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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即信息'与庄子的技术观--为纪念麦克卢汉百年诞辰而作

会议论文

卢汉的命题"媒介即信息"意味着一种为电子媒介所标志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它教导人们,其一,媒介的本质就是其后果,其二,此后果的发生方式是通过人的感觉,其三,如果说文学以感觉为务,那么媒介研究就应该成为文学研究.麦克卢汉读到了庄子"抱瓮出灌"的故事,但这则故事主要是支持他媒介研究的"后果范式",而对于媒介后果的发生特点即整体性和感性的支持,虽不能说绝无,然毕竟十分稀薄,需要拐弯抹角的阐释.其实,庄子对于技术的整体性和感性有大量的直接的论述,惜麦克卢汉未能寓目.麦克卢汉后来遇到了老子,但仍然是飘忽的"神遇",而未能彻底坐实于文本层面.麦克卢汉与道家或扩大而言中国文化的对话需要我们的重新建构,在此建构中庶祈开拓出中国媒介生态学的未来.

金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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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医药人生

期刊

宋以来在"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情怀的影响下,文人知医,为官者通晓医学之风盛行。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几经贬谪,但其诗歌文章却旷达潇洒。在被贬谪期间又与医药结缘,他与名医交往探讨医理,以诗解药修身养性,创办病坊积极抗击疫病,并于养生颇有心得,相关著作流传于后世,对宋代医药文化的传播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成就了一代良相儒医的佳话。但最终却因误服药物,重病不治,也给后人留下了遗憾。

苗蓓亮[1];李德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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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论曾巩对宋诗的贡献

学术论文

本文以曾巩诗歌为研究对象,从曾巩诗歌的文本出发,旨在正确认识自北宋以来,学界对曾巩诗歌的争议,重新认识曾诗的文学地位以及曾巩诗歌对宋诗的贡献。全文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自北宋以来,学界对曾巩诗歌争议颇多,有的认为曾巩只能为文不能为诗,有的认为曾巩的诗为文所掩,传诵很少。宋、元、明、清以来对曾诗褒贬不一,直到钱锺书先生才对这一历史公案做了总结,称：“一场笔墨官司直打到清朝,看来判他(曾巩)胜诉的批评家居多数。”阐述了曾诗长期以来不被重视的原因,从文本来看,曾诗有四百多首,内容丰富,代表了宋朝的诗歌成就。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曾巩诗歌创作观的形成。重点论述了曾巩的文学修养和儒学渊源、师承关系、曾巩诗歌和散文创作的区别。曾巩的文学思想是以变革时期的社会文化性格为背景,以个人的儒学修养为基础,在前辈师友古文家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些方面决定了曾巩诗歌的创作方向和创作内容。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曾巩的写景抒情诗的风格。曾巩前期的一些写景诗浪漫奔放,到齐州以后很多写景诗深情婉约。就体裁而言,曾巩的写景诗中写的最好的是七言绝句,以最经济的手段表现完美的意境。这些诗歌流畅而不柔靡,清新而且自然。这对于扫除西昆体的弊病,提倡纯朴自然的宋诗风格,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第四部分主要探讨文学家的风格往往不是单一的,曾巩也不例外,除了山水景物诗,曾巩反映现实的诗歌创作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现实,也体现了作者创作的苦心孤诣。一方面曾巩的诗歌表现了对民生的关注和同情,另一方面是抨击时弊、议论国事的现实之作,体现了曾诗“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曾诗所表现的内容同“西昆体”的空泛浮艳比起来,是一种根本性的进步,从创作实践上有力地支持了欧阳修所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为宋诗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有清新明朗的风格。第五部分主要探讨了曾巩的咏史、咏物诗。曾巩的史学意识深刻地影响着他的经世观,在曾巩的经世观中,包涵着他强烈的史学鉴戒意识,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内敛式的内在精神超越的追求。他的很多咏史诗反映了他对时事和政治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的咏史诗,或借古讽今,曲折的反映社会现实;或托物言志,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第六部分曾巩的酬和诗数量很多,表现出对老师的尊重与仰慕,对友情的珍重和对家人的思念之情。说理透彻,情意绵长。第七部分主要从五个方面阐释了曾诗对宋诗的贡献。曾巩的诗歌创作有利的配合了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以流畅、平正、朴素的艺术风格,以散文化的语言,朴实的议论,严谨的铺陈手法的运用,丰富了宋诗的价值与内涵。曾巩上继欧阳修,下启苏轼、黄庭坚,对欧阳修等所致力的宋调开创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和王安石等同时代人一起通过诗歌创作对苏、黄的宋诗高峰期的到来做了积极的准备。本文之所以从对曾诗的争议出发,阐释曾巩的创作观、诗歌内容及风格、艺术成就,意在探讨曾诗在宋诗中的文学地位以及对宋诗风格的形成做出的贡献,从而还曾巩诗歌一个公允的评价。

