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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寓言视角的转换看庄子哲学

学术论文

在迄今发现的中国古代文献中，第一个创造并解释“寓言”这个概念的哲学家便是庄子，且《庄子》中“寓言十九”，在整个文本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一幅幅不停切换的场景和一个个迥异的人或物共同构建了庄子寓言的大干世界，进入这一个个场景，面对这一个个人或物，我们会发现不同场景下和不同人或物间的视角都是不断切换的，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研究庄子哲学的一个新的切入点。　　然而在现实研究中，有关庄子寓言的界定划分众说纷纭。因此怎样定义并划分寓言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依据《庄子》中“藉外论之”的解释并与“重言”范畴相区别，可将寓言定义为假借他人或他物来表述特定观点的故事。在具体分析时，本文采取了以内七篇内容为主，外杂篇内容为辅，整合小寓言成大寓言，忽略内容贫乏的微型寓言的方式，对一些代表性寓言展现出的视角转换进行研究解读。　　在梳理了内篇寓言中的视角转换后，我们发现它们在表现形式上有一定规律。不同篇章之间的场景视角的转换从组成结构上来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随着某一特定人或物的位置改变而变，一种是跟着不同的人物转换场景。从具体内容上来看，其一是虚实相互转换，包含先是虚幻场景后是现实场景和先是现实场景后是虚幻场景两种情形;其二是虚实界限的混淆。不同人物视角转换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视角的粘着，其二是视角的套嵌，其三是视角主体的消融。此外，由于内篇和外杂篇完成的时代以及作者都有所不同，因此特别以庄子、孔子为线索人物分析了与其相关寓言的视角隔阂。　　在解析这些视角转换的表现特征后，还需要透过这些表象去分析庄子的核心思想，因此本文从内容出发将相近主题的寓言聚合起来，以人物视角的转换为线索，分别从看待小大的视角下讨论了庄子的逍遥观、从看待物化的视角下讨论了庄子的物我观、从看待残缺之人的视角下讨论了庄子的审美观、从看待死丧之事的视角下讨论了庄子的生死观、从看待圣人之治的视角下讨论了庄子的政治观，最终得出庄子的思想是以道为核心，以顺物自然为方法论，以获得逍遥为目的的结论。　　《庄子》中寓言视角转换的意义在于，不仅构建起了整个文本，而且拓展了读者的思维模式，加强了思想内容的表达。而研究庄子寓言视角转换的现实意义在于弥补了庄子哲学研究方面的空白，因为考察近年来采取特殊视角研究庄子哲学以及庄子寓言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一则关于庄子哲学的研究不见有对寓言的视角进行分析的，一则关于庄子寓言的视角的研究多是基于文学角度的，因此分析庄子寓言视角转换的意义就在于将文学研究方法和哲学思考相结合，深入研究庄子文本中容易被人忽视的地方，以拓宽庄子思想研究的路径。

张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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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法治智慧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

期刊

东坡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川时深刻指出,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并强调“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我们是在这块土地上的文明培育出来的,全党全民族都要敬仰我们自己的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刘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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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场“带病提拔”缘何成常态

期刊

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提拔新人不仅是古代朝廷必须之举，而且是必然之势。然而提拔什么样的人走上高位，具体操作起来却大有玄妙。在宋朝，自神宗朝王安石变法肇端，宋朝官员开始明目张胆地涉足贪腐，一些有问题的官员反被重用。上级官员是出于什么原因而愿意提拔重用“带病”之官呢？

李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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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微旨远--论《天净沙·秋思》意境美的生成

期刊

中国古典诗歌以其凝练的语言、典型的意象和高格的意境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孙绍振曾经评价袁行需的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理论体系概括地来说就是“言、意、象、境”。闪意境的生成需要一个过程,语言的构建、意象的组合成为这一过程的出发点和侧重点,最终落脚到意境美的生成上。

张雪[1];方星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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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东坡文化中原传播路径初探

期刊

运用地方文献学、文化地理学的学科方法,以苏轼在中原为个案、人地关系为视域,在明清时期特定历史坐标中,探究和梳理苏轼中原宦绩以及诗文在中原地区传播的基本路径和承载的人文价值,厘清东坡文化在中原文化中的合理定位,从中似可窥测和勾勒出明清时期华夏文明传承的标准"样本",对于今天华夏文明传承创新战略的实施,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刘继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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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关于《诗经》诗篇命名的分析

