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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下的阴影——宋哲宗时“白草原冒功案”爆发原因探究

期刊

北宋哲宗绍圣时期,钟传向朝廷虚报军功,企图诈取恩赏,从表面看,此案是由官员贪念军赏所致,实质上则是因赏罚不公引发,而绍圣四年(1097年)的嘉奖则成了诱发此案的导火索。在此次嘉奖过程中,部分官员无功反升、功少赏多;钟传虽首陈攻伐之策,又率熙河路人马修筑金城关,而所获军赏与其同僚相比是最少的。之所以会出现此类现象,主要是因为部分官员与宰相章悖过从甚密,凭借着这种政治资源而得到丰厚的奖励,但钟传既无显赫家世又无权贵庇护,既而引发其心理失衡,最终导致了“白草原冒功案”的发生。因此,“白草原冒功案”反映了宋代赏罚制度中诸多弊端的存在,同时也折射出“庇护式腐败”是造成这些积弊的主要根源。

钱俊岭[1,2];张静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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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宋代湖州铜镜的保护修复研究

会议论文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的2面宋代湖州葵花镜为对象,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病害情况、合金成分、内部结构进行检测分析,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科学有效的保护修复方案,使用成熟可靠的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与材料进行保护修复,对保存环境提出建议,并进一步加深对宋代湖州葵花镜的史料研究,使其再现原有历史风貌、科学价值、艺术价值.

韦佳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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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出土“宋剑”钩沉宋代蕃兵历史

期刊

2018年3月河南焦作市文物勘探队受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委托,对大南交尾矿库工程A区占地范围进行了文物勘探,发现墓葬8座、灰坑2座。在考古发掘中,M2号墓出土铁剑一把。(图1)这把剑是目前已知的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完整的北宋时期铁剑。发掘报告根据出土墓志(图4)等资料推断此墓群年代应为北宋晚期名将刘昌祚家族墓地,其中M8号墓为刘昌祚墓。这把焦作“宋剑”的出土再次钩沉了宋代“蕃兵”的历史。

龚剑(文/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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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宋代火葬摭谈

期刊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曾盛行土葬.然而,火葬的历史也十分悠久. 　　我国火葬的出现,可以上溯到史前时期.……

黄新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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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万叶集》防人歌和《诗经》战争诗的比较研究

学术论文

《诗经》和《万叶集》作为中国和日本文学史上最早的两部诗歌集,在两国文学史上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可以说是两国诗歌文学的发端。《万叶集》第二十卷和第十四卷中所收录的[防人歌J,是指防人及其家人所作的和歌。[防人歌]是以边境守卫的将士为背景,主要描写了防人对家人以及故乡的思念。同时,《诗经》中的“战争诗”也是以当时的边境战争和防御为背景,围绕战争和将士等所作的诗歌。两者在内容方面有着诸多类似点,同时也有不少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作者阶层的不同,同时还和当时中日两国的社会及历史背景,生活环境等差异密切相关。为了加深对[防人歌]和“战争诗”的理解,本稿采用了作品分析的方式,将《万叶集》中的[防人歌]118首和《诗经》中的“战争诗”22首汇总,根据内容来进行分类,首先选出[防人歌]中作者的社会属性得到明确或是能够推测的作品,再从“战争诗”中选取具有对应性的诗歌,通过对其进行具体分析,找出两者之间的异同点和背后所隐藏的原因,达到比较研究的目的。从内容上看,[防人歌]的112首中,表达对家人思念的歌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与之相比,“战争诗”除了有这些相似主题外,表达爱国、忠诚等志向以及赞颂的诗歌也十分引人注目。同时因为当时的社会原因,战争诗从整体上看呈现出了阶段性的特征。从表现上来看,《诗经》中赋、比、兴修辞手法的运用广为人知,而《万叶集》的表现形式则可以分为寄物陈思、咏物歌、比喻歌等几种。这三种表现形式和《诗经》中的赋、比、兴修辞有着极为相似的部分,可以说对应存在。另一方面,和“战争诗”注重叙事,表现“写实性”不同的是,[防人歌]注重作者自身感情的表达,强调“写意性”。在[防人歌]中,因为作者大多是没有太多文化素养的防人,所以诗歌大多通过使用表现咏叹、感动等情感的终助词来结句,重在作者情感的直接表达。与之不同的是,“战争诗”的作者有着较高的文学素养,在创作中突出了诗歌的韵律,重在思想的表达。最后,从审美意识来看,两类诗歌的主人公都是为了保卫祖国而到遥远边疆戍守的士兵,和家人分别的孤寂感是他们的切身体会,所以在描写自身体验时两部作品都表现出了“直情”（直接的情感表达）的特点,但是在中日两国不同文化下孕育出的诗集,反映到审美观上,则出现了“战争诗”的雄浑气势和[防人歌]的“物哀”情愫以及两部诗歌集“公私”性质上的差异。本论文在结构上分为六个章节。序章中对研究目的和方法做出说明;第一章对现行研究做出总结,明确其和本研究所具有的关联性;第二章介绍了两部诗集的背景,确定其做比较的可能性;第三章从主题、表现手法、文学上的美意识这三个点出发,对两部诗集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进行具体分析;第四章从创作背景和中日文化出发对不同点产生的原因做了探究;最后终章中总结了研究的结论和不足之处。

