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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词调及用调的统计与分析

期刊

据最新考订与统计,两宋词坛所用词调总数共计1490调,其中词调正名为844调,词调异名为646调;常用词调正名为206调,"低频词调"正名为638调。宋代词调"十大金曲"为:《浣溪沙》、《水调歌头》、《鹧鸪天》、《念奴娇》、《菩萨蛮》、《满江红》、《蝶恋花》、《西江月》、《临江仙》、《沁园春》。宋代词调不仅总数远超唐五代,而且众调兼备,体式多样,中长调反而显现出超越于小令的优势;宋词沿用唐五代词调仅75调,宋代创制和运用的"新声"词调则多达769调,而以创制长调慢词的成就最为卓著。宋代词调的创制和运用既有力地印证了宋词的繁荣气象和绚丽风采,而宋代词调的统计与整理也必将弥补清人所编《词律》、《词谱》的缺陷与不足。

刘尊明[1];范晓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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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雨花石文化的组成概念(下)

期刊

(接上期)雨花石的赏玩展示文化古往今来,喜好和收藏雨花石之风历代相传、经久不息。早在隋唐时期,已有雨花石进贡宫廷和交易的记载,宋代雨花石更是进入了文学领域,杜绾撰写的《云林石谱》和苏东坡所著《怪石供》,传承和繁荣了雨花石文化。1987年,在南京第二棉纺厂建筑工地发现的宋代墓葬中,出土了一枚人工雕刻红色玛瑙质的桃形雨花石挂件,说明在当时人们已流行玩赏雨花石,并加工成饰品用于美化生活,且视为珍宝。

夏存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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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涉海韵文研究

学术论文

“宋代涉海韵文研究”这一课题旨在以涉及海洋(包括描写海景,描写海洋特产,记叙航海经历等)的诗、词、赋等韵文为出发点,以文学史作为支撑,分析宋代这一类韵文的发展概况,及其在我国古代涉海韵文以及整个海洋文学史中的地位。绪论部分首先廓清研究对象,即何为“涉海韵文”,其次是介绍研究动机与方法,并总结了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在肯定前人研究已经取得颇为丰硕的成就的同时,试论其研究不够深入和细化的遗憾之处,最后阐述本文有何研究目的与意义。第一章分为两个部分,分别简要介绍了涉海韵文的起源,其在宋前的发育史以及在金元及宋后的发展概况,从而明确宋代涉海韵文在所处坐标系中的位置。宋前分为先秦两汉,如楚辞,汉赋等中均有海的身影,魏晋南北朝,如曹丕《沧海赋》,木华《海赋》等,以及隋唐五代,如李世民《春日望海》等三个部分,金元时期有如杨维桢《海乡竹枝歌》等,明代有如卢镗《登招宝山》、屠隆《溟海波恬赋》等,清与近现代有如王诒寿《海运赋》,阿英《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其中的韵文等三个部分。从对宋前、与宋有重合的金元时期以及宋后的涉海韵文稍加梳理不难发现:首先在整体上,我国古代的涉海韵文乃至整个海洋文学呈现出人与海洋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对海洋的了解越来越深入,用以表现海洋的韵文形式也越来越多的情况。其次,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内容上抑或是在形式上,宋代都是我国古代涉海韵文从表现文人对海洋的想象,与海洋的观望走向对海洋的亲近,与海洋的接触,从单纯使用诗、赋走向运用诗、赋、词、曲等诸多韵文形式的承上启下时期。这既有一个长期相对稳定,经济与文化共同繁荣的王朝在科技等客观条件上取得一定进展的外部原因,也有文学乃至文化、制度等自身发展到某一程度的内部原因。第二章便从外因与内因两个部分介绍了宋代涉海韵文的生成环境与要素,同时也展现了宋代涉海韵文的史学价值。外因即历史背景,又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宋代文人的迁谪情况,二是宋代经济重心南移后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开发,以及宋代的对外贸易政策,三则是科技的进步。而由于科举制的发展,宋代知识分子在官僚、学者与作家三种身份上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因此在这三个历史大背景中,写作诗词赋的文人参与或被牵连其中的程度是较高的。这三个外部因素直接导致了宋人有着更多的亲身航海,亲眼望海的经历,沿海地区以及海上特有的气象、风景等往往能给文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与感受,这种亲身的经历与感觉体认也使得文人落笔之际其信息的来源和感知途径的真实性存在保障,而非前人在谈论海洋时往往流露出的是某种对“离世高游”的想象,或是送行之际对海上风波险恶的担忧。如陆游的《步出万里桥门至江山》中“常忆航巨海,银山卷浪头”的描述,那种意象的真实性、人与意象关系的直接性可以说在诗中表露得淋漓尽致。而内因则是韵文发展到宋代呈现出的特殊气象。诗、词、赋三方面宋人都有所创新,并为曲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诗上,唐宋诗是“同构异质”的。宋人开创了在审美趣味、表现内容和具体写作手法上与“唐音”截然不同的“宋调”,在诗中流露了更多学者之气与高雅之思。在有关海洋的宋诗中,不仅可以发现宋人与海洋的互动较唐人更为频繁,而且还体现了宋人尚理趣,好议论的特色。在词上,宋人将词体进行了全方位地完型,以辩体意识将其正式举为独立的一种韵文形式,又以尊词意识在艺术上对其进行挖掘,并在传播上将其带入了民间社会。值得一提的是,当宋诗有意反唐诗之道而行之时,唐诗中的诸多有价值的阐释模式反被宋人用于宋词中,实现宋词与唐诗的“异构同质”。这在胡铨等人写的涉海词中都可以找到例证。赋上,宋赋有三个特征,律赋流行,“以文为赋”和在赋中说理的倾向,如欧阳修《祭先河而后海赋》等,这也使宋赋招致了“唐以后无赋”的诟病。此外,文人的心态也开始从阔大而转精微,从秾丽而转淡雅,其理想从外而转向内,这些都可在之后的具体作品分析中找到例证。第三章则是根据宋人的创作视野对宋代涉海诗进行分别考察,探讨其文学价值。这一章分为四节。第一节,分析宋代表现海洋风景的诗歌。而海洋风景则可以分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宋诗不乏表现海上奇景、壮景的作品,如潮水与巨浪,“阴火”与岛屿,海风,海雨和海雾等,同时人对海洋的征服、干预形成的风景也成为了宋人描写的对象,如滨海城乡建筑,人们打造的舟楫等。第二节,分析宋代表现海洋物产的诗歌。这其中又包括生物物产与非生物物产,二者都能勾起诗人的诗情。前者如各类海错,如鳆鱼、瑶柱等,宋人以细腻、闲适的心态品味生活中的每一个能带来快感的细节;后者如海上的小石子等。这类咏物诗表现出的是宋人侔色揣称、精研物情的艺术追求和“托物寄兴”的写作习惯。第三节,分析表现宋代描写沿海生活的诗歌。这一类诗歌又可分为三类,一类带有非常明显的诗人的痕迹,表现的是诗人自己的滨海生活,如苏轼《纵笔三首》等;一类则是诗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描写普通百姓的沿海生活,如蜑民、盐民的辛苦劳作和特殊的生产方式等;第三类则将诗人与当地百姓结合起来,主要表现诗人对群众具体生活的评价或态度,如秦观《雷阳书事》等。第四节,分析写到宋人(包括诗人自身)航海经历的诗歌。这其中包括送行诗,如赵鼎臣《送赵延之亿送伴高丽人归国》;包括描写宋代海上在海上万里跋涉的诗歌,如邹浩《悼陈生》;包括写被贬谪的官员的跨越琼州海峡时的个人感受的诗歌,如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还有文人个人的游海诗,如陆游《感昔五首》等。海战诗也被归于航海诗中。宋末宋室与元军展开了悲壮的海战,文天祥《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等诗表现的便是海上作战过程与诗人的沉痛心情。第四章考察的是宋代的涉海词与赋。在宋词中,海洋以一虚一实两种面目出现。在作为一个想象性表现对象时,海洋承载的是词人有关览海仙游的审美思考,表达的是词人对自由的向往,对坎坷人生的感慨,有时也是在颂圣贺寿的谀词中不得不使用的意象。而在作为一个真实的观察对象时,海洋则关系着词人对现实的记录、感悟。如在描写海洋海景时介绍具体的地理、时序情况;或是根据自己的“浮海”经历而作词,如苏轼《千秋岁·次韵少游》;或是在词中勾勒现实社会中的景象,如史隽之《望海潮·浮远堂》等。而宋代论及海洋的赋并不多,本文选取了四篇赋来介绍宋代涉海赋的内容指向与艺术价值。首先是对海洋进行概括性介绍,并带有浓重的“炫博”意味,几乎句句用典的吴淑《海赋》。而苏过《飓风赋》在内容上表现的是海洋地带特殊的气候,在形式上则是颇为典型的宋代文赋。范成大《望海亭赋并序》是宋赋中表现滨海人文胜迹的代表,同时体现的也是南宋文人骋才使气和具有充沛入世精神的特点。而杨万里《海鳅赋》表现的是虞允文抗金的壮举,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表现水上作战力量的赋作。第五章则以诗为主,词、赋为辅,分析宋代涉海韵文的文化和文学意义,从而试图为第二章所提出的问题,即宋代何以能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关节提供解答。作为我国进入中古时期后的最后辉煌期,宋人是具有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海洋精神开始萌芽,如苏轼《次韵陈海州书怀》对海洋的美化,但另一方面对海洋仍然是以一种自给自足的农耕思维来看待的,如周必大《周愚卿江西美刘棠仲各赋江珧诗,牵强奉答,用一字韵格》中表现的宋人进行人工养殖瑶柱的情形等。而在文学方面,宋代涉海韵文大量继承了前代海洋文学中的意象、语言营造方式以及在“以天下为己任”责任心下对海滨民众生活同情,宋人还在此基础上在海洋题材中加入了对个体人生的思索,如陆游《步虚四首之二》。另一方面,在向前人宝库中进行取用的同时,宋人也在海洋题材方面有着自己的新创,首先是扩大了海诗的表现题材,将前人未曾或很少关注的内容纳入诗歌,其次是在前人对海畏惧或好奇的情感内涵之上加入对海的热爱亲近之情,直接启发了元代表现海商牟利的相关诗歌创作,最后则是宋人以征实的态度加强了涉海韵文中的写实成分,包括内容(景、物、事、人)上的真实与情感上的真实,这对于明代涉海韵文有着直接影响。更多还原

