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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目的论视角下有关宋词《定风波》的翻译对比研究

期刊

苏轼的作品一直以来都为大家熟知,其包含的意境深远且情感丰富。《定风波》是由苏轼所作的一首词,描述了作者外出时的所遇所感,表达了内心豁达的状态。本文基于翻译目的论,探讨译者对《定风波》翻译时所采用的翻译目的,以及其取得的对应的不同翻译效果。

魏翠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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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叶梦得研究综述

期刊

叶梦得是一位在两宋之交的政治史和文化学术史上有较高地位和影响的人物。20世纪以来,关于他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冷落到复苏再到渐趋繁荣的过程,并正在向着全面、求实、理性的方向发展。

潘殊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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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名句

报纸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志南《绝句》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秦观《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陆游《临安春雨初霁》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蒋捷《虞美人·听雨》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韦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竹枝词二首·其一》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赵师秀《约客/有约》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杜甫《春夜喜雨》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苏轼《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梧桐叶上三更雨，叶叶声声是别离。——周紫芝《鹧鸪天·一点残红欲尽时》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杜牧《清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韦庄《台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杜甫《春夜喜雨》风淅淅，雨纤纤。难怪春愁细细添。——纳兰性德《赤枣子·风淅淅》一夜雨声凉到梦，万荷叶上送秋来。——陈文述《夏日杂诗》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杜甫《水槛遣心二首》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甫《春夜喜雨》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刘长卿《别严士元》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朱淑真《蝶恋花·送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夜雨寄北》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李商隐《春雨》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二首》愁云淡淡雨潇潇。暮暮复朝朝。——石孝友《眼儿媚·愁云淡淡雨潇潇》一霎荷塘过雨，明朝便是秋声。——项鸿祚《清平乐·池上纳凉》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秦观《春日》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蒋捷《虞美人·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蒋捷《虞美人·听雨》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情三月雨。——晏殊《玉楼春·春恨》春雨断桥人不度，小舟撑出柳阴来。——徐俯《春游湖》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李商隐《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温庭筠《更漏子·玉炉香》烟雨暗千家。——苏轼《望江南·超然台作》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李煜《乌夜啼·昨夜风兼雨》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王勃《滕王阁诗》一声声，一更更。——万俟咏《长相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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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圈与非汉字圈汉语教学比较 2011年国际修辞传播学前沿论坛暨札幌大学孔子学院成立5周年纪念学术论坛发言稿摘要

会议论文

＜正＞2011年10月29日于札幌大学孔子学院汉字文化圈与非汉字文化圈的汉语教学同属于非汉语环境下的对外汉语教育。由于其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呈现出很大差异。本文以日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ihon）和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的汉语教学为例,对汉字文化圈（日语为母语）与非汉字文化圈（英语为母语）汉语教学进行考察,找出两者在学习汉语时的难点,探讨有效的教学方法。

郑亨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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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捐建安乐坊治疗瘟疫