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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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从平面构成的角度分析宋代陶瓷的装饰纹样

期刊

宋代陶瓷的装饰纹样种类丰富,不同种类的抽象纹样与具象纹样组合在一起相互映衬,使得宋代陶瓷装饰纹样独具特色。平面构成是设计类的基础学科,讲究点线面的形式美法则,从宋代陶瓷装饰纹样的组合应用中可以看出古代智慧的结晶,并通过平面构成来探讨和分析宋代陶瓷装饰纹样中的点线面元素。

程宇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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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苏轼饮食诗歌研究

学术论文

纵观苏轼诗集,专门写饮食的诗歌有一百五十多首,而提及饮食者达近千首之多,这一数字超过了苏轼终其一生所创作的二千七百多首诗歌的三成。可见,苏轼饮食诗歌创作蔚为大观。作为“奋力有当世志”的士大夫,像苏轼这样对饮食日用如此关注并且对各种食材津津乐道,对亲自实验各种烹饪法、酿酒法乐此不疲的现象无疑是罕见的。当然,苏轼好吃,但不耽于吃,更不囿于吃;好论美食,但不是浮光掠影地泛泛而谈,而是在亲身实践的基础上绘声绘色地娓娓道来。苏轼的一生几起几落,宦海沉浮,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凡足迹所到之处他都入乡随俗、随遇而安,不失时机地品尝当地的风味美食。条件允许时他尽情享受山珍海味,生活窘迫时他也安于粗茶淡饭。复杂的人生际遇和随缘自适的心态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饮食观,即：“五谷以疗饥”的适用观,“半酣味尤长”的适度观和“饱吃惠州饭”的适时观。论文的第二部分将苏轼饮食诗歌分成：在朝任官、地方任职和遭受贬谪这三个时期加以对比研究。对比的结果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分析例证的基础上将三个时期饮食诗歌所具有的特点进行对比,探究造成差异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创作于地方任职和遭受贬谪时期的饮食诗歌中提到的食物最为丰富多彩,而遭受贬谪时期的饮食诗歌尤为杰出。苏轼自号“老饕”,显然,对于自己的知味善食他不无自豪。每当面对食物,他的味蕾即刻就会被打开,同时打开的还有他轻松愉快的话匣子。在饮食诗中,有时他和朋友相互调笑戏谑,使得生活充满生机和乐趣;有时他甚至拿自己嘲讽打趣,使得生活中的窘迫被轻松地化解。他常说“肉食者尝苦墨”（肉食者胸中无墨）,又对海天佛国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他立足生活、注重实践,善于从大千世界中吸收创作的养料。以上两点涉及到苏轼善吃知味背后的两种人生取向：谐趣人生和务实人生,将在第三章中论及。苏轼对生活和美食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所以他的饮食诗歌往往是真性情的流露。又加上超尘拔俗的措辞,高超绝妙的艺术手法,使得他成功地化凡俗为高雅,大大提升了饮食诗歌的格调,使得饮食诗歌在高雅的艺术殿堂有了一席之地。他的饮食诗歌看上去朴实无华、平淡无奇,但这种朴实和平淡却是铅华褪尽、绚烂之极所呈现出来的返璞归真与自然天成,因此淡而有味。诸如此类创作技巧、艺术特色与成就方面的东西将在第四章中论及。

