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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精神家园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蜀中文博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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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市委五届五次全体会议决策部署，以传承三苏文脉、弘扬以东坡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扎实推进本土文化丰富和发展，进一步塑造文化自信的‘彭山载体’。把以东坡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用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彭山人民，守好精神家园、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区，用璀璨文化之光照亮高质量发展之路。”——摘自《中共眉山市彭山区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传承三苏文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决定》【核心提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对东坡文化给予高度评价，并就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重要讲话。政治自觉的体现，是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如何在新时代传承和发展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是当下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课题之一。而围绕未来文化事业发展蓝图以及新时代文化强区建设路径，今年9月14日召开的中共眉山市彭山区委三届六次全体会议进行了谋篇布局，坚决扛起传承三苏文脉、弘扬东坡文化的光荣使命，梳理出更多稳固当下、制胜未来的关键“引爆点”。□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允浩关键词保护聚焦文化遗产，一级标准建设江口沉银博物馆如何打造蜀中文博新高地？彭山区给出的答案是：实施遗址提档升级行动，把曾经散落的文物明珠串联起来，最终发光发亮，形成特殊的集聚效应。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考古发掘以来，省、市、区一体统筹、高位推进，分别成立了领导小组推进江口沉银遗址保护和综合利用工作，推动江口明末古战场遗址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全链条提升文物发掘和文博建设的创新能力，为文物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赋力、赋能、赋彩。12月15日，江口沉银博物馆最后一块顶板顺利浇筑完成，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正式封顶。江口沉银博物馆项目于2022年9月全面开工，历经近4个月的抢抓抢干，现已高水平保质保量完成地下部分及博物馆三层建设。与此同时，彭山区在9月已同步启动展陈大纲招标和内外装修规划方案编制，以及考古工作站、江口沉银遗址公园的规划设计等工作，力争2023年完成博物馆内外装修、总平及景观、展陈和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确保2024年上半年完成整体建设并投入运营。江口沉银博物馆呼之欲出，得益于彭山区高水平持续推进考古发掘，包括规范保护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武阳故城遗址、大坟包旧石器遗址和江口汉崖墓，有力推进江口沉银水下考古工程和武阳安置区考古勘探工作。围绕重点文化项目，彭山区加快推进江口沉银博物馆、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公园、四川省西南水下考古中心等重点文博项目建设，科学有序开展武阳故城遗址考古研究，推动彭祖山风景名胜区规划调整，为江口古镇保护利用开发打好基础。抢抓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创建机遇，彭山区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攻坚。按照国家一级博物馆标准建设江口沉银博物馆，成为集文物保护、文化传承创新于一体的一流博物馆，推动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和武阳故城遗址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加快江口古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整治。着眼于文产保护水平提升，彭山区设立文旅发展专项资金，积极争取债券资金支持江口沉银博物馆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等文化产业项目建设。与此同时，做好本土文化的研究和阐释。积极开展以彭祖长寿养生文化、忠孝文化、茶肆文化为代表的学术研究，与四川大学锦江学院等高校开展合作研究，为文化创新发展提供学术平台。成立区级文化研究专班，积极申请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开展专项课题研究，有效衔接“大遗址”“大灌区”文旅品牌。关键词融合聚焦文旅产业，推动形成“一带五区”文旅发展格局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标志，是推动彭山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资源和不竭动力。行经环湖东路，一边是秀美的青山，一边是波光粼粼的江面……“自项目规划建设以来，环湖东路就被定义为我区发展文旅产业的重点工程，成为连接江口沉银、彭祖山、江口崖墓等重要景区或文旅节点的文旅产业大道，并与岷江大桥、滨江大道以及在建的尖子山航电枢纽工程形成环状布局。”彭山区综合交通枢纽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如今，彭山区正全力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新模式，努力实现旅游现代化、多元化、品质化。如何依托特色打造提升文旅产业聚合效应？彭山区主动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沿岷江有机串联江口沉银博物馆、彭祖山、汉代崖墓、江口古镇等景点，推动形成“一带五区”文旅发展格局：一是沿岷江有机串联江口沉银博物馆、彭祖山、汉代崖墓、江口古镇等景点，开发以水上夜游、文化体验为主的“岷江文旅经济带”。二是以彭祖山国家4A级旅游景区、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为核心，打造以休闲度假、康养养生、运动健康为主的“康养休闲功能区”；三是以江口沉银博物馆为核心，串联汉崖墓、江口古镇、李密故里、武阳故城等资源，打造以文博游学、影视拍摄、民宿美食为主的“文博研学功能区”；四是以乡村振兴示范项目为重点，打造以休闲渔业、田园康养、乡村艺术、文创公社、特色民宿为主的“乡村旅游功能区”；五是以“文旅＋”“＋文旅”融合发展为路径，打造以工业研学、红色乡村、创客基地、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的“新业态融合功能区”；六是在城市主城区引进星级酒店、文化主题酒店等业态，打造以夜间经济、数字演艺为主的“消费功能区”。围绕精品文旅品牌，彭山区在丰富品牌内涵上下功夫，在挖掘内在精神上做文章，力争形成彭祖长寿养生、李密忠孝之乡、江口沉银寻宝、公义红色旅游等精品文旅品牌，推出一批周末游、亲子游等“轻旅游”产品。修炼内功的同时还须提升城市营销水平。彭山区重点围绕重大考古发现、重大文史研究等内容，探索建设精品文物数字化智能互动展厅。开展文旅文博“IP”孵化，让本地文创多起来、活起来，多角度、立体化、精准化掀起营销热潮。