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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似我醉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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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干林大宋元佑七年新年刚过，大地回春，暖风和煦。颍州的官河码头上，苏轼伫立船头，挥别前来为他送行的父老乡亲——刚刚在此任职半年的他，接到朝廷诏令，调任扬州知府。尽管人生颠沛流离，仕途险象环生，但苏轼这次来扬州任职的心情还是十分愉悦的，因为他的得意门生、“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正在扬州任通判。加上扬州又是他的恩师欧阳修曾经任职之所，尚有遗迹平山堂在此。“每到平山忆醉翁”，苏东坡此次履新扬州，人未入城，就有了诗句，因为这里有故事。嘉佑二年（1057）那一场科举考试，史称“嘉佑贡举”，主持嘉佑贡举的是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在此次科考中，苏轼、苏辙弟兄俩双双考中进士。欧阳修大喜，说苏轼“他日文章定独步天下”。又说“再过30年，世人只知‘三苏’而不知吾”。由于嘉佑贡举中欧阳修对苏轼的提携，欧苏之间的师生之情从此传为佳话。这首《西江月·平山堂》就是苏轼第三次到平山堂写下的: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也许冥冥之中有感应，《西江月·平山堂》写出不久，苏轼的命运就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这就是乌台诗案。苏轼对此飞来横祸，猝不及防。面对着自己从一个朝廷大臣，顷刻之间变成了阶下囚这一残酷现实，毫无思想准备，内心也感觉到十分沮丧。转眼过了长江，来到了扬州，这是苏轼第四次经过扬州，而且是作为一个罪臣经过扬州。参与办理“乌台诗案”的苏轼政敌们，本想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幸好众人相救，才将苏轼的性命保下，判处发配黄州。元丰七年正月，一直惦记着苏轼的神宗皇帝，突然亲手书札：“苏轼黜居思咎，阅岁兹深；人才难得，不忍终弃。”并诏令将苏轼调任汝州团练副使。苏轼得诏，立即乘船由黄州沿江东下，他上庐山、过湖口、留金陵，一路诗文喷薄，一路旧友新朋。经过“乌台诗案”的惊魂，黄州四年的贬谪，苏轼对官场已心生畏惧，其归隐常州阳羡（宜兴）的想法更加强烈。他揣着赴任汝州的诏书，一路逶迤，前往任所报道。但一路上又反复向朝廷请求，“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为了等到皇上的恩准，他故意在扬州拖延了一个多月，朝廷仍无音信，苏轼只好继续北行。苏轼真心不想去汝州赴任，因而一路蹭蹬，于元丰八年二月到达南都（今商丘）。在南都住不到了一个月，苏轼终于等到了皇上同意他到常州居住的诏令。卜居阳羡的十年梦想，一朝得以实现，东坡居士是由衷欣喜的。但自己未满五十岁就退出政坛，这对年轻时代“有奋厉当世之志”的苏轼来说，多少也有些黯然。但来不及多想，还是快快收拾行囊归阳羡。于是他沿运河南下，四月中旬第六次经行扬州。“无官一身轻”苏轼，在扬州多住了些日子，并在竹西寺作赋《归宜兴留题竹西寺》绝句三首。苏轼在他朝思暮想的阳羡山中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然而，这种超然物外、无忧无虑的日子没过几天，苏轼便嗅到朝中风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朝廷要员们，时常惦记着苏轼。果然，六月底，朝廷便下诏苏轼，“以朝奉郎起知登州（蓬莱）军事州。”这对苏轼来说，又是一个“过山车”式的消息。本以为今生今世就过着“酒醒门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亩田”的生活而老死于阳羡了，没想到朝廷又要启用他。于是，苏轼又身不由己地再一次被卷进那令他生畏的宦海中。元丰八年（1085）七月下旬，苏轼从阳羡启程北上，前往登州，八月中旬到达扬州。