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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构思趣拾

期刊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作之前先磨好墨，然后卧床引被覆盖。起来后提笔就写，而且不再改动。这种“睡中思”的方式，当时被人们称为“打腹稿”。流传至今的“腹稿”一词就由此而来。宋代江西诗派代表人物陈师道，每当外出游览有了诗兴，就急忙回家卧于榻上，以被蒙头，称之为“吟榻”。此时，全家不能有任何响声，甚至连猫狗都得赶出去，直到他诗作完成，家中生活才能恢复正常。

王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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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中女性服饰形象初探

期刊

通过宋词研究宋代女性的服饰形象.其婉约的描述表现出两宋时期服饰的淡雅色彩、优雅的款式和簪花冠梳风尚,反映了当时人们审美现念中的理性之美.

李美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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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

学术论文

《左传》是中国最早、最为详备的编年体著作,同时它又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自古以来关于《左传》的基本问题,如作者、成书过程、成书时代、流传授受及其与《春秋》的关系等关注者很多,纷争亦从未间断过。有些问题,学界迄今仍难形成共识。　　西汉哀帝时刘歆争立《左传》等古文经于学官,由此揭开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序幕。此后,在东汉光武帝至章帝、桓灵间又发生过三次大的争论。但就每次争论来看,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左传》是否得圣人真意及相关问题展开的。表面上双方所争论的是今、古文《春秋》说解的优劣,实质上不过是以《春秋》之义为由,通过对《春秋》大义的主观阐释,来迎合时代及统治者的需要。　　汉代今古文经学的四次论争是一个前后关联的整体性历史事件,关于《左传》的争论贯穿始终。从刘歆以“左丘明与孔子的渊源关系”作前提为《左传》争立博士,到后来“经书大义”成为争论的具体命题(《左传》具体事例的比较),其变化正是今古文经学之争主题的深化,亦是《左传》地位越来越得以强化的过程。但目前为止,对这一问题进行细致、深入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探讨四次争论中的《左传》问题,对人们深入了解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意义,无疑是有价值的。笔者不揣谫陋,以《<左传>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为题加以探讨。文章除“引言”、“结语”外共分四章。　　引言部分,简要介绍汉代四次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情况及相关文献;第一章,主要论述西汉末年今古文经学之争兴起的时代和文献背景,《左传》的授受流传以及刘歆与他的《移让太常博士书》。第二章,主要通过钩辑、梳理范升、陈元之争的相关史料,展示其辩难过程,分析《左传》立而旋废的原因。第三章,主要梳理贾逵、李育的辩难过程和内容,并结合对二人辨难过程的梳理和内容的分析来进一步分析其观点及《左传》地位的提升。第四章,简述何休、郑玄的著述情况,揭示其关于《公羊传》、《左传》的驳难理据及在礼制上存在的分歧,简述《左传》之大兴并分析其在汉代四次大的争论中处于焦点位置的原因。最后是结语,全面梳理以《左传》为中心的四次争论的内在理路变迁。

朱翠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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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风革新与文德之治（读书论世）