刘妍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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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讯

期刊

整体改造后的午门重装上阵，两侧东西雁翅楼展厅首次亮相。此次展出文物500余件，以喜庆、热烈、具有震撼力的效果向观众展示清代帝后庆寿盛况。清代帝后庆寿是清代的盛事，既展示了清代的诸多礼仪，也呈现出当时的民风民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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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辞长作岭南人（下）

报纸

□广东惠州彭杰《荔支叹》我愿天公怜赤子这个荔枝季，初食荔枝后，东坡却发出了愤懑之声，《荔支叹》：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支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自注：汉永元中，交州进荔枝、龙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死亡，罹猛兽毒虫之害者无数。唐羌字伯游，为临武长，上书言状，和帝罢之。唐天宝中，盖取涪中荔支自子午谷路进。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自注：大小龙茶，始于丁晋公，而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曰：“君谟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自注：今年闽中监司，乞进斗茶，许之。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自注：洛阳贡花，自钱惟演始。尽管几个月的生日前他还在诗《无题》“六秩行当启……誓将闲送老，不著一行书”告诫自己不要妄议妄言，但这一颗荔枝，或许激发了胸中积郁情绪，他还是发出了激愤之声。诗里，东坡不光抨击飞车跨海进贡荔枝龙眼，还严重鄙视丁谓和蔡襄进贡大小龙茶、洛阳相君钱惟演进贡牡丹争相买宠。这一篇《荔支叹》，没有赞赏荔枝，而是把政治讽喻、政治关怀寓于其中，表达了对“岁贡”的满腔激愤；没有闪烁，而是直接对现实进行批判。这是根植于对底层百姓疾苦的关切与同情，是苏东坡岭南诗文中闪耀着思想光辉的一篇重要雄文。东坡的《荔支叹》，也引得贬居在筠州的弟弟苏辙作《奉同子瞻荔支叹》，其诗曰“海边百物非平生，独数山前荔支好，荔支色味巧留人，一管年来白发新”。苏辙在诗里还提及了“思归”，但罗浮“山前”的惠州荔枝独好，巧妙地留住了哥哥东坡。嗯，这惠州荔枝，还是治愈“思归”的良药。苏辙对惠州荔枝也高度赞赏。《食荔支二首》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绍圣三年（1096年）四月，又到荔枝季，千古名篇《食荔支二首》诞生：惠州太守东堂，祠故相陈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植荔支一株，郡人谓之将军树。今岁大熟，赏啖之余，下逮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纵猿取之。其一丞相祠堂下，将军大树旁。炎云骈火实，瑞露酌天浆。烂紫垂先熟，高红挂远扬。分甘遍铃下，也到黑衣郎。其二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天，在惠州府城“太守东堂”，太守詹范和苏东坡在荔枝树下，置酒，品荔枝。这棵被称为“将军树”的荔枝树是几十年前从“潮州通判权知惠州”的四川老乡陈尧佐先生亲手种植的。这一年，荔枝“大熟”。咱来还原一下当时场景。紫红色的荔枝高挂，与焰火一样的红云相互映照，这梦幻场景里，苏东坡和太守詹范酌着“瑞露”（酒，也许就是东坡自酿的桂酒或真一酒），品着犹如天浆的荔枝，太守还招呼侍从们一起摘一起品尝，哦，还有荔枝树上的“黑衣郎”黑猿猴一起。天浆，记得东坡曾经以“天浆”夸过自己酿的“真一酒”，这是他心中的美味。品着天浆一般的惠州荔枝，立即就激发了先生的灵感，脍炙人口的“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豪情而生。这是他去年《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发出的“南来万里真良图”感慨之后的人生归途设想，作岭南人，是真良图，贬谪万里也不后悔。太守东堂品荔枝后，东坡就迁回嘉祐寺了，但念念不忘荔枝啊。在《迁居》里，他写到“犹贤柳柳州，庙俎荐丹荔”，这是借用韩愈所写老百姓以丹荔祭献柳宗元的典故。其意思是说，我老苏这回吃到的是鲜活的荔枝，胜于柳宗元那个摆在案几上的荔枝，哈哈哈哈哈哈苏东坡先生有点嘚瑟。顺便说一下，现在柳州的“柳侯祠”里的《荔子碑》，据说就是苏东坡的书法大作。从“南来万里真良图”到“不辞长作岭南人”，连苏辙也笑曰“荔支色味巧留人”，惠州荔枝魅力强劲。《三月二十九日二首》墙头荔子已斓斑绍圣四年（1097年），是东坡离开惠州的年头。迁回了嘉祐寺，东坡继续建造白鹤峰的新居。十二月左右，房子建得差不多了，东坡写信给广州推官程全父，求赠“荔支”等果苗，他计划在新居种下荔枝树。新居建好了，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十四日，一家人迁入了新居。东坡在《和陶时运四首》写到“长子迈，与余别三年矣，挈携诸孙，万里远至，老朽忧患之余，不能无欣然”“子孙远至，笑语纷如”，除了还在宜兴的二儿子一家，其余家人终于在惠州团聚了。天伦之乐时，他再一次写到惠州荔枝，却是最后一次。诗《三月二十九日二首》，其二：门外桔花犹的皪，墙头荔子已斓斑。树暗草深人静处，卷帘攲枕卧看山。新居门外，种下的桔子树荔子树花开艳丽，色彩错杂；屋内，子孙欢笑，先生静享天伦之乐。然而竟还有人惦记着投荒万里的老先生，一道“责授琼州別驾昌化军安置”的诰命把他再一次抛向天涯。四月十九日，他带着苏过离开惠州前往儋州，但陆续到惠州来的大儿子苏迈、二儿子苏迨，以及后来苏辙留在惠州的家眷，直到东坡遇赦北归才离开惠州，“日啖荔支三百颗”的故事，在白鹤峰的苏家又继续上演了三年多。苏东坡与惠州荔枝，就此别过。但东坡在白鹤峰新居种下的这棵荔枝，却意义非凡。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东坡在眉山守父丧后要离开眉山时，亲手在院子里栽下了一棵荔枝树，并跟蔡子华等三老约定“树长成以后我就回老家啦”，但却再也没能回老家。22年后，元祐五年（1090年），东坡知杭州，有诗《寄蔡子华》“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又说起荔枝，却只剩追忆了。由此，惠州荔枝于苏东坡，或有了“乡情”的意义。虽然重重青山阻断了几千里外的纱縠行亲手栽下的荔枝，但眼前这惠州的荔枝这么甘甜美好，他感慨“南来万里真良图”，他要“不辞长作岭南人”，他又亲自种下荔枝树，这是惠州荔枝生发的“吾乡”情愫，惠州荔枝续了乡情解了乡愁。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是苏东坡与惠州的千年万年长年之约。

