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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叹的“‘空夫子'时代”——顾颉刚《孔子研究讲义按语》读后

会议论文

在古籍的记载中,孔子不但整理古代典籍,而且留下了大量遗说,然而,经过学者们的一番"辨伪"和"考证",其中可靠的却寥寥无几,所以有人说"孔夫子"简直变成了"空夫子"。初读顾颉刚先生的《孔子研究讲义按语》,我就在想:到了顾先生这里,孔夫子是否已经成了"空夫子"?再细读一遍,静静思考,便清晰而强烈地感觉到:他那个时代实际就是一个"‘空夫子’时代"。记得是在2003年5月,我在韩国成均馆大学东洋学部儒学系和

杨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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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为了百姓不守诺言泄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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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生与杭州有不解之缘，熙宁四年，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十八年后，也就是元祐四年，苏轼再度来到杭州任官，出任杭州知州。苏轼再至杭州，当地因大旱歉收，《宋史》记载“饥疫并作”，即饥荒与瘟疫并行，百姓苦不堪言。苏轼上书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又请求朝廷赐给度牒（官府发给僧尼的凭证，可出售以补府库之不足），以度牒易米赈济灾民。针对来势汹汹的疫情，苏轼拿出了一个名叫“圣散子方”的药方。这剂药方用料便宜，“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苏轼令人在街头架起大锅，大量熬煮加了药剂的粥，派遣官吏带领医生“分坊治病”，救活民众无数。圣散子方是苏轼在黄州时，从眉山老友巢谷那里得来的秘方。苏轼曾著文介绍其药效：病情严重的“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守完复”，病情轻微的药到病除，即使“平居无疾，能空腹一服，则饮食倍常，百疾不生”。巢谷喜欢研究药方，这剂圣散子方被巢谷视为至宝，连亲生儿子也不舍得传授。苏轼在黄州任官，恰出现疫病，苏轼再三求方，巢谷应允了，但要他指江水为盟，绝不外传。苏轼口头答应，心里却认为这样有效的方子，应该流传后世才是。为了治疗更多百姓，苏轼把药方传给了当地名医庞安时，庞安时将其记录在了自己的著作《伤寒总病论》，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圣散子方又单独成书流传至今。杭州这场疫病让苏轼认识到，杭州是水陆交通要塞，人口流动频繁，因而“疫死比他处常多”，所以应设立“病坊”。苏轼从公款里拨出二千缗钱，还带头捐出五十两黄金，设立了“安乐坊”，坊事由僧人管理。为了让安乐坊长久经营下去，后来采用置田获利的方法。据史料记载，苏轼还将收到“某宣德”的一笔“金五两、银一百五十两”的礼金，以此人名义转捐给了安乐坊。两浙转运司对苏轼的做法也很赞赏，向朝廷上奏了苏轼建安乐坊之事，并建议医僧三年医治超过千人的，“赐紫衣（赐僧紫衣主要代表了其身份的官方化）及祠部牒各一道”，改安乐坊为安济坊。后来，广州疫病流行，在广州任官的苏轼友人王敏仲来信求助，苏轼把他在杭州战“疫”的经验介绍给了他。苏轼认为“救药病疠，政无急于此者矣”，此前王敏仲已向苏轼说过“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并且“广州商旅所聚，疾疫作，客先僵仆，因熏染居者，事与杭相类”，苏轼建议“莫可擘划一病院，要须有岁入课利供之，乃长久之利，试留意”，不仅着眼于解决眼前的问题，也留意于长久之计策。（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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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奸斗士任伯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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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张春生□插图/美编田殷华据史载，单他在谏省半年，就上了108个奏章，大臣们都不敢乱来。