苏轼去石塔寺拜访了择老，留诗《将赴文登，过广陵，而择老移住石塔，相送竹西亭下，留诗为别》：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还逢惠照师。我亦化身东海去，姓名莫遣世人知。在扬州勾留数日，继续北行，至邵伯暂住。虽然经过“乌台诗案”之后的苏轼，已对官场险恶，宦海沉浮有着痛彻心扉的感悟。但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情怀依然在苏轼的血脉中偾张。朝廷对他的重新启用，不仅为他洗白了“乌台诗案”的沉冤，而且又给予了他效忠朝廷、经善天下的机会。然而，到任登州才五天，却又接到新的任命，朝廷以礼部郎中召苏轼还朝。苏轼被重新启用后，官阶快速提升，本来就引起了同僚们的嫉妒，加上朝中党派纷争严重，而苏轼又“满肚子的不合时宜”，在党争的旋涡中进退维谷。为了回避矛盾，苏轼仍然请求外放任职。在他一再要求下，于元祐四年（1089）三月，被批准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浙西路兵马钤辖兼杭州知州。苏轼五月启程赴杭，六月十二日到达扬州，这是苏轼第八次经过扬州。苏轼这次能再到杭州任职，真是天随人愿。但美的日子总是过得那么快，转眼之间，苏轼在杭州任期已满。元祐六年（1089）二月，苏轼被诏令还朝。苏轼很不情愿，多次请求继续外放，但却未得恩准。苏轼只好将家眷留在杭州，只身赶赴京城。四月四日夜，苏轼从润州过江来到扬州，这是苏轼第九次经过扬州。扬州知州王存设酒相待，此时的苏轼，人虽然离开了杭州，但心仍在江南。且看他到达扬州后写的这首《临江仙·夜到扬州席上作》：尊酒何人怀李白，草堂遥指江东。珠帘十里卷香风。花开又花谢，离恨几千重。轻舸渡江连夜到，一时惊笑衰容。语音犹自带吴侬。夜阑对酒处，依旧梦魂中。苏轼的请辞未得到朝廷批准，于是在扬州稍事停留，便继续北上。苏轼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朝中，正如他所担心的一样，到任没几天，朝中针对苏轼的风波又起，而且这次风波与扬州有关。苏轼在第六次经过扬州时，曾在竹西寺作赋。其中有一首是：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这本是当时苏轼听了老百姓对新皇帝哲宗的赞扬，而抒发内心情怀诗句。但是，以侍御史贾易、御史中丞赵君锡为首的苏轼政敌们，企图再制造一次“乌台诗案”，他们无中生有地说，苏轼这首诗中的“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是对当时神宗皇帝去世幸灾乐祸。苏轼感到朝中环境太险恶，再度坚决要求外放。在他一再坚持下，朝廷同意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颍州。在颍州任上才半年，元祐七年（1092）初，又以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军事州。苏轼在扬州任职期间，忠于职守，执政为民。他交名流，访古迹。与晁补之等文人墨客“曾共广陵花下醉”，诗酒人生，风雅卓然。苏轼在扬州的文学活动，最有价值的是在此开始了他的《和陶诗》的创作。苏轼“和陶诗”总共134首，从扬州到惠州、儋州，一发不可收地写下如此数量繁多的类型作品。最早的20首，就是在扬州完成的，余皆作于岭海之间。也就是说，苏轼的“和陶诗系列”起笔于扬州。苏轼在扬州任上，是他人生观的重要转变时期。如果说“乌台诗案”将苏轼变成了苏东坡，那么，扬州任上“和陶诗”系列，则标志着由“看破红尘”的苏东坡，向“天人合一”的苏东坡转变。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重要的思想转变，才使得后来苏轼在面对人生再度遭受厄运时，显得从容不迫，应付裕如。苏轼的一生，是宦海沉浮的一生，是诗酒风流的一生，是清廉高洁的一生，也是与扬州情缘笃厚的一生。不信你听听他第三次经过扬州时写下的这首《江城子》：墨云拖雨过西楼。水东流，晚烟收。柳外残阳，回照动帘钩。今夜巫山真个好，花未落，酒新篘。美人微笑转星眸。月华羞，捧金瓯。歌扇萦风，吹散一春愁。