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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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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茹懿吴雅婷/文“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轼的一生，足迹从北宋王朝西边的眉州，到东边的登州，从北边的定州，到南边的儋州……一生行程3万多里，奔波在路上的时间接近8年，占了他有生之年的1/8。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没有自怨自艾自暴自弃，留下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4800多篇散文和一大批的书画作品，堪称宋代名家之首。在一段段逆境之中，他以“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乐观笃定，活出了绚烂精彩的一生。从四川博物院“高山仰止，回望东坡”苏轼主题特展中，我们梳理千年前苏轼的漂泊足迹，选取各地代表性文物展品，见证这位千古风流人物坎坷而伟大的一生。东坡懿迹图卷铜镜眉州夜来幽梦忽还乡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苏轼出生于眉州（今四川眉山）。展览将眉州出土的陶俑、陶房等巧妙布置，结合四川雕版印刷文物和史料记载，以示诗书礼仪之家家风家训对苏轼成长的熏陶和影响。明代画家李宗谟的《东坡懿迹图卷》以白描手法表现了苏轼生平的十三则故事，其中就有“苏母教子”的场景。母仪若水润三苏。纵观苏轼曲折的一生，除母亲程氏外，幸有几位于他有特殊意义的至亲女性：两任妻子王弗、王闰之，妾室朝云。铜镜是宋代妇女梳妆时的必备之物，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所藏、宋代“成都龚家”制造的铜镜，或已斑驳模糊，却仿佛有穿越时光的魔力，照出一幅令人动容的场景：“尘满面、鬓如霜”的苏轼正凝望着“小轩窗、正梳妆”的王弗。苏轼19岁时娶15岁的王弗为妻。熙宁八年（1075年），王弗去世十年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在密州（今山东诸城）的苏轼梦回纱縠行故居，梦见了王弗，醒后写下千古传唱的《江城子》。后来，王弗的弟弟王缄到密州看望苏轼，又勾起了他对爱妻、对家乡的怀念：“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追问“何处是吾乡”的苏轼，只能一次次“夜来幽梦忽还乡”。有专家统计，苏轼在离开家乡眉山后所写的诗词中，含“梦”字的就有352首。七弦琴戎州夜阑更请弹文王四川博物院所藏的宋代“诵馀”七弦琴，黑栗殻色漆，小蛇腹断兼冰裂纹，古朴素净而工致精美。古代以“弦诵”代称礼乐教化或学校教育，“诵馀”即指弦乐，在读书之余要抚琴修养心性。于无声处听琴声，时间仿佛回到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苏洵带着苏轼、苏辙沿长江顺流而东，水路出川，夜泊戎州（今四川宜宾）苏轼在舟中细心凝听父亲抚琴，不觉感慨良多，于是写下了《舟中听大人弹琴》。“弹琴江浦夜漏永，敛衽窃听独激昂。风松瀑布已清绝，更爱玉佩声琅珰。”相传苏家乃音乐世家，“三苏”都是古琴高手，家中还有传世的唐代名琴“雷琴”。也许，父亲的琴声陪伴了苏轼的童年，而今作为新科进士，服母丧期满，将到京城出仕，此时的琴声如同这澎湃的江水，又如少年澎湃的心潮，“世人不容独反古，强以新曲求铿锵。”22岁的苏轼意气风发，文学风格的豪迈之气已然有迹可循。“江空月出人响绝，夜阑更请弹文王。”据司马迁记载，孔子曾于《文王操》一曲中体会到文王的容貌与德行。苏轼请父亲再弹一曲《文王操》作结，实则寄托着远大政治抱负和理想。从故乡到朝堂，他即将迎来人生第一个重大转折。潇湘竹石图黄州休言万事转头空黄州，不仅成就了苏东坡诗词文学创作的顶峰，在书法和绘画等艺术领域，苏轼也开辟出新的天地。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黄州时赠送友人孙觉的《潇湘竹石图》也是流传至今少有的画作真迹。苏轼一生作画不多，现存真迹《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雨竹图》画作对象均为钟爱之竹。苏轼曾言：“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苏轼画竹“从地一直起至顶”，胸有成竹，不像常人一节节地画竹竿。他善画竹，更擅长画石。苏轼把自己的作品与教他画竹的名家文同比较后指出：“吾竹虽不及，而石过之。”《潇湘竹石图》中，纤细的竹子倔强地生长，正是苏轼面对人生逆境时坚忍不拔性格的写照。在千年流转中，此画卷轴上留下了26位收藏家的题款和题跋，成为艺术史上的一大奇观。其中最为特别的是明代四川老乡杨慎的《题东坡潇湘竹石图卷》。杨慎十分喜爱该画，题跋212字七言长歌，同样的人生逆旅、怀才不遇、贬谪他乡，表达“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今天，我们在欣赏苏轼所画的竹子时，更欣赏钦佩的是苏轼的人格魅力。这正是苏轼所开创“文人画”的精髓。后赤壁赋图黄州千古风流人物“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明代画家仇英的《后赤壁赋图》，为我们再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夜晚。