王红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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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集”校注：苏轼研究史上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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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说他写作《红楼梦》的辛勤过程是“十年辛苦不寻常”，今人也常用“十年磨一剑”来评说一部沉潜多年方告成书的著作，但是这两句话都不足以形容《苏轼全集校注》这部皇皇大著。2010年6月，由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三位先生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在河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时距离该书编纂工作的启动已经二十四个春秋了。作为苏轼的热烈爱好者，笔者对这部著作企盼已久。去年打开寄书的纸箱初睹书脊上“苏轼全集校注”字样的激动心情，至今难忘。笔者虽然没有像北宋的章元弼那样在新婚之夜就急着阅读新刊的《眉山集》至于废寝，但也连忙清掉案头的其它书籍，开始阅读此书。《苏轼全集校注》的次序是诗集在前，词集次之，文集殿后。由于苏轼的诗集和词集都已有过多种全注本，而文集却是首次得到全面的校注，所以笔者以先睹为快的心情从文集开始阅读，本篇书评也仅以文集为评说对象。也许是由于卷帙浩繁的缘故，苏轼的文集从未有过完整的校注本。南宋苏文盛行，甚至出现了“苏文生，吃菜羹；苏文熟，吃羊肉”的俗谚，但并未有人对苏文进行全面的注释。郎晔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是南宋惟一的苏文注本，但此书选录苏文不足五百篇，文字时有疏漏，注释则甚为简略。到了后代，虽然苏文的刊刻络绎不绝，到了明代还出现了收罗相当完备的《苏文忠公全集》，但仍然无人为苏文作注。上世纪八十年代，孔凡礼先生广搜众本，精心校勘，完成了《苏轼文集》，堪称传世苏文最权威的全集。但是孔本虽然在校勘和辑佚方面贡献巨大，却未作注释，也未作编年，所以全集性质的苏文校注本仍付阙如。可以说，在《苏轼全集校注》的整个编纂工作中，《苏轼文集校注》的任务格外艰巨，因为它在注释方面几乎是白手起家，在编年方面也仅有部分篇目有前人论著可供参考（苏文的编年，以前只有清人王文诰的《苏诗总案》中有较多涉及，此外吴雪涛先生的《苏文系年考略》曾做过比较系统的工作，但是两书的编年皆不尽可靠，况且还有数百篇苏文未予编年。）与前人的注释已相当详尽、编年也相当完备的苏轼诗集、词集相比，苏轼文集的校注堪称是苏轼研究史上筚路蓝褛的重大事件。《苏轼全集校注》前言中说：“苏文除了略参考《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注释外，大多为首次自作新注，考订编年，探究本事，解释词义，都有所创获。”诚非虚言。下面分别就这三个方面来评说《苏轼文集校注》（下文简称为《文集》）的成就。一、考订编年首先，《文集》进行编年时往往广泛地搜求证据，例如卷一九《谷庵铭》，《文集》据《全宋文》所载孔宗翰《题东坡书谷庵铭后》以定此铭之作年。孔宗翰文名不著，此条材料可谓相当冷僻，要不是《文集》编写组的成员大多参加过《全宋文》的编纂工作，恐怕很难得知。有的苏文仅凭一条材料尚不足支撑准确的编年，《文集》就运用多种材料，反复推求，以求证据之充分与结论之周匝，有时一则校注竟等同于一篇短论。例如卷一九《远游庵铭》，正文并序不足三百字，关于编年的一则校注却长达一千余字，论证非常周密。对于此铭，《苏诗总案》系于绍圣三年（1096），其时苏、吴两人重逢于惠州；《文集》则系于熙宁十年（1077），其时苏、吴两人初识于济南，两种编年前后相差几二十年，所考定的写作地点则南北相去数千里。《文集》首先指出《总案》的编年是在臆改正文的基础上得出的，也即将原文中对编年起着关键作用的“今子野行于四方十余年矣”改成“三十余年”，而这种改动没有任何版本依据，不足为训。然后从四个方面证实旧说之谬：一是据苏轼在黄州、惠州时给庵主吴复古的书信考知两人初遇事在熙宁十年，又据苏辙答吴复古诗参证之；二是据苏轼在黄州与吴书及苏辙赠吴诗考知吴复古与苏轼在济南相别后随即南归潮州，与此铭所叙吴之行迹相合，故此铭当作于是时；三是以郑侠《岁寒堂记》叙及吴复古行迹及苏轼此铭之内容为旁证，证实此铭必作于苏轼贬谪黄州之前；四是据此铭中多处涉及吴复古南归而自己不能追随之句意，反证此铭不可能作于绍圣三年苏轼与吴复古重逢于惠州之时。总之，此条校注分别以铭文的内容、作者及庵主的行迹及交游、作者的其它作品、别人的相关作品为参证材料，既细究内证，又广搜外证，用多重证据细加考订，终于导出合理的结论。如果将它抽出来作为一篇独立的短文，也完全合格。其次，《文集》的编年体现出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故能对原有编年的舛误予以驳正。例如卷一一《净因院画记》，孔本此文之末句云“元丰三年端阳月八日苏轼于净因方丈书”，从表面上看，将此文系于元丰三年（1080）确凿无疑。然《文集》于不疑处有疑，先是指出：“然细绎文意，此文当作于文同出守陵州之前。元丰三年文同早已去世，又其年苏轼已贬赴黄州，而净因院在汴京城内，亦无于净因方丈作记之可能。今考宋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上，《苏诗总案》卷六，均言文同知陵州为熙宁三年（1070）事，则本文作于是年无疑。”然后又细究原文之异文：“西楼帖有此文，文末作‘□□三年十月初五日赵郡苏轼□，笔冻不成字，不讶。’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载文同熙宁三年七月降一官，出知陵州当在七月后。苏轼《送文与可出守陵州》诗有‘素节凛凛欺霜秋’之句，可与西楼帖中时日相参证。……以此推测，此文当作于熙宁三年十月初五。”原来，孔本的末句是据《盛京故宫书画录》卷二所载而改，并以之置换了“□□三年十月初五日赵郡苏轼□，笔冻不成字，不讶”之句。虽说两种异文都有书录为根据，但是苏文的内容当然是最重要的内证。况且《文集》还细考文同与苏轼两人的行事，以及此事在苏诗中的反映，合而证之，遂成定谳。即使原有的编年曾见于数种文献，《文集》也决不人云亦云，而是本着穷究底蕴的精神细究其实。例如卷一二《方丈记》，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苏诗总案》以及《韶州府志》均系于元符三年（1100），即苏轼从海南北归途经曲江时所作。然《文集》并不盲从，改系此文于绍圣元年（1094）苏轼南迁经过曲江之时。《文集》先引《曲江县志》卷二云：“月华寺，在城南一百里。……绍圣初重建，东坡为题梁曰……”然后案曰“县志所云，正为此文。可见此文实为曲江县月华寺重建方丈而作。绍圣元年苏轼适谪惠州，九月过曲江。县志谓‘绍圣初重建，东坡为题梁’，可知此文必作于是时”。如果说这仅是对史实作了不同的取舍，那么接下去的“以苏证苏”就是深入细密的考订了：“又诗集卷三八有《月华寺》诗一首，编于绍圣元年南迁途中。诗题下自注云：‘寺邻岑水场，施者皆坑户也。百年间盖三焚矣。’诗中亦云：‘月华三火岂天意，……暮施百镒朝千锾。’据此可知，月华寺所以重建者，乃因遭火焚之故，而坑户施捨者亦众。据县志，并参以苏诗，知苏轼南迁过月华寺，适逢该寺火后重建，故应寺僧所请，为其方丈题梁。”