试问江南诸伴侣，谁似我，醉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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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周公庙》诗碑回归周公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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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散佚已久的刻制于元代泰定三年（1326）的苏轼七言律诗《周公庙》碑，由岐山县文物局通过民间征集，重新回到了周公庙管理处。苏轼为“唐宋八大家”“宋四家”之一，北宋中期文坛领袖，被誉为“全才式艺术巨匠”。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仅20岁的苏轼进士及第，嘉祐六年（1061）苏轼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凤翔是苏轼仕途的第一站，在凤翔签判任上，苏轼度过了24岁至27岁青春年华。其间，苏轼在公务之余，遍览西府自然、人文景观，创作了《凤鸣驿记》《凌虚台记》《喜雨亭记》《思治论》《凤翔八观》《周公庙》《怀贤阁》《太白山早行》等130余篇（首）诗文，影响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学子。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秋，苏轼拜谒岐山周公庙后，创作的七言律诗《周公庙》影响深远，其弟苏辙首先步其韵，和了一首《次韵子瞻题岐山周公庙》。此后历朝历代许多文人士子，均步苏轼这首诗韵，接踵创作的《周公庙》诗作达三十多首，这些诗作被宋以后的各种方志文献广为收纳。世传岐山县周公庙镌刻有苏轼手书《周公庙》诗碑，镶嵌于周公正殿壁间，但原碑或圮或佚，后世已不得见。元泰定三年，岐山县达鲁花赤黑的儿、县尹陈安义等在周公庙复刻了苏轼的《周公庙》诗碑，该碑后期亦遭佚。近期，岐山县文物局得到民间存有苏轼“泰定诗碑”信息后，立即协同岐山县周公庙管理处，按照相关程序要求，严格通过必备环节，将该碑征集回岐山县周公庙。该碑呈正方形，边长56厘米、厚16.5厘米，石灰岩质地，楷书碑文接近于柳体，正文字体高4厘米、宽3厘米，诗序和年款字体高1.5厘米、宽1厘米，后跋字体高宽均为1厘米。碑面右侧书刻诗序，“周公庙在岐山县西北半舍，有庙存焉，庙后百许武，有泉涌列而出，国史所谓润德泉也”。诗序左侧居中镌“赵郡苏轼题”五字，再左为诗作正文：“吾今那复梦周公，尚喜秋来过故宫。翠凤旧依山硉兀，清泉长与世穷通。至今游客伤离黍，故国诸生咏雨濛。牛酒不来乌鸟散，白杨无数暮号风。”诗文左侧落年款，镌“泰定三年岁次丙寅秋八月吉日立石”。再左为后跋，镌当时岐山县达鲁花赤黑的儿、岐山县尹陈安义、典史李鹏举等人的衔称及名字。该碑侧面有隐形裂纹，碑面大致光洁，字口深邃严整，除诗序中有8个字出现泐损，其中6字无法辨识（根据方志典籍记载可知）外，其他品相尚好。苏轼“泰定诗碑”的征集回归，是岐山县文物工作实绩的一个体现。苏轼手书原碑虽然今天已不得见，但迟于苏轼原碑262年、距今696年的“泰定诗碑”，无疑对后世人了解苏轼原诗情况，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经过录文比对，发现后世方志文献收录的该诗“诗序”多有舛误，故该碑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另外，该碑后跋中“岐山县达鲁花赤黑的儿、岐山县尹陈安义、典史李鹏举，司吏赵鼎、赵忠、景福成、马祯、张文显，岐山县尉冉择言”等人的衔称及名字，对探研元朝地方吏治布设、岐山任职官员等方面，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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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苏轼的《方山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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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山子传》是苏轼为他的朋友陈懂写的一篇传记，写作的时间大约在元丰四年或五年。陈懂，字季常。父曰公弼。十九年前，陈公弼为凤翔知府时，苏轼为凤翔签判，

