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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声“唐宋词艺术歌曲三首”的音乐特征与演唱艺术研究

学术论文

周家声是我国著名的钢琴家、作曲家。由他作曲的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每一首皆是精品。其中由他创作的三首唐宋词艺术歌曲《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鹧鸪天?犹恐相逢是梦中》广受声乐学习者与爱好者的亲睐。三首作品旋律优美，风格各异，被收录在很多高校的声乐教材当中，它的音乐特征与演唱艺术具有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作曲家周家声选择采用唐宋时期著名词人李煜、苏轼和晏几道的词作为谱曲对象，对当代以及后世的词学研究以及声乐研究都产生重要的影响。他以自己精湛的作曲技法，让经典名篇插上了音乐的翅膀，使三首风格迥异的词得以完美诠释。在旋律上，他既力求保留古诗词古香古色的独特韵味又充分把握词曲的内涵，将所需要表达的情感拿捏得非常的细腻真切。他善于运用鱼咬尾、大跳音程、再现等多种民族音乐旋律的发展手法来表现作品的内涵。在曲式结构上，他尊重三首词作原本皆是上下阕的结构，所以三首作品均为单二部曲式结构。同时又是著名钢琴家的周家声非常注重伴奏织体的编配，多种复杂和弦的运用以及记号处理，使得伴奏在整个作品中也体现了非常重要地位，前奏与间奏为歌曲内容营造了一个很好的氛围，在歌曲歌词部分的伴奏或是渲染，或是推进，使歌曲在纵向的和声上得以更多的润色，大大地增强了歌曲的艺术感染力。在三首歌曲的调式调性上，为了保持歌曲的“古风味”，沿用了我国经典的民族调式。　　完美的诠释这三首风格不一的作品，必须充分掌握三首作品的创作背景，熟悉谱面内容，再仔细研究作品演唱技巧，注重把握好咬字与吐字、音色与音量的合理运用，与此同时，演唱者也要用心去感受作品的情感表达，培养自己良好的心理以及对作品所要表达的内涵进行深掘，只有不断去磨合各个点，才能更好的去将作品更完美的诠释。

吴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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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自由体(五首)

期刊

陈柳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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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西辞黄鹤楼

期刊

旅行路上擦肩而过的甲乙丙丁,一碗面的交情,又伺须知你我名姓？我不过,恰巧做了甲乙丙丁中的随便一个。这样,也不错。1当我登上黄鹤楼的时候,浓云正优雅地从天边翻上来,西沉的日色暧昧不明。＂故人西辞黄鹤楼……＂我默念着这句诗,觉得这虽不失为一个漂亮的开场,但原本以为气象万千的黄鹤楼,并不是我心目中的样子。

鲜支;JO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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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婉约词中的情感隐喻及其英译解读

期刊

传统隐喻观将隐喻视为语言修辞现象,20世纪80年代,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将隐喻研究纳入认知语言学领域,自此,概念隐喻被解释为把一个源域的结构直接映射到另一个目标域的隐喻。英语世界对苏轼诗词的翻译历史悠久,由于文化和情感体现的差异,目标语读者对于源文本中情感隐喻机制的产生、认知和接受方式存有一定困难。文章从概念隐喻的视角对苏轼经典婉约词中丰富的情感隐喻进行分类整理,梳理和分析苏轼婉约词的情感隐喻表达,探讨在英汉翻译中如何实现隐喻机制在不同语言中的转换,考察翻译过程中译者隐喻的处理在源语情感传递上的方式。

高世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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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战国策》对战国历史记载之比较

学术论文

该文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史记》、《战国策》共同记载的战国时期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通过综合运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分别考辨了《史记》与《战国策》叙事不同、详略不同(其中又细分为《史记》详于《战国策》、《战国策》详于《史记》、《史记》与《战国策》互有详略三种情况)国名不同、人名不同等四个方面的得失优劣.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在所考辨的四十八条相关记载中,《战国策》的记载比《史记》更为可信的仅为少数,而《史记》可信的则为多数,之所以《史记》对战国这段历史的记载要远胜于《战国策》,究其原因,《史记》是司马迁一人所独立完成的著作,有着强烈的求实精神的司马迁,对所采用的史料皆做过认真的考辨工作.而刘向作为《战国策》的编定者,他只是把几部内容相似的材料按国别编辑在一起,删其重复而已,并没有做史实的考订工作,所成之书并非他的'一家言',因而《战国策》只是一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并不是专门的历史著作.正是司马迁、刘向对待战国纵横家所述史事的不同态度和处理的不同方法成为决定二书在记载战国史实方面优劣的根本性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战国策》所记是战国纵横家或所谓策士的言论,他们的说辞旨在悦其人、动其心,以使被游说者采纳自己的策谋,至于所举事例是否符合事实并不为他们所注重,甚至许多事例出于他们的虚拟或增饰,因此《战国策》中存在不少失实或错误的记载,也就不足为奇了.