报纸

在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苏轼曾在杭州搞过一次募捐，成功地救治了百姓的疫病，挽救了许多生命，使当地百姓倍感温暖。元祐四年（1089），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再次任杭州知府。刚一到任，就碰到了百年不遇的瘟疫大流行。杭州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求医问药的穷苦百姓。而城里竟然还有药铺囤积居奇、抬高药价、大发瘟疫财。面对病疫和不良药商的黑心作为，苏轼十分清醒，他从这次病疫的严重程度中，感到杭州为“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认为要是创办一家医院，掌控在自己的手里，或许会好些。可是开设医院需要大量的资金，怎么办？他同属下商量后，决定采取募捐的办法。苏轼首先从府库里拿出两千贯平时省下的办公经费作为基金，同时号召城里的有钱人捐款，又募集了一部分，可是还有缺口。苏轼回家后，把情况同夫人一说，夫人认为人命关天，百姓的安危是大事，她大力支持，带头卖掉陪嫁的首饰参加募捐，苏轼又将自己积蓄的五十两黄金也捐了出来。总算把资金募集起来了，苏轼招聘了一部分医护人员，在杭州众安桥旁边找到了一处官家的院子，办了一所名叫“安乐坊”的医院。据说，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公立医院”。医院建成后，苏轼立即派官员和医生分赴各处救治病人，同时免费发放食品、药品，给百姓送去了温暖。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做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安乐坊在苏轼的经管下，聘用僧人做掌管，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即便苏轼离任后，安乐坊依然办得很红火。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安乐坊改名为安济坊。据《宋会要辑稿》载：“崇宁二年五月，两浙转运司上奏：苏轼知杭州日，城中有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乞自今管干病坊僧，三年满所医之数，赐紫衣及祀部牒各一道。从之，乃改为安济坊。”就是说，当时的两浙官府对苏轼的做法很是赞赏，上奏宋徽宗对安乐坊的医生给予赐紫衣的嘉奖，紫衣当时代表官服，认可了医生的官员身份，并改名为安济坊。后来，苏轼被贬惠州时,接到广州太守王敏仲来信,说广州疫症流行,死人无数,请苏轼帮助想办法解决。苏轼毫不保留地把自己在杭州办药坊治病救人的经验介绍给他，于是广州也照苏轼的办法，众筹办起了安乐坊，救活了不少百姓。（据《天津日报》刘永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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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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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肚里能撑船，纵观古今，但凡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者，多是胸怀宽广、宽宏大量之人。宋代文人欧阳修、苏轼便是如此。欧阳修在做科举考试主考官的时候，读到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妙文，发现里面有一段关于尧与下属的对话，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便找来这篇文章的作者苏轼，虚心向这位年轻人求教，哪知苏轼回答道：“我也没看到过，想当然尔！”历史也能想当然？换作别的主考官，肯定有被戏耍和愚弄的感觉，甚至一气之下将苏轼轰出门去也未可知。然而欧阳修却欣赏苏轼的才华与坦荡，一笑置之。爱才之心，必须有宽广的胸襟作支撑，作为北宋文坛盟主的欧阳修，提拔后进不遗余力，他举荐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尤其对苏轼，他更是饱含一片赤诚的爱护、容纳之心。他在《与梅圣俞书》中写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文人相轻，自古如此，如果欧阳修真的要压一压苏轼，苏轼想出人头地怕是要走弯路了。欧阳修曾和儿子欧阳裴讨论诗文，谈到苏轼时，欧阳修感叹道：“你记住我的话，30年后，世人只知道苏轼，再也不会称道我的诗文了！”欧阳修太谦虚了。事实证明，9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除了记得苏轼的诗文，也记得欧阳修的诗文和人品。苏轼的雅量也让人赞叹不已。宋哲宗元祐年间，苏轼到杭州任职。此后不久，管理税务的税吏押来一个逃税的人——南剑州的乡贡进士吴味道。此人有两大卷物品，上面写有“杭州通判苏轼送京师苏侍郎宅（苏轼的弟弟苏辙在京任侍郎）”，封纸上没有写明苏辙的具体地址。苏轼时任杭州知州，通判是他10多年前的职务，且苏轼从未托人带物品给弟弟。很明显，吴味道是假冒他的名义行欺骗之事。苏轼得知此事后，并没有暴跳如雷，而是把吴味道叫到跟前，和颜悦色地问他卷内是何物，上面为何如此题写。当吴味道得知堂上坐的正是苏轼时，当即吓得悚悚发抖，惊恐不安地说道：“我是个穷书生，虽苦读诗书，但屡考不中，好不容易今年州试中榜，有了进京赴考的机会，却没有路费。”乡亲们给吴味道集了钱，作为赴京的路费。他用其中一部分钱买了200匹建阳小纱，打算带到京城倒卖，赚些银两。考虑途中每到一处都要抽税，到京城就所剩无几了，于是便假借苏轼之名，以给京城做侍郎的弟弟送物品的名义把200匹建阳小纱带到京师，企图蒙混过关。“没想到您已到这里任职，真是罪责难逃，望先生宽恕。”吴味道说。苏轼听了吴味道的述说后，仔细打量了他，见他不像奸猾之辈，就叫来掌管文书的官吏，让其除去旧封，另题自己的详细官衔和弟弟的地址，并亲自给弟弟写了书信。写完，他笑呵呵地打趣道：“劳驾将此信转交吾弟，你放心便是。”然后又对吴味道说：“你这次进京，明年肯定高中皇榜，到时别忘了到敝处来叙旧呀。”吴味道再三拜谢。第二年，吴味道果真高中皇榜，写信向苏轼表示感谢，信中多感激涕零之语，苏轼很高兴，请他到家中，款待数日。