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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苏适墓志及其他》之价值——探索三苏坟之锁钥

期刊

1972年6月,河南省郏县茨芭公社苏坟寺大队的社员在三苏坟院外南约110米处农田浇地时,发现一处水灌不止的洞穴,随即报告县文化部门,又上报至省文管单位。于是,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委派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李绍连先生[1]前来三苏坟进行考古发掘。

乔建功[1];王文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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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巴蜀《诗经》学浅谈——尤以三苏、魏了翁为重

期刊

一、前言宋代蜀学称盛一时,文人蔚起,著述繁富,其中尤以文学、史学成就为重。宋高宗以为'蜀人多能文',王应麟亦有'西蜀史学'之称,以致近人梁启超有'四川夙产文士。

李冬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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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孟”“雅苏”有来由苏辙后裔在金华沉浮印记

报纸

众所周知，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兄弟三人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据三席，在当时的文坛政坛都留下了各自的辉煌。可很多人不知道，自从苏辙的儿子苏迟出任婺州知州后，苏氏这一支便在金华开枝散叶，金华城郊“苏孟”“雅苏”两个地名都与苏迟及其后人有关。根据资料显示，眉山苏氏从苏迟开始到八世孙波衡，入仕者有70人之多。苏辙后裔在金华也算是枝繁叶茂，曾经有过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刘金发图/资料图片苏辙后裔南宋至今·苏辙后裔在金华枝繁叶茂苏辙（1039—1112）苏氏父兄三人合称“三苏”，一同位列“唐宋八大家”。政治上，苏辙与苏轼一致，文学上的成就不如其兄，有《栾城集》等行于世父/苏洵（1009—1066）号老泉，字名允，今四川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擅长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与《宋史本传》并传于世兄/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任杭州知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1101年病逝常州弟/苏辙（1039—1112）字子由，晚号颍滨遗老，宋孝宗时追谥“文定”。嘉佑二年(1057)，苏辙登进士第，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是北宋文学家、宰相苏迟苏适苏远苏简苏籍苏籀在金华繁衍，曾聚居苏孟、雅苏后开枝散叶制图/徐莹初识东坡名最早知道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倒不是读了他的诗，而是看了一本《苏小妹三难新郎》的连环画。