实行精准营销，开展彭山文旅形象设计，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以东坡文化、彭祖长寿养生文化、忠孝文化为源头活水，以武阳故城、江口明末战场、江口古镇等历史故事为蓝本，创作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影视、舞台剧、动漫、音乐、文学、游戏等优秀传统文化题材的文艺精品，形成本土文创集群。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全区各项活动中，高标准举办国际彭祖长寿养生文化节、三月三朝山节等非遗会节活动，召开高规格联席会议，主动参与中国旅博会，举办全区文旅大会，不断提高彭山城市知名度。全面传承三苏文脉，点燃寿乡儿女的学习热情，广泛发掘和培养三苏文化爱好者；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开展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企业“六进”活动，建设李密孝文化博物馆和家风教育基地，提升推广全国家长学校建设和“四家”教育工作经验……一个个鲜活的场景构成了彭山区丰富的文化景致，也折射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彭山区委、区政府对文化建设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和文化生态的着力改善。关键词自觉聚焦东坡文化，推动总书记殷殷嘱托落地落实见行见效彭山区认真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最重要的政治任务，第一时间成立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贯彻落实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对标市委制定印发《传承三苏文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决定》以及《贯彻落实责任分工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以扎实的工作作风、有力的工作举措，全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落地落实、见行见效。“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视察时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在新时代传承三苏文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赋予了新使命、开拓了新视野、描绘了新图景。”市政府副市长、彭山区委书记黄秀航说。彭山区各级各部门务必增强文化自觉，强化文化担当，把传承三苏文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确保做到资源共享、品牌共创、产业共促，形成传承弘扬彭山人共同精神文化的强大合力。当前，全区上下紧紧围绕《中共眉山市彭山区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传承三苏文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决定》对标对表、一一落实，锚定“一区一高地”目标，统筹文化事业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蜀中文博新高地——到2025年，完成江口沉银博物馆建设，争创国家一级博物馆，助力成功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到2030年，文旅资源充分整合，“一带五区”的文旅融合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成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重要人文节点。

王允浩关键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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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山十八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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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在词典中涉及建筑的解释有两种：有顶无墙，供休息用的建筑物，如凉亭、牡丹亭；比较简单的小房子，如书亭、岗亭。亭，是一种美尽人间的中国风，在古典建筑“亭台楼阁”中，亭不仅名列首位，而且种类繁多，有景亭、戏亭、碑亭、廊亭、名亭等等，形式多样、用途多样，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建筑体系。亭最初始于战国，战国时在两国交界处设亭并置亭长，近似于现在的边防哨卡。秦汉时期，在乡村每十里为一亭，设亭长，负责治安警卫等事，汉高祖刘邦曾担任泗水亭亭长一职。唐代，亭的美学功能凸显，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风景亭，从此人们就多了一处游憩之地，可倚栏赏景，可温馨浪漫，可听雨吟诗，可落花醉酒，可望风作画。徐州云龙山有逛不完的风景，有说不尽的故事。山上二十多座亭子，既有简朴清新的，也有碧瓦重檐的，亭亭玉立、蕴玉含晖，宛如一朵朵国色天香的牡丹，以其独有的文化色彩点缀着云龙山的春夏秋冬。这里接着上期，继续说说云龙山上十八座亭子的故事……●听雨亭听雨亭坐落于云龙山第三节观景台上，双檐六角，四面迎风。阳光下红柱碧瓦，夜幕下玉宇琼楼，听雨亭那诗情画意的景色令人陶醉,登亭远眺，千仞云龙列翠屏，乱山环匝楚天青，徐州一城青山半城湖的美景尽收眼底。听雨亭内饰东坡放鹤、松下问童、龙山烟雨等图案，古色古香，玲珑别致，彰显了云龙山历史文化特色，虽是小憩之地，却有着别样的风韵。市楹联家协会副会长徐向中回忆，听雨亭1997年命名，当时还为此亭征集过楹联，一等奖获得者是市诗词协会的尚耀东，获奖对联是“一泓碧水涵古彭古意，百仞瑶台赏新景新姿”，该联悬挂于听雨亭红色亭柱上。●望湖亭望湖亭位于云龙山第一节白鹿洞之上，为清代徐州知州姜焯创建，距今已将近三百年。望湖亭是一处学子们捧读诗书、激昂青春的场所，也是一处观看湖光山色、田园风光的理想之地。●怡然亭怡然亭位于第二节山顶，上世纪70年代前，这里是游览的尽头，往南无路可去。站在怡然亭如同站在如今的观景台，孔子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站在高处，有登临眺远之胜、志意深远之情。●喜雨亭1061年，苏轼任凤翔签书判官。适逢天旱，苏轼赴太白山求雨，不久普降甘霖，恰巧苏轼在府衙修建的园亭完工，苏轼文思泉涌挥笔写下《喜雨亭记》。云龙山喜雨亭坐落于第一节山腰，是座红柱碧瓦、飞檐翘角、设有美人靠的六角形仿古亭，给人以古朴清雅气息，它和凤翔县喜雨亭为姊妹亭。该亭始建于明成化六年（1470年），距今549年，云龙山现存《续喜雨亭记》古碑把该亭兴建的来龙去脉记载下来。《续喜雨亭记》由杜庠撰文，黄英书丹，碑刻置于醉石亭内，是东坡石床附近最大的一块条石碑刻，去东坡石床浏览古迹，抬头就会看到偌大的《续喜雨亭记》碑。1470年春，“天下旱饥，而徐尤甚”，进士陈廷琏任徐州知州，上任第七天即率文武官员祈雨，“即日天降甘雨，未足，又祷而雨”，及时雨使徐州持续六个月的旱情得到缓解，百姓说：“太守救我民”。僚属请示陈廷琏，是否效仿苏轼立一座“续喜雨亭”以示不忘祈雨功绩？陈廷琏训斥：“祷雨偶然而应，立亭非本心也”，此事就此作罢。秋天粮食大丰收，百姓称颂陈廷琏的求雨和仁政，自发找到客居徐州的大诗人杜庠求文。杜庠人称“杜赤壁”，欣然提笔写下《续喜雨亭记》：“盖东坡作亭扶风，亦尝守徐，有膏泽及民，故徐民思而续之，愿后之为守者亦如陈侯之立心为政，使后之人亦以续东坡之意续陈侯，则斯亭之名与彭城山水同流峙，于千载之下无疑矣。”徐州百姓建喜雨亭是期望后来人像苏轼和陈廷琏一样，继续推行仁政。●代笔亭代笔亭原位于云龙山东大门外，是为了保护巨石上“阿弥陀佛”四字石刻及“关公马蹄印”所建，上世纪60年代自然坍塌。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率十万大军南下，来到云龙山以神来之箠代笔，在巨石上划出“阿弥陀佛”四字，字体独特，熔铁般神奇。代笔亭同放鹤亭、招鹤亭是徐州市1982年公布的市级保护文物。苏辙1077年来徐州寻古，观后写下《魏佛狸歌》：“魏佛狸，饮泗水，黄金甲身铁马箠。睥睨山川俯画地，画作西方佛名字。卷舒三军如使指，奔驰万夫凿山觜。云中孤月妙无比，青莲湛然俯下视。击钲卷箠抽行营，北徐府中军吏喜。度僧筑室依云烟，俯窥城郭众山底。兴亡一瞬五百年，细草荒榛没孤垒。”