《文集》还进而对《鹤林玉露》等三书的错误进行剖析、驳议，从反面证实己说。第三，《文集》对原有的不同编年进行考辨取舍，例如卷一二《盐官大悲阁记》，《乌台诗案》与《东坡纪年录》俱系于熙宁八年（1075），《苏诗总案》则系于熙宁五年（1072），对此，《文集》取前而舍后。由于熙宁五年苏轼正任杭州通判，而八年则已改任密州知州，故《文集》指出：“考此记文中大谈科场今昔之变，且云‘余尝以斯语告东南之士矣’，显然其时苏轼已不在东南，故当以《乌台诗案》所言为是。《总案》意谓此记必作于游安国寺之时，遂加附会，今不从。”《文集》还进而指出《苏诗总案》曲解《东坡纪年录》的错误：“又《总案》卷一三亦引《纪年录》，而谓熙宁八年所作乃《成都大悲阁记》。今考《成都大悲阁记》，《全蜀艺文志》卷三八题为《大圣慈大悲圆通阁记》，苏籀《栾城先生遗言》则谓《大悲圜通阁记》为苏辙所作。是以知该文既无《大悲阁记》之简称，又无出自苏轼之明证。是以知《纪年录》所云《大悲阁记》，乃《盐官大悲阁记》，而非《成都大悲阁记》，《总案》不足为据。”无论是考核作者行事，还是探究篇题之异同，都可谓心细如发，故结论坚确可信。总而言之，《文集》对存世苏文进行了相当全面的编年，而且大多坚确可信，这为人们了解每篇苏文的写作背景以及苏轼古文创作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厥功甚伟。二、探究本事苏轼虽然不像王安石那样强烈地主张文贵致用，但也认为“有意而言，意工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策总叙》，《文集》卷八）。所以苏轼作文虽然善于想落天外，甚至无中生有，但从整体来说，苏文基本上都是有为而作的，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所以注释苏文，探究本事属于非常重要的内容，《文集》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首先，《文集》的注释非常详密，有些叙事性质的篇章尤其如此，例如卷一六《司马温公行状》，这是苏轼用力甚巨的大文章，传主司马光的事迹又非常复杂，文中涉及的史实、人名、地名，乃至制度（职官、朝仪等），都非常繁复，有些内容非注莫明。《文集》关于此文的校注多达388条，篇幅达128页，达到了应有尽有的程度。有了这些注释以后，读者不但省去了翻检之劳，而且增进了对传主生平的了解，因为有些注文中的内容是原文有意无意地省略的。这样的注释，其价值颇近《三国志》的裴松之注和《世说新语》的刘孝标注了。毋庸讳言，追求详尽也为《文集》的注释带来了一些缺点，主要体现在贪多求全，遂至引文过繁，例如卷二三《谢中书舍人表》中有“除书德音，又乏唐人之誉”一句，《文集》注云：“《旧唐书·杨炎传》：‘迁中书舍人，与常衮并掌纶诰。衮长于除书，炎善为德音。自开元以来言诏制之美者，时称常、杨焉。”此注相当准确，也堪称完备，但它接着又引《旧唐书·封敖传》中所载封敖为中书舍人时善为制诰，深为李德裕所赏之事，篇幅长于前段文字，其中又未出现“德音”一词，实为蛇足。当然，从整体来看，《文集》注释之详尽是瑕不掩瑜的。其次，《文集》在注解苏文本事时善于考订事实、辨析事理，体现出较强的学术功力和深入细致的学术作风。例如卷四七《贺韩丞相再入启》，郎晔旧注云韩丞相乃韩琦，《文集》则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考知韩琦生平未曾两度拜相，故此文所云之韩丞相应指韩绛。又如卷六八《书蜀僧诗》一文叙及“王中令既平蜀”之事，《苏诗总案》以为王中令即王彦超，因王彦超曾仕中书令。《文集》则指出王彦超生平无平蜀事，故注王中令为王全斌，此人宋初平蜀有功，卒赠中书令。又如卷五七《答刁景纯二首》，此文虽无旧注，但苏诗中屡次言及刁约字景纯者，其人为苏轼之忘年交，故读者很容易误以为即此人。《文集》则注云：“刁景纯，未详。”并据苏轼《哭刁景纯》、《刁景纯墓文》等诗文，考定其人已卒于熙宁十年（1077），而《答刁景纯二首》则作于黄州时期，故此人“当是与刁约同字者”，甚确。又如卷六一《与佛印十二首》之七，此书又见《苏轼佚文汇编》卷四，题作《与东林广慧禅师》，孔凡礼先生案曰：“未敢定为谁作，姑互见于此。”《文集》则指出此简内容与苏诗《赠东林总长老》一诗相符，而总长老即广慧禅师，故考定此简非与佛印者。又如卷六十《与人三首》，原本无注，读者无从得知收信人为谁。《文集》检出其第一简与卷五二《与赵德麟十七首》之八文字基本相同，又从而指出此三书内容均与赵德麟事迹相符，遂考定收信人为赵德麟，结论可信。从表面上看，上文所举的例子都是一些细枝末节，但它们直接有关对苏文写作背景的掌握，也有关对苏文内容的理解，所以非常重要。而且这种考辨虽然细小，难度却很大，因为它们往往始于对蛛丝马迹的敏锐察觉，终于大海捞针式的搜集证据，此类注释的写成，不但有赖于注者的学识和眼光，而且需要辛勤和耐心。例如下面一例：卷四七《与迈求婚启》，此书中仅有“贤小娘子，姆训夙成，远有万石之家法”一句涉及对方家庭，收信人究竟是谁呢？《文集》注云：“启中云‘远有万石之家法’，万石君指西汉石奋，故知所为求婚之家为石氏。近年出土之《苏符行状》云：‘父讳迈，母石氏，故中书舍人昌言之孙。’则知所求为石昌言家也。”应该说，注出对方姓石的难度不算太大，因为万石君石奋是较著名的历史人物，但是运用新出土的《苏符行状》作为旁证材料来考知对方为石昌言，就非深厚的学识积累不能办到。发表在1986年第二期的《中华文史论丛》上的曾枣庄先生的《三苏姻亲考》一文中即已用到这则材料，而曾枣庄先生曾任《苏轼全集校注》工作组的负责人，可见此类注释不是朝夕之功所能见效的。此外，《文集》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就存疑求阙，并不勉强求解。例如卷六八《记谢中舍诗》，此文中的“谢中舍”究系何人？《文集》注云：“未详。《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二有《送谢中舍二首》，或此人乎？不可考。”今检欧集，“谢中舍”乃指太子中舍人谢缜，但苏文中所记之“谢中舍”乃附魂于某人而吟诗者，并无生平可考，故《文集》虽注引欧集，但仍曰“不可考”，这种严谨的态度值得称许。三、解释词义注释的一大功用就是解释词义，当然，所谓“词义”不是仅指语词，而是与文意有关的所有文字，包括成语、典故、名物等内容。《文集》的注释多半与此有关，值得注意。首先，与前文所论的探究本事类的注释一样，《文集》解释词义的注释也是十分详尽的。例如卷一三《杜处士传》，此文的真伪尚难断定，但《文集》的注释则相当详尽，注中所解释的药名达八十种之多，引文出处除了《本草纲目》、《政和证类本草》、《金匮要略》等医药典籍外，还引及《博物志》、《梦溪笔谈》、《南方草木状》、《竹谱详录》、《古今注》等博物类典籍，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诗经》、《礼记》、《西京杂记》等文史典籍，连卷帙浩繁的《太平御览》都引用多次。要不是如此旁征博引的注释，此文真是很难索解。其次，更值得注意的当然是《文集》注解文意的准确性。比如苏文的用典，就给注者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苏轼才高学富，苏文与苏诗一样，都是大量用典，典故出处则遍及群书，其中不乏出处相当冷僻者。此外，苏文中的典故有时并不是简单的直接运用，而是暗用，更增加了注释的难度。《文集》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需要多用一些篇幅予以说明。例如卷二三《到常州谢表》有句云：“今此管蒯之微，庶几簪履之旧。”