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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南宋初武将权力地位的提高

学术论文

南宋立国之初，女真势力围攻于外，造反、兵变势力蜂起于内。赵宋皇室朝不保夕，所存的军事力量，亦几近崩溃，无可凭借。在此形势下，南宋统治者不得不暂时放弃恪守的“崇文抑武”的祖宗家法，激励将士抗击金兵，平定内乱。于是一时武将地位较北宋有了较大提高。　　本文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章为南宋初武将的出身类别及其分析。武将出身主要有三种类型:武将世家、兵武出身、归正招抚。从而进一步分析形成的原因、影响、以及各自不同的命运。并分析了“南宋武将皆北人”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第二章为北宋武将权力地位的概述。北宋时期，统治者为革除唐末五代藩镇割据之弊，消弭武人跋扈之习，遂采取“以文驭武”、“崇文抑武”等等一系列的政策和祖宗家法来防范、压制武人，使得武将权力逐渐丧失，到宋仁宗时达到历史的低谷。第三章为南宋初武将权力地位的提高。本章是全文的核心部分，由六部分构成:政治权力的提高、经济权力的提高、军事权力的提高、社会地位的提高、朝廷对武将的放纵、武将跋扈及私兵猖獗等，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南宋初武将权力地位的提高这一有别与北宋武将权力的历史现象。第四章为武将地位提高的原因及其影响。结合南宋初的政治经济形势、宋金双方的态势以及武将自身的素质来分析其提高的原因。给南宋初年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南宋最终得以偏安江南，与金对峙;第二次收兵权的实现，秦桧集团的形成，南宋统治更加黑暗;武将与文官集团矛盾加剧;武将之间矛盾的凸现。　　由于“崇文抑武”、“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等祖宗家法已经在宋廷君臣心中根深蒂固、浸淫已久，对武将的控制打击始终是宋廷奉行不替的法宝，鉴于南宋初特殊的形势，使得武将权力地位一时有了较大提高，但随着宋金议和、第二次收兵权的实现，武将又回到了“绝口不言兵”的时代。故宋金关系的变化与武将权力的消长息息相关，“崇文抑武”、“以文驭武”一贯是宋朝君臣的治国方略，直到宋朝的灭亡。

程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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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

研究学者

（1772-1851），字植之，号副墨子、仪卫老人。安徽桐城（今安徽桐城）人。诸生。父绩，博学工古文词。东树幼承家范，年十一，效范云慎火树诗，惊其长老。及长，学古文于姚鼐。四十后，不欲以诗文名世，专研义理，一宗朱子，著《汉学商兑》，以攻考据家之失。尝游粤东，值禁鸦片，著《匡民正俗对》，陈禁之之道。鸦片战起，著《病榻罪言》，论御之之策，皆不用。晚岁家居，其学益进。方东树古文简洁，涵蓄不及姚鼐，能自开大以成一格。著有《仪卫轩文集》《仪卫轩诗集》《昭昧詹言》《老子章义》《阴符经解》等十余种。其《昭昧詹言》对苏轼诗多有评论，指出其问题所在。

方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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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州景德寺荣师湛然堂

有声图书

宋·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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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寄予由三法其二胎息法

三苏作品

　　养生之方，以胎息为本。此固不刊之语，更无可议。但以气若不闭，任其出入，则眇绵洸漭，无卓然近效。待其兀然自住，恐终无此期。若闭而留之，不过三五十息奔突而出，虽有微暖养下丹田，益不偿于损，决非度世之术。近日深思，似有所得。盖因看孙真人《养生门》中《调气》第五篇，反覆寻究，恐是如此。其略曰：“和神养气之道，当得密室，闭户，安床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仰，瞑目闭气于胸鬲间，以鸿毛着鼻上而不动。经三百息，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思。如此，则寒暑不能侵，蜂虿不能毒，寿三百六十岁。此邻于真人也。”此一段要诀，弟且静心细意，字字研究看。既云闭气于胸鬲中，令鼻端鸿毛不动，则初机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闭鼻气，只以意坚守此气于胸鬲中，令出入息似动不动，絪缊缈缈，如香炉盖上烟，汤瓶嘴上气，自在出入，无呼吸之者，则鸿毛可以不动。若心不起念，虽过三百息可也，仍须一切依此本诀，卧而为之，仍须真以鸿毛粘着鼻端，以意守气于胸中，遇欲吸时，不免微吸，及其呼时，全不得呼，但任其絪缊缥缈，微微自出尽，气平，则又微吸。如此出入元不断，而鸿毛自不动，动亦极微。觉其微动，则又加意制勒之，以不动为度。虽云制勒，然终不闭。至数百息，出者少，不出者多，则内守充盛，血脉流通，上下相灌输，而生理备矣。兄悟此玄意，甚以为奇。恐是夜夜烧香，神启其心，自悟自证。适值痔疾，及热甚，未能力行，亦时时小试，觉其理不谬。更俟疾平天凉，稍稍致力，续见效，当报。弟不可谓出意杜撰而轻之也。