宋代诗人贺铸引经据典进行过考证，认为“阿弥陀佛”是铁箠划出的真迹，其《和张谋父游石佛山观魏太武书》序云：“案《南北史》《彭城图经》，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太武南侵至瓜步，筑宫驻跸，声欲渡江；宋人患之，遣使请婚，馈百牢以犒师。明年春，旋师渡淮，复留连徐方，再旬始北去。今彭城南五里因山镵佛，高十许丈。东北百步有大磐石，欹枕小溪，划然四字，曰‘阿弥陀佛’，皆径尺余。盖当时太武以铁箠画是字，非刊刻也。”1868年，缪荃孙编篡的《江苏金石志》对此也有记载：“按摩崖字迹今犹存云龙山东麓，直行四字。东向稍南，有金人题名，凡三行，行四五字不等。字多漫漶，可见者三人。后三行，行四字，书正大元年七月上旬同观。皆南向。又稍西有元人题识，凡二行，四五字不等。可见者‘大德八年九月日三人’凡九字，皆东南向。苏子由‘睥睨山川俯画地，画作西方佛名字’盖即指字。”如今，“阿弥陀佛”四字清晰可见，“正大元年七月上旬同观”还能辨识出来，其它字迹漫灭不清。●醉石亭醉石亭位于云龙山第一节西侧，同可廊相连，廊下即“东坡石床”，亭得名于苏轼《登云龙山》：“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亭内有宋代《登云龙山》摩崖石刻，亭前有苏轼塑像。●挂剑亭挂剑亭位于云龙湖东岸季子墓。故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吴王诸樊的弟弟吴季子（受封于延陵，今常州）有一年出使中原列国，途经徐国都邑，与徐君一见如故，结为知己。徐君对吴季子的佩剑情有独钟，吴季子“心许徐王”，待出使归来将以剑相赠。不料，一年后徐君已逝，吴季子悲痛之余，仍履行自己心底的诺言，将心爱的佩剑挂在徐君墓前永为纪念。季子诚信的故事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宋唐肃《季子挂剑歌》：“徐君虽亡骨未朽，剑挂坟前白杨柳。君知不知不足悲，我心许君终不移。”●半山亭半山亭为清康熙徐州知府姜焯所建，姜焯《云龙山新开大士岩碑记》：“可廊对冈建半山亭，相为映带。”据状元李蟠的记载，此亭又称戏亭。1936年重建，台基两侧有重修古碑两通，刻着捐款人员名单。解放后，人民政府多次拨款重修，2018年再次大修。●三让亭三让亭位于流碧亭上方，为三角形仿古亭，寓意三让徐州。“三让徐州”是《三国演义》第十二回中的经典故事，曹操为报杀父之仇攻打徐州，徐州牧陶谦为保护徐州百姓免遭生灵涂炭，把徐州让给了刘备，“三让徐州”使刘备不仅博得忠厚仁义之名，还彰显出刘备善于审时度势、能谋善断的战略家本色。三让亭传诵了一段“陶恭祖三让徐州”的佳话。于克南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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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济南似被前缘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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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DU_CLB_fillSlot("1110675");苏轼画像（传宋李公麟绘，清朱野云摹绘，清翁方纲题款）苏轼“读书堂”碑拓《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张智辉“应似飞鸿踏雪泥”，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苏轼以六十六岁人生谢幕。“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间绝版”的苏轼，冥冥中缘结济南，且留下诸多诗文佳话。《济南通史宋金元卷》记载：“到神宗熙宁时，苏辙出任齐州掌书记，苏轼则知密州，并两次经过济南。”缘起“读书堂”宋熙宁十年（1077）二月初一这天，位于济南王舍人庄的张掞（字文裕）故宅格外热闹，大文豪苏轼来到府上拜谒，写下《张文裕挽词》：“高才本出朝廷右，能事空推德业余。每见便闻曹植句，至今传宝魏华书。济南名士新凋丧，剑外生祠已洁除。欲寄西风两行泪，依然乔木郑公庐。”并留下了“读书堂”墨宝。张掞，齐州历城人，进士出身，是北宋时期历事三朝的重臣。此时，张掞已故三年。“读书堂”三字，既是对张氏一门重德行精学问的赞许，也饱含着对故友后人的殷切期望。苏轼文章书法名倾朝野，能得到他的题字，是一件难得的事，张掞后人珍而宝之，不久后即刻石为碑。有文史专家推测，张家此时当有一读书学习的堂所，苏轼故而题此三字。金元文学家元好问见过此碑，他在《济南行记》中记载：“绣江留五日而还，道出王舍人庄，道南有仁宗时侍从龙图张侍郎‘读书堂’三字，东坡所书。”后来，该碑不知何故被埋入地下。明万历初年，村民在修房挖宅基的时候复将其挖出，后被运往历城县学文庙。该碑后亡佚。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读书堂”三字，是不知拓于何时的拓片。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千年文豪题字王舍人，人们不禁要问——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史料可考，此时正值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春，苏轼卸任密州（山东诸城）太守，转徙徐州，路经济南。苏轼任职密州缘起兄弟之情。苏辙在《超然台记叙》中写道：“子瞻（苏轼字子瞻）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以辙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既得请高密，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1073年，苏辙“闻济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自请而来，任齐州（济南）掌书记。为了离苏辙更近一点，苏轼“抛弃”了湖山秀丽的杭州，于1074年底来到密州任职。但是到了密州，兄弟二人却仍然不能相见。丙辰（1076年）中秋，苏轼和苏辙已经离别六年之久了。“每逢佳节倍思亲”，面对一轮明月，苏轼写下了千古第一中秋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兼怀子由”。怀着重逢的祈愿，苏轼首次来到济南。老城墙外，马蹄嗒嗒，雪地泥泞。苏轼远远望见了三个侄儿恭立雪中，翘首企盼伯父的到来。“忆过济南春未动，三子出迎残雪里。我时移守古河东，酒肉淋漓浑舍喜。”多年后，他回忆当年赴济场景，字里行间尽是满满的喜悦和感动。圆缺皆是缘。苏轼这次济南行，有遗憾也有惊喜。苏辙恰好进京述职不在济南，少了一次文坛兄弟“双星会”。时任齐州知州的李常（字公择，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的舅父），是苏轼故友。在此期间，李常陪苏轼赏槛泉（趵突泉）、游龙山，即景赋诗，互为唱和，行程满满。槛泉有缘，苏子大驾光临。苏轼在李常等人的陪同下游览槛泉，观赏了槛泉旁的梅花，并“写枯木一枝于槛泉亭之壁”（见《济南金石志》卷四）。对这“枯木一枝”的解读，众说纷纭。有“题字说”，还有“画画说”。原记载在《禹城县志》中，后收入乾隆《历城县志》的说法是：北宋时槛泉位于寺丞刘诏家庭院内。熙宁十年苏轼游槛泉在墙壁上写下“枯木一枝”四字，后来刘诏让人刻石。此石刻后来辗转到了禹城文庙中，因前来求字或摩拓的人太多，当地官吏怕得罪人，索性把刻石扔进井中，碎为数块。再后来，有人捞出碎石比着笔迹制成木版，可字迹却失去神韵。“更忆槛泉亭，插花云髻重。萧然卧灊麓，愁听春禽哢。”对这次客居济南期间的槛泉之游，苏轼印象极深，并追忆与李常诗文往来之趣：“忽见早梅花，不饮但孤讽。诗成独寄我，字字愈头痛。”“济南春好雪初晴，才到龙山马足轻。使君莫忘霅溪女，还作阳关断肠声。”此行，苏轼还在好友的陪同下策马畅游龙山（章丘），欣然写下《答李公择》。雪后初霁，春光正好，心情豁然开朗。“马足轻”应脱胎于王维“雪尽马蹄轻”，与“雪初晴”相照应，即景即事，借物写人。后两句温馨中有戏谑，以“请客对主”的巧妙技法，道出与老友的惜别离，情趣盎然。苏轼回忆抵达济南时的窘态，“敝裘羸马古河滨，野阔天低糁玉尘。自笑餐毡典属国，来看换酒谪仙人。宦游到处身如寄，农事何时手自亲。剩作新诗与君和，莫因风雨废鸣晨。”（《至济南，李公择以诗相迎，次其韵二首》。）裹着破毡，骑着瘦马，忍不住想起了在北海渴饮雪、饥吞毡的苏武前辈。他慨叹宦海沉浮，与老友互诉衷肠。“夜拥笙歌霅水滨，回头乐事总成尘。今年送汝作太守，到处逢君是主人。聚散细思都是梦，身名渐觉两非亲。相从继烛何须问，蝙蝠飞时日正晨。”往事不堪回首，聚散皆是梦。透过这珍贵的诗文，可以略略感受946年前济南那个空气里都弥漫着诗意的春天。名满天下的苏轼，所到之处皆诗意。聚散皆是缘离合总关情苏轼首次来济，盘桓一月有余，缘分再续已是十年之后。元丰八年（1085）六月，苏轼奉旨知登州（治所在今蓬莱市）军州事，再次踏上了齐鲁大地，并于十月十五抵达登州任所。