无论欧阳修还是苏轼的雅量，都是充满了人情味的。有了这样的雅量，就能赢得尊敬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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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昭鸿与琅琊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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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琅琊刻石历尽风雨沧桑，损毁严重。西汉末年，琅琊遭遇特大地震，建筑大都被夷为平地，琅琊文化趋于式微，渐被湮没。至北宋时，琅琊台始皇颂德碑已亡失大半，仅存从臣姓名与二世诏书。苏轼任密州太守时，曾于熙宁九年（1076年）登琅琊台，作《书琅琊篆后》跋文，并对琅琊刻石作过一番考证。苏轼对刻石文字极为推崇，称之为“秦虽无道，然所立有绝人者，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废”。其时秦始皇刻石早已泯灭不存，但二世刻石尚保存完整。苏轼于民间搜求到琅琊刻石旧拓本，比当下所见之刻石完好。苏轼的好友、庐江文勋擅篆书，深得李斯笔意，此时正在密州，苏轼即请他临摹琅琊刻石文字，镌刻于石上，并撰写跋文刻于其后，置之超然台上。苏轼曾在超然台思念其弟苏辙，写下了著名的词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遗憾的是，后来此摹刻碑石下落不明，不知所终，也未见拓本传世，惟宋刻《澄清堂帖》十一卷收有文勋临摹琅琊台刻石全八十六字。其后赵明诚、李清照《金石录》记曰：“秦琅琊台刻石，在今密州。其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然亦残缺。熙宁中，苏翰林（轼）守密，令庐江文勋模拓刻石，即此碑也。”历史上，琅琊台属诸城管辖，位于县城东南一百六十里处。《诸城县志》载：“海岸夐阻（xuànzǔ），人迹不到，故自明诚后，金石之书不能知其存亡。”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诸城知县颜悦道重修琅琊台时立一石碑，将残存刻石镶嵌于碑上，并在台顶修建海神庙和礼日亭，后人陆续在此树碑，史称七十二通龙头碑。后来庙、亭、碑尽毁，仅台基遗存尚好。清代金石学大兴，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诸城知县宫懋让发现琅琊刻石开裂，遂熔铁束之，使之得以不颓。道光年间，铁束断裂，刻石碎。其后又有诸城知县毛澄筑一碑亭加以保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琅琊又遭遇特大雷雨，石碑被雷击碎。日后又久无看护，以致任其坍塌，几近湮灭。民国十年（1921年），山东省政府令各地勘验文物古迹，实施妥善保护。那时没有文物专管机构，相关事宜均由教育局负责。诸城教育局长王景祥对金石外行，遂邀当地大儒孟昭鸿以专家身份与教育局视学王培祜前往琅琊查访。此时琅琊台早已土境荒毁，高台颓败，仅可见夯筑残迹。笔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曾多次登琅琊台，此处尚未被“旅游”大开发，除几间营房外，人迹罕见，基本处于自然状态，自山腰以上，三层台基层次分明，人工夯筑痕迹非常明显，土层中常见秦砖、汉瓦、陶片，随手捡起几块碎遗，端详一番，又轻轻放回原处。登上台顶，唯不见史书所载始皇所立碑刻，不免生成“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惆怅。三十年后再临此地，怀古感觉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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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苏东坡的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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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斌北宋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缺衣少食没有经济来源的苏轼自食其力，开垦东坡、建雪堂，并自号东坡居士。元丰六年东坡因病一段时间没有出门，被讹传已去世，消息传到京城，神宗皇帝深感惋惜，友人趁机帮东坡美言。七年三月苏轼得以改迁河南汝州团练副使。虽然职位相同还是团练副使，但汝州离京城近，在当时已属于优待了。同年七月，东坡到了金陵，拜会了王安石等，然后渡江到瓜步，受到真州（仪征）太守袁陟热情接待，苏东坡写了《赠袁陟》，中有“官湖为我池，学舍为我居。何以遗子孙，此身自蘧蒢”。在诗中东坡先生除了表示感谢，也表达了自身没有田屋的实际情况。何处归老田园居也是不容易啊，到哪都得拖着全家一起跑。刚好同年蒋之奇任江淮发运副使，其驻地在真州，蒋之奇写诗给东坡表示：当年初中进士时约过一起卜居阳羡（宜兴）的，现在老家阳羡有人要卖地，要的话就让族人蒋公裕帮去商谈。东坡有《与蒋公裕》“田事想烦经画”，刚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了。东坡随即写《次韵蒋颖叔》：“月明惊鹊未安枝，一棹飘然影自随。江水秋风无限浪，枕中春梦不多时。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苏东坡的交友遍天下，想与东坡先生约着一起归老田园的当然不止蒋之奇一人。只不过这次刚好是碰到时间点上了。之前东坡有《与张安道书》“已令儿子往荆南买一官庄，若得之，遂为楚郢间人矣”。他跟孔毅父说“君家长松十亩阴，借我一庵聊洗心”。元丰二年“乌台诗案”中东坡还叫苏轼时，被羁押御史台，他的宗叔苏颂也因“陈世儒案”羁押在御史台，两人关押地点仅一墙之隔但却无法通音讯。苏颂听到苏轼被“垢辱通宵”以至于“不忍闻”。写下了“他日得归江海去，相期来访蒜山东”。期待两人都挺过那关，希望苏轼出狱后能到镇江来。苏轼离开京城前也确实看到苏颂的诗，因为苏轼有致苏颂信。