《文集》注先引《韩诗外传》卷九：“孔子出游少源之野，有妇人中泽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问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妇人曰：‘向者刈蓍薪，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妇人曰：‘非伤亡簪也，盖不忘故也。’”又引贾谊《新书》卷七《谕诚》：“昔楚昭王与吴人战，楚军败，昭王走，屦决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复旋取屦。及至于随，左右问曰：‘王何曾惜一踦屦乎？’昭王曰：‘楚国虽贫，岂爱一踦屦哉？思与偕反也。’自是之后，楚国之俗无相弃者。”由于苏文中把两个典故合成“簪屦”一个词汇，要是简单地运用电脑检索手段来作注，也许会引用《魏书·于忠传》中的“簪屦弗弃”，或是《旧唐书·高士廉传》中的“不遗簪屦”，便算完事。但是那样的注释无助于读者理解文意，而《文集》这种追索原始出处的注释才使苏文的旨意昭然若揭。苏文中还有一些典故既出于多种源头，又含有多重意蕴，若不明前者，则难解后者，例如卷六八《记郭震诗》云：“震将死，其友往问之。侧卧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岂可复替名哉！’虽平生诙谐之余习，然亦足以见其临死而不乱也。”这里的“正身”一语，如只从字面上理解，也可讲通，因为郭震“侧卧欹枕”，故其友戏使其摆正身体。但《文集》注云：“正身：端正自身；修身。《荀子·法行》：‘君子正身以俟。’另谓确系本人，非冒名顶替者。《通典·选举五》：‘故俗间相传云：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由此可见友人运用《荀子》之语，意含双关：既要郭震摆正姿势，又令其端正品行。而郭震则运用当时官场的俗谚来进行双关，意谓自己病重将归地下，此行不能如赴官者之冒名顶替也。这样一来，郭震与友人相与戏谑的情景栩栩如生，郭震的“平生诙谐之余习”及“临死不乱”也跃然纸上。要是没有《文集》的注释，读者很难领会苏文的运思之妙。正因《文集》对典故的注释有穷本探源之功，所以甚至能订正原文在文字上的舛误，例如卷六二《葬枯骨疏》：“起燋面之教法，设梁武之科仪。”此二句各本皆无异文，故孔本亦未出校。但是后句指梁武帝曾下诏掩埋枯骨，且曾制《慈悲道场忏法》之事，其义甚明，而前句所云之“燋面之教法”究竟何指？读之莫知所云，堪称苏文注释中的一大疑难。对此，《文集》指出“‘燋面’乃‘向雄’二字之倒且误”，且引《晋书·向雄传》：“司隶钟会于狱中辟雄为都官从事，会死无人殡敛，雄迎丧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责之……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当时岂先卜其功罪而后葬之哉！今王诛既加，于法已备。雄感义收葬，教亦无阙。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违生背死以立于时！’”如此，不但此句的旨义获得了准确的解释，而且与下句对仗工整，原有的疑难迎刃而解。此类注释，体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堪称苏文之功臣。《文集》对字义的注释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例如卷六一《与参寥子二十一首》之十七：“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便吃，便过得一生也得。”这是苏轼自表旷达乐观的生活态度的名言，《文集》引《传灯录》所载汾州无业国师之言为注：“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后，茅茨石室，向折脚铛子里煮饭，吃过三十二十年。”非常确切。此外，《文集》对“罨”字字义的注解也也值得注意。孔凡礼先生在校记中怀疑“‘罨’义似不通”，故正文取“”而不取“罨”。《文集》则注云：“‘罨’有久盖使熟之义，与‘折足铛’相应。”不但准确地注出了“罨”字的字义，而且有助于读者理解苏文原旨。四、其他上述三个方面都是传统的诗文注释应有的主要内容，也是《苏轼文集校注》的重要成就。此外，《文集》还有其他优点，不可忽视。首先，《文集》在阐释苏文旨意或考订苏文写作背景时常常运用“以苏证苏”的方法，也即注意在苏轼的其他作品中寻找内证。例如卷一二《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夫有思皆邪也。善恶同而无思，则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无邪，无思而非土木乎！”《文集》注引卷一九《思无邪斋铭叙》：“夫有思皆邪也。无思则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无所思乎！”且按曰：“其意可与此参见。”此注不但帮助读者理解本篇苏文的旨意，而且引导读者前后对照，从而认识苏轼思想的连贯性，大有裨益。又如卷一七《司马温公神道碑》：“异时薄夫鄙人，皆洗心易虑，务为忠厚。”《文集》注云：“‘虑’，底本从茅本作‘德’，误。案：‘德’不可易，‘易德’者难为忠厚也。文集卷八《策略二》云：‘盖自近岁，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涤虑。’正以‘心’、‘虑’并举互文。今从郎本卷五五作‘虑’。”从表面上看，此注仅为一条取舍异文的校记，但其中包含着两点有价值的思考：一是从字义自身来推敲斟酌，证明“易德”与“忠厚”自相矛盾。二是以另一篇苏文中的“心”、“虑”并举为文为据，以证明此处应作“虑”字。后者正是“以苏证苏”的妙用。《文集》的“以苏证苏”并未局限于苏文的范围，而是涉及苏诗乃至苏词，例如《司马温公神道碑》：“士大夫知之可也，农商走卒何自知之？”《文集》注引苏诗《司马君实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之句作为旁证。又如卷二一《李潭六马图赞》：“画师何从，得所以然？”《文集》注引苏诗《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无乃槁木形，人禽两自在？”不但符合原作旨意，而且得以简驭繁之妙。又如卷五九《与朱康叔二十首》之十三：“旧好诵陶潜《归去来》，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辄微加增损，作《般涉调哨遍》。”《文集》注引苏词《哨遍》之序言及黄州雪堂初成之事，遂考定此书作于元丰五年二月，甚确。其次，《文集》附录于正文之后的集评等材料也很有价值，例如卷一七《表忠观碑》，文末的集评多达二十二家，且选择精当。又如卷一一《石钟山记》，文末的集评有九家：刘克庄、李东阳、杨慎、茅坤、郑之惠、吕留良、沈德潜、方苞、刘大櫆，皆为历代著名文论家，其评语皆相当精到。集评之后又附有苏轼的《跋石钟山记》、罗洪先《石钟山记》、同准《石钟山记》，以及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与俞樾《春在堂随笔》中涉及石钟山的片断，这些材料不但有助于读者理解苏文，而且对苏文的内容颇有订补之功。又如卷一一《南安军学记》，文末集评虽仅三家四则，但是其中朱熹《朱子语类》一则指出苏文“使弟子扬觯而叙点者三”一句乃误解《礼记射义》中之人名“序点”为动作，《文集》之注释也随之指明苏轼此误，此种评语决非可有可无者。总而言之，《苏轼文集校注》是一部质量很高的古籍整理著作，它充分体现了当代苏文研究所达到的学术水平，值得重视。至于本书在校注方面的错误和缺点，当然也以难免，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论述。

