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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苏轼作品群文阅读教学研究
期刊
近年来,群文阅读的理念逐渐在语文教学中流行起来。群文阅读不仅是按照体裁或议题把几篇文章集中在一起,还需要通过对文本的深入挖掘,探索文本的内部结构和主要观点,使这些有组织的文章能够形成结构化的互文关系。通过自主阅读和集体建构等环节,可以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基于此,探讨将群文阅读教学法应用于苏轼作品的教学实践。
林丹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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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欲仕不义之主新探
会议论文
在《论语·阳货》中,面对叛臣公山弗扰和佛肸的召用,孔子欲仕不义之主的念头非常明显。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存在理想的政治境况和接受的政治境况。孔子理想的政治境况是有德之君举贤任能,孔子接受的政治境况是不贤之主用贤治国。前者的典型是舜帝"无为而治",举贤任能。后者的典型是卫灵公为无道之君,然用贤国治。孔子所处的时代,不存在有德之君,他只能理解现实政治,接受现实的政治境况,选择仕不义之主。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社会得到善治是君主和臣下配合的结果,臣下的努力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君主的不贤。
郑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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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从乐山的民间传说看苏轼的民间文学形象
期刊
乐山人以“古有苏东坡 ,今有郭沫若”而自豪。苏轼是钟灵毓秀的嘉峨山水孕育出来的一代文豪 ,故乡人民对他一直怀有特殊感情 ;加之他性格开朗乐观、幽默平易 ,属性情中人 ,让人觉得可亲、可爱 ,千百年来赢得了民众的崇敬。乐山地区民间流传的苏东坡的传说故事 ,给人们了解苏轼 。
杨胜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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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与狂欢:东坡与妓女交往故事类型探析
期刊
东坡故事中,多有东坡与妓女的交往故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生活的诸多场合都有妓女的参与,另一方面,携妓参禅等故事类型的发展,也使得妓女在东坡故事的流传变化过程中不断被赋予了相对固定的文化内涵,趋向符号化、固型化。
郭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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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国风》植物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以理雅各英译本为例
学术论文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名物是时代文化的物质载体,同时又经过了诗人有意识地选择,凝结着诗人的情感和价值取向。《诗经》名物研究是《诗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究者所重视,自古至今,已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为了推动儒家思想与文化的对外传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我们需要对我国的典籍翻译大力进行研究。 《诗经》翻译的研究近些年来逐渐增多,这是一种值得鼓励和肯定的趋势。从研究类型的角度看,有译本的版本研究、译者研究、方法研究、译本比较研究及综合研究五种情况。国外的学者对这类现象的研究起步较早,例如,理雅各对名物的翻译有三个特点:对所有名物的翻译都必须有根据;同一名物在任何场合基本上保持一致的翻译;对于地名人名一般采用音译的方法。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些成果,如许渊冲曾对历史上的《诗经》英译本的部分版本做过较为详细的评述,此外还介绍了庞德的译本。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以往的《诗经》翻译研究已经有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但总的来看,对名物翻译的专项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做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 本论文从文化诗学的角度入手,选取《诗经·国风》中的植物翻译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期通过对《诗经·国风》中的植物翻译进行分类调查研究,分析名物翻译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审美价值。 