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先后多次游赤壁，作“笔参造化”“缘情体物”的千古绝唱。从《念奴娇·赤壁怀古》感叹“人生如梦”的忧愤之情，到《前赤壁赋》“遗世独立”的怅然若失，再到《后赤壁赋》的怡情山水、闲适洒脱，苏轼的心境一波三折，思想境界不断升华。“赤壁三咏”之后，人到中年的苏轼从“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挥洒豪情、粗犷超逸变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收敛朴质、豁然恬淡，化一路坎坷为自我生命的超越，使得儒、释、道奇妙地贯通融合，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注入新的基因。仇英依赋作画，详尽地描绘了初冬时节苏轼夜游赤壁的场景，生动地刻画出苏轼洒脱不羁的形象。画面共分8段，前三段表现苏轼重游旧地的欢快，后五段则借景写情，寄人生如梦之感慨。此图卷由缂丝艺人以仇英画为蓝本缂织而成。诗词画卷中的苏子多么洒脱，现实生活中的苏轼多么潦倒。经历了“乌台诗案”，出狱后被贬黄州，没有俸禄，没有住所，没有朋友，“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苏轼借住在定惠院跟着和尚吃斋，自己动手开荒种田。这片无主坡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苏轼便把它叫作东坡，自称“东坡居士”。人生低谷的积郁，化作文学创作的巅峰喷发。黄州五年，苏轼写下大量传世名作，其中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诗情与人生哲理的完美融合，千年来被一代代中国人吟咏。西园雅集图汴京一年好景君须记苏轼一生沉浮，既有困境中的逆行，也有顺境里的清欢。元祐年间，苏轼迎来人生巅峰，他和他的朋友们，造就出可与晋代王羲之“兰亭会”媲美的“西园雅集”，为后世留下了思想的快乐、境界的不朽。北宋驸马都尉王诜在东京（今开封）有一处园林名为西园，松桧梧竹，小桥流水，极园林之胜。元祐二年（1087年），那些在动荡中离散的朋友们又重新聚集起来，王诜邀请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蔡肇、李之仪、秦观、李公麟等十六人雅集于此，宾主风雅，或写诗，或作画，或题石，或拨阮，或看书，或说经，极宴游之乐，史称“西园雅集”。李公麟以其首创的白描写实手法，创作水墨纸本画《西园雅集图》，这成为后世经久不衰的创作题材。此后，著名画家马远、刘松年、赵孟頫、唐寅等，都曾画过《西园雅集图》。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北宋中叶文化全面复兴，几乎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光耀史册的伟大人物。在这个产生巨人的时代，苏轼是巨人中的巨人。西园雅集堪称千年前最顶级的文人聚会，而在各个版本的画卷中，这场聚会的中心人物都是苏轼。《西园雅集图》令人联想到西方美术史上的杰作、拉斐尔的《雅典学院》。此次展出的张大千《西园雅集图》正是大千先生创作高峰期的摹写作品，这也是该组作品少有的公开亮相。雪堂抄手砚颍州人生到处知何似砚既是文人的必需品，也是奢侈品。宋代砚台样式之丰富、制砚工艺之精湛、砚材质地之精良，砚文化积淀之深厚，俱为后世难及。苏轼的一生，当然离不开砚台。他收藏过“苏钧遗砚”“风字砚”“笠屐端砚”等名砚，写过“罗细无纹角浪平，半丸犀璧浦云泓”“君看龙尾岂石材，玉德金声寓于石”等关于砚台的名句，深知其中蕴含的文人意趣。此次展出的雪堂抄手砚，虽非名砚，却凝聚了苏轼的情感。苏轼曾两度知任杭州。雪堂抄手砚出土于杭州安隐寺，背面刻有“雪堂”二字，虽用的是“铁笔”，不失苏字之丰腴。砚的侧面刻有买砚经过：元祐六年（1091年），苏东坡任吏部尚书，同年八月任颍州太守，十月十四日起告病。这方砚台是十月二十日，在回四川途中遇到一位打鱼人卖砚，苏轼以五百缗买给长子苏迈的。买这方砚时，苏轼也许想起了父亲，想起了家乡。12岁时，苏洵曾把苏轼在眉山老宅院子里挖出的一方顽石做成砚台送给他，命名为天石砚，激励他矢志向学。此时，父亲早已亡故，家乡也是回不去的远方，于是砚台背面刻上了他的精神家园——雪堂。被贬黄州后的第二年冬天，在东坡不远处，苏轼寻得一处原为养鹿场的高地，张罗建材，鸠工构筑，建堂五间。因堂落成时，正逢大雪，遂名之为“雪堂”，作《雪堂记》。灌溉耕种之余，苏轼在雪堂读书会友。这座简易的居所，成了他的精神家园。初出茅庐的米芾曾来雪堂拜访，苏轼与他同赏吴道子画作，并指点其学习晋人书法。百年之后，陆游专程来寻访那间画满了雪花的雪堂，作诗纪念。在一次又一次的拆毁与重建中，雪堂慢慢消失，但文化传统不会被时间消磨。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惠州不辞长作岭南人吉林省博物院馆藏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是苏轼传世墨迹中字数最多的一件作品，二赋及后记总计684字。苏轼展现出更为老健的行书笔墨，结字紧凑，意态闲雅，奇正得宜，豪宕中寓妍秀。据东坡自记所题，此卷作品为绍圣元年（1094年）贬往岭南途中，遇大雨停留在襄邑（今河南睢县）所书。此时，东坡先生已是59岁的老人。他人生的下一站，是被贬广东惠州。所幸，苏轼刚进惠州城，老百姓就用当地特产“蜜桔酒”热情迎接他。苏轼尝了一口，惊为琼浆玉液。苏轼好酒，自诩“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余下者”，“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而《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亦以酒为题。