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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江陵府知府研究

学术论文

江陵府作为荆湖北路的统府,北宋初期的次府之一,据江汉平原和长江汉水之势,地理地位和经济水平可见一斑。江陵府知府作为本府的最高决策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本府的发展。北宋时期江陵府日常事务由12名官员负责运转,知府是本府最高行政长官。在对江陵府知府资料整理的过程中发现,北宋时期一批江陵府知府被称为荆南府知府,而事实上,只有在南宋建炎至淳熙年间,才一度将江陵府改为荆南府。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北宋时期,江陵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兼领荆湖北路最高军事长官,即兵马钤辖或是安抚使一职,荆南知府更多的是强调其军事职能。在现有的研究著作中,关于江陵知府的记载存在诸多问题,需要重新考订。首先,知府姓名存在一人异名的问题。通过对比研究,文章认为一人异名的情况,多因文献记载过程中发生姓氏讹误或者名字讹误所致,如将薛继昭写成薛季昭,将卢秉写成鲁秉,张逊写成李逊。同时还有记载脱字造成的异名情况,如刘亚夫在记载过程中脱字记成刘亚。其次,知府在任时间的记载存在差异,如张秉的在任时间有咸平三年和咸平四年至六年两种观点,吕嘉问的在任时间有绍圣二年和绍圣元年至三年两种说法。通过论证,文章认为在任时间差异是新的史料文献补充以及著者对原有文献史料分析不透彻等原因导致的,张秉在任时间是咸平三年,吕嘉问在任时间是绍圣元年至绍圣三年。再次,知府名单存在差异,如程琳、李士先、杜衍、曾布、王居白、王安石、黄庆灌以及欧阳晔等人是否担任过江陵知府有待考证。经过大量史料的分析,文章一共考证了17位存疑的江陵知府,认为以上记载于现有研究著作中的8位官员均未担任过江陵知府,应该将其从知府名单中删除,而邢恕、刘鞈、孙桷三人则有明确史料证实均担任过江陵知府。最后,文章确定了北宋九朝有史可考的江陵知府共102任。文章基于以上考订的102任知府,对他们的入仕途径、籍贯、本府任职年限以及任职前后任免情况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认为这个群体在北宋早期受统治政策和习惯的影响,以深受皇帝信任的北方近臣、旧臣居多。真宗以后,科举出身的官员逐渐成为这个群体的主体,而经过科举筛选的官员整体素质和能力较之以往有很大程度提升,知府群体的职业性、专业性也逐渐增强。在这个知府群体中,他们的籍贯以江西、安徽等地为主,这反映了北宋东南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比较繁荣昌盛,为北宋士大夫群体培养了大批人才。北宋官制中的回避原则在这个群体任职过程中也有所体现,唯一一位籍贯为江陵的知府唐义问,上任原因是其丰富的治蛮经验以及当朝宰相文彦博的推荐,其余知府均为非江陵籍。这个群体任职前后的去向反映出北宋政局动荡和政治斗争对官员仕途的影响明显,如神宗熙宁期间江陵府知府的调动,大多受到王安石变法的影响。而这个群体任职时间的长短很大部分受自身能力的影响,最为明显的就是处理少数民族的叛乱和缓和蛮汉相处矛盾的能力。江陵府的知府对地方的治理主要体现在治蛮、治水以及治盗上,其中治蛮能力在北宋后期的江陵知府任上尤其重要。江陵知府兼任本路军事长官,除了处理一般政务以外,还拥有较大地方军权,当荆湖北路的蛮乱频繁,危害较大时,江陵知府可以更加便利的解决危机。在治水方面,以阎文逊和郑獬两任知府成就最为突出,荆襄运河和沙市堤在当时交通运输、文化交流以及百姓生活等方面发挥极大的积极作用。在治盗方面,由于江陵地区濒临长江汉水流域,水患衍生的盗贼居多,文章通过对知府政绩的研究分析发现,在官员的政绩考核中,治盗镇乱是很重要的考核指标。总体而言,江陵知府这个群体基本符合北宋新型士大夫群体特征,以百姓和国家为重,忧国忧民。同时,这个群体也因江陵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而具有区域独特性,如优秀的军事能力,以更好的处理蛮汉关系。

胡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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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汉书》的叙述学及其研究史