蒜山幸有闲田地宜兴买地事情安排妥当了，东坡先生想到了在黄州时的朋友——了元和尚已经到了金山寺做了住持，便坐船来到当时还在江中心的金山寺。见到了了元和尚即佛印大和尚，其后苏东坡也饶有兴致地从金山渡江到了镇江西津渡，在这里他发现了一个理想的居住地：镇江西津渡蒜山的松林。为此他特意写了首诗给金山长老佛印，《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属金山，故作此诗与金山元长老》。金山元长老是了元即佛印。诗的末四句为“问我此生何所归，笑指浮休百年宅。蒜山幸有闲田地，招此无家一房客。”直接向佛印表明自己的心思：东坡我属于无房户，蒜山这刚好有闲田，我想此生归隐这里。东坡先生一生仰慕陶渊明，蒜山大概就是他心中的桃花源。东坡写过《游金山寺》“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后来也有“江水西来也带岷”句。李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这里可以不必回老家四川，也能看到故乡来的江水，聊慰思乡之情。东坡的学生李之仪写过一首《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时候的东坡先生或许内心真的后悔自己过于冲动，一下子把所有积蓄全部在阳羡买地了。从《酬许郡公借隐居蒜山》看，应该是镇江知府许遵出面安排东坡在蒜山百年宅住了几天，才让东坡先生觉得蒜山是理想的居住地。蒜山求田不得的东坡只能北上，未到泗州他就给皇帝写信，讲述自己举家迁汝州连路费都不够，“今虽已至泗州，而资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说自己在常州的阳羡有薄田可以就食养活家人。皇帝也通情达理，答应了他的要求。同年章惇后来有《寄苏子瞻》：“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身外浮云轻土苴，眼前陈迹付籧篨。涧声山色苍云上，花影溪光罨画馀。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大概章惇也看到东坡写给袁陟的诗了。蒜山小隐虽为客若干年过去了，东坡对蒜山的感情一直没变，总是念念不忘。元祐五年左右，镇江新老知府杨杰和林希在蒜山“二翁亭”建好之后，杨杰和林希都将自己写的“二翁亭”诗寄给了苏东坡。东坡也进行了唱和。《次韵林子中蒜山亭见寄》：“奇逸多闻老敬通，何人慷慨解怜翁。十年簿领催衰白，一笑江山发醉红。闻道赋诗临北固，未应举扇向西风。叩头莫唤无家客，归扫岷峨一亩宫。”诗中对未能在蒜山安家仍耿耿于怀。其后又有《次韵林子中见寄》：“飘零洛社数遗民，诗酒当年困恶宾。元亮本无适俗韵，孝章要是有名人。蒜山小隐虽为客，江水西来亦带岷。卷却西湖千顷葑，笑看鱼尾更莘莘。”林子中是东坡的同年好友林希。由诗可见东坡虽然在常州阳羡建房安家了，但他仍然认为自己是无家客，仍想着：蒜山安家虽说是客居，但江水来自老家多少可以有些慰藉。当然也不仅仅是这点。苏东坡一生先后有十多次到过镇江，足迹遍布镇江城乡的东南西北，也在镇江留有大量的诗文。往西在五州山有苏东坡的“卧看沧江”题字；往东他去白兔山刁约墓祭奠，说“斗酒只鸡，聊写我哀”；在镇江南山，他问鹤林神女何年返的帝乡，亦有珍珠泉得名于他的“泉底珍珠溅客忙”。他从金山直接坐船上焦山。一首“多情多感乃多病，多景楼中”给北固山增色不少。当然城内刁约的藏春坞他喝过酒，寿邱山的普照寺他题过壁。他不光是喜爱镇江的山水，他还爱着居住在镇江的朋友与亲人。宗叔苏颂去世他正生着病但安排儿子代表自己吊唁、身体好点他亲自祭奠堂妹和堂妹夫柳仲远。给外甥柳闳书说：“北归万里，无足言者，独不见我令妹、贤妹夫，此心如割。”苏东坡为自己盖棺定论的诗也是在镇江写的。“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东坡的《自题金山画像》的诗，好像是当时著名画家李公麟帮东坡画了留在金山的。镇江只能是他的桃花源，现实中只能退而求其次去了常州的阳羡。晚年他在居住常州宜兴和居住颍昌之间摇摆不定。他跟常州的钱济明说：“居常之计，本以定矣，为子由书来，苦劝归许，以此胸中殊未定，当俟面议决之。”他给王幼安的信里说：“某初欲就食宜兴，今得子由书，苦劝归颍昌，已决意从之矣。”三子苏过跟东坡最久，知其心意。在东坡去世后选择了去颍昌靠着叔叔苏辙居住。若是能居住镇江，东坡的心肯定是坚定的，说不定会邀请苏辙一起居住镇江。东坡有帖道原委很多人都好奇苏东坡和佛印那么好的关系，苏东坡写诗给佛印希望能“招此无家一房客”，佛印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这里面肯定有我们不清楚的东西。当时东坡所有钱全部在宜兴买地了，佛印新来金山主事也没有几年，加上与东坡关系亲密，不可能说白送一块地给东坡先生。尤其这时候的东坡还是一个戴罪之身，正如东坡给许遵的次韵诗里称自己是“野人”。真的给了，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后来的曾布就是例子。曾布想要得到金山寺在下鼻塘一块地，经东坡的表弟程德孺从中协调斡旋帮着解决了。崇宁二年秋天，蔡京斗倒曾布，程德孺因为这事也受到了牵连贬官。东坡有帖：“轼虽已买田阳羡，然未足伏腊。禅师前所言下备邻庄，果如何？托得之面议，试为经度之。及景纯家田，亦为议过。已面白得之，此不详云也。冗事时渎高怀，想不深罪也。轼再拜！”这应该就是写给佛印的。帖子说禅师讲蒜山邻庄有房，东坡请得之帮忙去榷谈，包括也谈过刁约家的田地。这里的得之是黄州徐君猷弟弟徐大正。东坡说：徐得之“尝与余约卜邻于江淮间。”东坡的《书浮玉买田》：“浮玉老师元公，欲为吾买田京口，要与浮玉之田相近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诗云：‘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玩。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今有田矣而不归，无乃食言于神也耶。”也是对蒜山归隐的回应。虽然最终没有能在蒜山买田归隐，但东坡还是从内心感谢佛印禅师的。现在的蒜山属于镇江西津渡景区，景区建了东坡园，也算是了了东坡的一个心愿，算是圆梦桃花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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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经子之学与叶梦得的追慕之趣