笔者分六个章节依次阐述《诗经·国风》植物翻译的相关问题。在第一章中,笔者对论文作了整体的介绍,包括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及意义。在第二章,笔者从国内外研究成果入手,对目前的研究情况作了简要介绍,为接下来的名物翻译研究打好基础。第三章对名物的分类及其历史文化功用和诗学功用作了详细介绍。第四章对文化诗学进行了概述,指出《诗经》翻译应当从文化诗学的角度加以研究。综合以上章节的分析研究,笔者在第五章中结合实例对《诗经·国风》中植物翻译的历史文化意义和审美意义加以分析和论证,并详细阐明了植物翻译的审美价值。第六章为文章的总结,笔者首先概括了论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同时指出了文章存在的不足和研究条件的局限性,最后对未来名物翻译研究进行了展望,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角度作了预测。
武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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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悼妓
会议论文
<正>一提起悼亡词,我们往往会想剑苏轼悼念亡妻王弗的名篇《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其实早在晚唐五代时期就已经有悼亡词了。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八曾载张曙替其叔张祎戏怍悼亡词的故事:
路成文;李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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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题画诗词研究
学术论文
题画诗词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独特表现形式,画上题诗词又是中国古代绘画最能彰显民族风格的重要标志。中国题画诗历史悠久,来源于咏物诗,其起源不晚于战国屈原时代,汉魏接续,唐代进入文人视野,至两宋则蔚然成风,达到题画诗词发展的高峰,本文以宋代题画诗词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全宋诗》、《全宋诗补编》、《全宋词》、《全宋词补编》中,本人逐一研读,辑录出北宋及南宋的题画诗凡3619首,其中北宋题画诗1468首,南宋题画诗2151首;两宋题画词共139首,其中北宋题画词24首,南宋题画词115首。本文从总体数量、分题材数量等方面对两宋题画诗词进行量化考察,在此基础上结合两宋的文学史、绘画史发展情况,以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理论、古代绘画理论为基础,对题画诗词进行题材分类、审美内涵等角度的研究,并对两宋题画诗词的传承及地位等问题进行探析,本文以两宋题画诗为主要研究对象,兼论两宋题画词。诗与画相结合,词与画相结合,文本及理论探讨相结合,总论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全面系统两宋题画诗词进行研究。全文由总论和分论构成。总论为绪论,分论为四章。绪论部分:梳理国内外学界对两宋题画诗词的研究现状并认为两宋题画诗词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从两个维度界定题画诗:其中第一个维度是诗画关系,第二个维度是诗歌文本自身的传承关系,本文认为题画诗源于“咏物诗”,时间为战国中晚期。第一章《北宋社会环境与北宋题画诗词的发展》:主要从“科举制度”、“文人雅集”、“宫廷风尚”、“祖宗之法”四个方面论述社会环境对题画诗词的发展的影响。第二章《雅俗视角下的北宋题画诗词研究》,在对北宋题画1468诗、24首词的量化分析的基础上,考查作家作品数量及时间分布,从题画诗数量、题写题材范围认定:北宋的题画诗发展历经梅尧臣、苏轼二人而成,从被题咏画作的量化分析来看,北宋题画诗词之被题咏画家身份从平民到士大夫,从民间到宫廷画院亦含释家弟子道家处士等。可谓身份包罗。根据量化分析,结合北宋绘画发展史,将北宋题画诗按题材分为人物、山水、花鸟、畜兽四大类并进行文本分析,得出“雅化”而非“隐逸”为北宋山水类题画诗之特征。对北宋题画词的研究主要侧重在题写内容的雅致及词体文学的“雅化”方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以雅为主”的北宋题画诗的审美内涵:宏观上,北宋题画诗的题画对象雅致,风格上体现出“沈著痛快”的特点,审美上追求象外之旨。第三章《雅俗结合——南宋题画诗词研究》,在对南宋2151首题画诗、115首题画词进行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按照人物、山水、花鸟、畜兽四类对南宋题画诗词进行探究。从社会政治与生活、雅与俗两个角度观照南宋题画诗词,得出其“雅俗结合”的审美内涵特征:诗与词——文体上的雅俗结合;仕与隐——思想上的雅俗结合;需要与标榜——内容上的雅俗结合。第四章《两宋题画诗词的传承与地位》。主要从题材、题写群体、审美上分析两宋题画诗的传承;从“立”与“异”两个方面分析两宋题画词的传承;从同一性与相异性两方面分析两宋题画诗与题画词的传承。论述两宋题画诗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两宋题画诗词在绘画史上的地位;两宋题画诗词“自然”而非“自然”的审美,以雅为主、雅俗结合的审美内涵后世的影响深远在绘画史上以提出并实践绘画创作理论对后世绘画特别是文人画产生深远影响,最终促成独特中国画审美形式形成。余论部分分析了在当下题画诗词“立”与“废”的争论形势下,两宋题画诗词的研究更有必要。