再次看到苏轼之名，是因他的炖肉经：“洗净铛，少着水，柴头灶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据《苏轼年谱》等文献记载，苏轼第一次到杭州任职是在熙宁四年（1071年）担任杭州通判，元佑四年（1089）第二次到杭州任知州。精明的杭州人，利用“苏氏炖肉秘诀”做起了买卖，“东坡肉”“东坡肘子”流传至今。后来，才读了苏轼的诗，“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议论精辟、发人深省的诗词名句。通过读苏东坡的诗，才知道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知道苏氏族父子合称“三苏”，一同位列唐宋八大家。苏辙之子苏迟出任婺州知州光绪《金华县志》人物卷中载:“苏简，字伯业，眉山文定公辙之孙，赠少傅，迟之子也。迟于建炎初由直秘阁知婺州，多惠政州，岁上供罗五万余匹，迟为奏减二万八千……建景苏坊，以识其德，后以蜀乱来侨寓，卒葬兰溪。简等遂留隶邑籍，邑之，有苏氏自此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苏轼（东坡）之侄、苏辙（颖滨遗老）之子——苏迟于南宋建炎初（约1127）到金华任知州，届满后，因四川战乱无法回眉山，即定居金华。因苏知州奏请朝廷减免每年的供罗五万匹为二万八千匹，老百姓感其恩，为他建造了“景苏坊”，同时将苏迟宅改为“三苏庙”（后废）。“景苏坊”位于现今的石狮子头，即将军路西端向北转至天主教教堂的后面，全长约80米。日久坊废，只剩石狮子，故称石狮子头。明末清初又在现西市街与文化路交叉处建苏家庙（新中国成立后，文化西路称景苏街），后三苏庙因城市改造而拆除。苏氏后裔定居苏孟苏迟的儿子苏简曾任严州知府、处州知府等职，时称苏学士，著有《山堂文集》20卷，后落籍金华，其子孙迁苏宅（后改苏孟）定居。上世纪90年代，为探苏氏后裔现状，我到苏孟走访。苏孟位于金华南面，距市区8公里，属婺城区（现托管于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苏孟乡政府驻地。笔者分别采访了苏孟乡党委副书记王建民、75岁的苏氏后裔苏增溪、村委委员崔增根，据介绍，苏孟姓苏的祖宗是四川眉山人，到金华当官后，就居住在金华市区，后迁居苏孟。原来苏姓人家有几百户，现在只有十几户了。村民说，村里原有一套《苏氏宗谱》藏于苏某家中。解放后，因苏某出嫁到杭州，便将宗谱也带到杭州，她曾表示，只要村里需要，随时都可去查阅或取回。据说，苏孟原有一座建筑宏伟的“三苏祠”，前后共三进，建在同一中轴线上。当时香火很旺，后来渐渐衰落，最后成为一片废墟。“三苏祠”建筑的特色是桂花树多，门面的砖雕有桂花树，天井里种有桂花树，牛腿上、案桌上都雕刻着桂花树，甚至墙壁上也画着桂花树，在第二进的前檐柱上刻着对联“子孙要得宝，桂花树下找”。解放前，苏氏后裔及其他村民纷纷踏入“三苏祠”寻宝。一时间，翻墙、拆柱、挖洞，把“三苏祠”搞得千疮百孔，是否有宝藏被挖，不得而知，可“三苏祠”终因年久失修而废。“苏孟”地名的来历据《金华地名志》载：宋四川眉山文定公苏辙之子苏迟，知婺州，后寓金华。迟子简，遂占籍金华，其后裔迁居县南二十六都苏孟，本县之有苏氏自以始。又考，孟姓自义乌迁此，村就以两姓氏命名苏孟。另据光绪《金华县志》分别载：“孟熊任医药训科，精针灸点穴，不拘常法，往往奇中，熊后，其法少有知之者。”“永发庵，在苏孟村西，顺治间，孟廷浩建。”孟熊是谁？孟熊（生卒无考）是明代医术高超的御医，人称孟医官。相传，宫中娘娘生怪病，多少御医束手无策。经过望闻问切，孟熊诊断为娘娘是“下口生毒瘤”，可娘娘贵体岂能让医生看？如何手术是个大难题。孟医官思考很久，最终下决心一搏。他把娘娘叫到他特制的一把椅子边，请娘娘上座，并事先吩咐宫女，在娘娘往下坐的一刹那往娘娘肩上摁，使娘娘迅速往下坐。这一坐，娘娘下身流血不止，面色苍白，昏死过去。皇上得知此事，马上赶来看望，并下旨将害死娘娘的罪魁祸首孟熊立刻斩首，且满门抄斩。孟熊好友知悉后迅速赶到孟家报信，要孟熊家眷火速外逃。可怜孟熊家眷一路流浪，先在义乌落脚，最后到金华南边二十六都苏宅附近定居，取名孟宅。谁知昏死过去的娘娘几个时辰后悠悠醒转，经过调养，身体很快恢复。