期刊

苏轼作为宋型文化的冠冕人物,不仅文学创作独步天下,其学术思想也富赡绝伦。苏轼经子之学很有分量,对《周易》《尚书》《论语》和老庄之学均有涉猎,特别是庄禅、释道智慧更是丰沛多彩,反复为世人称道。两宋之交的文人叶梦得,有深厚的景苏情结,对苏轼的经子之学多有追慕。这些踵继能够看出叶梦得与苏轼的诸多"缘结",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苏轼文化乃至于宋型文化的特质、品味及其魅力。

潘殊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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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景趣隽永简淡——乔仲常《后赤壁赋图》研究

学术论文

北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是以苏轼《后赤壁赋》为创作文本的绘画作品，其巧妙地构思与简淡的绘画风格，虽在以董、李、范、郭画风为尚的北宋山水画坛独树一帜，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同时，由于递藏过程中的种种因由，造成了作者身份、师承、创作年代、艺术价值与真伪等诸多争议。本文试图运用文献研究与图式分析等方法对纳本乔仲常《后赤壁赋图》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　　第一，对乔仲常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乔仲常《后赤壁赋图》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与分析后，认为乔仲常《后赤壁赋图》是一件流传有序的清宫重要藏品，并对乔仲常的生卒、师承及社会地位、擅画题材进行了较为清晰的梳理。　　第二，通过关于苏轼“赤壁”题材的绘画进行文献与图式特点的比较，对“赤壁”题材绘画的图式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纳本乔仲常《后赤壁赋图》的图式特点符合早期“赤壁”题材绘画的特征。　　第三，通过对创作思路与笔墨语言的分析，发现纳本乔仲常《后赤壁赋图》是一幅具有独特匠心以及绘画水平极高的李公麟传派山水画作品。　　第四，将倪瓒山水画作品与乔仲常《后赤壁赋图》进行比较，认为倪瓒山水画风格与李公麟传派山水画风十分相近。同时，对纳本乔仲常《后赤壁赋图》与《石渠宝笈》相关记载的尺寸差异，北京故宫藏清乾隆缂丝仇英《后赤壁赋图卷》的构图差异，提出了纳本乔仲常《后赤壁赋图》的前、后部分都存在缺失诸问题。

周玉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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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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