韩兆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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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绝世才学抵不过低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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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沈括,想必大家都熟知,他写过一部《梦溪笔谈》,被英国科学史大牛李约瑟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在科学发现上,他确实卓越。他最早发现了磁偏角,最早记录了活字印刷,最早对海市蜃楼做出光学解释,最早对沧海桑田做出地质学解释;他设计出更加精确的实验方法,重新验证了《墨子》里记载的小孔成像;他发现了石油的用途,还用石油燃烧后的烟尘试制出第一批油墨;他拥有缜密的数学头脑和强大的计算能力,独立推导出高阶等差数列的求和公式,还准确算出在不靠“打劫”的情况下,围棋棋局的演化总数是3的361次方。

李开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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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房梁挂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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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的文学家、美食家苏轼，曾自称“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其实他在饮食上十分节俭。《节饮食说》记载，苏轼平时吃饭，不过一荤一酒；自己请客或别人请吃饭，也不能超过3个肉菜，否则就不赴宴。苏轼的用意是：“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这等节俭，自是修养功夫。后来，苏轼被贬黄州，不但自己亲自耕种，还实行计划开支，这就是后来曾国藩都为之效仿的“房梁挂钱”。据说，苏轼将钱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又平均分成30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分好的钱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取下一小份，作为当日的生活开支，如有结余，就把它们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意外之需。据《厦门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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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溪木瓜红胜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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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文畅安吉梅溪古镇建置悠久，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因为地处安吉县东部平原地带，区位优势明显，生态优异，物产丰饶。在历史上，梅溪已经孕育出许许多多的名优特产，有的已经消失，有的仍然延续。那么，古代梅溪有哪些比较出名的土特产呢？木瓜就是其中之一。梅溪木瓜在历史上很有名气，是当地的名优特产，品质异常之好，受到过大诗人苏东坡的交口称赞。光绪版《安吉县志》物产目就记载：“木瓜，《刘志》载梅溪昔尝产此。东坡诗云‘梅溪木瓜红胜颊’，其见称美如此。【按】今唯山乡间有之。《诗》‘投我以木瓜’即此，又谓之楙。《尔雅》‘楙，木瓜是也’。”苏东坡是北宋时期人，说明至少到北宋时期，梅溪木瓜在全国还是很有名气的。到清朝末年，梅溪木瓜可能已经风光不再，因为光绪版《安吉县志》已经说梅溪木瓜“今已似醴泉芝草”了。苏东坡对梅溪木瓜的称赞大概在熙宁五年（1072），当时的苏轼在杭州任通判。苏轼在杭州任职的几年，疏通六井，整治西湖，很得民心。这年11月，浙西地区水患刚过，苏轼奉江南转运司檄文，到湖州和秀州（今属嘉兴）视察堤岸。出发之前，苏轼给他的老朋友、湖州太守孙觉（字莘老）写了一首《将之湖州戏赠莘老》的诗：余杭自是山水窟，仄闻吴兴更清绝。湖中桔林新著霜，溪上苕花正浮雪。顾渚茶牙白于齿，梅溪木瓜红胜颊。吴儿鲙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亦知谢公到郡久，应怪杜牧寻春迟。