期刊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由上古流传至今,共有305篇。关于《诗经》诗篇命名的分析,汉唐学者如毛苌、郑玄、孔颖达等都有所论述,但他们多从诗篇的意旨来考虑,这难免会穿(?)附会而有失偏颇。苏辙作为有宋一代著名的学者,以自己的诗学理念,针对《诗经》诗篇的命名,在其所著的《诗集传》一书中提出了独特见解。本文试就此来探讨苏辙在诗篇命名方面所体现的独特诗学思想,以见其治诗之一斑。

李冬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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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百年的酿酒文化

报纸

窖藏。2011年，苏东坡酒传统酿造技艺被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东坡区太和镇苏东坡酒分布图。《东坡酒经》。光绪年间修建的德利元酒坊窖址。出甑。（资料图片）勾调技术是苏东坡酒传统酿造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为王伟正在进行勾调工作。（资料图片）□本报记者王莉文/图“夜饮东坡醉复醒，归来仿佛三更”“酒困日长唯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自古以来，文豪与酒总有不解情缘。地处四川盆地的眉山，是我国著名文学家、世界级文化名人苏东坡的出生地。苏东坡一生所撰写的诗词歌赋，有一半以上与酒有关，形成了独特的苏东坡酒文化。“酿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世间物也。”苏东坡一生好酒，他不仅饮酒，还亲自酿酒。他曾酿造“桂酒”“天门冬酒”和“松醪”，还把家乡酿酒的方法和自己造酒的心得撰写成《东坡酒经》。《东坡酒经》中详细记载了米酒的做法：“以大米为原料，加多种中草药汁与面粉、姜汁制成酒曲，此曲称为小曲，与纯粮而做的大曲相区分；下米的时候，分三次投放，每次都按不同比例加酒曲，加少量的水，使酒味醇厚。每次都要把原料放进瓮中，按到井水里养着，三天后拿出来用舌头尝尝厚薄；酒糟也要经过重酿……历三十天而酒成。”仅仅数百余言，却包含了制曲、用料、用曲、投料、原料出酒率、酿造时间等内容。这是苏东坡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清代光绪年间（1901年），眉山太和镇人章芳年先生根据《东坡酒经》记载的酿法和心得，创办了德利元酒坊，秉持古法酿造太和小曲酒，让沉寂近千年的苏东坡酒再次释放出浓郁酒香。1942年，章芳年先生之曾孙章荣江接手德利元酒坊，成为苏东坡酒酿酒法第一代掌门人。1956年公私合营后，德利元酒坊更名为“太和供销社酒厂”，章荣江先生的掌门弟子张伯勋成为第二代传人并执掌酒厂。20世纪70年代末期，经张伯勋推荐，其大徒弟管绍绿执掌生产技艺，成为第三代传人，推出了“三苏”系列曲酒。1990年初，管绍绿指定大弟子王树安为第四代传人。2007年，王树安指定弟子王伟为第五代传人，王伟推出苏东坡酒并实施了商标保护。斗转星移，苏东坡酒传统酿造技艺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创新。苏东坡酒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承和发展，承载着东坡故里一个世纪酒文化的厚重历史。2011年，苏东坡酒传统酿造技艺被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也是眉山市酒类行业首个受国家法律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至此，大文豪苏东坡的酿酒技艺被广为知晓。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推进，机械化程度提高，传统手工业面临巨大冲击，加之懂得传统技艺的人员老化，苏东坡酒传统酿造技艺的传承发展不容乐观。“与其他口头相传的民间音乐、舞蹈、语言不同，中国白酒的酿造技艺本身的体系较为庞大，不仅包括酿造原料、用水、制曲的选择，酿造过程中的独门绝技更是精髓，能将技艺精髓保持到今天就已经十分困难了。”谈到苏东坡酒传统酿造技艺的现状，第五代传人王伟十分担忧。“由于酒法核心内容以口口相传、经验积累、大脑记忆为主，因此酿造技艺劳动强度大、周期长、习艺难，愿意学习的人很少，酿造技法和品鉴技艺兼得的人更是难觅。”王伟说，近百年来，酿造技艺一直处于唯一传承的境地，这种情况十分危险。对此，我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抢救和保护措施，对苏东坡酒传统酿造技艺资料进行科学、系统地收集、整理，建立技艺传习所，完善传承机制等，使苏东坡酒传统酿造技艺得到合理利用和传承发展。“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以‘保护传承人、认定保护单位、申报非遗名录、收集整理资料、收集保存实物、建立带徒机制、投入保护资金、设立保护档案、开展活态传习、展示保护成果、完善传承机制、设置数据库等保护行为’为核心的保护计划。”12月2日，东坡区非遗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努力，不断传承创新发展苏东坡酒传统酿造技艺，赋予它更高的文化和技术含量，让东坡文化随着苏东坡酒香飘世界。