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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关于韩愈的评说
期刊
苏轼对韩愈有众多评说,其中以《韩文公庙碑》最为集中,形成了关于韩愈的诸多经典评价。他以韩愈为百世师、万世法,誉韩的文、道、忠、勇说关乎天地造化、时运盛衰;而“能者天”“不能者人”说,前者有天人感应思想的内驱,后者有对社会的尖锐批判。
阮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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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苏辙《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 并序》背后的故事——姜唐佐——凭吊苏坟第二人?
期刊
文章以苏辙《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并序》为线索,根据事发时间,当时形势和人情事理逐层阐释,揭示出姜唐佐的中原之行主要是为参加当年的科考,途中他只有首先凭吊恩师东坡墓地,会见守墓的苏过之后,才能去汝南找到苏辙为其续写全诗。姜唐佐应是继参寥之后凭吊苏坟第二人。
乔建功[1];乔自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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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清照《词论》的几点思考
期刊
旧著中曾批评李清照《词论》“片面强调音律”、反对“以诗为词”。 本文反思旧说,认为:李清照对词的音律提出严格要求,也展示了词律有其自 由宽松的一面,并为以声律服务于抒情写景作出示范。从苏轼突破词律某些束 缚到李清照的强调音乐特征,是合于历史进程的辩证发展。宋词文学性与音乐 性结合的经验值得借鉴。在李清照对南唐君臣以至晏几道等词的评说中,反映 出她的审美兴趣非常宽广,力图兼采众美,以诗赋散文的表现手法来充实开拓 词境。
顾易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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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的“三教合一”
报纸
儒家、佛教、道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基因,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等,对政治制度、法律思想、道德规范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儒、释、道自汉代开始,它们以不同起点、不同性格以及不同的社会背景,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融摄,逐步走向了“三教合一”。“三教合一”是对儒、释、道三教关系的一种认识。在宋元之前,儒、释、道三教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时期的两次大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儒、释、道都具有一种共同的思想倾向,即从外在的修养转向内在的修养,以至在“修心”问题上达到大体一致的认识。两宋时期,宋代学术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创造性,为儒、释、道三教理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北宋哲学家将儒、释、道进行了调和,孕育出中国古代社会最完备的新儒学体系——理学。这个时期的儒家学者们以儒学为本位,援佛入儒,引道入儒,将佛、道二教的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与儒家学说中固有的政治伦理学说结合起来,从本体论的角度为当时伦理纲常提供神圣性证明,把个体的道德践履和心性超越交织在一起。周敦颐是倡导并实施“三教合一”的典型代表,他融合了《中庸》《易经》及佛道思想,以太极图为框架,论述了儒家的一系列范畴;王安石的新学,二苏(苏轼、苏辙)、黄庭坚的蜀学和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也体现出了“三教合一”。苏轼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此时的佛教也已经显现出儒学色彩。契嵩禅师认为:“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治世,无为者治心。”智圆法师一再宣称,儒、释共为表里,实践修齐治平。赞宁禅师认为,教虽分三,但都可以在皇帝的统领下发挥各自的优势。他认为,佛教如果能“旁凭老氏,兼假儒家”,其社会效果就更为突出:“夫如是,则三教是一家之物。”宋代佛教各派均向儒家靠拢。道教发展至宋代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道教典籍的编制、道教教团的形成,还是道教理论的深化,统治者对道教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这一时期道教出现了内丹论和“三教合一”的思想。张伯端就是北宋道教的杰出代表,在三教融合的前提下初步完成了道教外丹向内丹的转变。其在《悟真篇》自序中说:“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奈何后世黄缁之流各自专门,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没邪歧,不能混而同归矣。”南宋时期,朱熹提出理学的思想体系,完整融合了儒、释、道的思想,理学的“三教合一”影响到社会思想的发展方向。理学家们出入佛老,且斥且用,吸纳佛、道二教思想。作为思想界的独特群体,士大夫参禅恋道之风盛行,以高度的传统文化修养和对佛道理论的精湛造诣,在参禅学佛、儒道兼修的过程中,与禅僧诗文相互融合,同隐道参玄悟道;既接受佛学影响,又注重道教方术,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三教合一”思潮的发展。
□ 光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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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苏过海南“志隐”论
期刊
苏过侍父于海南,写下了《志隐赋》,在主客问答、铺陈、用事等方面承袭前人的自嘲模式;其娱父情结体现在赋中,使父亲苏轼有了意趣的共鸣和贬居儋州的岛夷之安;这在于苏过崇尚庄子的万物齐同、物性自然和遐荒养生,不再有人生的得失之念,故能以苦为乐,随遇而安。