曾布时为相，派人捎信给任伯雨，让他多休息，少发言。上级不愿职能部门发挥作用，这也成了制度建设史上的一件趣事。公元1101年夏，雷州古城艳阳高照，大地生烟，有一位白发老者挨门去租房，但他得到的都是否定答复。终于在一户门前，他忍不住问：“租房给别人，天下都一样，为何雷州与众不同？”对方答道：“租房给别人，都没什么，只是不敢租给你们这样的人。”老者很惊奇，当地人解释道：“以前我租房给苏辙，章丞相诬他强夺民房，让我到官府对质作证，耽误我生活不说，还对我百般责难。几乎让我倾家荡产。”老者听了，面如土色，半天做声不得。原来这位老者不是别人，正是雷州人口中的章丞相，曾经权倾一时的章惇。章惇何以来到雷州？这就不得不提“雷州十贤”之一的任伯雨。正是他的大力弹劾，才使章惇贬到这里。1左正言，为谏官，只要他们认为朝政不当或是官吏失职，都可以向皇帝上书进谏。品级虽然不高，社会影响却很大，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和苏东坡是特级老乡，两家有通谊之好。父亲任孜，以学问气节推重乡里，与苏洵齐名。叔叔任伋，行为果敢，也很有名。两人当时并称为“大任”、“小任”。苏东坡和他们关系都非常好。在任伋到黄州任通判时，苏轼写了一首诗送行，称赞他为“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壮日千里”，对任伋的不受重用也深表同情，“知命不忧君何病，见贤不荐谁当耻”。任伯雨父亲任孜去世，苏东坡写诗表达悲伤之情，“……望哭国西门，落日衔千嶂。”并深情回顾任孜的道德人品，“……老任况奇逸，先子推辈行。文章小得誉，诗语尤清壮。……自喜作剧县，偏工破豪党。奋髯走猾吏，嚼齿对奸将。”对任孜的不被重用表示深深叹息，“哀哉命不偶，每以才得谤。竟使落穷山，青衫就黄壤。……”文章最后，将任孜和自己关系比作“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王戎，“惟有王浚冲，心知中散状”,以任孜知音自许。父执辈的人格熏陶和严格教导，使任伯雨有了过人的才华，并培养出了敢作敢为的个性。《宋史》本传记载他自幼矫然不群，通经术，文力雄健。进士及第，任清江主簿，由于政绩突出，在基层一步步往上升。1101年擢为左正言。左正言，为谏官，只要他们认为朝政不当或是官吏失职，都可以向皇帝上书进谏。品级虽然不高，社会影响却很大，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2章惇生怕旧党重新得势，威胁自己地位，必除之而后快，所以常常将政敌贬谪到穷荒之处。虽然变法派主张相同，但是主持者的人品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任伯雨一到任，第一个弹劾的就是章惇。那么，章惇为何被攻击呢？章惇，是北宋激进的改革派，王安石罢相之后，变法主要由他主持。任何人研究雷州文化，都会提到他。到现在章惇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个奸臣，有人则说他是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章惇心狠手辣。有一次和苏轼游南山，见一条深涧，绝壁万仞。章惇请苏轼到绝壁上题字留念。苏轼两腿发软，章惇却无动于衷地沿木攀藤而下，在绝壁上写了“苏轼章惇来游”几个字，又若无其事走回去。苏轼惊出一身冷汗，拍着章惇的肩膀说：“子厚（章惇字）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苏轼说：“连身家性命都不顾的人，还怕杀人吗?”章惇不但对自己狠，对别人更狠。有时候态度轻狂，几于戏弄人。如苏轼字子瞻，就将他贬谪到儋州，因为瞻与儋字相近；苏辙字子由，谪雷州，因为雷字下有田字，田和由相近。其目的是摧毁文化人的心理防线，你不是有自尊吗？我偏偏折磨你，而且是随意的。王安石也对不同政见的人予以打击，但只限于思想政见方面，并不针对人身。如对司马光等人，王安石尽管不欣赏他们，但还让他们在京都及其附近吟诗逍遥，以致有“洛阳耆英会”这样的盛举。但章惇就不同了，他生怕旧党重新得势，威胁自己地位，必除之而后快，所以常常将政敌贬谪到穷荒之处。虽然变法派主张相同，但是主持者的人品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长期独霸朝纲，章惇也养成了唯我独尊的恶习，听不进反对意见，甚至连太后都不放在眼里。在哲宗去世后，议立新天子，章惇为丞相，主张立先帝同母弟简王。结果惹得太后大怒。因为哲宗皇帝是庶出，母亲是朱太妃，如果再立朱太妃所生的简王，那朱太妃就有两个儿子先后为帝，在后宫过于强势，会对太后产生威胁。