广东惠州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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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刻帖书法研究——以北宋《淳化阁帖》《绛帖》《大观帖》为例

学术论文

王羲之书法无论从书体发展的角度、技法演变的过程，还是在书法艺术的审美追求都对后世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初，李世民亲自为王羲之作传，广泛搜罗王书墨迹，用帝王之力将其推上“书圣”的地位。“上有所好，下必效焉”，集刻《圣教序》、甄选《十七帖》，都成为一时盛事。宋太宗时又敕命刊刻了《淳化阁帖》，之后刻帖成风，王羲之书法成为宋代刻帖收录的重要部分。唐时王羲之墨迹已趋稀少，宋以后更是片纸难求，故刻帖中所收录的王羲之书法便成为后世书家争相研究学习的对象。临习之余，对刻帖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历代文人书家的重要课题。由宋至清，涌现出米芾、黄伯思、顾从义、王澍、翁方纲等一大批帖学研究者，同时对帖派书家的形成及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虽对刻帖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及研究，但因时代所局限，多见为题跋、眉批，未能形成完善的体系。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包括绪论、主体部分三章及结语。其中，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文章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第二章《王羲之书法从东晋至北宋的流传》，主要对王羲之书迹在历代的流传情况进行了梳理，王羲之墨迹从东晋开始总体上逐步减少，至北宋刻帖的出现使王书能够很好的保存和传播;第三章《<淳化阁帖><绛帖><大观帖>中王羲之书法的集刻》，主要以北宋“三帖”为例，结合当下前沿的研究成果，对其中王羲之刻帖书法的收录帖目、文字内容及刊刻质量进行分析比较，以期对收录及刊刻情况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第四章《王羲之刻帖书法风格分析》，参考现存王羲之墨迹摹本，对“三帖”中所收录的王羲之书法进行风格上的分类，两相比较、佐证，相互补充、丰富，以求进一步了解王羲之书风的形成、转变和发展;第五章结语部分，在总结全文研究的基础上，把王羲之刻帖书法回归、并置于较系统、完整的研究视域，以求对王羲之书法有更为全面的认知。