李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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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版《〈论语〉选读》学习策略教学研究
学术论文
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语文学科教育的体系开始形成,并逐步发展,语文教育界致力于本领域学科规范的建设和语文教学基本模式的探索,至今经历三种模式:“知识—传授”、“能力—训练”、“素养—养成”。新课程目标的设计着眼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在接受和探究相辅相成的学习过程中形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论语>选读》作为选修课程“文化论著研读”系列的模块课程走进高二语文课堂,核心目标是培养正确解读和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能力。但由于《论语》在传统文化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和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给师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加之教师自身对《论语》理解不够,教学时缺乏实用的教学模式,学生学习缺少合适的策略,难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使得师生的“教”“学”都出现困境。笔者依据学习策略的理论知识,将其内化作为引导《<论语>选读》(语文出版社,下同)的教学实践,理论实践相结合,构建五种简单易行的学习策略,不仅使教师易教,更使学生易学、乐学。 本论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对学习策略、学科学习策略以及学习策略的可教学性进行理论概述,为《<论语>选读》学习策略教学的可行性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分析《<论语>选读》的教学现状。通过对师生“教”与“学”的调查访谈,结合自己在听课、上课和与学生交流的体验,发现并研究《<论语>选读》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同时通过比较选修课程和必修课程教材、教学的异同,着重分析《<论语>选读》教材和课堂特色;并分析《<论语>选读》考评目的、要求和方式,为《<论语>选读》学习策略教学的必要性提供实践依据。第三章结合理论与实践,确定学习策略选取的原则——合教材、合文体、合学情和合教情等,选取具体的学习策略——“句读—质疑—对比—探讨”学习策略、“解文—识记—感悟—探究”学习策略、“提取公因式”学习策略、“关键字词突破”学习策略、S3R阅读策略。第四章进行教学实践探索,着重分析两个教学案例,并对学习策略教学实效进行考查。 本研究的创新点有二:一、丰富了学习策略理论,将该理论往更深层次推进,使其更为细化。学习策略的理论研究进行三个步骤的深入:学习策略——学科学习策略——具体教材的学习策略,而《<论语>选读》教材的学习策略尚无人研究。二、学习策略渗透式教学在《<论语>选读》教学中不常见,它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可行的学习策略,也为教师提供了实用的教学模式,较好的推动《<论语>选读》教学目标的实现。
孙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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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戈铁马忆长城 边塞风情抒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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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闻王晟长城不仅是中华民族不朽的图腾,还是千千万万戍边将士的化身。时至今日,烽火已不再燃烧,长城却依旧巍峨,犹如一条横亘在中国北方辽阔土地上的巨龙,跨越千年,守护着一方水土。忻州长城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其中著名的关隘有雁门关、偏头关、宁武关等。长城脚下诞生了崔颢、李贺等诗坛巨匠,也留下了元好问、苏辙等人彪炳史册的名句,浩如烟海的诗歌,写出了中国人的千古情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古诗词中领略忻州长城吧。