因此，太后质问道：“这六个皇子难道不都是哀家的儿子吗？”章惇又议立申王。但申王有目疾，连奏章也看不了。中国历史上只有奸臣才热衷立残疾人、小孩子为皇帝，以便大权独揽。章惇此议，正好授人以柄。太后议立端王，章惇极力反对：“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但由于众人的坚持，端王继位，即宋徽宗。章惇关键时刻站错了队，大臣们都明白他的末日到了，不断上书弹劾他。任伯雨初任言官，更是责无旁贷，连上八道奏章，其一是：“惇久窃朝柄，迷国罔上，毒流搢绅，乘先帝变故仓卒，辄逞异意，睥睨万乘，不复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计得行，将置陛下与皇太后于何地！若贷而不诛，则天下大义不明，大法不立矣。臣闻北使言，去年辽主方食，闻中国黜惇，放箸而起，称甚善者再，谓南朝错用此人。北使又问，何为只若是行遣？以此观之，不独孟子所谓‘国人皆曰可杀’，虽蛮貊之邦，莫不以为可杀也。”一组重拳出击，章惇被贬到雷州。3外有虎狼之邦兴起，内有饥民呼号无告。北宋君臣在火山口酣睡，灾难将至，懵然不知。任伯雨忧心如焚，不断弹劾那些小人。任伯雨登上政坛，是以反奸英雄的面貌出现的。当时北宋承平日久，四境晏安，府库充盈，士众骄奢，更有一帮奸臣专一逢迎皇帝，怂恿他过“神仙般的生活”。就在君臣醉生梦死时，外有虎狼之邦兴起，内有饥民呼号无告。可以说，北宋君臣是在火山口酣睡，灾难将至，懵然不知。任伯雨忧心如焚，不断弹劾那些小人。蔡京、蔡卞兄弟是著名的奸臣，这不是后世的盖棺定论，当时就有这样的民谣，“二蔡一惇，必定沙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又童谣云：“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大宋宣和遗事》）任伯雨对二蔡当然不客气，《宋史》记载他弹劾二蔡，其中对蔡卞的弹劾是：“诬罔宣仁圣烈保佑之功，欲行追废，一也；凡绍圣以来窜逐臣僚，皆卞启而后行，二也；宫中厌胜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处，惇欲召礼法官通议，卞云：‘既犯法矣，何用礼法官议？’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编排元祐章牍，萋菲语言，被罪者数千人，议自卞出，四也；邹浩以言忤旨，卞激怒哲宗，致之远谪，又请治其亲故送别之罪，五也；……愿亟正典刑，以谢天下。”这个奏章直接导致蔡卞被贬出京城。又如对赵挺之的批判，赵挺之，山东人，赵明诚的父亲，李清照的公公，先走章惇门路，后谄事蔡卞，又投到曾布门下，当时人们评价他“观望险诈”，赵挺之不但没有节操，也没有执政能力，对当时的时局毫无贡献，李清照曾写诗“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讽刺的对象就有他，当然这是后话。任伯雨怒斥赵挺之为“移乡福建子”，所谓“福建子”是宋人对奸狡之徒的代称，此称呼一出，赵挺之也就马上臭了街，真是大快人心。任伯雨弹劾的还有刑恕、黄履、曾布等。据史载，单他在谏省半年，就上了108个奏章，大臣们都不敢乱来。曾布时为相，派人捎信给任伯雨，让他多休息，少发言。上级不愿职能部门发挥作用，这也成了制度建设史上的一件趣事。猎鹰者爪痕遍体，打虎者多被所噬。作为反奸斗士，任伯雨也不断遭到奸臣们的报复。曾布看他不听话，就调他作任度支员外郎。蔡卞再次掌权后也报复他，将他贬到雷州，昌化安置。这是公元1103年正月乙酉发生的事情，当时任伯雨56岁。这时，噩耗接连传来，妻子在家中忧惧去世,二儿子申先也被奸臣诬陷下狱。衰朽残年，神殚力竭，被逐万里，日暮途穷。伯雨仰望苍天，欲哭无泪，说：“死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人辜负朝廷，也应当从此诀别。如果不这样，上天难道会枉杀无罪之人吗?”话语里有抑制不住的激愤。赵鼎被逐海南，常将自己和屈原相比。从任伯雨的话里看，其心境也应如此。奸臣们还想将任伯雨等人名声搞臭。北宋蔡京专政，把司马光、苏轼、任伯雨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刻石颁布天下。被刻上党人碑的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特许，不得内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党人碑。据说在刻碑时，遭到了石匠们的抵制，一位叫安民的石匠怎么也不愿动工镌刻，监制官只好准许他不刻制作者的名字。可见党人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是非公道在人心，历史很快就还原出真相。后人有诗感叹：苏黄不做文章伯,童蔡翻为社稷臣,三十年来无定论,到头奸党是何人？