谁知朝廷政局多变，改革派与保守派轮番上台，受其影响，任命朝令夕改。仅在五天之后，苏轼又接到了要他进京担任礼部员外郎的任命。于是，他只好于当年十一月初匆匆地离开了登州，赶赴汴京（即今河南开封）。机缘巧合，在赴京途中，苏轼第二次来到了济南。这次仍为过客，行色匆匆，但有备而来，不顾旅途疲惫，马不停蹄，城西拜佛，城东访友，兴致勃勃。十二月路经长清县时，吸引了众多“苏粉”追捧。长清县真相院（位于长清老城区西北隅）住持法泰是其中一位，他诚邀苏轼到真相寺一叙。当苏轼得知法泰所建十三层砖塔（名全阳塔，今已不存）未有葬物，便想将苏辙所藏的释迦舍利捐献出来，为已过世的父母祈求“冥福”。法泰听后当然是求之不得，只是当时苏轼急急赶赴京师上任，并未留一物。这位法泰是个行动派，第二年就赴京师找苏轼拜请舍利，并请苏轼撰写塔铭。出于对佛的虔诚和对父母的敬重，苏轼一改往日的随意洒脱，郑重其事地写下了《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然后又赠法泰“金一两，银六两，使归求之众人，以具棺椁”。元祐二年（1087），法泰又将东坡书迹刻勒于石。该刻石于1965年在全阳塔地宫中出土，现被长清区博物馆珍藏。从保存的碑刻看，书刻精湛，用笔丰腴跌宕，结体天真烂漫，字字神完气足，如珠似玑，堪为苏轼书中逸品。法泰去世后，真相院的继任住持文海于宣和三年（1121）也据东坡书迹刻石一块，这块刻石现亦存于长清区博物馆。只是由于历代摩拓过多，其形神俱逊于法泰刻石。因有复刻，故市场所见拓片有两种。苏轼此行再到章丘龙山镇看望时任龙山监镇的宋宝国。这位宋宝国颇受王安石器重，当时宋宝国把王安石所书的一卷《华严经解》给苏轼看，并请苏轼为之作跋。苏轼因此作了《跋王氏华严经解》一文。苏轼缘结济南，有师生缘亦有“同事缘”。《宋史》和《济南通史宋金元卷》记载：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苏门后四学士”之一李格非为章丘明水镇人。双方建立了密切的师生之谊，元丰六年（1083），苏轼被贬谪到黄州时，李格非前往拜访，苏轼惊喜交加，大为感动。这李格非即是李清照的父亲。苏轼在任密州太守时，章丘人刘庭式也在此任职。二人配合默契关系甚洽，苏轼曾写《书刘庭式事》赞颂刘庭式中进士后不弃盲女与之白头偕老，这一经典爱情故事被传为美谈。苏轼问刘庭式：“哀生于爱，爱生于色。子娶盲女，与之偕老，义也。爱从何生，哀从何出乎？”刘庭式回答说：“只是因为我知道死去的是我的结发妻子而已，她有目是我的妻子，无目也是我的妻子啊！如果我因她容貌俊美才生爱恋之意，因对她有爱恋之意才生哀痛之情，那么随着她逐渐变得年老色衰，我对她的爱恋之意就会越来越少，她死后也就不会有哀痛之情了。如果那样的话，那些站在大街上挥舞衣袖、用眼神挑逗男人、卖弄风流的女人，岂不是都可以娶作妻室了吗？”苏轼听了刘庭式的这番话后，至为感动。苏轼一生如雷似风，少年及第，名动朝野，乌台诗案，大难不死，仕途蹭蹬，宦海游历“黄州惠州儋州”。其实又何止于此，还有“密州徐州齐州”。“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这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弥留之际，仍不忘与好友互怼“西方不无，着力即差。”苏子之与济南，何曾是过客，仿佛有一根红线相牵，折折叠叠，有缘有分。BAIDU_CLB_fillSlot("1110676");

张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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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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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期间，雨水不断，河水泛滥，汛情不断传来，叫人忧心。我不由得想到故乡徐州，由此又想到近日读过的王水照、崔铭合著的《苏轼传》，里面苏轼在徐州治水的那一段。于是打开书，再读。1077年4月，苏轼任徐州知府。那正是徐州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同年8月徐州遭遇罕见的洪涝。暴雨连日，黄河大堤在河南澶州决口，徐州位于黄河下游，洪水席卷而来，水困徐州城下，水位高达两丈八。苏轼登上城墙视察水情，只见城外浊浪翻滚，洪水与城墙顶端仅有三寸之差，随时都可漫过城墙，将徐州淹没。苏轼后来在《答吕梁仲屯田》一诗里描述当时的情况，“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奔流浑。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可见水势汹涌，形势急迫。面对这一切，苏轼沉着果敢，采取一系列措施，组织民众，火速加固城墙，安抚百姓，确保徐州无恙。他本人也抱定人在城在的决心，并喊出“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的豪言壮语。即使洪水淹没城区，苏轼也决心像汉代东郡太守王尊一样，以身填堤。我一口气读到这里，很受感动。他荡气回肠的喊声，惊天动地。那些日子，苏轼整天身披蓑衣，脚穿草鞋，指挥着民众抗洪抢险。尽管身心交瘁，忧心如焚，但在众人面前，他永远乐观自信，像一面旗帜，给人坚定的信念，鼓舞着人们顽强奋战。历经70多天惊心动魄的苦战，洪水渐渐消退，黄河回归故道，向东入海。徐州城保住了。这事过去了近千年。对徐州人来说，苏轼不仅仅是大诗人、大文学家，他还是抗洪英雄。他为徐州做过很多好事情：抗洪水、建黄楼、祈雨劝农、抗春旱等等，深受徐州民众的爱戴和感念。苏轼在徐州任知府两年，处理政事之外，他与新朋老友游遍徐州，作诗论画。徐州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文人荟萃。苏轼是每次聚会的中心，他用自己独特的性格魅力和学问吸引了各地的文人。秦观从高邮来到徐州，专程拜谒苏轼。秦观在诗中说“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苏轼非常欣赏秦观，称许他“谓是古人许莫测，新诗说尽万物情”，表现出提携后辈的极大热情。后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都是“苏门四学士”，日后皆成为北宋文坛上的璀璨明星。那时的苏轼正值年富力强之时，百姓爱戴，宾客盈门，士林敬重，再加上政绩突出，苏轼在徐州的生活还是比较顺心舒畅的。苏轼生活中有着许多诗和远方，有时繁花似锦，有时遍地荆棘，更多的是泥泞小路，风雨兼程。这本书里，《自题金山画像》这首诗，给我印象很深。这首诗是苏轼66岁时在真州所作。在金山寺，藏有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所画苏轼像一幅。诗人看着当年自己的画像，再看看垂垂老矣的自己，感慨万千，自题一首六言绝句。诗为“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的晚年作品，写于去世前两个月。我想这是他老年的一种心境。诗的前两句有一种人生失意的哀愁和被迫漂泊的无奈。诗里没有了以往的气势恢宏，激情豪迈，读得苍凉、心酸。诗的后两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就是苏轼三次被贬谪之地。他在这三个地方过了十多年的贬谪生活。说到“功业”，那应该是苏轼心中的一个痛。但他没有抱怨，而以调侃轻松的口吻总结了他的功业。在老年时回首往事，苏轼竟能这么心平气和地看待一切过往和恩怨，足以见出他的超然与洒脱，这正是一个智者的旷达。我很喜欢苏轼的《定风波》，那是贬谪黄州时写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每次读这首诗，都会带有不同的感受。有时我会想到在徐州，瓢泼大雨中，身穿蓑衣草鞋走在城墙上，指挥抗击洪水的苏轼。那个个子高高的四川人一生都在风雨中坚定自信地走着，不躲闪，不畏惧，他吟啸前行，从容淡定。他在雨中，在路上，在诗里，行走了一生，留给我们无数感动和取之不尽的文学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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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我亦忘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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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龙苏轼二十一岁考中进士之后，又在制科考试中优入三等，文名一时冠绝天下。