学术论文

《史记》、《汉书》是中国史学和文学的两座丰碑，它们开创并奠定了中国正史的写作规范，并深深影响了后世文学创作。《汉书》于汉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这一段史实基本因袭《史记》，两书既存在明显的相同之处，又有着显著的不同。有关《史记》和《汉书》的各自研究已浩如烟海，然而系统地对两书作研究和比较的却极少，本文即以《史记》、《汉书》为研究对象，采取文史结合的办法，着力探讨两书的研究史及其叙述之异同。全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大部分。　　引言部分主要为中国早期以史传为主的叙事传统的形成、综述以及本文写作的意义和主要研究方法。结语部分概括总结全文。正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即《史记》、《汉书》的研究史，下编为《史记》、《汉书》的叙述学建构，上编是本文的研究基础，通过对古代的研究进行梳理，全面了解古代人的叙事研究，以便更好地开展下编的叙述学研究。　　上编分为四章。此编旨在了解古代学者是如何研究、如何学习《史记》和《汉书》的，通过历时性研究，探讨《史》、《汉》地位之沉浮。此部分以年代为顺序，对唐前、唐宋、明清、近代等历代学者的《史》、《汉》研究及其研究特色进行汇总，以便比较全面地见出两书的研究状况，并考察不同时期不同文学领域对两书叙事艺术的借鉴。唐前《史》、《汉》研究集中于“史汉优劣论”;唐宋时期一方面对唐前评论作辨析，一方面又有新的阐发，唐宋古文运动促进了人们对《史》、《汉》文本的研究和学习，古文家们对《史记》的提倡导致了《史记》地位的提升;明代的研究以评点为主，清代研究以考据为主，文学家们在各个领域学习《史》、《汉》。近代研究为传统与现代研究的过渡，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不同于明代评点的注重感发或清代逐字逐句的考据，近代的研究更有系统性。　　下编分为七章。此编运用中西叙事理论分别从叙述体例、叙述视角、叙述时空、叙述结构、叙述思想、叙述语言、叙述特色等七个方面来论述两书的叙述艺术，侧重研究两书叙述上的异同，从两书叙述比较中看史传文学的发展。在叙述体例上，《史记》开创纪传体形式，《汉书》进一步整齐纪传体体例，将通史改为断代史;两书都贯彻“实录”的叙述思想，但《史记》比《汉书》更富有小说性，司马迁尚奇，因而作品中多想象和代言;在叙述视角上，两书作为史学著作，其要求客观写实的原则决定着其叙述视角必然以全知视角为主;在叙述时空上，两书都采取了顺叙、逆叙、插叙等众多叙事手法;叙述结构上都注重整体性原则;两书的叙述语言风格迥异，《史记》晓畅、不避繁复、多散句，《汉书》古雅、力求简洁、尚骈偶，《史》、《汉》语言之不同可见出汉代文学由散而骈的演绎轨迹;两书总体叙述特色不同，《史记》借史抒情，《汉书》含蓄内敛;《史记》“圆而神”，《汉书》“方以智”;《史记》为性情之作，《汉书》为伦理之书。

曾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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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苏轼巡边文安县足迹探寻