张春生田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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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遗迹研究

学术论文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伟大的诗人之一。他一生经历坎坷,既见证了有唐一代最为繁盛的开元、天宝时代,又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杜甫的诗歌既是唐王朝兴衰史的见证,也常常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内心喜怒哀乐的寄托。杜甫忠君爱国的高尚情操受到后人的推崇,其艰难的人生际遇也常引起后世文人的痛惜、感怀,杜甫也因此受到了后人广泛的祭祀与纪念。时至今日,在杜甫一生所经之处以及卒葬、籍贯之地,仍然存在着很多与杜甫相关的祠、墓、故居、亭台等遗迹,并有众多历代相关文献附着于其上。本论文就以这些杜甫遗迹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交叉学科研究等方式,对全国范围内十余处杜甫遗迹的创建源流、历史沿革、文化价值等问题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共分十二章。前八章以杜甫生前所经之地的先后顺序为线索,考辨、研究了杜甫曾到过或后人认为杜甫曾到过的长安、鄠县、鄜州、延州、秦州、成州、栗亭、成都八地杜甫遗迹的产生、沿革以及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祭祀形象。九至十二章考辨、研究了广为人知、传承有序且据实可考的偃师、巩县、耒阳、平江四处杜甫墓葬遗迹。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四处墓葬均有破绽,因此本文并不将各地杜甫墓葬的真伪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目的,而是以历史和文化的视角,着重关注偃师、巩县、耒阳、平江四地杜甫墓的产生时间、历史依据、相互间的争讼过程以及其中体现出的文化心态地域文化因素,从中提炼出这些杜甫墓葬遗迹表达出的对杜甫的崇祀和对杜甫精神、文化的弘扬。本论文主体的十二章内容各有创新。第一、五、六、七章分别研究西安、秦州、成州、栗亭四处故居、祠堂遗迹。不仅详细考辨了这四地遗迹的产生和沿革问题,更依据相关碑记、题诗、方志等文献展现了这些遗迹创建及历代重修中杜甫祭祀形象的多样性变化过程。这是此前杜甫接受研究没有关注的新问题,对丰富杜甫接受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章研究的是鄠县渼陂空翠堂。空翠堂最初是宋人在渼陂见到的一处残破亭台,由北宋张伋重修并以杜诗命名。明末局势动荡之际,本地官员为加强军事防御力量重修空翠堂,既蕴含了国运艰难之下缅怀杜甫的感情,又有军事堡垒的功能。直至清代,空翠堂才最终成为祭祀杜甫的祠堂。空翠堂的沿革史在杜甫遗迹中具有独特的价值。第三章以杜甫鄜州羌村故居为研究对象,考辨了自宋代以来杜甫寓居鄜州羌村的三种说法,分析了两处故居的文献线索,证实宋明两代主流观点中并非有两个羌村,而是同一地点的不同表述,由此得出杜甫寓居鄜州时并未再次移家的结论。此结论纠正了自清代以来,一大部分学者为调和两处羌村的矛盾,认为杜甫在鄜州寓居过两个羌村的错误认识。第四章以延安杜公祠为研究中心,以明清时期杜甫避乱延州传说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为基本线索,探讨了延安杜甫遗迹从无到有的历程,以及延安杜公祠从清代到现代历次重修背后的丰富文化内涵。学界一致认定安史之乱中杜甫未曾到达延州,因此延安杜公祠就有了如同耒阳杜甫墓一样的现象级研究意义。第八章以最负盛名的杜甫遗迹——成都草堂为研究对象。由于成都草堂历代修建文献众多、学术关注度高、研究成果丰富,笔者在考证草堂基本历史状况的基础上,着重对前人疏忽的历史细节问题详加考证,纠正了前人对明万历年间草堂重修人何宇度籍贯及官职的错误认识,探究了清人杜玉林官职升迁与屡次重修草堂的内在动因。此外,本章着重将地方官员的官职身份与重修草堂事迹相互关联,探讨地方官员在重修草堂过程中的突出作用。第九章与第十章围绕偃师和巩县两地对杜甫墓的真伪之争展开,笔者在充分考证文献,证明两地墓葬皆有破绽的前提下,跳出了真伪之辨,将重点着眼于两地杜甫遗迹的产生过程以及争讼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心态问题。两章分别对偃师和巩县杜甫墓的文献依据进行了细致考辨,着重阐释了偃师重现杜甫墓及巩县积极营造杜甫故里的行为过程,分析两地争讼中的“出招”和“对策”,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心态和崇祀杜甫的真挚情怀。第十一章介绍了唐宋时期两种杜甫身死耒阳传说的史源及流传,考证了从五代至近现代耒阳杜甫祠墓的兴衰。