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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心豪气英雄词——论稼轩词的刚美

期刊

《文心雕龙·定势》云:“文之任势,势有刚柔.”词,作为“文”之一种,其“势”自然有刚有柔.可是从词史看,词大半呈现“阴柔”之态,缺乏“阳刚”之姿.虽然,以苏轼为代表的词家,努力开拓,但仍未能改变“柔”多而“刚”少的局面.稼轩词出,“异军特起”,“别树一帜”,使词坛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刘克庄云:“公所作,大声鞺(?),小声铿(钅訇);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辛稼轩集序》)于是,“豪放惟幼安称首”,(王士祯《花草蒙拾》)成为学界定评.然而,稼轩词的“刚”美个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尚须进一步探讨.本文试作简要论述.

岳国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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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敦煌节日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期刊

节日是人们生活中的特殊时日。节日在中国的形成、确立与发展源自四时之变和农耕文明的发展,与岁时紧密相连。随着历史的发展,节日名目不断增多、节庆内容更加丰富,节日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意涵。关于唐宋敦煌节日的记载,见于敦煌文献中的入破历、愿文、书仪等文献,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敦煌的民俗、社会、宗教等提供了可能。在对相关文书和既有成果进行研读过程中,发现敦煌的节日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故将偶得谨记于此,权作引玉之砖。

朱国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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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关键》未选王安石古文原因探析

期刊

吕祖谦在《古文关键》总论中给予王安石较高的评价,却没有选评其文,反而选了评价较低的张耒的古文。这一现象关乎此书的编选问题,也受当时政治气候上贬抑王安石的压力影响,了解这一点对理解作者的古文理论和选文标准有重要作用。

孙玉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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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变法中的司马光

期刊

司马光"一生无不可对人言者"，从不做口是心非之事。司马光不是"保守派"、"守旧派"。他的改革主张曾开北宋中期变法之先河，他强烈要求变革赵宋立朝以来的"三冗"、"两积"、"滥赏奢用"积弊。在变法的切入点与如何改的问题上与王安石政见有异。对新法颁行后出现的弊害，力行罢废，操之过急，犯了与王安石同样的毛病，有得有失，应具体分析。不应以王安石划线，对其妄加诬罪。

时保吉[1];李文杰[2];韩晓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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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始撰年岁辨析

期刊

范晔,字蔚宗,著名史学家,顺阳县(今河南省南阳地区浙川县)人。生于东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卒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乙未日(公元446年1月23日)。关于范晔始撰《后汉书》之年岁,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曰始撰于南朝宋文帝元嘉元年(公元424年),对年范晔二十七岁。如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印刷本),张孟伦《中国史学史》

龚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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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古”与“脱俗”:宋代柳宗元诗歌解读——以苏轼为中心

期刊

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1]2124(《书黄子思诗集后》)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清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1]2109(《评韩柳诗》)在柳宗元诗歌的接受史中,苏轼的论述对宋代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人十分明确苏轼对柳宗元诗歌的重要意义,如晁说之《通叟年兄视以柳侯庙诗三首辄亦有作所谓增来章之美也》其三所说“文编兴旧学,诗价重东坡”[2]13734,又如《诗眼》所载“子厚诗尤深远难识,前贤亦未推重,自老坡发明其妙,学者方渐知之”。[3]122在今人研究中,陈文忠先生将苏轼视为柳诗歌“第一读者”[4]84,苏轼对柳诗“清淡”诗风的定位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也一直是研究的重点。[5]苏轼对柳诗的审美评价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枯淡”为美学核心的诗学品评,二是围绕柳诗中“高古脱俗”精神气质的讨论。

宋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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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庸》之“诚”思想研究