陈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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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展讯

期刊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时间:2021年2月6日—2022年2月6日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本次展览按历史时期分为"先秦服饰""秦汉魏晋南北朝服饰""隋唐五代服饰""宋辽金西夏元服饰""明代服饰""清代服饰"六个部分,展出文物近130件(套),配以40余件(套)辅助展品、约170幅图片和多媒体设施,生动描绘了中国古代服饰审美取向和穿着场景,系统展示了中国古代服饰的衍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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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千年前那场“高考”缘何群星闪耀（下）

报纸

千年前那场“高考”缘何群星闪耀（下）古代科举考试的贡院。苏轼□夏钦科举考试发展到宋代，已经十分完善和成熟。整个考试过程既严肃紧张又周密细致。宋代科举制度除了一些制度创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是，改进了科举制度的公正性。壹锁院与糊名的发明“锁院”“糊名”都是在宋代提出并完善的。在宋太宗淳化元年，为了表示公平取士，知贡举苏易简入贡院后，便不与外界沟通，此后成为定制，被称为“锁院”。到宋真宗初年，规定所有的试卷，要经过封印院糊名之后，再送往知举官处阅卷。“糊名”制度的诞生使得考试完全凭借考生的答卷情况来选拔人才，进一步强化了考试的公正性，唐代科举中的士人考前投状，名人举荐等妨碍考试公正性的因素都得以杜绝。“公正性”的提高，可以看成是科举制度发展完备的一个重要特征。让我们看看嘉祐二年整个科举考试的全流程吧。考试之日，考生凌晨入场，依次就座，主考官将试题写出后，考生对题目有疑问，可向主考官提出。考场由皇宫侍卫严加看守，黄昏时分才开门放考生出院。考试结束后，由内侍官收取试卷，先交编排官，去掉籍贯、姓名等，另行编号，然后交给封弥官誊写一遍，校对无误后，盖上御书院的印章。这一过程就是“糊名”，目的是防止营私舞弊。接着，由初考官初次判卷，定出等第；然后再次“糊名”，由覆考官覆判；随后由详定官启封，以两次判卷的结果决定等第；最后交还编排官，揭去糊名，恢复姓名、籍贯，决定礼部录取的名单，奏闻朝廷，以供殿试最后裁决，这叫奏名，也叫定号。其严肃性和公正性，与现在的高考有得一拼吧。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高考是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放在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何尝又不是呢？北宋嘉祐二年（1057）的科举考试，从正月初六至三月初五，整整两个月。各科共录取899人，其中进士科388人（礼部考试进士科出线373人，三月十一日的殿试放榜时，比礼部试登科进士多了15人，这15人是特奏名进士。所谓特奏名是指屡次参加礼部试不中的考生，另造册上奏，特许附试，属于照顾性质）也是从这一届科举考试开始，宋朝确立了“殿试不落黜”的原则，即凡获得参加殿试资格的进士，原则上都不落黜（之前最高可达50%以上落选），都赐予进士出身，殿试仅仅是评定名次而已。贰高手如云的比拼后世之所以将嘉佑二年的科举誉为“千年科举第一榜”，因为这一次科举考试中，产生的很多进士，对后世的文学、政治、思想等领域影响非常之大，无论政治、经济、文学、经学都有独领风骚的人物出现，可谓是群星璀璨，辉映史册。这场科举考试，“唐宋八大家”占了三席，分别是苏轼、苏辙和曾巩。经后人梳理总结，在《宋史》中有传的就有24人，他们分别是章衡、窦卞、罗恺、邓考甫、王回、王韶、王无咎、吕惠卿、刘库、刘元瑜、苏轼、苏辙、郑雍、林希、梁焘、曾巩、曾布、程颢、蒋之奇、杨汲、张载、张璪、章惇、朱光庭等。这些人中，有9人曾担任宰执：分别是王韶、郑雍、梁焘、吕惠卿、苏辙、林希、曾布、张璪、章惇等。