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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开两宋词坛帷幕的重要词篇——说王禹偁的《点绎唇》

期刊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这首《点绛唇》是宋初最早出现的小令之一。作者王禹偁(954—1001),是北宋最早改革文风的诗文家,历任长洲(今江苏苏州市)知县、右拾遗、翰林学士及知制浩等职。由于他直言敢谏而屡遭贬谪,本篇当是作者滞留江南时期的作品。

陶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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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总括类范围副词同义词研究

学术论文

《左传》成书于春秋时期，是文言文成熟阶段的代表作。本文以《左传》总括类范围副词同义词为研究对象，将传统训诂学的研究成果与现代语义学的理论、方法相结合，把该类副词的实词词义系统作为语义内部主导决定因素，探讨了语义对语法和语用的影响印证作用，反过来把语法和语用作为外部辅助手段，考察了语法和语用的具体用例来对语义构成进行义素的补充，较深入详密地辨析了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最终构建出系统完备的总括类范围副词同义词同异系统。　　本文从副词是半实词入手，确定总括类范围副词作为实词的功能，依据总括类范围副词作为实词在语言发展中始终有其意义存在的特点，考察每一个总括类范围副词的实词词义演变和副词词性演成，进一步探求该类范围副词同义词在实词词义系统上的差异。接着以总括类范围副词的实词语义来源差异为核心义素基础，结合该类范围副词与主要句法成分主谓宾搭配的语义关系，以及其自身的语义指向、所处位置、对被饰成分语法属性的选择，再参照语境去印证，进而具体落实每一个总括类范围副词在语义上的不同特点，提取相关义素，建立较为完善的义素式子。在上述问题研究基础上，针对表齐同、表全部、表周遍三个类型共20个总括类范围副词同义词，从功能特征和语义特征两个角度，进行横向与纵向的分析比较，并按类型分别列出功能特征对比表和义素构成对比表，准确归纳共同义素和区别义素，最终达到整体辨析总括类范围副词同义词的目的。　　本文把同义词的辨析延伸到半实词副词即总括类范围副词类别，自有一定的学术尝试价值。运用义素分析法进行总括类范围副词的同义词辨析，其研究方法的可行性，为其他类副词、介词、连词等同义词辨析提供较新的思路，弥补了义素分析法存在的类型局限和不足。以语义为核心因素，探究其如何影响语法成分搭配、语境语用构成关系，从而得出该类同义词义素式子基础上的语义差异，无疑更趋于科学细密。此外，本文较全方位构建了总括类范围副词的内部深层语义系统和外部语法语用系统，为上古汉语副词语义系统和副词词汇史的逐步形成提供了相应的成果，也为字典辞书的编纂和修订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王亚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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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女性书写

学术论文

作为一部史传文学，《史记》在史学界和文学界都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简练而准确，研究《史记》的文学性，了解司马迁的“骚情”是文学界重视的重要课题，这对于了解司马迁的理想与情感，传播《史记》的文学性价值有重大意义。论文以“女性书写”为切入点，通过统计分析《史记》中的女性形象，对文本中涉及到的女性人物做了整体性的关照，按照司马迁的情感走向，以“群分”的方式将其分为悲剧性的女性形象、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形象、神话化的女性形象三类。以此为基础，从女性人物的直接叙述、文本的间接叙述等两个层面，来探讨《史记》中女性形象的艺术呈现，窥探司马迁在塑造女性人物时寄予的情感，表达的“骚情”，以及运用的文学塑造方法，以窥探其女性书写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　　第一章女性形象的类型：从对《史记》的文本细读及统计之中，对其中涉及到的女性人物做整体性的关照，将其中涉及到的女性人物根据司马迁对其给予的情感，分为了悲剧性和独立性的女性形象两类，并对其中的典型代表做了分析。　　第二章女性形象的艺术呈现：根据对女性形象的总体性分析，探讨其中司马迁运用到的塑造女性形象的艺术手法，从人物的自我叙述和文本的间接叙述表里两个层面全面总结《史记》女性书写的表现方式。　　第三章女性书写的文学史意义：以前两章为基础，从《史记》中塑造出的女性形象和司马迁的女性观两个部分，看其对后世文学在史料价值及女性意识方面的影响。

