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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博物馆受赠10种东坡古籍文献

报纸

近期，惠州市博物馆举办的“腹有诗书气自华-惠州市博物馆藏东坡文献史料特展”引起市民广泛关注。“惠州好人”、传统文献收藏家白瑞强先生将其收藏的有关10种“苏东坡历史文献史料”无偿捐赠给惠州市博物馆(惠州苏东坡祠纪念馆东坡文献史料信息中心)，这批古籍文献为清代《加批三苏策论》《经史百家杂抄》《御选唐宋诗醇》《苏文忠公诗集》及民国《苏东坡文》《苏诗精华》《广注四部精华》《元曲选花间四友东坡梦》《评注古文观止》(2册)。这些古籍文献，有效补充并进一步丰富了惠州市博物馆馆藏，同时结合惠州市博物馆在惠州东坡祠东坡纪念馆筹建的东坡文献史料信息中心，增加了古籍文献数量，对其研究清代及民国时期有关东坡的文献信息提供了基础。记者了解到，这一批古籍文献皆和苏轼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其中，《加批三苏策论》（清光绪二十七年）为苏轼父子三人的文章大全，由善化伯舆张绍龄编次，由会稽峭庵王纬勘，由善化张绪龄序于会稽之水师防次。《三苏策论》的文章都不长，正如苏东坡偶尔自夸的“吾文如万斛之珠，取之不竭，惟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耳”。《经史百家杂抄》（清光绪三十二年）则由湘乡曾国藩纂，合肥李鸿章校刊，内收录三苏有关文章若干。《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是从清末到民国，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影响较大、继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的又一部有名的古文选读本。全书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御选唐宋诗醇》（清）是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编选的一部唐宋诗歌选本，在唐宋诗坛中，这一御选唐宋诗选本以宗唐为基调，兼容宋诗。《御选唐宋诗醇》由乾隆御定了六位唐宋诗人，唐诗四家：曰李白、曰杜甫、曰白居易、曰韩愈。宋诗二家：曰苏轼、曰陆游。诗至唐而极其盛，至宋而极其变。盛极或伏其衰，变极或失其正。亦惟两代之诗最为总杂，於其中通评甲乙，要当以此六家为大宗。每篇首有总评，后常引正史、杂说加以考订，附录各家评语，资料价值甚高。《苏诗精华》于1915年由中华书局初版刊行。该书长约20cm，宽约12.9cm。定价（时价）二角。该书封面竖排三行字，从右到左依次为“教科自修适用”“苏诗精华”“中华书局印行”16个大字，由此可见此书为民国教科书籍。书中开篇“例言”写道，“苏诗篇帙繁富，珠玉杂糅”“苏诗长于古风，短于律体”“五古中之神似渊明诸篇，七古中之神似太白昌黎诸篇”。该书从历代名家评本中，主要采取了查初白（“清初六家”之一）、纪晓岚（清代名臣、文学家）的评本。全书按照先五言古诗、后七言古诗，再后五七律诗绝句的顺序排版。全书收苏东坡五言古诗27首（组），七言古诗43首（组），五言律诗9首（组），七言律诗37首（组），五言绝句3首（组），七言绝句19首（组），基本收录了苏东坡诗的精华。该书对每首诗都进行了言简意赅的点评，比如点评《题西林壁》为“善言名理”，点评《金山梦中作》为“一气浑成，自然神到”，点评《梅花二首》为“以梅自比”，这些点评对于苏诗初学者有很大的裨益。惠州市博物馆副馆长钟雪平表示，该馆将集中收藏、保管好有关东坡的文献史料，同时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古籍文献内容进行充分研究，充分发掘古籍中的东坡故事，特别是有关惠州的东坡文化和东坡故事，提升惠州东坡研究水平，助力惠州文化建设。文/图惠州日报记者龚妍谭琳通讯员林俊辉

龚妍谭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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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礼的固执与权变