一瓶酒的酿造“秘诀”从眉山城区沿245国道北行，驱车不到半小时，便可到达东坡区太和镇的三苏酒厂。一进厂区，便能闻到阵阵酒香，有一股粮食特有的醇甜气味。如今，以苏东坡酒传统酿造技艺酿制的美酒，不仅受到众多眉山人的青睐，更逐渐享誉世界。太和镇位于成都平原，地处岷江中下游，属于岷江冲积平原地带。这里雨量充沛，水质优良，土质肥沃，土壤中微生物种类及数量丰富，是著名的“全国优质稻米之乡”，这也为酿造苏东坡酒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眉山独特生态环境条件下，苏东坡酒传统酿造技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三苏酒业公司的注册高级品酒师张俊介绍。据了解，苏东坡酒采用的是优质高粱、小麦、糯米、大米、玉米，配用岷江眉山玻璃江段江边德利元百年古井提取的优质井水，入百年泥窖，按古法酿造而成。“蒸糠、剥窖、滴窖提取黄水、出窖、看糟配料、润料拌和、上甑蒸馏（上甑、摘酒）、出甑打量水、降温拌曲，入窖踩窖、封窖、窖池管理……每道工艺都有很多讲究，都采用纯手工操作，既保证了传统纯正的口味，又形成了东坡故里独特的酿酒技艺。”张俊说。千年窖池万年糟，酒好全凭窖池老，香醇好酒的酿造离不开百年老窖的“滋养”。今年，德利元酒坊窖群（亦称“德利源”酒坊窖群）被列入四川省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苏东坡酒传统酿造技艺因承载于具有文物特性的老窖池群，而具有不可复制性。“百年窖泥本身具有香味——窖底香，在酿造过程中，会不同程度地体现在白酒的香味之中。经过90多天的发酵，香味逐步浸润到酒糟之中，然后在白酒蒸馏中被收集和浓缩到原酒中，再通过恰当的勾调、组合、搭配，最终生产出的苏东坡酒呈现优雅的窖底香。”张俊表示，以百种微量成分为基础的窖底香，会给人以迷醉的享受感，这也正是苏东坡酒的特点——窖香浓郁。苏东坡酒一路走来，在原酒酿造、风味勾兑和香型创新等方面早已有一系列独特的创新。早在1989年，已经得到行业认可，产品成为国家优质酒。如今，随着新一代酿酒师傅对酿造技艺的不断完善，酒质也在进一步提升。苏东坡酒先后荣获“中国文化名酒”“国家质量银质奖”“四川老字号”“中国优质酒”“四川优质旅游产品”“眉山市酒”等诸多殊荣。王伟：在传承中创新用文化塑造品牌“酒是文化的载体，苏东坡酒因东坡文化而具有鲜活的生命。”身处三苏文化的发源地，我市社会各界不遗余力地弘扬东坡文化，王伟便是其中的一分子。今年53岁的王伟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眉山人，自开始学习酿酒技艺以来，为苏东坡酒酿造事业奋斗已有近30年的历史。因为勤奋好学，善于摸索，他被师傅选中为苏东坡酒传统酿造技艺第五代传人。如今，他作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苏东坡酒传统酿造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更是让苏东坡酒传统酿造技艺得到不断完善和创新。2003年，王伟接手三苏酒业后，对苏东坡酒传统酿造技艺进行了挖掘整理，并系统总结优秀工艺。同时，他重视技术进步、发展和科技研发，在白酒生产工艺上实现了对传统工艺的有机继承、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可行的生产工艺规程，把白酒酿造的工艺原理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08年，他主研开发了苏东坡系列酒（即：皇帝恩师酒、八方太守酒、兵礼尚书酒等），使苏东坡酒传统酿造技艺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与发展。“苏东坡酒传统酿造技艺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发展中精益求精，就要不断注入新的文化元素。”王伟说，在他主研的苏东坡系列酒中，研究内容涉及原料种植、品牌开发、酿造工艺、贮存模式、酒体设计与处理、产品包装、质量控制等，这些内容为苏东坡系列酒的品质恒定和品牌打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伟深知，仅仅在酿酒技艺上下功夫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重视传承人的培养。秉承“师徒相传”的优良传统，2010年，他正式招收2名技术过硬的徒弟，让他们成为苏东坡酒传统酿造技艺第六代传承人，有力保证了苏东坡酒人才脉络的延续。不仅如此，他还倡导和发动学习型组织创建活动，提出“用人专业化”的指导思想，建立了苏东坡酒人才数据库，创造了人才发展平台，带动和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使生产技术人员趋于年轻化和专业化，为苏东坡酒的酿造培养了一支技艺精湛的技术队伍。目前，苏东坡酒拥有学术和技术带头人2名、博士4名，同时拥有数十名包括国家级白酒评委、酿酒高级技师、技师在内的技能型人才，先后招收学徒700余人。在王伟的努力下，苏东坡酒成为弘扬三苏文化的重要载体。2008年，苏东坡酒被评为眉山市市酒，2010年三苏酒业被眉山市科学技术局确定为“眉山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11年公司被列为四川大学锦江学院、眉山市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实习基地。