报纸

宋仁宗“以直言召人”，革除文风之弊，其宗旨不仅是要选拔治国安邦的杰出人才，而且是要纠正浮夸、浮华的时风，推行直言务实的作风。靡曼浮夸，无益治世，是文章的流风之弊。文风革新后，言之有物，经世致用，成为有宋一代的文坛风气。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宋仁宗的文风革新与文德之治，对我们当前的转作风、改文风也不无启迪。近日读到杨庆存著《宋代散文研究（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我从该书获得的众多启益中，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在厘定宋代散文的历史成就、解析其渊源的时候，揭示了宋仁宗的“文德之治”对宋代文风革新的“不可低估的导向作用”。宋代营造了中国散文史的巅峰时期，散文创作卓有成就的唐宋八大家，宋代占六位。然而，更令人讶异称绝的是，宋代的六位散文大家，均是宋仁宗赵祯在位时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并脱颖于文坛的。宋代绵延319年，北宋、南宋共历18位皇帝，为何散文之兴，独出仁宗治下？靡曼之文，无益治道宋代散文的发展，是接续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而来。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其导向作用不仅使文章“经世致用”被边缘化，而且放纵了六朝以来由诗而文的雕琢矫饰风气。“古文运动”的要义，就是反对六朝以来的以排偶为主、华丽空洞的骈体时文，主张恢复以散行单句为主、自然实用的散体古文，而其宗旨是提高文章的传达能力和教化作用——“文以明道”。然而，因为与科举取士的导向相悖，韩、柳追求平易实用文风的主张自然得不到朝野普遍共鸣，而且就他们自己的文章可见，所欲明传之“道”，也流于“空泛而不实”。建宋以后，宋太祖赵匡胤立下“以文治国”的国策，崇文抑武，而宋仁宗将之发扬光大，缔造了使宋代中兴的“文德之治”。出身一介武夫的太祖尚文治，但不知时文之弊，故所倡导不过沿袭旧制，科举仍以诗赋取士；仁宗为太祖孙、宋室第四位皇帝，文教滋养，更加其勤勉慧识，深知时弊所在，因此对革除文风之弊有明确的导向。天圣七年，年仅19岁、尚未亲政的宋仁宗即下诏书说：“朕试天下之士，以言观其趋向，而比来流风之弊，至于附会小说，磔裂前言，竞为浮夸，靡曼之文，无益治道，非所以望于诸生也。”他亲政的第二年，再下诏说：“进士所习诗赋多浮华，而学古者或不得以自进。宜令有司兼以策论。”仁宗身为国君，不仅清楚时文“磔裂前言，竞为浮夸”的流风之弊，而且找到了切断流弊之源的途径：改科举以诗赋取士为以策论取士。因此，以科举取士为导向，求文章的经世致用成为有宋一代的文坛风气。宋仁宗的文德之治，并非孤掌自鸣，而是拥有一批卓越的文人士大夫的支持。庆历四年，范仲淹等文臣上疏，谏言“取士当求其实用，人尽其才”，主张科举“以策论为先、诗赋其次”。仁宗即下诏说：“士有纯明茂材之美，而无文学作成之法，其饬身立节者使与不肖之人杂而并进，则无文徳敏行之才可以见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学者自以为患。”仁宗讲得很清楚，科举取士不是鼓励寻章摘句、因循格套的平庸之辈，而是要给豪俊奇伟之士以发挥其纯明茂材之美的空间，不能选拔才俊德优之士，就是科举的大弊。直言召人，革新文风嘉祐二年，苏轼、苏辙兄弟同科殿试进士。苏辙应试的策论，是一篇尖锐批评宋仁宗为君之失的政论文。