北宋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年仅二十六岁的苏轼入仕之初便担任从六品的凤翔府签判，协助知府陈希亮掌理日常事务，一些仰慕苏轼的小吏便称他为“苏贤良”。陈希亮一日听到下属小吏这样称呼苏轼，勃然大怒，当着苏轼的面下令杖责这个小吏，并且斥责他说：“府判官只是协理文案的官员，有何贤良可言？”这令苏轼很下不来台。此后，凡看到苏轼有骄矜自得之意，陈希亮在苏轼登门求见时，也是故意拒绝不见。遇到府里需要斋醮祈福，苏轼负责撰写的祈祝小文，陈希亮也是左涂右改，如此往返数次，直至把文章改得面目全非，这才启用。时间久了，苏轼认为上司是在无端打压自己，遂与陈希亮交恶，如果没有公事往来，他尽量不与陈希亮接触，即使中元节这样的重要节日，他也拒绝前往知府官署与上司一同参加节日宴会。陈希亮架子很大，同僚晋见，任其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有人在客座中打起瞌睡来。苏轼心生不平，便作《客位假寐（因谒凤翔府守陈公弼）》诗，讽刺他：“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既不能离开，又等不到上司接见，长时间像一株枯树那样独自端坐，这对于年轻气盛的苏轼来说可谓是如坐针毡。实际上，这是知府陈希亮有意对苏轼的一种磨砺。是为了打掉他的骄气，同时也是让他在顺境中接受一些挫辱，感受人生的无奈，从而锻造一种坚毅的精神，以便在厄运袭来时，能够有一种乐观豁达的态度。随着在官场时间长了，并且在新旧党争中屡遭贬谪，苏轼才明白当初陈希亮对自己的一番苦心。因为像他这种耿直有节、爱憎分明的个性，加之又是少年得志、声名远播，很容易招致他人的嫉恨，如果总是处在自我虚荣的光环当中，在遭受挫折时，就很难保持一种平和旷达的心态。后来苏轼为已经去世的陈希亮作传，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抛开这段逸闻，我倒很是欣赏苏轼的“今我亦忘吾”。忘吾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自己被他人忘记。《庄子·天运》曰：“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后汉书·彭宠传》云：“我功当为王，但尔者陛下忘我邪？”另一种是忘记自我。形容人公而忘私，做事十分投入。《晋书·王坦之传》：“成名在乎无私，故在当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圣人所以济化。”苏轼之忘吾者，忘掉自己之谓也，即忘掉了自己的存在。古人对这种忘吾境界欣赏有加，把它当作一种至乐之境。唐代诗人张说任岳州刺史时作了一首《岳州守岁》，诗云：“除夜清樽满，寒庭燎火多。舞衣连臂拂，醉坐合声歌。至乐都忘我，冥心自委和。今年只如此，来岁知如何。”诗歌描写了人们守岁时醉舞酣歌、辞旧迎新的忘我之乐。元朝诗人马钰《满庭芳·赠文登小王先生》词云：“身为环堵，重封重锁。无著无漏无破。闲里寻闲，闲中有闲功果。常守常清常静，便独行、独坐独卧。忘人忘我。朴实实心实做，把多疑多惑，多多打过。得得来来得得，得个甚么。真如如如不动，觉灵明、灵灵则个。真消息，是真直相济，真仙来贺。”在马钰看来，身闲心闲，独行独坐，忘人忘我，才是一种仙境之乐。宋代诗人黄庭坚《次韵德孺感兴》诗云：“于此吾忘我，从谁尺直寻。事来千万种，人有两三心。自守藩篱小，犹能井臼任。过时虽不采，吾与菊花斟。”虽然世事纷繁，人心叵测，但只要能有忘我之境界，即使守着小家，亦能操持家务，自给自足，自得其乐。忘吾，也是一种心态。正如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远，地自然偏；心静，境自然静。只要内心能远远地摆脱世俗的束缚，没有追求名求利之心，那么即使处于喧闹的环境里，也如同居于僻静之地。忘吾，必须能够做到清心。《后汉书·西域传论》曰:“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明代陈继儒《小窗幽记》云：“清闲无事，坐卧随心，虽粗衣淡饭，但觉一尘不淡。”清代严有禧《漱华随笔·清净真人》亦云:“无事则清心静坐，念念对越上天。”但是，忘吾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在这红尘滚滚、喧嚣而充满诱惑的尘世里。我们看到最多的不是忘记自己，而是自以为是、自私自利、自我陶醉、自我膨胀、自我夸耀，或者无论什么便宜都想占、什么荣誉都想沾，拔一毛而利天下则不为，或者自以为舍我其谁、无所不能，唯恐整个世界不知道自己。这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之境。苏轼所谓的忘吾即无我，是说我无形地存在于宇宙之中。这种忘我之境是一种大彻大悟、大智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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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文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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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太后去世后，哲宗不再听从元?v老派执政大臣的意见。范祖禹上疏说：“高太后一死，必定有人以改先帝（神宗）之政，逐先帝之臣，归过于高太后。”他要求哲宗“守元?v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哲宗听不进这些意见。礼部侍郎杨畏伺机上疏说：“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继承祖述）之道。”疏人，哲宗就立刻召见，问先朝旧臣谁可用。杨畏荐章貘。吕惠卿等，主张以章貘为相，帝深纳之。苏轼尽管对司马光尽废新法持不完全赞同的态度，并因此遭到一些保守派的排斥陷害；但因他始终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并且是在元?v更化时期重新起用的，因此仍被哲宗视为旧党，对他非常冷落。哲宗批准了苏轼出知“重难边郡“的请求，命他知定州（今河北定县）。苏轼作为哲宗的侍读，朝廷的要员，出守边远重镇，理应陛辞。但哲宗却以“本任官阙，迎接人众“为借口，拒绝苏轼上殿面辞。苏轼说：“臣备位讲读，日侍帷幄，前后五年，可谓亲近，方当戍边，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亦难矣！”苏轼深感“国是将变”，担心急功近利之臣劝哲宗“轻有改变。”因此，哲宗虽不见他，他仍向哲宗上疏说，古代有所作为的圣人，都要先处晦处以观明处，先处静处以观动处，那么万事万物都可看得清清楚楚。不过数年，就自然知道利害关系，辨识邪正之人，然后根据这种观察采取措施，就一定能够成功。他说：“今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年轻），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视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东坡奏议集》卷十四《朝辞赴定州论事状》。）很明显，这正是他的“见得未破，不要下手，俟了而后行”的一贯主张。但是，哲宗不但没有听从他这位老师静观数年的劝告，而且把这位老师一贬再贬，终哲宗朝，再也没有让他回到朝廷。定州是古代中山国所在。苏轼在赴定州，告别苏辙时说：“庭下梧桐树，三年三见汝。前年适汝阴，见汝鸣秋雨。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东坡后集》卷三《东府雨中别子由》这几句诗表现了苏轼这些年生活的动荡以及知定州时的抑郁心情。）苏轼赴定州时，雍丘（今河南杞县）县令、著名书法家米芾邀请他赴宴。苏轼与米芾是老朋友，自然没有不去之理。苏轼到后，只见屋子里摆了两张大长桌，桌上放有精笔、佳墨和一大摞纸；侧面放的酒、菜。苏轼一见大笑，知道是米芾要同他一起作字。二人就座后，一面喝酒，一面展纸作字，一两个人专门为他们磨墨，都不能满足需要。一直写到傍晚，酒喝足了，纸也写完了，才相互换了所写的字。这天他们两个均发挥了最高的书法技能，“俱自以为平日书莫及也。”苏轼同米芾的友谊是很深的，以后他从海南贬官归来，即在他去世前不久，还写信给米芾说：“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岁瘴毒耶？”（《东坡续集>卷八《与米元章书》）。苏轼于九月二十七日离京，十月二十三日到定州。定州是北邻契丹的军事重镇，但边备却非常松弛。苏轼在《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东坡奏议集》卷十四）中说：“臣窃见北虏久和，河朔无事，沿边诸郡，军政少弛，将骄卒惰，缓急恐不可用，武艺军备，皆不逮陕西、河东远甚。虽据即目（眼前）边防事势，三五年间，必无警急；然居安虑危，有国之常备，事不素讲，难以应猝。”