马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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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橘红文化

报纸

化橘红花香引得蜜蜂采蜜勤化橘红花制品漫山遍野的化橘红树化橘红果剖开的化橘红皮（资料图）化橘红皮加工成毛七爪（资料图）制作化橘红瓶（资料图）游人漫步花海化橘红，产自茂名化州。自古以来，化州人有种橘、制橘的习惯。经历千百年时光流转，化橘红中药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不断沉积、传承，绽放魅力，熠熠生辉。每年春光明媚之时，橘红花开，洁白清香，沁人心脾，吸引无数游人旅客赴花海之约。等到夏风钻进化橘红树林的时节，硕果累累，一张张写满丰收喜悦的笑脸在枝叶间绽放。1、始于汉代化橘红，又名化州柚、化州仙橘，为芸香科植物化州柚的未成熟或近成熟的干燥外层果皮，中药商品习称化州橘红、毛橘红。化橘红为化州柚在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下逐渐进化而成。相传，化橘红种植和加工炮制始于汉朝，隋、唐、宋、元不断发展，明清享负盛名，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据史料记载，到了南宋，化州一带开始大量种植化橘红。化橘红被明代李时珍编入《本草纲目》，明清时期曾被列为宫廷贡品。自古至今，化州人以种橘、制橘为业，化橘红已成为化州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产生许多关于化橘红的诗文、楹联、题咏；而化橘红种植、药用的传说在化州及周边地区群众中广泛流传，特别是“罗仙植橘”“范公识橘”和“州官治咳”的传说故事更为其增添了不少神奇的色彩。2、药效神奇化橘红性温味辛、苦，具理气宽中、燥湿化痰之功，用于咳嗽痰多、食积伤酒、呕恶痞闷，是“四大南药”“十大广药”之一，是广东首批立法保护岭南中药材品种。其应用历史悠久，历代本草多有记载，自古以来就有“南方人参”和“一片值千金”之说，明清时代被列为皇室贡品。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橘红佳品，其瓤内有红白之分，利气、化痰、止咳功倍于它药……其功效愈陈愈良。”清朝《本草纲目拾遗》载：“橘红治痰症，消油腻、消食、醒酒、宽中、解蟹毒。”光绪十四年彭以孙著的《化州志》载曰“化州橘红，治痰如神，每片真者值一金”。化橘红功效独特，1985年被《中国药典》一部正式收载。现代医学证明，化橘红主要成分“二氢黄酮”与“柚皮苷”含量极高，而且含“类素互呔”等有效成分，不仅止咳化痰的功效神奇，更为可贵的是对人体心脑血管健康、美容、解毒的功能神奇突显，保健医疗效果独佳。相传，宋代文豪兄弟苏轼、苏辙也曾谈及化橘红。苏辙在化州期间，曾生病。在他的《己丑除日二首其一》中可见端倪：“橘红安稳近谁传，鬓雪萧骚久已然。”苏轼撰联寄其弟曰“复我轮回久情盛，羡君怀里化橘红”，字里行间道出了对化橘红神奇功效的心向往之。3、化州独有化橘红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只有化州出产的橘红才能以产地化州进行命名。化橘红入选2021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声誉榜前100位，位列第49位；一同发布的中国地理标注农产品（中药材）品牌声誉榜前100位中，化州化橘红位居第6位。化州被誉为“中国化橘红之乡”。以前，化橘红种植以赖家园、李家园和潘家园为最，还有河西、官桥、中垌、平定、林尘等地。如今，化州市内已建成化橘红专业镇14个。化州平定镇大岭村被誉为“中华化橘红第一村”，现存全国数量最多的原生态化橘红古树。化州享有橘城、橘州、橘乡等美誉，因为当地种植化橘红并作为中药应用已有千百年历史。明代万历年间的《高州府志》载曰“化州橘红唯化州独有”；清代江世琳《橘红辨》曰：“化州所产橘红，医家以之利气化痰，功倍于他药，人皆宝之。”《本草始原》载云“橘红广东化州者胜”。化橘红有此奇效，一是它本身所含药物有效成分，二是种植化橘红的土壤含有丰富的礞石。旧州志云：“化州城内宝山及署内有礞石土质。”“礞石能化痰，橘红得礞石之气，故化痰力更胜。”