关切民生,闪耀生命至上的人性光辉“长城”之称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史记·楚世家》中记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战国古长城连绵不绝、巍峨雄伟,联结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这也成为此后长城承载的重要使命。早在东汉时期,就有对忻州长城的相关描写。“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张衡的这首《雁门关》共分四章,文辞婉丽,感情真切,运用回环重迭、反复咏叹的艺术手法,表达诗人寻找美人而不可得的惆怅忧伤心情。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县人,东汉时期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文学家。他早年曾游学三辅,历任郎中、太史令、侍中、河间国相等职,晚年因病入朝任尚书,于永和四年(139年)逝世,享年六十二岁。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学家郭沫若曾评价他:“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魏晋南北朝是古代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长城”这一边塞诗中的重要意象,与“大漠”“汗马”“疾风”“秋草”“旌旗”“明月”“胡乐”等意象相结合,呈现出边塞辽阔凄美的景象,也体现出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彼时文人们将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和心系苍生的真挚情感,寄寓于长城主题诗歌之中,显现出中华民族的仁爱精神与和合思想,使长城主题诗歌从一开始就闪耀着人性关怀。南朝杰出诗人鲍照的《拟古诗·幽并重骑射》云:“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毡带佩双鞬,象弧插雕服。兽肥春草短,飞鞚越平陆。朝游雁门上,暮还楼烦宿。石梁有余劲,惊雀无全目。汉虏方未和,边城屡翻覆。留我一白羽,将以分虎竹。”此诗是作者戎行诗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幽并少年高强武艺、豪迈气概的夸赞以及对其报国壮志的歌颂,寄托作者希望收复失地、立功边陲的爱国情怀,可谓一曲时代的慷慨之歌。鲍照,字明远,南朝宋文学家,曾任临川王国侍郎、前军参军,后因宫廷斗争死于乱兵之中。鲍照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瞩目成就,与谢灵运、颜延之合称“元嘉三大家”,著有《鲍参军集》,其诗雅丽,不避危仄,又创七言隔句用韵与中间换韵之法,对后世诗歌颇有影响。“长安少年无远图,一生惟羡执金吾。麒麟前殿拜天子,走马西击长城胡。胡沙猎猎吹人面,汉虏相逢不相见。遥闻鼙鼓动地来,传道单于夜犹战。此时顾恩宁顾身,为君一行摧万人。壮士挥戈回白日,单于溅血染朱轮。归来饮马长城窟,长城道傍多白骨。问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黄昏塞北无人烟,鬼哭啾啾声沸天。无罪见诛功不赏,孤魂流落此城边。当昔秦王按剑起,诸侯膝行不敢视。富国强兵二十年,筑怨兴徭九千里。秦王筑城何太愚,天实亡秦非北胡。一朝祸起萧墙内,渭水咸阳不复都。”在一些诗人笔下,长城亦成为戍卒所处苦寒之地的象征,诗人对戍守边塞的将士予以怜悯和同情,侧面流露出对战争的谴责和对和平统一的渴望。王翰的这首《饮马长城窟行》为歌行体,作品用直白的语言表达对战争的谴责和控诉,从中不难看出诗人驾驭语言的才气和看问题的独特角度。此诗由一人而及天下,气势贯通,结尾的历史思考陡然升华主题,拓宽了境界。王翰,字子羽,并州晋阳人,唐代边塞诗人。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中进士,举直言极谏,调昌乐尉,复举超拔群类,召为秘书正字,后擢通事舍人、驾部员外郎,出为汝州长史,改仙州别驾。王翰少时就聪颖过人,才智超群,举止豪放,不拘礼节,常与文人志士结交,杜甫诗中以“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之句赞叹其性格人品。价值确立,赋予长城人文的精神气韵到了唐代,随着边塞诗的繁盛,忻州长城主题诗歌不断丰富。文人强烈的反战情绪与舍身报国的家国情怀交织在一起,使得忠义精神与爱国情怀充溢作品间,一些诗人更是将英勇贤德的人格精神与长城的军事功能相比拟,赋予长城内在的精神气韵。他们一方面站在民本思想的角度,谴责大力修筑长城带来民生苦痛,另一方面又对长城本身具备的军事防御价值与内在精神价值予以肯定,认为长城不仅是保卫家园的坚实屏障,更是将士坚强不屈精神的象征。唐代诗人崔颢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雁门胡人歌》曰:“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骑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这首诗独具匠心,别开生面,通过反映雁门关外胡人的生活风俗,描写和平给少数民族人民带来的安乐生活,有声有色地展现出边地少数民族好勇尚武、粗犷豪迈的精神面貌,表达了凝重的反战主题。全诗格律严整,诗境雄浑壮阔,笔力跌宕生姿,体现了清峻的风格。崔颢,河南开封人,出身于唐代顶级门阀士族“博陵崔氏”,唐开元十一年(723年)进士及第,官至太仆寺丞。他秉性耿直,才思敏捷,作品激昂豪放,气势宏伟,早期多写闺情和妇女生活,反映上层统治阶级的生活,后期则以边塞诗为主,诗风雄浑奔放,反映边塞的慷慨豪迈、戎旅之苦。