苏轼还说这里是“承平百年烽燧冷。（《东卷后集》）卷三《雪浪石：》）一个“冷”字，深刻揭露了当时边备松弛的情况。为了加强边备，苏轼一到定州就提出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整饬军纪。定州军纪松弛，贪污盗窃成风。有持杖入库，盗铜锣十二面，监司明知而不检举的；有两年之间盗卖八百余件什物，值银二百五十余两的；有把禁山开垦为田，不但不予制止，反而公然征税的；有明出告示，召集军民赌博的。结果是法令不行，禁军日有逃亡，甚至聚为“盗贼”。苏轼经过了解，发现禁军一般都很贫困，十有六七的人赤身露体，饥寒交迫，营防大段损坏，不避风雨。而禁区军贫困的原因在于官吏贪污，刻扣军饷，放债取息，引以成风，将校既然违法不公，军纪自然无法整饷，所以军人都饮酒赌博。苏轼来到这里，一面严惩贪脏枉法的首犯，不如此，“无以警众革弊”；一面派人修补禁军营房，因为在苏轼看来，“岂可身居大厦，而使士卒终年处于破屋之中，上漏下湿，不安其家？”（《东坡奏议集》卷十四《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二是增修弓箭社。苏轼认为，沿边禁军即使经过整饬，有事时也不可用。因为将骄卒堕，由来已久，胆子很小，体力很弱，近戍短使，都要与妻子儿女泣别；被甲执仗行数十里，就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满面。如果严加训练，使这些士卒能耐劳苦，又可能引起契丹的惊疑，招致战争。若干年来，沿边要害所聚禁军都有只能起一种壮国威，消敌谋的作用。真要打仗，还得从内地另调禁军。而平日的保境安民，得靠当地百姓。自澶渊之盟以来，老百姓自己起来组织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每户出一人，推选家资武艺出众的人为头领。他们自立赏罚，严于官府，“带弓而锄，佩剑而樵”，一面耕作，一面备边，分番巡逻。遇有紧急的事，就击鼓集合，顷刻可致千人。他们“人自为战，虏甚畏之。”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因推行保甲法，这种民间自卫组织有所削弱。苏轼主张加强弓箭社，认为“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其势决不可废。”（《东坡奏议集》卷十四《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三是赈济饥民。元裙八年，河北诸路均受灾。苏轼估计第二年春夏之秋，必将缺粮。苏轼请求朝廷减价十分之二出卖常平米，使米价不致上涨，百姓人人受惠。（《东坡奏议集》卷十四《乞减价常平米赈济状》）但民间缺乏现钱买米，仍不免有饥饿之人，因此他又要求朝廷允许他将仓中陈米贷与各户，候丰收时以新米还官。这样，“不惟乘此饥年，人户缺食，优加赈济；又使官中却得新好白米充军粮支遣；及免年深转至损坏，尽为土壤。”（《东坡奏议集》卷十《乞将损弱米贷与上户，令赈济佃客状》）正当苏轼为巩固北方边防而采取种种措施的时候，哲宗却以“讥斥先朝”的罪名把他贬官惠州了。（李志惠）苏轼亲手所种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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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初心　立政德奋厉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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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川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了领导干部要讲政德的问题。他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本文简单谈谈苏东坡的政德实践这个话题。北宋元祐六年（1091）五月十九日，在京城任翰林学士的56岁的苏东坡，给哲宗皇帝上呈了一篇《杭州召还乞郡状》，请求继续到地方上任职。“守其初心，始终不变”这句话，便是出自这篇奏状。初心，这里是初衷、最初的愿望的意思，即做某件事一开始所抱持的信念。两句的意思是：坚持最初的信念，自始至终不改变。那么，东坡最早的“初心”是什么呢？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曾这样评价他哥哥，说他从小就“奋厉有当世志”。奋厉，是激励、振奋的意思；当世，这里是用世、治世之意。这句话的意思是，东坡从小就奋发向上、勇于担当，有报国治世的宏大志向。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忧国爱民，奋厉当世，是其贯穿始终的信念；涵养清正之气，修身立德，勤政廉政，是其毕生的践行。尽管已过去近千年的时间，苏东坡“奋厉当世”的理念和勤奋清廉的政德实践，对今天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政德，对我们涵养新时代政德文化，仍然有着积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良好的家风家教，是培育苏东坡“政德”的肥田沃土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苏东坡出生在西蜀眉山一个诗书之家。父亲苏洵是一位虽屡试不第，但志存高远、位卑忧国、大器晚成的布衣知识分子。母亲程夫人出身眉山大户，“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是一位有独立意识和坚韧图强性格的知识女性，被司马光誉为“识虑高绝”的一代贤母。东坡幼年，父亲苏洵和母亲程夫人便亲授以书，为他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苏轼自己也发奋读书，善于思考，勤于修身，外因加上内因，形成了一块培育“初心”的肥田沃土。在接受知识教育的同时，东坡从小就接受其父母的道德教育和清廉教育。苏洵和程夫人对东坡的教育各有侧重。苏洵重在教育他读什么书，怎样读书，让他从小就明白古今成败的道理，立志长大后成为国家社稷的栋梁。程夫人则重在教育他做什么人，怎样做人，让他自幼有一颗善良仁慈之心，有鲜明的道德意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两者既有分工又互为补充，旨在培养东坡的综合素质。程夫人对东坡的教育不仅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且严于身教，在日常生活中做出表率。程夫人嫁到苏家后，曾在眉山纱縠行租房开铺做蚕丝生意。一日，婢女发现房内地下埋有一个大罐子，罐口上还盖着一块乌木板。婢女以为罐中藏有金银财宝，要打开看看。程夫人见状，坚决予以制止，并叫人把罐子重新埋了。她说，这是别人的东西，不可随意动用。她还告诫东坡兄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凡非分之财，一分一厘也不能妄取。小小年纪的东坡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便“奋厉有当世志”，形成了“忧国爱民”的初心，形成了重节操、重廉洁的品行。无论在什么地方何种岗位为官，苏东坡都能“明大德”东坡二十二岁中进士，二十六岁制科考试获第一名，开始步入仕途。东坡一生，从政四十年，在朝廷担任过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皇帝侍读等要职，在地方做过密州、徐州、杭州、扬州等八个州的知州。但无论是身为朝廷重臣，还是作为地方官员，他都能“明大德”，坚守“忧国爱民”的理念，做出了至今仍被人称颂的业绩。在徐州的抗洪抢险中，他身先士卒，临危不惧，亲自坐镇城门楼上，指挥军民垒沙袋、筑长堤，奋力抗洪。抗洪期间，他吃住在城楼上，昼夜巡视，数过府门而不入，整整四十五天没回过家，颇有大禹治水的风范。一个多月后洪水退去，徐州城保住了，全城上万百姓的生命财产保住了。但苏东坡并未居功自傲，而是轻描淡写地在诗中写道：“水来非吾过，去亦非吾功。”在杭州，东坡带领百姓疏浚西湖，筑长堤数十里，被百姓誉为“苏公堤”，造福人民直至今日，成为“西湖十景”之首。也是在杭州，为除瘟疫，他将多年积蓄全部捐出，并动员杭州一些富商捐款，加上公费，创办了中国历史上首家公费医院——安乐坊，专门收治贫困病人。他还将自己收集的药方，无偿捐给医官和杭州百姓。在扬州，东坡不顾车马劳顿，在赴任途中就开始搞调查研究。在得知扬州农民丰年依然愁眉苦脸、官府催收积欠猛于虎狼的民生疾苦后，他毅然上奏朝廷，免除了民间积欠，为扬州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上任后，东坡对搞排场、趋风雅，祸害百姓的所谓芍药“万花会”，毫不留情地通令取缔，予以罢除，被扬州百姓誉为“苏贤良”。在地处边防要地的定州，他整饬军纪，惩治腐败，拨军粮以饱士卒，修营房以稳军心，抓练兵以强战力，使军容军貌焕然一新。同时，他还整顿健全民间的武装组织“弓箭社”，建议朝廷给予肯定和扶持，使定州的边防有了明显改善，为强军戍边作出了贡献。