学术论文

礼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概念,也是华夏文明的瑰宝。但由于五四运动以来对儒家文化的一些误解和误判,很多人把礼理解成僵化的制约人性发展的桎梏。本文将通过对《论语》中礼的“固执”与权变的分析来尽可能全面地揭示礼,发掘其当代价值。　　所谓“固执”出自《中庸》“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就是坚守的意思。在《论语》中有很多孔子对礼进行坚守的例子。根据其内容不同,大体可以分成对礼“文”的坚守及对礼“质”的坚守。《论语》中讲“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因此所谓对礼的“文”的坚守,也就是指对礼形式的坚守;而对礼的“质”的坚守,也就是指对礼内在精神的坚守。从对礼的“文”的固执来看,孔子主要“固执”的是君臣之礼和祭祀之礼;从对礼的“质”的固执来看,孔子主要“固执”的是尽己之情和敬人之意。无论哪种“固执”,从中可以发现其“固执”的标准和尺度是要维护“人伦之序”和彰显“爱敬之情”。所谓“权变”出自《论语》中“可与立,未可与权”。也就是指一种变通。孔子虽然强调礼的重要性,但并不是一味的迂腐守旧于礼,而是在其生活中赋予礼以现实的生命力。《论语》中礼的权变也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是根据空间上,地点场合情境的不同而对“礼”进行的一种变用;一是根据时间上,整个时代的变化而对“礼”的一个发展。无论是哪种权变,其应把握两个尺度即以义为尺度,以传承与发展为尺度。对礼的“固执”与权变之间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一方面两者是相互对立的。也就是“固执”与权变是相互区别,相互斗争的。有的时候是权变优于“固执”,有时候是“固执”优于权变。另一方面两者是相互依存的。也就是,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蕴含的。“固执”中所包含权变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对礼的形式的权变。权变中所包含“固执”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对礼的内在秩序和精神的固执。另外最终对礼的“固执”与权变是统一于心的,即恭敬之心和仁爱之心。也就是要以心作为“固执”与权变取舍的标准。由以上分析可知,我们可以通过对礼的权变与“固执”的思考,来为当代提高公民道德素养提供些借鉴。一方面从横向的微观和宏观两方面来看,微观可以通过礼的规范来提高个人修养,宏观可以通过礼的规范来更好地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从纵向的时间方面来看,我们可以通过对礼内在的敬、仁等根本精神的“固执”以“继往”,根据当今时代的要求对其形式做出相应的权变以“开来”。

杜君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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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禅一味入画来——女画家潘梦婵其人其画

期刊

女画家潘梦禅告诉我她喜欢茶,尤其是清茶。当沸水注入茶碗那一刻,袅袅气雾上升,飘落在空气中,淡淡的清香也沁人心脾。她说,她享受饮茶前的这个过程。这时便没有杂念,窗外摇曳的白杨枝条也格外俊美起来。有一次,她竟然发现那些叶子泛绿得要流出水来。虽然是错觉,她却不愿承认这是错觉。极目之处是一片海,海上升明月时,那轮明月迟迟不肯离去,散发出淡淡幽光,特别好看,这会让她想起幼时的往事,每见月圆,

刘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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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出土文献研究

学术论文

《论语》出土文献的研究构成了论语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以来的《论语》出土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论语》写本，以及1973年出土于河北定县的汉代竹简《论语》。罗振玉、王国维、王重民、郭沫若、李学勤、王素、陈金木、李方、荣新江、郝春文、刘来成、张涌泉、许建平、单承彬、(日)金谷治、(俄)孟列夫(Д.Н.缅西科夫)等一批中外学者，在不同时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论语》出土文献。其中，王素的《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金谷治的《唐抄本郑氏注论语集成》、陈金木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研究—以考据、复原、诠释为中心的考察》、李方的《敦煌<论语集解>校证》、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释文、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校勘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张涌泉主编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四册“群经类论语之属”，成为《论语》出土文献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它们为《论语》出土文献，乃至整个论语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何晏的《论语集解》单行本自两宋以后亡佚，传世本是以注疏本的方式存在。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写本中保存有何晏《论语集解》的比较完整的内容，其中包括《论语序》。《论语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何晏研究《论语》的纲要性文章，其中涉及到论语学研究领域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论语》的命名、作者和成书，等等。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探讨，既是汉代以降论语学史上的一类常议话题，又属于本文的研究范畴。　　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论语》写本以及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有助于澄清以往论语学研究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纠纷和疑难之处，有助于对《论语》经文含义的理解和把握。借助于出土文献所提供的经文文本和传世文献进行比对、校勘，进而发现异文，这将有助于认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不同版本《论语》之间的关系。此外，对《论语》出土文献中经文异文的辑录和考辨，可以为认识和研究古代汉语的特点和规律提供丰富的语料资源。

孔漫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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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密州徐州时期诗文意象比照论衡