莫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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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丽：三苏祠里的文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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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徐丽，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文物部主任。18岁的徐丽成为三苏祠最早的一批讲解员之一。至今已在三苏祠工作40年，其间编著出版了《苏祠漫步》《名人与三苏祠》等著作。我在三苏祠博物馆（以下简称三苏祠）工作了近40年，亲身参与和见证了三苏祠的变迁，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今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省眉山市考察了三苏祠，了解当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情况。我有幸全程为总书记介绍三苏祠。我深深感受到党和国家对传统文化和文物保护的重视，这让我十分感动。三苏祠是我儿时最美好的记忆三苏祠是我国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元代改宅为祠，明末毁于战火，清康熙四年（1665）在原址恢复重建。 20世纪70年代初，我父亲调入三苏祠的前身三苏公园工作，那时我正上小学，三苏祠便成了我最美好的儿时记忆。春季海棠花开，夏季荷花满塘，秋季丹桂飘香，入秋银杏叶儿金黄，还有残荷听雨……四季皆是盛景。我也常穿梭在挂着匾额楹联、供奉陈列着三苏父子塑像的殿堂间，看父亲的同事们常常修缮屋檐梁宇，听他们偶尔为参观者讲述三苏故事……儿时的记忆中，三苏祠里时光漫漫，神秘静谧，有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苏家故事。 2013年4月20日，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距震中80公里的三苏祠也受到地震影响。此后，三苏祠维修保护工程被列入国家文物局灾后恢复重建首批重点项目，眉山市也把它作为“文化立市”战略的重点工程。这也是三苏祠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保护维修，对三苏祠16处古建筑进行了全面维修。与此同时，还对祠内路桥、山体、水系、驳岸、植被、管网、人文景点、附属建筑、保护性设施等进行了全面修缮和综合整治。2016年4月，闭馆修缮两年多的三苏祠重新开馆，焕发出了勃勃生机。研究、陈列和讲解三苏文物眉山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我自小就喜欢戏曲，喜爱传统文化。18岁承接父业，耳濡目染成为三苏祠第一批讲解员，似乎也是一种必然。工作时，三苏祠刚更名为三苏祠博物馆，我边学习边工作。而促使我能力迅速提升的一次学习经历，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通过市、省层层考试，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接受了两年的博物馆的进修学习。毕业时，正值纪念苏东坡诞辰950周年之际，学以致用，我便参与策划举办了“三苏生平及文学成就展”。此次的展出，让三苏祠博物馆不再是简单图片加文字的展出，而是开始有了系统的陈列。数十年间，文物展陈的变化让我记忆深刻。文物展陈是博物馆实现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之一，随着我对三苏文化的了解，我从一名讲解员转为研究人员，参与到了三苏祠博物馆的展陈策划工作当中。研究、陈列和讲解成为我的工作内容。我对三苏祠的一砖一瓦、一桥一亭、一草一木都能如数家珍。半生得以在三苏祠与三苏文物相伴，了解它们，研究它们，展陈出来并讲出它们的故事。在三苏祠灾后修复中，也按照“祠堂区恢复故宅家庙，纪念馆现代手法布展”的原则，对三苏祠博物馆展陈及其对面的三苏纪念馆进行了改造。2006年新开辟的三苏纪念馆，专门陈列展示三苏生平事迹和文学成就。而古祠堂区的历史本貌再次完整展现了出来。今年年初，为纪念苏东坡诞辰985周年举办的“吾家东坡——苏轼题材文物特展·《苏轼书法全集》图录特展”，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展示了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宋代文人的文学、书法、艺术、生活情趣和人生态度、生命价值，彰显了苏东坡的人格魅力，让东坡文化更好地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如今，占地106亩三苏祠，保存多处古建筑及苏家遗迹，收藏有数千件有关三苏的文物文献，陈列有三苏家训家风、生平成就、东坡书法碑林等较全面的内容。让文物“活”起来随着三苏祠的陈列内容愈加丰富，游客参观一般都需要讲解员的讲解才能更好地了解文物故事。翔实的讲解词、详细的讲解让文物“活”起来，对游客更具吸引力。记得最开始的讲解学习，基本是老师口授，笔记记录，没有完整的解说词。那时，本地群众到三苏祠来，大多是“逛公园”，外地游人也属匆匆过客，讲解只是简单陈述。 2016年三苏祠重建开馆后，来观展的群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苏祠开始了从“公园”到“博物馆”的变迁，渐渐地，我们能从大家的眼神中看出他们对三苏的热爱与赤诚。苏轼一生命运曲折，曾去过十余个地方，在很多地方都留有不朽的功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很多都能讲述一些苏轼在当地的故事，并在苏轼成长成才的三苏祠里，寻找他一生刚正不阿、清正廉明、兼济天下的根源。我们发现，游客参观三苏祠，最想在三苏祠里了解当年发生在故居里的故事，“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的三苏成就，让观展游客景仰，促使他们产生强烈的中华民族自豪之感。而三苏家风家教是游客最感兴趣、最让他们受益的内容，比如，苏轼曾祖父苏杲、祖父苏序的“扶危济困”的故事。苏洵发奋攻读、大器晚成的故事。苏母程夫人勤劳持家，教育苏轼、苏辙两兄弟不残鸟雀、不发宿藏、学史明志的故事……这些都激励着游客从中汲取智慧，践行于自身及家庭。近些年，我们在讲解培训工作中，也更加注重讲解员对家风家教内容的培训，如何向来三苏祠参观的家庭，生动讲述苏氏家风家教故事等亮点内容，以“润物细无声”的讲解方式浸润到群众生活中。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敬仰三苏，来到三苏祠拜谒三苏，这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认同、自我肯定，是一种文化自信。对此，我根据自己的讲解经验和对三苏祠研究成果，编著了《苏祠漫步——三苏祠导览解说词》一书，2021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既可为讲解工作人员做参考，也可满足群众想更深入全面了解三苏祠的需求。传承和传播好三苏文化，让三苏祠更好地折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这是我们文博工作者的使命，也是我个人的人生幸运。