“洞庭春色”与“中山松醪”分别指用太湖柑橘酿制和用松脂、松花、松子等酿成的酒。此二赋豪放畅达，想象丰富，以酒作典婉转含蓄地抒发心中的郁结和情怀。据传，苏轼尤其偏爱《中山松醪赋》，曾抄录数十卷，但目前所见的传世真迹仅有这一卷。对于此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曾有解读：“松，大厦材也。摧而为薪，则与蓬蒿何异？今虽残破，犹可收功于药饵，则与世之用材者，虽斫而小之为可惜矣，傥因其能，转败而为功，犹无不可也。”松木本为大厦之材却用于酿酒，苏轼借此抒发朝廷糟蹋人才、大材小用的惋惜与不平，不免有自身宦海落魄之哀叹。但正如林语堂所言，苏轼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在惠州，他重拾自酿酒的爱好，习得当地一种糯米酒的酿制方法，取名为“罗浮春”。酿酒之外，苏轼还品尝山中的芦橘、杨梅和荔枝，“不辞长作岭南人”。东坡笠屐图儋州一蓑烟雨任平生在大地上吟啸徐行的东坡居士，成为千年来中国文人心目中的精神图腾，那么苏轼真正的形象我们从何考究？一千个人心目中就有一千个东坡，但画家笔下的苏轼却大多以李公麟的《东坡笠屐图》为蓝本。绍圣四年（1097年），年过六十的苏轼被贬至远在海南的儋州，这里成为他仕途中最后一个谪居地。在去世前两个月，苏轼回首一生，感慨“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既是对自身接连遭贬、漂泊无定的慨叹，也是一种自我解嘲和释怀，把人生最大的磨难当作一生最大的功业，这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生境界。正是在儋州，诞生了经久不衰的中国传统人物画绘画母题“东坡笠屐图”。最早的《东坡笠屐图》为苏轼好友李公麟创作。李公麟敏锐地捕捉到诗人独特的形象，他在画中题道：“先生在儋，访诸梨不遇。暴雨大作，假农人箬笠木屐而归。市人争相视之，先生自得幽野之趣。”生活艰辛却泰然处之，苏轼的超凡脱俗、达观自在跃然纸面。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随和宽容的人格魅力。后代著名画家赵孟坚、钱选、唐寅、仇英等都曾围绕“东坡笠屐图”进行创作，大多以李公麟版为蓝本，相似的构图及意境沿袭至今。明代朱之蕃的《临李公麟苏轼像轴》被认为最大程度上还原了苏轼的真实形象。而东坡形象更是张大千最为钟爱的人物画题材，多次画过《东坡笠屐图》。此次展出的是1947年白描画法，应成都藏书家、贲园主人严谷声所画，画上还有谢无量、林思进等人题跋，此图亦是张大千与川中文人交游的明证。阳羡帖常州是处青山可埋骨《阳羡帖》落款署名“轼再拜”，公认为苏轼的传世书法作品。这是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写的一封书信，信的后半部分提到已在阳羡买地。阳羡是今江苏宜兴，宋代属于常州，苏东坡宦海沉浮，其家人一直居于阳羡。谁也想不到，16年后苏轼在常州病逝。风烛残年之际，苏轼迎来了颇具反讽意味的命运反转。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苏轼获大赦内迁，登船渡海，回望儋州，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作别。北归途中，65岁的苏轼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说，我此生从未作恶，而心安之处皆为极乐。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1101年8月24日），苏轼安详病逝。虽在阳羡买地家人居住，苏轼的墓地却不在常州。早在绍圣元年（1094年），流放英州（今广东英德）的苏轼曾到汝州（今平顶山市郏县）与苏辙相聚。兄弟二人一起去拜谒了相传黄帝驻跸的山头，见山形地貌与眉山老家极为相似，便在山脚下买了一块地，作为墓园。苏轼病故后，次年苏辙遵其遗嘱，将其运至汝州安葬。苏辙不忍兄长独眠他乡，便嘱妻子待自己死后，也葬此地与兄作伴。政和二年（1112年），苏辙卒于颍昌（今许昌），其妻将其葬于汝州。兄弟二人无法落叶归根，却实现了“夜雨对床”的承诺。“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大江东去浪淘尽，彼时的悲喜尽皆化作尘土。千年之后回望东坡，高山仰止。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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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知密州时期的咏花诗词

期刊

苏轼知密州时期,创作了《谢郡人田贺二生献花》《惜花》《雨中花慢》《玉盘盂二首并引》等咏花诗。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当时密州的花事之盛,寺院数量之多、力量之大,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等等。虽然苏轼来时,密州是"旱蝗相继"的灾情,但他从黄老思想出发所实行的"贵清静而民自定"的理政思想很快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所以诗人才有灵感写出如此丰富多彩的咏花诗。这些作品,体现了苏轼知密州时期的际遇以及他的思想状况,对苏轼一生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乔云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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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探苏轼《减字木兰花》中“三意审美阶段”对当代审美的意义