报纸

苏轼，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一生屡经坎坷。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22岁的苏轼进士及第，26岁步入仕途。出知定州修筑营房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58岁，这一年九月初三，“元祐更化”的主持者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宋廷政治情势急变，新党再执政权，元祐诸臣相继获罪。虽然苏轼曾为宋哲宗侍读五年，仍被17岁的哲宗帝视为旧党、后党，进而遭到冷落。于是，苏轼不得不再度请求外放。宋哲宗批准了苏轼的请求，却诏令他知定州。出知州郡，是苏轼的请求，但出知“重难边郡”定州，不是本愿。当出知定州诏命到达后，苏轼即刻奏请改知越州，然而宋哲宗没有答应。就在此时，妻子王润之去世，苏轼“临老遇此灾，怀抱可知。摧剥衰羸，殆不能支……”勉强北行。在肃杀的社会环境中，苏轼怀着与贤妻死别的悲凉心情，于元祐八年（1093年）十月二十三日到达宋代北部缘边定州治所。虽然政局对自己不利，家庭又遭变故，但苏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因个人恩怨而懈怠，也没有因心情悲伤而消沉。毕竟，苏轼是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的官职出知定州，可以主管军、州大事。于是，苏轼在定州干了几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一是严惩恶吏，整饬军纪。定州为边防重地。苏轼帅定时，契丹的势力虽日益衰微，且正受到女真族的威胁，但边地并非太平无事。契丹入境劫掠事情经常发生，可是宋朝边备却很松弛，将骄卒惰，军纪涣散，军校贪污，克扣粮饷。面对边备的疲弱、混乱，苏轼积极采取措施，整顿军纪。首先，苏轼对贪赃枉法的惯犯严加惩处，他把盗窃官物获赃的贼人绳之以法，收入监狱，又严惩偷盗者、侵斫禁山者、饮酒聚赌者。经过整顿，“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衰少，贼盗亦稀”。加强军事训练，以提高军队战斗力，帅定第二年元祐九年（1094年）春天，举行了自庆历末韩琦帅定后中断了四十多年的阅兵典礼。二是修筑营房，改善兵士生活条件。苏轼到定州后，曾派出幕官“遍往诸营点检”，发现“营房大段损坏，不庇风雨”“诸营军号，例皆暗敝。妻子冻馁，十有五六”。于是，他上《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向朝廷申请经费，修缮和新建所需营房计七千九百七十一间，并发足粮饷。三是赈灾度荒，救济百姓。元祐八年，河北诸路雨水为害，收成减半，定州一路更是遭受严重水灾，秋税依然繁重，百姓苦不堪言。苏轼估计到第二年“春夏新陈不接之际，必致大段流殍”，便向朝廷上《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解决百姓买粮、吃粮问题。四是乞增修弓箭社，加强边备，保境安民。澶渊之盟后，宋朝每年按规定给辽国输送大量银两绢匹，同时在处理与辽国的边境关系上，一方面大量压缩军队，一方面处处忍让，小心翼翼，不敢惹出事端。辽国却失信于宋，军队常常越过边境，偷盗抢劫，宋朝沿边百姓深受其害。到定州后，苏轼很快发现，澶渊之盟以来数十年的和平环境，使得宋朝沿边诸郡在军事上放松了对辽国的警惕，并且，这一带军队的武艺和军事装备远远落后于陕西、河东。沿边禁军（朝廷正规军）虽然经过整顿，但由于缺乏训练，将士多胆小力弱，实际战斗力不强，宋朝边境驻军成了摆设。如果出现紧急情况，一定很难应对。苏轼认为，要恢复禁军的战斗力需要时间，为了加强边防，又不让辽国产生戒备，在加强军政管理的同时，可以恢复原有的沿边民间武装——“弓箭社”。弓箭社，是澶渊之盟后边界成立的一种地方保卫组织，在宋仁宗时期就已经产生。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苏轼在《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中写道：“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但是，在宋神宗时期，因推行保甲法，这种民间自卫组织有所削弱。而苏轼认为，“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其势决不可废”。苏轼奏议加强这种地方民间武装组织，从而弥补禁军之不足。苏轼认为，弓箭社这一地方武装不仅可以抵抗北方辽朝的进攻和侵扰，还能够用来抓贼捕盗，维护地方治安。可惜，苏轼的奏议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巡边文安巩固边防虽然苏轼有时思想保守，但他并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保守派，而是一位稳健的革新者。