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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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故事的流变及其文化意蕴

学术论文

苏轼是宋代历史上杰出的文人,他的生平跌宕起伏,丰富多彩,备受关注。以东坡为名,以他的生平、经历所重构的各种东坡故事,历经宋、元、明、清,一直到现代都源源不绝,数量众多,风格多样。历代东坡故事都是文化巨子苏轼留在文化史上是深刻的文化记忆,但又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它的时代和创作、欣赏它的人们,因为后代人在重构东坡故事、重塑东坡形象的时候,往往将其所在时代的思维、环境融入故事之中,从而赋予其新的面貌与趣味。也正因为如此,东坡故事才能在历史的沉淀、文化的自然筛选中延续下来,在看似不断的重复中积淀更加深厚的文化内蕴,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意义符号。本文主要应用由主题学发展而来的叙事文化学方法,在对东坡故事的相关资料进行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与梳理的基础上,从思想文化、制度文化、政治文化以及商业文化、大众娱乐等不同的方面切入,尝试对不同时代所呈现出来的特征进行初步的社会、文化的解析。历史上的苏轼就是一个丰富多元却又内在统一的文人,他的人生模式甚至是体现民族文化性格的最典型的模式。苏轼少年入仕,名满天下。首先,苏轼是一个风骨凛然的刚直之臣。他敢言直谏,政绩斐然,以天下为己任,先忧后乐。其次,苏轼也是一个充满诗意与机趣的风雅文人,他以幽默好谑的天性,善于从日常生活中体验出艺术之美。再次,苏轼还是一位饱经政治沉浮的思考者。他历经了党争倾轧之中的颠沛流离甚至生死飘零,更对于人生的空漠有着极其深刻的体悟。总之,历史中的苏轼以自身的经历、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诗文表达出了将这些和谐统一在一起的独特的人生观念,在精神世界中开拓出了令后代文人们向往、敬仰的新的人格范式。士林文化中的东坡故事以历史中的苏轼为基础进行构建,主要围绕仕隐、穷达、道德风骨以及日常审美等与士人们息息相关的话题展开。在历代东坡故事中,都有对于苏轼人生中某些方面的强化,融铸着不同时代的士人们在不同境遇之中的思考与选择。宋代文人们多以兼济为怀,往往借由东坡故事来高举敢言直谏、忠义填骨髓、兢兢业业、担当民瘼的道德风骨。元代文人们则在东坡故事中充溢了贬谪之苦,沉郁之悲,以及穷快活的浪子风流。在明代文人笔下,更加崇尚行藏自若,尽享风雅繁华。至清代,东坡故事被文人们加以整理、考证,平实质朴。同时,笑谑宴游、诗酒茶石的文人风雅,美人歌舞、东坡肉酒的欲望浮华,都在东坡故事的流传与重构中体现了时代的色调。相对于士林文化中的东坡故事,市井文化中的东坡故事更加丰富多元、异彩纷呈。物质财富的增长,商业贸易的繁荣,都市经济的发展,市民娱乐的勃兴,都为市井中的文化景观的多元发展提供了较为自由的空间与来自民间想像的张力。在市井的东坡故事中,东坡既是高才被贬的官员的典型代表,在戏剧舞台上尽显失意文人的落魄与寂寥。又是多嘴多舌、爱管闲事的长舌邻居。还是沉湎于酒色歌舞、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最终悟却前生、安心修道的转世高僧。在苏小妹故事中,东坡作为才女的哥哥,面目相对模糊。市井文化之中的东坡故事,表达了人们对于文人群体的洞察、同情或讽刺。作为供人们娱乐消遣的名人传奇,市井中的东坡故事呈现出庸俗化、狂欢化的特点,却也充满着活泼热闹的市井气息。东坡故事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生生不息,充满活力。历史中作为个体生命的苏轼早已逝去,但在想像东坡的历代东坡故事中,都深深镌刻着关于东坡的文化记忆。不同时代的人们以多元、多样的方式将其时代的思想情感、风貌习俗融入东坡故事的重构之中,借东坡故事表达看法、追思问题、娱乐笑闹,也为东坡故事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鲜活力量。直至今日,代代相传、层层积淀、愈久愈淳厚的东坡故事,已经成为传统文化中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化宝藏。