本章的研究创新主要有两点:首先是通过深入分析研究历代重修文献,发掘杜甫祭祀形象的多样性;第二,则是观照了中华民族抗战时期杜甫精神在民族危亡之际与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契合,这极大地提升了杜甫精神、杜甫文化的现实意义。第十二章以平江杜甫墓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杜甫旅殡岳阳说的演变及平江杜甫墓的依据和由来等问题。展现了平江杜甫墓从无到有,并最终与耒阳杜甫墓并举的过程。与第九、十两章相似,笔者认为,在杜甫未卒于耒阳以及平江杜甫墓出现极为晚近的前提下,讨论两地墓葬真伪问题并无创新价值。因此,本章的创新点主要在于探究平江当地学者、官员考证杜甫墓、确认杜甫墓、“创造”杜甫墓的过程。通过这一系列考辨分析,指出平江杜甫墓出现的必然性,以及其中体现出的当地文人的文化心态,主要体现在家乡之爱.和尊杜之诚上。总之,本文是对杜甫遗迹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研究,并具有创新点的论文。通过对各处具体遗迹历史、沿革以及文化内涵的研究,归纳了杜甫遗迹的产生规律,总结了杜甫遗迹的类型特征,展现了杜甫遗迹的时代特色,发掘了杜甫遗迹的文化意义,希望对杜甫遗迹研究及杜甫接受研究领域产生积极的作用。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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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似我醉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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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干林大宋元佑七年新年刚过，大地回春，暖风和煦。颍州的官河码头上，苏轼伫立船头，挥别前来为他送行的父老乡亲——刚刚在此任职半年的他，接到朝廷诏令，调任扬州知府。尽管人生颠沛流离，仕途险象环生，但苏轼这次来扬州任职的心情还是十分愉悦的，因为他的得意门生、“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正在扬州任通判。加上扬州又是他的恩师欧阳修曾经任职之所，尚有遗迹平山堂在此。“每到平山忆醉翁”，苏东坡此次履新扬州，人未入城，就有了诗句，因为这里有故事。嘉佑二年（1057）那一场科举考试，史称“嘉佑贡举”，主持嘉佑贡举的是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在此次科考中，苏轼、苏辙弟兄俩双双考中进士。欧阳修大喜，说苏轼“他日文章定独步天下”。又说“再过30年，世人只知‘三苏’而不知吾”。由于嘉佑贡举中欧阳修对苏轼的提携，欧苏之间的师生之情从此传为佳话。这首《西江月·平山堂》就是苏轼第三次到平山堂写下的: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也许冥冥之中有感应，《西江月·平山堂》写出不久，苏轼的命运就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这就是乌台诗案。苏轼对此飞来横祸，猝不及防。面对着自己从一个朝廷大臣，顷刻之间变成了阶下囚这一残酷现实，毫无思想准备，内心也感觉到十分沮丧。转眼过了长江，来到了扬州，这是苏轼第四次经过扬州，而且是作为一个罪臣经过扬州。参与办理“乌台诗案”的苏轼政敌们，本想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幸好众人相救，才将苏轼的性命保下，判处发配黄州。元丰七年正月，一直惦记着苏轼的神宗皇帝，突然亲手书札：“苏轼黜居思咎，阅岁兹深；人才难得，不忍终弃。”并诏令将苏轼调任汝州团练副使。苏轼得诏，立即乘船由黄州沿江东下，他上庐山、过湖口、留金陵，一路诗文喷薄，一路旧友新朋。经过“乌台诗案”的惊魂，黄州四年的贬谪，苏轼对官场已心生畏惧，其归隐常州阳羡（宜兴）的想法更加强烈。他揣着赴任汝州的诏书，一路逶迤，前往任所报道。但一路上又反复向朝廷请求，“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为了等到皇上的恩准，他故意在扬州拖延了一个多月，朝廷仍无音信，苏轼只好继续北行。苏轼真心不想去汝州赴任，因而一路蹭蹬，于元丰八年二月到达南都（今商丘）。在南都住不到了一个月，苏轼终于等到了皇上同意他到常州居住的诏令。卜居阳羡的十年梦想，一朝得以实现，东坡居士是由衷欣喜的。但自己未满五十岁就退出政坛，这对年轻时代“有奋厉当世之志”的苏轼来说，多少也有些黯然。但来不及多想，还是快快收拾行囊归阳羡。于是他沿运河南下，四月中旬第六次经行扬州。“无官一身轻”苏轼，在扬州多住了些日子，并在竹西寺作赋《归宜兴留题竹西寺》绝句三首。