■ 口述：徐丽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文物部主任 ■ 记录：任然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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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辞赴定州论事状

三苏作品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苏轼状奏。右臣闻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至于小民，皆能自通；大乱之极，至于近臣，不能自达。易曰：“天地交，泰。”其词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词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夫无邦者，亡国之谓也。上下不交，则虽有朝廷君臣，而亡国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复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兴刑措之君也，而天宝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则鲜于仲通以二十万人全军陷没于泸南，明皇不知，驯致其事，至安禄山反，兵已过河，而明皇犹以为忠臣。此无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则其渐至于此也。臣在经筵，数论此事，陛下为政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然天下不以为非者，以为垂帘之际不得不尔也。今者祥除之后，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虽不肖，蒙陛下擢为河北西路安抚使，沿边重地，此为首冠，臣当悉心论奏，陛下亦当垂意听纳。祖宗之法，边帅当上殿面辞，而陛下独以本任阙官迎接人众为词，降旨拒绝不令上殿，此何义也？臣若伺侯上殿，不过更留十日，本任阙官，自有转运使权摄，无所阙事。迎接人众，不过更支十日粮，有何不可？而使听政之初，将帅不得一面天颜而去，有识之士，皆谓陛下厌闻人言，意轻边事，其兆见于此矣。臣备位讲读，日侍帷幄，前后五年，可谓亲近。方当戍边，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亦难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见乎离。”夫圣人作而万物睹，今陛下听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见离之道，废祖宗临遣将帅故事，而袭行垂帘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识所以惊疑而忧虑也。臣不得上殿，于臣之私，别无利害，而于听政之始，天下属目之际，所损圣德不小。臣已于今月二十七日出门，非敢求登对，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来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便废此言，惟陛下察臣诚心，少加采纳。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光，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不过数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识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故作无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见水道之曲折，而水滨之立观者常见之。何则？操舟者身寄于动，而立观者常静故也。奕棋者胜负之形，虽国工有所不尽，而袖手旁观者常尽之。何则？弈者有意于争，而旁观者无心故也。若人主常静而无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汉景帝即位之初，首用晁错，更易法令，黜削诸候，遂成七国之变。景帝往来两宫间，寒心者数月，终身不敢复言兵。武帝即位未几，遂欲用兵鞭挞四夷，兵连祸结，三十余年，然后下哀痛诏，封宰相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于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变而复安。武帝之悔迟，故几至于乱。虽迟速安危小异，然比之常静无心，终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语矣。今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则虽尽南山之竹，不足以纪圣功，兼三宗之寿，不足以报圣德。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又闻为政如用药方，今天下虽未大治，实无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虽未能尽除小疾，然贤于误服恶药、觊万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祸者远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辄进此说，敢望陛下深信古语，且守中医安稳万全之策，勿为恶药所误，实社稷宗庙之利，天下幸甚。臣不胜忘身忧国之心，冒死进言。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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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谢上表》