期刊

在苏轼的词《减字木兰花》出现了三个处于不同审美阶段的“意”,第一个“意”———审美期待,第二个“意”———“立象以尽意”,第三个“意”———表达艺术目的以及对文化艺术的反思和内省。在消费社会和当代文化转型的背景下对美学泛化的问题,只有在现实的基础上,继承发扬文学艺术传统,正确运用文学的国民教育功能,才能更好地把握自我价值,超越自我,回归精神家园。

郑晓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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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物化”思想浅析

会议论文

“物化”是庄子哲学中意涵极其丰富的概念,深刻地揭示了《庄子》“一气聚散、一体流变”的宇宙观.本文从自然层面上的“物理之变”和精神层面上的“心与物化”两个方面来说明物化不仅强调万物以气为根据的变化,更在人与万物之间建立关联与感通,实现物我交融的忘我状态,体现了道家式的“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

刘娇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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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起舞为公寿苏轼为何两书《醉翁亭记》？

报纸

插花起舞为公寿苏轼为何两书《醉翁亭记》？欧阳修《灼艾帖》，纸本，纵28厘米，横1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袁丁正在故宫举办的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是故宫今年首次重量级展览。展品以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主，兼有部分天津博物馆藏品。不但有苏轼自己的佳作，还有部分苏轼师友作品。展览呈现出苏轼的“朋友圈”，包括前辈欧阳修，同辈友人中的王诜、陈慥、李公麟，再到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展品中，《灼艾帖》是现存欧阳修最早的行书，整幅作品自然灵动，于清秀仪态中透出劲健飘逸的风骨。遗憾的是欧阳修的草书至今不见，只有相关记述，例如他的得意门生苏轼为他许多手迹所作的题跋，可以为我们提供想象。《灼艾帖》作于嘉祐元年（1056年），就在此后的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和苏轼这两位文坛巨星在京城相遇，开启了一段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文坛佳话。壹欧公慧眼识英才欧阳修是苏轼童年时期的偶像，苏轼七八岁时从启蒙老师张易简那里得知了欧阳修的事迹，不禁心生向往。此后苏轼经常一边诵读欧公的诗词文章，一边想象他的样貌行事，甚至夜晚还与他梦中相见，把他当成自己的老师。嘉祐二年（1057年），年近半百的老苏带着东坡兄弟进京赶考。礼部进士考试中，弱冠之年的苏东坡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了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梅尧臣的赞叹，他们认为这篇文章笔力豪骋、超尘脱俗、不同凡响，完全契合他们诗文革新的精神。由于宋代的考试采用“糊名、誊录”制度，考官无法看到考生姓名，也无法根据笔迹识人，因此欧阳修以为这篇文章一定是自己的门生曾巩所写，为了避嫌违心地将这篇文章评为第二。后来看到试卷署名“眉山苏轼”后，不禁大为惊讶，也懊悔不已。接下来苏轼一路披荆斩棘，在《春秋》对义中得第一，殿试中乙科。这次考试及苏轼成名作《刑赏忠厚之至论》，为欧、苏的初次相逢提供了良机，同时也奏出一段余味无穷的小插曲。由于欧阳修在读苏轼文章后，怎么也想不出其中的一个典故，恰逢苏轼按照礼俗拜访主考官，于是欧公谦虚地问他：你文中“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典故出自哪里啊？东坡回答：我根据《三国志》中孔融用尧、皋陶的典故想当然地推测罢了。面对苏轼的诡辩，欧阳修摸着胡子哈哈大笑，他对旁人说：“这个年轻人善读书、善用书，今后他的文章必定会独步天下！”他写信给梅尧臣：我读苏轼的文章，不自觉就出汗了，真是痛快极了！我应该避开他，放他出人头地，真是可喜可贺！欧阳修又引荐苏轼拜识韩琦、富弼等文坛名家、政界高官，大力推崇三苏父子行云流水、朴实无华、清新晓畅的各类散文，于是三苏父子“名动京师”，天下学子争相拜读他们的文章、学习他们的文法。贰东坡颍州访恩师熙宁二年（1069年），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正式拉开序幕，宋神宗和王安石主导的新法以雷霆之势对旧有制度和规则进行颠覆。韩琦、欧阳修等老臣和苏轼兄弟等年轻官员纷纷上书反对新法，但收效甚微。熙宁四年（1071年）春末夏初，心灰意冷的欧阳修连上三书申请退休，六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到颍州养老。