主政地方时，他总是在忠君爱民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采取稳妥的办法兴利除弊。苏轼所处的宋代时期，文安县属河北东路管辖，而苏轼所知的定州，属于河北西路管辖。按照管辖范围，苏轼不需要到文安县巡视边防，由于他发现当时宋代整个北部极边的军事防御问题太多，所以主动到冀中边城、边寨进行实地查勘，并提出防范措施。他巡查的目的是为了筹备弓箭社，加强边防力量。苏轼来文安巡边的史实信息，包含在他在定州时所写的《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与孙知损运使书》《与友人一首》（也称《病逊贴》）《与刘仲冯六首》等奏议、书信里。下面把有关内容逐一引述：“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状奏：“臣窃谓陕西、河东弓箭手，官给良田以备甲马，今河朔沿边弓箭社，皆是人户祖业田产，官无丝毫之给，而捐躯捍边，器甲鞍马，与陕西、河东无异，苦乐相逢，未尽其用。近日霸州文安县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贼惊劫人户，捕盗官吏，拱手相视，无如之何，以验禁军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县逐处皆有弓箭社人户致命尽力，则北贼岂敢轻犯边寨，如入无人之境。”（《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元祐八年十一月，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状奏：右臣近奏乞修完极边弓箭社条约，已详具利害，于今月十一日入递去讫。臣自到任以来，不住令主管衙前引到北人访问事宜，虽虚实难明，然前后参验，亦可见其略……及又据北平军中据勾当事人李坚等体探得，北界昨差往西北路去者兵士并百姓等，近有逃背落草四十余人，马二十匹，见在狼山西头君市等村乞食，窃虑来南界别作过犯。虽未见的实，然去岁之冬霸州文安县被北贼杀人劫物，朝廷已知其详，及真定府北寨于去年八月、今年二月两次被北贼群众打劫……若边臣坐观，不先事设备，则边民无由安居，亦恐更生意外之患。”（《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文安北城，如涉无人之境，其渐可虞。庙堂已留意，兵久骄惰，自合警策之，数年乃见效。惟极边弓箭社射生极得力，虏所畏惮，公必旧知之矣。以数勾集一月，村堡几虚，公私惴惴。北贼亦多相时生心，社人亦苦勾集劳费。此出入守望，与虏长技同，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不忧其不闲习也……备御之策，惟安养弓箭社，及稍加优异，使当淬砺，以待小寇，策无良于此者矣。”（《与孙知损运使书》）“戎主病逊之事……初报十二月三日已殂，秘而未发，近乃知其未也……轼体问得一事，胡雏若得志，必有崄薄贪利之臣出而为之谋，虽未敢逾盟称兵，必须时遣三二十人钞劫边民，若得利而归，我不能制，其来必频，人数渐多，其利愈博……此必然之势也。近霸州文安县贼是矣。必已知其详。捕盗官吏但防护他出境而已。轼谓此一事最近最切，当深留意。官军近骄惰，带甲行十余里便喘汗，见贼一二十人解走者，即是精兵，此等决不可恃也。惟有缘边人户，自相团结，为弓箭社。此人饮食长技与虏同，守护亲戚坟墓，人人自为战，虏独畏此耳。”（《与友人一首》）“某近奏弓箭社事，必已降下。旦夕又当奏乞修军营。频渎朝听，悚息待罪。利害具状中，此不缕陈。邻近诸路，皆时有北贼，小小不申报者尤多，民甚患之。惟武定一路绝无者，以有弓箭社人故也。”（《与刘仲冯六首》）上述文章主要记录苏轼在宋代北部极边定州路、真定府、霸州文安县等地，深入军营、边地、村寨进行查访，从而提出增修“弓箭社”措施的过程。通过文中的“访问”“参验”“体问”“临近诸路”等词语，我们可以断定苏轼经常带领将士到各处探访、查验边防情况。在上面引述的几篇奏议、书信中，苏轼先后四次提及“文安县”，可见他对当时霸州文安县边防情况十分关注。特别是在《与孙知损运使书》中，开篇就说：“文安北城，如涉无人之境，其渐可虞”。基于这样的表述，我们可以推断：苏轼曾亲自到文安县北部边寨地区巡边，时间在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前后。具体日期、地点和行程还需进一步考证。此外，上述与苏轼巡边文安县有关的《与友人一首》（也称《病逊帖》），其墨迹现保存在宋拓《西楼苏帖》中，这是苏轼留存至今写有“文安县”的书法精品。苏轼知定州刚刚半年时间，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初，朝廷降旨，苏轼落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罢定州任，降充左承议郎，远知英州（今广东英德）。从此一路南行，直至又贬至今广东惠州、海南儋州，最终，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在常州病逝。定州，成为苏轼政治生涯中一任主政地，而苏轼的文安巡边之行，是在他人生旅程的最北端留下的历史足迹。