郭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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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

报纸

把人生悲喜变成生命风景920年前的1101年8月，苏东坡走了！他这一生，风雨多，晴天少：22岁丧母，30岁丧妻，31岁丧父，42岁差点死去，45岁起不停被贬，49岁丧子，直到60岁还被贬，66岁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嘻嘻哈哈的，即便生活已如此艰辛了，他还是让自己开开心心的。证据就是那一篇篇传颂至今的诗词。他一直追求的是一种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与韵味，如江上清风般淡雅，山间明月般脱俗。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是唐宋时期有贬谪经历的大诗人现存诗词里，带“笑”字的篇数占比最高的诗人。苏东坡留给后世无数名篇，但学会让自己开朗、快乐，是苏东坡留给后人最好的礼物。●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苏东坡传》林语堂湖南文艺出版社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存在心中有年。1936年赴美时，带了些有关苏东坡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也愿身边有他相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作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中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他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正如他所说的“春鸟秋虫之声”；也未尝不可比作他的诗句：“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一直卷在政治旋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狗苟蝇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因是之故，一直到今天，读者仍以阅读他的作品为乐，因为像他这一等人，总是关心世事，始终亢言直论，不稍隐讳的。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需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他之写作，除去自得其乐外，别无理由，而今日吾人读其诗文，别无理由，只因为他写得那么美，那么道健朴茂，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问流出。●知而后勇，才算真勇《斑斓志》张炜人民文学出版社书生之勇为知而后勇，而莽夫之勇是出于无知。苏东坡之所以能够“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应制举上两制书》），也因为这种深知。至于爱，它是我们深入事物、有所作为的一个基础，在这里他爱知皆备，所以才敢于冒犯天颜，屡屡将自己置于险境。这不仅是朝廷上的书生之言，大快之言，即便在现实的操作层面，在实践当中，他也有过一些极出色的表现：面对徐州的滔天洪水，面对密州的匪患猖獗，他都表现出莫大的勇气，毫不畏惧，一次又一次地展现了一个书生的非凡果勇。我们因而得到深深的启悟：知而后勇，才算真勇。通观苏东坡的一生，可谓是大“勇”的一生，但因为缺少机心，缺少“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或因为任性、因为恃才，这让苏东坡在步入晚年时多有自省。但晓悟并不等于改变，这是源自血脉和文化的基因，源自苏氏家族。他对这一切显然无能为力。记载中，告退金陵的王安石每次遇到从苏东坡贬谪之地的来人，一定要问一句：“子瞻近日有何妙语？”可见这位对苏东坡一生造成重创和伤害的宰相，对作为政敌的苏东坡畏惧和忌惮，但对一个拥有无限创造力、才情焕发且敏悟多思的诗人，又好奇和喜爱。有一次某位朋友带来苏东坡的新作《胜相院经藏记》。