苏轼在他朝思暮想的阳羡山中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然而，这种超然物外、无忧无虑的日子没过几天，苏轼便嗅到朝中风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朝廷要员们，时常惦记着苏轼。果然，六月底，朝廷便下诏苏轼，“以朝奉郎起知登州（蓬莱）军事州。”这对苏轼来说，又是一个“过山车”式的消息。本以为今生今世就过着“酒醒门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亩田”的生活而老死于阳羡了，没想到朝廷又要启用他。于是，苏轼又身不由己地再一次被卷进那令他生畏的宦海中。元丰八年（1085）七月下旬，苏轼从阳羡启程北上，前往登州，八月中旬到达扬州。苏轼去石塔寺拜访了择老，留诗《将赴文登，过广陵，而择老移住石塔，相送竹西亭下，留诗为别》：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还逢惠照师。我亦化身东海去，姓名莫遣世人知。在扬州勾留数日，继续北行，至邵伯暂住。虽然经过“乌台诗案”之后的苏轼，已对官场险恶，宦海沉浮有着痛彻心扉的感悟。但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情怀依然在苏轼的血脉中偾张。朝廷对他的重新启用，不仅为他洗白了“乌台诗案”的沉冤，而且又给予了他效忠朝廷、经善天下的机会。然而，到任登州才五天，却又接到新的任命，朝廷以礼部郎中召苏轼还朝。苏轼被重新启用后，官阶快速提升，本来就引起了同僚们的嫉妒，加上朝中党派纷争严重，而苏轼又“满肚子的不合时宜”，在党争的旋涡中进退维谷。为了回避矛盾，苏轼仍然请求外放任职。在他一再要求下，于元祐四年（1089）三月，被批准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浙西路兵马钤辖兼杭州知州。苏轼五月启程赴杭，六月十二日到达扬州，这是苏轼第八次经过扬州。苏轼这次能再到杭州任职，真是天随人愿。但美的日子总是过得那么快，转眼之间，苏轼在杭州任期已满。元祐六年（1089）二月，苏轼被诏令还朝。苏轼很不情愿，多次请求继续外放，但却未得恩准。苏轼只好将家眷留在杭州，只身赶赴京城。四月四日夜，苏轼从润州过江来到扬州，这是苏轼第九次经过扬州。扬州知州王存设酒相待，此时的苏轼，人虽然离开了杭州，但心仍在江南。且看他到达扬州后写的这首《临江仙·夜到扬州席上作》：尊酒何人怀李白，草堂遥指江东。珠帘十里卷香风。花开又花谢，离恨几千重。轻舸渡江连夜到，一时惊笑衰容。语音犹自带吴侬。夜阑对酒处，依旧梦魂中。苏轼的请辞未得到朝廷批准，于是在扬州稍事停留，便继续北上。苏轼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朝中，正如他所担心的一样，到任没几天，朝中针对苏轼的风波又起，而且这次风波与扬州有关。苏轼在第六次经过扬州时，曾在竹西寺作赋。其中有一首是：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这本是当时苏轼听了老百姓对新皇帝哲宗的赞扬，而抒发内心情怀诗句。但是，以侍御史贾易、御史中丞赵君锡为首的苏轼政敌们，企图再制造一次“乌台诗案”，他们无中生有地说，苏轼这首诗中的“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是对当时神宗皇帝去世幸灾乐祸。苏轼感到朝中环境太险恶，再度坚决要求外放。在他一再坚持下，朝廷同意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颍州。在颍州任上才半年，元祐七年（1092）初，又以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军事州。苏轼在扬州任职期间，忠于职守，执政为民。他交名流，访古迹。与晁补之等文人墨客“曾共广陵花下醉”，诗酒人生，风雅卓然。苏轼在扬州的文学活动，最有价值的是在此开始了他的《和陶诗》的创作。苏轼“和陶诗”总共134首，从扬州到惠州、儋州，一发不可收地写下如此数量繁多的类型作品。最早的20首，就是在扬州完成的，余皆作于岭海之间。也就是说，苏轼的“和陶诗系列”起笔于扬州。苏轼在扬州任上，是他人生观的重要转变时期。如果说“乌台诗案”将苏轼变成了苏东坡，那么，扬州任上“和陶诗”系列，则标志着由“看破红尘”的苏东坡，向“天人合一”的苏东坡转变。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重要的思想转变，才使得后来苏轼在面对人生再度遭受厄运时，显得从容不迫，应付裕如。苏轼的一生，是宦海沉浮的一生，是诗酒风流的一生，是清廉高洁的一生，也是与扬州情缘笃厚的一生。不信你听听他第三次经过扬州时写下的这首《江城子》：墨云拖雨过西楼。水东流，晚烟收。柳外残阳，回照动帘钩。今夜巫山真个好，花未落，酒新篘。美人微笑转星眸。月华羞，捧金瓯。歌扇萦风，吹散一春愁。试问江南诸伴侣，谁似我，醉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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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语言哲学视域中的海德格尔语言观