刘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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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戏谑诗论

学术论文

杜甫在后人眼中总是一幅沧桑凝重、不苟言笑的忧国忧民模样，然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郑玄有言:“君子之德，有张有弛，故不常矜庄，而时戏谑。”一直以来，研究者对杜甫之矜庄关注甚多，戏谑则较少在意，经检索杜诗全集，得110首戏谑诗，占杜诗存世总数近1/10，故本文拟从戏谑一途入手，以既有材料为凭依，以数量统计为手段，以逻辑推理为桥梁，力图全面分析杜甫戏谑诗的风貌，并对其价值作较公允的判断。　　杜甫戏谑诗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戏题诗研究的面目出现，然而戏题诗并非皆属戏谑，非“戏题”诗中更有大量戏谑诗存在。另有一些研究内容审视其中的戏谑，但模糊不清处仍然存在者认识到其局限，逐步摆脱戏题的束缚，改从杜诗的。研究者论述时只选取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作品作为例证，亦即只选取部分戏谑诗作为研究对象，未基于大量样本的研究是否能全面而真实地反映杜甫戏谑诗的基本特征，有待商榷。　　为了弄清戏谑诗所指为何，核心概念“戏谑”的界定是为首要。本文认为只要谈吐、文章能逗人发笑，即可目之为戏谑，这种笑在心态上较为平和，与充满敌意、蔑视的冷笑等不同，有所克制，隐含对客体的怜惜与宽容。与其类同的概念有“嘲谑”、“嘲戏”、“诙笑”、“诙嘲”、“诙俳”、“诙谐”、“俳谐”、“谐谑”、“滑稽”、“幽默”等;为避免对戏谑诗的错判，对诸如“机智”、“讽刺”、“风趣”、“游戏”等似类实异的概念同时作以区分。另外，为了更清楚把握戏谑创作的流变，将戏谑诗放在整个戏谑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溯源亦为必要，唐前戏谑文学发展情况可分三个时期。先秦的戏谑文学除《诗经》外，主要为内谑型，是为戏谑滥觞时期;两汉时期，内谑型、外谑型文学作品的创作自觉性得到质的飞跃，戏谑文学渐获其艺术独立性。至魏晋南北朝，戏谑文学应用到各个文学体裁。可以说，戏谑文学至唐前已粗具模型。为唐代戏谑文学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艺术空间，给杜甫创作戏谑诗提供了可资借鉴学习的可能。虽然如此，直接促使杜甫参与创作的原因，仍离不开当时的社会风尚和他本身的性格。　　威廉·坦普尔认为产生幽默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是“一个允许存在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政府”，唐代的社会政治现实使戏谑成为风尚变得可能，事实上也是如此，整个社会弥漫戏谑的氛围。帝王普遍对戏谑抱有宽容和偏爱，朝野诸如大臣、选人、百姓、三教人士等对戏谑亦极其热衷，皆能用戏谑的态度对待人生。就杜甫个人而言，史书中关于其性格的记载很少，且记事颇有值得怀疑推敲之处，考察杜甫诗文及交游情况，可知其性格中有戏谑成分。这些都构成其戏谑创作的背景。　　本文对杜甫戏谑诗篇目进行分类分期统计。从中可见杜甫戏谑诗的创作主题可分讥议时事、调侃亲友、自嘲遣闷、闲情逸趣四大类，后三类是杜甫戏谑诗的主要内容，表现亲友间的调侃，对自我郁闷的排解，及对人生困境的超脱。讥议时事只占很少一部分，这与杜诗其他作品经常表现出的忧国忧民等宏大主题、深刻思想无可比拟。然而，借戏谑诗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内心与外物的矛盾，是杜甫人际交往、人生出处之间的真实写照，是以戏谑诗乃是我们认识杜甫如何在艰难泥涂中行进的有效维度。本文从宏观（篇章之结构）和微观（语言之修辞）两个方面对杜甫戏谑诗的创作手法作了考察，经统计，卒章显志、开门见山、承上启下三类结构中，以卒章显志为主;语言上则主要有夸张、比拟、反语、旁逸、对比、用典六种修辞格，其中又以夸张、比拟居多。杜甫在创作中大力试验和探索，使其风格趋于多样化，这种探索蕴含着对更高的诗歌艺术的努力追求，从中寻出最适合的、最具艺术表现力的创作手法，最终得以形成自己独特的主导风格。　　杜甫戏谑诗的价值较少为人挖掘。从横向看，戏谑诗在杜甫逝世前后的率先流传使其在杜诗传播中具有先导意义，为杜甫其他诗歌的被接受提供了受众基础和可能;从纵向看，大量戏谑诗的流传存世、语言的雅俗相并、多维主题的集成、创作手法的多样而有所偏重，以及戏题诗类型的开拓，使杜甫戏谑诗在戏谑诗的历史发展中足堪垂范。