学术论文

《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一篇。汉代时虽已有把其从《礼记》中抽出单独研究的情况出现,但是在唐宋儒释道三家相互影响和渗透之下,《中庸》才真正为儒者所重视。一方面,儒学想要确保主导地位就必须迎接佛道两教心性学的挑战(特别是佛教),而儒家经典《中庸》恰恰具有心性学和形上思想的特点,《中庸》自然成为研究的不二选择。另一方面,佛教为了使自己在中国本土生存,也不得不利用儒家经典《中庸》来阐明佛儒思想的一致性、论证佛教义理的高明性。此外,宋代统治者对《中庸》的重视也对《中庸》学研究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因此,北宋时期《中庸》学研究达到了高峰。北宋儒者建立“诚”本论,基本完成了对儒学形上体系的构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庸》“诚”思想的发展体现了儒家形上体系的建构过程。本文在此就将研究范围聚焦在北宋时期的《中庸》之“诚”思想发展。《中庸》中的“诚”首先是道德范畴,意为诚实不欺、真实无妄。“诚”可分为天道之诚和人道之诚。此外,“诚”还具有神秘的倾向。《孟子》、《荀子》书中对《中庸》之“诚”思想的继承有所不同。孟子改变《中庸》以情释性的方法,采用以心释性,于是“心体”被无限夸大,人只要反身而求就能达到“诚”。苟子不赞成孟子将“心体”无限夸大的观点,主张“诚”与“中庸”相结合,以礼来制约,进而达到“诚”的境界。唐代孔颖达在注疏《中庸》时,把“诚”全部转变为“至诚”,使“诚”的内容进一步明确。韩愈、欧阳詹都重视《中庸》,对其中的“自明诚”思想有所研究。但真正大力提倡《中庸》的是李翱。李翱赋予了“诚”以新的内涵,指出“诚”具有“不动”、“静”的特点,这明显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北宋《中庸》研究大概是从释家回流而重入儒门。因此,北宋《中庸》之“诚”思想研究包括佛教学者和理学家的研究。佛教高僧契嵩指出《中庸》虽讲“诚”,但并没有明确产生万事万物的本源,以及人道何以会如天道一样具有“诚”。契嵩的诘难可以说正是儒者所急需解决的问题。理学家内部对《中庸》“诚”思想的研究情况大致又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理学先驱对“诚”思想的关注。虽然理学先驱并没有完成儒学形上体系的构建,但他们对《中庸》一书的提倡为后继者研究《中庸》营造了一种氛围,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和忽视的。二是陈襄、司马光、范祖禹、晁说之等理学家对“诚”思想的研究,他们主要是继承前人的观点,理论上创新不足。三是北宋五子的“诚”学研究。周悖颐首先解释了天道何以具有“诚”的特点,以及天道又是如何将“诚”传入人世间、使人性具有“诚”这一问题,并由此初步建立了“诚”本论。可惜,他的“无极”、“静”的观点有杂于佛老之嫌。且他未将天道、人道真正打通。邵雍、张载也有这方面的理论缺陷。比如,邵雍认为先天之学主乎诚,就割裂了先天之学和后天之学。张载将“自诚明”看作“穷理”、“尽性”相分的两事,“天人合一”的说法也不够圆融。二程年辈略晚于周惇颐、邵雍、张载,故在学术上有了超越前人的可能。二程赋予“天理”新的内涵,以“天理”为本,抛弃了佛道杂余,突破了张载以形而下的“清虚一大”为本的理论体系。并且,二程将“诚”提到了“天理”的高度,认为“诚”就是“理”,儒家的形上学至此基本建立,“诚”也具有了本体的地位。程颢和程颐在“诚”思想上有些微的不同。程颢的一本论打通了本体与修养工夫,“诚”即是本体,又是修养工夫。而程颐则侧重于道德实践的可行性方面,因此在修养工夫上,更多的时候是将“诚”看为一种境界。程门后学继承并发扬了二程思想,对后世朱熹完成“诚”本论的建立具有重要的连接作用。四是欧阳修、苏轼对“诚”思想的理解。苏轼认为二程对《中庸》之“诚”的解释不符合《中庸》的本意,对“诚”进行了不同于二程观点的新的阐发。苏轼的阐发虽有所创新但其观点也有待商榷,且从儒学形上体系的构建目标来看,因其反对二程理学派,故苏轼的中庸学其实是阻碍了“诚”本论的建立。