文中，苏东坡把自己的执着与强辩归结为四个字“强恨自用”，说：“我今惟有无始以来，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以是业故。所出言语，犹如钟磬。”说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人善博，日胜日负，自云是巧，不知是业”。王安石看过此文大为赞叹，对苏东坡非常钦佩，但指出该文应改一字：“日胜日负”要改为“日胜日贫”。此语传至苏东坡，诗人即欣然提笔改“负”为“贫”。一字之易让人思索良多：比起“负”字，“贫”之含纳就更加复杂。“贫”是贫瘠、贫困、贫穷，当然这里不是指财富，也不是指处境，而是指生命的中气。它消耗的是生命中具有创造力和坚持力的根本的东西，唯有它支撑着一个生命的远行，冲破千难万险，向着一个目标。“贫”是耗的结果，耗掉了生命中最宝贵的生长的汁水。哪怕稍有虚荣心和求胜心，这种“耗”都会不断地加剧。求胜之心总会把人引向虚妄，无论对方才华多么盛大，势力多么强悍，都难免被这种竞胜之心耗贫、耗光。“贫”字活画了人生，它应该成为始终的生命警示。王安石一生历经两次罢相，饱尝仕途冷暖，由此看出他不愧是一个目光锐利的洞彻之人、一个大彻大悟之人。所以苏东坡曾称他为“野狐精”，这并非世俗意义上的贬语，而是指一代名相的心灵和城府、一切皆收眼底的细密心思。王安石说苏东坡“日胜日贫”之时，又何尝不是在提醒自己。作为一介书生，即便是真勇，也要有一个好的去处。●苏轼的“雪泥鸿爪”《苏轼十讲》朱刚上海三联书店苏轼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罕见的“全才”，在经学、佛学、史学、政治学、医学、造园、美食等诸多领域皆有造诣，尤其擅长文学艺术，在诗、词、古文、书法、绘画等体裁上均达一流水准。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掌握苏轼就掌握了传统文化的梗概。苏轼的诗词中对“鸿”的书写非常多，经常用来自喻。“鸿”是候鸟，随季节的更换飞来飞去，苏轼是个官员，也要随朝廷的差遣跑来跑去，于是他觉得自己像“鸿”。进一步说，不但是跑来跑去的时候像“鸿”，整个人生也就是在世间的一次匆匆旅行，所以人生在整体上也像“鸿”一样飞过这个世界。那么留下来什么呢？也许有些痕迹，就是“雪泥鸿爪”了（《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雪泥鸿爪”出自他早年写的诗，可以说是他有关“鸿”的书写中脍炙人口的了。不过，这仅仅是苏轼写“鸿”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经过一生，后来有个终点。1101年，苏轼在世的最后一年，他从贬谪之地海南岛获赦北归，进入今江西境内行至虔州时，有一诗明确地将自己的心境比喻为“月”：钟鼓江南岸，归来梦自惊。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倾盆落，诗仍翻水成。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而他五月一日舟至金陵（今江苏南京），遇见老朋友法芝和尚，作《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这是东坡留下的最后几首诗之一，其诗意颇堪看作他对人生思考的总结。首句归鸿，是早年雪泥鸿爪之喻的再现，但喻义已大不相同，因为这次不是随风飘零的“鸿”，而是“归鸿”，虽经飘零，毕竟总会归来。在苏轼北归，经过海康时，他与贬谪在那里的秦观见了最后一面，分别时，秦作《江城子》一词相送，首句就是“南来飞燕北归鸿”。秦观想必了解苏轼诗词对于“鸿”的书写，所以用“归鸿”喻苏轼，而苏轼此诗中的“归鸿”肯定也有自喻之意，身世的飘忽不定和人境相值的偶然性，被这“归”字解去了。次句“羸牛踏旧踪”，又是复现磨牛之喻，但这次经了海外一游，便在这个比喻的前面加了“非复”二字，意谓已摆脱“步步踏陈迹”之痛苦，空间的局促和身世迁徙的重复循环也被超越了。后二句既是对法芝的期望，也是自述人生思考的心得，即谓人生的真实、本来之面目，原如皓天中的明月，永恒存在，并且能为人人所理解，因为那原是一切人类的共同底蕴。与“孤月此心明”相比，这个“谁家瓮里不相逢”的“月”似乎多了一层普遍性的含义。人生的最终的意义，归结到此“月”喻。鸿、牛、月，这三个比喻写出了苏轼人生思考的历程，而在这首诗中完全重现，仿佛生命就是这样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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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显”得体尤为美