林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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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碑刻见证跨越国界的敬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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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公元897年，英林洪氏始祖十四朝奉公由河南光州固始入闽至泉，三迁而肇居英林，自此开枝散叶，瓜瓞绵绵。英林洪氏大宗（即洪氏大宗祠），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当时，旅居暹罗（今泰国）的巨贾、族人洪光弼带头捐资，首倡修建洪氏大宗。宗祠鼎成后，洪光弼跨越国界尊祖敬宗之举，遂成美谈。□本报记者吴拏云通讯员洪少霖文/图族群守墓已历千载在今天的泉州台商投资区张坂镇玉前村内，有一座气势浩大的陵墓，正好坐落于风景旖旎的白鹤湾湾畔。这座陵墓前临碧海，背靠青山，远眺数海里外的大坠岛，据晋江英林洪氏大宗理事会秘书长洪祖敬介绍，该墓为英林洪氏一世始祖十四朝奉公（即古淡公）之墓，穴名为“青草龙”。据《英林洪氏族谱》记：“一世始祖十四朝奉，妣郭氏恭人。公河南光州固始县人，缘黄巢、王仙芝作乱，唐昭宗乾宁三年丙辰(896年)，钱缪克复越州，时王审知自称福建留后，因以将军扈闽。越四年丁巳(897年)公偕二子从王审知入闽来泉，初居晋邑十四都湖北洪厝，公幼习诗书；谙熟山水……因见英林地脉揽英山之胜概，揖虺水之奇观，故三迁而肇基英林，是为英林洪氏之始祖。”由是可知，十四朝奉开基英林迄今已有1120年，他当时入泉还带着两个孩子，而选择英林肇基，则是钟情于英林山水之故。英林，俗称“乌篮”，乃摇篮之意，位于晋江南部，此地人文荟萃，乃洪氏一脉的重要发祥之地。自古以来，英林及其周围的数十个村庄，毗邻成片，聚居着洪氏族人。相传十四朝奉入泉时，用摇篮挑着孩子，正待择地定居，遇一风水先生说：“你挑孩子往前走，孩子到了哪里啼哭，就在那里定居。”得到指点后，十四朝奉出南门往前走，到了英林地界，孩子忽然哭了，于是便在英林定居，并以挑孩子的“摇篮”作为定居地名称。“摇篮”的闽南方言曰“乌篮”，故英林又叫“乌篮”；另有一说，英林东临龙、虺二湖，西屹小金、含武、豸角三峰，南耸雁塔，北依鹰哥山埔，四面地势高出，中部小盆地。同时，村庄四周有东山仔、西山仔、后山仔、鸡母石等四座小山丘，状似古式摇篮的四根柱。纵观村落全貌，英林形同一个古式大摇篮，故得名“乌篮”，沿用至今。十四朝奉既然是在英林开基，为何却葬于张坂镇玉前村（旧属惠安）呢？据族谱载：“（十四朝奉公）迨二子成立，遥念光州固始，乃以家事委二子，遂单骑而归。途中染病，卒于惠安，就地安葬在惠安县南山前乡（即今玉前村）湖坑山……”由于思念故园，十四朝奉骑马打算回光州固始探亲时，不料途经惠安时病倒，不幸辞世，于是便葬于惠安。据说，后来出于对始祖的崇敬，有一支洪氏族人特地迁至山前乡（今玉前村）来当十四朝奉公的“守墓人”，如今，千余年时光过去，这支背负守墓之责的族群，仍坚守在当地。闽南名祠巍峨壮观位于晋江市英林镇区的“英林洪氏大宗”，坐北朝南，英山为屏，虺水如带。该宗祠建筑按闽南古制，依坡带势，合理布局，巍峨壮观，分为后轩、大厅、东西厢、天井、东西直头、下厅、门廊、顶下埕等。整栋建筑为三开间两落硬山顶建筑，三川脊屋顶，并建有围墙。顶下埕内左右对开一侧门,结构严谨，为闽南名祠之一。左侧门有柱联：“英里开皇唐承先启大，林原发固始耀祖光宗”，上有额批“燉煌衍派”；右侧门也有柱联：“五福萃华门聿修厥德，三阳临吉地长发其祥”，额批为“宗基永固”。镜面墙精雕细镂，影雕、线雕、浮雕、透雕着各种吉祥图案。走近祠堂，只见前开三通大门，门廊并列4柱，阶前耸立1对青石狮子。大门上有青石匾镌“燉煌衍派”，其上方又悬黑底金字牌匾，上镌清代文状元、贵州人夏同和手书的“洪氏大宗”四字。左门匾镌“六桂传芳”，右门匾镌“三瑞流光”。大厅宽阔宏敞，厅内梁枋、笼扇、案桌皆朱漆鎏金。厅壁用红砖砌筑。梁枋间挂着匾额十数方，有“天王”、“第一丞相”、“大学士”、“刑部侍郎”等。厅中石柱皆镌联文，称颂历代先祖功德，如：“劾三奸，正国持纲，大宋尚书第；敦五族，安邦制策，皇清将相家”、“冷硎山志报君恩，峻节昭昭临大节；道州府身殉国难，忠心耿耿格天心”等。据介绍，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南安县古山村洪应心中恩科进士、授陈州通判时，回祖籍在英林洪氏大宗内祭祖，其拜祖祭文28句，每句4字，共计112字，无一字雷同，且文句优美、内涵丰富，族内便议定将之定为英林洪氏大家族的昭穆，即为“亶兹孙子，尔玉汝球。溯源我祖，肇于光州。瞻斯英里，乃奠厥攸。诗书礼乐，燕翼贻谋。分支析派，近远一俦。掇科取第，文采风流。忠孝廉节，令闻长悠。谟烈昭垂，亿万春秋。后昆踵武，仪式作逑。日昌载炽，克绍箕裘。敬勖来许，交勉家修。名题麟阁，身登瀛州。为国桢干，德业炳彪。永似以续，弗愧前猷”。此昭穆迄今仍在沿用。尊祖敬宗倡建大宗英林洪氏大宗东西直头墙壁上嵌有《皇清·大宗碑记》《英林洪氏大宗重建碑志》《英林洪氏大宗重建海外裔孙捐资芳名录》三方碑刻。《英林洪氏大宗重建碑志》上载称：“吾英林洪氏大宗始建于清康熙乙酉年（1717年）”，如此算来，英林洪氏大宗的建造历史已达300年。碑文还显示，洪氏大宗分别在光绪乙卯年（1879年）和1991年又进行了两次重修。