他在策论中说：“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夏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臣疏远。小臣闻之道路，不知信否：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私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宋仁宗进行“以策论为先、诗赋其次”的科举改革，其宗旨不仅是要选拔治国安邦的杰出人才，而且是要纠正浮夸、浮华的时风，推行直言务实的作风——他的文德之治的要旨就是“以直言召人”。苏辙这篇策论，不仅直言当朝皇帝仁宗得失，而且仅凭“不知信否”的道听途说就对仁宗宫中之事妄议是非。考官胡宿认为苏辙言论“不逊”，呈请仁宗取消其录取资格，苏辙也自认为“策入必见黜”。但仁宗审阅苏辙的策论后，却钦点录取苏辙与其兄苏轼为同科进士。仁宗批复胡宿的“以为不逊请黜之”奏章说：“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二苏殿试时，仁宗47岁，在位35年，而苏辙不过是一位年不及19岁的书生。仁宗以九五之尊、年寿之长，能容不名小子苏辙对自己公开直言不逊，以才德取人，是需要何等恢宏的胸襟气度？他对苏辙的纳取，是切实践行他“以直言召人”的国策，这不仅使他的朝廷中荟萃了范仲淹、包拯、晏殊、欧阳修等文德敏行的名臣，从而为将宋朝发展带入鼎盛时期的“文德之治”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以“直言论政”引导了文坛以平易自然为目标的文风革新。仁宗逝世后，在继位的皇帝治下，二苏兄弟多次遭贬，谪迁异地，晚年颠沛流离，死而后已，苏轼更是于1079年，被诬“以诗讽刺时政”，不仅被递解京城，投入御史台狱，备受拷打屈辱，而且险遭性命之灾。可以想见，在1022至1063年间，如果在位的不是仁宗，而是神宗，不仅欧阳修的古文运动不可期望，恐怕三苏问世之初即以“妄论利害，才说得失”（苏轼语）死于非命了，又遑论此后能以“直言议论”立名传世？摒弃浮华，文求务实宋代王十朋说：“我国朝四叶文章最盛，议者皆归功于仁祖文徳之治与大宗伯欧阳公救弊之力。”“救弊之力”就是反浮华、浮夸，倡导平易文风的古文运动。有宋一代，欧阳修并非古文运动的首倡领袖，在他之前，宋初柳开、王禹偁，继后穆修、尹源、尹洙等文坛名士，纷纷以“宗经尊韩”为旗帜，致力于创兴平易自然的文风，但均未成主流风气。古文运动能在欧阳修为文坛盟主时期蔚然成风，其后经三苏绵延至1101年苏轼病逝，前后历八十年而不衰，欧阳修为宋代文坛“一代宗师”之功自不可没，但若缺少宋仁宗这位“文德之君”作“保护人”，更是不可能的。《宋代散文研究》中说，欧苏散文所代表的宋代散文之美，突出风格是“平易自然，婉转流畅”。极而言之，“平易自然，婉转流畅”何尝不是散文作为一个独特文体所应达成的本真的美学风格？因此，在厘定宋代散文的历史地位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以欧苏散文为代表，宋代散文是中国散文美学的最后达成。然而，当我们论定宋代散文之大成的时候，又怎么能低估宋仁宗以一国之君，身体力行，为纠正“浮华”、“浮夸”的文风流弊所起的导向作用呢？宋仁宗“以直言召人”，为欧苏一代文人倡行平易自然的文风提供了基本导向，这对我们当下倡导的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不无启迪。