原来孟熊特制的椅子是根据娘娘平时所坐的臀部位置大小做成一个模型，在座位中间插一枚针，当娘娘坐下时，针刚好把毒瘤刺破，治好了娘娘的疑难绝症。当娘娘要面谢孟医官时，才知他已被处死。数年后，皇帝为斩孟熊而后悔，并下旨以18个金头陪葬，并查问孟熊后人何在。有人报称，住在金华府金华县南面苏宅附近的孟宅。皇帝说，什么苏宅、孟宅，统称为苏孟岂不省事。从此，苏宅、孟宅就统称为苏孟。当然，这只是一个无考传说。孟熊平反昭雪，可他的妻子却忘不了夫妻恩情，经常梦见与孟熊相会，抑郁而死。孟熊后人孟廷浩常梦见太婆泪痕满面，于是建造了一座永发庵。永发庵前后两井，保存状况良好，已经公布为金华市文物保护点。建筑雕刻十分别致，其中有一幅佛手图，栩栩如生，让人拍案叫好。与婺城区长山村徐某家的金华九峰全景图一样，堪称建筑雕刻精品。迁徙雅苏苏氏在苏孟成为旺族后，有一支迁往位于金华（今为婺城区）兰溪交界的雅苏定居。据《苏氏宗谱》记载：“景忠公，唐开成（836—840）官史部尚书，至六世讳洵，号老泉，宋进士，二子轼辙。轼号东坡……至八世孙迟公，工部侍郎出守婺州，至十世孙宦於金华任久，只见山清水秀，邹鲁名邦，迁居县后。苏自宋至明万历年间特造景苏坊，克纯祖武也，传数代至十七世孙明进士，廷功徙居三十四都，见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即卜筑于雅苏第一世之始祖。”按世系推算，迁居雅苏始祖是樊公，号昆吾，是在金华任知州苏迟的第十世孙。雅苏村属婺城区白龙桥镇临江管理处所辖，有人口700多人，以苏姓为主，世代以禾稼为生。祝丰亭发现苏氏后裔墓，碑文由元代画家李衎所书早些年，金华祝丰亭某工地施工时发现一座夫妻合葬古墓，墓顶各盖着颇大的石板。工地负责人向建设单位报告，要求派吊机吊开墓盖石，但未报告文物管理部门。后来，古墓被工地民工所盗，破案后得知墓内金首饰、银、铜器共16件被盗，大部分已销赃。从墓碑内容来看，该墓主人是苏辙后裔。查雅苏《苏氏宗谱》：“辙：自号东轩长老，夫人赵氏，合葬兰溪县上洞寺。生三子：迟、适、远。迟，字伯克，夫人孔氏，合葬兰溪县上洞寺，生三子：简、籍、籀。”光绪《金华县志》又载：“知婺州事迟墓，县西灵洞岩，迟爱灵洞山水之美，因营矿焉，与刘渭父某知好约同葬，后渭遂葬其父于迟墓侧，迟子少保简葬在县东赤松乡法性院西，孙将作郎监丞籀墓在县东就日乡资圣院侧。”根据以上记载分析，苏辙与夫人赵氏合葬兰溪上洞寺的真实性值得推敲，因苏迟知婺州约在1127年，而苏辙谢世于1112年，过15年后再迁葬金华，与现实和丧葬习俗不相符。当文物工作者赶到祝丰亭盗墓现场时，墓穴空空如也，唯一遗存是已被敲成两截的墓碑（当初存侍王府），碑文书写者是元代画家李衎（1245—1320），他擅画墨竹。碑文上刻着：“先君姓苏，讳塏，字伯清，晚号书隐。颖滨先生魏国文定公六世孙，世居眉山。文定公长子工部侍郎，涌泉翁讳迟，宋建炎间守婺。因家焉，尊祖讳诵朝清郎，知濠州军事，祖讳霦通直郎，建宁府□司理，参军□书，混台渚生皆俾入……先君□□一日殁，曾祖讳允修，祖讳□，父讳必超，先君生于宝祐元年（1253）□月癸未，卒于延祐七年（1320）七月戊戌年□十有八，先如生于淳祐十一年（1251）八月丙午，卒于延祐七年（1320）八月己未，年七十，男二人，铸湖州路南浔镇儒学教谕，鲁□州路祁门县儒学教谕。女三人，长适闻人苏先卒，次适赵，友然何萱孙男七人，璋琮瑛□□瑞琥孙女七人，适罗春吕顺翁吴仪余来行，铸等忍死以其年十月己未合穴于金华县婺女乡，□□□原从治命也葬日蒲未能乞铭，当代□笔，姑叙埂染□都幽孤哀子铸鲁□血□识。集贤大学士、光禄大夫李衎书。”碑文中所提到的先君，字伯清，讳垲，晚号书隐，是苏辙六世孙。生于宝祐元年（1253），卒于延祐七年（1320）。而李衎卒于1320年，从两人卒年来看，李衎为苏垲撰写碑文当年就辞世了。李衎所书碑文，无疑是给苏辙后裔在金华开枝散叶留下了宝贵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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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西月《道德经注释》研究