刘瑞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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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市举行

报纸

本报讯7月26日，第十八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乐山师范学院开幕，来自国内外的88位专家学者云集研讨会。在为期两天的大会研讨中，专家学者们围绕“三苏文化传承创新与地方文化建设”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交流与探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张志烈作本次研讨会的开幕词。他指出，“三苏”文化作为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容低估的地位，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在唐宋八大家中便占有三席，这在中华文明历史上堪称奇迹。尤其苏轼不愧为巴蜀文化的巨子，他在文化学术上的巨大影响力已经超越了疆域，穿越千载，影响遍及全国，荫庇后世。据悉，本次研讨会以“三苏文化传承创新与地方文化建设”为主题，由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主办，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承办。研讨会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进一步开发“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丰富而又宝贵的文化资源，服务地方文化建设。苏轼在青年时代便对乐山（古嘉州）怀有亲密的情缘，嘉佑四年（1059）路过嘉州（乐山）观览名山胜水，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初发嘉州》，表达了苏轼对嘉州（乐山）秀丽山水风光的无限依恋之情。乐山文史专家唐长寿多次实地调查苏轼在乐山遗址并仔细考察其存在形态及遗迹内涵，在本次提交研讨会的论文《苏轼乐山遗迹考》中指出，苏轼乐山遗迹有11处之多，分布在今乐山市市中区凌云山、龙泓山、白岩山、苏稽镇和五通区金粟镇5个地点。唐长寿认为，苏轼乐山遗迹均有很高的文化价值，是乐山乃至四川继承和宏扬东坡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地方政府只要深刻认识到“苏轼”这一文化符号的永世价值，做好现存东坡遗迹的开发保护留传工作，并充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必能提高乐山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品位，有力地促进乐山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据了解，本次研讨会共收到海内外参会人员提交的论文总90篇约94.5万字。这些论文涉及“三苏”文化精神与地方文化建设，“三苏”文化传承创新的现代价值意义，苏轼成才与地域文化环境关系，苏轼生平、思想、创作、影响等诸多方面，从多方面填补了苏轼研究的学术空白。（本报记者张清实习生代文婷）

张清　代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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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赋诗断章”的存在论诠释学研究