肖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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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次韵诗研究

学术论文

北宋元祐诗坛次韵诗创作盛极一时,此时期文人唱和必次韵成为一种风尚,而苏轼与黄庭坚则是其中的佼佼者。苏轼现存次韵之作有七百八十五首、黄庭坚有五百六十六首,无论是从次韵诗作总量来看,还是从全部诗作中所占比例来看,次韵诗创作在这一时期都达到了空前的兴盛。黄庭坚作为宋诗的代表,其次韵诗创作具有独特之处,也颇具研究价值。本文将从黄庭坚次韵创作基本情况、创作体例、创作手法以及影响等方面,对其次韵诗进行整体系统的梳理研究。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从总体上分析黄庭坚次韵诗作的基本情况,考察次韵诗在其全部诗作中所占的比例和地位。首先,运用数据统计和归纳分类的方法对黄庭坚次韵诗作进行整体统计和分期研究,弄清黄庭坚次韵诗创作的总量以及在各个时期的次韵创作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其次韵诗所次韵的对象;其次,按照次韵创作的“次韵他人”、“次韵自己”、“次韵古人”三种模式对其次韵诗进行分类研究,分析三种创作模式在黄庭坚全部次韵创作中所占的比例和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其“限韵体”创作情况,及其特征性质;最后,通过详细文本分析,从创作主题、创作特征、艺术手法等方式总结出黄庭坚次韵诗所独有的一些特色。第二章:按照古典诗歌的不同体式对黄庭坚次韵诗创作进行分类研究。首先,考察黄庭坚律体次韵诗创作的形式与特点。律体诗有四种基本的格律形式,考察在黄庭坚次韵创作时对格律形式的选择。在此基础上考察律体诗的变体拗律的创作特点及格律形式,分析黄庭坚次韵创作中古风式句尾格律的运用。再分析律体次韵诗的特殊形式对颔联、颈联对仗形式的影响;其次,考察黄庭坚绝句体次韵诗创作的形式和特点。分析黄庭坚七、五绝次韵诗在格律方面的形式特点,进一步考察六绝在格律方面的不同之处;最后,考察黄庭坚古体次韵诗创作的形式和特点。分析古体次韵诗在创作中如何避免使用律体格律,以及首联出句中是否入韵、如何用韵的问题。第三章:从“次韵”特殊的创作形式角度分析黄庭坚的次韵创作手法。首先,次韵是作为文人唱和诗的特殊形式,考察其在唱和中对“和意”的限制作用,并进一步指出黄庭坚如何在这一特殊形式中做到“韵与意会”;其次,从次韵创作的特殊方式出发,分析黄庭坚次韵创作中如何进行韵脚的炼词,并进一步指出黄庭坚如何炼出妥帖而新奇的韵脚词;最后,分析次韵的特殊形式如何影响诗歌创作的句法和章法,并进一步分析黄庭坚是如何处理韵脚限定下的句法和章法,又是如何做到句法的新奇瘦硬,章法的跌宕起伏。第四章:从元祐诗坛的次韵风尚考察次韵创作对黄庭坚诗风形成的推进作用。首先,从文人的地位、雅趣等多方面考察,详细分析次韵创作在北宋的兴盛过程及原因;其次,通过对黄庭坚次韵诗风格特点的分析,论证次韵创作对其诗风所形成的推进作用;最后,通过考察次韵唱和之中所存在的竞赛性质,分析文人间的次韵唱和对黄庭坚诗坛地位的重要影响。余论:总结本文所阐释的一些重要观点和内容,延伸思考次韵诗的评价、形式对风格特质的影响、次韵诗与次韵词的关系等问题。

高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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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适应选择论评析苏轼散文的两个英译本

学术论文

一代文豪苏轼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词散文作品，其中有些早在十九世纪就被译成英文，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从那时至今，不断有中西方翻译家翻译其作品。但相对而言，对苏轼散文英译的研究十分少见。据本论文作者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已有的研究多是针对《前赤壁赋》的英译，有的则是在对整个古典散文英译研究中提及苏轼散文的某些句段。本文选取了译本较多的五篇苏轼散文，从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对翟理斯和罗经国的两个译本进行对比研究。翟理斯于十九世纪末编译出版了一本《古文选珍》，收录了11篇苏轼散文，翟理斯的这本英译古代散文集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此书至今仍在国外出版发行。北大教授罗经国从《古文观止》中选取一些优秀古代散文，并译成英文，于2005年出版其英译散文集，其中含有5篇苏轼散文。　　本论文主要探讨了两位译者如何在语言、文化及交际三个维度进行转换的。其中语言维度的转换主要从语言的简洁性，对偶、排比句及形象表达三个角度进行对比分析;文化维度的转换主要从人名地名，时间年历，宗教词汇及典故翻译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交际维度的转换主要分析每篇散文中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是否在译文中传达出来。根据这三个方面的分析，论文又客观分析了两位译者对各自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所作出的适应性选择。　　研究发现，翟理斯和罗经国的译本都能体现译者对各自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从语言维看，翟理斯用词及句式更为简洁，适应了原文的简洁性，而罗经国补充了原文的省略成分，较多用到语法衔接手段，他的译本往往较长，但语言信息很清楚。翟理斯和罗经国总体上都能再现原文语言的形象性，并且都能尽量保留原文的对偶或排比句式。从文化维看，翟理斯人名地名及时间年历的处理方式，基本上是将不太重要的文化负载词省略掉或进行概略化翻译，对于重要的或读者较熟悉的，则用威式拼音法或公立年份译出，这体现了他对读者和原文的适应。罗经国则用拼音加加注的方式翻译，他的处理在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下能有利地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　　此外，作者根据对两译本的对比分析，提出游记体古典散文的翻译可以辅以图片和地图，使读者对所出现的地名有直观的印象;译者应尽量对原文的写作背景作一定交代，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文章的思想或情感。