广东省化州市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刘付玉俊解释：“我们土壤里含有礞石，礞石含量相当高，本身礞石就是一种药材，在药材里面种药材，那效果肯定是特别好的。”据化州当地种植户介绍，化州的土壤和气候为化橘红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曾有人在其他县市种植化橘红，最终“南橘北枳”，收获的果实与化橘红差异较大。种植户讲述，化橘红在药效上优于普通橘红，在外观上也可轻易区分：化橘红表皮上有浓密的茸毛，烘干后有果香气味；橘红表皮上少毛，烘干后有橘皮气味。4、文化传承2012年，化橘红中药文化被列入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化橘红中药文化以化橘红药用价值为载体，秉承“药食同源、济世救民”的核心价值观，集化橘红种植、药材炮制、工艺品制作等于一体。化橘红体现了茂名的“好心精神”，在不同的时期，它都为老百姓的健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化橘红在2020年被列入新冠肺炎普通型湿毒郁肺证的推荐处方用药，化州市先后捐赠化橘红驰援湖北、河北、吉林、黑龙江等地区，物资总价值达3000万元，为抗疫注入了“好心”的力量。化橘红每年四月开花，至七八月果实直径达10厘米左右时可以采摘。采摘下来的化橘红果可炮制成中药材，也可制作成工艺品。伴随着化橘红种植、加工手艺的代代传承，化橘红文化不断沉积、传承，绽放魅力，熠熠生辉。李锋是广东省化州化橘红李氏橘园第24代传人，自幼随祖父学习种植和加工化橘红技艺，家族世世代代在化橘红园里劳作。她在公司里设有“广东省博士工作站”“国家化州橘红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每年投入600万元以上用于科研，并建设了化橘红博物馆和化橘红历史文化馆，编著了40多万字的《化橘红图志》，传承化橘红传统技艺给家人、员工和农户，接受传承的农户达6000多户。赖均信是广东省化州市橘红中药文化代表性传承人，16岁就开始制作化橘红瓶，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擅长制作化橘红瓶。化橘红瓶的制作是一个需要耐心和手艺的过程。每年八到十月采摘果实之后用开水杀青，然后掏去果肉，再用草木灰一层层填充，用麻绳扎出瓶颈的造型，并且晾干。待到第二年，用水浸润之后，在瓶身上画上图案，用铁片一遍一遍地压制出造型。制作化橘红瓶需要耗费老人很多的精力。赖均信制作一个化橘红瓶要6天时间，以前一个人一年做三四百个，随着年事渐高，他已把化橘红手工艺全部传承给了女儿。陈中明是化州市化橘红制作工艺传人，其祖父、父亲都是化橘红制作工艺人，他在20多岁读完书之后也走上了制作化橘红之路。化橘红文化正是在工艺传人们的手中得以代代传承下来。5、产业发展化橘红的经典加工方式是将化州柚的外层果皮切成角状，五角或七角。加工上有“只用单数，不可成双”的习惯。加工成七角的毛橘红药材，往往又称为毛七爪。如今，化州市生产的化橘红系列产品50多种，产品种类已发展到药品、保健品、美容品、干果、化橘红片、化橘红花、化橘红茶、工艺品等，年深加工消耗鲜果2000吨。目前，化州全市化橘红种植面积超过11万亩，年产鲜果5万吨，化橘红全产业链年产值实现52.62亿元，带动约35万名农民从事化橘红行业。随着化橘红文化的传承发扬，以及乡村振兴步伐的迈进，化橘红旅游也逐渐兴起。自2015年来，化州市连续举办化橘红赏花节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到化州旅游、观光、度假。中国化橘红之乡康养度假之旅线路入选广东省100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化橘红康养产业小镇被“魅力中国城”评为年度魅力最具投资价值文旅项目。现在，化橘红产业已成为具有化州地方特色的主导产业，是化州市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和重要“法宝”。■整理/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林夏■图/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丘立贺（除资料图外）