阮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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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释孔子"克己复礼"命题
会议论文
长期以来,学界对孔子"克己复礼"命题存在着极大的误解。不管是将其解读成禁欲主义,抑或是复古主义,其片面性都在于仅从"礼学"的角度加以阐释,而忽略了"仁学"的观照。事实上,"克己"与"复礼"均超越了"礼"之范畴,直接指向"仁"之境界。"克己"不是单纯地"灭人欲",而是要通过深刻的内省,让自我更加主动地回复到"己——人"的共在之中,从而懂得理解和爱惜他人,此即"仁者爱人";而"复礼"即为"复仁",既不存在"礼"之外的"仁",也不存在"仁"之外的"礼",故对"礼"的遵循与践行是实现"天下归仁"的必要条件。
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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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词词语释(二则)
期刊
斗鸭栏干 冯延巳《谒金门》词云:“斗鸭栏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斗鸭栏干”各注本大都引《三国志·吴志·陆逊传》“时建昌侯虑于堂前作斗鸭栏,颇施小巧”的记载,加之古时在贵族之家流行有斗鸭习尚,故认为“斗鸭栏干”就是为圈养斗鸭、观鸭斗而建的栏干。古时有斗鸭之戏,但“斗鸭栏干”是否即圈养斗鸭、观鸭斗的栏干则是大成问题的。一是《陆逊传》所载。
樊维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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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廉政"思想对新时代反腐倡廉的新启示
会议论文
老子的哲学思想蕴含着意味深远的政治和社会管理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延续至今。尤其是代表作《道德经》,更是被黑格尔称作人类哲学萌芽时期的缩影。十九大工作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坚定不移地全面从严治党,并强调了哲学在指导一切工作中的重要性。本论文以采用文献搜集、归纳总结的方式为主,将老子《道德经》里的廉政思想分为三个角度,论述传统哲学对新时代政府廉政建设的指导意义。结合新时代政府廉政的新要求,采取引史鉴今、返本开新的方式,为反腐倡廉工作提供可借鉴的新方向。
王振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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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苏东坡与蕲水名医庞安常的交往
期刊
苏东坡,学而优则仕,遭奸臣暗算,流放黄州;庞安常,弃仕从岐黄之术,造福乡间。两人都博学多才,知医药,爱字画。"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秉性相投,一见如故,遂成莫逆之交。苏东坡离黄后,他们仍以笔墨继续神交。多年的交往传奇,真情厚谊,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医学遗产、艺术遗产和道德遗产。
饶学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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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逐与回归(137)
报纸
初到黄州温馨的乡味,抚慰苏轼受伤的心灵。而现世的感慨,又寄寓于同时所作的《万松亭诗叙》中:“麻城县令张毅,植万松于道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不及三四。伤来者之不嗣其意也,故作是诗。”诗中“天公不救斧斤厄”句,自有其深意。“天公”应读作“朝廷”。仿佛是天意安排,旧友正在路上等他,像梅,似溪,如松。二十五日,“山上有白马青盖来迎者”。原来是陈公弼的公子陈慥,现隐居岐亭,特地出迎二十五里。陈慥字季常,别号龙丘子,也是四川眉山人,在凤翔即与苏轼订交,可谓同乡故友了。苏轼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他在岐亭留住五日,作《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其二为:“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朱陈村在徐州萧县,苏轼知徐时,曾到过与朱陈村毗邻的杏花村。这首诗直刺时政,一无所隐,出狱时“平生文字为吾累”的誓言,又被苏轼抛诸脑后了。明代都穆在《南濠诗话》中说:朱陈村在徐州丰县东南一百里深山中,民俗淳质。一村唯朱陈二姓,世为婚姻。白乐天有《朱陈村诗》三十四韵。“予每诵之,则尘襟为之一洒,恨不生长其地。后读坡翁《朱陈村嫁娶图》诗……则宋之朱陈,已非唐时之旧,若以今视之,又不知其何如也。”一首小诗竟能打破后人的“桃源”梦想,实在功不可没。二月一日,苏轼到达黄州,尽管他已成为“不得签书公事”的变相囚徒,还是给神宗呈上《到黄州谢表》,表示要“蔬食没齿,杜门思愆,深悟积年之非”,而自己“贪恋圣世,不敢杀身;庶几余生,未为弃物”。据说神宗读到“无官可削,抚己知危”这两句时,笑曰:“畏吃棒邪!”(见徐度《却埽编》)以下臣的遭际取乐。幸好苏轼这些话只是例行公事的敷衍文章,并未那样低首下心,现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洗心革面。在《初到黄州》诗中,我们见到了诗人的本色:“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为口忙”有多层含义:为糊口而出仕,因口祸而获罪,兼指“鱼美”“笋香”的口福。二句看似诙谐,实则沉痛。苏轼自幼便“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亡兄子瞻墓志铭》),及壮被视为宰相之器。二十多年后,不仅没有功成名遂,反而蹉跌至此。“员外”,定额以外的散官。“水曹郎”,隶属于水部的郎官。梁朝何逊、唐代张籍、南唐孟宾于等都任过此职。苏轼借这种巧合加以发挥。“不妨”“例作”,牢骚之中带点幽默放达。宋代惯例,官吏俸禄,有一部分是实物支付。而苏轼的检校官一职,得到的多是公家卖酒后民间退回的酒袋(压酒囊)。这两句表面上自惭尸位素餐,实际上既是诗人苦中作乐的自嘲,也是对朝中权贵的讥讽。江西高校出版社
洪亮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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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