期刊

“隐”与“显”,是我国古代诗文美学评析的一对范畴,二者在一首诗或一篇文章中,如能结合得体,那就更美了。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篇里讲过:“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其意是:含蓄指言外有另一层的深意,警策指篇中独特峭拔语句。含蓄以有繁富的深意为工,警策以有卓绝的新意为巧。“隐”和“秀”是两个相对的名词。“秀”在这里与“显”同意。说得通俗一点,“显”就是诗文形象的鲜明之美,“隐”就是诗文形象的朦胧(模糊)之美。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一诗。

胡承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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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诗经》隐喻的英译研究

学术论文

翻译不但是一种语言转化活动,还牵涉到两种语言所蕴涵的文化信息的交流。因此,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受文化因素的影响,隐喻的翻译就成为翻译中较为复杂的问题。传统语言学和翻译研究视隐喻为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手段,而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是语言修辞的手段,更是人们认知的重要工具。在认知语言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帕尔默文化语言学,将文化的因素归入研究范围,建立其独特的意象图式理论,从文化与认知模式关系的角度深入研究人类语言中的许多问题,尤其是语言中的隐喻现象,为隐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诗经》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除了具有弘奥的文学价值,更具有极高的文化历史价值,其隐喻的大量使用,使得《诗经》的翻译一直倍受中西方学者的青睐。中国学者夏传才(1985)并不十分认同西方学者的译本,西方学者毕竟是异族人的身份,他们或者缺乏对中国文化的亲身体验,或者不能全身心融入中国文化,因此不能够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精神实质。他认为,中国经典最好还是由贯通中西文化的中国学者来翻译,中国老一辈翻译家比如许渊冲和汪榕培,他们古今兼治,中西贯通,既有较为深厚的国学功底,对西方文化也有专攻。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化,中国学者深感包括《诗经》等中国文学经典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责任的重大。　　本课题试图从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以《诗经》中丰富的隐喻为语料,对比分析中国译者的两种《诗经》英译本,分别是许渊冲和汪榕培的译本,探讨《诗经》隐喻英译的文化语言学理据和翻译途径。

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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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奉节山水中,品读古诗

期刊

奉节位于长江上游地区、重庆东北部,长江三峡库区腹心,是渝东北地区的门户。历史上,奉节叫“夔州”,锁全川之水,扼巴蜀咽喉,大山大江在这里聚合成气势磅磷的迷人画卷。人们对奉节的印象便始于对白帝城的认知,除了李白的足迹,白居易、杜甫、黄庭坚、苏轼、陆游等诗人都在此吟诗作赋。

王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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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翻译视角下译者的适应与选择:辜鸿铭《论语》英译研究

学术论文

“生态翻译学”是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首提的一项前沿翻译理论，它以生态为视角，对翻译的过程、本质、原则、方法以及现象等做出全新的解释，并将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作为基石，探讨译者与译文的关系。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的实质是译者在适应了其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的选择性活动，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研究译者在生态环境中的适应与选择能够帮助翻译界更好地评价译本与译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选取辜鸿铭和其所译的《论语》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首先，在众多《论语》英译本中，辜鸿铭的版本...

周小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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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无为而治”领导风格与领导效能关系研究

学术论文

经济危机的到来，使世界的眼光再次聚焦中国的成长模式，探寻中国的管理之道。当前，跨文化的组织行为学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探讨本土的领导理论无论对于中国本土的领导研究还是企业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老子“无为而治”作为中国文化中最理想的领导风格，不仅对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管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思想对现代领导实践仍具有启发意义。然而，学术界却鲜见对老子“无为而治”领导风格的实证研究，本文的目的正在于探讨其与领导效能的关系，以领导风格理论为基础探讨老子“无为而治”的有效性。　　本文对老子“无为而治”领导风格的相关理论研究进行了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和发展出了在当代企业管理背景下老子“无为而治”领导风格的内涵，包括四个维度：授权尽能、清静简政、洞察时世和谦卑无私。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界定了领导效能和员工成熟度的内涵，从而形成了本文实证的理论基础。　　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编制并修订了调查问卷，正式问卷调查共收集有效样本214份。本文通过AMOS软件进行了老子“无为而治”领导风格与领导效能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分别验证了“无为而治”领导风格整体对领导效能的影响，“无为而治”领导风格四个维度分别对领导效能的影响。通过SPSS的交互分析和分组比较分析，本文探讨了员工成熟度在“无为而治”领导风格影响领导效能过程中的调节作用。通过方差分析，研究了样本个体特征对于其“无为而治”领导风格的影响。　　研究发现，老子“无为而治”领导风格对于领导效能有着显著性正向影响;并且，在这一影响过程中，员工成熟度起着显著性的调节作用;实证分析还表明，不同性别、年龄、文化水平等个人背景的管理者，其“无为而治”领导风格的强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管理者可以通过授权尽能、清静简政、洞察时世和谦卑无私四个维度培养自己的“无为而治”领导风格，从而提升领导效能;在领导实践中，应当针对员工成熟度的不同，调整自己的领导行为以提高领导的有效性。

马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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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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