鬓丝只好封禅榻，湖亭不用张水嬉。在这首诗里，苏轼的诗句“梅溪木瓜红胜颊”，提到的就是安吉梅溪出产的木瓜。在苏轼的笔下，梅溪木瓜其形其色在各色水果里足可力压群芳。诗人从杭州来，杭州也是山清水秀的地方，但湖州的景色更加清绝。不仅有成片经霜的橘林，西苕溪上苕花飞舞，落在河面上堆积的苕花，好像是雪漂浮在水面。湖州不仅景色秀丽，而且物产丰饶，有顾渚山洁白如齿的茶芽，还有梅溪胜过粉红面颊的木瓜。湖州又是鱼米之乡，各色美味纷呈，特别是厨师切出来的鱼片，简直削薄得能够飞起来。还没到湖州，就说起这些美味，说得人简直馋涎欲滴。我知道老朋友莘老已经在湖州为官很久，只怪我因为案牍劳形，到现在才准备到湖州与莘老寻胜访幽。岁月如白驹过隙，当初与莘老相识，正是风华正茂，如今我已经头发花白，只适合清静，待与老友喝茶参禅，不用张罗水上游戏的节目。诗中的莘老就是湖州太守孙觉。根据《宋史·孙觉传》：孙觉，字莘老，高邮人。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孙觉在京编校昭文书籍时，即已结识苏轼，可谓故交。苏轼跟孙觉两人政治观点相同，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一直持有不同意见，所以两人都先后外调。北宋熙宁四年（1071）孙觉出任湖州太守，但两人一直无缘相聚，这次两人于湖州相谈甚欢，并一起检查了湖州到秀州的吴江河堤工程。孙觉在湖州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朱彝尊在《石柱记笺释》序中道：“孙莘老知湖州，聚境内碑碣筑墨妙亭贮之。……墨妙亭之建，苏子瞻为之记，一时诗流、寄题踵至，今其遗石，因府治卑湿，用填淤泥已久。”只可惜此等善举，最终还是没能挽救境内宝贵的文物。虽然这些宝贵的碑刻已经湮没了，但其上面的文字大多流传下来，明、清域内各州县志书，多以此为依据。此前苏轼人虽没有到达湖州，但对湖州的人文历史和山川形胜已经十分了然于胸。湖州的橘林、西苕溪的苕花、洁白的茶芽、粉红的木瓜，这些已经浮现在诗人的眼前。特别是那削薄的鱼片，不能说，一说口水就要流下来。“山水窟”是指山水秀美、形胜比较集中的地方，“仄”通“侧”，“仄闻”即“侧闻”，“鲙缕”是鱼片、肉丝的意思。诗中的谢公本指谢安，同诗中的杜牧都曾经在湖州为官，这里分别用来代指孙觉和苏轼自己。故交孙觉已经于上一年就到任湖州，苏轼虽然也身在杭州，且两郡相邻，但一直没有去探望老朋友，所以用杜牧寻春迟来代替自己迟迟没有到湖州探望朋友。最后一联告诉孙觉，自己这次来，虽然是公务，但主要是想同老友吃茶聊天，一切接待都需从简。鬓丝禅榻出自杜牧的《题禅院》诗：“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这首诗还留下来一句成语：馋涎欲滴，也称垂涎欲滴或馋涎欲垂。馋：嘴馋；涎：口水；欲：将要，意即馋得要往下滴口水，形容人受诱惑嘴馋的样子。比较有意思的是，木瓜原本是宣城的比较有名，古代称为“宣木瓜”。自“宣木瓜”而发展到梅溪木瓜，并成为享誉全国的一种地方名产。千年以前的白茶在古梅溪落地生根后，也成为享誉四海的安吉名优特产。“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不过，安吉白茶的母株来自于天荒坪大溪深山，不知同宋代的顾渚茶芽是否同科？梅溪也不是今天所说意义上的梅溪，古时有梅溪乡，乡名由紫梅溪这条西苕溪支流而来。唐宋时期，梅溪乡有瑞竹、东午、温泉、泉永、新丰等里（相当于现在的村），可见，宋时的梅溪不仅包括晓墅，也包括溪龙乡的一部分。相反，今天所言“梅溪镇”的地理范畴，有一部分则是在明朝由长兴划过来的。木瓜古代又称之为楙，是我国比较早的一种物产。郭璞注《尔雅》云：“木实如小瓜，酢而可食。则木瓜之名取此义也。”或云“木瓜味酸，得木之正气，故名，亦通。从林、矛，谐声也。”古时木瓜较为普遍，但质优的稀闻，唯宣城“宣木瓜”和梅溪木瓜卓著，根据苏轼的诗，到宋代时应以梅溪木瓜为最优。《诗经》里面也写到木瓜，《诗经·国风·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木瓜有许多的功效，根据现代科学的分析，木瓜助消化之余还能消暑解渴、润肺止咳。它特有的木瓜酵素能清心润肺还可以帮助消化、治胃病，它独有的木瓜碱具有抗肿瘤功效，对淋巴性白血病细胞具有强烈抗癌活性，等等。餐饮上也有许多有关木瓜的菜谱，如：木瓜一个（约一斤半重），雪蛤油2到3克，鲜奶一杯，水一杯，冰糖适量。制作流程：1.雪蛤油泡发至白色半透明的状态，备用。2.木瓜洗干净外皮，在顶部切出2/5作盖，其他部分切成锯齿状，挖出核和瓤，木瓜放入炖盅内。3.冰糖和水一起煲溶，然后放入雪蛤膏煲半小时，加入鲜奶，待滚，滚后注入木瓜盅内，加盖，用牙签插实木瓜盖，隔水炖至水开后20分钟左右即可。吴昌硕先生十分喜欢苏东坡“梅溪木瓜红胜颊”的诗句，他的第一本诗集就命名为《红木瓜馆初草》。这本集子中有《红木瓜》诗两二首，其一云：“凛凛秋气生，落叶随风播。园中众芳寂，木瓜红个个。孤根未摧朽，露滴朝霞破。嫣然竹篱旁，盛之白玉盘，烹茶宜坐卧”（疑少一句）。在这首诗里，从木瓜色香之美及其茁壮的生命力，可以想见吴昌硕青年时代的遭际和环境。红木瓜是他的自喻，也是寄托，所以吴昌硕先生就用以铭其书斋曰“红木瓜馆”，而有此诗集。晚清德清县的举人徐士骈，与吴昌硕有诗文之交，也有一首关于梅溪木瓜的诗，诗名《鄣南道中》：往来风筿足攀跻，贪看青山更向西。天目烟云搜古窦，独松争战忆秋鼙。箯舆尽日穿深竹，飞瀑千寻落远溪。闻说木瓜红胜颊，好将风味纪近题。