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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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宁波余姚南宋史嵩之夫妇合葬墓发掘报告

期刊

史嵩之夫妇合葬墓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河姆渡镇五联村车厩岙西天尖缓坡处，西北距车厩水库约0．4公里。东北距河姆渡镇约5公里（图一）。西天尖海拔约226米，山势陡峭，唯东北处山岙为缓坡地带，缓坡处西南高，东北低，大体呈西南一东北走向。墓地坐西南朝东北，所在处海拔约60米，三面环山，背靠西天尖，左为火焰山，右为前山，前有由西向东潺潺流过的车厩大溪，其封土地表竹林茂盛，土层深厚（图二）。

罗鹏[1,2];王力军[1,2];谢向杰[1,2];李小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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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弘扬老子文化是周口人的神圣职责——写在“弘扬老子文化国际研讨会”召开之际

会议论文

“弘扬老子文化国际研讨会”近日将在周口市鹿邑县召开，这是继成功举办“中华姓氏文化节”之后，周口市又一次承办的大型文化活动，老子是春秋末期的“文明轴心时代”所产生的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以老子思想为主体的老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精神财富。在全省致力于建设文化强省的新时期，深刻认识老子文化的历史地位，大力弘扬老子文化，是我们周口人的神圣职责。

董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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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颂与苏轼的生死之交