学术论文

李西月的《道德经注释》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李西月的生平，又对李西月著作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考证与辨析，再从丹道理论、哲学思想以及诠释特色三个方面对《道德经注释》进行了全面研究。　　通过对李西月生平及其著作等问题进行简单的梳理与考辨，主要分歧为《中华道教大辞典》中记载宋时有一李涵虚，著有《九层炼心》。但综合李西月的生平、师承关系以及著作情况，可知李西月的确是清代人。宋代或许有一李涵虚，但《九层炼心》则为清代李西月的著作。至于《道德经注释》的作者是否为李西月，其分歧主要在于白白子与李西月是否为一人，经考证也确定是李西月的作品。　　《道德经注释》是李西月重要的内丹学著作，通过对性命论、三宝论、修炼论三个方面的考察可知，李西月的内丹学形成了一个完备的体系。这一体系吸收并总结多家理论融汇而成，如儒家朱熹的理学思想，孙教鸾一系的炼心之法，北宗的先性后命的修炼功夫等，并将内丹学修炼途径分为先天与后天两种。性命论为内丹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三宝论是内丹学思想的药物基础，而修炼论则是李西月内丹功法的具体展现。通过对这三个部分的梳理，我们发现，李西月的丹法理论并未涉及男女双修的内容。　　李西月《道德经注释》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道论、心性论、阴阳论和修治论四个方面。道论是李西月对道的本体的认知，包括“道之体”与“道之用”两个方面。心性论是李西月对人的本体的认知，包括李西月对于“心”与“性”的认知以及心性工夫两个方面。阴阳论是李西月对世界万物运行的认知，包括李西月对于阴阳观念的认知与阴阳思想在内丹学上的运用两个方面。修治论是李西月对治国与理身一理的思想认知，也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李西月《道德经注释》的诠释理论特色，主要有“以老解老”“以丹解老”“以儒解老”和“以易解老”四个方面内容。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的详细考察，我们发现，李西月诠释《道德经》的主要目的是阐发他的丹道思想，其在注释过程中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但却几乎未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以儒释老”和“以丹释老”是李西月《道德经注释》最重要的诠释特色，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李西月沟通儒道的努力。

刘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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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色难”与“色思温”考释

学术论文

《论语》中有关“色”的章节颇多，“色”在《论语》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通过梳理《论语》中有关“色”的章节发现，虽然“色”在含义上有区别，但整体观之，“色”与“仁”“信”“敬”“孝”“礼”等德行修养密切相关。其中，《论语·为政》“子夏问孝”章“色难”与《论语·季氏》“君子九思”章“色思温”中“色”的含义相通，蕴含深厚的思想内涵和道德价值，由“色难”至“色思温”可以窥见孔子“色论”的道德修养理路。　　通过缕析历代注疏可以发现，《论语·为政》“子夏问孝”章“色难”强调“父母之色”与“人子之色”的双向性，孝子事亲时要色敬、要和颜以致悦色，能够于无声无形处体会父母的意志，使父母之色愉悦。只有双方都呈现和悦之色，才可谓是愉色婉容。这里的“色”是由内而生并显露在外的容色，是仁爱之生发与践行的自然流露。“色难”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孔子警醒弟子或众人孝亲爱亲，二是强调内在的仁德与外在的容色真诚如一;同时，强调努力提高道德心性，不断地修养德性，端正自身的品行。《论语·季氏》“君子九思”章“色思温”中“色”和“色难”之“色”的含义略同，是仁德内生而外显的容色;“思”是指由德主导的无时不思、无事不思的状态;“温”是温润中和的状态，是君子之德的外显。“色思温”意在强调君子仁德修养的重要性，阐明通过反求诸己来修治德性、践行道德，使仁德的修养合乎天道、以至“至诚”之境。　　从“色难”与“色思温”的比较来看，二者是“形色”与“生色”的关系，“形色”是外在表现出来的色，“生色”是反求诸己后所生之德色，即“君子所性”的仁义礼智通过“形色”呈现出来;“色思温”是君子修养德色的过程，是从修养道德心性到践行道德行为的过程，是自省以至从容中道的过程，是遇“色难”困境时的正确解答。从“色难”至“色思温”是内得于己、外施于人，即内在自省和外在践行相统一，促使德性修养逐步完善、恒常向善的过程。　　《论语》“子夏问孝”章“色难”与“君子九思”章“色思温”不仅涵盖了父母子女关系、君臣关系，更蕴含着由德而展开的人我关系、物我关系等其他关系。另外，《论语》“色难”与“色思温”蕴含的“德”之修养进路与中庸之道相融通，于道德修养工夫进路看，以德修身、反身躬行便能够达到“诚中形外”、形色温和的道德境界。