学术论文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诗、词、文、书法与绘画兼擅的大文豪。在政治上他一生宦海浮沉，其中大半生都处于外任与贬谪的人生状态中，尤其是知密州与徐州这两个时期，在时间上前后接连，不仅在政治上政绩卓著，而且在创作上前后风格又有着相承与发展的关系。比较研究苏轼这两个时期诗文创作意象运用的内涵意蕴和艺术特征，是我们深入研究苏轼文化的有益探索。　　“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核心范畴之一，也是古代诗文艺术表达的的基本元素。参照多位学者对意象的分类，并根据苏轼密州徐州诗文运用意象的实际情形，大体将划分为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两大类。通过统计与筛选，苏轼在这两个时期所使用的频率最高的自然意象有“月”、“花”、“山”与“水”等意象;人文意象有“酒”、“梦”、“病守”与“佳人”等意象。比较出苏轼在两个时期共同的意象选择中的同中有异的情感内涵、艺术特征，进一步理解了苏轼这两个时期真实的心理状态与情感内涵，以及前后继承的艺术创新性。　　意象组合是研究多个意象组合所产生的多维的情感内涵与综合的审美效果的重要视角。苏轼在密州与徐州时期诗文意象组合主要有三种意蕴所指，即交游唱和中的审美趣味;自然山水中的哲思情理与亭台楼阁中的文化意义。研究意象组合的艺术特征又彰显了苏轼对于意象运用与情感表达上的独特风格。从意象组合的广阔度、密集度、新颖度与融合度四个方面来探讨苏轼在密州与徐州两地诗文作品中情感表达的丰富性、成熟性、独特性与完美性。苏轼两地诗文意象组合在艺术特征上都明显地体现着一种对于“中和之美”的践行与追求，进而追求一种意象与情感的完美融合，由此也营造出了诗文更高级的境界。

乔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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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国风》英译比较研究举例

学术论文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由于其重要的历史文化地位,《诗经》自中西文化交流之始就成为各国学者关注的焦点，相继为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翻译成各种文字,其中，英译成果最为丰富。但是，与英译作品相对应的研究却显不足。目前，系统研究《诗经》英译的著作，只有2007年出版的李玉良所著《〈诗经〉英译研究》和2013年出版的梁高燕所著《〈诗经〉英译研究》两部。有关《诗经》英译的论文较为丰富，内容囊括了《诗经》英译研究概述、译者研究、译本研究、译本传播等，但针对某篇章的英译比较分析多集中于《蒹葭》、《关雎》等较为大众所熟知的篇目，而对其他篇目的英译比较研究少之又少。本论文将选取八首有代表性的被忽略的诗篇进行深度挖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英译作品的比较研究。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由选题原由及研究意义、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两部分内容组成，主要为《诗经》英译及英译研究的历史及现状的梳理总结。第二部分为《诗经·国风》英译比较的基础和材料。第三部分为《诗经·国风》英译比较举例。选取了理雅各的《诗经·国风》散体译本、杨宪益与戴乃迭合译的《诗经》选本、许渊冲的全译本《Book of Songs》、汪榕培与潘智丹合作的《诗经·国风》全译本、王方路的《诗经·国风》白话英语双译本及贾福相的《诗经·国风》英文白话全译本等六大译本中的八首诗篇分两步进行比较研究。第一步，对每篇作品进行古今学者观点梳理及探究;第二步，选取六家中两家译者的译作进行以下五个方面的比较：题解和内容、语言形式（在押韵上，以现代汉语发音为准，并未采用古音）、艺术表现手法、具体词汇和补充说明。以上五个方面有则言之，无则略过，并非一成不变。第四部分为总结，对本论文选取的六大译本翻译方法进行总结，并以《诗经》英译为例提出中国典籍外翻应掌握的原则。

翟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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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社会自由度评估

期刊

宋代百姓和官员可以较为自由地议论朝政、批评官员以及皇帝,朝廷也鼓励各级官员直言极谏,演艺界更是胆大妄为,通常以讽刺官员为题材,在思想界则涌动着一股言论激进思潮。出版自由主要体现在,作为宋代一个新兴的行业,民间出版非常活跃,还出版发行以"小报"为代表的商业报纸,实际上的新闻自由度相当大。除了"左道妖教"之外,政府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正当、正常的结社、集会自由有基本的保障。宋人也充分享受着迁徙自由。事实表明,在中国专制社会,宋政府制度开明,政策宽松,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享受着各项正当的基本人权,社会自由度较大。