何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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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眉山进士群体研究

期刊

两宋时的眉山县,所辖区域只不过二十乡、六镇,大约二万多户,但是,据统计,两宋时期，这里共出了909名进士。两宋眉山进士群体呈现出向上趋势、颠峰状态和一流个体的显著特征。两宋眉山进士群体研究》课题组认为,宋代眉山进士群体是宋朝文官政治、科举完善、文风转变等大环境，以及当时眉山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出版繁荣、教育兴盛等小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宋代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与实践和眉山学子发愤好学也是眉山进士群体产生的重要原因。眉山的科举文化乃是科举文化史上不可企及的颠峰，与“三苏"一起成为眉山文化鼎盛的符号。今天,我们要借鉴宋时眉山教育的成功经验，把文化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 为我省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

刘清泉、赖正、胡先酉、孙开中、胡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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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景趣隽永简淡——乔仲常《后赤壁赋图》研究

学术论文

北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是以苏轼《后赤壁赋》为创作文本的绘画作品，其巧妙地构思与简淡的绘画风格，虽在以董、李、范、郭画风为尚的北宋山水画坛独树一帜，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同时，由于递藏过程中的种种因由，造成了作者身份、师承、创作年代、艺术价值与真伪等诸多争议。本文试图运用文献研究与图式分析等方法对纳本乔仲常《后赤壁赋图》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　　第一，对乔仲常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乔仲常《后赤壁赋图》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与分析后，认为乔仲常《后赤壁赋图》是一件流传有序的清宫重要藏品，并对乔仲常的生卒、师承及社会地位、擅画题材进行了较为清晰的梳理。　　第二，通过关于苏轼“赤壁”题材的绘画进行文献与图式特点的比较，对“赤壁”题材绘画的图式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纳本乔仲常《后赤壁赋图》的图式特点符合早期“赤壁”题材绘画的特征。　　第三，通过对创作思路与笔墨语言的分析，发现纳本乔仲常《后赤壁赋图》是一幅具有独特匠心以及绘画水平极高的李公麟传派山水画作品。　　第四，将倪瓒山水画作品与乔仲常《后赤壁赋图》进行比较，认为倪瓒山水画风格与李公麟传派山水画风十分相近。同时，对纳本乔仲常《后赤壁赋图》与《石渠宝笈》相关记载的尺寸差异，北京故宫藏清乾隆缂丝仇英《后赤壁赋图卷》的构图差异，提出了纳本乔仲常《后赤壁赋图》的前、后部分都存在缺失诸问题。

周玉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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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潇洒人生

期刊

潇洒不是一天到晚昂着脑袋、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它是你在生活中，而对每一个具体困境时的表现，你的人生中所面临的每一个挑战。都在检验你潇洒的底线。

康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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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诗歌两宋接受史研究