这对于那些成绩在进士线上徘徊的读书人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看看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都在哪些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文学家有苏轼、苏辙、曾巩；理学家张载、程颢和吕大钧；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人物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张璪、林希、蒋之奇、邓绾；保守派名臣朱光庭、梁焘……有意思的是，后来成为理学大家的张载是程颢的表叔；曾巩与他的弟弟曾布、曾牟，以及堂兄弟曾阜，一门四人同科及第；状元章衡与叔父章惇同科及第，但章惇的名次在侄儿章衡之下，深以为耻，遂放弃殿试成绩“委敕而出”，下次科举考试时，高中甲科，其任性程度，恐怕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无人出其右；以善长险怪文风的太学生刘几名落孙山发动“进士群辱欧阳修”，后来痛改前非，彻底摒弃怪僻文风，两年后改名为刘辉，被担任殿试详定官的欧阳修擢为第一，获得殿试甲科……可以说，1057年的那场“高考”，不仅照亮了北宋的星空，也因其群星闪耀，辉映着历史的星空。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因为这次科举考试，因缘际会齐集京城，其中四大家与这次贡举直接有关：欧阳修身为主考官，曾巩与苏轼兄弟都是进士及第。另两大家也在京城：苏洵送二子应试，王安石正在京担任群牧判官（国家养马场的场长）。对这一奇特现象，吴钩在《宋仁宗：共治时代》做了如下深刻分析：嘉祐二年的礼部贡举之所以能遴选出这么多杰出才俊，除了归功于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慧眼识才，也应归功于范仲淹昔日推行的庆历新政。新政“十条”中的一项举措为“精贡举”，含教育振兴与改革、科举考试改革两个部分，其中的科举考试改革在庆历五年叫停：“礼部贡院进士所试诗赋，诸科所对经义，并如旧制考校”，但教育振兴计划却坚持了下来，朝廷在国子监设太学，又在地方州县遍设官学，史称“庆历兴学”。从庆历兴学至嘉祐二年，已有十余年时间，苏轼、苏辙、曾巩、王韶、张载等嘉祐二年的进士，正是在这十余年间接受的教育。叁苏轼未能进前三嘉祐二年的贡举考试，名气最大的，莫过于苏轼，尽管历史的真相是他的考试名次并不靠前，但因为相关的单科考试获得了主考官欧阳修的极大赏识，以及由此产生了口口相传至今的若干精彩故事，使大家误以为，苏东坡因为欧阳修为了避嫌的原因，与那届科举状元擦肩而过。事情的真相是：嘉祐二年的殿试中，苏轼中第四甲，苏辙中第五甲，排名是较靠后的。按惯例，第四甲可授予“判司簿尉”范围的官职，第五甲则不能立即授官，须候选。苏轼参加的嘉祐二年进士科礼部考试，一共考四场：第一场试诗赋，第二场试论，第三场试策，第四场试经义。试诗赋即考生根据给定的题目与韵脚现场创作若干首诗赋；试论类似于命题作文，按题目写一篇短论；试策，即出题者就时务提出若干具体问题，让考生发表见解；试经义则是出题者从儒家经书中截取一句话，请考生阐述其蕴含的义理。苏轼在第一场考试中，所作诗赋被评为不合格，第二场试论得第二（《刑赏忠厚之至论》，即应试的短论），第三场试策成绩不详，第四场试经义得第一。综合四场成绩，顺利登科，获得进入殿试的资格（至于苏轼省试的具体名次，现已难考索）。如果不是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欧阳修与梅尧臣的赏识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苏轼很可能在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中落第。如果落第，他与欧阳修将不再有后来让人羡慕的师生关系，也许，他的人生命运将会被改写，能不能有我们今天熟知、人见人爱的苏东坡，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肆欧阳修产生了错觉据《文献通考》载：宋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凡进士，试诗、赋、杂文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为什么苏轼在礼部贡举中总成绩并不靠前，单科论排第二却引起了巨大轰动，连他单科得第一的经义都没有人谈起，以至千年以来，人们以讹传讹，误传其总成绩为第二呢？这其中实际上大有文章，按当时省试四场考试的内容来看，惟第二场论最能体现欧阳修下决心倡导的古文之风。