展历程。羁旅文学的发展源于先秦《诗经》《楚辞》，经汉代羁旅赋、唐代羁旅诗日渐兴盛。羁旅词起源于唐五代时期，其发展亦各具特点。　　第二，阐述了北宋羁旅词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概况。北宋羁旅词受北宋经济、政治、文化和交通因素的综合影响。经济发展促进文化的兴盛;党派角逐的政治背景加快了贬谪羁旅词的出现;文化的繁荣、交通的便利促进了羁旅词的发展与传播。对北宋羁旅词影响较大的有柳永、秦观、周邦彦等，柳永是北宋第一个创作较多羁旅词的人，为羁旅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的秦观、周邦彦都受到了柳永的深刻影响。　　第三，论述了北宋羁旅词的思想内容。分别从思乡、惜别、宦途失意、旅况凄凉四个方面分析柳永、欧阳修、苏轼、秦观、贺铸、周邦彦等人的羁旅词，词中抒发的情感与作者的身世遭遇和当时的历史背景紧密相连，表现他们的思乡怀人、离别相思、人生失意之情。　　第四，研究了北宋羁旅词的艺术特征。探讨了北宋羁旅词的秋、驿馆、马、舟船等意象;意象的组合方式有并置式组合、时空跳跃式组合、对比式组合等;表现手法有点染、用典、落笔对面等;结构艺术有时空的错综变化，起句意境悠远，结句耐人寻味等。　　第五，分析北宋羁旅词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词体的影响，主要有拓宽词的意境、内容和题材，影响词风的演变，促进慢词的发展和成熟;在文化方面的影响，有利于了解旅行的习惯和风俗，词中的雅俗并存是北宋“包容性”文化的反映，体现了较为平等的女性观念;对南宋羁旅词的影响，论述了声音、日暮意象以及时空跳跃性的组合方式对南宋羁旅词的影响。　　结语总结了羁旅词写异地他乡或旅途中引起的羁旅情怀。羁旅文学起源于先秦《诗经》《楚辞》，北宋羁旅词的创作背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因素紧密相关。最后叙述了北宋文人柳永和周邦彦对羁旅词的大力创作和发展，阐述了北宋羁旅词的内容和影响及在论文中研究的不足。

许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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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御览》引《史记》考校

学术论文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傅体通史，在中国史学典籍中具有主要的地位。《史记》刻本产生後，由於历代翻刻，产生了大量版本异文，加之刻本産生前手抄流傅产生的异文，很有必要封遍些异文加以研究。目前最为流行的《史记》版本是中莘书局1959年点校本(1982年再版)，但该本也存在一些问题。《太平御览》是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编写的一部类书，因其引用了大量唐以前文献，历来被学者视为校勘、辑佚的宝山。《太平御览》引用的《史记》的资料颇为丰富，其中有些异文颇有参考价值，值得关注。本文以《太平御览》所引《史记》异文为据，采用校勘、训诂的方法，广参王念孙、梁玉绳等褚家之说，考证了中华书局本《史记》文字的某些讹、误、衍、夺，希望以此为引玉之砖，引起读者封相关研究的关注，为《史记》的文本整理提供帮助。

龚碧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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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对比研究《道德经》修辞手法的英译

学术论文

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一个文化过程。翻译不仅仅翻译的是字、词、句,还包含了其中所含有的文化。翻译在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性,两种文化对同一事物可能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情绪和情感,不仅如此,中国的文化经典中的修辞手法更是翻译的一大难题:过度追求形式可能会影响外国读者的理解;过度追求理解,则可能失去中国特色的修辞美。那如何在两者间实现平衡呢?以《道德经》来说,作为中国传统经典,从文学特色上来看,《道德经》语言凝练,句式整齐,大致押韵,体现了中国文学的语言美及音韵美。另外,《道德经》语言非常有艺术性,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比如对偶、排比、比喻、设问和反问、联珠。这些修辞特色明显的句式采取何种翻译方法对《道德经》的传播效果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借助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对《道德经》修辞特色明显的句式进行综合性的对比研究。分析的语料取自《道德经》三个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英译本,译者分别为林语堂、亚瑟·威力、理雅各。林语堂是中国现代著名翻译家,与亚瑟·威力和理雅各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这更能体现译者主体性对三位译者的影响。并且在参阅《道德经》道德经相关文献时,作者发现绝大部分的文献都是以亚瑟·威力、理雅各的英译本作为分析研究对象,所有这三译本的选择是很有代表性的。必要时再将他们的译后文本与王弼注释的《道德经》进行参照。本文通过对三个译本的对比研究,试图分析以下几个研究问题:译者的个人经历、风格、宗教信仰等是否会造成他们在修辞特色明显的句式上的翻译差异?翻译修辞时,三位译者采取了哪些翻译手段以及这些翻译手法的优缺点?经过翻译手段处理过的《道德经》是否失真?修辞翻译,是保留修辞的形式重要还是传达意思更重要?本论文的主要结论有:译者所处背景的不同会对他们的翻译产生影响,比如宗教信仰;中国的翻译家林语堂的翻译在修辞形式上更加与原文一致;三位译者的翻译皆有些“失真”的地方;三位译者的版本皆没有达到原文本语言精练的特点。

梅秋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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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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