这年七月，苏轼也自请离开京城到杭州作通判，赴任途中，先去陈州探望苏辙，兄弟二人又专程去颍州看望恩师，度过了20多天的美好时光。颍州西湖是欧公最爱。他做颍州太守时，经常泛舟颍水、赏莲观柳，写下了不少畅游颍州西湖、赞美西湖风光的优美诗文。苏轼兄弟来访，让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非常高兴，欧公当即在风光宜人的颍州西湖边开宴，师生三人开怀畅饮、作赋吟诗、谈论时局，气氛十分热烈。面对着草木染霜、荷菊争艳的美景和心意相通、才华横溢的学生，欧公容光焕发、满怀豪情。苏轼是制造气氛的高手，宴会上，他头戴菊花载歌载舞，乐得欧公眯起了眼睛，露出他标志性的牙龈。苏东坡《陪欧阳公燕西湖》诗云：“朅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插花起舞为公寿，公言百岁如风狂。”这场欢宴从清晨持续到暮霭沉沉的夜晚，在明亮的烛光中，师徒三人谁也不愿离去。欧阳修有一个石制屏风，石上的纹理犹如一幅水墨画，欧公非常喜爱，请画工在石上刻画怪松，并为它作诗写文。一天，欧公拿出这块石屏与苏轼兄弟观赏，三人喝茶品石不由诗兴大发。欧阳修命苏轼兄弟以石屏为题作诗，苏辙诗清淡无奇，诗如其人，而苏轼诗作气势恢弘，想像奇特。苏轼把紫石上的纹理想象成孤烟落日、崩崖绝涧，又联想到家乡峨眉山西雪岭上的孤松，使石屏越发超凡脱俗。欧公读到这首诗后非常欣慰。叁两书“亭记”怀醉翁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颍州拜访恩师时不会想到，20年后他也会和恩师一样与颍州结下深厚的情缘。元祐六年（1091年），苏东坡因两次遭到洛党攻击，被迫离开京城，到颍州做太守，此时欧公已仙逝19年。到颍州后，政事之余，苏轼尤其爱寻访欧公遗迹，追随恩师的身影，留下不少佳作。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因支持庆历新政，被贬谪到滁州做太守，其间留下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并刻石。后来石刻被人拓写过多导致字迹模糊，滁州百姓一直想将“亭记”重新刻石，却未能如愿。苏轼到颍州后，这年十一月，滁州太守王诏托苏轼好友刘景文帮忙，请苏轼重新书写“亭记”，苏轼欣然应允。刘景文到颍州后，苏轼非常高兴，两位好友把酒言欢、诗歌唱和，难免陶然于醉，书兴大发。苏轼醉中常有佳作，他在《题醉草》中说：“我喝醉后，乘酒兴可以写大字草书，自认为清醒后写的书法是比不上的。”苏轼曾亲自编修欧公的50卷《居士集》，并撰写序言，因此对恩师的名篇谙熟于心，加上醉后灵感勃发，苏轼达到了极佳的创作状态，他情思泉涌、笔走龙蛇，写出了一幅气势磅礴、神韵飘逸，给人以无限遐想和美感的草书珍品。在朦胧的醉眼中，苏轼仿佛又看到了恩师对自己的提携指导，看到了他对自己的关怀期望，想到了师徒二人同样波折的命运，这对境遇相似的师生在不同时空的书写中，达到了情感的共鸣、思想的相通和灵魂的高度契合。《醉翁亭记》篇幅较长，苏轼又是醉后书写，因此草书“亭记”有些微瑕，于是东坡又在十天后用最为擅长的大字楷书重新誊写，这才有了后来广为流传、端庄凝重的楷书大字本“亭记”。岁月流转，东坡大字楷书“亭记”石碑历经磨难依然矗立在琅琊山间，而草书“亭记”几经辗转，先后刻石，也流传至今。它们穿越千年，生动地再现了欧阳修、苏轼这对忘年师友的深厚情谊。作为见证者，它们也将永远铭记这段文坛佳话，留给人们无数的启迪。（作者供职于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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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的人生境界及其文化底蕴

学术论文

北宋不少思想家和文学家,都同时受到儒、释、道思想的影响,如王安石、程颐、程颢、黄庭坚等,其中苏轼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大家之一。他身上既凝结了儒家文化思想,又兼综了各家学说的特点,并臻于圆融贯通的境地。苏轼思想虽然庞杂,但他的思想体系的主干仍是儒家思想。不过,苏轼在继承儒、释、道思想上,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选择,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其人生境界也有阶段性差别。然历来学者对此歧见纷纭,爱之则不觉其过,恶之则不觉其善。本论文拟从思想与文化继承角度考察入手,揭示苏轼人生境界的特征,以及建构这一人生境界的文化底蕴。全文围绕这一中心论旨分五章展开论证：第一章论述苏轼思想嬗变的内外动因。苏轼一生深受儒、释、道思想之影响,但其影响并非均衡而随着他的仕途际遇各有轻重之别。他四十余年创作生涯的作品思想庞杂,将其分期研究似乎成了自宋以来学界的争论焦点。本章从苏轼个性的决然、历史的机缘、仕途的际遇三方面研究他思想的嬗变,揭开其思想嬗变的内外因缘,藉以洞见他的文学创作演变与发展的轨迹。第二章论述儒、释、道思想对苏轼的陶冶。苏轼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态度是肯定的,他思想体系可以说是融会贯通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本章从他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佛家思想的观照、道家思想的采摄三方面阐述其继承与超越意识,揭示儒、释、道思想对其人生境界的建构。第三章论述苏轼对儒、释、道思想的超越意识。苏轼一生始终以一种经世务实的态度,融会儒、释、道三家思想,构建自己人生的境界。