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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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陪欧阳公燕西湖

三苏作品

谓公方壮须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朅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湖边草木新着霜，芙蓉晚菊争煌煌。插花起舞为公寿，公言百岁如风狂。赤松共游也不恶，谁能忍饥啖仙药。已将寿夭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乐。城上乌栖暮霭生，银釭画烛照湖明。不辞歌诗劝公饮，坐无桓伊能抚筝。

苏轼

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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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隐士研究——以《宋史·隐逸传》为中心的考察

学术论文

隐士是我国古代士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隐逸文化亦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古代文人。在作为公认正史的二十四史中，总能看到各朝各代隐士们的身影，他们与文臣武将、忠贞烈女一起活跃在历史在长卷中，参与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构建。　　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宋朝一方面在政治上积贫积弱，另一方面却在经济文化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隐士文化发展至宋朝，不论从隐士数量还是文化内涵上都有了新的变化。通过对《宋史·隐逸传》中所记载的隐士的研究，可以发现宋代隐士在时间分布上多出现在北宋时期，在空间分布上则多出现在南方地区，这一分布不仅有着地理环境的因素，也有社会政策、文化等原因。宋代隐士的生存条件还是颇有保障的，他们有的家产富足，有的自力更生，从事农业生产、商业活动或教授学徒，有的得到官府的赏赐和资助。在社会交往方面，宋代隐士的往来对象较多元化，主要有隐士与隐士之间的交往、隐士与官员的交往、隐士与僧道之间的交往等。宋代隐逸文化在不同时期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宋初的隐士大都是淡泊名利，追求精神自由，甘于归隐山林之中的真隐士，因而隐逸文化体现出清雅俊逸的风格。到宋朝中后期，隐逸方向从山林逐渐向在朝的吏隐转移，由追求“身隐”转变为“心隐”，这一时期隐逸思想的代表人物多为在朝为官者，他们向往归隐的自由生活，却身在朝堂之中，因此隐逸文化呈现出落寞寂寥的意境。至南宋，皇帝偏安一隅，朝廷内部奸臣当道，政治环境恶劣，许多人弃官从隐，不问政事，热衷于咏唱自然景物，少感慨多吟咏，因而隐逸文化呈现出“轻清”的特质。　　由于宋朝统治阶级尊隐重隐的态度及宋朝士阶层的隐逸审美倾向的流行，隐士及隐逸文化在宋代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政治上，为不仕的文人提供了一条新的被主流社会所认可的出路，平息了宋代社会浮竞的士风;文化上，隐士们在道德整合、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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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东坡黄州谪居历（上）