刘川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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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古道浮云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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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云岭”位于潜川镇海龙行政村浮云岭自然村，与富阳、桐庐交界。自西向东从牧亭至浮云岭村，称牧浮公路；自东向西从富阳万市镇至牧亭，称万（市）牧（亭）公路。沿万牧公路西行十六公里，今为万市镇何务村。浮云岭、何务二村均位于浮云岭，岭东富阳境（旧时属新城县），西北接临安（旧时属於潜县），南临分水（今属桐庐县）。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於潜县志》记：浮云岭“又名芙蓉（岭），在县东南二十五里，高二百五十丈，接新城县界”。浮云岭为东坡古道。北宋大文豪苏轼于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被贬为杭州通判。时任新城县令的晁端友，与苏东坡为同年进士。时任於潜县令的刁璹，与苏东坡也为同年进士；继任者毛宝，是苏东坡的挚友。故此，苏东坡在杭州通判任上三次经浮云岭往复于新城、於潜间，分别为熙宁五年（1072）、熙宁六年（1073）和熙宁七年（1074）。苏东坡于熙宁五年（1072）为巡视於潜县途经新城，回访了新城县令同年晁端友（晁端友于该年冬离任新城），并留下了一段与牧童对对子的佳话。东坡上联曰：“过旱滩（新登地名，亦名过皇滩）桥低连水”，牧童下联对：“百丈山（新登山名）峰高接云”。东坡喜极，嘱晁端友助之，认为日后必成大器。顺便旁及一件事：晁端友任新城县令时，其子晁补之随侍官所，曾以诗文谒见苏轼。晁补之为元丰二年（1079）进士，元祐初为大学正，后以礼部郎中出知河中府，善为诗文，与秦观、黄庭坚、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沿葛溪西进，苏东坡寻访“陈氏园”遗迹。陈氏园在新城县西四十里宁善乡（今洞桥镇陈村），原系五代时睦州刺史陈晟的花园，今基址犹存。苏东坡感慨之余，作《新城陈氏园，次晁补之韵》，诗云：“荒园废圃秋，寂历幽花晚。山城已穷僻，况与城相远。我来亦何事，徙倚望云巘。不见苦吟人，清樽为谁满？”陈氏园此时此景实为凄凉，苏东坡遭贬谪的心境抑郁，情景暗合，益增悲凉。此时已过未时，苏东坡策马扬鞭直奔浮云岭。浮云岭虽是新、於之官道，上通徽州，下达杭州，但路极崎岖，行人病之。旧《新城县志》记：“嘉庆二十一年（1816）监生余广锡修治，并建路亭以为行人休息之所。”可见自宋至清，该路当经多次修缮。苏东坡入於潜境，经海龙、牧亭、太阳、方元、更楼巡视50里到於潜，与故友刁璹重逢，欣喜不已，饮酒吟诗，忘却一路疲劳和忧愁。据说苏东坡酒酣之余（苏东坡不胜酒力），自出上联，求刁璹对下联，从此留下一段文人佳话。上联曰：“方元鼓，敲上更楼，太阳升矣”。刁璹对以下联：“藻溪鱼，跃过横塘，化龙去也。”上联为於潜的方元、更楼、太阳三乡名，下联藻溪、横塘、化龙也为三乡名，对仗工整，平仄相谐，巧妙之极。熙宁六年（1073）春，苏东坡为看望即将离任於潜县令的故友刁璹，从新城起程，再登浮云岭，前往於潜县衙，留下名作《新城道中二首》、《山村五绝》。前二首写苏轼自“初日”至亭午新城道中山行一路所见，生动地描绘了风和日丽的春日郊野景象，自然清新，活脱朗润，充满了生活情趣。后五绝确对王安石的新法有讥刺，但也反映了当时民生的疾苦，触及到封建社会严重的阶级对立，表现了诗人关心民瘼、愧为人臣的进步立场。到了於潜县衙，二人相见，刁璹高兴之至。苏东坡这位友人加上司如此重情义，刁璹自当尽地主之谊，便陪同小住数日，游览了於潜的山川名胜、古刹佛地。苏东坡游览之余，才思横溢，触处生春，留下诗作《於潜令刁同年野翁亭》、《於潜僧绿筠轩》《於潜女》《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雨，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问雷震也》。《於潜女》诗曰：“青裙缟袂（白色的衣衫）於潜女，两足如霜不穿屦（麻鞋）。觰沙（鬓发翘张貌）鬓发丝穿杼，蓬沓（大银梳）障前（遮住前额）走风雨（二句意为：头上插一把大银梳，把张开的头发盘结住，如同横穿织机的带丝线的梭子一样。就这样，她们就在风雨中奔走了）。老濞宫妆传父祖（汉初刘濞被封为吴王，与下句的“故主”皆指吴越王钱氏，说这样的装束源于吴越时，所以至今百姓仍十分怀念钱武肃王），至今遗民悲故主。苕溪（实为天目溪）杨柳初飞絮，照溪画眉渡溪去。逢郎樵归相媚妩，不信姬姜有齐鲁（不信齐国、鲁国的姬、姜两家女子比於潜女更美，婚姻更幸福）。”这是一首千古传颂的不朽之作，反映了当时於潜少妇的装束打扮及当地的古朴风俗，歌颂了粗犷而质朴、豪爽而多情的於潜劳动妇女，表现了她们体格健壮的美和心灵纯净的美。运意用笔，神采飞扬，一气浑成，真率自然。苏东坡此后又巡视了昌化，留下诗作《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二首》，名句“乱山滴翠衣裘重，双涧响空窗户摇”传诵至今。熙宁七年（1074）暮春，刁璹罢任，继任者为毛宝，字国华。当时的新城、於潜、临安等县蝗虫成灾，所谓“西来烟障塞空虚，洒遍秋田雨不如”、“飞蝗来时半天黑”。毛宝勤于捕蝗，颇有政绩。时任杭州通判的苏东坡为督查捕蝗，第三次踏上浮云岭。八月下旬，苏轼经富阳、新城至於潜。此行之艰辛，苏东坡有《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苦，有怀子由弟二首》作了记述。其一曰：“西来烟障塞空虚，洒遍秋田雨不如。新法清平哪有此，老身穷苦自招渠。无人可诉乌衔肉，忆弟难凭犬附书。自笑迂疏皆此类，区区犹欲理蝗余。”其二曰：“霜风渐欲作重阳，熠熠溪边野菊黄。久废山行疲荦确，尚能村醉舞淋浪。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忧患长。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子由即苏轼弟苏辙。苏东坡自幼就“奋厉有当世志”。贬谪离京的生涯，使他贴近现实，办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好事，政绩斐然，青史留名。即如这次到新城、於潜一带捕蝗，不辞山路疲苦，体察农民疾苦，并用诗歌加以较深刻的艺术反映，作为封建士大夫，实为难能可贵。苏东坡自宋神宗熙宁五年至七年三次踏上浮云岭，与浮云岭结下了不解之缘，故世称浮云岭为“东坡古道”。学术界对上述三次有争论，认可后两次，认为无熙宁五年（1072）这一次，本文采用“三次”说。如今的古道早已是宽畅乌亮的柏油路。万（市）牧（亭）公路银蛇般地盘山而上，路旁山花漫野，绿树成荫，东坡居士在天之灵当可得以宽慰，“久废山行疲荦确”之苦，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立于山巅，可俯瞰富阳、临安各异山色：富阳境内高山挺拔，傲然壁立，雄峙霄渺。临安境内山岭逶迤，犹如层波叠浪，涌向远方。1997年，“苏轼捕蝗碑”立于潜川镇浮云岭村一侧浮云岭巅，由时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题词。