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皇清·大宗碑记》上记载着清康熙年间，“自幼出游暹罗（今泰国）”的洪氏二十一世孙洪光弼（今龙湖镇仑上村人）带头倡建洪氏大宗的事迹。据英林洪氏大宗理事会成员介绍，洪光弼，讳束官，字公辅，为二十世洪斗琛次子，生卒年不详。洪光弼年少好学，后游学暹罗，成为异域之太学生。他才识过人，后来在暹罗创办实业，事业兴旺，得到当时暹罗国王的赏识，赐号“昭夸”(即国佐)，可“状游暹宫”，为暹罗一大商贾。洪光弼，“博施济众，恤孤怜寡，和乡睦族，敦善好义”，在洪氏族群中颇有声望。1714年，洪光弼自暹罗归乡，见时局稳定，族人安居乐业，但英林洪氏祖先无祠可供，春秋之节无堂可祀，便四处奔走，首倡兴建英林洪氏大宗祠。返回暹罗后，当获悉建祠工程因故拖延时，再捐重金，交代其长子自海外归乡，全力以赴协助族中耆老董理修祠事宜，几经周转，耗时数载，英林洪氏大宗终在1717年冬建成。洪光弼在《皇清·大宗碑记》里自述见到宗祠“庙貌聿新，前徽式廓，匪独慰于水源木本之思，尊祖敬宗之念，亦俾异日子孙瞻仰遗规，报本追远，时切春秋俎豆之感”，真挚地表达秉德循礼、尊祖敬宗的观念，拳拳赤子之心令人感动。才俊辈出经典遗世翻阅族谱，我们发现，英林洪氏家族，历代以来，仕宦蔚起，英贤辈出，有洪皓、洪天锡、洪富、洪世泽等众多才俊。南宋时，洪氏出了一位鼎鼎有名的、足以代表温陵风骨的“铁面御史”——洪天锡。洪天锡（1202年—1267年），号裕昆，别号阳岩，南宋晋江二十三都人（今石狮市宝盖后厅人），其祖从晋江英林迁居于二十三都。天锡耿介敢言，不畏强暴，他在担任监察御史时，屡次上书给宋理宗，直言“天下之患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甚至指名抨击当时皇帝的宠臣董宋臣、谢堂、厉文翁。南宋词人周密对他赞道：“近世敢言之士虽间有之，其终始一节，明目张胆言人所难，绝无仅有，惟温陵（泉州古称温陵）洪公一人”；《宋史·卷424·列传183·洪天锡》上载称：“天锡言动有准绳，居官清介，临事是非不可回折”。可见洪天锡刚直的个性与不屈的精神。洪天锡不仅官居高位，而且饱有学问，著有《经筵讲义》《通礼辑略》《味言发墨》《阳岩文集》等，《宋史》《八闽通志》《泉州府志》皆有其传。另据族谱载，洪氏先贤洪皓，“少有奇节，慷慨有经略四方志”。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洪皓以礼部尚书身份出使金国，被扣15年，艰苦备尝，持节不屈，终得放还，时人称之为“宋之苏武”。朝廷有感于他的气节，赐官徽猷阁直学士、右朝散大夫，封鄱阳郡开国侯。据《英林洪氏宗谱》（旧本）记载，英林洪氏五世祖文安公偕父经商，定居于安徽，又传四世至洪皓，“宋政和乙未科状元及第，官至徽猷阁大学士，纶音忠贯日月，三瑞流光”。英林洪氏大宗“三瑞流光”匾额正是缘于洪皓的事迹。洪皓还著有《帝王通要》《松谟纪闻》等书。洪皓有八子，尤以洪适、洪遵、洪迈闻名天下，世有“三洪”之称，与北宋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苏”齐名。洪适，字景伯，洪皓长子。累官至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官至右丞相。主要传世著作有《隶释》《隶韵》《砚说》《壶邮》《盘州文集》等。其中前四部是研究金石和训诂的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也是他作为金石大家对后世金石研究的一大贡献。他与欧阳修、赵明诚并称“宋代金石学三大家”；次子洪遵，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同知枢密院事、端明殿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位同宰相。著有《泉志》《订正〈史记〉真本凡例》《翰苑群书》《翰苑遗事》《谱双》等。《泉志》是一部研究中国历代钱币的著作，考疑证信，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三子洪迈官至翰林院学士、资政大夫、端明殿学士，官居一品。他是南宋著名文学家，学识渊博，著书极多，文集《野处类稿》、志怪笔记小说《夷坚志》，编纂的《万首唐人绝句》、笔记《容斋随笔》等，流传至今，颇有影响。据说，洪皓一族还留有《三瑞堂洪氏祖训》《三瑞堂洪氏家规》，以“孝以事亲，义以睦族，敬以持己，恕以及物”为核心要义，告诫洪氏子弟要以儒家理念立身行道，孝顺父母，周济族人，“于人须泛爱，周穷恤匮，尤亲其贤”。除此之外，明代洪氏族人洪富著有《易经浅说》，与蔡清的《易经蒙引》并行于世；清代的洪世泽著有《春秋订传》《仪礼辩说》，都对当世有着不小的影响。时光荏苒，岁月沧桑。英林洪氏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繁衍发展，如今已是宗生族攒。其支派、裔孙遍布于闽、浙、粤、赣、皖、鄂、豫、桂、滇、琼等地，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还有东南亚、欧美等地，人口近百万。奕叶流芳的景象，恰如英林洪氏大宗的廊柱上所镌联对：“英山胜概标名族，林海雄风蔚大宗”、“虺水波腾三尺浪，英山树发万年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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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成语研究