在继承三家思想的过程中,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他对三家思想的侧重态度也有所不同,而不是始终保持不变的态度。正因如此,苏轼在接受传统的过程中才有其超越的表现。本章主要从苏轼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意识,论析他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所呈现出的人生境界。第四章论述苏轼生死的超越意识。生死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也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苏轼在思考生命价值方面可以说是深受儒、释、道三家理论思想的影响。从饱受文字狱折磨,经历了“出生入死”之后,他对人生价值的思考有了深刻的体验。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曾有轻生的念头,贬居黄州时期,他对生死的意义有更深的体悟,这使他在其后坎坷的一生中能笑对生死。本章以苏轼一生对儒、释、道三家对生死理论的继承,探讨苏轼对生死的超越意识。第五章论述苏轼梦幻人生的思想及其对现实的超越意识。在中国文学池苑里,苏轼是一位写“梦”的杰出代表,无论是从创作的数量来讲,还是从写梦的精彩程度而言他都可以堪称写“梦”大家。本章主要从苏轼诗词中“梦”的意象、梦幻思想与其随遇而安的旷达人生两方面进行研究,揭开梦幻人生的思想及其与现实的超越意识,藉以洞察其其人生境界的独特性。

阮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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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豪遗愿化为万顷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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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龙飞地，大美云龙湖。云龙湖位于市区南部，原名石沟湖，又名尔家川、簸箕洼、石狗湖。苏轼任职徐州时，多次来此考察，并留下美好心愿：“若引上游丁塘之水以注，则此湖俨若西湖，徐州俨若杭州”。一年后苏公别徐调任，只能将这一美好愿望，深深埋在心里。悠悠千载，遗愿成真，昔日的石沟湖变成了碧波万顷、如诗如画的云龙湖，成为徐州最具魅力的5A级旅游风景区。云龙湖以自然山水风光为特色，以苏轼文化、两汉文化、彭祖文化、诗词文化为主要内容，传承历史，贯通古今。苏子遗愿千载传承徐州西南三十多里处（今铜山区汉王镇境内），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其中一山为丁塘山，山下有拔剑泉（又名丁塘湖），湖边有汉高祖皇帝庙，庙中有刘邦试剑石。宋神宗熙宁十年六月十五日，阴雨连绵，徐州受涝。苏轼与苏辙一起，策马来此，入庙祭祀，祈求雨停。苏辙应兄长之嘱，作《祈晴文》，应庙主之请，作《汉高祖庙试剑石铭并叙》，叙中曰：“熙宁十年，蜀人苏轼为彭城守，弟辙实从，入庙观石，而为之作铭”。苏轼与苏辙归来，途经石沟湖，灵感突发，对苏辙说：“若引上游丁塘之水以注，则此湖俨若西湖，而徐州俨若杭州”。一年后苏公调任湖州，只能将这一美好的愿望，深深埋在心里。北宋以来，云龙湖数易其名。最早曾名“簸箕洼”。此处本为一片沼泽地，坑坑洼洼，茅草丛生，东有云龙山、泉山，南有大山头、拉犁山，西有韩山，惟北缺一口，形如簸箕，故依其形而名“簸箕洼”。此湖又名“石狗湖”。据《道光铜山县志》记载：“石狗湖，多雨时则南山之水尽汇于此，积久不退，昔人作石狗镇之，故名石狗湖”。另传，明朝万历年间，山下湖边住一老石匠，养一条大黑狗，相依为命。一日，大黑狗被一财主打死，剥皮为其治病。老石匠悲痛之余，按大黑狗模样，雕成石狗，置于湖边，石狗不仅看家护院，而且通灵显圣，涝时能吸水，旱时能吐水，百姓旱涝保收，石狗成了神狗。人们为纪念石狗，就把此湖称为“石狗湖”。在苏轼知徐州期间，云龙湖又名“石沟湖”、“尔家川”。石沟湖的名称，最早见于苏轼诗作《答王定民》。诗中曰：“开缄奕奕满银钩，书尾题诗语更遒。八法旧闻宗长史，五言今复拟苏州。笔踪好在留台寺，旗队遥知到石沟。欲寄鼠须并茧纸，请君章草赋黄楼。”当时王定民在湖北通城任县令，能书善诗，清正廉洁。得知苏轼知徐州，不远千里，前来拜访，一见如故，遂成好友，吟诗作赋，盘桓多日。不久，王定民在南山（后称户部山）台头寺挥笔赋诗后，与苏轼话别。苏轼率领旗队相送，出南门，入官道，一直送到石沟湖。“笔踪好在留台寺，旗队遥知到石沟”，就是讲的“定民留诗、苏子相送”的故事。苏轼诗中的“石沟”，就是指的石沟湖。返回途中，苏轼带领友人与属下，重上云龙山。站在山顶，向西眺望，但见一片洼地，水明如镜，犹如一条大石沟，其沟三面环山，一面临城，紫气腾腾，清风阵阵，不禁连声赞曰：此乃宝地也！他日归隐此处，我愿足矣！不久，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太守，万人相送，感慨万千。他在《罢徐州，往南京（商丘），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中，倾诉了对彭城父老的深情，对徐州风物的留恋。第五首中有：“卜田向何许，石佛山南路。下有尔家川，千畦种秔稌。山泉宅龙蛰，平地走膏乳”。诗句中的石佛山是指云龙山，尔家川就是指当时的石沟湖。“尔”是个多义词，可以作为第二人称的代词，如“尔等”；也可以作为某种事物的代词，如“尔日”、“尔为”等。