游文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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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中的中国精神融入高校语文课堂的教育途径——以唐诗宋词课程为例

期刊

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最能体现中国精神的文学作品，在高等院校语文课堂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首先对国学经典的内涵进行了简单概述，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国学经典教学内容选择以及教学方法手段，旨在提供一些参考意见，以促进在高等院校语文课堂中全面渗透国学经典中的中国精神，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魏慧芬[1];邵金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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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对柳词接受的若干问题考论

学术论文

本文主要从文献考证和词学理论两个方面进行研究,探讨了苏轼对柳词接受的研究中不太为学术界所重视的几个问题,分为三章: 第一章是对“苏轼鄙薄柳词”说的考辨。在邓昭祺先生研究的基础之上,对秦观“学柳七作词”一事进行了再考辨,结合秦观、苏轼二人年谱及其词作系年,认为曾慥、黄昇所载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不足凭信。另外通过对“学士”、“气格”等两个关键词的解析,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于叶梦得《避暑录话》中一则苏轼以秦观“气格为病”的词话,存在某种误读:无论是“以气格为病”,还是“戏”之,都是叶氏本人,均与苏轼无涉。相比之下,严有翼《艺苑雌黄》中的记载较为可信。第二章论述苏轼对柳永两首词的品评,分两小节。第一节通过对《侯鲭录》与《能改斋漫录》的比勘,将称赞柳永《八声甘州》“不减唐人高处”之人进一步坐实为苏轼,而非晁补之,并简要分析了柳词“不减唐人高处”的审美特征;第二节主要考论苏轼“因”柳谱而赋《戚氏》,并说出“《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的赞语,王灼所言“前辈”正是苏轼。第三章论述苏轼《与鲜于子骏书》中对柳词的接受。第一节将苏轼书简中所言“近作”厘定为《减字木兰花》两首,而非邓昭祺先生所说的三首。第二节探讨苏轼“近作”的艺术特色,表现为迥异于柳永“圈子文学”的诗人高致。第三节通过对书简中“自是一家”、“呵呵”两个关键词的考论,认为苏轼这篇书简不能昭示其词学创作观念的“自觉”。第四节认为俞文豹《吹剑续录》中“幕士品陟苏柳词”未必实有其事,可看作是《与鲜于子骏书》的“戏仿”形式,表明苏轼词之“不谐音律”是一直为人们所在意的。第五节论述“柳七郎风味”及其相关理论概念。“柳七郎风味”是苏轼对柳永羁旅词审美特征的概括,这个概念与后世的“柳氏家法”、“屯田蹊径”、“屯田家法”既有区别,又存在某种联系。“柳氏家法”是南宋词论家对柳永“俗艳”特质的一种概括,有贬抑的意味;“屯田蹊径”是沈雄对柳永词的一种模糊认识,尚停留在以“故事”这种“小说家言”简单诠释的痕迹,没有理论的积淀和总结;而“屯田家法”则重在说明柳永于慢词的开创之功和后世词人的师承关系。