杜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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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谪仙人”称誉为起点透视李白人生悲剧

会议论文

＜正＞（一）在中国诗歌史上,以“谪仙人”（或“诗仙”）称誉诗人且被广泛接受的只有李白一例。这个空前绝后的称誉对李白一生影响巨大。松浦友久对“谪仙人”的称呼做过详尽而精到的论述和辨析, 极具启发性,令人信服地证明,从历史上看“谪仙”的称呼并不只用于李白,但就中国文学史而言,“谪仙人”之名只有在李白这里, 才具有独占性和代表性,因为“谪仙人”的意象结构存在着与李白

曹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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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杜甫的山水诗

会议论文

山水诗的创作,是唐代诗坛上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像王维、孟浩然这样的山水大家,就是一些不以山水诗著称的诗人的诗歌中,也有大量的山水诗作。杜甫就是其中之一。据粗略统计,在杜甫现今的1400余首诗歌中,涉及山水题

李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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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期刊

刘雅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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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江苏诗歌史

学术论文

有清一代江苏地区诗歌极为繁荣,从清初开一时风气之先的顾炎武,引领诗坛风骚之钱谦益、吴伟业,再至清朝全盛时期格调派首领沈德潜,最后到南社发起人柳亚子、陈去病、高旭,无不为江苏诗人,足可见江苏诗人在清代诗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亦可看出江苏诗歌在全国诗坛中的领先地位,其诗歌发展历程直可视为清代诗歌发展的缩影。道光以降,清王朝由盛而衰,内忧外患交侵,社会动荡激烈程度甚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国家不幸诗家幸,在经历了嘉庆年间诗歌创作的低迷后,受社会大变局的影响,诗歌创作掀起一轮新的高潮。本论文即以晚清江苏诗坛为考察对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为晚清江苏诗坛首次作一次全面梳理。旨在充分展现出在时代风气、地域特色、个人经历、诗歌宗趣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晚清江苏诗坛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而一窥晚清全国诗坛的风貌。论题中的晚清特指道光二十年(1840)至宣统三年(1911)这一段时间。就江苏诗坛而言,此段时间可分为前后两期。前一期为道咸两朝,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接踵而至,江苏作为两次战争的主要战场,遭受的破坏和打击尤大。受战争影响,诗歌创作面向社会现实,诗歌内容以忧国家民生之艰、述一己之不遇为两大主旋律。后一期为同光宣三朝,清政府经过战争结束后的修整,迎来了短暂的同光中兴,文化重建亦随之兴起,诗坛宗宋风气逐渐抬头,宗唐之风随之再起,最终发展为宗唐宗宋之争。在全国诗坛喜言唐宋风气的影响下,江苏诗坛自然概莫能外,相较而言,江苏诗坛宗唐风气更盛,而盛行于全国诗坛的同光体对江苏诗坛影响较为薄弱,宗宋诗人相对较少。