学术论文

《左传》记载了春秋贵族征引与使用《诗经》的大量事件,包括“赋诗”“引诗”“诵诗”“歌诗”等多种形式,其中最典型的当属“赋诗断章”或“断章取义”。此类用诗活动不同于秦汉以降的经典注疏模式的诠释方式,乃是中国诠释史、尤其是《诗经》诠释史上一个特别具有典范性的环节。因此,对《左传》“赋诗断章”诠释模式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我们当下思考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乃至反思近年来“中国诠释学”建构的得失,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由于思想视域的局限,以往研究存在着明显不足:主要是在文学与史学的视野下研究“赋诗断章”,哲学层面的研究十分薄弱;即便是哲学诠释学层面的研究,也仅仅将“赋诗断章”视为一种文本诠释活动,即视为既有的主体理解与解释既有的客观文本的诠释活动,而未能深入探究其所蕴含的存在论意义,包括赋诗情境作为前存在者的存在、客体方面的文本新意义的生成以及主体方面的诠释者之新主体性的生成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在充分考察前人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借鉴文学(包含诗学)、历史学、哲学诠释学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左传》“赋诗断章”活动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系统研究。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包含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旨在对《左传》“赋诗断章”研究做出先行说明,主要包括研究意义、前人研究现状及其问题、研究方法论等内容。本文摆脱了以往研究之主体性诠释模式,将赋诗活动置于前主体性的生活-存在视域来考察,认定“赋诗断章”并不只是单纯的文本诠释活动,更是一般存在论的事情。基于对以往研究所采用之诠释学范式及其问题的考察,我们提出一种“作为存在论的诠释学”观念,指出这种诠释学的任务在于不仅需要揭示诠释本身何以成为存在本身的显现样态,更需要阐明诠释本身如何生成新的存在者。故此,本文命名为“‘赋诗断章’的存在论诠释学研究”。第二部分是上编,即《左传》“赋诗断章”原理研究。这部分内容属于《左传》“赋诗断章”之存在论诠释学研究的综论,意在通过分析赋诗活动之典型案例,进而归纳“赋诗断章”之一般性原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阐发“赋诗断章”的存在论意义,主要是对“赋诗断章”进行情境分析。在生活存在论视域中,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显现为各式各样的生活情境,“赋诗断章”即属于如此这般的生活情境。此所谓“情”,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事之情”,是说“赋诗断章”作为“事情”本身如其所是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情况、实际情形。作为春秋时期社会生活方式的表现,“赋诗断章”呈现为一种结构化的礼制程序。二是“人之情”,是说作为事情的“赋诗断章”本身包含并呈现着“人之情”,这种“人之情”主要是指赋者的情感或情欲。在此意义上,“赋诗断章”呈现为一种“事之情”与“人之情”浑然不分的状态,亦即一种“情”“礼”交融的状态。此所谓“境”,并非是指赋诗活动发生的具体空间位置,而是指“境遇”,也就是说,作为事情的“赋诗断章”并非既定现成化的活动,而是一种不期然而然的遭际、遭逢,所以“赋诗断章”作为事情呈现为某种“境遇”。正是在诸如此类的境遇中,作为存在者的《诗》与赋者不断获得“去存在”的可能。在此意义上,“赋诗断章”作为“情境”,可谓“前存在者”的“存在”。其次是阐明“赋诗断章”之对象性意义,旨在揭示《诗》文本之新意义的生成机制问题,亦即作为情境的“赋诗断章”如何生成新的《诗》文本。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赋诗断章”包含“诗以言志”与“断章取义”两层内容。前者涉及赋诗活动中的“意义”问题,这种“意义”包含《诗》文本所呈现之义、赋者所表达之意以及听者所接受之义三个义项。后者即“断章取义”则属于赋诗活动中文本新意义的生成机制,意思是说,《诗》在被赋诵的过程中生成新的意义:“断章”意味着《诗》之形态的改变,“取义”表明赋者对于《诗》义有所取舍,而这种取舍意味着赋者之意与《诗》义的融合进而生成新意义。这种新意义并非源自某种单一因素,而是当下赋诗活动之“情”“礼”交融情境中诸多具有赋义功能的因素共同作用、相互融通而实现的。再次则是阐明“赋诗断章”之主体性意义,旨在揭示赋者之新主体性的生成机制问题,亦即作为情境的“赋诗断章”如何生成新的主体性存在者。在《左传》关于赋诗活动的描述中,这种主体性概念被表达为“志”。这种“志”首先指赋者的“情感”,其中亦包含“理性”与“意志”因素,而且“情感”主导着“理性”与“意志”的发动,在此意义上,我们称这种“志”为“情志”。随着赋者“赋诗言志”亦即“情志”的结构性显现,赋者发生着观念改变,进而生成并呈现为新的主体。我们将这种新主体性的生成机制概括为“诗可以兴”,亦即当下赋诗活动之“情”“礼”交融情境催生出新的主体。对于这种新主体性而言,此所谓“情志”可谓一种前主体性的情感。总而言之,对“赋诗断章”之存在论诠释学的研究表明,诠释固然呈现为主体在理解并解释乃至应用文本,但其本身乃是经由某种机缘得以展开的生活情境,主体与文本在此情境的呈现环节中不断获得“去存在”的可能。在此意义上,诠释并非所谓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而是存在本身的显现样态。第三部分是下编,即《左传》“赋诗断章”案例分析。这部分内容属于《左传》“赋诗断章”之存在论诠释学研究的分论,旨在对《左传》(含《国语》)赋诗活动之全部案例展开具体分析,以保证“赋诗断章”研究的全面性。从存在者层级上讲,所谓“情境”具体表现为某种历史性生活方式之下的生活场景。故此,我们根据不同生活场景之展现环节的差异,将《左传》“赋诗断章”情境划分为四类:(1)“会”即集会赋诗,共计10例;(2)“盟”即结盟赋诗,共计3例;(3)“聘”即朝聘赋诗,共计10例;(4)“劝”即劝勉赋诗,共计4例。因此,这种分析工作可谓一种“情境性分析”,也就是将上编之一般性的存在论诠释学原理贯彻到不同种类的赋诗情境中——既要对之进行诠释学解读,更要在这种解读中阐明情境本身的存在论意义。在此意义上,这种分析属于对《左传》“赋诗断章”活动的一种重新诠释与解读。本文在如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1)突破了《左传》“赋诗断章”研究的文学视野与史学视野,而是以哲学存在论与诠释学的方法加以研究;(2)对以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为代表的西方诠释学和近年来国内的“中国诠释学”研究进行了深入反思,酝酿提出真正中国式的存在论诠释学;(3)突破“赋诗断章”研究的文本诠释范式的局限,揭示其所蕴含的存在论意义和一般方法论;(4)揭示“赋诗断章”所蕴含的中国诠释学的一般原理:以赋诗活动的“情境”分析来表征“前存在者”的“存在”,以赋者的观念改变来表征新的主体性存在者的生成,以《诗》的新意义的生成来揭示新的对象性存在者的生成;(5)根据上述原理,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左传》赋诗活动的全部案例。