崔颢最著名的诗是《黄鹤楼》,传说李白登黄鹤楼时听闻此诗,大为折服并发出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唐代诗人李贺运用乐府古题创作的诗歌《雁门太守行》写道:“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此诗用浓艳斑驳的色彩描绘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表现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边塞风光和瞬息万变的战争风云。首句写景又写事,渲染兵临城下的紧张气氛和危急形势,并借日光显示守军威武雄壮;第二句从听觉、视觉两方面渲染战场的悲壮和战斗的残酷;第三句描绘部队夜袭和浴血奋战的场面;最后一句引用典故写出将士誓死报效国家的决心。全诗意境苍凉,格调悲壮,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艺术魅力。李贺,字长吉,河南宜阳人,唐朝中期浪漫主义诗人,后世称“李昌谷”。他出身唐朝宗室大郑王(李亮)房,门荫入仕,授奉礼郎,但因仕途不顺,热心于诗歌创作,后不幸英年早逝。李贺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期的代表者,与李白、李商隐并称为“唐代三李”。他的诗作想象极为丰富,经常应用神话传说来托古寓今,感叹生不逢时,倾诉内心苦闷,抒发对理想、抱负的追求,故后人常称其为“鬼才”“诗鬼”,称其创作的诗文为“鬼仙之辞”。“高关闲独望,望久转愁人。紫塞唯多雪,胡山不尽春。河遥分断野,树乱起飞尘。时见东来骑,心知近别秦。”这是唐代诗人许棠创作的五言律诗《雁门关野望》。该诗风格沉郁,景情互见,诗人独自登临雁门关,首句直抒自己的感受,接下来描述雁门关内外积雪经冬、断野飞尘的景象,边塞杳无人烟,仅偶尔有巡骑路过,一片苍凉。许棠,字文化,宣州泾县人,“咸通十哲”之一。他科举应试二十余次,直到唐咸通十二年(871年)始登进士第,授泾县尉,后任虞州从事,乾符六年(879年)前后任江宁丞,不久归居。历史演进、民族融合与人文精神的交织契合,使得忻州长城在军事与政治意义之外,被赋予丰厚的文化与情感意蕴,其作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双重内涵得以丰富和彰显,文化价值、情感价值与审美价值在历史的积淀中逐步确立。这种不断延续的情感与审美心理,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的外显,是诗人对中华民族安宁社会秩序的渴望与祈盼,其背后则是沉淀在精神深处的“大一统”思想。由此看来,古代忻州长城主题诗歌可谓集反战情绪、思乡情感与渴望和平于一体,而这种深层的文化内涵正是源于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核心精神。交往交融,彰显亲如一家的历史图景长城戍防体系在北朝至宋、辽、西夏、金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此时的长城不仅具有防御的功能,同时也关涉宋与辽、西夏、金的往来,在促进文化交流、经济繁荣和政治和解等领域,其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作用更为明显。正因此,不论从社会功用、文化传承角度,还是在抒情、审美意象的承续方面,这一时期文人都对长城予以关注,并通过诗词表达情感心声。在他们的笔下,长城不仅仅是历史遗迹,更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北宋司马光《五哀诗·李牧》:“椎牛飨壮士,拔距养奇才。虏帐方惊避,秦金已闇来。旌旗移幕府,荆刺蔓丛台。部曲依稀在,犹能话郭开。”此诗是司马光谒李牧祠的感慨之作,颂扬赵国大将李牧是能骑善射的忠勇将领。李牧作为“战国四大名将”之一,是赵国杰出的军事家,官至相国。他的生平事迹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在赵国北部边境,抗击匈奴;后以抵御秦国为主,因在宜安之战重创秦军,得到“武安君”的封号。战国末期,李牧是赵国赖以支撑危局的唯一良将,素有“李牧死,赵国亡”之称。公元前229年,赵王迁中了秦国的离间计,听信谗言夺取李牧的兵权,不久后将李牧杀害。后人为纪念这位忠勇的爱国将领,在雁门关修建李牧祠。司马光,字君实,晚年自号“迂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他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通史著作,文字质朴简洁,叙事清晰,有文学色彩,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司马光为人忠直严谨,低调淡泊,有破瓮救友、诚信卖马等逸事,为世人乐道。朱熹曾评价“其人严而正”,盛赞司马光的诚正之心、德化之功与治国救世的胸怀。宋代苏辙的《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其六过杨无敌庙》诗云:“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删嗟独畏人言。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杨无敌”是过去百姓对杨业将军的誉称。杨业为人倜傥任侠,忠烈武勇,北汉建立后,追随北汉世祖刘崇,任保卫指挥使,屡立战功,迁升建雄军节度使,号为“无敌”。宋太宗灭亡北汉后,他归顺宋朝,拜郑州刺史,授右领军卫大将军,累迁云州观察使、代州刺史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在雁门关之战中大破辽军,威震契丹。