学术论文

刘禹锡生前诗名显赫而身后又多有误读,其人,其诗或与政治相纠结,或与文化相纠结,往往产生了不同的历史接受状态。因此,在接受美学的研究视野中,刘禹锡的诗歌具有独特的价值。因此,我们研究刘禹锡的文集传播和诗歌入选重要选本的情况可以管窥刘诗的接受广度,研究刘禹锡诗歌的批评水平可以理解刘诗的接受深度,研究宋代作家作品中点出、化用、模拟刘禹锡诗歌可以解读刘禹锡诗歌的巨大的影响。刘禹锡诗歌的传播史上,由于其生前已编辑了数种集子,因此在流传过程中表现出了比其他诗人更为复杂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文集的种类较多,除了正集外,尚有唱和集若干种和后来补充的外集。而唱和集和正集外集的流传又具有不同步性的特点。在宋初最为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刘诗的唱和集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他的正集却仅留下四分之三,四十卷本只剩余三十卷。后由于藏书家宋敏求辑佚,董弅、陆游诸人刊刻,其正集及外集得以广泛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而其唱和集却渐趋亡佚。这种现象一方面证明了宋代文学观念的嬗变,另一方面也说明宋人对刘禹锡解读越来越成熟。而从刘禹锡诗歌在宋代著名选本中的选录上看,刘禹锡的名篇呈现出了从唱和诗到民歌诗相互更替的变化趋势。而对刘禹锡诗歌的选录也从早期的古体为主,到以绝句为主,再到律诗为主,这种变化趋势也表明了刘禹锡诗歌不同体裁接受的变化。在刘禹锡诗歌的批评史方面,北宋与南宋明显呈现出了北宋奠基,南宋深化的特点。所谓北宋奠基,是指在北宋阶段,刘禹锡诗歌的批评仅仅处于印象似的批评模式,三言两语,注重刘诗风格论的探索。而到了南宋,由于诗话发达,南宋的批评深入全面。对刘禹锡“诗豪”从不同方面进行解读。其中尤其以刘克庄的解读最具有权威性,成为后世不刊之论。但是,由于刘禹锡永贞革新的历史污点,在两宋刘禹锡的批评中逐渐产生波及整个文坛的历史性大讨论,一方面赞扬刘禹锡的人格,认可刘禹锡的政治才华,另一方面,很多批评家站在保守派一边对刘禹锡人格大肆批评。“人品——诗品——政品”三维批评模式成为刘禹锡诗歌批评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而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刘禹锡竹枝词为代表的民歌体诗歌走上文坛,黄庭坚做为竹枝词的“第一读者”,他的理论上的贡献和创作上的鼓吹在北宋中叶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黄庭坚的影响之下,苏轼、苏辙等人开始较大规模地拟作竹枝词,具有鲜明的先锋实验色彩的创作从北宋中叶开始逐渐形成风尚,而在南宋陆游等人的批评文字中随处可见对刘禹锡竹枝词创作的批评,甚至把竹枝词看做个人创作的标高。在刘禹锡诗歌的影响史方面,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人均受到刘禹锡诗歌巨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刘禹锡作品中桀骜不驯、乐观昂扬的战斗精神对苏轼、陆游、刘克庄等具有相似命运的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刘郎”、“桃花”、“玄都”等意象构成的“玄都观诗案”典故常为诗人们引用自比或者比人;其二,刘禹锡诗歌词句、意象等被宋代诗人反复引用,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从文体上看,刘禹锡“玄都观诗”所代表的政治讽喻诗、“竹枝词”为代表的民歌体诗、“金陵系列”为代表的咏史诗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北宋诗坛产生深远的印象,哺育一代又一代优秀的诗人和一篇又一篇的艺术杰作! 从整体上看,刘禹锡诗歌在宋代接受史上居于仅次于李杜韩白的位置,几乎所有的文学流派均把刘禹锡放置在一个较高的位置。诚如《新唐书·文学传序》所云:“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矣。”当然也正是由于刘禹锡文学正宗的历史地位,他无法如其他大家一样开宗立派,宋代的选本中也无一本是专为之选注。从刘禹锡接受史的漫长的历史链条上看,宋代对刘禹锡诗歌的接受和批评涉猎范围很广,研究颇为深入,已经非常接近今天的认识,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宋代是刘禹锡接受史上的奠基时代!

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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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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