孟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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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琴诗公案研究——兼及诗歌与器乐关系

期刊

韩愈《听颖师弹琴》一诗,摹写的是琴声还是琵琶声是音乐文学史上一桩公案。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嘲韩派认为韩愈所写是听琵琶诗,以义海、"善琴者"及其支持者为代表的挺韩派则认为韩愈所写就是琴诗。双方争论涉及到琴的正声与别调、琴与琵琶等弹弦乐器的共性与个性、琴诗与琴声琴技关系等话题,进而上升到诗歌与器乐、音乐关系问题,在几百年间的谈论中,愈辩愈清,至今仍能引人入胜。

吕肖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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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和“戏瓦童子”

报纸

苏轼在其所作的两首诗中提到过“戏瓦”的“童子”，一首名为《观台》：“三界无所住，一台聊自宁。尘劳付白骨，寂照起黄庭。残磬风中袅，孤灯雪后青。须防童子戏，投瓦犯清泠。”另一首《臂痛谒告作三绝句示四君子》其二：“心有何求遣病安，年来古井不生澜。只愁戏瓦闲童子，却作泠泠一水看。”“童子戏瓦”出自佛教经典《楞严经》第五卷，讲的是月光菩萨修习水观的故事。在修习水观时，要心无二志，专注于水，也叫“水定”。月光菩萨在修习水观时，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但还未抵达“身心本虚空”的最高境界。此时，一个年幼无知的童子，好奇地拾起一片瓦投向水中。在听到瓦击水的声音后，童子四处看了看，就离开了。月光菩萨出定后，便觉得心痛不已。直到他再次入定时，命童子将水中的瓦片取出，他的身体这才完好如初。此处的心痛，应该有另外一层意思，修习中的平静却轻易地被飞瓦入水声而打破，是为自己的定力不足而心痛。这种心痛类似于王阳明（考进士）落第时的感受：“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那么，苏轼与“戏瓦”的“童子”又有什么渊源呢？苏轼在人生的后半阶段，开始精研佛学。逐渐地，东坡先生悟透生命的真谛，练就了静观危局、处变不惊的旷达境界。苏轼曾写过一篇小短文记录他的一次乘船险境，话说那天快到曲江的时候，船只突然触礁倾斜，放眼四周皆是激流浪花，船上的人都大惊失色，面如土灰，唯有苏东坡依旧心平气和地在船上写字。他已经历过太多人生的大风大浪，眼前的这番巨浪根本不会对他的心理造成任何“涟漪”。倒不如继续写字，稳定情绪，如此，对于船友们也是一种精神慰藉。苏轼在自己的两首诗作中引用“童子戏瓦”这个典故就是说明自己经过了各种人生坎坷，在心灵上已步入了大彻大悟之境，生命中充满着一种“身心无挂碍，随处任方圆”的淡然和洒脱。尽管，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小人”无事生非，在自己了无防备时，“投瓦入水”，扰乱那份清净心。但是，世上终归没有什么事能让内心再起波澜。众所周知，苏轼是一个达观、潇洒的人，这种潇洒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点点地从苦难中打磨、历练出来的。每经历一次磨难，他就会对人生“看透”一层；在险恶的环境中，他能快速调整心态、自我解脱，做到“不为之惊，不为之忧，不为之乱”。他不再注重尘世的功名利禄，不再计较自己的荣辱得失。而且，他更深切地认识到，清净心的修习只是一个开始，绝非一劳永逸，需要不断地加以维系及修持，唯有如此才能达到至高境界，就算有“投瓦童子”调皮嬉戏，自己一样能够心若止水、如如不动。（《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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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新书推介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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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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