程民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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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废于贪行成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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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参观路线、廉洁讲解词，开展廉洁文化讲解员专题培训等。三苏祠廉洁文化基地结合党员干部工作生活，制作含有廉洁文化元素的教育笔记本、黄荆条子“戒尺”等文创产品。编写《苏轼人生风范》《清廉东坡》等廉洁读本，制作《清风扬眉文艺汇演》光碟，形成三苏廉洁文化作品合集“一书两票三碟”。为深入贯彻落实省纪委机关、省委宣传部等五部门《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川纪发[2017]13号）文件精神，充分发挥廉洁文化基地在弘扬廉洁价值理念、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市纪委着力推进“1+6+N”廉洁文化基地体系建设，推动三苏祠廉洁文化基地上档升级工作，旨在将三苏祠打造成为省级精品廉洁文化基地，力争建成全国廉洁文化基地。《习近平用典》引用苏轼苏辙诗词文章达11次◎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苏轼《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苏轼《晁错论》◎临大事而不乱。———苏轼《策略四》◎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苏轼《陈侗知陕州制》◎腹有诗书气自华。———苏轼《和董传留别》◎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苏轼《范增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苏辙《上皇帝书》◎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轼《稼说·送张琥》◎以至诚为到，以至仁为德。——苏轼《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道德》◎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五个一：◎参观一次三苏祠廉洁文化基地◎观看一部家训家风专题影片◎听取一堂清廉东坡讲座◎阅读一本三苏廉洁文化读本◎欣赏一场三苏好家风文艺汇演三苏家风精髓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三苏廉洁文化内容◎以“亲”待人的处世宗旨主要体现：乐善好施，以民为本；抱诚守真，至善亲和；身处逆境，不忘他人。◎以“轻”待财的生活方式主要体现：非吾所有，一毫莫取；看轻钱财，不贪不占；反对奢侈，提倡俭朴。◎以“清”待物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克己奉公，不谋私利；以廉为本，整顿吏治；坚持清正，抵制奢侈。◎以“勤”待事的务实精神主要体现：勤政务实，政绩卓著；求真碰硬，直言敢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六进：◎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廉洁匾额祠内现存匾额38幅，多为后世名家所题。通过匾额，讲述三苏父子高尚的气节，以及优良的家训家风对苏氏一门的深远影响。如“养气”一匾昭示了三苏为人治学之宗旨“养吾浩然之气”；“是父是子”一匾对三苏父子的为人及成就的高度肯定等。廉洁楹联祠内现存楹联68副，多为后人敬仰三苏所书。通过楹联，追溯三苏父子的为官经历，引出具有教育意义的廉洁故事。如“明德亲民，政道怀仁遵孟子”“行云流水，文风放逸祖庄生”等。廉洁碑文祠内现存碑文155通，其中苏轼手迹拓文83通。这些拓文或展现苏轼家国情怀，或为苏轼为国为民的从政思想，亦或是苏轼在失意之时有感而作。通过这些碑文，可让观者深刻地感受到苏东坡那饱经宦海沉浮，即使一生坎坷，也始终不改的勤政、为民的衷心。廉洁刻石三苏祠堂区内设放有“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事烦而官不勤，莫如省事而厉精”等十处苏轼廉洁经典名句刻石。在银杏树下，以两旁的刻石为引，讲述苏轼的《六事廉为本赋》，点出三苏廉洁文化的主题“功废于贪、行成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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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苏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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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夜晚，在苏轼寓所，他与几个弟子黄庭坚、张耒和晁补之闲坐聊天。苏轼忽然说起，他在黄州时，某日大醉，写了一首《黄泥坂词》，稿子被孩儿们收藏了，可醒后再也找不见了。众弟子一听，眼里放光，急于一睹为快，赶紧说道，这好办啊，反正在家里，还能长了翅膀飞了？我们替你找。