报纸

文/喻世华苏颂（1020－1101）是家居润州（今镇江）并在此终老的北宋著名政治家、科学家、药物学家。苏轼（1037－1101）是宋代诗、词、文、书法、绘画全能的一流才士。古人曾有“二苏交厚而无文”之说，实际上二苏家族保持着相当密切的交往，谱写了人际交往的典范和乐章。1苏颂与苏洵联宗苏轼家族与苏颂的相交，最早可以追溯到苏轼的父亲苏洵与苏颂在嘉祐、治平年间同在馆阁时的联宗。嘉祐、治平年间，苏洵除授试校书郎，苏颂任太常博士兼校正医书官等职，二人同在当时的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任职。据苏轼回忆，“自昔先君以来，常讲宗盟之好”，苏洵与苏颂虽认宗亲但并非嫡亲本家，苏洵为四川眉山人，苏颂为福建泉州人，这种交游更多可以看成为道义之交。苏洵去世，苏颂曾有挽联二幅，其二“常论平陵系，吾宗代有人。源流知所自，道义更相亲。痛惜才高世，赍咨涕满巾。又知余庆远，二子志经纶”，点出了这种道义相交的实质。苏洵与苏颂的联宗，拉开了苏轼家族与苏颂家族长达40多年的密切交往史。2杭婺间诗歌唱和熙宁初年，王安石开始变法。变法的初衷无可非议——富国强兵，王安石本人不贪财不好色，就个人品质说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但王安石在人事任免上凭个人好恶晋升和贬黜官员，如亲信曾布3天晋升五级，特别是秀州判官李定擢太子中允、除监察御史里行的任命，更是属于破坏程序和规定的做法，这招致了按规则办事官员的反感。苏轼与苏颂当时都在朝廷任职，对于王安石的做法进行了公开批评和抵制。苏颂与宋敏求、李大临时为朝廷撰写任命文告的中书舍人，拒绝草写任命李定的诏书，为此遭到神宗皇帝撤职，苏轼称颂苏颂为“三舍人之冠”，显示苏轼与苏颂在政治操守上“凌厉高躅”的一致。王安石对于政治对手的处理手法是简单而粗暴的，支持者晋升，反对者贬黜。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苏颂相继被贬出朝。熙宁四年(1071)，苏轼出判杭州，苏颂出知婺州（今浙江金华）。杭州、婺州相邻，苏轼与苏颂交往密切。苏轼到官三日访惠勤、惠思二僧，作《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苏颂有“腊日不饮独游湖，如此清尚他人无。唱酬佳句如连珠，况复同好相应呼”（《次韵苏子瞻学士腊日游西湖》）；苏轼随即有《再和》。二苏之间诗歌唱和，其关系的亲密由此可见一斑。3相期来访蒜山东元丰二年（1079），苏轼、苏颂都遭受无妄之灾，同入一个监狱——被关进御史台监狱。苏轼时任湖州知州，因李定、舒亶、何正臣构陷，发生了宋代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苏颂时任濠州（安徽凤阳）知州，因在开封府任上判陈世儒案过轻被秋后算账，何正臣监督办案，这实际上是变法派向保守派发起的一次清算，将普通刑事案迅速上升为政治案件的结果。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的人格操守是有问题的，比如李定不孝，舒亶贪污学生伙食费。二苏在御史台监狱隔墙相望，苏颂相比苏轼的处境稍好，在诗歌中对苏轼在狱中受折磨的情况有真实的记录：“却怜比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苏颂还对相互交往的历史做了深情的回溯：“源流同是子卿孙，公自多才我寡闻。谬见推称丈人行，应缘旧熟秘书君。”“杭婺邻封迁谪后，湖濠继踵絷维中。”对于未来出狱相会也抱有期待：“他日得归江海去，相期来访蒜山东。”“乌台诗案”后，苏轼贬谪黄州，与苏颂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比如听说苏颂坠马，苏轼献上家传“极有神验”的“接骨丹”（《与苏子容四首》之二）；得到量移汝州之命，也向苏颂通报，并推荐庞安时为苏颂治病（《与苏子容四首》之三）。