根据徐州的地形，“山南路”显然是指泰山、云龙山南侧的东西路，在这条东西路的北侧就是当时的石沟湖，位于云龙山下。苏公的诗作，向我们展现了当年尔家川的美丽风光：云龙山下，积水成湖。山泉吐瑞，宅龙蛰伏。稻麦飘香，油菜流苏。野鸭成群，雄鸡起舞。百鸟和鸣，牛羊欢呼。在苏轼眼中，当时的石沟湖，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多次萌生在此买地建房的想法。此湖又名苏伯湖。据《重修云龙湖碑记》载：“云龙湖向以石狗湖名之，上承玉带河，溯源拔剑泉，下与奎河相通，雅称苏伯湖，以缅东坡治水之功也。”《新千年整理版——徐州府志》载：“城西南三里，有石狗湖（古曰簸箕洼。明潘季驯挑奎河，起苏伯湖，盖新此湖也。）”又载：“河臣潘季驯挑奎山支河，起苏伯湖入小河即此。”苏轼曾设想开通拔剑泉通往石沟湖的水道，但他的愿望未能实现便抱憾离徐。为缅怀苏轼当年的治水之功，故云龙湖又有“苏伯湖”之雅称。万人筑堤锁住蛟龙石沟湖演变为云龙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当时，每逢汛期，湖水暴涨，淹没农田，冲毁房舍。水退后，湖心仅有少量积水，难收养鱼灌溉之益。为此，市委、市政府决定挖土筑堤，扩湖蓄水，变水害为水利。1958年秋，万人出动，军民联手，打响了整治、扩建石狗湖的大决战。云龙山西坡的彰军碑碑文记载了这一历史。碑文曰：“古城徐州，群山环绕，地势低下。城西南石狗湖，三面临山，一面近城，集水面积达五十四平方公里。每至汛期，湖水泛滥，人民深受其害。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徐州的防汛工作。一九五八年决定治理石狗湖。翌年秋，驻徐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八军等部队和全市人民并肩作战，筑起了东起云龙山麓，西至韩山，长达四千多公尺的大坝。一九六三年进行加固，并将石狗湖改名为云龙湖，湖面达七千多亩。为纪念驻徐部队对徐州人民的大力支援，将大坝命名为八一大坝。云龙湖底高于市区，原唯一的排洪道奎河又从市区内流过，形成悬瓴之势。中共徐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为确保城市建设、人民安全和铁路畅通，从根本上解除水患，于一九七五年，决定再次加固大坝，并横穿云龙山开凿溢洪道，以便紧急时避开市区直接泄洪。一九七六年春，担负施工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六军、第十二军广大指战员、徐州矿务局一零六工区、江苏省丰沛矿区第二工程处职工，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开山凿石，日夜奋战。四十六军战士李建华和盛明亮在施工中光荣牺牲。一九八二年五月一日，长达两千公尺的溢洪道及其辅助工程胜利竣工，连同原来的湖堤闸，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水利系统，至此不仅解决了汛期洪水的威胁，而且对农田灌溉、水产养殖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并为南郊风景区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为表彰驻徐部队在建湖工程中的功绩，特立是碑，以记其事，使徐州人民世世代代永志不忘。”建成后的十里长堤，如同一道钢铁长城，锁在东西两山之间。堤上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堤下碧波荡漾，沙鸥翔集。正是：军民携手，同修钢铁长城防旱涝；山水联姻，共创太平盛世享安康。后人有诗为证：龙山坡下路东旁，五彩金亭瑞气昂。难忘当年苏子梦，犹闻十里号声扬。车轮滚滚红旗展，山炮隆隆大地黄。挖取石沟千顷土，筑成钢铁一堤墙。巍巍大坝传佳话，闪闪云湖润小康。喜看军民挥彩笔，并肩又写大文章！十里长堤建成后，徐州军民遵循苏公遗愿，在云龙湖和丁塘湖之间，开出一条玉带河，将拔剑泉之水引入云龙湖，使云龙湖的水质大为提升。不久，又将玉带河与大运河贯通，随时为云龙湖补水，确保云龙湖保持一定的水位和蓄水量。（下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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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亮与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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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舟平提起陈希亮的名字，很多人未必知道，但一提起北宋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恐怕不知道的人会很少。《清明上河图》中横跨汴水、美如彩虹的汴梁桥就是陈希亮设计的。北宋仁宗时期，在包拯“包青天”的盛名之下，朝廷中其实还有一位来自四川眉州的“陈青天”。为了有别于“黑脸包公”，老百姓就送陈希亮一个别称——“白脸包公”。大文豪苏轼平生很少为他人作行状，但在陈希亮去世十四年后，苏轼担心他的事迹随着时光流逝而被逐渐湮没，便为陈希亮撰写了一篇《陈公弼传》。陈希亮是苏轼的四川老乡，字公弼。唐朝末年，为躲避黄巢起义引发的战乱，其祖上举家迁往四川。其实，陈希亮不只是位造桥专家，他的主业是为官。他一生政绩卓然，曾任长沙知县、房州知州、开封府判官、凤翔知府、太常少卿等职，是北宋著名的能臣良吏，深受百姓爱戴。陈希亮的宦海生涯是从担任长沙知县开始的。他刚一到任就摊上了棘手大事。