雍熙三年(986年)杨业随军北伐,在陈家谷口力战而死,追赠太尉、中书令、大同军节度使。苏辙,字子由,眉州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嘉佑二年(1057年)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初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留守推官,宋哲宗即位后,入朝历官右司谏、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政和二年(1112年)去世,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宋高宗时累赠太师、魏国公,宋孝宗时追谥“文定”。苏辙与父亲苏洵、兄长苏轼齐名,合称“三苏”,生平学问受父兄影响,以散文著称,擅长政论和史论,苏轼称其散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元好问《满江红·雁门关》诗曰:“楼断苍云,似故帅、叱威点阅。分明见、秋高敛籁,峰群肃列。箍地龙蜒犹揣火,锁关虎隘能坚铁?只回雁、叹堞草摇风,声声咽。烟灰散,凭热血;萤光熠,伤明月。纵潘杨不语,世人还说。可恨忠奸多惹瀣,直疑清浊都含谲。抬望眼、问大好河山,真无辙?”词的上阕讲述外族入侵,将帅战死雁门关后一片苍凉的景象。下阕痛斥奸臣作歹、帝王昏庸,导致北宋灭亡的境况。诗人站在雁门关上,面对肃列群峰、揣火龙蜒、锁关虎隘、忠坟青冢非常感慨,并发出疑问:难道北宋真的没有办法挽救,注定要灭亡吗?长城戍防体系在明清进入成熟时期,比起以往历代,忻州境内的明长城在数量上也最多,坚固的长城作为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不仅是预防战争、维护和平的屏障,同时还调整了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的经济秩序与生产生活方式,对促进经济发展、文化融通、民族融合起到重要作用。明代高叔嗣创作了一首五言律诗《宿八角》:“严更金柝起,杪岁玉关寒。行侣时相问,边城进更难。归心惟日夜,客鬓已星残。仰悟中林羽,投枝亦未安。”“八角”即今神池县八角镇,是一座明代堡城,现在城墙四方合围,基本完好,南门尚存。据《宁武府志》载,明弘治年间兵使王璇筑八角堡,嘉靖四年(1525年)建八角仓,后扩建,万历十五年(1587年)砌砖堡圈周长四里,高三丈五尺,有东、西、南三门。八角堡地处宁武关与偏头关防务联线,东南接神池堡保卫宁武,西连西峪口驰援偏头,东北走利民堡与朔州呼应。如此,八角和利民、神池两堡就形成了三角形布防格局,同为三关边防要塞。高叔嗣,字子业,号苏门山人,今河南开封人。明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官至湖广按察使,善断疑狱,人以为神。其诗清新婉约,被明朝文学家蔡汝南推崇为“明朝第一诗人”,著有《苏门集》八卷。“半壁孤城水一湾,万家烟火壮雄关。黄河曲曲涛西下,紫塞隆隆障北环。铁笛数声催戍急,玉沙千里叹储艰。荒陬斗绝今如此,未许将军即解颜。”偏关地处晋陕峡谷之中,长城建筑因地制宜,通道豁口处又筑石边、土墙,连绵不断,构成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明代崔镛的这首《偏头关》,形象道出其在古代防务上的重要地位。崔镛,字汝洪,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中进士,授潞安府推官,迁户部主事;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升山西按察司佥事,进左参议,再进按察司副使;万历中任岢岚道,进都察院右佥都御使,巡抚山西、提督雁门诸关。“边城无日不风沙,白草黄云万里赊。夜夜城头听觱篥,吹残陇水又梅花。”明臣李濂的这首《宁武关》叙述了其任山西按察使司佥事时,在宁武关的所见所闻。全诗边塞风情浓郁,颇得唐人流韵,特别是后两句,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平添征人情怀,令人愀然。李濂,字川甫、川父,号嵩渚,河南开封人。他自幼聪颖,好读书,九岁时工古文,作《理情赋》,明正德八年(1513年)举乡试第一,次年殿试二甲,赐进士出身,先后任沔阳知州、宁波府同知、山西按察使司佥事,嘉靖五年(1526年)免归,在乡闲居,杜门谢客,以著述自娱。长城内外是故乡。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式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为传承长城文化的重要载体,古代长城主题诗歌记录了长城内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步伐,书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同时也承载着守望和平的时代精神。挖掘并梳理古代忻州长城主题诗歌,不仅对丰富北方地域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同时在弘扬长城精神、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价值。可以说,长城主题诗歌与长城一样,是中华各民族儿女共同的文化记忆,是历史留给中华儿女的宝贵精神财富。
俊 闻 王 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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