三苏作品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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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名人笔下的白鲟

报纸

varpicResCount=0;□刘永加近日，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发布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全球濒危物种红色目录更新报告，宣布白鲟灭绝，长江鲟野外灭绝。然而，在古代名人的笔下却留下了不少鲟鱼的踪影。鲟鱼最早叫鲔长江白鲟，又名象鼻鱼、琴鱼、朝剑鱼，在古代又被称为鲔。春秋时期，《诗经·周颂》有诗：“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鳣有鲔，鲦鲿鰋鲤。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就是说鳣鱼和鲔鱼，鲦鲿和鰋鲤，都是用来祭祀先祖，求得福祉的。而“鲔”，正是白鲟。在《礼记》中也有：“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鱼品多矣，荐必以鲔，为其特大者，谓之王鲔以此”的记载，王鲔就是一种特别大的白鲟，是特供品，献祭给祖先和鬼神，以保佑来年的风调雨顺。可见最早的时候，鲟鱼多是用来祭祀，足见其珍贵性。对于鲔鱼，三国吴陆机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解释道：“鲔鱼，色青黑，头小而尖，似铁兜鍪，口在颔下，其甲可以磨姜，大者不过七八尺。大者为王鲔，小者为叔鲔。”鲟鱼在古代还被称为鱏鱼，东汉著名经学家马融不仅博览典雅，精核数术，还性好音律，鼓琴吹笛，曾写下了《长笛赋》，其中就写到过鲟鱼：“鱏鱼喁於水裔，仰驷马而舞玄鹤。”在《淮南子》中有：“瓠巴鼓琴，鱏鱼出听。”后来《淮南子》另外版本将“鱏鱼”写作“淫鱼”，汉代高诱为其注释：“淫鱼长头身相半，长丈余，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颌下，似鬲狱鱼，而身无鱼鳞，出江中。”在《后汉书·马援传》中注鱏鱼口在颔下合﹐故《论衡》作鱏鱼。晋代文学家左思的《蜀都赋》也写到过：“吹洞箫，发櫂讴，感鱏鱼，动阳侯。”西晋刘逵注解说：“鱏鱼，出江中，头与身正半，口在腹下。”清李元《蠕范·物名》也写了：“曰秦皇鱼，长五六尺，腹胃有胡鹿刀塑之狀，出东海，与鱏鱼同名异种。”这些名人笔下的鱏鱼就是鲟鱼。白鲟主要分布于我国长江自宜宾至长江口的干支流中，钱塘江和黄河下游也有发现，春季溯江产卵。白鲟的长相很独特，它的身体呈梭形，前部稍平扁，中段粗壮，后部略侧扁。头极长，头长超过体长的一半，其上布有梅花状的陷器。吻的头部腹面，能自由伸缩。古书上有“鲔口在颌下，长鼻软骨者也”的记载，概括了将白鲟的生态特征。白鲟上下颌有尖细的小齿；吻须一对，短小，位于腹面。眼小，有细小须一对，位于吻的腹面。口裂大，弧形，具伸缩性，位于头部腹面。头、体背部和尾鳍呈青灰色，腹部白色。苏轼陆游看到过鲟鱼鲟鱼种类很多，除了长江里的白鲟、中华鲟，还有匙吻鲟，其吻长剑状，前端狭而平扁，基部肥厚。分布于长江干流，黄海、东海沿岸亦有发现，古时更能达到汾渭盆地。俗话说：“千斤腊子，万斤象。”千斤腊子指的是中华鲟，万斤象指的是白鲟。白鲟最大个体可达到7米，体重908公斤，被列入“世界十种最大的淡水鱼”。到了宋代，鲟鱼更是频频进入文人的视野，大诗人苏轼有《渼陂鱼（陂在鄠县）》一诗，写道：“霜筠细破为双掩，中有长鱼如卧剑。紫荇穿腮气惨凄，红鳞照坐光磨闪。携来虽远鬣尚动，烹不待熟指先染。坐客相看为解颜，香粳饱送如填堑。早岁尝为荆渚客，黄鱼屡食沙头店。滨江易采不复珍，盈尺辄弃无乃僭。”其中有“长鱼如卧剑”，写的就是白鲟，因为白鲟的吻就犹如长剑一般。而后面所写的黄鱼，则是指长江的中华鲟。“早岁尚为荆诸客，黄鱼屡食沙头店。”苏轼在嘉佑四年(1059)冬，同父苏询、弟苏辙自眉州顺三峡出川，取道荆沙、襄阳而赴汴梁，在荆沙逗留时，正是中华鲟溯江而上，到金沙江一带产卵的时期，苏轼在荆沙多次吃到了这种鱼，即是硕大无比十分珍贵的中华鲟。而南宋大诗人陆游，于乾道五年（1170）被朝廷任命为夔州（今重庆奉节）通判，他顺长江而下入川任职时，曾写了著名长篇日记《入蜀记》，其中他明确记载了自己两次看到长江里的鲟鱼。陆游在九华山附近的海根港（今安徽贵池县江段名），见到“巨鱼十数，色苍白，大如黄犊，出没水中，每出，水辄激起，沸白成浪，真壮观也。”根据陆游的记载来看，这应该是中华鲟，因为中华鲟最大体长可达七八米多，青黄色，腹白色，的确像陆游所看到的“黄犊”。中华鲟这是近代的一种学名，在古代不叫中华鲟，而且它的地方俗名颇多，如黄鱼、大腊子、玉版鱼、含光鱼等。晋代郭璞曾为《尔雅》作注：“鳣，大鱼，似鱏而短鼻，口在额下，体有邪行甲，无鳞，肉黄，大者长二三丈。今江东呼为黄鱼。”陆游还记载：离开鄂州后，“过谢家矶、金鸡洑……洑中有聚落，如小县。出鲟鱼，居民率以卖鮓为业。”这次，陆游专门记载看到的是鲟鱼，说明鲟鱼游到了水面。陆游两次看到鲟鱼，可见在宋代时长江中华鲟已经很常见了。据陆矶《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记载，这种鲟鱼，身形似龙，大者千余斤，肉可蒸为肉羹，又可为鮓，鱼子可以为酱。所以，陆游看到当地人们以捕捉鲟鱼，制作鱼子酱为业。古代鲟鱼是美味并具有药效白鲟与中华鲟一样，个体大，肉味鲜腴，且富含脂肪和高蛋白。正是由于其营养丰富，所以历来被人们视为食用珍品，江苏、上海一带把鲥、枪（白鲟）、鮠和甲（中华鲟）列为淡水四大名鱼。此外白鲟与中华鲟的药用价值也很高。明医学家李时珍对鲟鱼有专门的记载，有《本草纲目·鳞四·鲟鱼》专条，其中写道：“其状如鳣而背上无甲。