张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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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定州故事三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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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轼定州故事三十品之八）绍圣元年四月十一日，苏轼落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十三日，再降充左承议郎，仍知英州。闰四月三日，除命到达定州，罢任，进谢上表，准备赶赴英州。除命到达之前的四月二十日，苏轼作《雪浪斋铭》，并命石匠刻铭与雪浪石盆口沿。《墨庄漫录》卷八记载：苏轼知定，得黑石白脉，如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尽水之变；又作白石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斋。【雪浪斋铭（并引）】予于中山后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孙位、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尽水之变。又得白石曲阳，为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斋云。尽水之变蜀两孙，与不传者归九原。异哉驳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飞空漱其根。东坡作铭岂多言，四月辛酉绍圣元。该铭文作于绍圣元年（1094）四月二十日。文章大意是：我在中山府衙后的花园里捡到了一块黑色的石头，上有白色的细纹，大有蜀人孙位、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之意，水纹的变化惟妙惟肖。又在曲阳县得到一块白色的石头，制作成石盆来装它，又注水盆中，激水石上，放置文庙书斋前，书房遂取名“雪浪斋”。把水流变化画的曲尽其妙的是蜀中孙位、孙知微两位画家，与他们的独门绝技同归于地下。这斑驳的石头上有白浪翻飞何等奇妙，石头中竟然有如此绝妙的纹理存在。丈八大的巨盆中植入玉井之莲，地下的水流从空中飞下冲刷它的根。东坡写的铭文哪用多言，时在绍圣元年四月辛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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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中“道化隐喻”的认知研究

学术论文

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使得隐喻的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发展。概念隐喻理论的提出，对隐喻的解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隐喻，作为一种基本的认知工具，通过简单的、具体的概念来理解复杂的、抽象的概念，它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隐喻在人类的语言中无处不在，在文学作品中更是数不胜数，如在老子的《道德经》中隐喻也比比皆是。　　《道德经》是中华文化的结晶，也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全书围绕“道”这一哲学概念，阐述了世界万物的起源、存在方式、运动发展、社会矛盾和解决方法等。《道德经》虽篇幅短小，但内容丰富，两干多年来一直是读者索解不尽的智慧宝库。《道德经》中隐喻语料丰富，而以往的研究多局限在书名的来源及意义、编纂者、注释文本、英译研究、历史影响、应用价值等方面，从认知角度展开研究可谓凤毛麟角。　　本文将运用认知隐喻学的理论对《道德经》中的“道”化隐喻进行认知解读，探索“道”化隐喻的主要类别、认知机制和认知起源。　　文章发现，《道德经》中的各项隐喻大致可分为“道”的隐喻、“德”的隐喻、“无为”的隐喻和“辩证法”的隐喻四个类别，且每一个类别都有其最具代表性的隐喻。“道”的母、水隐喻;“德”的婴儿、山谷隐喻;“无为”的自然、人类隐喻;“辩证法”的命题和推理隐喻。在这四类隐喻中，以“道”的隐喻地位最高，其它三类都是围绕“道”这一中心思想而构建的，是对“道”隐喻的补充和扩展。　　文章指出:　　 (1)在构建“道”化隐喻的认知过程中，其映射方式主要表现有以下三种:发现或创造的相似点、某种具体的关系和自身的经验;(2)“道”化隐喻的认知来源分别是:自然界的物体、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方位概念;(3)“道”化隐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女性化的隐喻和主阴的思想;(4)“道”化隐喻的认知本质就是“道”，而“道”就是一切。　　文章主张，运用概念隐喻理论解读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化隐喻，不仅能够为此类隐喻的解读提供新的视角，而且还能够深化对“道”的思想的理解;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道德经》中“道”的思想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既能丰富概念隐喻的研究内涵，又能促进道教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

郭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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