学术论文

伴随着上世纪后半叶西方哲学思潮中出现的语言转向，西方哲学把语言问题提到首要地位，语言哲学随之产生。然而，语言“是什么”？这是任何语言哲学流派必须要回答的首要问题，也是关系到语言哲学学科建立的根本问题。本文的主体脉络都是紧密围绕在“语言是什么”以及语言“如何是”、“如何在”这两大基本问题而展开的。　　本文通过对海德格尔语言观的探究，旨在最终回答上述两大基本问题（尤其是第一个问题）。海德格尔语言观建立在其“存在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将语言、人和人的世界三个因素联系在一起，揭示语言的本质。本文以本体论语言哲学的核心内容作为理论铺垫，把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理论放到本体论语言哲学的视域中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总结和批判海德格尔前、后期语言观，以“语言与意识世界”、“语言与此在”、“语言与存在”三个不同纬度为切入点，最终说明海德格尔语言观的本质——语言本体论。从“意识世界”、“此在”及“存在”三个不同纬度指出并论证“语言本体论”思想是本篇论文的核心与创新之处。诠释海德格尔“语言本体论”思想是本论文要达到的第一个研究目的，而揭示以语言本体论为核心的海德格尔语言观对本体论语言哲学理论建构的价值和意义则是本文要实现的第二个研究目的，也是论文研究意义的现实体现。

张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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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酒

报纸

巷深酒香□孟飞“酒好不怕巷子深”这句话，流传甚广，可它的出处却鲜为人知。187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泊船泸州时，他早闻温永盛酒的盛名，派人去买，谁知仆人经久不回。原来温永盛酒坊在深巷中，要蜿蜒很久才能寻到，所以耽误了时间。张之洞打开酒坛，顿时就觉一阵沁人心脾的酒香扑面而来，他品酒后意犹未尽，遂循香问道，亲至温永盛酒坊饮酒。在这个泸州酿酒家族的酒坊里，高朋满座，酒坊外载酒的马车延绵不绝，江边盛酒的船只往来不断。如此繁盛的景象让张之洞感叹，真是“酒好不怕巷子深”啊。乘着酒兴，他还当场留下了“酒好不怕巷子深”和“川中佳酿，于斯为盛”两幅墨宝。从此，“酒好不怕巷子深”就成为了人们描绘美酒的佳话。泸州酒史□古梓烨泸州是我国酿酒历史最悠久的地区之一。1983年，泸州市郊出土的第8号汉棺上的巫术祈祷图中，两巫师高举酒樽，昂首相对，证明泸州当时不仅有酒，而且已懂得“酒以成礼”。宋人编成的《文献通考》记载，泸州每年征收的酒税在一万贯左右，占地方商税收的十分之一。宋代泸州人已掌握了烧酒制法。当时的大酒，在原料选用、工艺操作、发酵方式以及酒的品质等方面，都与今天泸州酿造的浓香型曲酒非常接近，可以说就是今天泸州老窖大曲的前身。明代酒城泸州又开始了新的发展，结果之一就是使当代的泸州人拥有了现存最完整、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具有400多年悠久历史的泸州老窖窖池。泸州老窖陈列馆里，珍藏着一只乳白色筒形粗瓷包装酒罐，上写“三百年老窖”，背有“豫记温永盛酒厂”的款记。据温氏11代传人温筱泉先生回忆：同治8年（公元1869年），温家九世祖温宣豫从泸州舒聚源酒坊购得十口陈年老窖池，酿制三百年老窖大曲。这一包装证明了大约在19世纪70年代，已有三百年老窖大曲的名称出现。酒国诗录□张洋“诗成酒力雄”，自古以来，酒后吟诗，诗中带有扑鼻的酒香。早在汉代，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就写下了“蜀南有醪兮，香溢四宇，促吾悠思兮，落笔成赋”的辞赋，对泸州酒的醇香倾倒不已。苏轼在宋嘉宗四年，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一起游泸州，写下《浣溪沙·夜饮》：“佳酿飘香自蜀南，且邀明月醉花间，三杯未尽兴尤酣。”黄庭坚曾因贬谪来泸州住了半年，也吟出了“江安食不足，江阳酒有余”的诗句。明代诗人扬升奄邀请朋友饮酒作诗，总会开怀畅饮泸州小市酒：“玉壶美酒开华宴，团扇熏风坐午凉。”他与好友简绍芳分别,送行时写道：“艳曲荧弦别思长，华灯相对少晖光，江阳酒熟花如锦，别后何人共醉狂。”被称为“巴蜀第一才子”的张问陶，留下了2000多首诗，大部分描写泸州的酒和泸州的风土人情。他写道：“城下人家水上城，酒旗红处一江明，衔杯却爱泸州好，十指含香给客橙。”诗中写出了泸州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和酿酒业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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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王安石的人才思想