海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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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漂泊生涯与客寓意识对杜甫后期乡国君民诗的影响

学术论文

纵观杜甫一生的创作生涯,现存一千四百余首诗歌.漂泊西南十一年间所创作的诗篇约占其作品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西南诗不仅数量多,而且所表现出的深邃思想内涵和纯青的艺术技巧,为我们展现了一位老而弥坚、不断追求的'诗圣'形象.杜甫以沉郁的客寓意识,飘零落拓之感,寄托了乡国君民之思,体现了其思乡诗'史性思维'与'诗性思维'的融合统一,实现了对传统思乡诗的超越.在杜甫研究的领域内,本文第一次较为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漂泊生涯与客寓意识对杜甫后期乡国君民诗的影响,论证了这种影响的性质、作用与生成.其性质是强化了诗性与史性的整合,提升其忧国忧民的儒家人文精神;其作用更推动后期乡国君民诗登上一个新的高度;其发生过程是:漂泊使杜甫历尽沧桑,进一步走近人民群众,坚定信念,将一切感念浸入漂泊的底蕴.

祁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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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散文研究

学术论文

中唐古文运动是散文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刘禹锡作为当时文坛中的重要代表，他不仅受到了古文运动的滋养，也对古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总结发扬古文创新优势的基础之上，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创作节奏，独具匠心，作品显示出特有的艺术风格。刘禹锡的文学风格受其政治生涯的影响：纵观他的生平，前期他以科考入仕，接连任掌书记、监察御史等职，散文创作多与政治相关，措辞严谨、结构工整，文体多为状、表、章等;后期因受永贞革新的牵连，辗转于贬谪之地，文章涉及的文体种类更加丰富，内容上既有对民生问题、社会弊端、政治革新的看法，也有对文学创新、好友观点、集序编写等的关注。他虽有二十余年贬谪在外，身处偏远之地，条件艰苦，但是这样的环境反而促使了创作的繁盛，不仅拓宽了散文内容上的深度和广度，而且灵活地推进了文体的革新，在句式化用、语言应用、表现手法、文章风格等方面均表现出新变，不仅给当时带来了文学的新气象，颇受时人好评，也深刻地影响到了宋代古文家如王安石、苏轼等人的创作，甚至到了明清时期也备受众多文人学者的关注。但从近代的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于刘禹锡的文学研究多集中于诗歌，导致其诗名更盛而散文湮没无闻，散文价值未能得到全面分析和精准定位。综上所述，本文旨在从社会历史背景、个人经历等角度，探讨刘禹锡的散文在文学风格和文体革新等方面的贡献，思考他在中唐散文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本文以瞿蜕园笺证的《刘禹锡集笺证》为主要参考，运用细读文本、文献考察、文史结合等方法，分析研究其中二百三十余篇散文作品，结合中唐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文学风潮，探究刘禹锡作品的生成和流传，从中确定其散文的独特贡献。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从“散文”概念入手，根据刘禹锡的具体创作确定本文研究的范围，对其散文的数量和基本创作情况进行分类梳理和大致概述;第二章运用文史结合的方法，从新春秋学派的兴起、永贞革新的推行、古文运动的发展等时代背景探讨时代风气与刘禹锡散文特色之间的内在联系，借此指出散文尚实思辨的特征，并结合他的个人贬谪经历与元和贬谪文学的总体特色，突出其南贬散文特有的昂扬风格，同时还分析了他的碑传文中的“史传”色彩;第三章着重围绕刘禹锡对散文文体的改良而展开，在中唐文学复古思潮流行的大背景下，阐述其表状文以散运骈的语言安排、记体文表现方式的灵活性、辞赋抒情辩理性的强化，详述这三个方面的独特创新与文体贡献;第四章关注刘禹锡与唐宋古文运动及古文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后世文学家对其散文格式和典故等方面借鉴，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显示刘禹锡在唐代古文运动及中国散文史发展中的独特地位。

李梓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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