于是，三人一番翻箱倒柜，仔细搜索，嘿，居然真给找到了。展开来一瞧，大家都有点傻眼，简直是天书啊，老师醉中写的字有一半连他自己都认不得，按照意思逐字寻究辨认，终于全乎了。张耒喜不自胜，心思一转，抄录一份留给苏轼，将原稿径自拿走了。这事苏轼记在《书黄泥坂词后》一文里。黄庭坚、张耒和晁补之加上不在场的秦观，皆为苏轼门生，人称“苏门四学士”。我在《苏东坡全集》中读到此文后，旁批俩字：有趣！这是啥师生关系啊，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在老师家里翻箱倒柜也罢了，找到稿子后，居然将原件据为己有，留给老师“复印件”，老师也不以为忤。啧啧，难得一见也。古代儒家特别讲究“师道尊严”，“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荀子·致士》）当老师的，学生怕你，才有尊严啊，嘻皮笑脸的怎么可以？师生关系似乎应该是这样的：“为师有道，其礼严，其道严，圆冠方领，摄衣危坐，望之俨然。学者擎跽罄折，拱手列待，礼之严也。”（李复）老师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学生跪地伏拜，毕恭毕敬。苏轼老师不喜欢这样。一次，他给初识不久的黄庭坚回信说，收到你的信很开心，你太过谦恭，似乎对我有些畏惧，这又何必呢？其实，我也正想和你交朋友啊。苏轼天性自由洒脱，诙谐有趣，他讨厌世俗的装腔作势，一本正经，而喜欢心灵的契合，生命的活泼，交往的快乐。他对朋友对弟子都是如此。苏轼这封信，像水壶放到了火炉上，融化了黄庭坚心里拘谨踧踖的冰块，两人热络起来，以致后来没大没小，常以斗嘴互嘲为乐。苏、黄二人都是书法大家。某次，苏轼说：“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回击”道：“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全宋笔记》）一个说，你的字太瘦了，像“树梢挂蛇”，一个说，你的字太褊浅，像“石压蛤蟆”，互相指谬，既生动形象，又切中肯綮，戏谑调侃间，各自补益。学生抢走老师文稿，老师呢，对学生也不客气，该下手时则下手。苏轼《记夺鲁直墨》一文记述了他从黄庭坚手里夺墨的事。元祐四年（1089）春，黄庭坚拜访苏轼，此时他的书法已卓然成名，经常有人求字，所以他也就随身携带一个古锦囊，里边装着些精纸妙墨。见面之后，苏轼不由分说就将手探向了那个锦囊，承晏墨得手。“承晏墨”为南唐墨工李承晏所制，自宋以来被推为第一名墨，故黄庭坚很是珍惜，舍不得相送，苏轼“遂夺之”。呵呵，一个“夺”字，苏轼顽皮“无赖”相跃然纸上。这苏老师太好玩了呀。苏老师还拿学生的相貌开玩笑。一次，秦观和一干人在东坡家中闲坐，有人调侃他胡子多。秦观捋着胡子说，君子多乎（胡）哉，苏轼笑言，小人樊（繁）须也（《邵氏闻见后录》），两人都巧用《论语》中的句子。可以想见，当时一定是哄堂大笑，举座皆欢。师生间调笑也这么高级，充满谐趣，饱含学问，雅意氤氲，令人神往。苏老师是可爱的，更是可敬的。他对学生的培养指导、推扬汲引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古代中国，文化的传播主要有家学和师承两种方式，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和师出名门都为世人所看重。黄庭坚说：“天下之学，要之有所宗师，然后可臻入妙。”不然就是“野狐禅”。苏轼就曾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之后他又接过了文坛盟主的大旗。所以，尽管黄庭坚只比苏轼小八岁，也要拜其门下，成为苏门高足。苏轼在出任翰林学士之前，曾推荐黄庭坚代替自己，苏轼评价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一再延誉称扬，黄庭坚由此声名大噪。苏轼对另外几个门生秦观、张耒、晁补之等皆有揄扬、汲引或赒济之恩。苏轼没有架子，学生也不怕他，但越这样，学生内心却越崇拜他，尊敬他。黄庭坚后来名闻天下，世人以“苏黄”并称，有人拿这个问他，他“离席惊避曰：‘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黄庭坚晚年乞人画了一幅苏轼像挂在室内，每天做早课，穿戴整齐，焚香揖拜，执礼甚恭。在学生心中苏轼就是“仙人”，“东坡仙人，岷峨异禀”（李之仪），苏轼遂有“坡仙”的名号。史上除了“苏门四学士”，还有“苏门六君子”“苏门后四学士”之说，其中就包括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与他没有师生名分的受惠者、追随者、仰慕者更是不计其数，犹如瓜瓞绵绵，至今昌炽。苏老师的文采风流和人格魅力，如水润沃野，沾溉千里；如春风吹拂，绿满神州。

刘江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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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东方之智慧，释西方之焦虑”——黑塞小说《悉达多》中的庄子思想探析

会议论文

德国著名作家赫尔曼·黑塞在文学创作中曾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黑塞对于庄子哲学的推崇并不代表他放弃了自身的文化立场,而是希望借助东方智慧探究一战后德国乃至西方社会文明的救赎之路。本文从黑塞的《悉达多》入手,从"求道""无为"以及"对立统一"三个方面分析黑塞小说对于庄子哲学的吸收与融合,力求揭示东西方文化交流背后的社会及现实意义。

劉穎;屈巧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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