恶霸和尚海印勾结权贵，为非作歹，民怨沸腾。陈希亮不畏强权，果断惩治了海印，解了老百姓的心头之恨。后来，他在开封、房山任职时刚正不阿、心系百姓，赢得朝野一致赞誉。年老后，他数次上奏朝廷，请求降职或告老还乡，但宋仁宗惜才不允，调任他到西北重镇凤翔任知府。那时，他已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陈希亮上任伊始，正值荒年，但凤翔国库存粮充足。陈希亮断然决定开仓将12万石粮食全部借给老百姓，以解民众燃眉之急。粮官担心粮食借出去收不回来，会被朝廷问责。陈希亮以身担保之后，粮官才答应开仓。当年，粮食大丰收，百姓的借粮全部还清。也是在那一年的夏天，于阗国使者经过凤翔。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进入凤翔城，随从恣意闯入街市，抢粮劫物，老百姓敢怒不敢言。陈希亮发现此情况后，立即命令教练使持兵符相告：“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斩若！”命令一发，那些扰民者纷纷投案。陈希亮按大宋律令一一处置，铁腕执法，凤翔的老百姓齐声叫好。陈希亮官职不高，名气却不小。他为官之严是出了名的，连苏轼也惧怕他三分。苏轼二十一岁中进士，并得到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之后又一路高歌，名冠天下。恃才傲物，意气风发的苏轼出仕第一站就在凤翔。虽是京官派驻，但仍属幕职，协助知府处理日常事务。苏轼的第一任顶头上司叫宋选。宋知府为人宽厚和善，与苏轼相处甚欢。苏轼的第二任领导即是陈希亮。他们同为四川人，陈苏两家数代世交，两人年龄相差近四十岁。陈希亮进士出身，说话斩钉截铁，做事雷厉风行，对属下要求严格，不留情面，生活中也不苟言笑。苏轼每次起草的文稿，陈希亮都要反复退回让他修改。这让性格豪阔、不拘小节、才情外露、以写一手锦绣文章著称的青年苏轼感到很是不爽。陈希亮手下一些官吏，因钦佩苏轼的才华和性情，私下称苏轼为“苏贤良”。没想到这件小事被陈希亮知道后勃然大怒，并用刑杖责打那些吏员。苏轼自然很难堪，也越发郁郁寡欢。他不参加府宴，中元节也不过知府厅堂。陈希亮抓住苏轼这一点，上奏朝廷，苏轼被罚铜八斤。一个是政治强人，一个是性情中人，陈希亮与苏轼的隔阂日渐加深。不久，陈希亮想在府衙后院建一座观景台，命名凌虚台，以登高望远，并特别叮嘱让苏轼作碑记。苏轼终于等来了机会，在文中好好讥讽了陈知府一回，如“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这篇文章就是传世之作《凌虚台记》。谁知陈希亮看完碑记后，表现出了惊人的大度。他不仅对苏轼这篇奇文只字未改，还命人即刻立碑勒石，以壮其盛。苏轼大感意外，羞愧难当。其实，陈希亮如此对待苏轼，完全是君子对君子的情谊，是长辈对晚辈的良苦用心。他觉得苏轼年轻气盛，势必对以后成大器不利，所以，就有意挫一挫苏轼的傲气。后来，苏轼终于自省了：“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两个人的关系融洽了，苏轼还与陈希亮的儿子陈慥成了要好的朋友，友谊持续了一生。宋英宗即位后，陈希亮奉调京城开封，任太常少卿，不久因辛劳过度去世，享年64岁。宋英宗追封其为工部侍郎。陈希亮的遗作有《陈希亮文集》十卷、《制器尚象论》等。陈希亮任凤翔知府虽短，但政绩卓著，路有颂声。《宋史》有如此评价：“其良吏与。”苏轼毕生宦海沉浮，阅人无数，著作丰硕，但仅写过七篇墓志铭。除了为名满天下的司马光写的墓志铭外，他为陈希亮写的墓志铭的字数是最长的。由此不难看出，陈希亮这个“安民、利民”的倔老头在大文豪苏轼心目中的位置。他们在凤翔的往事也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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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洞庭中山二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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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二年(一〇七九),苏轼罢徐州,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湖州。四月二十日,到湖州任,援例右《湖州谢上表》。迁《谢表》中有“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诸语,被新党指斥为讥讽朝廷。新党又于苏轼侔杭的诗文中寻找他“沮坏新法”的“证据”。

(宋)苏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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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风格学研究的新开拓－－读《两宋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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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淑贤;马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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