其色青碧，腹下色白。其鼻长与身等，口在颌下，食而不饮。颊下有青斑纹，如梅花状，尾歧如丙。肉色纯白。食之补虚益气，令人肥健。”清代的诗人王士祯曾顺江而下，游历三峡，看到当地有捕卖鲟鱼的习俗，他在《西陵竹枝词》其中一首写道：“金钗系接髻丫枋，叉系年年聚此乡。江上夕阳归去晚，白苹花老卖鲟鳇。”“枋”是捕鱼的木栅器具，中华鲟每秋末冬初上溯西陵峡，到重庆以上江段和金沙江下游产卵，而后又顺江而下，白苹花开的季节正是捕卖鲟鱼的大好时机。清代作家罗宏备《峡中竹枝词》也写到此事，“九月鲟鳇上峡游，千钱一夜买矶收。家家解食生鱼子，一丈身长五尺头。”，可见在古代，捕卖食用鲟鱼，并制作鱼子酱是寻常的事，也说明那时鲟鱼是很常见的，易于捕捉到的。古代白鲟的形象也常出现在汉画像石及绘画上，在成都博物馆藏汉画像石上刻画了一条白鲟，形态逼真，特别是尖尖的、长长的鼻子。这证明在汉代，当地老百姓已对这种长鼻怪鱼非常熟悉了。而出土于距今3000多年的金沙遗址，也有两件刻画着鱼纹的金带，长长的吻部，前端往上翘，是夸张化的白鲟形象。明代画家郑重，是今安徽歙县人，长期居住在南京，他有幅名画叫《搜山图》，其中就生动地画出了白鲟的形象，因为他是长江沿岸的人，常能见到江中的白鲟，所以能生动画出白鲟像。现存的白鲟第一张照片是清同治十年（1871）外国人约翰·汤姆逊游览长江时拍摄的。1994年3月，我国曾发行过长江白鲟纪念邮票，一套四张，最大一张的票面是50分，这说明在28年前，白鲟在我国还是常见的。白鲟最后一次露面2003年1月24日，人们最后一次见到白鲟是在四川宜宾。这尾白鲟是在长江涪溪口一个乱石头积水处，被渔民刘龙华误捕。游到渔网中的白鲟受了惊吓，四处乱撞。当时宜宾市水产渔政局工作人员听闻后立刻赶到现场，看到三米多长的白鲟宛如一头牛，被套在渔船旁边，头部有一道二十公分长的伤口，尾鳍部分有擦伤。他们立即向长江水产研究所报告，协助从武汉而来的专家开展救助工作，在进行一系列的医疗救治后，第四天白鲟已恢复精神，专家们亲手将它放回长江。为了科研需要，他们在这头白鲟的鱼鳍上安装了声纳跟踪器，开始不断有信号传来，再后来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从1983年开始，我国已经禁止商业捕捞，同时为了解决中华鲟无法繁殖的问题，葛洲坝集团所属的中华鲟研究所当年起实施人工繁殖放流。1989年，长江白鲟、中华鲟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02年，长江下游地区开始试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禁渔期。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正式进入十年禁渔期。同年，《长江保护法》《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等法律规定相继出台。我国禁渔政策自实施后就有成效，2021年11月第五届中国现代渔业暨渔业科技博览会“长江生态保护与渔业发展论坛”发布的相关初步监测结果表明，长江常见鱼类资源有恢复的趋势，长江生态环境尚存的小型受威胁鱼类种群有恢复的迹象。抚今追昔，白鲟作为长江特有物种，是距今1.5亿年前的白垩纪残存下来的极少数远古鱼类之一，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它的灭绝的确令人非常遗憾！这也启示人们必须花更大力气保护好长江的野生鱼类，否则的话，今后我们只能到古代名人的文字绘画中去寻觅鲟鱼的踪影了。

刘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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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南丰曾氏家族第四代诗词创作考论

期刊

南丰曾氏第四代①,在政治地位以及仕宦上没有达到上一代人(曾巩、曾布、曾肇等)的那种辉煌,而且在文学创作上也没能像上一代那样享有盛誉。但是这一代人如曾纡、曾统、曾续、曾纁、曾纮、曾绎等人的诗词创作,在北宋末、南渡初也颇受时人称道,他们大都与江西诗派成员交往密切,诗歌创作也基本都属于"江西续派",这固然是受时代环境以及诗坛创作潮流影响,但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说是曾氏家族这一代人有着共同或相近的创作倾向与审美取向。

吕肖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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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鸟悠悠去翩翩诗意来宋词中鸟意象诗意审美的形式感知

会议论文

巍巍中华自古以来就是以诗著名的国度,将诗意融入教育,以感情唤醒情怀,是师生共同向往的愿景。意象,是诗词中出现的寓"意"之象。鸟意象具有较丰富的审美形式,传达出孤独无依之凄美、去国怀乡之壮美、缠绵爱情之柔美、向往自由之旷美的审美感知。对宋词中的鸟意象进行多种形式,多个角度的感知,是审美形式的感知过程,也是诗意教育的过程。

郭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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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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