报纸

◎楚江舒G318线的黄冈地处“吴头楚尾”，是鄂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黄冈位于湖北省东部、大别山南麓、长江中游北岸，京九铁路、京九高铁中段，是武汉城市圈成员城市之一，南与鄂州、黄石、九江隔长江相望，东连安徽，北接河南。黄冈是湖北省内继武汉之后人口第二多的城市。黄冈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有2000多年的建置历史。早在旧石器时代，黄冈区域即有人类居住。夏商时代，禹“封皋陶之后于英、六”《史记·夏本纪》），本地域即为皋陶后人的封地（英六即英山、六安一带）。春秋战国时，本地属楚国。秦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本地先分属南郡和九江郡，后属衡山郡。楚汉之际，楚项羽以衡山郡立衡山国，国都邾城（今黄州禹王城）。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恢复为衡山郡，属淮南国。1927年，成立黄安县农民政府。1931年，红四方面军攻克黄安，改黄安县为红安县。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成立鄂豫行署第四、五专署。据专家考证，吴、楚等古老文化在这里相互交汇融合，其文化面貌颇具特色，带有浓厚的“巴水蛮族”遗风。民间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不仅有大量的有形文化遗产，还有斑斓多姿的无形文化遗产，遍及黄冈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犹如一个巨大的民间文化资源宝库。黄冈孕育了中国佛教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人毕升，明代医圣李时珍，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李先念，现代地质科学巨人李四光，爱国诗人学者闻一多，国学大师黄侃，哲学家熊十力，文学评论家胡风等等一大批科学文化巨匠。据此生缘结318创始人李克崎介绍，其几次到黄州，印象最深的是黄州在苏东坡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择点。徐霞客与黄冈也有不解之缘。红安县有着源远流长的红色基因，曾经诞生了许多将军，黄冈秘卷也是全国驰名……据相关文字介绍：黄冈大地人文品格与众不同，历史上的“五水蛮”留给这块土地的人们别样的血脉：壮心与诗意并存、贤良辈出。明清两朝各中进士二百七十六员和三百三十五员，革命战争时期诞生两百多名开国将帅，黄冈中学高考升学率超过百分之九十八……长篇小说《黄冈秘卷》就深层次的从文化上阐释和解密了黄冈何以成为昔日将军之乡、如今状元故里的真正缘由。《黄冈秘卷》在家族叙事中破译了黄冈文化的精神密码，塑造和雕刻出了黄冈人的文化人格，将黄冈人的“一根筋”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这种宁折不弯的强大人格传统甚至改变了杜牧、王禹偁这些外来者的文化性格，尤其是给活络善变的苏东坡注入了新的文化人格力量。说到黄冈，不得不提大文豪苏轼。“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名义上是团练副使，一个并无实权的小官，实际上属于朝廷的监管人员，并不能随意离开。可以说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了。但是，也正是这一段日子，成就了苏轼，让他终于成了苏东坡，进入了一生创作中的巅峰时刻。苏东坡在黄州谪居时期，是其文学事业登峰造极的时期，黄州是苏东坡第一面审视自己的镜子。黄州，是苏轼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站。在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这样写道：“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元丰二年（1079年），因卷入“乌台诗案”而入狱百余日、险遭杀身之祸的苏轼，在朝中一众有识之臣的营救下，终于躲过一劫，得以从轻发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三年（1080年）的大年初一，苏轼和长子苏迈，在御史台差人的押解下从京城出发。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在二月初一到达了黄州。苏东坡把家眷留下由弟弟子由照顾，随后再去，家眷是五月二十九到的。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在汉口下面约六十里地。在等待家眷之时，苏东坡暂时住在定惠院，这个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离江边还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饭，午饭与晚饭后，总是在一棵山植树下散步，关于这种情形，他写了些极其可爱的诗。不久，身边便有了不少的朋友。徐太守热诚相待，常以酒宴相邀。长江对面，武昌（不是今日的武昌）的朱太守也常送酒食给他。在雨天，东坡睡到很迟才起床，快近黄昏时，散步很久，在起伏不平的东山麓漫游，在庙宇、私人庭园、树阴掩蔽的溪流等处，探胜寻幽。在别的日子，有时朋友来访，则一同到长江两岸的山里游玩。那一带是丘陵起伏林木茂盛之区，乡野风光如画。南岸有攀山，耸立于湖溪交错的平原上。“乌台诗案”堪称苏轼仕途的重大转折点，年届不惑、身心遭受巨大打击的他，携家带口，黯然来到黄州，在此度过了四载有余的谪居岁月。曾经在苏东坡的故居眉山东坡区瞻拜过“三苏祠”，印象最深的也是“乌台诗案”对苏东坡的影响。冬日的黄州，阴冷多雨，苏轼初来乍到，生活甚为拮据。他在给友人章惇的信——《与章子厚书》中写道：“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俸入所得，随手辄尽。”在写给挚友秦观的信——《答秦太虚书》中，苏轼更是对眼下困窘的生活进行了详细描述。苏轼虽说生性豁达，“乌台诗案”还是给了他极大的打击。他从一个万众瞩目的朝廷“明星”沦为了边远地区的犯官，甚至失去了人身自由。现今，人们大都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余秋雨也一样，但他总觉得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因为林语堂先生酷爱苏东坡的黄州诗文，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其实，大家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此情此景让苏东坡唯有借优美的诗文，来表达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支撑起在黄州的日子。苏东坡在出狱后以及初到黄州的日子里，写给朋友的信件，都没有得到回复。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得罪以来，深自闭塞。……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余秋雨提及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是从不缺乏朋友的。在谪居黄州前，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是苏东坡生活的基调，苏东坡很多时候可以说是为朋友们活着的。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人性在这里给了世人一个大大的问号？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浓缩了其内心万千感言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星半点儿友谊的回复。其实，但凡读过《黄州突围》的人都知道，就在谪居黄州之前，苏东坡因为自己的文章引起了一部分品格低劣的人的嫉恨，发展成拳脚相加的糟践。继而就发生了“乌台诗案”，好在还有敢于仗义执言的勇敢者，才让苏东坡逃过死罪，被贬谪黄州。其当时的心境是可以想象的。当然大家都知道苏东坡的这些朋友大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人为之叹息。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一代大文豪的苏东坡在抵达黄州后，便混迹于樵夫渔民间，在初始的那段艰难日子里，已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的回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寄情于山水林田之间。据记载：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即便是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人生突变让苏东坡选择了昼伏夜动、小心谨慎，这种截然不同于之前的生活状况令世界都为之静默。在余秋雨看来，经过“乌台诗案”，苏东坡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是这个，这在苏东坡生活的当时，没有哪个人会不怕。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阙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难言的孤独，让苏东坡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在黄州期间，苏东坡恰好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岁，今后还大有可为。当时，经历了“四十而不惑”和人生巨变的苏东坡的还不算年老，特别重要的是不仅是年岁正值壮年，而且在人生阅历和心性上也更加成熟。这何尝不近似于“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但纵观中国历史上，许多人因为苦难磨砺而烟消云散了，有的即使经受了人生痛楚却无法得到觉悟，有的即使觉悟却已是垂垂老矣的暮年。特别是一个人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其结果注定是不理想的；与这些历史人物相比，苏东坡是幸运的，“乌台诗案”和黄州谪居带给他的是“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当今人沿着G318线驰抵黄冈，见到苏东坡当年在这块幸运之地的种种史迹，也一定能够体会到不同的感受。成熟是不分年龄的，在黄州耕读的苏东坡迎来了其成熟的最佳季节。豪情、才气和境遇犹如涓涓细流汇成溪流、江河，义无反顾地奔涌向广阔的大海。这一切看似偶然，其实也凝聚着必然。在黄州，这个当年苏东坡谪居的小镇，《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即将应运而生。孤独是一种考验。苏东坡在黄州初始的日子里，陷入了一个极度孤独的境地。当然，他不会就此与世俯仰，随波逐流，虽然“沙洲寂寞”，但这只“孤鸿”依然襟怀磊落，依然坚持自我，依然“拣尽寒枝不肯栖”。吴头楚尾黄冈地，东坡谪居苦寒历。拣尽寒枝不肯栖，自喜渐不为人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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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自然、社会、精神：《庄子·内篇》身体观的三个向度