元丰七年（1084），苏轼由黄州出发，过润州适逢苏颂母亲去世，苏轼作《苏子容母陈夫人挽词》。这是苏轼与苏颂在润州的唯一一次相见，实现了二苏在御史台监狱“相期来访蒜山东”的愿望。苏轼的挽词对苏颂母亲给予了很高评价：“夫人高节称其家，凛凛寒松映修。”对苏颂同样有很高评价：“忘躯殉国乃吾子，三仕何曾知愠喜。”元丰八年（1085），苏轼回常州时，苏颂还在润州守孝，苏轼对苏颂“广陵令侄出所赐教，劳问备至”非常感激。4俯仰之间四十年元祐时期，是苏轼、苏辙兄弟与苏颂交往最为频繁的时期，这在苏颂的《苏魏公文集》中保留最多，如《次韵苏子瞻题李公麟画马图》《次韵子瞻锁院赐酒烛》《次韵刘叔贡舍人从驾》《重次前韵奉酬子由、子开、叔贡三舍人二首》等。而在苏轼诗集、文集中也保留了一鳞半爪，比如苏轼出守杭州时，还有诗提到“苏、李、广平三舍人（苏子容、宋次道与先公才元，熙宁中封还李定词头，天下谓之三舍人）”（《送李陶通直赴清溪》），有书信表达对苏颂的怀仰之心：“违去左右，已逾周岁矣，怀仰之心，惟日深剧。”而在《东坡志林》保留的《记告讦事》（元祐初）、《记盛度诰词》（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真宗仁宗之信任》（元祐三年兴龙节）以及《书陆道士镜砚》（绍圣三年，即1096年）有关苏颂的记载则保留了苏颂更为鲜活的形象，保留了苏颂讲的不少珍贵历史掌故。南宋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四引陆游说：苏子容闻人引故事，必就令检出处；司马温公闻新事，即录于册，且记所言之人。故当时谚曰：“古事莫语子容，今事勿告君实。”绍圣元年（1094），苏轼贬谪惠州路经扬州，是时扬州州守为苏颂。这是苏轼与苏颂的最后一次见面。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颂在润州去世，适逢苏轼路经润州，苏轼也病入膏肓，写下了《荐苏子容功德疏》：“伏以自昔先君以来，常讲宗盟之好。俯仰之间，四十余年。在熙宁初，陪公文德殿下，已为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际，缀公迩英阁前，又为五学士之首，虽凌厉高躅，不敢言同，而出处大概，无甚相愧。”这是苏轼与苏颂关系最为实质的总结与概括，带有盖棺论定的味道：宗亲关系是他们交往的情谊基础,工作关系是他们交往的道义基础，政治立场大致相同是他们交往的政治基础。苏轼与苏颂家族的苏坚及其子苏庠也有相当密切的交往。苏轼守杭与苏坚为上下级关系，苏坚时为临濮县主簿监在城商税，为苏轼治理西湖立下汗马功劳，苏轼在《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引述了苏坚的大段建议，杭州的“苏堤”“三潭印月”等景致都饱含了苏坚的贡献和智慧。苏轼对苏坚之子苏庠更是赞赏有加：建中靖国元年三月二日，苏轼《书苏养直诗》有“此篇若在置太白集中，谁复疑其非也。乃吾宗养直所作《清江曲》云”。从嘉祐、治平年间苏洵与苏颂同在馆阁时的联宗开始，直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在润州作《荐苏子容功德疏》，苏轼家族的苏洵、苏轼、苏辙与苏颂家族的苏颂、苏坚、苏庠之间“俯仰之间，四十余年”保持着相当密切和紧密的联系。这是镇江历史文化中值得认真探究的一段历史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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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苏辙不出兵