并且这篇论中还有“想当然”的典故（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让最先发现而饱读诗书的梅尧臣不知其典故，但文章务实的文风又与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高度契合，遂向主考官欧阳修报告，欧阳修亦不知其典故出处，因疑心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才判为第二。从传播的角度，这个不经意间出现的“梗”，引起了整个考官团队的高度关注，由此在去“糊名”之后，都急于想知道是谁作的文。这才有了后来妇儒皆知的相关故事：欧阳修给好友、担任此次科举考试编排详定官的梅尧臣写信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言及苏轼，欧阳修多次向人说起：“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以及欧阳修给自己的儿子们所言：“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作为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的一言一行，都是文坛的风向标，如此溢美之辞，更是让苏东坡爆得大名，成为红遍全国的新闻人物。风头之劲，反而盖过了后来殿试的状元。至于后来殿试中的排名，更是与北宋的科举考试不断改革、修正和完善有关。进士科在太祖朝因取士不多，皆不明确区分甲第，唯以赐及第、出身显示高下。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起，随着取士人数的增多，录取进士分等，兴国五年（980年），进士开始分甲、乙等，甲等即第一等，授将作监丞，通判藩郡（诸州），乙等即次等，授大理评事、知令、录事。科举考试录取分甲乙科，主要目的是作为授官的依据，以便按成绩等级高下决定授官之高低。后到仁宗景祐元年，进士又分为五甲，宋代科举中习称的甲科，在五甲制下一般是指第一甲，乙科则是指第二甲至第四甲。但乙科与丙科之间却界限模糊。殿试的最终结果，苏轼初列丙科，因第四场《春秋》对义名列第一升一甲而升为乙科，从第五甲升至第四甲，赐进士出身。苏辙中第五甲，不能立即授官，须候选。在惨烈竞争的科举考试中，由于录取比例极低，过五关斩六将最后进士登科的，都是人中龙凤，即使像后来被认为是天纵之才的苏东坡，在省试中也会有不合格科目，也会无缘甲科，更不要奢望前三甲状元榜眼探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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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求医诊脉

三苏作品

　　脉之难明，古今所病也。至虚有实候，而太实有赢状。差之毫厘疑似之间，便有死生祸福之异。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谒医，而医之明脉者，天下盖一二数。骐骥不时有，天下未尝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终不徒死。亦因其长而护其短耳。士大夫多秘所患而求诊，以验医之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辨虚实冷热于疑似之间。医不幸而失，终不肯自谓失也，则巧饰遂非以全其名。至于不救，则曰：“是固难治也。”间有谨愿者，虽或因主人之言，亦须参以所见，两存而杂治，以故药不效。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医，盖于平时默验其工拙。至于有疾而求疗，必先尽告以所患而后求诊，使医者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后求之脉，虚实冷热，先定于中，则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虽中医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岂以困医为事哉？

苏轼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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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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