学术论文

身体观是中国哲学史上重要的研究领域，从身体观出发研究庄子是从生命哲学角度解析庄子哲学的重要视角。本文以《庄子》的内篇为主要文本依据，通过对庄子的身体观念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分析，从关涉身体观的“身”“形”“心”等概念入手，尝试对庄子身体观进行系统的梳理与阐释。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庄子·内篇》的身体观置于自然气化、社会政治、精神超越三个向度中进行具体探究。　　第一章，考察《庄子·内篇》中的“身”所蕴含的丰富内涵，“身”在《庄子》的内篇中并非只是静态的肉体身躯，而是兼具“形”与“心”的动态行为主体，“心”与“形”的互动关系呈现为身体观的本质内涵;第二章，在自然气化的向度下，庄子将“身”作为“气化”的产物，因为“气”的参与，使内在之“心”与外在之“形”得以沟通相合，将身的生灭过程作为气之聚散的自然而然的结果，此时的“形”与“心”均具有物质性、自然性的特征;第三章，在社会政治向度下，不论是险恶的社会环境还是紧张的政治关系，都使得有形之肉身可能会受到伤害，这就构成了人之生存的困境。由此，庄子一方面强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要全生养性，另一方面以“形就心和”的方式来化解所面临的困境;第四章，在精神超越向度下，庄子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和实现心灵的超越，努力摆脱自然形体上的限制以及社会现实对人之身心的束缚，探寻实现“身”“心”自由逍遥之理想境界的路径;第五章，探讨《庄子·内篇》身体观的思想史意义和现代意义。《庄子·内篇》的身体观对道教身体观和魏晋玄学的身体观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现代人处理个人身心的矛盾以及处理人与社会关系提供了可参照的视角。

宋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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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美学视角浅析《诗经》汪译本形式系统的审美再现

会议论文

本论文从刘宓庆先生的翻译美学视角出发,以汪榕培、任秀桦先生合译的《诗经》(中英文版)为研究对象,从其形式系统在语音层面、词汇层面和句法层面的审美再现入手,分析汪榕培、任秀桦两位先生在《诗经》英译过程中,如何在忠实原诗歌意义的基础之上,最大限度地在英译诗歌中再现原诗歌的审美价值,继而产生与原诗歌对应的审美效果。

杨帆;王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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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耳朱砂瓷花瓶

可移动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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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