报纸

李开周网上很多文章在谈苏东坡和弟弟苏辙的关系，有的猛夸苏辙是“大宋第一暖男”，有的说苏辙不惜用官位给苏东坡赎罪，为了救哥哥才一路做到宰相。在真实历史上，苏辙对苏轼确实很好。我们先简单聊聊苏轼和苏辙的前半生。唐宋八大家，苏家占了仨：苏洵、苏轼、苏辙。其中苏洵是老爸、苏轼是大哥、苏辙是小弟，关于这一点，人所共知。事实上，苏洵总共生了仨儿子，大儿子名叫苏景先，在苏轼3岁（虚岁，下同）那年不幸夭折了。照这个排行，苏轼是老二，苏辙应该算老三。苏轼和苏辙同父，但未必同母，因为苏洵娶有一妻二妾，妻子姓程，两个小妾分别姓杨和任。程氏生了苏轼，史有明载，但苏辙是谁生的呢？可能是程氏生的，也可能是杨氏或者任氏生的。传说苏轼还有个妹妹，人称“苏小妹”，嫁给了苏轼的得意门生秦少游。实际上苏轼没有妹妹，只有一个姐姐，在眉山大家族中排行第八，人称“苏八娘”。苏八娘嫁到眉山官宦之家，20岁左右被虐待至死，所以，苏轼哥俩很长时间都不跟姐姐的婆家来往。苏轼和苏辙在同一年结婚，那年苏轼19岁，苏辙才16岁。婚后第二年，哥俩就跟随父亲苏洵进京考进士。苏轼和苏辙同时考中，但苏洵却落榜了。考中进士后，哥俩又参加国家公务员选拔考试（时称“铨试”），都没能通过。直到公元1061年，哥俩再次进京，终于在最高级别的选官考试（时称“制举”）中取得优异成绩。当时苏轼26岁，苏辙23岁。公元1062年，苏轼正式进入官场，被派往陕西做官，而苏辙则谢绝了朝廷的派遣，留在京城开封侍奉苏洵。苏轼在陕西凤翔府（今宝鸡市）当了三年“签判”（全称“签书判官厅公事”，相当于市政府秘书长），苏辙则在开封侍奉了三年老父亲。也就是说，为了给父亲尽孝，同时也为了让哥哥安心工作，苏辙放弃了早早做官的机会。用儒家伦理讲，他做到了“孝”和“悌”，堪称道德标杆。公元1065年，苏轼从陕西回到开封，改做京官。眼见哥哥回京，父亲有人侍奉了，苏辙才前往河北大名府担任“推官”（相当于市政府副秘书长），那是他在官场的第一份工作。但苏辙到大名府刚一年，父亲就去世了，苏辙和苏轼扶柩还乡，丁忧守制，直到公元1069年才再次进京。进京后，苏轼在开封府做“推官”，苏辙被派往陈州（今河南周口）做“教授”（相当于教育局局长）。此后十年里，苏轼仕途都很顺利，从推官升通判（副市长），从通判升知州（市长），在各地岗位上不断升迁。苏辙呢？一直当副职，不过官衔也在升迁。但是到了公元1079年，苏轼在浙江湖州当知州的时候，出大事了，著名的“乌台诗案”爆发了。关于“乌台诗案”的前因后果，各种论述车载斗量，这里无需啰嗦，我们只看看苏辙在此案中的表现。案发之时，远在湖州的苏轼毫不知情，而正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做签判的苏辙因为离开封很近，收到了好友王诜王驸马的书信，赶紧派仆人骑快马飞奔湖州。遗憾的是，那个仆人半道上耽搁，让抓捕苏轼的钦差赶到了前面。当然，就算仆人能提前赶到湖州，也不能扭转案情，但却可以让苏轼有个思想准备。公元1079年八月十八，苏轼被押解到开封，当天深夜下了大狱。苏辙先托京城友人打探案情，然后向宋神宗上书求情。这篇文章叫做《为兄轼下狱上书》，全文有几百字，我们只摘录其中最关键的几句：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微臣早年丧父，与兄长苏轼相依为命，如今得知他被捕入狱，全家惊恐，痛哭失声。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我哥苏轼本性并不坏，仅仅是天性耿直，爱发议论，被人抓住了把柄。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微臣愿意将所有官职还给朝廷，只求陛下开恩，不敢奢望您免去他的罪过，但愿您能饶他一死。苏辙与苏轼的兄弟感情向来深厚，所以这篇文章发自肺腑，绝无水分。苏东坡怕死吗？当然。趋利避害是人之本能，喜生畏死是人之天性，就连苏东坡也不例外。但在小命难保之时，苏东坡第一个想到的总是苏辙。不过还必须说明的是，当时宁可罢官也要为苏轼求情的人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包括驸马王诜、苏辙的上司张方平、苏轼的同乡范镇、苏轼的同学章惇、苏轼的学生黄庭坚、黄庭坚的舅舅李常、黄庭坚的岳父孙觉、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这些人都是官员，有的还是高官。后来苏东坡出狱，流放黄州，这些求情者也都受到牵连，有的被罢官，有的被降级，有的被罚款。比较一下哥俩的性格，苏东坡更加直率，更加幽默，更喜欢开玩笑，所以树敌较多。苏辙呢？少年老成，城府较深，所以在后半生升官更快。宋哲宗在位时，奶奶高太后垂帘听政，苏轼兄弟都得到重用。苏轼从杭州知州升礼部侍郎，又从礼部侍郎升礼部尚书。苏辙从户部侍郎升御史中丞，又从御史中丞升尚书右丞。宋朝搞的是群相制度，朝堂上一群宰相，其中“尚书右丞”只比“尚书左丞”低半级，相当于副宰相。到这时候，苏辙的官位已经比苏轼高了。苏辙为什么能做更大的官呢？因为那时候实际上的国家领导人并非宋哲宗，而是高太后。高太后非常谨慎，所以更喜欢生性谨慎的苏辙。但苏辙有时候又太谨慎了，谨慎到了简直欠揍的地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公元1091年六月，西夏十万大军入侵陕西，屠戮军民万余人。高太后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其他人都主张出兵反击，苏辙却极力反对。苏辙说：“凡欲用兵，先论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则兵决不当用。”出兵先看占不占理，如果我方不占理，坚决不能出兵。苏辙又说：“夏人引兵十万，直压熙河境上，不于他处作过，专于所争处杀人，此意可见。此非西人之非，皆朝廷不直之故。”西夏干吗出兵十万来打我们呢？因为我们对不起西夏。苏辙还说：“边臣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败坏疆议，理须戒敕。”边疆守将跟西夏交战，属于贪功生事，于我大宋不利，朝廷应该申斥守将。其实西夏一直在攻打北宋边疆，王安石变法时期成功反击，夺回失地，还修筑了许多堡垒。司马光一执政，不仅将那些土地拱手送给西夏，还拆除了绝大部分堡垒。作为司马光的追随者，苏辙继续坚持绥靖政策，处处对西夏退让。他真实的想法其实是：西夏可以不遵守约定，我们大宋不能不遵守，因为一打仗就没好果子吃，“兵起之后，兵连祸结，三五年不得休，将奈何”（苏辙《颍滨遗老传》）。假如我们穿越到宋朝，给苏辙解释“和平是打出来的，不是求出来的”这个道理，他不但听不进去，还会骂我们“贪功生事”。等到高太后薨逝，宋哲宗亲政，苏辙的相权很快就被剥夺，为啥？不仅是因为宋哲宗想要改换朝臣班底，也是因为少年皇帝年轻气盛，早就对苏辙的绥靖外交反感透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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