期刊

北宋中叶的王安石(1021—1086年)是一位有魄力、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教育家。他关于人才问题的独到见解,是他进步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他的主张虽然不可能真正实现,但作为一种珍贵的思想资料,至今仍在历史文库中熠熠发光,读来意趣盎然,发人深思。一王安石认为,人才是国家的栋梁,人才得失事关国家的盛衰安辱。这是他关于人才问题的基本观点。他说:“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材论》)。又说:“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已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势。

苗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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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夷坚志》故事中的宋代县官形象

期刊

在过往的宋代县官研究中,学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一般行政意义上的考课、迁转等层面,而对县官故事的考察则有待深入。南宋洪迈所撰笔记《夷坚志》中县官形象众多、故事题材丰富,可谓宋代县官形象描写之集大成者。探研这些有关宋代县官的作品,不仅可以看出在宋代官僚体系中基数最大的这部分官员的生存状态,而且可以进一步探究宋代基层官员的科举仕宦、伦理信仰观等。

赵龙[1];邢益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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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和“戏瓦童子”

报纸

苏轼在其所作的两首诗中提到过“戏瓦”的“童子”，一首名为《观台》：“三界无所住，一台聊自宁。尘劳付白骨，寂照起黄庭。残磬风中袅，孤灯雪后青。须防童子戏，投瓦犯清泠。”另一首《臂痛谒告作三绝句示四君子》其二：“心有何求遣病安，年来古井不生澜。只愁戏瓦闲童子，却作泠泠一水看。”“童子戏瓦”出自佛教经典《楞严经》第五卷，讲的是月光菩萨修习水观的故事。在修习水观时，要心无二志，专注于水，也叫“水定”。月光菩萨在修习水观时，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但还未抵达“身心本虚空”的最高境界。此时，一个年幼无知的童子，好奇地拾起一片瓦投向水中。在听到瓦击水的声音后，童子四处看了看，就离开了。月光菩萨出定后，便觉得心痛不已。直到他再次入定时，命童子将水中的瓦片取出，他的身体这才完好如初。此处的心痛，应该有另外一层意思，修习中的平静却轻易地被飞瓦入水声而打破，是为自己的定力不足而心痛。这种心痛类似于王阳明（考进士）落第时的感受：“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那么，苏轼与“戏瓦”的“童子”又有什么渊源呢？苏轼在人生的后半阶段，开始精研佛学。逐渐地，东坡先生悟透生命的真谛，练就了静观危局、处变不惊的旷达境界。苏轼曾写过一篇小短文记录他的一次乘船险境，话说那天快到曲江的时候，船只突然触礁倾斜，放眼四周皆是激流浪花，船上的人都大惊失色，面如土灰，唯有苏东坡依旧心平气和地在船上写字。他已经历过太多人生的大风大浪，眼前的这番巨浪根本不会对他的心理造成任何“涟漪”。倒不如继续写字，稳定情绪，如此，对于船友们也是一种精神慰藉。苏轼在自己的两首诗作中引用“童子戏瓦”这个典故就是说明自己经过了各种人生坎坷，在心灵上已步入了大彻大悟之境，生命中充满着一种“身心无挂碍，随处任方圆”的淡然和洒脱。尽管，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小人”无事生非，在自己了无防备时，“投瓦入水”，扰乱那份清净心。但是，世上终归没有什么事能让内心再起波澜。众所周知，苏轼是一个达观、潇洒的人，这种潇洒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点点地从苦难中打磨、历练出来的。每经历一次磨难，他就会对人生“看透”一层；在险恶的环境中，他能快速调整心态、自我解脱，做到“不为之惊，不为之忧，不为之乱”。他不再注重尘世的功名利禄，不再计较自己的荣辱得失。而且，他更深切地认识到，清净心的修习只是一个开始，绝非一劳永逸，需要不断地加以维系及修持，唯有如此才能达到至高境界，就算有“投瓦童子”调皮嬉戏，自己一样能够心若止水、如如不动。（《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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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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