甲午战败后革命的呼声日益高涨,文学革命的要求亦随之被提出,和宗唐宗宋的诗歌潮流同时并立于诗坛。论文正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论述道咸时期江苏诗歌发展流变,此时诗歌的特点在于现实主义的回归。太平天国时期士人心态与鸦片战争时期已略有不同,总体而言,鸦片战争时期的士人注重社会大动荡的书写而太平天国时期的士人则偏向自我遭遇的抒写。第一章论述鸦片战争时期的江苏诗坛,选取鲁一同、蒋敦复、贝青乔及陆嵩分节论之。第二章介绍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江苏诗坛,以金和、江湜、王韬等人为代表。第三章通过分析研究吴门寒士群体,探寻道咸时期处于社会底层士人的生态及其诗歌创作趋向。上编所选诗人,不仅注重人物的经历,亦关注其性格,力求多方面、多角度展现战争影响下士人心态的变化和诗人因个性之异所导向的不同诗学道路。下编论述同光宣三朝江苏诗坛流派概况。第四章宗宋诗人选取范当世、王瀣、翁同龢三人为代表,范当世为江苏诗坛学宋的中坚力量,诗学黄庭坚、苏轼,同时和桐城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瀣为江苏诗坛宋诗派后劲,和陈三立等同光体诗人多有交往;翁同龢为诗清隽无俗韵,是当时诗坛学宋的又一种风格。第五章介绍江苏诗坛的宗唐诗人,杨圻因其纯然唐音在同光体风靡的晚清诗坛独树一帜,沈汝瑾多继承杜甫诗史特征,而西昆派诗人则主张由李商隐上溯到杜甫。第六章以金天羽和南社作结。金天羽为诗受诗界革命影响,论诗主张不专宗一家。南社的显著特征在于借文学以倡革命,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本编诗人的选取注重身份、交游及履历的独特性,旨在探讨上述因素在他们诗学旨趣、诗歌风格上的作用及影响。更多还原

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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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帝王传记”到“帝王大事记”——《史记》《汉书》“本纪”叙事异同简论

期刊

作为一种史体,"纪"首先指条理化、综理性的叙事模式,早期文献如《禹本纪》《吕氏春秋》,它们以"纪"名篇,主要是基于条理化、综理性的考虑,其中固然有时间的因素,但还谈不上编年。随着时间观念的明晰及介入,这种综理性的叙事发展为编年叙事应该出于司马迁的创制,《史记》"本纪"开启用"纪"来编年叙事的先河。不过,在《史记》十二本纪中,编年叙事中还夹杂早期"纪"体的特征。也就是说,十二本纪并非严格的编年体,有些本纪只叙事,而并不编年。《史记》十二本纪在文体方面主要呈现三个特征:一是从编纂的角度看,十二本纪存在以王朝和以帝王为单位两种形式,具体表现为由王朝本纪到帝王本纪演变的趋势;二是从编年的角度看,十二本纪呈现编年与编世并存的现象,亦即司马迁将"世家"掺入"本纪"书写之中;三是从文体的角度看,十二本纪的书写还融合传体笔法,将记言文献与记事文献融合,大都呈现"帝王传记"的特征。《汉书》"本纪"遵循《春秋》体例,建构"本纪"大事记的书写范式,不仅改变《史记》"本纪"的叙事模式,而且也改变《史记》"本纪"的传记特征,从而深刻影响后世正史的本纪体例。同时,由于《汉书》"本纪"采取《春秋》大事记的体例,它往往需要相关列传来补充、完善事件的过程性,故《汉书》也建构"传以释纪"的叙事模式。整体言之,司马迁写作十二本纪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论述考订帝王的事迹来考察兴盛、观察失败,这种叙事愿望单纯依赖《春秋》笔法是无法完成的,而只有借助《尚书》《国语》《左传》这样的史体才能实现,因此,《史记》本纪与此后正史"本纪"有着很大区别,即呈现叙事完备的帝王传记之特质。

夏德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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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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