顾彭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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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不作诗苏轼却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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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豫视频记者刘瑞朝文记者白周峰摄影春分时节，乍暖又寒，甫晴又雨，海棠已绽，缀满枝头。3月22日，登封市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召开，高票通过了登封市政府提请审议的登封市市树、市花的议案，会议审议决定，登封市市树为银杏树，市花为海棠花。目前，郑州碧沙岗公园海棠文化节正在进行中，海棠花海，人声如沸。然而，翻看与海棠有关的古诗词，就会发现基本都是晚唐以后的。我们所熟悉的唐代大诗人，如李白、杜甫、孟浩然、白居易等，都没有写过海棠诗。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北宋的苏轼，南宋的陆游，可谓是爱海棠成痴，晚上点着蜡烛去看海棠花。那么，为什么唐代这么多大诗人没写过海棠诗？为什么到了宋朝，海棠诗大幅地增多呢？问题杜甫不写海棠诗，有人认为是因为他避讳母名杜甫不做海棠诗，这个现象最早是由晚唐诗人郑谷发现的。他在《蜀中赏海棠》中写道，“浓淡芳春满蜀乡，半随风雨断莺肠。浣花溪上堪惆怅，子美无心为发扬”。他还自注道，“杜工部居西蜀，诗集中无海棠之题”。郑谷认为，蜀地到处都是海棠花，成都草堂所在的浣花溪上更是比比皆是。那么，杜甫为什么不写呢？郑谷的解释是，无心咏海棠。这个问题，在后世引发了众多诗人的讨论，可谓是众说纷纭。《声律启蒙》在“四支”部更是把杜甫诗集中无海棠的事儿写成了段子，让孩童们背诵。“海棠春睡早，杨柳昼眠迟。张骏曾为槐树赋，杜陵不作海棠诗。”启蒙教育都这样讲，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就形成了刻板印象。那么，为什么杜甫留下的诗作中，竟没有一首写到海棠呢？记者对诸多观点进行了梳理，大概分为以下几种。一种是失传之说，因为传说杜甫一生写了近三千首诗，但流传下来的仅有一千四百多首，也就是说，散佚了大部分，其中可能就有海棠诗。其次是避讳说。宋人所编《古今诗话》有载，“杜子美母名海棠，子美讳之，故杜集中绝无海棠诗”。这是所谓的为尊者讳，不在诗作中直呼母亲的名字。还有观点认为，杜诗中无海棠，是因为在盛唐时期，海棠花还未受到重视。一直到晚唐，海棠才逐渐出现在诗作之中，到了宋代，海棠在诗词中成为现象级的存在。这种说法，颇具说服力。现象李白也没写过，唐代多个著名诗人没有海棠诗其实，唐代并不是只有杜甫这一个大诗人没有写到海棠。记者查询李白、孟浩然、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诗人的诗集，也没有发现有直接写海棠的诗句。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义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读书的启示》（《新华文摘·2006年·19期》）一文中提到，“杜甫没写过海棠，李白也没写过海棠啊，韩愈、柳宗元也没写过海棠，元稹、白居易也没写过海棠。中唐前期只有一个王维写过一个《左掖梨花》，就是他在门下省值班的时候看见了‘黄莺弄不足，衔入未央宫’的梨花”。同时，记者还利用一些全唐诗查询网站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与海棠有关的唐诗数量并不太多，且基本都集中在晚唐，还有的是跨越晚唐和五代两个朝代的诗人。上面提到，王维可能写过海棠。他的《左掖梨花》诗这样写道，“闲洒阶边草，轻随箔外风。黄莺弄不足，衔入未央宫”。写的是花落随风，被黄莺叼起，衔入未央宫。这是一首宫词，与宫怨有关。而所谓的“梨花”，便是海棠花。因为在晚唐以前，海棠也被叫做海棠梨。解析海棠一词中晚唐才出现，观赏海棠风俗晚唐才逐渐形成那么，海棠一词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海棠为什么没引起诗人的注意？《中国海棠花文化初探》（《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7卷第1期·2007年3月》）一文提到，唐德宗贞元年间，贾耽为相，著《百花谱》，书中誉海棠为“花中神仙”，此书为较早使用海棠这一称谓的著作。此前海棠多用“柰”概括。此后，海棠作为观赏植物的地位与声望日益突出，到宋代达到顶峰，甚至出现了研究海棠的专著《海棠记》和《海棠谱》。另外，有观点认为，种植海棠其实在唐宋都流行，但观赏海棠的风俗，从发展到繁荣，有一个历程，一直到宋代，海棠才真正成为文人生活的一个部分。仍以小荷作文网全唐诗、全宋词查询系统（收录38074首唐诗、21050首宋词）为例，输入“海棠”关键词，在全宋词中能搜到306条结果，而在全唐诗中仅有30条，而且全部是晚唐诗人所作。在这里，还需补充一个观点。杨义认为，“盛唐直到中唐前期，海棠还没有成为诗人的意象。盛唐诗人更重视的可能是马、牡丹、苍鹰等意象。海棠成为审美意象，是在中晚唐之后”（《读书的启示》）。花痴苏轼和陆游都在晚上举着蜡烛看过海棠花有宋一代，苏轼和陆游，是两个出了名的爱写海棠的诗人。苏轼曾写道，“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他爱海棠到了什么程度？有一天晚上，香雾空蒙，月光溶溶，他擎了一支蜡烛，走到海棠花下，痴赏着海棠。正所谓“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珍惜花开时光，同时他也怕晚上花睡去了，即便是深夜无人时，也要贪看一晌（“夜深只恐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在被誉为天下三大行书的《黄州寒食帖》中，苏轼就写了海棠，“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他还写了一首《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诗题较长，诗歌也较长，为七言古诗。“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虽然只有海棠一株，但好过千万山野草木，更好过漫山的桃李。南宋诗人陆游，竟然也喜欢晚上看海棠，“月下看荼靡，烛下看海棠。此是看花法，不可轻传扬”。南宋时期，成都海棠，天下闻名。陆游写道，“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成都行》），“碧鸡海棠天下绝，枝枝似染猩猩血。蜀姬艳妆肯让人，花前顿觉无颜色”（《海棠歌》）。海棠之美，让“六宫粉黛无颜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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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心理动词语义演变研究——以《诗经》《荀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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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动词是动词一个重要小类,它表示的是情感、意向、认识、感觉、思维等方面的心理活动或心理状态的意义。而先秦文学作为我国文学的开端,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以这一时期的心理动词为分析研究对象,选取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诗经》和《荀子》为例,逐一分析两部作品中的心理动词。研究主要从两个主要的方面进行:首先是从语义角度出发,对先秦心理动词的语义体现进行探讨,然后再从历代相对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出发,分析先秦心理动词的历时变化。根据这两个思路,我们把文章分为以下几个部分进行研究。首先,绪论部分,本文主要探讨了心理动词这一概念及研究概况,同时根据前人对心理动词的研究及自己对心理动词的理解,确定了针对先秦心理动词的判定标准,也根据这一标准确定了先秦时期的104个相对具有代表性的心理动词,然后,从语义角度和语法角度对先秦心理动词进行了分类。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针对从语义角度划分出来的情绪类和思维类心理动词进行分析,根据语义的不同将其进一步分类,在对每一小类中的每个心理动词进行语义分析后,从历时角度分析了每一小类中心理动词的语义发展变化。第三章本文从语义角度归纳总结出先秦心理动词历时演变的三大规律:本义就表示心理活动的心理动词更易保存其意义;直接引申义作心理动词要比间接引申义作心理动词沿用的时间久;表示心理活动双音节词语多是由意义相近或相关的单音节词组合而成。同时根据先秦心理动词历时变化的特点分析出其历时演变的三大原因。首先,音节上,现代汉语双音节化的趋势;其次,语义上,交际范围的扩大要求语义表达的丰富性和精准性;最后,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人们更重视表达效率,就要求有更精简更准确的新词的产生。第四章为本文的结语,总结概括了先秦心理动词的总体概况和变化规律。

钱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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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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