王莉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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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疑孟思想研究

学术论文

自韩愈竭力表彰孟子，宋儒又紧随其后从道统角度加以大力推崇，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在唐宋之际大大升格，并最终在儒家圣殿里稳坐“亚圣”席位。宋儒对孟子思想的继承和弘扬创新性地开出了儒家发展新局面，在中国儒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但整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伴随着宋代声势浩大的“孟子升格运动”，疑孟思潮成为了北宋思想界的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是两宋孟学史及中国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不容忽视。而司马光作为疑孟者思潮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对孟子提出质疑的角度和立场具有代表性。　　文章以司马光《疑孟》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时代背景以及思想基础为出发点，对孟子思想中的人性论、君臣观和王霸义利观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通过与李觏、苏轼和叶适等非孟者的比较，针对性地阐述了尊孟者包括张九成、胡宏、余允文和朱熹等人对孟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最后尝试性地探索疑孟思潮的内在理路，客观审视和总结理学对疑孟思潮的吸收和发展以及司马光疑孟思想在中国孟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高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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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千古风流三苏祠

期刊

在中国文学史上,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的,恐怕惟有宋朝的苏洵、苏轼、苏辙了。三人同登"唐宋八大家"之列,美文流传,让后人千年共享。堪称我国文坛的千秋佳话。我仰慕三苏久矣,今有机会拜谒三苏祠,不禁喜从中来。一脚跨进祠门,只见偌大的庭园红墙环抱,绿水萦绕,古木扶疏,翠竹掩映。

胡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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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山健锐营：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

学术论文

健锐营是清朝军制中一支特种部队,也是清朝在北京西山东麓驻军形成的一个社会群体.虽然它消亡了近百年,但是在北京西山一带留下了丰富的人类学资料,例如,建筑遗迹、地名传说、碑文档案、人物故事等等.它的历史面貌如何?与中国文化存在着什么样的逻辑关系?这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 首先,综合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对清朝时期的健锐营做一个整体的描述,包括建立的历史背景、历史沿革和地理分布、旗营生活等,向世人展示一个丰富的健锐营图像. 其次,运用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方法来分析和考察健锐营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影响.讲述健锐营的族群来源,深描和分析其历史结构关系和文化认同特征.指出健锐营文化主体的多源性是其认同具有多重性的原因,旗人身份认同是其统一的表层认同.在健锐营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行为主体能够采取能动策略来谋求自己生存方式的持续发展. 第三,从具体历史语境和历史记忆两个维度来考察健锐营.健锐营是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强化八旗和绿营战斗力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它是清朝统治者综合运用表层的社会认同和深层的文化认同来建构的一个象征符号.它的激励示范作用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战力.健锐营的记忆是一个文化的生产、消费和再生产过程,体现着社会文化的持续性、记忆生产者的能动性和记忆受众的多样性.本研究力求通过健锐营的经历来勾勒和折射出清朝中央政府处理族群问题策略中的文化观念,展示社会结历史结构与文化认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并从中得出一些启示,为当今中国在多元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保障不同民族成员作为行动主体的全面发展和文化记忆的当代再生产提供一种借鉴.

洪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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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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