学术论文

本文以《史记》为研究对象，旨在从专书成语研究的角度切入，通过勾稽《史记》中的成语并以这些成语为立足点，结合具体书证来考察其源流演变的规律。同时，将《史记》成语与古籍校勘、辞书编纂结合，挖掘《史记》成语的应用价值。　　对《史记》成语进行研究，首先对本文的成语定义进行界定，并对其出处、用例和数量进行统计，划定研究范围。其次，将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归纳《史记》成语的演变类型，并以部分成语为例，描写这些成语从古至今的演变过程，揭示其发展演变原因，探讨同类成语的演变规律。最后，本文将《史记》成语的理论研究与古籍整理、辞书编撰的实践相结合，分析《史记》成语在《史记》标点与校勘方面的作用，考察目前大型历史语文辞书在成语立目、书证溯源、释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探索《史记》成语的应用价值。　　作为汉语史上上承先秦、下启汉魏六朝的重要语料，《史记》无疑是研究西汉乃至上古词汇最重要的语料之一，而其成语更是为数众多、影响及于当今。通过对《史记》成语定义的界定、数量的勾稽、来源的探寻、用例的考察、形式和意义发展的原因及规律的挖掘，不仅有助于专书成语的研究，而且对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也有实际的价值。

金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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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密州徐州时期诗文意象比照论衡

学术论文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诗、词、文、书法与绘画兼擅的大文豪。在政治上他一生宦海浮沉，其中大半生都处于外任与贬谪的人生状态中，尤其是知密州与徐州这两个时期，在时间上前后接连，不仅在政治上政绩卓著，而且在创作上前后风格又有着相承与发展的关系。比较研究苏轼这两个时期诗文创作意象运用的内涵意蕴和艺术特征，是我们深入研究苏轼文化的有益探索。　　“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核心范畴之一，也是古代诗文艺术表达的的基本元素。参照多位学者对意象的分类，并根据苏轼密州徐州诗文运用意象的实际情形，大体将划分为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两大类。通过统计与筛选，苏轼在这两个时期所使用的频率最高的自然意象有“月”、“花”、“山”与“水”等意象;人文意象有“酒”、“梦”、“病守”与“佳人”等意象。比较出苏轼在两个时期共同的意象选择中的同中有异的情感内涵、艺术特征，进一步理解了苏轼这两个时期真实的心理状态与情感内涵，以及前后继承的艺术创新性。　　意象组合是研究多个意象组合所产生的多维的情感内涵与综合的审美效果的重要视角。苏轼在密州与徐州时期诗文意象组合主要有三种意蕴所指，即交游唱和中的审美趣味;自然山水中的哲思情理与亭台楼阁中的文化意义。研究意象组合的艺术特征又彰显了苏轼对于意象运用与情感表达上的独特风格。从意象组合的广阔度、密集度、新颖度与融合度四个方面来探讨苏轼在密州与徐州两地诗文作品中情感表达的丰富性、成熟性、独特性与完美性。苏轼两地诗文意象组合在艺术特征上都明显地体现着一种对于“中和之美”的践行与追求，进而追求一种意象与情感的完美融合，由此也营造出了诗文更高级的境界。

乔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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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曲“阳关三迭”考辨

期刊

1 《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辑载有徐仁甫《苏东坡“阳关三迭”说小议》一文,对苏说加以否定。鉴于“阳关三迭”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经常产生不同理解,所以,很有考辨一番的必要。现摘要转录徐文于下: 《东坡志林》云:“旧传阳关三迭,然今世歌者,每句再迭而已;若通一首言之,又是四迭,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应三迭之说,则丛然无复节奏。余在密州。

罗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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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欧阳修山水游记散文的艺术特色

期刊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领袖、宋代散文的奠基人。其游记散文数量虽不是很多，但在艺术上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有不少的传世名篇。欧公的山水游记散文具有借景抒怀，结构缜驽，委婉曲折，平易自然，言简意深，骈散兼美的艺术特色，开北宋文坛之新。

任玉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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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吴道子画

三苏作品

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开元有东塔，摩诘留手痕。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亭亭双林间，彩晕扶桑暾。中有至人谈寂灭，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扪。蛮君鬼伯千万万，相排竞进头如鼋。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祗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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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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